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〇一三年香港政局風高浪急 (劉銳紹)

  二〇一三年,香港沒有什麼選舉,政局理應相對穩定,但是,種種迹象顯示,二〇一三年的香港政局將是風高浪急的一年,並正在積聚更大的衝擊波。北京、港府、政界人士和整體香港人,如果不想香港進一步下滑,必須冷靜思考和行動。否則,等到香港真的衰落成為「臭港」,大家才反省自己(尤其是掌有權力和多種資源的官方)在香港衰敗的過程中,有沒有扮演破壞者(無論有心還是無意)的角色、自己對香港的衰敗有沒有責任,那時則已經太晚了!政界和社會激進力量將更激烈  筆者感到二〇一三年香港政局將是風高浪急,理由有三:  一、政界和社會上的激進聲音,以及更強烈或激烈的要求和行動將更明顯。造成這種現象的原因包括:  (一)這不單因為官方所說的「激進派」盲目衝動,還因為溫和的人士也感到「溫和路線無效,不是解決問題的辦法」,被逼走上相對激進的道路。不過,他們始終與「激進行動派」不同,只是形勢所限,他們既無法影響官方的保守意志,更無法影響官方的行動,在找不到出路的情況下才變得激烈,北京應該懂得分辨。  (二)立法會選舉後,建制派取得佳績,隨後乘勝追擊,壟斷了立法會內不少委員會的主席位置。建制派人士認為,過去民主派在港英政府年代也是這樣壟斷政治資源,同樣追殺親北京人士,建制派今天照辦煮碗,有何不可?民主派人士則認為,香港回歸之後的立法會運作,已逐步形成民主派和建制派的共識,在各個委員會的主席、副主席位置上「有商有量」,但如今建制派「打破默契」,是不應該的。無論道理在那一邊,已無法阻擋雙方關係繼續惡化。在香港政治還未懂得「妥協藝術」之前,風浪自然免不了。  (三)梁振英政府「開局」奇差,與習近平在「十八大」後「開了一個好局」相去甚遠;加上梁振英的僭建風波和一連串掩飾,更令他聲望大跌。筆者曾當面向梁振英建議,他要「一不做,二不休」(即敏感的政治議題不要做,不要碰;民生經濟問題拼命做,不要休止),等待他透過搞好民生建立聲望後,才好碰政治問題。但他還未上台即搞「五司十四局」,上台後又不顧現實,力推官方版的國民教育,推行其他民生問題也欠缺彈性,把局面弄僵。例如,東北發展計劃和長者特別生活津貼等,推行時都沒有後備計劃,又不接受立法會議員(包括建制派)的任何修改建議;其中一些建議是政府有條件做的,但梁振英死不願意,勞工及福利局局長張建宗私下也對議員們表示「自己很難做」。在長者生活貼津問題上,政府更採取突擊手法,在建制派支持下通過。這樣的處理手法令人感到,政府不是想解決問題,不是想搞好民生,更不是想處理好行政與立法關係,而是想運用權謀,藉一些有民意支持的經濟和民生事項,突顯「反對派的非理性」,「無事生非,製造內耗」,「有破壞,無建設」,作為打擊反對派形象和威信的子彈。北京初時也認為「反對派太過份了」,不知如何對付,但後來慢慢察覺港府招數的奧妙,不干預和默許了港府的做法。在這勢頭之下,梁振英和他的一些下屬(不是所有下屬,因為有些下屬也不贊成梁振英的做法)放膽前行。中央政策組更是「身先士卒」,搶奪資源和行政機關的權力。這將是另一個風高浪急的亂源。  (四)北京對溫和民主派沒有長遠的合作策略,更沒有融和政策,相反,他們只採取「即食麵政策」,「一鋪一鋪計數」。據了解,二〇〇五年立法會議員(包括所有民主派議員)訪問廣東,二〇〇八年立法會議員(包括數名民主派議員)前往四川大地震災區視察,二〇一〇年民主黨提出政改方案並獲得通過,已有人多次提醒北京,必須抓緊這些機會,逐步拉近與溫和民主派的距離,但北京仍心存疑慮,不單私下的接觸減少了,後來還變成「為了摸底才接觸」。這種短視行為難與當年周恩來的統戰手法相比,溫和民主派也被逼「走向激進」了。五十萬人大遊行重演?    二、香港今年的經濟將會面臨新的挑戰,這可能導致二〇〇三年的情況再度出現。  二〇〇三年,《基本法》二十三條是五十萬人上街的導火線,但背後是因為香港經濟下滑,加上「沙士」疫情令香港再受重創,才引致各種問題總爆發。這是北京在五十萬人大遊行之後得出的五大結論之一,比較切合當時的實情。今年,歐美經濟不景,美國的量化寬鬆計劃將進一步落實,勢必令香港的游資加快活動,香港的通貨膨脹也將進一步加劇,特區政府在這方面也不敢怠慢,一眾高官先後發出預警,但卻沒有什麼具體的應戰措施。在經濟前景未卜的形勢下,大財團又不願意與政府合作,民怨沸騰是可以預期的,加上香港已形成一些不必要的內耗氛圍,很多經濟和民生議題也可以一下子變成政治議題,令政局更加紛亂。  三、官方陣營內(包括北京和梁振英政府)「左」的勢頭逐漸形成,而且愈來愈「左」,這種迹象已處處可見。例如,北京透過特區政府引導學生思想的國民教育不斷加速,如果不是擔心影響建制派的立法會選舉,北京和港府還會繼續推動下去,猶如在懸崖旁邊玩過山車。又如,一些建制派人士抓住零星的「港英旗事件」,不問情由地上升為「港獨」趨勢,誤導北京。據悉,北京上月中旬重新檢視形勢,暫時對這問題仍有所克制,但有關人士仍俟機而動,誇大「港獨」危機來爭取本錢。這又是一個風起雲湧的亂源。還有,在這種自製敵人的氛圍下,「反對外部勢力干預港澳事務」的任務將會加強。一些民主派人士、「反國教」青年前往美國和台灣參觀,又引起官方高度關注。慣性的鬥爭思維,令官方感到這些現象印證他們的判斷——外部勢力正凝聚起來,同化香港新一代,所以更要大力遏制。殊不知,這中了外國的計,北京的矛頭很清楚針對外國,但拳頭卻一下一下打在香港人尤其是年輕一代身上。  如果上述「左」的思維和行動沒有收斂,以中央政策組為典型的進攻風格不收斂,香港的內耗將不斷加劇,由民生矛盾、利益矛盾擴大至政治以及資源分配的矛盾。北京長期認為,誰控制了資源,誰就有更大的發言權,他們稱之為「陣地戰」,也屬「超限戰」的範疇。所謂「超限戰」,就是超越任何界限的戰爭,包括經濟戰、輿論戰、信息戰、宣傳戰等。李源潮更適合處理港澳事務    本來,在「一國兩制」之下,「兩制」之間的摩擦是難以避免的,這也是北京預期的事,關鍵在於如何磨合和解決。香港回歸之初,北京的確嘗試容忍一些看不慣的現象,但至今這種耐性已愈來愈小,北京和港府官員可能兵行險着,說得好聽是「好心做壞事」,說得不好聽就是利用民間的擔心來達成政治目的。  典型例子是:二〇一二年底,律政司司長袁國強建議終審法院就外傭居港權案提請全國人大釋法。北京真正擔心的是,數以十萬計的外傭如果擁有居港權,不單帶來連串社會民生問題,還可能改變香港的政治版圖。這些外傭成為香港永久居民之後,將可享受其他政治權利,包括投票和參選等,屆時曾協助他們爭取居港權的政黨可能因而得益。  如此類推,假如歐美公司同樣聘請其本國員工來港工作,並在七年後取得居港權,這個口子一開,則可能後患無窮了。胡錦濤和習近平已多次強調,必須遏制外部勢力干預香港事務,肯定要堵塞一切缺口。所以,他們抓準機會,針對香港人的確擔心外傭有居港權後會分薄香港的社會資源,日後還可能申請他們的家人來港,於是建議終審法院提請全國人大釋法。表面上這是為了香港人的利益,但同時可以達到由全國人大主導香港司法的目的。這就極有可能傷害終審法院的獨立性了。  說到底,這是因為北京長期信奉行政主導,法律必須與行政機關配合,加上那種還沒有清醒過來的大家長意識,成了二〇一三年香港政局的另一個亂源。  唯今之計,就是努力提醒以習近平為首的新領導班子。據稱,張德江和李源潮將任中央港澳工作協調小組正副組長。張德江在二〇〇三年「沙士」期間曾隱瞞疫情,導致疫情擴散,誤了數以百計的人命。他過去對港澳事務也沒有什麼令人稱讚之舉,如果他只當個掛名組長(因為他是政治局常委,令港澳事務仍歸最高層管理),而讓李源潮具體處理港澳事務,或許效果更好。  香港人對李源潮不大熟悉,但有一些事情反映李源潮在處事方面比較靈活和彈性。一九九二年,「六四」之後三年,一些被視為「非友好的團體」趁氣氛漸鬆,到內地交流探風,但沒有官員出來會見這些團體,李源潮後來主動接了這個球。他擔任中央組織部部長期間,也頗多新猷。既然習近平在內地開了一個寬鬆的好頭,那就請他們同樣以寬鬆的政策對待香港,避免「上有好者,下有甚焉」,把香港變得愈來愈左。  (作者是香港時事評論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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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書人的謝忱 (莫 言)

  尊敬的國王陛下、王后陛下、女士們、先生們:   我,一個來自遙遠的中國山東高密東北鄉的農民的兒子,站在這個舉世矚目的殿堂上,領取了諾貝爾文學獎,這很像一個童話,但卻是不容置疑的現實。   獲獎後一個多月的經歷,使我認識到了諾貝爾文學獎巨大的影響和不可撼動的尊嚴。我一直在冷眼旁觀着這段時間裏發生的一切,這是千載難逢的認識人世的機會,更是一個認清自我的機會。   我深知世界上有許多作家有資格甚至比我更有資格獲得這個獎項;我相信,只要他們堅持寫下去,只要他們相信文學是人的光榮也是上帝賦予人的權利,那麼,「他必將華冠加在你頭上,把榮冕交給你。」(《聖經箴言.第四章》)   我深知,文學對世界上的政治紛爭、經濟危機影響甚微,但文學對人的影響卻是源遠流長。有文學時也許我們認識不到它的重要,但如果沒有文學,人的生活便會粗鄙野蠻。因此,我為自己的職業感到光榮也感到沉重。  藉此機會,我要向堅定地堅持自己信念的瑞典學院院士們表示崇高的敬意,我相信,除了文學,沒有任何能夠打動你們的理由。   我還要向翻譯我作品的各國翻譯家表示崇高的敬意,沒有你們,世界文學這個概念就不能成立。你們的工作,是人類彼此了解、互相尊重的橋梁。  當然,在這樣的時刻,我不會忘記我的家人、朋友對我的支持和幫助,他們的智慧和友誼在我的作品裏閃耀光芒。   最後,我要特別感謝我的故鄉中國山東高密的父老鄉親,我過去是,現在是,將來也是你們中的一員;我還要特別感謝那片生我養我的厚重大地,俗話說,「一方水土養一方人」,我便是這片水土養育出來的一個說書人,我的一切工作,都是為了報答你的恩情。   謝謝大家!  諾貝爾基金會二〇一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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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事的力量 (埃斯普馬克 撰、馬悅然 譯)

  十二月七日,諾獎得主莫言在瑞典學院演講以前,瑞典學院院士埃斯普馬克(Kjell Espmark)做了演講介紹。當日常務秘書恩隆德喜獲千金,無法出席。埃斯普馬克是著名的文學評論家、詩人、小說家,前任諾貝爾文學獎提名小組委員會主席。本文由馬悅然院士翻譯成中文。——編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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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行健莫言風格比較論 (劉再復、劉劍梅)

  高行健和莫言先後得到諾貝爾文學獎,劉再復教授與劉劍梅教授兩父女特別為此對談,深入分析兩位文學天才的作品、寫作手法、呈現主題等各方面的異同。兩位教授對高行健和莫言無論是其人和其作品都非常熟悉,由他們為讀者深入淺出解說,實屬不二之選。──編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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雨打芭蕉  台北溫州街訪臺靜農 (陳漱渝)

  記得二十三年前的一天,即一九八九年十月七日,星期六。那天傍晚,我去台北龍坡里溫州街的台灣大學教工宿舍拜訪臺靜農先生,適逢他的兒孫出門度周末,老人獨處被稱為「龍坡丈室」的書齋。他穿着一件圓領汗衫,光着腳,一邊抽着雪茄,一邊喝着威士忌(據說他每天都空口喝二兩)。室內太冷清,臺老要我多坐一會兒,我們便海闊天空地聊了起來。這時忽然下起了陣雨,豆大的雨點打在他庭院裏那橢園形的芭蕉葉上,發出「大珠小珠落玉盤」的聲響。這時我突然憶起了唐代杜牧那首詠芭蕉的詩:「芭蕉為雨移,故向窗前種。憐渠點滴聲,留得歸鄉夢。夢遠莫歸鄉,覺來一翻動。」是的,在台灣,臺靜農是天涯羈旅。他是一九四六年應許壽裳先生之邀到台灣大學中文系任教的,原來只想在寶島歇歇腳,所以書齋原名「歇腳庵」,不料這一待就是四十多年。雖說歲月悠長,但他並沒有那種真正的居家之感,所以他才會發出「丹心白髮蕭條甚,板屋楹書未是家」的感歎。臺老此刻的心情,不,臺老整個旅台期間的心情,都可以用「鬱結」二字來概括。他之所以在讀書、教書之餘潑墨揮毫,在很大程度上就是為了排遣這種無根的鬱結之感和煩躁之情。  我跟臺老談話的主要內容,已經寫在題為《丹心白髮一老翁》的回憶文章當中。臺老去世之後,詩人瘂弦曾把此文作為主要悼文全文刊載於台灣《聯合報》,現在在網上應該不難查到。當下仍令讀者感到興趣的可能有兩件事:一件是所謂魯迅參評諾貝爾文學獎,另一件是魯迅雜文《娜拉走後怎樣》的下落。當事人回憶魯迅參評諾文學獎  對於魯迅參評諾貝爾文學獎,中國和瑞典都有若干說法,但當事人臺靜農的回憶是最為準確的,毋庸置辯。事實上,魯迅並沒有真正成為諾貝爾文學獎的被提名人,更沒有進入正式評審的程序。當時在北京大學任教的瑞典地質學家斯文.赫定受瑞典漢學家高本漢之託,想為中國作家爭取一個名額。斯文.赫定徵求劉半農等人的意見:有人推薦梁啟超,而劉半農則想推薦魯迅。劉半農怕碰魯迅的釘子,便轉託生輩的臺靜農出面函商。魯迅懇切婉拒,所以參評的後續工作根本沒有進行。前不久諾貝爾文學獎評審委員會前主席埃斯普馬克來上海參加《失憶》一書中文版的發布會,也回憶了這件往事,可與臺老的回憶相印證。他說,中國不是沒有好的作家,但以前瑞典學院很少甚至沒有接到推薦信和提名,就如魯迅,當初提名是我們的調查員主動提名,只是魯迅拒絕了我們的提名。  關於《娜拉走後怎樣》的手稿,應該是一份修改後的謄清稿,因為這原是魯迅一九二三年十二月廿六日在北京女子高等師範學校文藝會的一篇講演辭,由陸學仁、何肇葆筆記。一九二四年《婦女雜誌》要轉載此文,魯迅重新進行了一番修訂。魯迅前期雜文手稿留存不多,又加上原稿裱成長卷後有諸多名人在上面題跋,應說屬於流失海外的重要魯迅文物。我問臺老這份手稿的下落,他說現珍藏於他在美國的兒子臺益堅先生處。我表達了爭取這份魯迅手稿回歸故國的願望,並說如果有這一天,我們將作為國寶迎迓。此後,我又託魏建功先生的公子魏至多次做過工作——他是臺益堅先生的髮小。二〇〇二年六月下旬,我到美國哥倫比亞大學短期訪學,魏至先生要我跟臺益堅先生面談。不料我到美國後才聽說,臺益堅先生患了癌症,因此未敢貿然打擾。當時還有一位曾公開表示要在紐約盛情接待我的唐德剛先生。我到美國後他打電話給我:「漱渝兄,我中風了,不能接待你了,真是抱歉。」這兩件事都使我這次美國之行籠罩了一種感傷的氛圍。直到前不久,我才聽說臺先生的家屬將《娜拉走後怎樣》的手稿捐給了台灣中研院。  我在訪問臺靜農先生時還跟他談過一件極其私密的事情。我告訴他:大陸有人說他曾經加入過中國共產黨,後來脫了黨;又有人說他是托派。證明臺靜農參加過地下黨的是跟我十分熟悉的一位前輩劉亞雄,建國後她曾任勞動部常務副部長、交通部顧問。臺靜農曾幫助她跟黨組織接過關係,後一種說法則來自人民大學教授尚鉞。對於後一種說法臺老堅決否認。他說,抗戰時期,他跟陳獨秀同住四川江津的白沙鎮,故經常交往,但只談文字學,不談政治,跟中國托派組織完全無關。說此番話時,他隨手拉開抽屜,捧出一摞陳獨秀當時寫給他的信件,內容都是談文說字。我建議臺老把這段經歷寫成回憶文章,他頷首表示同意。對於前一種說法臺老不置可否。他含糊回答了一句:「反正當時我結交的不是共產黨人就是左派人士。這都是五十年前的事情啦!」李敖批評站不住腳  在台灣文化界,臺老頗負盛名——他培養的一批學生也是台灣文壇的佼佼者,如林文月、施淑、齊益壽等,但也有訾議之聲。比如一九九九年九月,我到台北敦化南路拜訪李敖,他認為臺老有兩個缺點:一、膽怯。證據是臺老來台之後噤若寒蟬,從未寫過憶念魯迅的文章,反而在胡適面前自稱「門生」、「後學」;二、疏懶。證據是一部《靜農論文集》,所收諸文歷時五十五年,平均每天只寫了十九個字。一天只寫十九個字就成了大學者,可見台灣學術標準的離譜。  對於李敖的第一個看法。我當時就發表了己見。我告訴李敖,一九二八年、一九三二年和一九三四年,臺靜農因從事進步活動先後被北洋政府和國民黨政府三次逮捕,特別是第二次被捕期間,他的大兒子也因居無定所受冷成病早逝,給他造成難以癒合的傷痛。酷烈的沉默是由專制暴政造成的。因此,我們應該追究造成國民沉默的社會政治原因,而不應該苛求於沉默者。至於臺靜農跟胡適的交往,應該始於上世紀二十年代。臺靜農曾請胡適幫忙在商務印書館出版未名社骨幹韋素園的譯作,他離京去廈門大學任教,胡適也是介紹人。所以他在胡適面前自稱「門生」、「後學」並沒有什麼奇怪。  李敖對臺老的第二點批評,我認為也站不住腳。衡量一個文化人學問的深淺,單純用著作的字數來判斷是片面的。春秋時代老子的五千言,也許能勝過當下某些學者的五十萬言、五百萬言。更何況學者當中有些人的個性就是述而不作,引而不發,這樣的例子還有不少。二〇一二年九月,臺老的未完稿《中國文學史》由上海古籍出版社發行,有學者就指出書中的真知灼見隨處可見。比如他對唐代作家沈佺期、宋之問、杜審言的論述,就單刀直入,探驪得珠。臺老在講授魏晉南北朝文學時將佛教文學專闢一章,也是具有開拓創新意義。  在中國現代作家中,擅長書法的不乏其人。比如劉半農的書法遒勁有力,豐子愷的書法充滿禪意,葉聖陶的書法疏朗灑脫,老舍的書法充滿童真童趣,沈從文的書法質樸敦厚,陳獨秀的書法瀟灑淋漓,周作人的書法從容圓潤,郁達夫的書法奔放灑脫,俞平伯的書法工整大氣,徐志摩的書法挺拔有力,梁實秋的書法瘦勁方正……至於魯迅、郭沫若、錢玄同等更是獨具風格的書法大家。臺老的書法,受晚明書家倪元璐的影響最深,最終達到通會前賢、不拘一格的勝境。完全可以說,臺老的書法造詣,是他人格理想、才華稟賦、精神境界和國學素養的綜合體現。至於他作為作家、學者的成就跟作為書法家的成就孰高孰低,那就只好留待方家評估和歷史裁決了。  我拜訪臺老,距今已有二十餘年。不知怎地,臺老庭院中那株芭蕉仍不時呈現在我的眼前,清晰如昨。那天雨打芭蕉的聲音,也如同那首《雨打芭蕉》的民樂,不時在我耳邊奏響。宋代詞人吳文英有一首《唐多令》:「何處合成愁?離人心上秋。縱芭蕉不雨也颼颼。」在我心目當中,那雨打芭蕉的淒惻之聲,跟臺老的孤獨鄉愁已經渾然融為一體了。  二〇一二年十一月二十三日臺老一百一十周年誕辰疾書  (作者是內地現代文學研究學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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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年故國賴回春 臺靜農先生學術藝文成就的啟示 (王 敏)

  對於新舊文學,臺先生既能創作,又善於研究;對於書、畫、印亦莫不如此。他的藝術都能與深厚的學養相結合,這是非常難能可貴的。從他畢生致力於學術藝文所總結出的「雅俗並進」、「變古創新」的方向,相信對整體中華文化的發展,應該都有很大的啟示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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