緣何學界成官場?  ——內地大學行政化求解 (梁雨鴻)

  一九三一年,三十八歲的梁漱溟說:「中國教育有生機,非打破推翻今日官辦教育的局面,得一大解放不可,官辦教育,教育越辦越死。官不辦教育,聽社會上有志教育的人去辦教育,才得越辦越活。」   八十年過去了,中國大學教育的官場化、行政化仍越演越烈。內地幾乎所有大學被按副部級、正廳級、副廳級排序;內地最著名的北京大學去年七月曝出高達十一位校長助理、七位副校長、三位黨委副書記等二十七名主要官員;而立志走出大學去行政化第一步的深圳南方科技大學(南科大),最後還是被「體制」收編,成為「正廳級大學」。   「大學之道,在明明德」,但如今內地大學文化更信奉另一條古訓:「學而優則仕」。大學的官場化還影響學生多熱衷參與各種半官方組織而非興趣社團,這些組織中也有「主任、副部長、部長、副主席、主席」等各種複雜的頭銜體系。中國人民大學副教授陳偉直指官場化的學生會已經成為「大學最陰暗的一角」。   創新工廠行政總裁李開復曾獲得某愛國華僑二十億人民幣捐助,希望打造中國的「加州理工學院」,最後竟因為相關部門無法破例,讓一個這樣的學校申請「博士點、碩士點」而放棄。李開復說:「現在看到朱清時校長在南方科大碰到的種種阻撓,一方面慶幸自己當時放棄,另一方面也為中國教育的未來感歎。」   內地大學的官場化有怎樣的歷史?為何官場化「人人喊打」,去行政化卻步履蹣跚?大學改革的契機究竟在哪裏?《明報月刊》記者為此專訪了深圳南科大校長朱清時與中國政法大學原校長江平,以及多位研究中國教改的學者,為讀者解讀這一新時代的頭等難題。 南科大之路「步履蹣跚」   近年來,內地大學地位機關化、級別行政化、領導官員化、管理官僚化以及作風衙門化成為焦點。而內地大學「功利化」和大學缺乏「辦學自主權」,源於大學行政化,因此大學去行政化也就成了內地高等教育行政管理體制改革的關鍵所在。   二○一○年初,溫家寶總理在與科教文體各界的十位代表會談中,有兩段話被廣為傳播,一段是:「一些大學功利化,什麼都和錢掛鈎,這是個要命問題。」另一段是:「一所好的大學,在於有自己獨特的靈魂,這就是獨立的思考、自由的表達。千人一面、千篇一律,不可能出世界一流大學。大學必須有辦學自主權。」  隨後,《國家中長期教育改革和發展規劃綱要(二○一○│二○二○年)》明確指出,將逐步取消大學實際存在的行政級別和行政化管理模式。但就目前而言,多年來森嚴壁壘的內地高等教育官樣體制雖然已經拉開了去行政化的改革序幕,卻依然步履蹣跚。  在內地大學去行政化的路上,深圳南科大被視為高等教育綜合改革的「試驗田」。作為一個新生力量,它被稱為內地大學去行政化改革的翹楚,但在建校過程中,卻遭遇了無數行政化的尷尬。在有關是否參加統一高考的問題上,南科大與教育部發生爭執,南科大首屆四十五名學生的拒考更是引爆了這一矛盾。最後南科大妥協,希望招生時高考成績佔百分之四十,但教育部認為自主招生不宜佔最高的比例,最終的結果是高考成績佔百分之六十。   在中國科技大學十年,朱清時堅持不擴招,不建分校,原生態接受評估;任南科大校長三年,他堅持去行政化,辦一所真正的大學,找回丟失的大學精神。在中國的大學改革路上,朱清時一直艱難地走在最前面,而他也因此被認為是最有資格對去行政化發言的教育界人士之一。   朱清時表示:「我做過多年的大學校長,在教育界工作過多年,所以我深知中國的教育如果不改革就會慢慢走向死亡,所以中國教育要能夠新生的話,就一定要改革。」   他表示,學校雖然提出去行政化,但如果完全跟政府不對接,也有困難之處。同時,他坦言,目前學校招聘管理隊伍的人員困難很大,這多源於優秀的管理人員必定優先考慮就職於國家機構,倘若此種觀念不改變,大學去行政化也無希望。 去行政化關鍵是如何執行   雖然內地大學去行政化的道路充滿了爭議、困難,甚至常出現反覆,但也不能否認,仍然有一些知名大學在不斷嘗試,期望能夠在這條布滿荊棘的征途上突圍。  二○一一年四月,在選舉產生的上海復旦大學新一屆學術委員會中,四十三名委員無一校領導。原復旦大學校長王生洪,現任校長、中科院院士楊玉良教授,也不例外。對於校領導退席學術委員會,社會和媒體幾乎都以「邁出了去行政化第一步」而加以讚譽。   復旦大學校長退出學術委員會並非內地首例。吉林大學學校領導不再擔任各級學術委員會委員職務;清華大學校長不是清華大學學術委員會成員;山東大學校長退出學術委員會,華中師範大學校領導集體退出該校學術委員會都已經見諸報端。   「我們的核心理念是:教授治學就是治理學術,要堅持學術自由和學術民主,維護學術的獨立和純潔。」在復旦大學新一屆學術委員會第一次全體會議上,前任學術委員會副主任、換屆工作小組組長王迅介紹說。「校領導不能在校學術委員會任職,必須把學術委員會還給學校的教授們」,復旦校長楊玉良在二○一○年年底就已多次在公開場合表明了這一立場。   然而,二十一世紀教育研究院副院長熊丙奇曾對內地媒體表示,學術權和行政權真正地分離,不在於行政人員不擔任學術機構的職務,而在於行政人員不再從事學術研究,以及學術機構能不受行政權的制約獨立進行學術管理、學術決策。   熊丙奇在接受《明報月刊》記者採訪時表示,目前內地大學去行政化已經沒有認識上的問題了,關鍵就是執行的問題,即政府部門怎樣放權。倘若能夠形成一種自上而下放權機制,才能不斷推進大學去行政化。   朱清時表示,中國大學去行政化是遲早要實現的。因為只有去行政化,把大學按照學術的規律來辦,這樣大學才能真正地成為一流。   「大學應當是獨立的,自由的,就是人格的獨立和學術上的自由。這是大學的靈魂所在。沒有它,大學就沒有靈魂;大學是學術機構,應當去行政化。」內地法學界泰斗、中國政法大學終身教授江平在中國政法大學六十周年校慶慶祝大會的此番講話贏得了在場師生的陣陣掌聲。  去行政化會弱化教育地位?   對於未來的改革方向,無論在決策層還是學界,有「大刀闊斧」與「小修小補」兩種意見。   未來進行「大刀闊斧」改革,就會涉及幾個難以解決的核心問題。例如江平在就指出,去行政化應當首先解訣領導體制,是實行黨委領導下的校長負責制,還是校長負責制?「二十多年前,我們學校已經準備實行校長負責制,後來因為發生了那件政治風波,就改成了現在的黨委領導下的校長負責制」。而這個問題在現行政治體制下幾乎無法突破。   不過,南科大的妥協也間接證明,「小修小補」才是當前大學去行政化的主流。例如上文提到一些大學官員退出學術活動,再如北京師範大學新任校長董奇提出「擔任校長期間,做到不申報新科研課題、不招新的研究生、不申報任何教學科研獎、個人不申報院士」。但這些舉措大多屬於個人或少數名校行為,並沒有定下制度。  北京大學憲法學教授張千帆研究指出,二○一一年中國大學行政化加劇的趨勢依然有增無減。 為何上有溫總的多次強調,下有學界的呼籲,大學去行政化卻仍然步履蹣跚,甚至止步不前?更多真正參與去行政化改革人士給出的回答是:大學去行政化無法脫離與整個社會的去行政化改革。   有某大學校長對媒體開玩笑,要是大學取消了級別,連一個社區的官員都可以管住你,這就是內地所謂的「官大一級壓死人」。中山大學原校長黃達人也直言,現階段社會上各行各業都存在行政級別的大環境下,如果只是簡單取消了大學的行政級別,不僅不會強化教育,特別是高等教育的地位,反而可能恰恰會起到弱化的作用。  自許為理想主義者的朱清時也感慨:「現在我才意識到要去行政化不能夠僅僅靠一個學校封閉在校園這樣就能做到。去行政化要跟社會進步同步,要整個社會一起改才能最終實現大學的去行政化。」  (作者是本刊特約記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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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藝壇一青松 (金董建平)

  藝術大師趙無極先生二○一三年四月九日在瑞士家中逝世,噩耗傳來,我很悲痛,夜不成寐,許多往事浮上心頭。  無極先生是家父浩雲先生的摯友,是我的「父執」。上世紀六十年代,我在美國賓州大學讀書,暑假與家人去巴黎度假,便認識了無極先生,叫他「叔叔」。我知道他是四十年代由國家選拔保送到法國留學的畫家之一,記得他早期的畫風是帶有中國書法特徵的抽象繪畫。  時隔二十年,一九八二年無極先生在西方藝壇已譽滿天下,他來香港出席香港藝術中心為他舉行的個展時,我再次有機會與無極先生晤面。承蒙無極先生不棄,從此與他結成忘年之交。每次我去巴黎必定拜望他,他每次來香港也一定撥冗與我小敍。大家用上海話溝通,倍感親切。無極先生學養精湛、見聞廣博,談天說地,尤其講述藝壇趣聞逸事,娓娓動人,我洗耳恭聽,獲益良多。在巴黎時,無極先生還介紹朱德群先生與我認識,後來我與德群先生也結成忘年交。當年趙無極先生、朱德群先生和吳冠中先生都是林風眠大師的高足,杭州藝專的「三劍客」,他們三位後來又都留學法國,都取得非凡的成就,都成為「大師」,都是中華民族的驕傲。我能與這三位大師結交,可謂三生有幸。如今「三劍客」三去其二,惟德群先生健在(在此謹祝德群先生創造壽星畫家的記錄),令人太息。豐沛的感情轉換對大地的遐想  出於對我的支持和鼓勵,無極先生把他作品在香港地區的代理權交給藝倡畫廊,從而提高了畫廊的品位,擴大了畫廊的影響,我永遠銘感於心。藝倡畫廊曾為無極先生在香港舉辦了五次個展﹕一九九三年、一九九六年展出他的布上和紙上作品。一九九九年展出他的石版畫和金屬版畫。二○○三年舉辦他以水彩畫為主的展覽。二○○九年舉行一次綜合展覽,展出他一九四九至一九九四年創作的油畫、水彩畫、石版畫、金屬版畫及水墨畫。此外,為無極先生印行過三本畫集。一九九八年,藝倡畫廊還協助上海博物館舉辦趙氏大型回顧展,均取得了巨大的成功。  無極先生的藝術成就,早有定論。舉其要者,如著名法國詩人兼畫家亨利.米修(Henri Michaux)說他﹕「豐沛的感情轉換對大地的遐想,大地形成之初,混沌初開,飛舞升騰,無比輝煌,籠罩整個畫面,給人一種無限振奮的感受。」著名藝評家馬歇索(Daniel Marchesseau)說﹕「他找到一種融合東方細筆和西方古典建築結構的畫風。」建築大師,也是無極先生好友貝聿銘則說﹕「我覺得他的油畫和石版畫十分迷人,使我同時想起克利繪畫的神秘和倪瓚山水的簡練,我可以毫不誇張地說,趙無極是歐洲畫壇當今最偉大的藝術家之一。」簡而言之,無極先生的繪畫融合了東西方文化特色,以西方現代繪畫形式和油畫色彩技巧,結合中國傳統藝術的內涵和意境,感情洋溢,特別耐看。他的畫是無言的詩,無聲的音樂,有火一般的激情,也有水一般的柔情,論者評為「抒情抽象派」的代表,飲譽數十年,誠世界藝壇一棵不老的青松。他的作品為世界各大博物館、美術館和著名鑑賞家競相購藏,是各種拍賣場的「寵兒」。  無極先生,您壽臻耄耋,您一再說﹕「雖然我加入了法國籍,但我骨子裏的東西,還是中國人的。」您為中國,為中華民族贏得榮耀,您的名字和作品將與世長存,安息吧!  (作者是藝倡畫廊創辦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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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書的故事 (卷首語:潘耀明)

  一個永遠的真理,  用浪花寫在天空;  雖然船在上面,  水在下面,  然而水仍是主人翁。①  最近有一本書,在海內外熱烈傳播開。這是一本古書重版,書名《群書治要三六○》。說起這本書,有一段因緣——  《群書治要》是唐太宗李世民(五九九—六四九)於貞觀初年下令編輯的。  李世民年少英武過人,深感早年從軍,讀書不多,很是遺憾,登位後鑑於前隋因腐敗而滅亡,深諳創業維艱,守成更難。他在位期間,鼓勵群臣多加進諫,批評其決策過失。他也身體力行,兼聽納諫,聞過則喜、從善如流。此外,他還命令諫官魏徵及虞世南等,整理歷代帝王治國資政史料,擷取六經、四史、諸子百家中,有關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之精要,匯編《群書治要》。  題材及內容跨度很大,上始五帝,下迄晉代,自一萬四千多部、八萬九千多卷古籍中,博採典籍六十五種,共五十餘萬言。  唐太宗不僅把《群書治要》讀得滾瓜爛熟,貴在擅於活學活用:任人唯能,知人善用;廣開言路,自我克制,重用魏徵等諍臣;並採取一些以農為本,厲行節約,休養生息,文教復興,完善科舉制度等政策,使得社會出現了從未有過的繁榮安定、文教興盛的局面,開創了中國歷史上赫赫有名的貞觀之治。  職是之故,《群書治要》這本書,對貞觀之治,居功厥偉。  令人遺憾的是,此書是手抄本,因當時中國雕版印刷不發達,這本書到了宋初已失傳,《宋史》亦不見記載。  還虧毗鄰的扶桑,保存了這一文化薪火。後來發現日本金澤文庫藏有鐮倉時代 (一一九二—一三三○)日本僧人手寫《群書治要》的全帙。清乾隆六十年,由日本有關方面親送回中國本土。上海商務印書館四部叢刊和台灣分別以此版為底本影印出版。  二○一○年歲末,淨空法師獲得此書,反覆翻閱之後,「歡喜無量,深刻體會古聖先賢之文化教育,能為全世界帶來永恆之安定和平。最極關鍵者,即國人本身,必須真正認識傳統文化,斷疑啟信。聖賢傳統文化實為一切眾生自性流露,超越時空,亙古彌新。」②  為了閱讀方便,又由時人選輯三百六十條。這就是《群書治要三六○》的由來。  據知,東南亞個別國家的領袖對這部《群書治要》非常感興趣,還迻譯成該國文字作為從政參考。  習近平主席的父親習仲勳,曾為這部書題了「古鏡今鑒」四個字,俱見中國領導人對這本書的重視。  如果當代中國領導人能夠像當年唐太宗勵精圖治,廣開言路,整飭吏治,實行廉政,改革政府機構,相信應有一番作為。  《群書治要》可說是集中國傳統文化中關於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精華部分。誠然,中國傳統文化有許多優秀的地方,值得後人借鑑。  中國傳統文化與文化傳統迥然不同,因為後者的核心就是專制主義與奴隸主義。「在民主的制度下,決不可能出現『天王聖明,臣罪當誅』,或者『唱支山歌給黨聽,我把黨來比母親』這樣的心理狀態。」③  至於「民主與絕大部分的中國傳統文化卻並不是矛盾的,抽去了專制主義的核心,無論是儒家的『仁者愛人』、墨家的『兼愛』、孔子的『三軍可奪帥也,匹夫不可奪志也』、孟子的『威武不能屈,貧賤不能移,富貴不能淫,是之謂大丈夫』的精神,應該更容易得到發揚。」④  特別是儒家宣揚的「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等都與現代民主思想吻合。  當代中國思想家李慎之指出:「中國學術從孔子的時代起是求『善』的學術,而西方學術從希臘時代起就是求『真』的學術,兩者的差別是很大的。」「求『真』是不難找到客觀標準的,求『善』則往往可以『公說公有理,婆說婆有理』,含糊曖昧,莫衷一是。」⑤  可見,管理一個現代國家,《群書治要》固然值得參考借鑑,這是從中國傳統文化中吸收養份精華的途徑,還要融會西方優質的文化,兼收融合,才能走出一條既具中國特色,兼有西方現代治國理念的康莊大道。  注:  ①裴多菲:《大海洶湧着……》,《裴多菲詩選》  ②《群書治要三六○》,世界書局,二○一二年八月  ③④⑤李慎之:《廿一世紀的憂思—— 李慎之文選(續一)》,明報出版社,二○○三年十二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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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偉儀--人生小語

將勤補拙不是不相信天才,只是天才萬中無一。而且是否天才,也不是自己能控制的。小時候父親已告誡我要將勤補拙,湊巧自己也選擇了實驗生物的專業。這個專業,單單天才,並不管用。不斷的實驗再實驗,是常規。過去三十幾年的經歷,印證了「勤」和「恆心」的重要,「只要功夫深,鐵杵磨成針」是千古不易的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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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年輪轉 似曾相識  ——兼論變相「集體抗命」 (曹景行)

  三月北京「兩會」結束後中國的內外局勢,很容易讓人想起十年前胡錦濤、溫家寶登場時的情景。那年也是早春時分,一場由南而北的瘟疫已經鬧得全國人心惶惶。「兩會」臨近閉幕那天,新任衛生部長張文康遭記者圍困在人大會堂北大廳的場面,被筆者用相機錄下,現在再看仍有幾分感慨。北京不能只考慮中國自己的利益  到了十年後的早春,上海先是發生黃浦江上游萬頭死豬漂下的駭人事件,不久又陸續查出H7N9的新型禽流感導致數名患者死亡。接着,附近的江蘇、浙江也相繼發現同樣的死亡病例,讓全國各地大為緊張。即使這次禽流感最後沒有變成第二次「非典」,但病毒的迅速變種,總有一天會給國人帶來人傳人的疫災。好在有了十年前的教訓,這次當局的反應快了許多,透明許多,老百姓也懂了許多。  還記得十年前北京「兩會」結束飛回香港,在北京機場就開始做伊拉克戰爭的直播報道。今年此時外部世界仍然很不太平,大家最關注朝鮮的金正恩會不會頭腦失控,像玩電子遊戲那樣觸動發射導彈的按鈕。畢竟,伊拉克還比較遙遠,朝鮮半島卻是隔壁緊鄰。而且,北京的決策者也不能像十年前那樣只考慮中國自己的利益,而應如習近平日前外訪所顯示的那樣,身為大國之一的中國理應更多考慮如何為世界和平發展做出獨特貢獻。  今天的朝鮮半島局勢既複雜又危險。筆者在清華大學的一位韓國學生剛從部隊退役,就提醒中國同學注意,一旦他們那裏爆發戰事,朝鮮儲存的化學武器、核子武器或許還有別的什麼東西要是捱了打,一定會擴散出來影響到中國等鄰近地區。(在筆者看來,到時中國軍隊或許應該向前推進,搶先在邊界地區建立一個緩衝區,以應對可能發生的種種不測。)各地官員變相「集體抗命」  即使沒有這樣的內外突發事件,習近平、李克強新班子的開局同十年前胡溫相比較,也顯得更加不確定、更加艱難;尤其是已經尾大不掉的官僚系統,似乎更加難以拖動。就拿去年中共「十八大」以後最得人心的整頓黨政作風八項措施來說,一度確令官員的奢靡揮霍之風明顯收斂,高檔烟酒茶和餐飲都大受影響。但時間稍長一點,茅台酒灌進礦泉水瓶、高檔酒店另闢密室設宴等對應手法紛紛出台。一位做裝修的朋友告訴筆者,眼下他接到最多的活,就是幫高檔會所改建外觀不起眼的小單間。同樣,今年清明節期間,各地仍然有官員違規挪用公車去掃墓踏青,不過稍加遮蔽而已。  北京當局如果聽任這種變相「集體抗命」滋生蔓延,很快就會侵蝕老百姓對習李新班子本來就不很高的期待,胡溫時期「政令不出中南海」的弊端也很快就會重現。比如「城鎮化」的概念一旦流行,地方上推土機碾死維權農民的事件就接二連三發生。又如「兩會」結束後總理李克強會見記者說的許多話廣受媒體稱道,尤其要求「把錯裝在政府身上的手換成市場的手」,更是一語中的。但這些天發生的許多事情,都表明政府錯裝的手還是喜歡亂動。  互聯網公司騰訊近年推出的微信便捷省錢,用戶迅速超過三億。最近三家國有通訊公司認為自己利益受到侵佔,要求對微信收費,引來消費者的不滿和抗議。這本來是公司對公司、企業對客戶的事情,應該由「市場的手」來解決。但政府主管部門工信部卻搶着表示微信應該收費,明顯要維護那三家國有壟斷通訊企業的利益,連形式上的聽證會都不想辦了。拔高GDP拖了經濟轉型的後腿  至於越來越緊迫的中國經濟轉型升級,本來已經成為國策,當局也開始淡化對地方政府GDP的要求。但「兩會」結束後不到半個月,廣東東莞市下屬多數鎮街政府相繼大幅調高今年的GDP增長率,幅度最大的從原來的百分之六,一下拔高到百分之十三。這樣一來,今年東莞市的GDP目標就可能達到百分之十,大大超過中央確定的百分之七點五全國目標,更超過當地人大年初通過的百分之七。然而就在北京「兩會」期間,身為全國人大代表的東莞市長袁寶成曾說過「東莞結構調整的壓力太大——我反對為GDP而GDP」。現在突然改變,壓力顯然來自上面省裏。到底是為政績(GDP不被江蘇趕超),還是為了財政收入(稅收和賣地收入增速放慢)?或許二者兼有吧。  但這樣拔高GDP的做法,當然不可能基於居民消費的有力增長,也不可能基於有競爭力的高新產業的迅速開發,唯有通過大量融資加快基本建設投資(如造地鐵),或者通過大力引進央企專案。但這樣的GDP高增長,卻有可能拖了經濟轉型的後腿,加重負擔。為了眼前政績而犧牲未來,本來就違背了科學發展的規律,但真要改變,難上加難哪。  至於如何修補天上地下的環境破壞,如何重建食品安全體制,如何改革收入分配,如何建立起碼的社會保障和養老體系,如何保障勞動者權益,如何把醫療和教育的改革導入正途——都還看不清新班子的思路,更看不出會有怎樣的決心。  問題是中國拖不起再一個十年,時不我待。十年前胡溫主政時,中國還能依靠加入WTO激發出來的增長動力。今天呢?只是為了保住老百姓起碼的生存條件,國家就需要耗費越來越多的資源,加快歸還歷史欠賬。  最令人擔心的,是中國今天的官僚體系難以承擔起如此繁重而深刻的經國重任。原貴州省委書記石宗源曾提出「保住青山綠水也是政績」,可惜,他被視為「另類高官」而沒有受到重用。可惜,三月二十八日他在北京去世時只有六十六歲。習李如果有決心推動新政,需要更多這樣踏踏實實的官員。可惜,這樣的官員不是越來越多,而是越來越少。  清除官僚體系中權力的腐敗和施政的無能,確實需要壯士斷腕的決心。但正如經濟學者許小年所說:「壯士怎麼才能斷腕?把刀子交給別人!」可能嗎?  (作者是香港時事評論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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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自關門叫陣 政改困難百倍  ——分析北京與泛民的策略 (劉銳紹)

  近期香港政壇的焦點,非二○一七年的「普選」莫屬。自從中共高層在北京「兩會」放話之後,全國人大法律委員會主任委員喬曉陽再承命放炮,拋出特首「必須愛國愛港」和「不能跟中央對抗」兩條底線。跟着,泛民當然回禮,並繼續就「佔領中環」展開討論,爭取支持。不過,市民看到的是,雙方目前都是關門叫陣,各自穩守在自己的城牆之內,隔空罵戰,沒有短兵相接。北京對泛民實行「隔離接觸」  出現這種情況,不是由於泛民陣營不想對話,而是北京基於策略考慮,暫時不會與泛民接觸。據了解,北京其實早已確定與泛民「過招」的策略,並有了二○一七年「普選」的初步方案。不過,北京今年內不會拿出來,轉交特區政府化為自己的方案並公開諮詢,因為北京今年將採取「兩做一不做」的策略。  所謂「兩做」,一是強勢拋出「必須愛國愛港」和「不能跟中央對抗」兩條底線,就像中英談判香港問題時,北京亮出「一定會收回香港」的底線,讓對方不能超越,跟着知難而退。二是由中央官員拋出上述兩條底線後,就由建制派紛紛出馬,附和解說,希望把這兩條底線打入香港人(尤其是中間派或「怕事一族」)的腦袋,製造更雄厚的輿論和民意基礎,待明年拿出具體政改方案時,就較容易得到社會支持了。  所謂「一不做」,是指暫時不會跟泛民接觸,連平時持續進行的摸底性質接觸也暫停下來。用軍事學的用語說,這稱為「隔離接觸」,令對手產生更多猜想,不能知己知彼,心裏更不踏實。什麼時候才恢復接觸呢?也許到了北京需要分化泛民的時候,就會逐步分開接觸。圈中人估計,這項工作可能明年初才會進行,以便在特區政府拿出方案前做好分化工作。  無論如何,種種迹象令人感到,這次談論二○一七「普選」特首的難度,比二○一○年談論二○一二年特首選舉方案的難度大得多。其中最大的困難有兩方面:  一、當年討論二○一二年的政改方案時,距離二○一七的「普選」還有充足的時間。北京認為「先過了二○一二這個關頭再說」;願意與北京合作的民主黨也認為,「先完成階段性目標,再爭取下一步的成果」。但到了現在,二○一七「普選」的問題已逼在眉睫,到了不能不面對的時候。北京認為泛民正步步進逼,以「佔領中環」為炸彈,而北京又未準備放手真普選,所以喬曉陽說「退無可退」,只有硬碰硬了。  二、現時北京與泛民之間的互信,遠比二○一○年時薄弱,甚至等於零;即使是一度與北京合作的民主黨,也沒有再次暗渡陳倉的勇氣了,因為他們上次跟北京合作後,雖然爭取到一些市民的理解,但同時招致泛民陣營的指責。更有甚者,他們原以為這是漸進式改善關係的開始,豈料後來北京的強硬意見抬頭,竟指民主黨「騎劫了政改方案的成果」,「成了大贏家」。其後,北京高層藉詞「民主黨仍然與外部勢力勾結在一起,沒有因為通過政改方案而進一步靠攏過來」,於是停止了發展關係。  其實,當時北京內部一些溫和力量曾建議,無論外界如何反應,中央應趁機主動向泛民(不單是民主黨)伸出友誼之手,做好日後討論二○一七「普選」的準備。但北京高層偏聽強硬的意見,溫和的建議再次成為耳邊風。今天雙方毫無互信,連私下的接觸也沒有,難怪當年曾協助溝通但沒有曝光的人士也搖頭歎息,一時間不知如何操作。不能令泛民以為北京軟弱?  實際上,這些溫和力量一直沒有放棄對北京好言相勸,曉以利害。他們遊走在香港與北京之間,有些已成了香港居民,既知道北京的意圖,也理解香港人的想法,希望想出兩全其美的方法,可算是有心人。據悉,他們去年底已建議:如果要令到二○一七的「普選」問題較容易解決,先要盡快創造氣氛,讓雙方的情緒不要對立起來,逐步增加對話基礎。所以,他們先後提出兩項具體計劃。  第一,請北京同意安排立法會全體七十位議員(包括民主派)到深圳前海考察,只談經濟、民生,不談政治。因為前海是計劃中與香港金融接軌的地方,而香港又要發展成為人民幣離岸中心,所以,讓立法會議員多點了解兩地的合作,是應該大力推動的事,同時也可以讓完全與國情脫節的民主派看看內地的變化,起到潛移默化的作用。  第二,今年五月十二日,是四川大地震五周年的日子。過去,香港捐了一百億元,協助救災和重建。立法會議員負責通過撥款,有責任監督特區政府和款項如何運用,所以,內地可安排包括泛民在內的全體立法會議員到四川災區視察。這樣做一點也不敏感,同時可以很自然地創造溝通的機會。  上述兩點還附帶具體的操作建議。例如,如果北京同意,可讓梁振英或曾鈺成把這些建議說出來,當作是他們的建議,再讓他們帶隊,這樣不是為他們增加政治分嗎?如果泛民杯葛,對北京和建制派也沒有壞處,因為市民都看到他們已伸出橄欖枝,只是泛民拒人千里而已。  可惜,這些建議送到北京之後,有關方面卻有另一種想法。強硬的意見認為,不能釋出錯誤的訊號,令泛民以為北京軟弱,減低北京的籌碼。結果,北京對於第一項建議,只安排建制派議員到前海參觀,泛民議員被排除在外。北京認為,「內外有別就是一種壓力」,殊不知完全錯了。至於第二項建議,看來已胎死腹中。北京的政策如此,導致氣氛愈來愈僵,可見,這次「普選」政改方案要有突破,確是難若登天了。  (作者是香港時事評論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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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近平的考驗隨之而來 (馬 玲)

  「對於一個壞政府來說,最危險的時刻通常就是它開始改革的時刻。人們耐心忍受着苦難,以為這是不可避免的,但一旦有人出主意想消除苦難時,它就變得無法忍受了。當時被消除的所有流弊似乎更容易使人覺察到尚有其他流弊存在,於是人們的情緒便更激烈:痛苦的確已經減輕,但是感覺卻更加敏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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釣魚台上的同牀異夢  ——《台日漁業協議》與中日台琉美關係 (林泉忠)

  基於安倍的「中台分斷」戰略,《台日漁業協議》順利簽署,台北似乎成了《協議》的最大贏家。美國樂觀其成,而尷尬的北京一肚子氣卻又不敢對馬英九怒形於色,沖繩則提出抗議。中日台琉美地處釣魚台四周,基於各自的立場,相互關係異常微妙,而協定風波折射出的正是「主權」與「利益」交錯下,五方弔詭的「同牀異夢」現象。——編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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