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元復始 (鄭培凱)

  一元復始,萬象更新。  每到新年來臨,人們總要說些吉祥話,期望新的一年開始,一切順遂,萬事如意。我們有賀歲的習慣,有拜年的風俗,應該是早於歷史記載,由來已久了。遠古的人類祖先每年經歷嚴冬肆虐,瑟縮在陰冷的洞穴之中,時時刻刻都在死亡邊緣苦苦掙扎,直到最寒冷的霜雪悄悄離去之後,才感到天氣逐漸回暖了,地面開始融冰了,小河開始潺潺流水了。那種大地生機再度甦醒的感覺,自己的生命力可以再度勃發的嚮往,真不知道有多麼強烈。新年的來臨,就意味着生機周而復始,否極泰來,是讓人充滿了期望與興奮的。  在古人的意識裏,天地之間有着清楚明確的規律,一年三百六十五天,春夏秋冬分明,不但有利農耕,確保春天播種秋天收成,一分耕耘一分收穫,也提供了天經地義的歷史經驗,讓人們相信董仲舒說的「道之大原出於天,天不變,道亦不變」。仔細想想,在人們的潛意識裏,思維想像的脈絡不知不覺受到客觀生存環境的左右,不會去質疑四季輪轉的規律性。因此,傳統意識中出現循環史觀,相信天道循環,周而復始,有開始就有結束,同時又能重新開始,從人類認知的經驗歷程來看,倒真符合「唯物主義」的觀點。許多當代馬列主義歷史家與哲學史家,動輒批評董仲舒與古人思維是「唯心主義」,完全從現代科學知識角度出發,愣頭愣腦只為批判而批判,認定古代思維意識是迷信落伍,真是教條主義到了極點,不知所云。「科學」地廢除「新年」?  教條主義的出現,經常都是因為意識形態作祟,不顧歷史經驗,不理風俗習慣,不管別人死活,只強調自己手握真理,像念咒一樣,反覆自我申說。若要依着這些極端教條的科學主義者,進入二十一世紀,進入了後工業時代全球化的階段,人們都清楚知道,北半球春天是南半球的秋天,北半球冬天是南半球的夏天,沿着赤道的地區則無所謂四季不四季。那麼,為了適應全球化,以先進「科學」的觀點,從全人類出發,照顧到全球人民,讓地球上每一個角落的人群都享有「平等機會」,就不應該使用傳統的春夏秋冬四季,甚至應該廢除「新年」、「元旦」這種觀念,以泯滅時間觀念的「歧視」現象。這種聽來極端的觀點,在茶餘飯後講講,作為談助,也算十分有趣。正兒八經當作「後現代理論」,結合科學主義與批判哲學來宣揚,就令人有點頭疼了。  在生活中,人們不應當假裝自己總是科學理性,總想要批判文化傳統,總想要顛覆風俗習慣,總想着「不破不立」。到了新年來臨,想想「一元復始,萬象更新」,只是個吉祥的願望,不至於動搖國本,也不會破壞人類和平的。我們還是按照文化習慣過日子,說一聲「恭賀新禧」。  (作者是香港城市大學中國文化中心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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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出去主義(王培元)

  其實,時下叫得震天響的「走出去」,也並不是新鮮玩意兒,幾十年前就有了;不過,那會兒魯迅的說法,叫做:「送去主義」。  魯迅說,中國一向是所謂「閉關主義」,自己不去,別人也不許來。自從給槍炮打破了大門之後,又碰了一串釘子,到現在,成了什麼都是「送去主義」了。而魯迅的主張是:「拿來主義」。他認為,「沒有拿來的,人不能自成為新人,沒有拿來的,文藝不能自成為新文藝」。(《且介亭雜文.拿來主義》,一九三四年六月四日)  想不到,時間過了六七十年,即世事大變,隨着「Made in China」的衣褲、鞋帽、玩具等遍布全球,中國遊客成群結隊擁向巴黎倫敦羅馬紐約東京,就一股腦兒地什麼都是「走出去主義」了。其他姑且不論,單就文藝、教育、出版來說,近年來就有男女演藝明星粉墨登場,紛紛踏上了維也納金色大廳的舞台;電視學者講經圖書的版權賣到歐美,賺足了美金歐元;各路人馬跨出國門,「孔子學院」的牌子掛到了世界各個角落;連坊間也制訂了龐大的「走出去」戰略規劃,雄心勃勃,要改變圖書版權引進與輸出不均衡的巨大逆差……  二十一世紀是中國文化世紀的預言,莫非真的已成為現實?是不是應該先仔細看看,「走出去」以後,實際情況究竟如何呢?  據旅美華裔作家克里斯托 夫.金撰文披露,二○○八年,中國著名小品大師、CCTV春晚的台柱趙本山率團訪美,一路志滿意得、威風凜凜。不承想,在國內廣受青睞、大紅大紫的「本山大叔」,在大洋彼岸卻遭遇了滑鐵盧,演出內容與格調受到質疑不說,甚至還背上了「侮辱殘疾人」的罪名,竟有一個美國觀眾,在一隻漂亮的包裝盒裏,放進一團手紙,散場之後,丟棄在空蕩蕩的觀眾席上,以表示不滿和抗議。(克里斯托夫.金《反思中國——我們做錯了什麼》)還是要堅持「拿來」  無疑,「拿來」與「送去」,是文化交流溝通的兩種不同取向。真正能夠「拿來」與「送去」的,當是具有普世價值的好東西。  自然,「拿來」或是「送去」,有「予」與「取」之別、主動與被動之分。不能說「予」的東西都不好,但大抵是被動接受的,恐怕也是不爭的事實。恰如魯迅所說,我們被「送來」的東西嚇怕了。先有英國的鴉片、德國的廢槍炮,後有法國的香粉、美國的電影、日本的印着「完全國貨」的各種小東西。於是連清醒的青年,也對洋貨感到恐怖。其實,這正是因為那是人家「予」的、「送來」的,而不是我們「拿來」的緣故。所以,魯迅才主張:「我們要運用腦髓,放出眼光,自己來拿!」  其實,我們的先人並沒有後來的小家子氣,看看《唐代的外來文明》(愛德華.謝弗著)一書,便知道唐人從西域拿來了多少中夏沒有的很有用的東西。沒有毫無介懷、將彼俘來的「拿來」,怎麼會有閎放的漢唐氣魄?  只是到了後來,吃盡了苦頭,才又不得不重拾「拿來」。鴉片戰爭後,我們「拿來」過「船堅炮利」;辛亥革命,又拿來過「共和」、「立憲」;五四運動,再拿來「德先生」、「賽先生」。正因為從外國不斷「拿來」中國文化內部沒有的有用的好東西,我們這個世界東方的封閉停滯的老大帝國,才跌跌撞撞、步履蹣跚地走到今天。  實行從域外大膽「拿來」的前輩先烈,堪稱盜取「天火」的英雄,對於中華民族的生存發展,真可謂功德無量。沒有這一系列「拿來」,就沒有現在的中華民族,沒有現在的大陸和台灣。武昌起義至今已經一個世紀,海峽兩岸都剛剛搞過辛亥革命百年慶典,或許應該追問的是:革命先烈的祈望和憧憬,我們究竟實現了多少?孫中山先生提出的民族、民權、民生的三民主義,我們究竟真正落實了多少?  鑑於此,恐怕現在當務之急,還是要繼續堅持「拿來」,先暫且不要「急急如律令」地「送出去」。其實,漢唐早就曾「送出去」過的,那是把女子送給異族去作「贄敬」。「被產業化的文化留在家裏好些」  從歷史上看,外國大都是主動動手來「拿」我們的好東西。日本的留學生、遣唐使從我們這裏,就拿走了不少好東西,但他們卻像魯迅所說,並不拿太監和小腳。歐洲呢,眾所周知,拿走過我們常用來看風水的指南針、做鞭炮的火藥,以及印刷術等,促進了工業革命的勃興。萊布尼茨、歌德、康德、赫爾德、謝林等西方大學者,也都曾關注、介紹過中國文化。  梅蘭芳一九二九年的赴美演出,至今提起來,仍為人們所稱道不已,以為是「走出去」的先鋒、前哨和尖兵,邁出了中外文化交流的一大步云云;然而,很不幸,那實際上也並非主動「送去」,而是人家主動「拿來」的。邀請梅蘭芳訪美的,正是美國公使芮恩施(參見齊如山《梅蘭芳遊美記》)。  不妨再回顧一下,大明天子派遣的鄭和遠洋船隊,也恐怕是早就「走出去」的一個「猗歟盛哉」的戰例吧,似乎前不久還拍過一部肥皂劇的。然而,龍旗獵獵,出去兜了一大圈,又轉了回來,最終還是關起門來,自居「萬國來朝」的「天朝上國」,華夏天下第一。然而,在馬克思所謂現代「世界體系」的舞台上,終究還是沒有咱中國人的份兒。  假若算計起來,近幾百年來,在「走出去」上,咱們尚嫌底氣有些不足,硬要撑門面充數的話,那麼,迄今為止,難以準確統計的攜巨款外逃的貪官,算不算是二三十年以來「走出去」的最足以驕人傲世的成就呢?怕是很難回答吧。  在談到自古以來的「東學西漸」時,曾有教授學者說過:「既然西方人不肯來拿,我們只好送出去了」,聽上去,似乎頗有些委屈、無奈的意味。不過,竊以為,當務之急,不妨先弄清楚,「走出去」的結果到底怎樣。上文提到的咱們小品大師在美國敗走麥城的遭遇,不知是否算是透露了一點頗有參照價值的消息。  克里斯托夫.金在前述文章中還指出:「文化走出國門之前,要站在別人的牆外看看,人家是否能夠接受你的文化。一個被產業化的文化,如果精神已變質,還是留在家裏好些。」  或許,有人會覺得刺耳,但對於怎樣「走出去」、如何「走」得好,這的確是一個有益的提醒和切實的忠告。  二○一一年十一月十五日於首善之區之蝸牛廬  (作者是內地資深編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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沒有思想的年代 (劉再復)

  二〇一一年,人類世界出現一些前所未有的重要現象,例如阿拉伯世界的骨牌倒塌效應、西方產業工人階級的消失、民主政治的變質、新冷戰的再現等等。有重要現象產生,正是思想者大有作為的時機。可惜當下世界沒有思想。西方世界的左翼知識者還在念着現代性的新教條,右翼知識者也只是重複自由主義的老一套。中國經濟迅速發展,而支撐社會的良知體系日趨瓦解,歐盟諸國相繼瀕臨破產,而經濟危機的背後是思想危機,即面對生存困境找不到出路,想不清該怎麼辦。二十世紀三大社會思潮進行較量,即以美國為代表的古典資本主義思潮,以歐洲為代表的半資本主義半社會主義民主社會福利思潮,以及以蘇聯和中國為代表的共產主義思潮進行較量。思潮化為制度與存在方式倘若先不說價值觀的高低,只論三種社會方式,今天看來,三者都各有千秋,也都各有一本難念的經。三者都不是「理想國」的天然寶座。蘇聯模式最終走不下去,結果導致革命大帝國的崩潰,中國的社會主義計劃經濟走到山窮水盡,幸而有聰明的鄧小平在計劃經濟中注入市場經濟,贏得柳暗花明又一村。鄧小平畢竟有思想,所以他才會想到用「資本主義」來挽救「社會主義」。而美國的古典資本主義在二十世紀中表現出空前的活力,可是也遇到二三十年代的經濟大蕭條,秋風蕭瑟中幸而羅斯福有思想,他想到可用國家因素來調控,即用「社會主義」來挽救一下「資本主義」。可是美國當下沒有羅斯福。而歐洲,二戰後幾十年相當讓人羨慕,文明、繁榮,尤其是高福利。一紙福利宣言,不知打動了多少人心?可是,偏偏是高福利制度給今日的歐洲帶來巨大的困境。福利制度通過高稅收,把富人的錢挪給窮人用,本質上是平均主義。這個漂亮的平均主義集中了錢財之後,用這些錢財支撐了一個龐大的官僚行政集團,又支撐了一個只要福利不想幹活的懶漢集團。懶漢要過現代化的好日子,又不想付出維持現代化的苦功夫。倘若政府想改革想降低一點福利,他們就罷工、抗議。工會本是資本發展的動力,現在變成了阻力。於是整個社會便改不得,動不得,不知出路何在。沒有出路而硬找出路,便冒出了不斷借債、不斷印鈔票等怪招。只有怪招,只有淺近的應付手段,沒有解決困境的辦法,就因為沒有大思想。中國當下的情況與歐美正相反,西方缺錢,但中國到處都在冒錢,可是中國億萬神經現在全被金錢所抓住,為了達到謀錢的目的,什麼手段什麼花樣都有,胡作非為、撕毀道德底線,變成家常便飯甚至天經地義,整個社會是肚皮愈來愈大,良心愈來愈小。該怎麼辦?該怎麼改?該怎麼動?好像也看不出有什麼好主意、大主意。我不希望中國有戲劇性的變動,也無需戲劇性的變動,但總得有點改革的新思路、新思想。  因為人類社會充滿困境又產生不了走出困境的新思路,所以我說這是沒有思想的年代。在此年月裏,我們個人該怎麼辦?我自己再也沒有「改造世界」的妄念了,甚至也沒有改造人性、改造「國民性」的妄念,能想到的只有「自救」二字。自審、自立、自度、自明。在混沌混雜的世界裏,保持一點清明的意識還有一雙冷靜的觀世界、觀自在的眼睛,也挺有意思。也許所謂人生的意義就在這清明的意識裏。  (作者是本刊顧問、學者、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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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一一年的《時代》風雲人物 (李焯芬)

  美國《時代》周刊二○一一年的風雲人物是「示威者」。  的確,這一年全球多處相繼出現了大規模的示威場面,先是中東,繼而是歐洲、美國,就連我們香港也不寂寞。  中東爆發示威浪潮的原因較複雜,既有經濟的因素(例如埃及的失業率長期高企),也有政治的因素(例如數十年的強人統治和貪污腐敗)。族群之間的矛盾亦是原因之一。歐洲的示威浪潮既有社會的因素,也有經濟的因由。希臘、西班牙、英國、意大利等國二○一一年相繼爆發了大規模的示威抗議行動,參加者有不少是失業的年輕人,包括大學畢業生。在歐洲大陸上大學不難,在許多歐陸國家,念大學還是免費的,但畢業後找工作則是另一回事。有不少年輕人大學畢業後多年仍找不到工作,靠政府福利金維持最起碼的生活。如今又遇上歐債危機,政府要削減福利開支,這些年輕人覺得自己在社會上無立足之地,亦無前途可言,變得激憤起來。美國爆發「佔領華爾街」運動,其原因亦大同小異,美國有些地方(例如加州),失業率長期高企,經濟停滯不前,許多年輕人長期找不到工作,怨氣亦不少。  過去一個世紀,教育(包括高等教育)越來越普及,大學畢業生也越來越多,找工作越來越不容易。市場和職場競爭也日趨激烈,向上流動性(或工作前景)明顯地大不如前,這當然也加深了年輕一代的怨氣和不滿。  過去一個世紀,世界經歷了一場波瀾壯闊的共產主義運動,目的原來是希望能夠較平均分配社會資源和財富,消滅貧富懸殊的現象。這場實驗的結果如何,大家有目共睹。均富的理想幻滅後,鐘擺又再由左向右擺動,資本主義再一次主導了世界經濟的命脈,繼而發展成為今日的金融資本主義。進入金融界或投資銀行工作,成了許多新一代大學生的夢想。就如哈佛大學校長浮士德(Drew Gilin Faust)二○○九年所說的,商科如今成了最熱門的學科。哈佛如此,其他大學亦如此。大學教育普及的一個負面後果是書中不再有黃金屋,年輕人出路成了一個嚴峻的社會問題。與此同時,社會上的貧富懸殊現象亦日益嚴重;在歐美國家如此,在大陸和香港亦如此。  多年前,人們因為關心環保,曾提出可持續發展的理念;當時主要是指生態環境的可持續發展。如今,這個概念已逐漸擴展至整個社會經濟體系的層面。有經濟學者開始思考一個問題:每家上市公司都求最大利潤的資本主義經濟體系是否最有利於人類社會的可持續發展?也有不少學者倡議:或許我們可以考慮採用一種「可持續盈餘」(sustainable surplus)的發展模式,綜合平衡人類社會的整體及長遠利益,以利社會的永續發展(holistic sustainability)。 這方面的新學報、新研討正方興未艾,很可能會影響人類社會的未來發展,值得我們注意。  (作者是本刊顧問、香港大學專業進修學院院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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祝賀新年康樂 (卷首語:潘耀明)

  自信是生命的力量。如果皺紋遲早要出現在額頭上,那麼要設法,千萬別讓它印在心坎裏。①  新年,每個人都有一個願望。香港人恭賀新禧,第一句話是「恭喜發財」,然後才是「身體健康」。很多人認為,發財是人生的第一要素,比健康更重要。  對於童年在窮山區度過的人,我也有相同的願望。甚至認為,山區人的貧困、在飢餓線上掙扎的人,錢是頂頂重要的。今天,那種極度貧困的狀態,已逐漸離開了中國人。這是時代的進步,人們的生活比過去改善了。  我在想,人類社會發展到今天,錢還是人生中第一個要素嗎?也許很多人對這一個問題,還是很困惑的。在商品社會,錢的重要性似乎沒有減少,還在增強。沒有錢,可謂寸步難行啊!  有一個很簡單的道理,如果錢與健康,您的選擇只有一項,那你會選擇哪一項?答案是不言而喻的。錢是人掙的,沒有健康,錢對一個垂死的人還有什麼用?!  最近去了一趟北京,特別探望了年屆一百零六歲的的語言大師周有光先生。原來約定與他敍晤半句鐘,後來竟然暢談近兩個小時。一百零六歲的人,在一般的人眼中是怎麼一個概念呢,不是臥病牀上等待死神的蒞臨,就是躺在輪椅上過着「飯來開口、衣來伸手」的生活。  以上情況,並沒有發生在周有光身上。他身體健康、頭腦敏捷、行動伶俐。  他坐在一個侷促書房的小書桌前,侃侃而談他怎樣從一個學經濟的專家,變成一個語言專家。最近,年屆高齡的他,還在關心中東局勢,還為《炎黃春秋》雜誌寫了長篇文章。他說,「阿拉伯之春」不是突發的事件,是由體制內一點點發酵而催化的,政權腐化,人們求變心態愈益強烈,終於有一天會爆發出來的。  多麼睿智的見解。這是出自一個一百零六歲老人的論見。  周有光住在一幢老舊唐樓的三樓,沒有電梯。北京舊唐樓樓頂很高,通向三樓的石級少說也有一百多級。我們徒步登上他三樓的家,已氣喘咻咻、雙腿發痠。他說,沒電梯很好,他可以爬樓梯,鍛煉身體。  除了身體健康,我看到他健康的心態——自信、豁達。他每天都在爬樓梯,每天都在寫文章——他用一台日製的打字機打字,他關心教育事業、國家大事。他的健康,是建基於辛勤的耕耘和心靈上的充實。  另一個健康的例子,是由新加坡的文友告訴我的:新加坡有一位叫許哲的義工,原是香港人,因戰亂失學,五十五歲才修讀完英國倫敦學院八年護士課程。為了照顧高齡的母親,移居馬來西亞,後在新加坡創辦了第一所養老病院,義務收容二百多位貧病老人。這一年,她六十七歲。她原出生於汕頭貧農家庭,自幼沒念過什麼書,她決心從零開始,自學中文。這一年剛好一百歲。去年八月,她特地從新加坡跑來香港──這個她的原居地,為長者提供免費血壓檢查及派發奶粉。這一年她一百一十三歲。② 她自稱沒有宗教信仰,她認為愛就是信仰,良心就是宗教,她「只是一個會掃地、喜歡做工的平凡女人」。一個人平平凡凡地過活,卻有不平凡的人生。  生命如湲湲潺潺的溪流,在於動。上述所舉兩個老人,不僅僅是動,而且是靈動。那是除了健康身體外,還有心靈上精神上的飽滿、豐盈,那才是一個真正的健康人生。  他們是與時俱進的人,對一個國家、文化事業也是一樣。如果缺乏自信心,不自我的充實、超越、更新、提升,是很難逾越衰老期、腐朽期的。  剛度過四十五周歲、邁進四十六歲、華人社會壽命最長的文化雜誌——《明報月刊》,也以嶄新的面貌展現在讀者面前。  恭賀讀者、作者新年康樂、進步!  注:  ① 托爾斯泰:《人與人類》,《三千年世界名言大辭典》,漢語大詞典出版社,一九九五年九月  ② 許哲於二○一一年十二月十五日於新加坡逝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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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問虛名值幾錢  回應程翔《請曾敏之老總放下誤會》 (曾敏之)

  我於《明報月刊》發表關於「六四」《文匯報》開天窗以「痛心疾首」一詞代社論的經歷,不論當時的時間、處境、後果……都作了真實的交代,絕無違背真實的原則。但是卻引出程翔先生撰寫長文《請曾敏之老總放下誤會》,對我作善意的勸告。遺憾的是程翔先生可能因傳聞及為人掩護之誤,令我不得不提出如下的澄清聲明——  第一,程翔先生說「六四」時期,金堯如先生曾為了維護我的安全,安排我到新加坡避難,認為我在《曾敏之評傳》中隻字不提,有失「感恩」之義。事實卻非如程翔先生所判斷,我當年是賣畫籌得旅費買機票遠飛加拿大溫哥華的,有香港人民入境事務處出境證明,有溫哥華入境驗證的證明,有溫哥華的朋友劉敦仁可證明。程翔先生未作「深究」查明真相,遽信人言,是錯誤的。  第二,程翔先生記述,當「痛心疾首」的社論出台時,他在北京採訪學生運動,沒有參與其事。可是他卻說「李子誦與金堯如交了兩個版本,一個是『夫復可言』,一個是『痛心疾首』」。很顯然,程翔先生的記述是自相矛盾的,是虛構的,是不符合事實的。我的交代明明白白,是我與李子誦先生交換意見於深夜,通過電話取得一致,即向新華社張浚生副社長請示,得到同意以「痛心疾首」作社論發表的,程翔先生何來兩個版本?又何來與金堯如先生扯在一起呢?  第三,我自從離開《文匯報》後,二十多年來從未向人訴說過有關開天窗的事,也未寫過文章,直到我於《評傳》作全部交代。因此,程翔先生引述什麼專欄作家潘惠蓮向我作什麼專訪的談話,更是捏造的「新聞」;程翔先生卻引用了,我真為具有卓識判斷的採訪高手程翔先生感到「良知」失落的難過!為何難釋懷?  第四,程翔先生以誠懇的態度勸我放下對李子誦、金堯如兩先生的誤會,可是我之耿耿於懷,不是因為有爭功的私心,而是對李子誦先生同意辭職繼而反悔後,竟然把《文匯報》視為他的私產,企圖與新華社「打官司」,爭「自主權」。我是堅持他應該辭職和反對他「打官司」的。因此,他與金堯如先生背信,隱藏他們的意圖,進而不經正當手續免掉副社長陳伯堅的職務,所以我是難以「釋懷」的。當然,時間將會助我淡化一切。  第五,李子誦先生在《當代》月刊把我列為顧問,我在溫哥華致電反對,早已除名。程翔先生說我回港後向他提及除去顧問名銜的一段談話不是事實,全屬虛構。  最後,程翔先生指我在《評傳》有反映「爭功」的思想感情,我要引我的知己老友陳凡先生寫的擲地有聲的兩句詩來回答——  丈夫所貴在肝膽,不問虛名值幾錢!    (作者是香港《文匯報》前代總編輯、香港作家聯會創會會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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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能否走出死循環?  展望二○一二年中國政治 (章立凡)

  延香屋宇久蕭蕭,普世大同離孛遙。萬木棟材今兀兀,百年功過已囂囂。新朝重演周期律,故國輪迴改革潮。接踵天遊歸去也,群賢寂寞坐青霄。  前年(二○○九年)冬,我到廣東南海憑弔康有為故居「延香老屋」時,步南海先生七十自壽詩原韻,寫下了這首七律。改革前賢皆寂寞,從商鞅、王莽、二王八司馬、王安石、張居正,乃至近代的光緒、康有為等,中國歷史上改革家的結局,要麼以身殉職,要麼貶竄流亡,要麼人亡政息,在這片「思想國家化」的大一統國土上,難以開出絢麗的革新之花。  魯迅在談及中國革新之難時曾說:「宋朝的讀書人講道學,講理學,尊孔子,千篇一律。雖然有幾個革新的人們,如王安石等,行過新法,但不得大家的贊同,失敗了。從此大家又唱老調子,和社會沒有關係的老調子,一直到宋朝的滅亡。」(魯迅:《老調子已經唱完》)溫家寶總理曾引用王安石的「天變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以表達改革的決心,如今他的任期行將屆滿,政治體制改革依然無法啓動。  沒有科學的歷史觀,也就談不上科學的發展觀。屏蔽歷史齊唱頌歌的結果,是對民族記憶的集體遺忘,不接受失敗教訓的族群沒有未來。強調主體思想的一元化,拒絕承認思想文化的多元性,改革就不會有思想動力。執政理論至今不能自圓其說,既不探索也不爭論,又如何能有改革創新?  二○一二年將至,世道澆漓,人心思變,若荷李活大片中的世界末日出現,或許就蠲免了諸多社會轉型的痛苦。而無法迴避的現實是,中國的經濟周期和政治周期都面臨拐點:經濟會不會「硬着陸」?政治交棒能否平穩過渡?是人們議論得最多的,這難免令人想起「二黃定律」的老話題。能否擺脫經濟周期律?  經濟上的「黃宗羲定律」係指一種周期現象:中國歷代王朝為減輕和規範農民的賦稅而出台的政策,在初期起到一定作用之後,往往最終變本加厲,加重農民負擔,周而復始就會引發社會動盪,導致王朝傾覆,被大思想家黃宗羲稱之為「積累莫返之害」。「胡溫新政」之初,這條定律引起溫家寶總理的重視,政府因此在二○○四年起減免徵農業稅,二○○六年廢止《農業稅條例》,結束了中國農民兩千多年來繳納「皇糧國稅」的歷史。  這項制度創新,並不意味着中國走出了「黃宗羲定律」。隨着工商業的發展,農業在國民經濟中的比重不斷下降,世界多數國家的農業稅已不是主體稅收。農業稅在我國稅收中的比重本來不大,收稅成本卻很高,廢除的只是「雞肋」而已。 「黃宗羲定律」定位於古代農業社會,在工業化、信息化時代的今天,其涵蓋面則不僅僅限於農業,也應擴展到工商稅收的其他領域。黃宗羲時代,百姓只要供養皇帝一家和一個政府,如今納稅人要供養的,是黨、政兩個平行的龐大權力系統,外加工、青、婦、民主黨派和官辦團體等衍生附庸。  財政部剛剛駁斥了《福布斯》雜誌「中國稅負痛苦指數居世界第二」的說法,但當今中國稅負(含各種名目的收費)之重,恐怕國務院也否認不了:生產型企業稅負過重是個老問題,加上官商勾結的高利貸盤剝,令民營中小企業不斷倒閉;就一線城市的房價而言,土地出讓金和相關稅費佔到房價構成的百分之三十至四十,中央政府不斷出重拳打壓房價,一味擠壓開發商,地方政府的高額土地財政收入卻不見讓利;中國公路不姓「公」,各種關卡收費加重了運輸成本,物價上漲的苦果卻要消費者承擔……  老子曰:「民之饑,以其上食稅之多,是以饑;民之難治,以其上之有為,是以難治;民之輕死,以其上求生之厚,是以輕死。」李聃老師總結的這三條,如今一條不少都存在:食稅多造成人民飢困、有為(求政績)造成社會矛盾尖銳、求生之厚(搜刮享受)造成以死維權。  取之於民,用之於官,這就是所謂「為人民服務」的公僕嗎?二十六人養一名吃官飯者、「三公」消費佔財政支出百分之三十七的政府;不知廉政自律,永遠要求別人奉獻「道德血液」的政府,高價低效、自覺地為自己謀利益的政府,要想走出「黃宗羲定律」也難。政改停滯:如何跳出政治周期律?  「二黃定律」中的政治周期律,出自黃炎培與毛澤東的「窑洞對」,係指歷史上的王朝更迭周期。一九四五年七月,黃炎培在延安對毛澤東說:「我生六十餘年,耳聞的不說,所親眼見到的,真所謂『其興也勃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團體,一地方,乃至一國,不少單位都沒有能跳出這周期律的支配力。大凡初時聚精會神,沒有一事不用心,沒有一人不賣力,也許那時艱難困苦,只有從萬死中覓取一生。既而環境漸漸好轉了,精神也就漸漸放下了。有的因為歷時長久,自然地惰性發作,由少數演為多數,到風氣養成,雖有大力,無法扭轉,並且無法補救。也有為了區域一步步擴大了,它的擴大,有的出於自然發展,有的為功業欲所驅使,強求發展,到幹部人才漸見竭蹶,艱於應付的時候,環境倒愈加複雜起來了,控制力不免趨於薄弱了。一部歷史,『政怠宦成』的也有,『人亡政息』的也有,『求榮取辱』的也有。總之沒有能跳出這周期律。」毛澤東答:「我們已經找到新路,我們能跳出這周期律。這條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讓人民來監督政府,政府才不敢鬆懈。只有人人起來負責,才不會人亡政息。」(黃炎培:《延安歸來》)  這段對話,不少人耳熟能詳。中共在延安時期及建政之初,猶能「聚精會神,沒有一事不用心,沒有一人不賣力」。如今的光景則亂象紛呈:不僅外交「求榮取辱」,內政「政怠宦成」,社會控制力日趨薄弱,「維穩」艱於應付防民。究其原因,是「帶路黨」沒有把中國帶進毛澤東所說的「民主新路」,「人民監督政府」的承諾始終未兌現。  「人民監督政府」的架構,早在共和國成立前夕,開國先賢就已經作了設計。一九四九年九月通過的大憲章《共同綱領》第十二條規定:「各級人民代表大會由人民用普選方法產生」;第十三條規定:「在普選的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召開以前,由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的全體會議執行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的職權」。規定各級人大都要「用普選方法產生」,且特指「普選的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當然是指「一人一票」的直接選舉而非間接選舉。  直接普選產生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的承諾,歷時六十二年始終未兌現;非但如此,二○一一年區縣人大代表換屆選舉,從中央到地方嚴防死守,重點防範公民自薦參選,活生生阻斷了一次從體制監督上自我更新的機會。梁啓超說:「我國萬事不進步,而獨防民之術乃突過於先進國,真可痛哭也。」用納稅人的錢防範、監控納稅人,是一大「中國特色」;從虛擬世界的GFW防火牆到現實中的截訪、阻選,這樣的「維穩」無異於自宮。照此下去,「人亡政息」只是時間問題。前車之鑑:皇族內閣緣何失敗?  離當下最近、最有借鑑性的改革標本,是清末「預備立憲」的歷史教訓。君主立憲也被理解為「虛君共和」,是統治者為避免被革命傾覆,與被統治者訂立的社會契約,君主及其家族捨棄部分眼前權益,而與博弈各方長久共享可持續的權益。這種充滿政治學智慧的「共存」體制,英國和歐洲的幾個皇室實現了,日本實現了,而中國卻未能實現。  戊戌變法的失敗,令抱殘守缺的清廷,迅速遭遇了庚子之變的歷史懲罰。深重的內憂外患,迫使統治者睜開眼睛看世界,慈禧太后啓動了清末最後一輪的改革。君主立憲或革命,是結束當時中國政治危局的兩個主要選項。立憲派與以孫文為代表的革命派,展開了一場改良與革命的賽跑。袁世凱等漢族權臣與社會士紳組成的立憲派內外互動,取代流亡海外的原維新派,成為清末立憲運動的中堅力量。  滿清政權和蒙元政權一樣。係由少數民族統治多數民族。「團體共治」是其區別於中國歷史上其他「家天下」王朝的特色,被錢穆先生定義為最自私的「部族政權」,余英時先生更給出一個引發聯想的定義,叫做「族天下」。所謂「自私」,即享用建政紅利(血酬)的利益集團,是一個靠種族血緣維繫的封閉族群。這種體制,令改革比一家一姓的王朝更加困難。  如果把清王朝看作一家公司,漢族權臣與皇室親貴的關係,很像是職業經理人與創始大股東的關係,這批職業經理人很受董事長慈禧太后的重用,但各大股東家族對他們的崛起高度警惕。義和團事變後,為了挽救大清,大股東家族和職業經理人達成一致,主推君主立憲:從五大臣出洋考察憲政,到一九○八年出台《欽定憲法大綱》二十三條,憲政開出了正式的時間表。同年十一月慈禧、光緒逝世,大股東家族載灃、隆裕兩位弱主出任掌門人,形勢開始逆轉。  弱主的軟肋是沒有自信,愈是擔心失去權力,就愈把握不住機會。在各省立憲派的壓力下,朝廷先是把「預備立憲」的時間表由九年縮短到五年,接着在一九一一年五月裁撤軍機處,改為責任內閣制。就在這個改革的關鍵時刻,「部族政權」的自私暴露無遺:閣員十三人中,滿洲貴族九人,漢族官僚四人,而滿洲貴族中皇族又佔七人,被人們稱為「皇族內閣」。  大凡一個王朝到了末世,總是認定自己的子弟才靠得住。以慶親王奕劻為首,加上良弼、鐵良、善耆等少壯派貴冑組成的「皇族內閣」,其實多是皇親國戚中的改革派,也的確代表了大股東家族的利益。他們認同君主立憲,卻又緊緊防範權力旁落到漢臣手中。這不僅令漢族權臣和各省的立憲派憤慨,也使革命派「驅逐韃虜,恢復中華」的民族主義口號格外煽情。「皇族內閣」在錯誤的時間出台「鐵路國有」政策,激發了一場地方性的經濟維權群體事件(四川保路運動),並迅速演變為革命。  為何革命最終跑到了改革的前頭?實因「部族政權」的大股東患得患失,缺乏壯士斷腕的決心,令憲政改革功敗垂成,最終被職業經理人袁世凱賣了個好價錢。構建公民社會才走得出死循環  二○一二年,執政黨將召開第十八次黨代會,各種爭論的聲音此起彼伏:「擊鼓傳花」傳的是一顆不定時炸彈?中國應否回歸新民主主義憲政?如何通過「頂層設計」推動改革等話題,在執政黨內和理論界激發了熱議。日前舉行的紀念粉碎「四人幫」三十五周年座談會上,一批關心黨國前途的「紅二代」,痛心疾首向決策層喊話,他們以開國元勳後代的血緣情感,質疑腐敗和專制違背了建黨建政的初衷。  維穩過度令政改的念頭再度擱置。歷史需要攪動死水的人,即便大家懷疑個別人以「做秀」博上位,但一個燦爛的笑容,或許比僵硬的官僚面孔容易親民,學會打「民意牌」畢竟算是一種進步。權力交棒能否啓動沉寂多年的政治體制改革?我的觀察是「五年看改,十年看埋」,若新核心的第一個任期內不啓動政改,也就無須啓動了,不妨繼續維穩到石化拉倒。  政治體制改革,說白了是個「分蛋糕」體制:有人主張先做大,然後分;有人主張先分好,再做大。問題在於:誰做誰分?民做官分則民怨,民做民分則官憤。須立規則:人民共和,主權在民;官為民僕,主先僕後。還分糕之權於民,唯有行憲政。舊民主主義和新民主主義的目標都是憲政,其主要區別在於後者強調共產黨的領導,若政改在未來五年內啓動,這也將是執政黨死守的底線。  對「新民主主義」的召喚,也喚醒了沉睡的歷史記憶。一九四五年九月七日,毛澤東曾莊嚴承諾:「『自由民主的中國』將是這樣一個國家,它的各級政府直至中央政府都由普遍、平等、無記名的選舉所產生,並向選舉它的人民負責。它將實現孫中山先生的三民主義,林肯的民有、民治、民享的原則與羅斯福的四大自由。它將保證國家的獨立、團結、統一及與各民主強國的合作。」(毛澤東:《答路透社記者甘貝爾問》)  毋庸置疑,共產黨與國民黨競爭,靠的是普世價值宣傳和民主憲政的承諾,爭取了民心爭得了天下。江山坐定之後,毛澤東將「民主新路」拋諸腦後,人治取代法治,導致封建主義和個人專斷盛行,最終爆發了文化大革命那樣的民族大劫難。八十年代啓動的改革開放,雖然使中國走出計劃經濟,但未能徹底清算封建主義。二十二年來,政治體制改革的長期滯後和權貴資本主義的崛起,令社會出現了倒退,不僅在意識形態領域大批普世價值,甚至連公民社會都成了「西方的陷阱」。對比贏得政權之前的承諾,用「數典忘祖」來形容毫不過份。最大的「敵對勢力」在政權內部:如果執政黨不對自己的承諾負責,黨員不對自己的政黨負責,也就沒有理由要求人民對政權負責。  面對一個官民「互不負責」的社會,未來改革的「頂層設計」如不以建構公民社會為目標,則仍是一個死循環。問題在於:中國六十年來的教育,仍是斯大林主義模式,如同一條標準化生產線,產品都是標準件。這種扼殺個性和獨立思考的工具教育,從來就不是為培養公民設計的。標準化產品無論作為領導者或被領導者,都不具備創造性和建設性。「十年樹木,百年樹人」,如果從教育制度上就拒絕培養公民社會的踐行者,再好的「頂層設計」也只是空中樓閣。  二○一一年是辛亥革命一百周年,二○一二年一月一日才是中國歷史上真正的共和百年。「鐵血鑄成真大錯,頭顱拚卻反無光」,「無量金錢無量血,可憐購得假共和」,這是辛亥革命志士蔡濟民書寫的悲憤。中國人奮鬥了整整一個世紀,仍未實現民主憲政理想,還在走向共和。歷史彷彿在一個封閉的怪圈中循環,歷經舊民主主義革命和新民主主義革命,二○一二年迎頭撞來的,仍是一百年前的老問題。  歷史的動車,真要循環追尾了嗎?(作者是中國近代史學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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