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字的簡便化 (周有光)

  漢字筆畫繁、字數多、讀音亂、檢索難,清末開始提倡簡化漢字,要求定形、定音、定序、定量。定形:異體字要統一,印刷體和手寫體要接近,要以清晰、易認、易寫的簡化字為規範。上海在1935年掀起手頭字運動,選定三百多個手頭常寫的簡體字,在15種雜誌上公開使用。同年,南京教育部公布第一批簡體字表,包含324個社會上比較通行的簡體字,可是第二年遇到反對就收回了。1956年公布《漢字簡化方案》,簡化字初次得到正式推行。這個方案規定515個簡化字和54個簡化偏旁,後來類推成為《簡化字總表》(共2235字)。這些簡化字大都是「古已有之」,這時候只是把俗體提升為正體,在中國大陸普遍應用於教科書、報紙和雜誌。但是馬路兩旁的招牌等所謂社會用字,繁簡並用,沒有統一。定量:字數太多、字無定量,是漢字難學難用的主要原因。在難以減少字數的情況下,可以用分層方法,減少學習和使用的不便。已經分為常用漢字(3500字)和通用漢字(7000字)兩個層次,前者用於小學教育,後者用於一般出版物,此外為罕用的漢字,用於古籍和專門性的出版物。定音:民國初年,開始漢字讀音統一,字典一律用字母注明標準讀音,代替反切。後來進行普通話審音工作,統一異讀詞的讀音。定序:部首法和筆劃法都難於適應自動快速檢索的時代要求。1918年公布注音字母之後,開始有了利用字母順序的音序法。在《現代漢語詞典》使用拼音字母的音序法排列正文之後,大型出版物如《中國大百科全書》,也採用音序法排列正文。(摘自《「文字改革」的百科新稿》,收入《百歲新稿》一書)簡體字與書法和文化傳統  書法不受簡化的限制。古代書法家常寫簡體字,王羲之的《蘭亭序》中有三分之一是簡化字,歐陽詢的《九成宮》中有六分之一是簡化字,可見古人不認為簡化和書法藝術有矛盾。  有人擔心簡化會破壞傳統文化。從篆書到隸書的「隸變」大大簡化了漢字;久已通行的草書和行書大大簡化了漢字。這些簡化沒有破壞傳統文化,從它們繼承而來的簡化字,怎麼會破壞傳統文化呢?(摘自《中國語文的時代演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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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有光簡介

  原名周耀平。經濟學教授,語言文字學家。1906年1月13日生於江蘇省常州市,後來遷居蘇州。1923年開始就學上海聖約翰大學;1925年上海發生「五卅慘案」,隨同全體同學和華籍教授離校,改讀離校師生創辦的光華大學,1927年畢業。1928年至1949年,任教光華大學、江蘇和浙江教育學院;任職新華銀行,由銀行派駐美國紐約。1949年上海解放後回國,擔任復旦大學經濟研究所和上海財經學院教授。1989年83歲離休,繼續在家中研究和著述。周有光一生充滿傳奇,早年專攻經濟學,曾經留學日本並在美國工作,他是屈指可數的曾與愛因斯坦面談過的中國人。解放後回上海任經濟學教授,1955年受命改行至文字改革領域,參與設計「漢語拼音方案」,被譽為漢語拼音創始人之一。周有光的太太張允和(1909-2002)是「張家四姐妹」中的老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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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而不朽謂之聖 (卷首語:潘耀明)

  今年是周有光先生一百零八歲誕辰,坊間有不少文章談到他,熱鬧得很!  周有光先生是值得人們敬重的。說是人們,有別於官方。因為他一生怕官,他與普羅大眾更接近。  一九四九年之前,他與許多熱血的國人一樣,積極參加過救國、愛國活動,他還是「民主建國會」的發起人。以他的才識,很有機會進入仕途。在重慶時期,他經常參加周恩來主持的座談會及討論,用現代術語,他有當官的條件、土壤和機遇。特別是大陸解放初期,民主黨派地位因統戰的關係,大大被提高了。他的摰友章乃器出任糧食部長,曾力邀他從政,他恁地不肯。  在內地,不當官,沒有行政級別,收入自然相應地低,至於各種生活待遇、政治待遇就更不用說了。  上世紀五十年代,周有光由一位從事經濟研究的專家,被調到中國文字改革研究會,因管「文改會」的吳玉章本人政治地位崇高,周先生這個專家也沾了光,上下班有汽車接送。吳玉章逝世後,「文改會」被調低級別,他只好擠公共汽車,走遠路去公共電話亭打電話。  對此,他都甘之如飴,他曾戲言:「使盡吃奶力氣,擠上公車,藉此鍛煉筋骨,為打公用電話,出門半里,順便散步觀光。」②  他以不當官為樂,生活環境簡陋,視作磨礪。因此,免除官場鬥爭、酬酢等紛繁人事,卻贏得時間和平靜、自由的生活,可以專心讀書、寫作,做學問。  由絢爛歸於平淡,說來容易。舉目所見的,曾享盛名、當權的人退下名利場,大多怨氣多、活得累。很多老人多活一天也是為了消磨時間。周先生不同,當他已屆耋期之年時,卻表示:「老不老我不管,我是活一天多一天。」③他說,從八十一歲開始,當作一歲,從頭算起。因此,他還繼續讀書、思考和寫作,他的文章與時俱進。他在自嘲「有書無齋」、佔他只有九平方米的小書房,寫出不少針砭時弊的文章,見解獨到。前一陣,在一片喧鬧的「愛國」聲中,他排眾而出,認為:「愛國,要從愛人類的角度來愛。」④其寓意與他為本刊題的字相若﹕「要從世界看國家,不要從國家看世界。」⑤他的言論,往往與官腔迥然不同,別出機抒,成一家風骨。  從周有光先生想起另一位大儒錢鍾書先生。錢先生可以說是古今中外最博學的大學者,精通六種外國文字。今年恰巧是錢鍾書先生逝世十五周年。錢先生與周有光先生一樣,是一位躲避名利場的人。特別是官場,錢先生更患上先天恐懼症。他是真正埋頭書齋的學問大家。  楊絳曾說過,她慶幸沒有刻意改變錢先生身上的癡氣,「這份癡氣不僅曾使青年的錢鍾書在人才濟濟的清華園一躍成為人中之龍,也讓他在人生的憂患歲月中始終堅守『竭畢生精力做學問』的志向。」⑥  新中國甫成立,很多進步的知識分子頭腦發脹,政治熱情沖天,紛紛申請加入共產黨,也有人建議吸收錢先生入黨。這一下子,錢先生可發愁了,因為作為典型學者,他是不過問政治,也不想蹚這一渾水,更不想沾官場的邊。在他忐忑不安之際,被捲入一宗所謂「清華間諜案」(後來查清與他無干),成為他入黨的障礙。  沒有入成黨的錢先生,更可以做他學問的本分,活得自在。這期間,讓他專心致志地完成《宋詩選注》這部巨構。對錢先生這部著作,連中共的文化大員胡喬木和周揚也交加讚許。至於其他著述如《談藝錄》、《管錐編》,更是扛鼎之作,盡顯其淵博才學。  錢先生逝世,法國總統希拉克親自致唁電,向這位學界偉人鞠躬致意。唁電強調,「他將以他的自由創作審慎思想和全球意識,銘記文化歷史中,並成為對未來世代的靈感源泉。」史學家余英時先生稱,默存先生是中國古典文化,在二十世紀最高的結晶之一,他的逝世,象徵了中國的傳統文化和二十世紀的同時終結。⑦  周有光先生與錢鍾書先生的共通處,他們沒有像其他許多知識分子,一味削尖腦袋力圖拼命鑽進官場,他們的避官,還文人一個真本色!  注:  ①羅曼.羅蘭:《約翰•克利斯朵夫》  ②③張森根:《老而不朽周有光》,《南風窗雙周刊》,二○一三年一月  ④張昌華:《賀周有光先生茶壽》,《蘋果日報》,二○一二年十二月十六日  ⑤《文化史上的奇迹——專訪世紀老人周有光先生》,本刊二○一三年三月號  ⑥⑦《錢鍾書:文革中知識分子受批判都是自找的》,鳳凰衛視,二○一二年五月二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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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耀明--人生小語

退 休已退休同事笑談退休後第一要務,就是把記事簿丟掉,因為行事曆一欄,空空如也,無須記事簿編排密麻麻的約會和會議。有趣的是:人還是那個人,退休前後,一天之差,竟有如此分別。細心回想,皆因那些忙碌的行事曆,只因職位而來,一天離開崗位,便隨之而逝。生活上的轉變,正好盤點人生賬目上的收支。屬於自己獨有的資產,任憑環境如何轉變,總不會變為零。至親的關懷、朋輩的敬重、自己的經驗和因此而來的智慧,無人能取去。退休正好盤點人生賬目的好時刻,認清什麼才是自己的資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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誰來把權力老虎關進籠子 (曹景行)

  中國的二○一二年起伏曲折,已經開始的二○一三年也一定很不尋常,局勢的變化常常讓人眼花繚亂。像一月初的那幾天,《南方周末》事件成為眾所議論的熱點,筆者在微博上曾以「二○一三中國開局很二(很不怎麼樣)」來形容,但還沒到月尾已似是遙遠的過去。  新的熱點事件接踵而來,南北官場四處冒烟:重慶「淫穢視頻」拉下連串不算太小的官員,陝西神木「房姐」四個戶口扯出北京四十一套住房,還有山西運城「房媳」家族的十來處房產——在網絡舉報推促之下,高層也開始發力,一場空前猛烈的反腐肅貪風暴似已成形,讓好些人頗感措手不及。  與此同時,籠罩「帝都」北京多日不散的濃厚霧霾,在世界面前突顯了中國經濟發展後百姓的生存問題。實際上,那些天整個中國東部經濟發達地區的空氣幾乎都前所未有地惡化,給居民健康、生活和交通、生產都帶來極為嚴重的影響。互聯網上千百萬條關於霧霾的嬉笑怒駡,既是無可奈何的歎息,更是對官府失職的聲討。  只不過一年之前,北京官員還一本正經指責美國大使館公布PM2.5指數是干預中國內政。時至今日,面對已經「爆表」的空氣污染數字,再也沒有人敢出來辯稱北京「空氣質量實現了十四年的持續改善,成效顯著」(北京市環保局官網去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文章)。網上和媒體言論開始要求追究政府無所作為和瀆職,指責國有大電廠、大企業在廢氣排放上面弄虛作假。還有人直接指出,如此嚴重的霧霾不僅因為北京中國汽車大量增加,更因為中石油等中央國企生產出售的汽油標準低、雜質多,加重了汽車廢氣污染。不敢觸動活老虎?  在一個文明國度,政府權力本來應該要保護公民的基本生存權利。但中國的現狀卻是,所有這些禍害的根源無不在於公權力的異變。為了家庭和孩子,一些名人公開在網上談到移民國外。這同大陸遊客到香港以及世界各地搶購奶粉一樣,都是對當局的一種別具意義的不信任投票。由於送孩子出國讀書的家庭越來越多,到香港考美國大學入學試SAT的內地學生人數暴增,有的已經另闢蹊徑轉戰台北。  這樣的局面,不管是北京的霧霾還是陝西的「房姐」,都讓習近平、李克強的「十八大」新班子面對一種退無可退的處境,唯有背水一戰、破釜沉舟,順從民意,挽回民心。北京當局整頓作風的八項措施收效顯著,各地官府奢靡之風頓時收斂不少,贏得了百姓的喝彩。習近平不久前表示「要把權力關進籠子」,「老虎、蒼蠅都要打」,顯示出超越鄧小平的決心和魄力,更得到了輿論的普遍支持。  只是在中國歷史上,包括中共六十多年的執政進程,權力從來就沒有被關進過籠子,甚至連籠子在哪兒都不知道。要實現習近平的政治承諾,就必須明確誰來紮這個籠子,誰來把如此龐大的權力關進籠子,誰來上鎖管鑰匙。如果連這些最基本的原則都弄不清楚,中國老百姓至多只能像李安電影裏面的印度少年Pi那樣,同權力的老虎同在一葉小舟上共存,隨時有傾覆落海的危險。  尤其是這些年來權力進一步放縱,早就養虎成患,連蒼蠅都可以無所忌憚。以陝西「房姐」龔愛愛為例,一個小小的地方銀行副行長,沒用多少年就積累起億萬家產。只要追究一下她的發家過程,包括那幾個戶口和那許多房產的來龍去脈,或許就不難拉扯出一張完整的利益關係網。那麼,中國各地會有多少個龔愛愛這樣神通廣大的人物,他們背後又有多少張利益關係網?中央電視台主持人崔永元在微博中打賭說肯定不止一個,筆者回應「可以打賭,肯定不止一百個」。  至於打老虎,薄熙來、劉志軍(原鐵道部長)已經立案,三月北京兩會之後就會開審。當局如果敢於追根究底連鍋端出,內情一定超出大家的想像。但他們已經是死老虎,最高當局會不會觸動其他一些省部級甚至更高級別的活老虎,打破高層權貴的利益關係網呢?大家正等着瞧呢。不只是等着看大小貪官倒台的好戲,更是等着看習近平「新政」是不是玩真的。春節前後遇到朋友,幾乎每個人都會提出同樣的問題:「究竟只是刮陣風還是會持久下去?」社會崩解和革命是否不可避免?  當然,每個人都希望這次反腐敗能真的管住共產黨官員,讓老百姓有新的盼頭。也有人認為習近平只是為了挽救共產黨和執政地位,仍然要繼承老一代的傳統。但不管怎樣,面對退無可退的現實,全面整肅和清洗腐敗庸才勢在必行,吸納清廉精英、重建中共隊伍勢在必行,用憲法架構制約權力勢在必行。如果做不到這幾點,他就是不想成為中國的戈爾巴喬夫都難。而且,需要重建的不只是執政黨,更是整個國家的根基。  始終沒有離開農村的陝西作家賈平凹最近說了這麼一番話:  (中國的發展)就像一碗湯,湯上飄些油花花,你一嘴把油花花子吸完了,湯裏沒油了。都在興建新城鎮,地方領導要業績嚒。建一個新城,要消耗周圍多少資源,沒人想過。到最後,農村要錢沒錢,要人沒人,要物沒物,剩下一堆廢墟。……城裏房價高、交通擁擠、就業競爭大。在我看,這些都不是嚴重問題。在更廣大的農村,中國社會基礎性的一些東西在變在塌,會危害整個國家和民族的前途。有時候想想,心裏會害怕。  中南海裏的新貴們,你們能夠感受到賈平凹的害怕嗎?各位在看王岐山推薦的托克維爾《舊制度與大革命》時,也對照着讀一下賈平凹的新作品《帶燈》。兩本書實際上說的是一回事——社會崩解和革命是否不可避免。  (作者是香港時事評論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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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決釣魚台領土糾紛的五個思路 (林泉忠)

  自從二〇一二年「九一一」日本將「尖閣諸島」實施「國有化」後,中日圍繞在釣魚台主權的爭端日益升級,在思考如何化解危機的同時,如何從根本上解決釣魚台主權問題也廣受關注。然而,除了訴諸武力之外,外交談判與提交國際法庭可行嗎?繞過主權迷思的「共同開發」又如何?地球村效應又能否提供解決領土紛爭的新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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