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舊報證《孫中山年譜長篇》謬誤  兼談楊衢雲身後事秘聞 (黃大德)

  廣東是辛亥革命的策源地和發源地,但準確地說,以孫中山先生為首的革命黨人,是將香港作為宣傳及策動起義的重要基地。興中會在香港成立後,便隨即策劃了乙未廣州起義。對於是役的情況,我們只能在馮自由、陳少白、謝纘泰、鄒魯等人著述或口述的材料中了解一些概況;在陳錫祺主編的《孫中山年譜長篇》(下簡稱《年譜》)中,對這一事件的記載,只止於起義計劃制訂及楊衢雲在港措置失當,加上起義計劃泄漏,清政府防範加嚴,廣州機關被破壞,孫中山亡走日本,陸皓東被捕以致壯志未酬身先死。所引用的資料,也只局限於馮自由等人的材料,以及港督羅便臣致殖民地大臣有關廣州起義的調查報告書等記載,惟缺引用當年報紙所載消息的報道。當然,年譜的編寫,沒有定法,孫中山《年譜》的編寫凡例,亦是一法,但缺乏當時、當地的報刊資料,就顯得缺乏歷史的真實感和厚重感。其實,從《華字日報》所存的報紙來看,就有不少關於是次起義失敗的消息報道。如下——《華字日報》對乙未起義的報道  「拿獲亂匪詳述」:初十日前任西關汛官管帶中路辦理善後緝捕事務鄧守戎惠良會同卓營勇弁潛往城南珠光里南約空屋內,搜出洋槍兩箱及鉛彈快碼等件,即拿獲匪徒四名,兩匪身着熟羅長衫,狀如紈袴子,餘二匪則絨衫緞履,貌商賈中人,是晚番禺縣惠明府開夜堂提訊四匪,供稱所辦軍火,因有人托其承辦,並供開夥黨百數十人,定十一日由香港搭附輪船來省,或由夜火船而來,惠明府據供即將四犯押候再訊。迨至十一早,鄧守戎於晨光熹微之際,即帶兵勇駐紮火船埔頭,俟夜輪抵省,按圖索驥,一遇生面可疑之人,立行盤詰,遂拿獲廿餘人,解縣審辦,及下午四點鐘,港中日火船抵步,守戎兵勇亦在嚴搜,復捉獲數人,又同日卓勇營於五點鐘時,鎖拿三犯入南海縣,十二日亦獲一人,書生裝束,路上謠傳紛紛,言皆謀不軌之黨夥也聞。督憲譚文帥面諭四營將官,各營統領所有城廂內外,各地段一律加密緝查,如偵出匪黨倡亂中人及造謠煽惑者,立拿獲就地正法云。  正據省城訪事人來函登報間忽接閱省中中西報所載此事甚詳,因全錄之,以供諸君快睹。統帶巡防營卓勇李芷香大令,查得香港及省城附近村鄉等處,邇來時有匪徒出沒,謀為不軌,並查得省垣雙門底王家祠內雲岡別墅有孫文即孫逸仙在內引誘匪徒運籌劃策,即於初九日帶勇往捕,先經逃去,即拿獲匪黨程淮陸號(皓)東二名,又在南關鹹蝦欄李公館拿獲三匪,並搜獲大飯鑊二隻,長柄洋利斧十五把,是屋祟垣大廈,能容千人,聞前兩日有數十人在屋內團聚,續因風聲泄漏,先被逃去,當將五匪帶回營中審訊,供詞閃爍,言語支吾。復於十一早派勇前往火船埔頭及各客棧嚴密查訪,未幾,而香港夜火船保安由港抵省,船上搭客有匪四百餘人,勇等見其形迹可疑,正欲回營出隊截捕,已被陸續散去,祇獲得四十餘人回營訊問,內有朱貴銓、邱四二名,均各指為頭目,但據朱貴銓初上堂時自認為王貴,迨經各匪指證,始供實姓名,王貴即朱貴銓,並據諸匪所供,係朱貴銓偕其兄朱某及邱四聲言招募壯勇,每名月給糧銀十元,惟未知何往。其兄朱某前數日經已招得四百餘人,先行他往,當在火船時有銀八百餘元,由朱貴銓及邱四除交輪船水腳外,每人先給過銀五毫,其銀係朱貴銓親手分派,並由邱四每人給紅過帶四尺五寸,以為暗號,又教以除暴安良口號四字,並帶上面蓋,以鴻毛泥下藏洋槍碼子及短槍等物。當即照會稅務司,悉心查搜,果查獲軍火,惟未知多少。而據朱貴銓、邱四所供,則謂以鴻毛泥桶載軍火來省,已不自此次始矣,並先有黨徒來省租便民房二十餘間,以為屯聚之所,刻下黨與(羽)已約有四萬餘人,原擬齊集省垣後,先中(在)藩署前起事,若能得手,即由花縣清遠一路北上云云。該匪等謀為不軌,幸為李芷香大令先期查獲,以遏亂萌,否則五羊城中倉猝起事,雖有兵勇,其如迅雷,不及掩耳,何嗚呼險矣。而李大令之功亦偉矣。(新曆十月三十日,農曆九月十三日)  「南番兩縣正堂示」:現有匪首,名曰孫文,結有匪黨,曰楊衢雲,起意謀叛,擾亂省城。分遣黨與,到處誘人,借言招勇,煽惑愚氓。每人每月,十塊洋銀,鄉愚貪利,應募紛紛。數日之前,聽得風聲,嚴密查訪,派撥防營,果獲匪犯。朱邱陸程,經眾指證,供出反情,紅帶為記,口號分明,鎗械旗幟,搜出為憑,謀反叛逆,律有明刑,甘心從賊,厥罪維均,嚴拿重辦,決不從輕。城廂內外,兵勇如林,搜捕亂黨,決不饒人。惟彼鄉愚,想充勇丁,不知禍害,貪利忘身,一時迷惑,概予施恩,丟棄紅帶,急早逃奔,回歸鄉里,安分偷生,免遭擒獲,身首兩分,特此告示,剴切簡明,去逆效順,其各凜遵,毋違特示。九月十三日示。(新曆十一月一日,農曆九月十五日)  「逆犯正法」:月之廿一日,番禺縣惠大令由監獄提出前日所拿獲訊明之叛逆匪犯陸皓東、邱四、朱桂(貴)銓共三名,解往營務署訊驗明白,恭請 王命,當堂綑縛,會同營弁名營勇肅隊押赴法場處決,以昭炯戒,而定人心。聞尚有程淮一犯,則仍押監獄聽候定讞云。(新曆十一月九日)  此後數日,報上連續刊登「五羊夜禁」、「城法執匪」、「羊石嚴防」等追蹤報道。當然,按《年譜》所定凡例,如果歷史資料已夠詳盡、準確的話,報紙上的報道大可不必錄之。但正如被視為國民黨正統革命史家的馮自由坦言,因他入會時年僅十四歲,對於興中會時期的歷史,一開始是一無所知,許多事情,就連孫中山、陳少白、鄭士良、楊衢雲諸先生也說不清,他後來撰史,只能在謝纘泰《中華民國革命秘史》的基礎上寫成,其後無論是官方還是坊間出版的數百種史籍,都「相率從之」(《興中會初期重要史料之檢討》)。  這就意味着,謝纘泰沒記述的,其他史籍都付之闕如,若有錯謬之處,也就必致以訛傳訛。  例如,馮自由說,策劃起義之前,退伍軍士二百名「全數加入興中會」,楊衢雲令「朱貴銓統率之」乘船赴省。從《華字日報》報道觀之,這二百會員,其實不過是以每月十元的「招勇」,上船後因「授紅邊帶一條,始知招人作亂」,因此才有「省釋無辜」的報道:  十一日早在火船埔頭拿獲亂黨四十餘名,聞經官憲提訊得實,除朱邱兩名各指為頭目外,復有數犯供同謀亂者,嚴禁獄中,其餘則供稱彼等在港因無生計,遇匪首詭言招募勇丁,每月薪金可得十元,遂應其募,惟匪首並不言招往何處,及引落輪船,每人發給洋銀五毫,並各授紅邊帶一條,始知招人作亂,其時輪已開行,雖驚聞犯法亦無從走返,然路上屢經推卸,曾言我等欲保全首領,斷不相從,船上人所共聞,懇求開恩明察等語。眾口一詞,官憲細察,一干人語出真誠,念其愚昧無知,不過被匪徒瞞煽,即據情申詳大憲,並謂亂黨雖許以多金,而伊等不肯從賊,詢屬良民。大憲詳閱批令,概行省釋,並每名着銀一元,俾作川資,速返鄉里,如再為逗留,一經查出,當作匪徒懲辦云云。大憲此次開網施仁,並加優䘏,彼冥頑之輩,亦當感激無概矣。(新曆十一月六日)《年譜》貶楊衢雲地位  又如:《年譜》十二月七日項中提及,廣東當局懸賞孫中山及各黨人,援引的是鄒魯編著的《中國國民黨史稿》資料:  廣東當局懸賞花紅一千元緝拿先生,懸賞一百至二百元緝拿楊衢雲、陳少白等十四人。  但此與事實不符。《華字日報》所載「重懸賞格」原文節錄如下:  土匪孫文,糾結夥黨,暗運軍火,約期在省城滋事一案,當經拿獲匪犯陸皓東等多名審辦,惟尚有首要孫文等在逃未獲,亟應懸賞嚴拿……。賞格,計:孫文,即孫逸仙,香山縣人,花紅銀一千元;楊衢雲,香山縣人,本籍福建,花紅銀一千元;朱浩,清遠縣人;湯亞才,花縣人,已(以)上三百元。王質甫,江西人;陳煥洲,南海縣人;侯艾泉,香山縣人;劉秉祥,清遠縣人;李亞舉,香山縣人;吳子材,潮州人;魏友琴,歸善縣人;李芝,南海縣人,已(以)上二百元。夏亞伯,新會縣人;陳少白即夔石,新會縣人;莫享(亨),順德人;黃麗彬,清遠縣人,已(以)上一百元。  《年譜》所引的資料與「重懸賞格」對照,有兩處謬誤:  一、「重懸賞格」懸賞人共十六名,而《年譜》和《中國國民黨史稿》卻只說有十四名。  二、賞格中的花紅銀碼,顯示了清政府當局對各犯的重要性的評估。《年譜》和《史稿》記載懸賞花紅一千元的只有孫中山一人,其他皆為一二百元。而「重懸賞格」以一千元懸賞的還有楊衢雲。《年譜》和《史稿》把捉拿楊衢雲的花紅降至一二百元,這是一個嚴重的謬誤,起碼是忽略了楊衢雲在辛亥革命歷史上的地位及他在清政府心目中的重要性,這於楊衢雲不公,也於歷史不公。  《中國國民黨史稿》之所以出現這種錯誤,一是作者鄒魯雖可說是與孫中山同時代的人,但並不是事件的親歷者,第一次廣州起義時,他才不過十歲,而寫作時雖知有懸賞一事,但只屬道聽塗說,缺乏第一手原始資料。二是可能正如馮自由所言:「鄒海濱在同盟會裏沒有黨籍,據他自己說,只是中和堂的會員,居然恬不知恥的寫黨史(事實上,鄒寫的黨史,是找幾個中山大學的學生替他執筆的)。」假手於人,再加上未加考證,信手寫來,哪能不錯?不過,依筆者之見,造成此錯誤的原因,還可能由於起義前興中會選舉會長時,楊、孫之間就存在矛盾(這在《年譜》十月十日項中有充分的反映),因此在「記憶」通緝懸賞價碼時,自然也就把孫中山放在一千元的檔次上,而楊衢雲則次之。  正是這種正統思想作祟,便出現了如蔣介石第二任妻子陳潔如在回憶錄中所說的事件,蔣介石欲命陳果夫用一百萬元收購謝纘泰收藏的一幀楊衢雲和孫中山於戊戌年在日本與友人合照的相片。因蔣介石認為楊衢雲昂然坐在前列,孫中山則站於後排,居於隨從的地位。有失國父的身份,令人難堪。但謝纘泰拒絕了,保存了一段珍貴的歷史留影。否決楊衢雲葬黃花崗  一九〇一年一月十日,楊衢雲在香港中環結志街五十二號二樓寓所被清廷派出之刺客暗殺,謝纘泰為楊衢雲安排下葬於跑馬地香港墳場,並為楊衢雲設計一個無字碑,只刻有編號六千三百四十八。至於楊的後事如何,鮮有報道,惟見一九三四年六月六日香港《華星三日刊》上有「楊衢雲將歸骨廣州」的報道,實錄如下:  楊衢雲為乙未革命黨人之一,是役失敗後在港被暗殺而死者也。光復後,黨人日事內爭,無復懷舊報本之情,此長眠香港跑馬地英國墳場之楊衢雲,誰復有一念及之者。匪特是也。寖假且有議其行事者,世論之無是非久矣,可勝慨哉。月前,楊女秀霞,以比邱尼之身(楊第三女秀霞早年經出家為尼)赴省走謁諸黨要,以若父為革命而死,死後反受誣有降清之事,請為昭雪。並請由政府撥帑歸骨黃花崗,遂由鄒海濱向西南政務委員會提出通過准予照辦。鄒並為題像贊:「為革命之先進,為民眾之先鋒,身雖遭厄,道□終宏,懍然起敬,瞻茲遺容。」此案既通過,其女秀霞復赴港籌議歸骨事,並得胡展堂為之撰墓誌云。如是,則楊衢雲歸骨之期不遠矣。  這確是一段鮮為人知的插曲。  承丁新豹先生告知,他曾在南京第二歷史檔案館看過兩個卷宗,一是楊鶴齡寫給國民政府的,另一是謝纘泰寫給國民政府的,都建議把楊衢雲遺體歸葬廣州黃花崗。但一層層審批,結果鄧慕韓以楊衢雲在兩次起義中犯了嚴重錯誤為由,否定所請。  鄧慕韓是老同盟會員,是孫中山的忠實信徒,長期從事宣傳工作,民國後曾任孫中山大元帥府參議、廣三鐵路局長、國民黨廣東支部宣傳科長、大本營廣東宣傳委員、國民黨廣州特別市黨部常務委員等職。一九三〇年後,長期擔任中國國民黨中央黨史編纂委員兼廣州辦事處主任。他在辛亥革命時期就有「鄧師爺」之稱。(在潘達微逝世後,李棲雲撰有《編潘達微競思錄者》文,中有曰:「鄧慕韓(即鄧師爺)本同冷殘做革命,到民國,師爺熱中做官,冷殘淡淡離開他了。」(見一九二八年十月八日上海《光報》)以「楊衢雲在兩次起義中犯了嚴重錯誤」為由否定所請,在今天可說是「極左」分子。俗語稱:失敗乃成功之母,若革命能保證不犯錯誤,一次成功,簡直是天方夜譚。孫中山領導的辛亥革命經歷了十次的失敗後,才取得突然而來的、戲劇性的成功,如果第一次的失敗歸咎於楊衢雲,那麼後來八次的失敗,責任由誰承擔?  楊衢雲最後並沒有歸骨廣州黃花崗。六千三百四十八號無字碑,如今依然靜靜地豎立在香港跑馬地墳場,至於歷史功過,就由後人評說了。  (編按:二〇一一年,香港古物古蹟辦事處正式為楊衢雲設立說明牌,寫上了楊的姓名和生卒年份,亦載有其生平和革命事迹。)  (作者是內地著名藝術史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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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金門省思民國百年  夾在兩岸的尷尬與弔詭的國家圖像 (林泉忠)

  精彩摘錄:在兩岸超過一甲子的「國家」爭奪戰中,金門意外地成為唯一與百年民國同壽的完整行政區。在此一百年中,金門呈現了四幅弔詭的「國家」圖像,提供了我們重新省思何謂「國家」的契機。究竟兩岸未來的「國家」航標將指向何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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純粹的詩歌,純粹的文學獎 (唐 睿)

  十月六日,瑞典斯德哥爾摩的諾貝爾獎委員會公布本屆的文學獎德主是瑞典詩人特朗斯特羅姆(Tomas Transtromer)。這個名字在許多國家都不能說是一個響噹噹的名字,但在瑞典本土,特朗斯特羅姆卻不失為一位家喻戶曉的詩人。  為什麼會有這樣的認識差異?有人將原因歸咎於詩歌之難以翻譯,這可能是一種理由,然而更現實的原因可能是,詩歌在現代文學體裁中,已漸漸變成一種邊緣體裁。就以諾貝爾獎為例,上一位獲獎的「詩人」——也就是將主要精力投放在詩歌藝術的作家,已經要上溯到一九九六年的波蘭女詩人辛波斯卡 。稍後獲獎的作家雖也有不少人從事詩歌創作,但他們主要耕耘的是小說或戲劇。在現代世界,詩歌藝術或許仍能保有古典時代的貴族體裁美譽,然而卻絕不是一種普及體裁。因此,這多少就說明了為什麼在法國這樣一個對外國文化有着強大胃口的國家,且特朗斯特羅姆的詩亦早在二十多年前已被譯成法語,但對法國人來說,特朗斯特羅姆卻始終是個陌生名字。  當然,我們可以舉一些風行各國文藝界的詩人名字,例如敍利亞詩人阿多尼斯 (Adonis) 作為反證,而這就牽扯到接受美學,以及特朗斯特羅姆本身是怎樣一位詩人的問題。  特朗斯特羅姆鮮受主流文學影響,從他的詩歌緊緊紮根於北歐的風光就多少能看出,西方世界文學的主要思潮運動,以及前衛文學概念並沒有在他的作品中留下太多痕迹(反倒是日本的俳句以及中國文化對他的後期創作提供了不少靈感)。除此之外,出版數量稀少也使特朗斯特羅姆未能在文壇上引起巨大共嗚。在五十年代末,快將三十歲的特朗斯特羅姆只出版過兩本詩集,加上他的人生又不像阿多尼斯那樣波瀾壯闊——因投身文藝政治活動而被捕入獄,就很難引起外國讀者的好奇了。觀照事物流露纖巧感覺  然而,平靜的人生並不等於平庸。  一九五四年,特朗斯特羅姆出版了他的第一本詩集,一本標題簡單而又純粹的詩集《詩十七首》,當時他二十三歲,仍就讀於斯德哥爾摩大學心理學系,已經為他的詩歌覓得了一種獨特聲音,而這種聲音一直是他創作美學的重要元素。四年之後,他又出版了另一本詩集《路上的秘密》。  到了一九五六年離開大學的時候,特朗斯特羅姆的詩歌中閃爍一種罕見的純粹與節制,詩藝更加成熟,他在觀照事物時流露出纖巧的感覺,在捕捉主題時突顯出既個人而又私密的風格,並能將這一切感覺,轉化為一種豐富的隱喻,令人佩服。於是,特朗斯特羅姆就在六十年代,漸漸受到國外的注意。  《路上的秘密》  日光落在一個睡者的臉上。  他的夢更加生動  但他沒有醒來。  黑暗落在一個在不耐煩的  太陽強光中行走於他人中間的  人的臉上。  天色如一場驟雨突然轉暗。  我站在容納每一時刻的屋裏——蝴蝶博物館。  陽光依然強烈如初。  它那不耐煩的畫筆正描繪着世界。  (一九五八年作,董繼平譯)非遁世孤芳自賞的詩人  特朗斯特羅姆詩作中所閃耀的潔白以及簡潔的語言有時會成為年輕詩人詬病他的理由,特別是在上世紀六七十年代。此外,他甚少在作品中作政治表態,也成為某些人攻擊他的理由。實際上,特朗斯特羅姆並非一位遁世詩人,雖然他甚少藉詩作論政,但他關心社會以及世界卻是毋庸置疑的,除了詩歌創作之外,特朗斯特羅姆還堅持從事心理輔導工作,輔導邊緣青年,為低下階層或者傷殘人士服務,在在都說明了他並不是一位孤芳自賞的避世詩人。  簡潔實際上就是特朗斯特羅姆的美學核心,通過這種簡潔的美學,特朗斯特羅姆向讀者說明,他跟一般普羅大眾並無差別,他像我們一樣,需要乘地鐵或者火車代步,偶爾需要在酒店的房間裏借宿,憑藉牆上的窗子眺望世界,造訪教堂,傾聽音樂,凝視自然,並且不斷進行或大或小,或近或遠,或狹義或廣義的,旅行。然而,跟一般人不同的是,平凡的一切在遇上特朗斯特羅姆,經過他語言的淬煉之後,通通都會變得不再平凡。  《上海的街》  一  公園裏這隻白色的蝴蝶被許多人讀過/我愛這隻雪蝶彷彿牠是真理飛舞的一角//黎明時人群奔醒我們寧寂的星球/公園到處是人。人人都長着八張玲瓏的臉,以對付各種情況,避免各種過失/人人都有一張無形的臉,映印着「秘而不宣」的東西/它在疲憊時出現,並像蝰蛇酒一樣腥澀,回味不止!//鯉魚在池中不停地游動,牠們邊睡邊游/牠們是信仰者的楷模:運動不息  二  中午時分。魚貫而至的自行車上空/洗過的衣服隨灰色的海風飛舞。請注意兩側的迷宮!//我被無法解讀的文字包圍,我是一個十足的文盲/但我支付了我所應該付的,東西都有發票//我攢集了如此多無法辨認的發票/我是一棵老樹,掛滿了不會掉落的葉子!//一陣海風使這些發票沙沙作響  三  黎明時人群踩醒我們寧寂的星球/我們都在街的甲板上,像在渡船甲板上一樣擁擠/我們將去哪兒?茶杯夠嗎?我們因踏上這條街的甲板而感到幸福!/這是幽閉症誕生的一千年前//這裏每人背後都有一副十字架,它飛着追趕我們,超越我們,和我們結合/某個東西在背後跟蹤我們,監視我們,並低聲說:「猜,他是誰!」//我們在陽光下顯得十分快活,而血正從隱秘的傷口流淌不止  (一九八九年作,李笠譯)  超現實主義觀照事物的方式為特朗斯特羅姆提供了豐富的畫面,還有一些叫人眼目昏眩的形而上想像,而在詩作中產生更大力量的是,當中的寂靜,還有以一種超凡密度呈現出來的空白感。  《刪塗火焰》  在這陰暗的數月,我的生命只閃亮  在我與你做愛的時刻。  猶如螢火蟲般自燃又自滅,自燃又自滅,在夜間的橄欖林中我們能夠暫時跟隨牠的路徑。  在這陰暗的數月,我的生命依然崩頹而懶散  在我的軀體離開並筆直地走向你。  晚上,天空呼嘯。  隱閉着,我們偷擠宇宙的奶汁,藉以苟活。  (一九八三年作,筆者轉譯自Jacques Outin 的法譯本)運用韻文和散文的筆法  特朗斯特羅姆後來探索出詩歌的另外一種聲音旋律,一種新的質感和紋理,他逐漸在詩歌中運用到愈來愈多的韻文以及散文的筆法。《晚間視野》(Night Vision)和《波羅的海》(Baltics)是特朗斯特羅姆最著名的兩本詩集,分別在一九七〇年以及一九七四年出版。在這時期,美國詩人布萊 (Robert Bly) 將特朗斯特羅姆的詩首次翻譯成英文,讓其詩作得到更廣泛的傳播。  《書櫃》  它是從死者的屋裏弄來的。在我放入沉重的新書前——精裝本——空了幾天,空着。我因此把深淵放了進來。某種東西從底下到來,緩慢但不可阻擋地上升,像一根大水銀柱裏的水銀。你無法轉身離去。  黑暗的冊子,緊閉的面孔。他們像站在分界線弗里德里希大街上的阿爾及利亞人,等待人民警察檢查護照。我的護照很久以前已和玻璃盒子放在一起。柏林那天的霧也在櫃子裏面。這裏有一種年邁的絕望,含有帕生達爾大戰和凡爾賽條約的滋味。比這滋味更老。黑色、沉重的書籍——等一會兒再說它們——它們其實是一種護照,厚得足以在數百年內收集如此多的圖章。人當然不會攜帶這些沉重的行李,在他上路前,在他終於……  舊歷史學家也在那裏,他們得站起身,看我的家庭。沒有話音,但嘴唇在玻璃背後不停地挪動,你會想到一個老掉牙的官僚機構(現在已被一個鬼故事盯上)。一幢大樓,金框玻璃後掛着死者的肖像,某個早晨玻璃內側結滿了哈氣。肖像在夜間開始呼吸起來。  但玻璃櫃更為奇特。目光橫跨過分界線!一層閃光的薄膜,一條房屋必須映照的黑河上發光的薄膜。你無法轉身離去。  (一九七〇年作,李笠譯)  一九九〇年,一次腦中風導致特朗斯特羅姆的右半身癱瘓並患上了失語症,結果,這位剛剛於一九八九年,以詩集《給生者和死者》獲北歐理事會頒發榮譽獎的詩人就開始減慢創作速度,而他詩作的那種寂靜感覺則更為擴大,光的意象也變得更為密集,更具量感。一九九六年出版的詩集《悲哀的貢多拉》輯錄了詩人最早的幾首「俳句」,其後,又在二〇〇二年出版了《短詩》,並在二〇〇四年將《大謎題》完成。現在,八十歲的詩人已經寫得很慢了。有評論說,瑞典學院將文學獎頒給這位本土詩人,除了要表揚詩人對本國文學的貢獻,同時也有釐清文學獎與他國政治關係考慮的嫌疑。姑勿論委員會的動機如何,是次頒獎確實令世界認識了一位久被忽視的詩人,從文藝的角度而言,畢竟是件好事。  (作者是復旦大學中文系博士候選人、巴黎第三新索邦大學比較文學碩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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喬布斯與上帝 (卷首語--潘耀明)

  喬布斯逝世,成為這一時期國際社會的新聞大焦點,把今年諾貝爾獎特別是諾貝爾文學獎的新聞掩蓋了。  喬布斯是一位商業奇才,也可以說是一位發明家。他的發明也是作為商業用途的。  喬布斯推動了對登峰造極的器物及其技術的崇拜,「以及對其發明者、也即他本人的崇拜。這是器物崇拜在符號資本主義時代的最高典範。」①  一個隨身攜帶的電子產品,以不太貴的價錢,與世界其他名牌如卡地亞珠寶飾物、LV、邁巴赫汽車(Maybach)等等名牌相比,毫不遜色。「在精神性從人類舞台退場之後,大眾日常器物,第一次洋溢出耀眼的美學光輝。」②  美國《福布斯》雜誌資深編輯Daniel Lyons曾描述了當年十九歲的喬布斯赴印度參佛磨練的故事。他與眾多朝聖者一樣,師從一位來自哈佛心理學教授的宗師(密宗)。他花了十天時間在白雪常年覆蓋的印度北部山區靜修,每天過着吃一頓飯、睡冰冷地板的生活。他很快悟出這是一個由人們自己製造出來的圈套或騙局。這個世界並沒有佛祖或上帝,他自己就是主宰自己的上帝。這位宗師對他說了一段饒有深義的話,表示世上的宗教並不意味是圈套,它們大都是為了善良崇高的目的,人們都需要信仰一些東西,渴望得到生命的意義,這也是喬布斯遠道跑來朝聖的原因,「……看看你周圍的美國人吧。這是這個星球上有史以來最富有的國家,但同時也是經歷最多苦難的國家,沒有人感到幸福。這到底意味着什麼?人們開着豪華轎車,住着寬敞的房子,吃着珍饈美味。但這些都沒用,人們還是要去教堂,還是要去看心理醫生,還是要吸毒。」③  在拜物主義充斥的現實社會,現代人精神無比空虛,他們一直在尋覓一種精神上的寄託。宗教信仰無疑可以使他們得到心靈的慰藉。這位宗師舉起喬布斯的雙手,表示一隻手是上帝,一隻手是物質,如果把這兩隻手的手指交織在一起,不管是誰,只要能將兩者結合,他便會變得無比的強大。  朝聖十天便頓悟出自己是上帝的喬布斯,堅決走自己的道路,加上自己的聰明才智,在蘋果這一平台上創出了奇迹——把器遊戲推到最高境界,讓千千萬萬的人們躲進一個精巧的電子產品iPhone、iPad、iPod,實現「人生遊戲」的虛擬世界。  在這場器世界的遊戲中,唯一的主宰正是喬布斯,相反地,人們都在這一場人生遊戲中,喪失了自己,成為一個虛擬的存在。喬布斯改變了人類的生活習慣。  Daniel Lyons在虛擬一首喬布斯自題詩中,把喬布斯比喻是巧奪天工的偉大廚師,獨闢蹊徑,炮製出一道人間珍饈,呈現在人們面前,「然而/每天我(喬布斯)站在餐館窗前,目送百分之九十七的路人匆匆走過/一轉身拐進了對面的麥當勞。」④  這首詩很有諷刺意味。麥當勞曾經改變了人們的飲食模式,然而,喬布斯卻改變了人類的生活模式。當喬布斯目睹眼下芸芸眾生對他這個大廚烹飪的美食,狼吞虎嚥,怎麼不躊躇滿志呢?  當年夏娃偷吃了樹上禁果——蘋果,從此發現了情愛、羞恥和善惡的真理,人類開始進入情世界;喬布斯摘下了另一枚樹上蘋果,以自己的「上帝之手」打造出一個人見人愛的隨身電子器,支配了人們的生活,人類從此進入蘋果的器世界。  與喬布斯一樣,今年諾貝爾文學獎得主——瑞典詩人托馬斯.特朗斯特羅姆(Tomas Transtromer),也是強調走自己的路,不斷自我突破和超越,後者是對寫作而言。  詩人說:「詩是某種來自內心的東西,和夢是手足。」詩及其他文學樣式,都是屬於精神方面的情世界,要突出內心的自我個性,主宰自己,把握自己。然而芸芸眾生卻在器世界迷失了,喬布斯才是後者的主宰者,這是情世界和器世界的迥異之處。當人們進入了沒有夢想的器時代,這個世界已變成千人一面的局面,人生還有什麼意義?  注:  ①② 朱大可:《喬布斯咬了上帝的蘋果》,新加坡《聯合早報》,二〇一一年十月十日  ③④ 丹尼爾.萊昂斯:《喬布斯的秘密日記》,中信出版社,二〇一一年二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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溫州老闆為什麼 「不務正業」? (曹景行)

  在今天的大陸媒體上,只要談及最近數十個溫州老闆「跑路」的新聞,論者難免要對他們做出「不務正業」一類的道德判決。對此,筆者曾在自己的新浪微博中問一句:「為什麼溫州商人涉足房地產或資本運作就有罪?如果經營主業的內外環境越來越差,利潤越來越薄,他們為什麼非要孤軍奮戰下去?」溫州老闆欠債難還人間蒸發  浙江溫州的老闆因為欠高利貸難還、資金鏈斷裂而人間蒸發(跑路)的事情,半年前就開始出現,近期日益頻發,累計已有一二百起之多,涉及金額少則幾億,多的高達十幾二十億。有的老闆躲去上海等地躲債,也有的乾脆跑到國外,個別老闆無路可走甚至跳樓自殺。令當局擔憂的是,這種狀況如果進一步蔓延,不僅可能因老闆間的相互擔保禍及其他許多中小企業甚至整個行業,還可能因高利貸泡沫破裂而釀成社會動盪。  而且,不僅溫州,浙江另外一個民營經濟重鎮台州,近來也出現了企業倒閉、老闆跑路的風潮。「十一」長假期間,總理溫家寶帶着一眾財稅金融高官專程前往浙江溫州和紹興,更透出一種緊迫感。有人認為當局只要重拳出手,不難控制住局面;也有人認為北京現在才來救火,已經是後知後覺了。  確實,以北京對付危機的習慣做法,緊急調來幾百億資金,再配合一些行政手段,暫時平息眼下的風潮大概不是難事。一個正面信息是,欠債最多的信泰集團老闆胡福林已於十月九日從新加坡回國,將在政府參與下重組產業。畢竟,相對於溫州地區四五十萬家大小企業來說,眼下深陷高利貸而實在活不下去的還是很小一部分。今後,推出一些新的金融政策,甚至同意地方政府的要求,讓溫州開始金融綜合改革實驗,把龐大的民間資本從地下導入地上的正規金融系統,也可能遏制民間高利貸的盛行和蔓延。「溫州模式」成為改革開放典範  但是,最根本的問題仍然沒有觸及,那就是這許多溫州老闆為什麼會「不務正業」,以至拋棄原來的正業。而溫州以及浙江其他地方要保住製造業的競爭優勢,關鍵是要讓那些產業有錢可賺,更要減少經營風險。不然的話,即使「輸血」救急,資金還是會流到其他容易賺錢的地方和行業,業內資金又會再度短缺。  記得十年前同香港多家媒體的老總和主編一起到溫州採訪。儘管那些外貌樸實的溫州老闆說着聽得不大明白的普通話,但眼前的事實讓香港媒體同行頗受震驚。比如,溫州有個本來名不見經傳的普通小鎮柳市,居然成為世界上最大的低壓電器產地,正泰和德力西兩大集團成為西爾斯、沃爾瑪等歐美大商場的主要供貨商。  還有打火機、眼鏡等等,溫州企業都佔有了全球市場的一大半,製鞋、製衣、印刷、小五金等行業也都做得風生水起。一九九七年筆者到巴拿馬採訪,遇到一位到那裏投資開設打火機廠的台灣商人,交談時他表示,就是因為受不了大陸溫州人的低價競爭,才不得不跑到這麼老遠的地方來開廠,還是設在台灣政府花了大錢弄成的出口加工區,享受優惠和補貼。  那幾年,「溫州模式」成為中國改革開放和民營經濟的典範,甚至被當成奇迹。確實,溫州那裏地少人多,沒有什麼資源,也沒有什麼特殊政策可以吸引外資,所有的成就都是靠着溫州人赤手空拳打拼出來,靠的就是敢於為天下先,不辭辛勞和風險(包括政治風險)敢吃市場經濟的螃蟹,搶佔到了先機。一時間,溫州商人遍布全國每一個角落,就連西部邊陲的新疆喀什市的中心,十年前就豎起了一棟溫商大厦,很是醒目。  那幾年正是中國民營企業發展蓬勃、利潤豐厚的時期,溫州老闆的成功為他們帶來了龐大的財富,手中積累了越來越多的資金。杭州和上海許多新建的豪宅小區裏,開始出現溫州老闆和他們家人的身影,也推高了那裏的房價。房地產市場、股票市場、山西煤礦,以至古董藝術品拍賣場中,溫州資金越來越活躍。這本來是資本逐利的正常運作,只要本業繼續盈利,就不會有什麼「不務正業」的問題。經營環境惡化迫使商人投資地產  但從二○○五年以來,中國民營企業的經營環境開始惡化,起點就是那年七月人民幣匯率大幅跳升,以中小企業為主的出口加工業首當其衝承受重壓。接着幾年,由於原材料和能源價格大漲,由於勞工荒造成工資大幅跳升,由於政府在環保、勞動法規、土地拍賣、出口退稅等方面的政策收緊,各地民營企業的生產成本持續增加,平均利潤越來越薄,虧蝕經營的越來越多。它們能夠支撐到今天,而且多數仍然艱辛維持經營,已可算是奇迹了。  而二○○八年開始的全球金融危機,對中國的民營企業如同雪上加霜。它們不得不尋求新的出路,或者轉型升級,或者轉移到低成本的內地省市,經營風險大增,需要政府扶持,特別是要對民企開放更多的投資領域。但是,當局投入的四萬億救急資金,卻多被地方政府和國有壟斷大企業用去,加重了「國進民退」的格局。比如,在山西省整頓小煤礦過程中,數以千億計的浙商資本被排擠出去,其中相當一部分就是溫州資本。  在這樣的局面中,投資房地產就成了許多溫州商人的必然選擇。正如一位老闆所透露的,他經營千人工廠一年的利潤,還不如他老婆一人在上海炒樓的獲利。但現在,不但民營企業的生存空間越來越窄小,投入房地產的大筆資金也因中央政府持續不斷的「宏觀調控」而被套牢,資金短缺開始浮現。必須從體制和政策方針解決問題  而從去年到今年,中國為了對付通貨膨脹加劇,當局不得不一再抽緊銀根,使得溫州民營企業更難從商業銀行正規渠道得到資金,不得不更加依賴早就十分活躍的民間借貸。隨着這樣的需求越來越迫切,本身按照市場供求決定利率高低的民間借貸就轉變成高利貸,進而把整個社會差不多都捲了進去。不但那些擁有資金的私人金主變成了「老高」,政府公務員也大量介入放貸活動,就連國有商業銀行的資金也通過各種灰色渠道流入地下高利貸市場,牟取暴利。這樣的高利率,當然不是一般的企業能夠承受得住的。  說到底,溫州問題反映的只是中國民營企業當前整體的困境;要從根本上解決,就必須認真從體制和政策方針上解決民企的各種難題,認真維護民企在中國市場經濟中的主角地位。不然,不僅溫州的危機可能循環反覆,中國其他地方也可能(或者已經)發生類似的事情。  至於有人認為,當前溫州危機預示中國經濟也將出現大問題,而且會跟着西方經濟一起墜入谷底,那只是因為他們實在不了解中國的實情。最好先去中國中部和西部的省市去轉一圈,回來再發表高見吧。  (作者是香港時事評論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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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內外壓力下的台灣內外政策  專訪台灣總統馬英九 (楊力宇)

  二〇一〇年二月,本刊獨家發表作者專訪台灣總統馬英九談話之重要內容及作者的評析。最近作者再度專訪馬英九,將談話重點及評析交本刊獨家發表。在上次專訪中,馬英九全面申釋其兩岸政策,並首度說明其「三不」政策之內涵;在最近的專訪中,馬詳細說明在內外壓力下他所制訂的堅定但務實的內外政策,並分別針對中共及民進黨主席蔡英文提出其「呼籲」。兩次談話均透露了重要訊息。——編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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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首選舉「七三」比例的變化 (劉銳紹)

  精彩摘錄:江澤民過去雖然曾傾向唐英年當特首,但必須注意,有「傾向」並不等於「已經拍板」。況且,以江澤民今天的健康狀況,他會把精神主要放在香港的特首選舉上嗎?即使他有精力,也會把精神放在中共的「十八大」人事布局之上,看看如何延續自己的影響力和權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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