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考迷城   ——有關內地教育改革 (任 玉)

  二○一二年高考前夕,一組湖北孝感一中高考班同學集體在複習時打吊瓶的圖片引起了內地社會的普遍關注,「吊瓶班」成為內地高考制度下背負巨大壓力考生的生動寫照。在內地,高考被形容為「千軍萬馬過獨木橋」,對於不少中西部地區學生而言,獨木橋一岸是貧瘠與落後,對岸就是榮耀與希望。  「無論高考制度如何受社會詬病,對我們這裏的學生來說,它是一條可以改變命運的路。」河南省汝州第一高級中學青年教師石一對《明報月刊》記者說。  同「吊瓶班」所在的湖北一樣,河南作為中國人口最多的省份,也是高考競爭最為激烈的地區之一。二○一二年,河南高考考生約有六十八萬人,居於全國各省份第一位,其中本科一類錄取四萬七千餘人,錄取率僅約為百分之六點九,高考競爭壓力之大可見一斑。  對於河南汝州第一高級中學的學生而言,一天的學習從早晨五點半自習開始,到晚上九點四十分自習結束,在這十六個小時當中,除了吃飯、上廁所,學生們幾乎都是在教室中度過。  對於不少內地中西部省份的高中生而言,這樣的作息會持續三年甚至更長的時間,這段經歷會被不少人稱為「煉獄」,「吃得苦中苦,方為人上人」這樣的話語被不少十五六歲的孩子刻在課桌上作為座右銘。自辦學校 想逃卻離不了  離河南汝州八百多公里外的北京,是中國內地教育資源最為豐富的城市。二○一二年,北京一本(等於香港的Band 1學校)錄取率高達百分之二十七點三,是河南等中西部省份的數倍之多。然而,身居中國教育體系之中的至高點,北京的張喬峰先生一年前卻把剛剛讀了一個月小學的兒子從學校領回了家裏。  在絕大多數的學生和家長為獲得更好的教育條件而擠破腦袋的時候,張喬峰選擇急流勇「退」,決定逃離以高考為中心的教育體制,自己在家全職教孩子。  張喬峰二○一二年九月自己開辦了家庭學校「龍學園」,在龍學園的課程表上,除了傳統課程的語文、數學、英語,有着不小的自然科學、閱讀、手工等課程的比重。另外,課程表每天還安排了大量的戶外運動,周末則是到奧林匹克公園訓練。  包括張喬峰七歲的兒子張洪武在內,目前共有四名學員。其中一個孩子加入張喬峰的家庭學校前就讀於人大附小,這所幾乎是北京最熱門的小學,以素質教育和考試成績並重著稱,不少家長不惜花費重金為孩子爭取進入這所小學入讀的資格。  「我不準備讓孩子參加高考。」張喬峰說。這位戴眼鏡的中年人一九八三年考入北京大學物理系。生於福建莆田一個普通農民家庭的他承認,自己是高考制度的受益者。  「但現在的高考不一樣,幾乎成了全民『軍備競賽』。」張喬峰認為,以高考為指揮棒的應試教育已經滲透到了基礎教育的每個角落:「原本只是準備高考的時候需要『應試』一下,現在競爭則拓展到中考、小升初,甚至幼升小。五六歲的孩子就已經上了戰車。」  在張喬峰看來,以高考為主導的應試教育不僅讓孩子辛苦,更耽誤了寶貴的學習時間。他認為,基礎教育階段,應多注重能力的培養,而非知識的灌輸。  「實際上,對孩子來說,能力的開發和培養是有時機的,比如,學習語言的最佳年齡是三至六歲,身體素質發展則是七至十三歲,過期不候。而知識是可以隨時獲得的。」張喬峰說。  但張喬峰的「逃離」卻並不瀟灑,內地教育體系環環相扣,與整個社會系統銜接嚴密,一旦脫離或許就沒有了回頭路,張喬峰不願讓孩子們在未來為父母現在的決定承擔過高的風險。  整個九月份,張喬峰都在為孩子們的學籍問題而奔波,作為證明一個學生學習身份的憑證,學籍在內地是參加中考高考必不可少的東西。  「渴望逃離,但又希望給孩子留個『後路』,就只能逃而不離。」張喬峰十分無奈的說。制度出了什麼問題?  「用一把尺子量所有的學生和老師,這當然有問題。」對於高考制度的弊端,中央教育科學研究所研究員儲朝暉一針見血的指出。  儲朝暉認為,分數在教育評價體系中應該處於金字塔的底端,中間段是社會活動,考察學生解決實際問題的能力和團隊配合能力,「人格特質才應該是評價體系中的頂端部分」。  著名教育學者、二十一世紀教育研究院副院長熊丙奇表示,教育的本質是讓人生活更美好,讓每一個個體在受教育的過程中得到成長,「不是把學生納入一個跑道上去比較和選擇,不是讓甲和乙比,是甲和甲自己比,為所有的學生創造一個發展空間,為了學生的終生成長,是公民的教育、平民的教育、生活的教育,而不是現在的競技教育,把學生變成奴隸的教育。」  作為內地應試教育的象徵,以高考為導向的唯分數論為社會各界所詬病,但在深圳中學高二語文老師張秋陽看來,放下諸多不是,高考仍是現階段符合內地現實情況的、並且能夠兼顧社會公平的相對合理的人才選拔制度。  張秋陽認為,高考並不等同於應試教育,學校應該也有能力在培養學生真正人格和能力的同時兼顧到高考。  但更多的聲音表示,行政化的學校在升學率和高考的導向之下必然會將教學重點聚焦在分數上,讓教育回歸人本的關鍵在於從招生制度上入手,改革相應的考試制度,建立多元化的招生錄取標準。  以美國高等院校招生為例,被稱做「美國高考」的SAT考試成績是高校招生錄取的基礎依據,但SAT成績在不同院校招生環節中所佔比重各不相同,越頂尖的學校給的比重越小,像哈佛大學這樣的頂尖學校只有百分之二十五左右。  「解決問題的思路是將對知識的考試轉向對能力的測試,學校根據學生的成長發展規律和自身特點來招生。」在儲朝暉看來,多元化的招生考試制度是內地教育改革的出路,但是實踐起來卻並不容易。  在美國,高校招生都有獨立而專業的招生委員會,而在中國則是並不專業的行政人員。「行政人員執行招生,並不具有專業的鑑別能力,依據分數來甄別考生自然是最容易、也是目前唯一的做法。」儲朝暉說。  在目前內地教育體系下,教學、考試、招生這三大環節均在政府教育部門統一管控之下,所以任何的多樣化探索甚至逃離都有陷入體制困境的風險。  以張喬峰的龍學園為例,根據現行《中華人民共和國義務教育法》,適齡兒童必須在學校接受義務教育,而「在家上學」無疑是與現行義務教育法相抵觸的。在沒有相關法律規範的情況下,處於灰色地帶的「在家上學」也很有可能變成「在家輟學」甚至是打着「在家上學」旗號的非法辦學。  當下部分內地高校施行的自主招生政策,也都無一例外與全國高考集中錄取相接,無法脫離單一的分數評價體系。  「究其原因,在於制度調整本身缺乏內在動力,雖然提出了很多概念,但跟教育主體之間的需求有脫節,在學校行政化的現實下,學校領到的是基於分數和升學的行政任務,沒有進行改革的內在機制。」儲朝暉指出。關鍵是要向學校放權  對於教學、考試、招生一體化的弊端,教育界對此其實早有討論,也已達成一定共識,其要害在於政府教育部門的自我改革,通過相對獨立的考試、招生程序引導學校自主開展多樣化的教學實踐。但是,「目前為止卻沒有任何東西得到落實,這是最大的問題。」熊丙奇感歎道。  熊丙奇指出,教改的關鍵是教育部門要向學校放權,「讓中小學自主教學,大學自主招生,考試由社會機構來組織,讓高考從現在指揮棒的功能變成一個評價服務的工具,對基礎教育提供評價服務,對高等教育提供評價依據」。  然而對於教育部門而言,多年來由其主導的包括「素質教育」、「減負」、「課改」在內的多次教改方案均在遇到放權與否關鍵時期無疾而終,建立起教育部門必須放權的法律機制成為部分教育界人士訴諸的方向,「改革教改的模式」在推進教改的輿論呼聲中漸漸浮現出來。  「通過人大立法,推進教改方案形成法律,建立對相關教育部門的問責機制,或許不失為超越各方既得利益體、真正推動教改方案實施的一個可選途徑。」熊丙奇說。  (作者是本刊特約記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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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地博士生的質量問題 (郭威)

  二○○八年開始,中國頒授的博士學位超過美國,成為有名的博士生生產大國,但問題隨之而來。根據華中科技大學教授周光禮的調查,全國有百分之四十六的博士導師同時指導超過七個學生,而最多竟然可以同時指導四十七個學生!內地博士生質量頓時失去保證。本刊訪問謝泳教授,他對此提出獨特見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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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容得下南山央校嗎?  ——公民教育的「九年之癢」 (張一然)

  「那些生活在學習與分數重壓下的孩子,生命褪去了斑斕的色澤,成為一部沒有遊戲、沒有夢想、沒有情趣、沒有詩性體驗的機器。當大人指着機器誇耀說:你真是長大了,懂事了。可是,一部失去了靈魂的機器,難道真的能給我,給你,給這個只會考試的民族帶來無盡的榮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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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不能被禁錮  ——訪李淑嫻女士 (陳芳)

  視訊訪談在香港時間二○一三年五月十三日早上九點正,接通身在美國土桑的李淑嫻女士的一刻,就是歷史的連接點。訪談的一小時,李淑嫻坐在方勵之先生生前坐的位置上,她說,背後的書桌才是她的。那一天,她睜眼看着方勵之背靠椅子後仰,就這麼匆匆告別。「……他沒時間顧及寫自傳,很遺憾。可寫下來的這部分仍然是珍貴的。」訪問到此結束,寄望一個又一個讀者打開《方勵之自傳》,諦聽和探索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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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化下華文文學的地位  ——王蒙白先勇對談 (嚴綺琳記錄)

  王蒙、白先勇對談「全球化下華文文學的地位」講座於四月十六日假香港城市大學舉行。講座由香港作家聯會、本刊、香港城市大學中國文化中心合辦,華懋集團贊助。主辦機構非常榮幸請來原中國文化部部長、著名作家王蒙先生,以及著名作家白先勇先生擔任主講嘉賓;香港中文大學講座教授李歐梵教授、香港嶺南大學中文系主任許子東教授擔任回應嘉賓;香港城市大學中國文化中心主任鄭培凱教授、本刊總編輯潘耀明先生擔任主持。適逢今年是香港作家聯會成立廿五周年,舉辦這個有聲有色的盛會,意義非凡。——編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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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心壞了,社會亂了,怎麼辦?! (卷首語-潘耀明)

  在你高喊着「向前進!」的時候,必須指明所謂前進的是哪一個方向。請你注意:如果不指明方向,而把這句話同時向一個和尚和革命者亂喊一通,那麼他們是會朝着完全不同的方向前進的。①  中國發展之快有目共睹,但心靈的焦慮和迷茫也十分令人吃驚。當財富日益豐厚的時候,在這片土地上,人們居然開始為「吃什麼安全」而發愁,因為有毒食品盛行;小女孩倒地,大白天被兩輛貨車輾過,十八個路人居然視而不見②;為人師表的小學校長,帶着六個小六女學生去開房。……③  讀到上面文字後,不能不令人感到痛心疾首。我想起淨空法師今年在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巴黎總部的講題:「人心壞了,社會亂了,怎麼辦?!」④  淨空法師特別提到人心不善,是社會動亂的根源。他援引二千三百多年前孟子出使魏國,魏國君梁惠王曾問孟子有什麼方法利益給魏國,孟子曉以仁義之道並指出,如果每一個人考慮到自己的事,上上下下都在爭奪利益,這個國家就很危險了:「依照孟子意思,『仁義』是我們本有的良知良能,會帶來社會的和睦安定,所以仁義才是真正的利益;反之,如果大家不顧仁義,只求自私自利,社會就會混亂,國家就會危險。」⑤可以說,孟子這番話也是當今中國的真實寫照。    中國目前的社會狀況,正是處於「大家不顧仁義,只求自私自利」⑥的嚴峻局面,所以道德淪落,是非不分,人心險詐,弱肉強食,全民皆貪,公器私用,人人抱持「人不為己,天誅地滅」的心態,國家、社會正瀕臨於危險的邊緣。  中國之所以走到這一地步,根源是徹底拋棄了中國傳統文化的價值觀。英國史學家湯恩比博士(Arnold Tombee,1889∼1975)曾說過:「解決二十一世紀的社會問題,只有中國孔孟學說跟大乘佛法。」⑦淨空法師闡釋道:「孔孟學說是什麼?我們提出四個字,愈簡單愈好:仁、義、忠、恕。孔曰成仁,孟曰取義,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確實能把這個世界所有衝突擺平。大乘的精神,真誠、慈悲,現在整個世界就缺少這個東西。」⑧  其實湯恩比覺得打救世界之道,恰巧是中國傳統文化的儒釋道的價值觀,外加佛教的仁義精神。  這也是淨空法師一直孜孜不倦推廣的、涵蓋中國傳統文化價值觀的典籍《群書治要》的旨意。  當中國的當政者全面否定自己傳統文化的時候,我們的周邊國家如日本、韓國及東南亞一些國家,卻從中汲取了精華部分,並融合西方現代管理理念,既維繫社會道德價值觀,使社會充瀰泱泱古代中國的遺風,蔚為社會安定的基石,加上與時俱進的西方科學民主思想,一躍成為世界富足的國家。  淨空法師在接受本刊訪問時⑨,特別強調教育的重要,他的教育中心思想,就是加強中國傳統文化的教育,他自己更身體力行,十多年前,淨空法師曾於家鄉中國安徽省盧江縣池小鎮,建立盧江文化教育中心,以儒家教材《弟子規》為核心,協助政府推廣全民倫理道德教育,為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秘書長及各國大使所肯定。  看來,眼下由習近平執政的中國政府要重整社會的道德觀,以實現「中國夢」,單靠推動的學雷鋒運動或毛澤東思想——重彈老掉牙的調子,是行不通的,倒不如乃父習仲勳早年推崇中國傳統文化——親自為《群書治要》題寫「古鏡今鑒」,彰顯中國傳統文化價值觀,不失為明智之舉。注:① 賈植芳譯:《契訶夫手記》,文化工作社,一九五二年五月② 邱震海:《中國人成熟嗎?》,大山文化出版社,二○一三年六月出版③ 《明報》:《帶六小學女生開房,校長公僕被捕》,二○一三年五月十四日④ ⑤⑥⑧淨空法師:《人心壞了,社會亂了,怎麼辦?!—— 試看澳大利亞昆士蘭圖文巴和諧示範市講話》,二○一三年五月二十四日⑦湯恩比:《紐約時報》,一九七九年⑨潘耀明:《弘揚中華文化可以救世界——專訪淨空法師》,本刊二○一三年六月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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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人與馬來西亞大選 (樹 鈞)

  自一九五七年獨立以來,馬來西亞從來沒有實行過政權輪替,執政的國民陣線是由十三個大小不同的政黨組成,其中以馬哈蒂爾創立的馬來民族統一機構(簡稱巫統)為首,是一個典型的穆斯林政黨,操控着國家大權。國民陣線中雖然有華人組成的馬華公會和由印度族群組成的馬來西亞印度人國大黨,也只能以巫統為馬首是瞻。所以在過去近半個世紀,該政黨在議會中持續掌控三分之二絕大多數的議席,政治上形成一黨獨大的局面。  然而,這次馬來西亞第十三次大選,由安華(Anwar Ibrahim)領導的反對派人民聯盟來勢洶洶,國民陣線感受到前所未有的壓力。人民聯盟是由三個政黨組成,包括馬來西亞伊斯蘭黨、人民公正黨,以及由華人組織的民主行動黨。而本屆的選舉實際上是執政的國民陣線和由安華領導的人民聯盟之間的政治角力。中生代和老一代之間  選舉結果令人大跌眼鏡,國民陣線僅以微小的多數繼續執政,改變了逾五十年來的三分之二大多數席位的局面。而作為國民陣線中的一分子,馬華公會卻一敗塗地,派出三十七個候選人,僅有七人獲選。為了爭取華人的支持,馬華公會曾費盡心思,邀請了華裔影星楊紫瓊站台,可惜仍然無濟於事。  反觀由華僑所組成的民主行動黨,在人民聯盟獲得的八十九席中佔有三十八席。馬來西亞的人口中,馬來人佔百分之六十七點四,華人佔百分之二十四點六,幾乎百分之八十的華人選票都投向了人民聯盟,屬史無前例,也耐人尋味。我們可從這兩個華人政黨在是次選舉中的得失,預測僑界中生代力量的興起,以及老一代的式微。「懼外」與「媚外」  幾十年來,海外華人的處世哲學是不要太張揚,「各家自掃門前雪」,不然會給自己族群帶來不利的影響。除了新加坡的華人因為當地特殊的政治氣候和社會環境,參政的機會和欲望都較大外,其他東盟國家的華人,對政治始終莫不關心,僅專注於工商業的發展,所以縱使在經濟上成為社會的支柱,但政治地位依然落後。這源於深植華人腦海的「懼外」心理,為了明哲保身,也因為利益驅使,又發展成「媚外」的反常心態。一些華人就利用這「媚外」的心態,跟當地官員的關係變得「微妙」了。因此,當地政治人物的貪污,華人某程度上也難辭其咎。最致命的是,他們抱殘守缺,雖然一直生活在海外,卻始終認為自己是炎黃子孫,自我孤立於主流社會之外。  反觀民主行動黨,其成員都是中生代的精英分子,受過良好教育,有強烈的民主自由意識,他們認識到「懼外」和「媚外」都無法改變自己在當地的生存環境,唯有融入當地社會,才是生存之道。他們對中國是祖國的觀念薄弱,更深刻認同自己生活的環境和社會,因此更加關心自己生活的國家的官員是否真正為百姓服務,還是利用權力獲得一己的利益。  百分之八十的華人支持人民聯盟,令很多人不解,尤其安華已經年過花甲,這次選舉失敗後能否保持政治號召力,難以樂觀,難道華人不怕秋後算賬?國民陣線領袖兼首相納吉布(Najib Abdul Razak)在選舉獲勝後,就喊出一個令人震驚的口號,稱這次的選舉是「華人海嘯」(Chinese Tsunami),令社會嘩然。五月八日,安華召集了一個十萬人的集會,抗議選舉舞弊,所有參加者都身穿黑衣,表達不滿,高呼要「改變」和「改革」,指出這是「人民之聲,聖潔之聲」,拒絕種族主義政治,並高呼:「馬來人,華人,印度人,我們都是馬來西亞人。」對於總理「華人海嘯」的口號,認為是挑撥各種族關係,他們聲稱,選舉那天不是「華人海嘯」,而是「馬來西亞海嘯」!華人與大馬的糾結  支持人民聯盟,因為當地中生代華人認清了他們的行動,不是為了狹隘的族群利益,而是為了馬來西亞的未來。他們參與人民聯盟,是要發出正義的呼聲,要求民主自由。此後必須警惕的,是政治現實。為了維護本身利益,各方都會無所不用其極,國與國之間的道義公理,也能在頃刻間被推翻,歷史上屢見不鮮。雖然納吉布一再強調中馬貿易居東盟國家之間的首位,雖然他也對當地華人表達過善意,但我們不能忘記,馬來西亞是個穆斯林佔大多數的國家,他們終究是以馬來人的利益為出發點。當納吉布發現在這次選舉中,支持他們的華人力量急劇下滑,不能不擔憂。納吉布選舉前拉攏華人,強調發展對華關係的重要,還為自己取了個「阿吉哥」的名字;選舉後最初也說要改善對華人的不合理現狀,直到他發現人民聯盟的華人贏得多數議席,就煽動性地說出「華人海嘯」這話,意味着執政黨的擔憂。  為了切身利益,為了鞏固其政黨的地位,為了掩飾這次選舉的挫敗和尷尬,執政黨會否想法子轉移視線?既然今天可以向外驚呼「華人海嘯」,那麼明天又是否會在國際上以受害人的姿態,發表一些嫁禍於人的言論?中國和東盟一些國家的關係非常微妙,中馬兩國因為中國在上世紀六十年代向外輸出革命,馬國政府深恐被赤化而施行一系列的防範措施,包括禁止使用漢語,禁止開設中文學校,禁止中文報刊的發行等,令當地華人長期生活在無奈和威脅中。緊張的關係雖然經過了建立外交渠道後有所緩和,但雙方並未完全達到信任。  不過,馬來西亞大選仍然可以給當地華人一些啓發,尤其是中生代華人以公正率真的面貌出現,參與當地政治,是令人欣慰的。因為他們的出發點,不單是為了華人族群的利益,而是為了馬來西亞的明天。他們在那裏成長、生活,冀求一個安定、團結、自由、平等的社會,是名正言順的,也是理所當然的,馬來西亞政府應當看到這一點。華人政治力量雖然分裂為對立的兩面,但是要凝聚華人力量共同發展馬來西亞並不困難。選舉結束後,馬華公會立即建議民主行動黨參與國民陣線,進入內閣,當然這不是三言兩語就能立即實現的,但可以看出,華人在馬來西亞並不希望社會的分裂,尤其是在自己的族群裏,只有團結才有出路,和諧才能給社會帶來安寧。馬國政府也應該看到當地華人為了整個國家的發展所付出的努力,要摒棄成見、秉持公平的態度,團結包括華人在內的所有社會力量,共同發展,創造繁榮。選舉只不過是個程序。  (作者是內地自由撰稿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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