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別「一蠢、再蠢!」 (曹景行)

  六月中旬的端午節三天小長假前一天,北京法院開審原鐵道部部長劉志軍的貪污案。庭審披露,劉志軍受賄的贓款及其濫用職權造成的損失已被司法機關全部追繳,其中僅房產就有三百七十四套,人民幣超過八億元。金額如此龐大,當然因為劉志軍多年來權勢薰天,為所欲為,肆無忌憚。  差不多同時,內地互聯網紛紛引用中資《香港商報》的報道稱,原國務院發改委副主任劉鐵男被抓後,查出七間銀行二十五個賬號人民幣存款七千一百五十多萬元、美元二百六十五萬元、歐元八十七萬元、澳元二百二十餘萬元;各種有價證券折合一點三三億人民幣;保險櫃內有黃金金條九千三百七十五克、白金金條一千四百二十克││這些金錢背後有着怎樣醜惡的權力交易,可能不是你我的想像力能夠到達。十個最腐敗的國家,九個實行多黨制?  雙劉案情相繼曝光,當然顯示了北京當局反腐敗「打老虎」的決心。但就在此時,官方新華社連續發表「戴立言」(或是某個官方寫作組的筆名)文章,其中一篇就強調「在中國,共產黨長期執政最有利於解決腐敗易發多發的問題」。作者依據之一,是「二○一二世界十個最腐敗的國家,九個實行多黨制」。  這個數字來自總部設在德國柏林的「透明國際」《二○一二年全球清廉指數排行榜》,但文章作者「戴立言」卻沒有提到,中國大陸在一百七十六個國家地區的清廉指數排行榜上僅位列第八十名的中間地位,而且比上一年排名急降五名,比二○○六年更下跌十名。「戴立言」顯然是要老百姓相信,中國現今的嚴重腐敗與中共執政沒有必然聯繫,實際效果卻是哪壺不開提哪壺,很有點「一蠢、再蠢!」的味道。  「一蠢、再蠢!」是五月前後中國網上突然流行的新詞,不過,閣下今天上新浪微博搜索,它會一本正經地告訴你「根據相關法律法規和政策,『一蠢、再蠢!』搜索結果未予顯示」。這也等於提醒世人,背後一定另有文章。如果你搜索百度還是毫無頭緒,或可上谷歌試試。儘管谷歌顯示的六七個條目全都來自香港媒體,在內地不「翻牆」全部無法打開,但從頁面上的隻字片語上,仍然可以知道個大概究竟。  事涉香港《大公報》四月十八日的報道《北京「的哥」奇遇:「習總書記坐上了我的車」》,迅即登上內地各新聞網站的頭條,不僅廣為傳播,而且好評如潮。但很快,官方新華社就專門發出一條僅一行字的新聞,稱「經核實,此報道為虛假新聞。」緊接着,《大公報》就在自己的網站上刊出「道歉聲明」。於是,一件本來人情味挺濃的領導人趣事完全走樣,「好好一罎酒變成一缸醋」。  不料故事還沒完。五月下旬,北京獨立新聞專欄作者高瑜告訴境外媒體,習近平打車確有其事,只是開始時他並不想外界渲染報道,但後來看到某些官員的處理手法又頗為不滿,做出了「一蠢,再蠢!」的批語。這麼一來,「一蠢,再蠢!」在那幾天頓時成為網上熱門詞彙,不脛而走。劣質官員比優秀人才更容易升遷  實際上,關於習近平打車新聞的處理「一蠢,再蠢!」還是小事,只是此語流行開來,就讓公眾感覺到四周發生的許多事情確實都很「一蠢,再蠢!」,有的更是蠢到家。比如,雲南昆明市政府決定引進中石油的一個煉化專案,引發當地居民對環保的嚴重擔憂,反對聲浪高漲,有人主張上街「散步」,並戴上口罩表示抗議。當局於是下發通知,老百姓購買口罩須實名登記,鬧得全國輿論譁然。  再如,有「革命聖地」之稱的陝西延安城管暴打商戶,一段「跳腳踩頭」的視頻在網上瘋狂傳開後。當地城管部門急忙解釋說施暴者是「臨時工」,又使得早已成為笑話的「臨時工」一詞再度暴熱。接着,網友發現延安城管局長張建超「座駕」是豐田霸道越野車,涉嫌公車超標;位於延安繁華地段的三十層延安市城管局辦公大廈,也涉嫌超標。再後來又搞出一封受害者的所謂「公開信」,言不由衷地為自己的言行向公眾表示道歉,還呼籲要保護「革命聖地延安」的形象,一看就知道背後誰在操刀,誰在施壓。  為什麼會有這許多「一蠢,再蠢!」的事情發生?為什麼會讓那些「一蠢,再蠢!」還可能貪婪腐敗的官員掌握施政決策的權力?根子當然在體制,在於沒有受到有效監督和制約的權力,在於官場「潛規則」讓這樣的劣質官員比優秀人才更容易升遷。  習李新班子以王岐山掛帥,開始大力整肅官場,打擊濫用公款、浪費奢靡的八項規定效果明顯,高檔消費品和豪華餐飲娛樂場所多陷蕭條。中紀委又派出多個巡視組進駐一些部委、央企和省市,聲言「老虎」、「蒼蠅」都要打。但要從根本上遏制權力的腐敗,唯有依照憲法建立民主法治健全的政治體制,才能成為緊緊關住權力的籠子。  去年「十八大」後習近平等關於維護憲法地位的言論,更給沉悶已久的政局帶來新的氣息和振奮。豈料此後半年,當局除了打擊貪腐,並沒有在政治體制方面有實質的動作和建樹。到了今年四五月間,北京的一些官方媒體反而出現連串奇奇怪怪的論述,最不可思議的是全面否定「憲政」,甚至斷言主張憲政就是「要在中國取消共產黨的領導,顛覆社會主義政權」。  這些言論的危險性,在於打破了當今社會各方保持共存和對話的底線,讓當局已經失去相當一部分公信力的執政基礎變得更加脆弱。如果北京的新班子在這個涉及基本方向的關鍵點上模糊動搖,甚至向改革開放前的所謂「前三十年」倒退,積累已久的社會矛盾難免加快激化,社會危機可能提前爆發。而這些違背歷史潮流的舉動,必然成為禍害最大的「一蠢,再蠢!」中國無法承受,中華民族也無法承受。  (作者是香港時事評論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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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近平到底想怎樣做? (馬玲)

  冷眼觀察兩方論戰的筆者,不禁翻出習總有關「憲法」的講話,發現他在講話中雖然「憲法」一詞頻出,大概有三十次之多,但「憲政」一詞卻從未提及。或許他當初即有意避之,畢竟這個詞相當敏感,裏面的內涵也豐富得難以把握。不過,還是有外媒臆斷,「習近平可能會十分後悔自己引出了這個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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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月尋蹤 (李銳)

  一九九○年,李銳先生第一次見到馬悅然教授,已聽馬教授說起高本漢和能海法師兩個名字。高本漢和能海法師都和山西有極深的淵源,二○○六年,李銳夫婦和馬悅然夫婦在山西追尋高本漢和能海的足迹,可這是一場難以還原的尋找。儘管尋找無法還原,李銳先生為悅然先生九十壽辰記下此文。——編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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軍改宣言 (劉亞洲)

  本文作者是中共解放軍上將,也是中共元老李先念的女婿。本刊從第三者手中得到這篇獨家文章。作者指出,美軍「在戰爭思想、作戰理論和技術戰術等方面遠勝其他國家」,日本「戰爭準備比我們充分得多」,而中國軍隊卻有自己的問題:「今天中國農村教育現狀與城市教育存在着巨大差距,使社會結構的不合理轉移到了軍隊中。」如何解決?要改變觀念。──編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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娜拉的出路 (潘耀明-卷首語)

  每個誠實的人走路都有聲響;貓兒卻悄悄溜過地面。①  今年四月是當代中國思想家李慎之(一九二三—二○○三)逝世十周年。李慎之被中國思想界稱為繼顧準先生之後的「娜拉」,他的「出走」,作為二十世紀中國一個獨特的精神命題,具有極其重要的思想史意義與現實意義——  ……在李慎之先生作為二十世紀末知識界最重要的人物的全部意義中,我認為最主要的意義就在於,他以他的個人慘痛經歷與艱難的思想掙扎,向時代與歷史、中國與世界、我們與他們,晌示了一個具有道德良知與歷史責任感的知識分子在中國近百年的歷程中的希望與失望、幻想與破滅,以及挫敗之後的最終選擇。②  不管是顧準,還是李慎之,當他們以娜拉式捨身姿態,一旦邁出門檻,結果是一樣的:「他倒下了,倒在門檻旁邊。」③這是冷酷的現實,也是歷史的局限,但也遺下走出來的勇氣和誠實的聲音,為後來者的榜樣。  李慎之先生是十分服膺捷克作家、總統哈維爾(V??clav Havel)的價值觀的。  自文藝復興時代意大利政治哲學家尼可羅.馬基雅維利(Niccolò Machiavelli)以來,西方的政治觀,向來把政治定義為權力遊戲。哈維爾卻不以為然,他嚴正地提出,即使是政治,也應以道德、良心為出發點和歸宿。  哈維爾強調的是人們應憑藉自己的良心說真話,這與中國傳統文化價值觀相若。  對此,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員劉志琴教授指出,「能不能講真話,在中國歷史上是一大難題,否則何以有那麼多秉筆直書的史官遭受迫害,甚至付出生命的代價!建國後一次又一次的政治運動,一批又一批因為講了真話的打成右派、右傾機會主義分子。講真話的下了地獄,講假話的就青雲直上。此種假話還形成理論,像林彪所說的,不說假話就辦不成大事。此種教訓之深刻,足以使中華民族刻骨銘心。」④  教訓歸教訓,在現實的中國,堅持講真話還是要遭殃,與此相反,假話當道。政治上的真話固然說不得,就是生活上的真話也戛戛乎其難也!  巴金先生一再提倡講真話,晚年寫下了《隨想錄》,透過回憶,以個人的遭遇經歷為經緯,道出事情的真相,也惹來不少非議。  不是說時代是進步的嗎?為什麼連講真話起碼的做人準則,也難以貫徹。  道理很簡單,在這塊土地上,真話仍然被謊話掩蓋了。  李慎之先生說過,他的一個遺願是編一套中學公民課本,十二冊,以備六年十二個學期用。他說:「如果一個人還能有下一輩子,那麼我的最高願望是當一輩子公民教員,因為我知道在我們這個國家,要養成十來億人民的公民意識,即使現在馬上着手,也至少得一百年或五十年才能趕上先進國家。」⑤  李慎之深有所悟,中國的問題出在教育,所以他寧願當一個教員。  李慎之是當代著名的哲學家、社會學家,曾做過周恩來的私人秘書,當過中國社會科學院副院長兼美國研究所所長,對中西文化有深徹的了悟。  當前中國人缺少公民意識,中國社會道德觀的淪落,是教育的失敗。  就以誠信、講真話為例,是我們老祖先所警誡的,唐太宗下令編纂的《群書治要》,便一再提出「誠信」問題:「君子養心,莫善於誠。致誠無他,唯仁之守,唯義之行。誠心守仁則能化;誠心行義則能變。變化代興,謂之天德。」⑥  意喻君子修養心性,沒有比真誠更好的了。要做到至誠,沒有其他方法,唯有信守仁德,實踐道義。以至誠心來守住仁德,就能教化百姓;以至誠心行使道義,就能改變風俗使民心向善。善良風俗代而興起,如此可說是與天同德。  這是指從上而下的教育,要求領導人要先有誠信,講真話,老百姓才會遵從。  中國問題是出於執政的領導層,因為他們缺乏誠信,也愛聽假話。  中國久治之道,首先是作為領導人要有誠信,願意聽真話,但也要求有受教化而自覺「講真話」的老百姓,才能實現像「貞觀之治」的另一個「中國夢」,要達到這個目標,如果當政者真的下大決心勵精圖治,沒有一個世紀,起碼也得半個世紀!  注:  ①德國.尼采:《查拉斯圖拉如是說》,《悲劇的誕生》,二六一頁  ②③⑤林賢治:《紀念李慎之先生》,《懷念李慎之》,二○○三年五月  ④劉志琴:《不是謝幕,是序幕》,《懷念李慎之》,二○○三年五月  ⑥《群書治要》:《孫卿子》,卷三十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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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濟美--人生小語

快樂的人多一些快樂的人,社會就多一份和諧。俗語說:「助人為快樂之本」,這是很有道理的。我們在幫助別人的時候,身體會產生奇妙的化學反應,令我們身心舒暢。只要你能夠把這種開心的感覺帶給別人,就能贏得信任與愛戴。可惜我們在日常生活中往往客氣地拒絕別人的幫助,錯失傳播快樂種子的機會。以後有熱心人問你:「使唔使幫手?」請大方接受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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筆與文學 (胡燕青)

  幾乎所有機構都喜歡用筆來做紀念品。每次參與講座或活動,我都會收到一支筆,久而久之,收集了一大堆,一支一支都是不怎麼好寫的原子筆,外表銀亮亮的,金屬筆桿重得很,但筆身很幼,不好拿,於是大都讓我擱置一旁,躺在硬紙盒裏,沒有機會站起來。墨水乾了,還得去高級文具店花錢買很貴的筆芯。買回來,我還是嫌那些墨水的藍色太淡,黑色太灰,筆嘴太寬和走珠太滑——於是又放回盒子裏,由它自生自滅。  我用的筆都只是幾塊錢一支,有手感,塑料製作,便宜輕巧,千百種藍黑紅任挑,粗幼分好幾個層次;滑行於紙上,有些像溜冰鞋上的刀,刮地前進,痕道清晰而帶點張力,最適宜喜歡硬筆書法的藝術家使用;有的像賽道上圓圓的冰壺,稍稍用力即高速挺進,最受寫字快於思考、日理萬機的聰明人歡迎。來到文具店,人人各取所需,於是禮物筆的貴重包裝成了它們半開的棺木,一眾高貴品種全部變成木乃伊,在我放滿紀念品的抽屜裏動彈不得,猶如博物館內愛出鋒頭的展品給閉館休息的告示牌鎖在黑暗裏。  不知這些珍品可會羨慕我手上那些天天沾染人體溫度的「平價貨」。拿着輕鬆行走江湖的平民筆,就像口渴時遇上了開水和茶包。這些不貴但好用的筆每天不知賣出多少管,寫出的文字更是萬萬千千,雖然價格相宜,其實早成經典。流行文化有點像這些筆下的文字,點點滴滴深入疲憊的民心,浩浩湯湯匯成集體的記憶。如果說以貴重金銀自居的禮物筆喜歡某種簽名的舞蹈,塑料平民筆大概更愛寫便條,留日記,或在原稿紙上跳飛機。  簽名可能是人寫得最好看的幾個字,那是他經過多次練習、用來「見人」的。但人也許不大自覺,很多字他寫得更頻密。「我」字不在話下,「的」字當然不少,「情」字也意外地多。一封真誠的家書,簽名固然重要,但總得有點內容。如果只有簽名,那頂多只是一張給家用的支票。反過來說,親筆寫的信即使欠了簽名,沒有妻子會認不出來,沒有兒女會不知道那是父親的情話。  文學也一樣,總有自以為高高在上的。沒有深度的作者喜歡寫別人看不懂的東西。沒有厚度的作者喜歡寫別人看不下去的東西。沒有樂趣的作者縱容自己寫悶死人的東西。沒有創意的人喜歡寫嚇唬人的怪癖東西。眼裏沒有別人的來來去去都寫自己。難道我們沒見過這樣的作品嗎?如此寫作,無非基於一個信念:「我是貴重的筆,不涉日常,以避庸俗——正如好看的書必定寫得不好,因為阿貓阿狗都讀得懂。」當然,有些書叫做「硬書」,要花點勁兒看,看後大大得益。但這兒所說的,不是硬書,它們有的只是硬殼,你若使勁把殼砸碎,會發現裏面什麼都沒有,氣惱之餘,你可以用來閱讀的「餘生」更少了。  好看的書必定寫得好嗎?不一定。浮淺、濫情的書也有好看的。那麼,好書呢?我覺得好書卻必須是好看的。好看,因為親民。親民者,能感染人、吸引人,能引發共鳴和拓展經驗,步步引領讀者走向作者的思想深度之謂。有深度的,不必賣弄。不賣弄的人真誠。真誠而想與讀者溝通的人,文字必定深入淺出。  人生苦短,我讀過許多皇帝的新衣,如今要像小孩子般說誠實話了。家裏和辦公室裏都是書,但它們是否都值得花時間讀?偷得浮生半日閒,很想閱讀的時候,我發現自己總在尋找那些看得懂的經典,因為對經典有信心。當然,這還可以避免受到某些現當代作品的銀面金身所蒙騙。讀書如用筆,我開始知道哪些才能叫做好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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