紀念辛亥卻拆烈士墓園  被遺忘的伍漢持 (樹 鈞)

  一九一三年八月十九日,被袁世凱殺害的伍漢持烈士,是第一個流血犧牲的國會議員。今年是烈士殉難九十八周年紀念,也正值辛亥革命百周年,為表達對烈士革命犧牲精神的懷念和崇敬,廣州市文化廣電新聞出版局和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廣州市委員會,假廣州市孫中山大元帥府紀念館聯合舉辦了「伍漢持烈士生平展」,並選擇了二〇一一年八月十九日烈士殉難的紀念日舉行了展覽會開幕典禮。展覽會分四大主題﹕「習醫入教,懸壺濟世」,「創會辦學,投身革命」,「維護約法,衛國殉職」,和「生子仲謀,浩氣長存」。  伍漢持烈士在許多人心目中是陌生的,即使是研究民國史的學者,都不認識這位民國成立後被袁世凱暗殺的第一位國會議員,充分反映了歷史學界對辛亥革命的宣傳一直局限在僅有的幾個知名人物,忽略了全面和深入探討。今年時值辛亥革命百周年,所看到的人物紀念,仍然是眾所周知的幾位。事實上,如伍漢持等先輩,令人景仰的不僅僅是參與革命的鬥爭,而是超越了當時的派系糾葛,甚至在腐敗的環境中,拒絕軍閥的賄賂,保持了潔身自好的崇高品質。  伍漢持,一八七二年誕生在廣東台山(當時稱為新寧)縣斗山村。那裏不僅是開創移民海外的著名僑鄉,也誕生了許多革命和政壇人物。伍漢持年輕時也曾經參加過科舉,冀能步入仕途,可惜沒有成功,復在當地私塾中任教。不久,他和英國的惠斯禮教會接觸,接受洗禮,直到殉難,都是一名虔誠的基督徒,而且進入當時教會開設的醫院學習醫學,結業後在廣東開平開業,為當地百姓診病。不料義和團案發生,廣東也受到波及,伍漢持開設的醫院也被洗劫一空。他只好避走香港,在油麻地行醫。就在那時,開始接觸到革命人士,漸漸投身革命陣營,先後參加了廣州起義,並和其他革命烈士共同策劃一九一一年的黃花崗起義,事敗後再度退避香港,稍後又參加了香軍起義,光復廣州。民國成立後,他在一九一三年被香軍推舉為代表廣東的眾議員。  參與革命活動期間,伍漢持在香港創辦了第一個由中國人自主的中國基督徒會,開啓了後來中國三自愛國教會的先河;此外,他又聯同其他革命人士,共同創辦了中國紅十字會,為社會提供慈善救濟的工作。他也進入廣東的政法學院學習政治經濟,跟陳炯明是同學,後來陳炯明擔任廣東都督時,特任命伍漢持為都督府的醫務部長。子女繼承兩個醫院  伍漢持在投身革命期間,先於一九〇四年在廣州市的舊倉巷三十九號創辦了圖強醫院,後在一九〇六年和夫人李佩珍在舊倉巷五十一號創辦了圖強助產學校,目的是培養助產士,令他們具備現代化的接生知識。  伍漢持殉難後,其子女繼承父親遺願,在這兩個醫院當院長。長子伍伯良在天津的北洋海軍軍醫學校畢業,二十年代獲得中法庚子賠款的公費,前往法國里昂醫科大學學習,獲得醫學博士學位,之後進入德國柏林大學醫學院學習,再次獲得醫學博士學位;女兒伍智梅在廣州夏葛醫學校畢業。為紀念父親,他們在一九一八年將圖強醫院改名為伍漢持紀念醫院,並且在廣州市大東門榮華南街九號開設分院。  一九三一年,伍智梅等經當時廣州市長的批准,前往美國、加拿大、古巴和秘魯等,向當地華僑籌募資金,在今天的東風東路中山大學附屬腫瘤醫院現址,興建了規模較大的伍漢持紀念醫院,一九三六年竣工。翌年三月二日,更把伍漢持的墓園從原來的耶穌墳場遷移到新建的醫院庭園中。不料好景不長,同年七月,對日抗戰全面展開,廣州淪入日本人手中,醫院遭到破壞,幸運的是烈士墓園倖免於難。  中國大地在一九四九年發生翻天覆地的變化,伍漢持創辦的醫院,以及後來子女建立的紀念醫院都先後被政府沒收(當時美其名為接管)。圖強醫院被併入第一人民醫院,助產學校則先改名為廣東省第一助產學校,到一九五三年後再次被歸併入廣東省衛生學校,也就是今天的廣東醫藥學院。至於伍漢持的遺孀及其他家人,一概被掃地出門。由於伍智梅與國民黨素有關係,中共對她扣上了「反革命現行犯」的帽子,幸她在一九四九年就已經離開內地,翌年抵達台灣。可是,由於被告密,伍伯良就順理成章成為妹妹的替罪羊,一九五二年被宣判十五年的刑期,經過了五年的牢獄之災,才以態度良好的理由將其釋放。興建大樓拆烈士墓地  文化大革命的狂風暴雨,不僅給伍伯良再度帶來滅頂之災,就連和共產黨毫無關係的伍漢持在醫院庭園中的墓園也難以倖免,被徹底破壞。因為伍漢持是基督徒,他的墓碑上刻有紅色十字架,所以成為無知的暴徒消滅的對象。  無人知曉的烈士墓園被毀,醫院被充公,在那個年代,伍漢持的家屬也不敢前往醫院拜祭先人。一直到一九七九年大陸對外開放後,旅居海外的家屬回到廣州,前往醫院了解,才發現伍漢持的墓地被糟蹋,於是上書中國國務院僑務辦公室,要求修復墓地。經過詳細的了解,僑辦終於在上世紀八十年代撥款二十萬人民幣,將伍漢持墓修復,家屬也倍感安慰。  不料到了九十年代,家屬發現位在中山大學附屬腫瘤醫院的伍漢持墓再度被忽視了,成了堆積垃圾的場所,而且工人公然在墓上晾曬衣物。雖然廣州市在二〇〇八年把伍漢持墓列為文物保護單位,但腫瘤醫院在二〇〇九年為了興建大樓,在沒有通知家屬的情況下,將墓拆除得一乾二淨,一直到二〇一〇年初,伍漢持的家屬才發現。伍漢持遺骸奇迹出土  就在醫院和家屬發生爭議之際,失蹤了近半個世紀的伍漢持遺骸,奇迹般在醫院挖掘工地時被發現,盛有遺骸的骨壜完好無損,骨壜的瓦蓋內側寫上伍漢持的姓名和就義日期,也標出遺骸在一九三七年三月二日從原來的耶穌墳場遷移到現址一事,確證這是伍漢持烈士的遺骸無誤。  由於埋葬在地下近一個世紀的遺骸,一旦暴露在空氣中,必遭氧化,於是家屬要求醫院從速擇地安葬,醫院卻只命工人臨時製作一個粗糙的木箱,內放伍漢持的骨壜,就這樣擱置在醫院的空調控制室,不聞不問。後經家屬強烈抗議,以及廣州市文化廣電新聞出版局的努力,伍漢持的骨壜才可暫時安葬在廣州市被荒棄的粵軍第一師諸先烈陵園中。這座荒涼的陵園,也在文化大革命時,遭紅衛兵徹底鏟平,粵軍第一師殉難烈士的墓地片瓦不存,目前僅剩下當時蔣介石下令建造的碑塔,而塔頂端的國民黨黨徽和蔣介石三字,也只剩下被刀鑿空的痕迹。  當中國正在計劃紀念辛亥革命百周年之際,對革命時代獻身的烈士之墓,居然在這個具有紀念意義的時候被挖掘,而且不予適當補救,於是伍漢持的家屬考慮,鑑於大部分後人都旅居北美,也許將伍漢持的遺骸遷往加拿大最為妥善,一則從此不必再有墓地被折騰的擔憂,再則家屬可以就近灑掃祭奠以盡孝道。  實際上,中華大地在紀念辛亥革命百周年之際,拆除辛亥歷史遺迹比比皆是,如天津原來有十六處遺迹,至今只剩下四處;杭州的秋瑾密謀暗殺清廷官員的場所,是當地唯一碩果僅存的辛亥遺迹,也在今年初被鏟平。社會如此反常,因為要大肆開發房地產。在一些地方,連執政黨的自身烈士陵園也被波及了。伍漢持烈士墓被挖掘,也是因為中山大學附屬腫瘤醫院,在華南地區是創造稅收最有成效的單位,所以它敢於隨意拆除辛亥烈士的墓園,地方官員也就裝聾作啞視若無睹了。共和的民族魂紀念館  在伍漢持烈士生平展開幕後所舉行的座談會上,一位中山大學資深歷史教授語重心長表示,在台北的忠烈祠裏,供奉着烈士的個人靈位,受到應有的尊重,反觀廣州是烈士的故鄉,又是投身革命的發源地,然而烈士殉難後,不僅沒有得到中國人對逝者應有的傳統敬畏,反而在「利」字當頭的歪風下,連安息的方寸之地都被侵佔了。  假如對待辛亥革命的烈士是如此的不敬,那麼再多的紀念會,座談會也只是表面的形式,根本沒有任何的意義。實際上。辛亥革命給後人的思考,就是從孫中山先生革命開始,一直到中國共產黨的執政,一百年來,中華民族終於有了共和之名,但離統一之實還遙遙無期。其間政治門戶之見,就是中華民族統一的主要阻力。從台北的忠烈祠裏,我們就看到,在共和的大旗幟下,只有國民黨認同的先烈,才具有進入祠裏的資格,而共產黨裏很多的烈士,也都是原來從國民黨裏脫胎而來的,為什麼就不能如國民黨烈士們一般受人瞻仰呢?  為此,感受到伍漢持烈士墓的滄桑,以及台北忠烈祠裏供奉先烈的偏見,有識之士應向北京進一言,除了舉辦辛亥紀念會等活動外,是否可以考慮創建一座共和的民族魂紀念館。在這座紀念館裏,將供奉着所有為推翻滿清,創建共和,建立民國,抗日聖戰等所犧牲的烈士們,這裏將沒有黨派的分歧和門戶之見,因為在活着的人心裏,要他們排除成見有一定的困難,那麼為了中華民族的未來,為了這片可愛的土地,先烈們早已獻出他們的生命和鮮血,那麼我們是否能在他們的英靈帶領下,團結一致,共同創造繁榮富強的明天?誰要能拿出頂天立地的勇氣走出這一步,誰就能在中華民族的歷史長河中留下萬世流芳的盛名。  八月十九日晚寫於廣州旅次   (作者是旅居加拿大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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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成就了一代偉人(卷首語--潘耀明)

  朝東西眺望沒有邊際,  朝南北眺望沒有頭緒,  朝上下眺望沒有依歸,  我的驅馳不知將何所底止!①  鋪好稿紙,首先想到屈原的幾句詩(白話譯文)。辛亥革命迄今已一百年。這一百年間,中國老百姓經歷幾許動亂、烽火……革命是這百年間最時髦的名詞。但每次革命之後,老百姓有沒有真正嘗到由此帶來的甜頭或果實?  一百年走下來,古老的中國也曾歷劫滄桑,也曾老朽過、血腥過,當然也曾煥發新生。  革命曾經把中華民族的優秀傳統文化也革得蕩然無存。在世上,除了瑪雅文化,相信再沒有一個民族可以把自己的文化連根拔起——那是五千年文化經歷的歲歲、月月、日日的時間的漏斗篩下來祖先的瑰寶啊!  為什麼別的民族可以容許傳統文化與現代文化共存,我們卻非要自毀文化長城?  這怪誰?這難道是當年孫中山先生的初衷?!  剛參觀過上海宋慶齡故居,使我想到更多一些更深一些。  荳蔻年華的宋慶齡,便受到孫中山先生革命思想的影響,後來更不惜與父母決裂,「委身革命」,嫁給孫中山,最大的原因是因為革命的需要,並不是出於純粹的愛情。  在舊中國已腐敗不堪的日子,作為一個沉靜、內歛、嫺雅的少女,她在大時代鼓點的召喚下,毅然決然地奔向革命的洪流,並成為革命的一部分。  宋慶齡是真正革命的追隨者和同情者,可以說,她一點也沒有私心和野心。她嫁給孫中山先生,「出於對英雄的敬仰」,她從少女時期便為法國聖女貞德的善行所打動。換言之,她與孫中山的結合,是抱着「獻身革命」的。在與孫中山先生一起的時候,她默默地幫助孫中山,負責全部秘密電碼處理和英文信件的回覆,工作緊張、瑣碎,而不憚其煩,沒有像中外古今的政要夫人那樣跋扈、喜歡拉大旗作虎皮,而是腳踏實地,一點也不招搖,卻成就了一代偉人。  宋慶齡生前還一再叮囑,她的骨灰一定要葬在上海萬國公墓的宋氏墓地,與她父母、保姆李姐葬在一起。暗喻她決不葬在南京中山陵。《宋慶齡傳記》的作者伊斯雷爾•愛潑斯坦指出:「她會認為,孫中山的歷史業績是他的功勳,她不應去分享。」  宋慶齡也是一位很有原則的女性。孫中山逝世後,蔣介石等曾藉「中山艦事件」製造事端,她挺身而出,並公開表示與國民黨決裂:「在國黨政策完全符合已故孫逸仙博士的基本原則之前,我不能直接或間接地參加該黨的任何工作。」②為此,眾叛親離,兄弟姐妹與她分道揚鑣,她孤身一人為實現孫中山生前遺願奔走呼號,殫精竭慮。  宋慶齡在她北京和上海的寓所中,那幅孫中山凝視前方的巨照,一直高懸在客廳正中的醒目位置上,每當她在家中會見海外來客時,總要在孫中山的照片前合影留念。孫中山手書「共進大同」的墨寶,一直嵌在她牀頭櫃的玻璃板下,另一幅「天下為公」的條幅掛在她臥室的牆上。  宋慶齡年輕時期,對新生共和國充滿憧憬,在她一篇以《二十世紀最偉大的事件》為題的論文中指出:「中國以其眾多的人口和對和平的愛,應該作為和平的化身屹立在世界上。」她反對極端的暴力革命。她在另一篇文章中揭露了清朝封建統治的腐敗,但卻認為這種狀況可以通過留學生出身的官員的「言傳身教」實現改革,「自由」與「平等」不是靠罷工、騷動和政治混亂,而是靠更為普及的教育和啟蒙運動來保證的。③  可以說,後來中國的發展軌道與宋慶齡的願望是相違背的。中國當政者並沒有積極普及教育和推動啟蒙運動,以提高國民素養和覺醒,反而以暴力革命和階級鬥爭走向極端。所以思想家李澤厚對辛亥革命評價不高。  這是辛亥革命帶來的經驗教訓。宋慶齡是理性的,李澤厚也是理性的。李澤厚指出:「不管怎麼樣評論改革開放這三十年,再抱怨,整個社會都得到好處,這是不能否認的。中國是一個大國,能夠取得這樣成績,可不簡單,這是一個基本事實,不能否認。」④  現在中國的癥結,套劉亞洲的講話,是「人事的腐敗」⑤,所以有人提出「改革與腐敗競跑」。「中國如果按照現在的樣子發展,如果不改革,爛也是慢慢地爛下去。」⑥  我們曾提出,中國未來在着力革除腐敗之餘,未來三十年要靠軟實力——文化教育才能竟功,只有在文化教育下苦功夫、大功夫,才能提高國民素養,才是當務之急。這也是孫夫人宋慶齡女士和我們所亟亟期盼的。   注:  ①屈原:《天問》  ②《宋慶齡出於對英雄的敬仰嫁給孫中山》,新浪讀書,二〇〇八年五月二十七日  ③宋慶齡:《留學生對中國的影響》  ④辛亥百年系列訪談《李澤厚:告別辛亥革命》,《蘋果日報》,二〇一一年九月十八日  ⑤⑥ 劉亞洲﹕《劉亞洲戰略文集》(二),二〇〇四年六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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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如何監控「唐梁攻防戰」? (劉銳紹)

  下一屆特首爭奪戰,在建制派陣營中已拉開戰幔,唐英年和梁振英各自樹起旗幟,招兵買馬,壯大聲勢,爭取支持,形成至少兩人對決的格局。至於未來建制派還有沒有人加入戰圈,尚有待分曉。眾所周知,建制派的所謂「爭奪」,都不會也不能超越北京的掌控範圍,那麼,到底北京將會怎樣監控這場特首爭奪戰呢?未必反對多位建制派候選人參選  先旨聲明,筆者無意傾向任何一方,因為我跟絕大部分香港人一樣,被排除在特首選舉之外,因而對「選舉」結果半點不感興趣。但特首選舉畢竟是城中話題,筆者作為新聞界一分子,不能對此置若罔聞,才加以關注而已。  近期的最新形勢是,建制派內有一種聲音,認為如果建制派多過一人參選,將會分散力量,被民主派有機可乘。所以,最好有其中一方自動退讓,或者由北京勸退其中一方,那就可以凝聚實力,有利於下屆特區政府了。  其實,這種言論主要出自唐英年的陣營,希望梁振英「顧全大局」,或知難而退。但談到這一點,不妨先弄清一個問題,就是北京是否那麼害怕出現多過一位建制派候選人參選?  可以說,北京在這個問題上作了多手準備。如果民主派陣營能夠成功推出一名候選人,那麼北京對建制派多於一人參選將有所保留,因為超過一人參選的確會分散票源。即使建制派候選人必定能夠當選,但票源被自己人分薄,令未來特首不能高票當選,自然不大好看,不符合「高票當選才可以鞏固權威」的傳統思維。  另一種情況是,如果民主派陣營無法推出候選人,那麼處理方法就不同了。屆時,建制派候選人在無風無浪之下進行「君子之爭」,既可以顯露特首選舉是「公平公開公正和有競爭的」,也可以讓建制派人士練練兵,熟習選舉氣氛,為二〇一七年「可以有普選」作準備。所以,至少在民主派還未推出候選人,或者在正式提名之前,北京不一定反對多於一位建制派候選人加入戰圈。北京不希望唐梁互揭陰私  不過,雖然北京可以在某程度上開放競爭,但對於建制派候選人的競爭手法也不是任之由之的,更不能讓他們放手搏擊,以免有不良影響,相信北京會婉轉地表達一些界線,希望參加「跑馬仔」的人顧全大局。  其中一條界線,就是各方不能像民主派那樣鬥到出面,互揭老底,互相攻擊甚至抹黑。以唐英年和梁振英二人為例,大家在官場和商場打滾多年,對對方的一舉一動知之甚詳,強項弱項,基本都在掌握之中。所以,北京必須預防的是,雙方進入白熱化的競爭階段時,會否把對手的某些劣績搬出來,作為發炮的火藥?  嚴格來說,北京並不太擔心唐英年和梁振英二人會陷入短兵相接、互揭陰私的肉搏戰,因為他們都懂得中國的政治文化和遊戲規則,如果做得過火,反而會失去北京的信任和好感。不過,即使唐、梁二人不做這些行為,但他們的支持者會不會全力投入、過份肉緊、求勝心切、擦槍走火?這些都是不可不防的。最近,香港總商會更換總裁,此事被指可能替唐英年助選或「種票」有關,就是一例。不宜以未來領導班子陣容作招徠  另一條界線是,建制派的候選人不宜用未來特區領導班子的陣容作為號召或招徠。本來,這是壯大聲勢的一大法寶,既可以顯示自己有全盤大計、辦事周到,又可以顯示自己得到各路大將支持,是「眾望所歸的真命天子」。況且,在董建華年代,外界一直批評他沒有自己的班底,屬於無兵司令;曾蔭權雖然有自己的公務員團隊作為基本班底,但在行政會議中卻未能形成真正的執政聯盟。所以,外界有一種聲音要求新特首必須提前組班,並把班底向外披露,藉此加強凝聚力。  這種建議本來是善意的,但在執行時可能會引起更大的副作用。首先,不少現屆曾蔭權政府的內閣成員(問責官員)都希望「留下來繼續玩」,建制派候選人可以向他們招手,無可厚非。可是,如果這些組班工作和過程提早曝光,肯定會影響他們在現屆政府中的角色。更重要的是,過早曝光等於間接逼他們作公開的政治表態,對現時的工作或多或少有一定的影響,還是暫時不要現身為佳。  其次,香港的政治人才少之又少,能用的人不多,如果過早讓建制派的候選人把未來的治港班底曝光,那就是逼使這些未來的問責官員提早「埋堆」、「站隊」。萬一他們埋錯堆,站錯隊,那麼日後他們就難以轉投別的陣營,可用之人就買少見少了。在北京眼中,同屬建制派的人應該不分馬房,儘管競爭時可以有一些選擇,但在競爭後就應該同聲同氣,不能壁壘分明。為了日後的凝聚,北京希望眼前的競爭必須在掌控之中,不能「過了火位」。  按目前形勢可見,梁振英主攻,唐英年主守。從梁振英的角度看,目前唐英年仍然勝算較大,但梁振英即使輸了也不要緊,反正他的連串部署可以增加政治本錢,日後還可以尋求其他政治版圖;只要他的競選行動沒有超出北京的掌控範圍,那就毫無損失了。  至於唐英年,本以為「坐定笠六」等做特首,所以遲遲沒有行動,殊不知梁振英提早開啟馬達,使他陷於被動之中,可見唐英年的政治經驗和智慧有不足之處。不過,這都不是關鍵的地方,因為誰能當特首並不視乎其個人的能力,而是在於北京如何挑選,這也是令人感到悲哀的原因。  (作者是香港時事評論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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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時期的「小皇上」  回憶溥儀的婚姻生活 (李淑賢 口述、周健強 訪問、撰寫)

  「小皇上」一如常人,走到了生命的終點。這部分口述內容,可見溥儀文革時雖沒有挨過批鬥,但長春偽宮故人直闖病房,興師問罪,把他打垮了。彌留病榻之際,李淑賢始終守護着溥儀,最後還為他裝殮,合上了眼睛。——編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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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人的普通話 (李 昂)

  這是個小小的事件,因為小,但又如此的真實,更是觸目驚心。  不久前一次香港行,號稱美食家愛吃鬼如我,地緣的關係,在大樓氣派非凡,高級商店、辦公室林立的中環,順道走進了一家被評選為米之蓮一星的餐廳。  不曾打電話訂位,但仍然得到善意的接待。寸土寸金的香港,餐廳除了桌椅之間的距離略顯緊密外,一切布置擺設,乾淨得體,足足有一星的資格。  打開菜單,標準的港式餐飲,價格也合宜。對我這種愛吃乳豬、燒鵝的人,用普通話溝通,在點菜人員的協助下,很順利的兩者合併點了盤雙拼,一百二十元塊港幣。上菜時份量還真不少,真是物有所值,美味自不在話下。  臨近中午,來了兩個男客,以我作家的觀察,可以認出來自大陸。兩人的座位與我隔鄰,說話聽得一清二楚,果真是台灣人稱的「陸客」。  只一會兒的工夫,我即聽到面對我的男客出聲抱怨:為什麼普通話講不好。  點菜人員抱歉。不多久來了個顯然也是大陸人,語言溝通沒問題,男客更不斷抱怨:也不想想多久了,都還講不好普通話。十幾年前我剛來的時候這樣,都十幾年後了還這樣,真是不應該。  這個男客的口氣,擺明了香港由我們管都十幾年,你們香港人居然還如此……  是因為這樣明顯主子的口氣,使得我留意聽接下來的談話,原來這位男客不想點餐廳要付錢的茶,要餐廳送上免費的茶。  我來自台灣,當然知道這個習慣,餐廳裏坐下,免費的茶水即刻送上。這個男客看來對香港並不陌生,應該知道在這樣的餐廳裏,茶資是要算錢的,沒有所謂免費的茶水,但他仍堅持這樣要求,理由是以前他來時某某服務人員說可以。  男客口氣與大咧咧的要求,我以為來的是什麼「大款」、「大腕」,心想「財大氣粗」四處都如此,也比較不以為意。沒料到接下來,男客要點菜,一下嫌這樣太油、那菜口味不佳,只點餐牌最後一頁港式飲茶的茶點。到我優閒的吃完付賬離開時,兩人只吃了三四碟茶點,連菜都沒叫上一樣。  我因此特別對了一下賬單,我點的那壺要錢的茶,十四元港幣。  香港人講普通話,九七後真有很大的進步,以我作為一個常來的外地人,大學可用普通話,店員大都能講,餐飲服務人員至少也聽得懂,普通話成香港全民運動十分明顯。尤其演藝界,更是都能朗朗上口。  但最近幾年,我個人感覺,香港人對講普通話似乎熱情減少。原來願意以不流利的普通話努力回答的,現在寧可同我講英文。  我不敢說我個人的感受是否有代表性,只能說從中是不是也在傳出某些訊息?香港與大陸的關係,一直是我們台灣人觀察的指標。近四年來馬政府開放台灣與大陸更多的接觸,但想要「永遠維持現狀」的比例達到百分之七十多的新高點。  有人說是因為兩岸反正都可常來往了,又何必改變現狀?另種說法是,兩岸像夫妻,正在「因了解而分開」。  香港人講普通話,之於我們當然值得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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