毛澤東新評(節錄) 錢理群

  有一種觀點,認為在一九六八年知識青年上山下鄉運動以後,或者到一九六九年中國共產黨第九次代表大會的召開,文化大革命已經結束。我們的歷史敍述還是想延續到一九七六年的天安門群眾抗議運動和隨後毛澤東的去世、江青集團的覆滅,而把一九六八至一九七六年視為文革後期。文革後期的特點,一是上層逐漸陷入了權力鬥爭,一是底層以「民間思想村落」為中心的民間思潮的空前活躍。我以為,文革後期民間思潮的主要成果有三方面:一、對中國現行社會主義體制的政治和經濟批判;二、社會主義民主與法制,思想啟蒙的呼籲與思考;三、發展社會生產力,改革農村體制的呼籲與思考。鄧小平吸收了七十年代民間思想  我們可以對七十年代以來,文革後期的民間思想作兩點小結。  首先,當時以林彪外逃為標誌,形成了文革巨大的社會與精神危機,所有人都覺得,文革難以為繼,中國需要一個轉機。於是,「中國向何處去」就成為這個時代的重大課題,一個思考的中心。民間思想者對此作出了不同回答,大體上提出了未來中國改革和社會發展的三種不同的路向。一是以陳爾晉、徐水良為代表,要求推進以「防止官僚特權,保障勞動者主權」為核心的國家政治體制的根本改革;二是以李一哲、盧叔寧為代表,以推進民主、法治和啓蒙作為中國的出路;三是以顧準、張木生、陳一諮、王申酉為代表,主張以發展生產力為第一要務,提出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從農村體制改革入手的改革路線。  三十多年後的今天,我們回過頭來看當年民間思想者的設想,可以很清楚看到,他們所提出的民主、法治、啓蒙要求,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從農村體制改革入手的改革路線,不同程度上為後來鄧小平等領導所接受,事實上構成了八十年代以來的中國改革的基本內容與方向,在這個意義上,我們可以說,七十年代的民間思想,確實為文革結束以後中國的改革開放,作了思想和理論的準備,他們是真正的中國改革開放的先驅者。但作進一步考察,也不難發現,民間思想者許多重要的,甚至是根本的思想和要求,如李一哲、盧叔寧所提出的「人民民主憲法」,盧叔寧所強調的「使人民成為自覺的社會成員,勞動者掌握自己的命運」為中心的啓蒙理想,在八十年代以來的民主、啓蒙運動中事實上都被忽略了。當然,更為嚴重的是,民間思想中最為激進的部分,即陳爾晉等所提出的國家政治體制的改革,事實上被擱置了,民間思想者在這方面提供的寶貴的批判資源,也完全被強迫遺忘,這些思想先驅成了「思想史上的失蹤者」,令人歎息。而這樣的擱置與遺忘的結果,就是經過三十年的改革,當年就已經提出的特權階級和勞動者的權利問題,都更加突出且嚴重,成為今天中國社會發展的瓶頸。這裏所包含的深刻的歷史教訓,是足以使我們警醒與深思的。毛澤東真的成了孤家寡人  其二,我們可以看到,文革後期所有民間思考,都涉及毛澤東,都不同程度上形成了對毛澤東的思想和體制的質疑與背離。我們剛才說過,這實際上反映了文革後期的民心、人心、黨心的變動。幾乎所有社會階層,無論是文化大革命的對象,那些幹部、知識分子,還是文革的依靠對象,那些青年學生、工人、農民,以至支持毛澤東主義者,都對毛澤東的革命產生懷疑,對他所建立的革命秩序表示不滿,充滿了變革的要求。回顧建國以來的歷次運動,毛澤東始終把黨的幹部、知識分子、青年、農民玩弄於股掌之間,但現在,所有被他玩弄、制伏,因而絕對服從他的社會各階層的人,都在不同程度上,成為他的對立面,成為懷疑他、抵制他,以至反抗他的力量。他最後真正成了孤家寡人。  於是,就有了最後的結局:一九七六年四月五日,由周恩來去世而引發的天安門群眾抗議運動,提出的口號是:「我們要民主,不要法西斯;要繁榮富強,不要吹牛皮」,「中國人民是中國歷史的主人」,「秦始皇的封建社會一去不復返了」——儘管當時群眾的主要矛頭還是指向四人幫,而且也有像我和我周圍的朋友這樣的人,還在堅持毛澤東主義,因而對「四五運動」背後的鄧小平,即黨官僚的影響,仍然心懷警惕,但對毛澤東仍持支持態度的,畢竟是少數。無論如何,毛澤東親自發動的文化大革命,確實是在四五運動的群眾呼聲中結束了。聖人夢驚醒  教人感興趣,並值得加以討論的是,毛澤東本人對這一切作出了怎樣的反應?如果說,林彪的外逃,在全國人民心理上造成巨大震盪,並構成人們新的懷疑、新的反思、新的覺醒的契機,那麼,應該說,毛澤東本人也受到巨大衝擊,他大病一場。兩個月後,即一九七一年十一月,大病初癒的毛澤東來到武漢軍區視察,突然說了這樣一句話——  「魯迅是中國的第一等聖人。中國第一等聖人不是孔夫子,也不是我,我是聖人的學生。」  聖人夢,是毛澤東從青少年時代開始、一生的真志,也是他發動文化大革命的動因之一。現在,毛澤東終於承認:「我不是聖人」,其中的無奈與感傷,我們是可以體會的。也就是說,毛澤東以「偉大導師」之尊發動文革,又以承認自己不是聖人告終,歷史就這樣完成了一個過程。  一九七二年毛澤東接見美國總統尼克遜,他們兩人之間有一場意味深長的對話。尼克遜為了討好毛澤東,說他的理論「感動了全中國,改變了世界」,毛澤東立刻回應說:「沒有改變世界,只改變了北京附近的幾個地區。」這裏的自我估價,和「我不是聖人」的說法是一致的。毛澤東終於承認自己歷史作用的有限性,也一定程度上承認了自己的失敗,說明他是清醒的。  面對這樣的失敗和不能不承認的自我有限性,毛澤東陷入了深刻的感傷與悲涼之中。他的秘書回憶,在生命的最後日子裏,他曾費力地用微弱的聲音,一字一句地背誦南北朝詩人庾信的《枯樹賦》:「此樹婆娑,生意盡矣!……昔年種柳,依依漢南。今看搖落,淒愴江潭。樹猶如此,人何以堪!」  但毛澤東更是頑強且有遠見的。  儘管已經面對了失敗和絕對的孤立,但毛澤東仍然要給中國和世界留下一些東西。  最重要,也最具深遠意義的,是他在一九七一年和一九七二年作出的與美國和解的戰略決策。就毛澤東個人而言,這樣的決策,也是有其內在邏輯的。如一位研究者所言:「毛澤東給人的公開印象往往是『反帝反修』毫不妥協的鬥士,這一點尤其在中蘇論戰中表現出來。但他內心深處,卻對美國鼓勵自由發展的靈活體制頗有好感,而厭惡蘇聯管得死死的官僚體制。」早在延安時期,他就曾對美軍觀察組成員說過,未來中國工業化必須有自由企業和外國資本幫助,中國可以為美國提供「投資場所」和重工業產品的「出口市場」,並以工業原料和農業品作為美國投資和貿易的「補償」。毛澤東在一九五六年蘇共二十大以後也多次強調借鑑美國管理體制。也是在一九五六年,毛澤東就曾做過突破中美關係僵局的努力:派遣中國藝術團訪問南美各國,並準備相機訪美演出(美國方面也表示了邀請的意圖),雖然後來因發生了匈牙利事件而終止,但至少說明,改善中美關係,以突破西方對中國的包圍,一直是毛澤東戰略思想的一個重要方面。中美談判從一九五五到一九七〇年前後堅持十五年,就是這樣的戰略意圖的表現。因此,七十年代毛澤東提出向美國開放,自是順理成章的。  當然,選擇在七十年代改善中美關係,更是出於毛澤東的戰略分析和戰略決策。一九七四年毛澤東進一步提出了他的「劃分三個世界」的理論。他在和贊比亞總統卡翁達的講話中說:「美國、蘇聯是第一世界。中間派,日本、歐洲、澳大利亞、加拿大,是第二世界。咱們是第三世界」,「亞洲除了日本,都是第三世界。整個非洲都是第三世界,拉丁美洲也是第三世界」。  這個劃分不僅表示他堅持一貫的第三世界立場,把中國看成是第三世界的一部分,更重大的現實意義是,把美國與日本、歐洲、澳大利亞、加拿大區分開來,也就是說把西方世界一分為二,這就為中國和日本、歐洲、澳大利亞、加拿大改善關係打開一個空間。另一方面,他雖然認為蘇聯、美國都是第一世界國家,但是又把蘇聯和美國區分開來,以蘇聯作為主要敵人,這就形成一個美中聯合反蘇的新格局。這樣,就用「聯合反霸」取代「反帝反修」,為中美和解提供了理論依據。這同時意味着毛澤東劃分世界政治力量的標準,已經不是社會制度,階級屬性,而是根據這些國家的經濟地位、經濟實力,以及在國際關係中的政策為標準,也就是說,他對國際問題的看法,已經不那麼堅持意識形態的立場,而更加注重國家利益,開啓了中國外交的新思維,一直到今天都是這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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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中共黨內分權制衡 (曹思源)

  作者從共產黨歷史展開論述,指出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創立的領導體制是決策權與執行權分權的領導體制,繼而由列寧加入監察權,形成黨內三權互相制衡的制度。文章繼而指出,如果當初毛澤東、周恩來、朱德、劉少奇能夠互相監督,文革不是不可以避免的。改革開放以來,經濟改革成功,無可避免觸及政治體制改革,在明年「十八大」召開前,作者提倡黨內分權制衡建議,期望引起社會議論。——編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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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 話 (卷首語-潘耀明)

  一年一度的香港國際書展又舉行了,此時此刻,頗多感觸。茲擷取幾則書話,就教於讀者。  一、  在世紀之交,我編了一套《二〇〇〇年文庫——當代中國文庫精讀》。中國當代文學五彩繽紛,十分豐富。這套文庫從選擇到解讀,每個程序都有難點,最後我們邀請海內外中國當代文學的研究專家和作家擔任叢書顧問,聽取他們的意見,才確定了精讀的對象和負責解讀的文學批評者,終於使這項工程開始建設起來。從一九九九年夏季起,分期陸續出版,共出版了二十位作家的自選集或選集,其中包括後來獲得諾貝爾文學獎的華人作家高行健,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這套文庫的代表性。  這套文庫從籌備到出版經歷了二年時間。在商業社會裏,編輯這套文庫,原是吃力不討好的事,銷量實在有限,毫無商業價值可言。文庫的編輯出版,時值《明報》成立四十周年,所以我們特別設計四百套「作家簽名編號珍藏本」,銷了三百套,大致可以彌補散本的虧損。  二、  在尋找中國道路的思考中,上世紀的中國知識分子已作了很大的努力,並形成一批傑出的帶有經典性的創作、學術與思想成果,在新世紀開始時,又有許多學者、思想家與作家面對全球化的潮流作出新的思索。然而,由於這些學術、思想成果屬於高層次的精英文化,它雖有高度的文化價值,卻不一定有市場效益。當時亞洲金融風暴後遺症仍在,香港及周邊地區的經濟皆陷入低谷,香港圖書市場一蹶不振。在此情形下,作為一位出版人,不可避免地陷入理想與市場矛盾的掙扎苦鬥中。但理想像一道陽光,仍然在我們的腦海閃爍。沒有陽光的生命,肯定黯然失色。我們抱着知其不可為而為的精神編輯新的一套文庫——《廿一世紀文庫》,不敢說向現實挑戰,只是略盡綿力,朝着迢遙的理想境界進發,並散發出一抹幽微的亮光。  《廿一世紀文庫》先後出版了王若水《新發現的毛澤東——僕人眼中的偉人》(上、下)、何方《從延安一路走來的反思——何方自述》(上、下)、余英時《會友集——余英時序文集》、李慎之《廿一世紀的憂思——李慎之文選》(三卷)、李澤厚《馬克思主義在中國》、袁偉時《晚清大變局》(上、下)、郭羅基《歷史的漩渦——一九五七》、劉再復《思想者十八題——海外談訪錄》、蘇紹智《風雨蒼黃五十年》。這套《文庫》因我不再負責出版社而中斷,但所收的作品也蔚為可觀。  三、  都說文學是票房毒藥,也許中毒已深而不可自拔。我繼《二〇〇〇年文庫》之後,又推出《世界當代華文文學精讀文庫》(由《明報月刊》與新加坡青年書局聯合出版)。這套書的起源是於三年前,詩人原甸兄從新加坡來香港,與我談起當了新加坡青年書局的總編輯,很想有一番作為。又說青年書局老闆陳孟哲先生同是虔誠的基督教教徒,很支持他的工作。在談話中,我建議雙方合編一套《世界當代華文文學精讀文庫》。  我初步構想,這套文庫的編委會由海內外知名大學的文學教授、學人組成,希望做到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世界華文文學的面貌。我發起了一個由二十八位海內外大學的文學教授、專家、學者組成的編委會,由他們選出五十位海內外華文作家,以獲得編委會票數最多的五十位作家為準。  這套書可說是廿一世紀開端具有相當客觀和具相對代表性作家的作品。作為策劃主編的原甸與我在《眾手合推的文化巨石——〈世界當代華文文學精讀文庫〉.總序》中,特別指出:「全球的華文作家,在全球化的陰影下,各有不同程度的憂慮。有人認為全球化在文化上有『同質化』的隱憂,因為人們擔憂全球化會形成某種的『文化殖民化』。法國學者菲力浦.英格哈德就有一句令人驚心動魄的名言:『全球化無疑是西方現代文明擴張的偉大結局。』然而,如果我們拋棄全球化的宏觀觀照,回到全球華文作家的微觀視點,我們起碼有一個欣慰的發現,即是在全球大洗牌的格局下,我們五洲四海,分居各處的華文作家之間出現了前所未有的隔洋相呼、隔空相應的聯繫局面。這對於中華文化在中原母體或在地極邊陲之處都是一個很好的現象。」  這套書共五十卷於今夏出齊,剛巧是《明月》的四十五周歲。在冷酷的商品社會,這種違反商業的出版行徑,似乎不合時宜,這也包含我們一個不屈的志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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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亞視誤報江澤民死訊看「等死必」 (譚志強)

  一切秘密都具有誘惑力。對社會輿論自身來說,是一種秘密的地方,形式上衝破秘密境界而出現在報刊上的每一篇作品,對於社會輿論的誘惑力,就不言而喻了。(馬克思:《馬恩全集》,第一卷,頁一五七)  這是共產主義老祖宗馬克思有關「禁果消息」(秘密)和「禁果效應」(秘密對社會輿情的誘惑力)的名言,只不過他未有想到的是,百多年之後,最多「禁果消息」和「禁果效應」的地方,竟是仍然在打着「馬克思主義」紅旗的中國大陸。政治傳播的禁果效應  所謂「禁果效應」,就是指由於政治結構或其他條件的制約,令一般人民無法自由得悉某些具相當影響力但又被禁止傳播的新聞消息(禁果)時,人民往往對這些被禁止傳播的新聞消息更感興趣,令新聞傳媒工作者更加意圖或企圖「挖掘」出這些「禁果」並公之於世。  長期被中共中央及有關當局不准自由報道的「中國高層領導人身體健康狀況」,甚至「最高領導人的逝世與否」,更是「禁果中的禁果」,不管中外國家官員和人民,都是對此極有興趣的。  不管是毛澤東還是鄧小平,在他們超過八十高齡並被外界確定身體狀況不佳之後,有關這兩位最高領導人「病危」或「死亡」的傳言,便在他們生命中的最後幾年不斷「被傳出,被否認,再傳出,再否認……」,循環不斷,直到他們的「死訊」,被中國最具官方權威的「新華通訊社」公開發布證實,才告停止。中國政治研究中的「排名學」  自中共一九四九年建立中華人民共和國以來,長期都存在一種很中國傳統的學問,那就是中國政治研究中的「排名學」。以前不少老一輩的香港、台灣和外國學者專家,例如司馬長風、黃震遐、徐東濱、司馬璐、丁望、胡菊人、查良鏞、寒山碧、郭華倫、鄭學稼、王健民、玄默、郭錫瑕、羅大衛(Davis Rowe)、白魯恂(Lucian Pye)、杜勉(Jurgen Domes)等,在中國大陸消息比較閉塞的一九四九年至一九八〇年代初期,都頗能根據這門「學問」(wissenchaft),以手上掌握到的有限信息,將中共內部的權力鬥爭過程和結果,猜個「八九不離十」。  只不過時至今日,這些熟讀中國歷史和中共黨史的老人家們,不是早歸道山,就是已退出江湖,通過自學或受過有關訓練獲得相關本領,目前仍在香港新聞界前線工作的,可能就只剩下李怡和筆者而已。  以現代西方社會學的內部知識分類來說,「排名學」其實就是一種特殊的「內容分析」。不過,和一般的西方「內容分析」截然不同的是,它不是「量的分析」,而是「質的分析」。研究者不但要對中國歷史如數家珍,還要對中共成立以來的權力鬥爭歷史(包括稗官野史在內)瞭如指掌,才能根據一些「蛛絲馬迹」,去測「風之起於青蘋之末」。  因此,「排名學」的社會科學成份不是完全沒有,而是含量較低,藝術的成份更多一些,更多的是倚賴研究者的經驗、機智和悟性。例如,台灣的郭華倫從國府特工自雲南邊境得到的《五七一工程紀要》,推論出林彪已與毛澤東正式攤牌並且生死出了問題,便屬其中顯例。  不但如此,「排名學」的一項重要通則是:「中共最高層領導人公開露面時的排名次序、頭銜、時間和場合固然重要,但是,某位高層領導人在應該出現的重要場合,突然沒有公開露面,其意義和價值更加重要。」  最近前中共最高領導人江澤民的被誤報「死訊」,便屬此項重要通則的典範。「等死必」的採訪經驗  「鄧死必」(Deng’s Death Beat),又稱「等死必」(等待中共最高領導人死亡的採訪路線),是一九八九年「六四事件」前後至一九九七年二月,港台駐京特派記者都普遍要跑的一條採訪路線(beat),亦即爭取最先確實報道當時中國最高領導人鄧小平的「死訊」。(因為當時鄧小平已經年近或超過九十歲,隨時都會去見馬克思,所以根本就不會有什麼「病危」可言。)  曾經駐守北京五年之久的筆者(前台灣《中國時報》駐京特派記者),與今次誤報江澤民死訊的譚衛兒(前《英文虎報》、亞洲電視駐京特派記者),以及不少港台新聞傳媒臨時派往北京採訪新聞的記者,當人在北京時,都會在主跑新聞(如北京亞運)之外,或多或少地兼任這條「鄧(等)死必」的追蹤查證工作。  因此,在這八年間,每次北京地安門軍區大院(鄧小平住宅所在地)一有點風吹草動,除了台灣《中國時報》擁有自用吉普車及專聘司機之外,其他港台傳媒駐京記者大多數都會即時僱用比較信任的北京計程車司機,於當天或當晚在北京城「親身造訪」某些重要消息人士的住宅,查證「死訊」消息是否真確,決不使用大家都知道可能被二十四小時監聽盜錄的電話去查詢,一時之間,可以說是採訪車滿城跑,人人有希望,個個沒把握。誤報並非新鮮事  由於新聞競爭壓力極大,某些沉不住氣,消息來源也比較「流口水」的香港新聞傳媒,每隔幾個月便會將鄧小平的「死訊」搶先「報道」一次,然後被中國有關黨政部門(中宣部、外交部或其他機構)發言人「澄清」(否認)一次,一而再,再而三,周而復始,非常搞笑。  故此,日前亞視(譚衛兒)報道江澤民「死訊」出錯,久歷此中滄桑的筆者,一點都不會驚奇,要怪就只能怪中共政權太過閉塞,或者香港的新聞傳媒市場競爭太過慘烈。  目前已經高齡八十四歲,仍以「太上皇」身份,幕後遙控中共中央最高決策機構「政治局常委會」裏「江系」高級領導人的前中國國家主席兼中共中央總書記江澤民,最近「病危」消息頻傳,就「等死必」的往例來看,其實並非什麼新鮮事,而是很正常的「舊有習慣」。  以往,要查證老鄧的「死訊」是否屬實,比較嚴謹的新聞傳媒,都至少會上下通力合作,在幾個小時之內,至少找到三個或以上比較可靠的消息來源,就他們提供的消息內容互相交錯比對。沒有一定的把握,最多都只是報道「病危」,絕對不敢報道「病逝」的。  當年,鄧小平在晚上九時零八分於解放軍三〇一醫院被證實死亡之後,他的「死訊」於當晚十點左右,幾乎所有北京高層官員到港台各大傳媒老闆(特別是中國新聞主管),都差不多同時收到同樣內容的簡短消息。因此,誰能最先證實這項消息為真,才是這場新聞戰裏面最具考驗的環節。亞視新聞並無嚴謹查證  筆者當晚也是以香港特派記者身份,以《中國時報》台北總社為核心,和北京特派記者、東京特派記者、華盛頓特派記者等全球聯線去查證,一直搞到第二天凌晨零時四十五分新華通訊社發稿,公開發布老鄧死亡的消息才停止。  當晚,最先證實「鄧小平死亡」的桂冠,於凌晨零時二十五分左右,亦即早了新華通訊社約二十分鐘,被香港的「中天電視」奪得。事後筆者得悉,這是當時「中天電視」老闆于品海(曾任《財經新聞》記者)、新聞部主管陳慶源和當晚在北京城內跑來跑去的駐京特派記者梁東(現任《自由亞洲廣播電台》駐台北特派記者)三人為主力,及全台新聞人員上下通力合作,才犯險贏得的,其查證過程是非常嚴謹的,可以說是一點都不簡單。  不久之前亞洲電視誤傳江澤民的「死訊」,其過程是否像當年「中天電視」查證鄧小平死亡消息那麼嚴謹,依筆者對該台兩位新聞主管(梁家榮、譚衛兒)能力和性格的認識,再加上事後的私下查詢,筆者可以很有把握的說,應該是沒有。至於造成誤報的真正原因究竟是什麼?為存忠厚,筆者也不便細說。「病危」結束 「死訊」開始  外號「江大個兒」的江澤民,由於體形超重太多,其健康狀態其實一向都欠佳,特別是其心臟毛病早為人所知。一九八九年四月還在擔任上海市委書記兼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時,江便已因為在政治局委員會會議臨時掏出緊急心臟藥物,給在會議中突然發病的前中共中央總書記胡耀邦服食,暫時保住胡耀邦的生命。  不過,當江澤民於當年六月底召開的中共十三屆四中全會,被以鄧小平和陳雲為首的眾位中共元老集體「欽定」為中共中央總書記兼第三代接班人之後,由於政治地位連跳兩級,獲得超越世界水平的、「六星級」以上的「解放軍三〇一醫院」的「老人醫學」悉心照顧,再加上其接班過程比較順暢,眾元老在他上台後次第歸西,壓力沒有胡錦濤和溫家寶那般厲害,心情比較愉快,最近二十年來,江澤民的身體健康狀況,總算是一直平穩。  於是,江澤民總是能在適當的時候和適當的場所,通過公開露面,不但令有關他「病危」的傳聞迅速消失,還讓外界明白他「太上皇」的地位仍然不變。例如,二〇〇九年十月一日,江在「建國六十周年大閱兵」露面,就是一例。  然而,今年五月中旬,上海便已傳出江澤民因為心臟病發而被送院急救的「病危」消息,中國官方對消息卻一直沒有澄清(否定)。不久前,七月一日前後舉行的一連串「建黨九十周年慶祝活動」,理應公開露面的江澤民,卻連影子都看不到,於是,在「排名學」的通則影響下,有關江澤民「病危」或「死亡」的消息,便自民間的口耳相傳和網路上的以「代號」互相傳播,如洪水般一下子流散到全世界。  亞洲電視搶先報道江澤民「死訊」後,新華通訊社要等十八個小時之後才公開「闢謠」,是日後有關江澤民健康情況的新聞,自「病危」「質變」成「死訊」的開始,而非「死訊」的結束。  總之,即使這次香港亞洲電視的確有誤傳「死訊」,其影響仍然是正面的,因為從「誤傳」到「澄清」的十八個小時,至少證明了江澤民的身體健康,的確已經出現嚴重問題,「等死必」必成中國新聞線工作者的主要任務,日後新聞記者只要專心去跑江澤民的「死訊」,甚至只是去查證江澤民是不是已經「拔管拆喉」,根本不必太過在意他是否已經「病危」就是了。  (作者是兩岸關係評論員、澳門科技大學人文藝術學院助理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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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九十憂患」看十八大  兼談江澤民生與死的影響 (曹景行)

  精彩摘錄:習近平與李克強的地位應該已經確定,而其他幾位有實力的人物,已經拉開一場角逐:最早起步的薄熙來在重慶以「打黑唱紅」別樹一幟;新疆的張春賢今年兩會期間用微博同民眾溝通;廣東的汪洋快刀斬亂麻懲處了兩起農民工騷動事件中的失職官員;上海的俞正聲則到交通大學對五千師生上黨課,在公眾面前呈現出一個與其他官員很不一樣的俞正聲。這些官員的最新見解以及胡錦濤七一講話所強調的,都是要順從民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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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首前哨戰的重點 (劉銳紹)

  精彩摘錄:如果政府修訂遞補機制的內容,只堵塞「無理辭職」的漏洞,但接受其他合理的辭職或出缺,並答應進行補選,再諮詢市民意見,那麼,溫和民主派有可能接受政府的方案,因為他們也不希望再讓激進民主派「玩嘢」,以免「累全家」。倘若如此,溫和民主派將再受激進民主派攻擊;如果他們選擇「捆綁式投票」,那只會「攬住死」,還會失去中間選民的同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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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自己活一天 (陳祖芬)

  我兒子叫峰峰。我家女孩叫麗麗。我媽媽八十八歲。峰峰和麗麗架着我媽走進放映廳,我在前邊帶路。廳裏的台階扁扁的,可以一步跨兩級。媽媽哼哼着怎麼也邁不上第一級。峰峰舉起外婆上了一級,又上一級。媽媽已經返老還童,看不懂電影電視了。她去年在家下牀時摔斷了腿,別人都說這樣的老人只能好生在家待着。不過我不是別人,我想試一試,讓媽媽走出門,走進電影院。《建黨偉業》放映廳裏的觀眾齊刷刷地看着老太太被一級一級架上台階,他們或許只能找出一個答案:這老太許是革命老前輩,許是建黨偉業之後人?我不知道媽媽能不能坐上這兩小時,劉燁扮演的青年毛澤東一出場,我趕緊對媽媽說,看,這是青年毛澤東!媽媽點頭。劉燁又上場,我又說:看,這是年輕時代的毛澤東!媽媽又點頭。我不時看看她,媽媽眼睛睜着呢。好像,不需要我再喊毛澤東了。終於架上媽媽走下台階步出放映廳的時候,我覺得,我也完成了一個偉業。  影片中,反對袁世凱的宋教仁,遭袁世凱的刺客槍擊。宋教仁尚有一息時說:家中貧苦,我死後,拜託諸公,替我照顧老母親。這組鏡頭不太被人評說。但叫我很動心:人之將死,最苦的莫過於還有放不下心的老母親。人在不同的年齡有不同的偉業,到了媽媽八十八歲的時候,做女兒的偉業,就是讓媽媽過得好。  媽媽八十來歲的時候還一個人在中國和美國間飛來飛去。我對她說,我希望你九十歲還能一個人飛去美國。我相信奇迹,希望媽媽能創造生命的奇迹。譬如一周後又想讓她上電影院。媽媽已如幼兒,想怎麼樣就怎麼樣,這回說什麼也不肯出門。麗麗推來輪椅讓她坐,媽媽一見輪椅,就好像小孩一見穿白大褂的就知道要打針,媽媽知道上了輪椅就得出門。我們說了多少胡話,總算鎖上門把媽推下了樓,在樓前綠蔭下的街道上,我們把輪椅轉過來這麼這麼說,把輪椅掉過去那麼那麼說:去電影院多好啊。媽媽說:我要回家。  我們終究都得聽她的,因為她是媽媽。  我們把她再推回家,扶下輪椅。媽媽睏了,所以像小孩鬧睡那樣。麗麗帶媽媽去臥室,我和峰峰在餐廳說話。已經中午了,我說,你忙去吧,今天的革命失敗了。這時卻見麗麗護着媽媽出來了。睡醒了?媽媽欣喜地叫起來:峰峰!你什麼時候來的呀?我笑:他今天剛來。媽媽說:那我要請客。麗麗說那去哪裏請客呢?媽媽心情大好地說:峰峰去哪裏我就去哪裏。我們就像訓練有素的特戰隊似的,趕緊架起她走出家門,連輪椅都省略了,一路架進電梯,架上計程車,架進電影院。我們只是為了讓媽媽多一些活動的空間,並沒有明確想看的電影。立即開演的下一場,叫《假裝情侶》,好,四張票。讓媽看愛情鬧劇?或許她只能假裝觀眾?  我大學畢業時,老師說有一個留上海的名額,是我。我說不,如果想做事業,就要到北京。我就這樣坐上北去的火車。而現在,我才記得那句老話:父母在,不遠遊,我才開始了我的「偉業」。  這一年來,我家人這個病那個病,再加上我的工作,好像不再有輕鬆的日子。有一天我說,我要為自己活一天,先生夢溪曰甚好。我一人去看電影,去服裝市場。我在攤位間轉着,就想着一會兒是不是轉到媽媽那裏去?終於覺得沒什麼可看的,走吧,走到門口,站住了:還是去媽那裏吧?可是,好不容易下決心為自己活一天的,就這麼算了?狠狠心,去幾家我喜歡的玩具店。上了計程車,路經一家我常給媽媽買蛋糕的店,那一瞬間,就想拉開車門跳將下來。很奢侈的僅僅是為自己的一天過了,偏偏鬱鬱的。覺得不如平時為家人忙乎,心裏扎實而有成就感。更不用說寫作了。  而且,我自己呢?我自己在哪裏?那一天下來,迷失了自己。  我二十九日凌晨五點寫下這些文字,然後走到窗前,院裏滿滿的綠樹在雨濛濛霧濛濛中碧綠而幽深,好像一幅經典的油畫,叫我大驚的是,那一院經典的綠裏,獨一輛紅車探出半截身子,我怔怔地站在那兒,被這一派綠和一截紅鎮住了。上蒼給予我這麼多,這麼多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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