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慶模式為何還有魅力? (張 鳴)

  曾經明星似的薄熙來倒了,雖然,導致薄熙來垮台的薄王交惡的原因,中共提供的解釋,還遠不能服人。一個依仗薄熙來起家,像打手一樣,在重慶的打黑過程中,導致多人莫名其妙死亡,多人冤死的王立軍,似乎很難因為牽扯主子夫人的一樁刑事案件跟主子翻臉。但是,畢竟王立軍戲劇性地去了美國領事館,引爆了薄熙來事件,也引爆了重慶模式。讓這個曾經寄託了很多人希望的模式,一個不進行政改就可以穩定中國的試驗,戛然而止。儘管如此,重慶模式的魅力,卻並沒有因薄熙來的倒台而消逝,相當多的人,包括很多知識分子和底層民眾,依然認可這個模式。甚至覺得儘管薄熙來倒了,但重慶模式卻未必有錯,即使否定薄熙來,但重慶的民生建設卻不能否定。退一萬步說,重慶的唱紅不好,但打黑和民生工程卻不能說不好。看得見的實惠與政績工程  是的,儘管我們可以說,所謂的重慶模式,不過是薄熙來為了進一步上位,自己給自己搭的梯子,但是,這個梯子本身,的確有着濃烈的民生工程的色彩,在短時間內,也給部分的重慶人,帶來了看得見的實惠。所謂的「五個重慶」、「十大民生工程」,雖說有些不像是能真正落實,比如醫療資源的向下傾斜,照顧好一百三十萬留守兒童等。有些實際上不過是領導人的政績工程、面子工程,比如規模巨大的「暢通重慶」工程,大幅度提高重慶的森林覆蓋率,用昂貴的銀杏樹替代重慶原有的樹木,即所謂的「森林重慶」等等。但如果真的建成,也的確間接地對民眾有些好處。其中相當多的,比如發展微型企業,三千萬平米的公租房建設等等,無論怎樣挑剔,都不能說不是跟民生直接相關的。  不用說,現在的中共的地方大員,即使沒有薄熙來這樣大的野心,所謂民生工程,也是政績的焦點。一九九二年鄧小平南巡之後,中國經濟飛速發展,但由於國企改革的中途停止,政改遲遲不能啟動,這種唯GDP主義的發展,也迅速積累了巨大的社會問題;資源的枯竭,環境的破壞,也達到了一個令人難以忍受的境地。經濟發展的紅利,絕大部分都落到了權貴集團手裏,中產階級雖然也分享一些餘瀝,但底層的民眾卻分得很少,即使收入有所增加,也因為社保和醫療保障的不到位,不僅焦慮感在增加,而且也真的很容易重新返貧。整個社會收入差距之大,已經達到了令人吃驚的地步。也就是說,雖然經濟發展,但發展的好處,卻有很大部分的人群沒有得到分享。相反,經濟發展過程中所犧牲的環境、資源,以及土地,負擔甚至災難都落在底層民眾頭上。特別在最近十年,由於中共領導人的無所作為,所謂的改革,成了利益集團掠奪的藉口和工具,因此,社會矛盾非常尖銳,官民矛盾已經達到了歷史上的最高點,很少能見到一個政權,民眾對於官員有着這樣普遍而深刻的敵視。這樣的敵視,跟普遍的民生困局密切相關。近幾年來,不僅底層民眾日益貧困,就連城市中產,都市白領,也陷入困境,國進民退的囂張,司法環境的惡劣,逼得中產紛紛逃離,堪比改革前的大逃港。借債工程與天文數字負債  從某種意義上說,這幾年中共領導人對民生的強調,無非是一種修補,一種基於修補其統治合法性的嘗試。然而,由於利益集團的格局已經形成,地方政府公司化的傾向已經成形,所以,這樣的修補,落到具體的地方,往往成為樣子工程。在這樣一種情況下,誰能呼應民生難題,誰肯定就可以贏得民眾的擁護。薄熙來也正是看準了這一點,才放手一搏,花大力氣打造自己所謂基於民生的重慶模式。  但是,薄熙來這樣做,無非是為了攫取上位的資本。在本質上,跟諸多的政績工程沒有區別,而且,由於他的野心特別大,政績工程做得也格外出格,很像是一場顧前不顧後的豪賭。「五個重慶」和「十大民生工程」,每年需要三千多億的資金,但目前重慶每年全年的財政收入,不過一千個億,扣去人頭費和日常開支,所剩無幾。那麼薄熙來拿什麼來做這樣的工程呢?雖說重慶國企擴張很快,但全世界的國企,除了中國這樣的國家壟斷性的央企,基本上少有盈利。短時間擴張速度越快,盈利能力就越差,重慶當然也不例外。同時,重慶的房價也不高,土地財政收入有限。所以,唯一的可能,就是借債。現在,重慶的債務已經達到五千個億,如果這些工程都建成,重慶的債務,將是天文數字。即便只是現在的債務水平,實際上已經是寅吃卯糧,透支了重慶人此後多少年的錢糧。古今中外,世界上有過這樣的發展嗎?有過這樣的民生工程嗎?這樣一種毀掉子孫前景的發展,不過是殺雞取卵。當然,按薄熙來的如意算盤,只要他能上位,這些債務也就沒有人追究了,自有人來給他擦屁股。民粹政治與罔顧法律的打黑  事情的災難性,還遠不止此。人們都知道,在重慶大規模開展民生建設之前,有一場聲勢浩大的打黑運動。這個運動,在政治上是罔顧法律的黑打,但在經濟上,卻是所謂的掃蕩灰色經濟。為重慶拍馬屁的一些學者說,發展中國家在市場經濟過程中,勢必會出現所謂的灰色經濟,即一些人用涉黑的手段建立起來的企業,用涉黑手段欺行霸市等等。因此,為了社會主義市場的健康發展,必須打掉這樣的經濟。當然,在中國這樣欺行霸市的人不是沒有,但怎麼能夠說整個重慶到處如此?為了打掉這些所謂的灰色經濟,打掉涉黑企業家,重慶抓了五萬人,判了二萬,把一些規模大一點的民營企業家,都打成了黑社會頭子,殺了一些,沒等司法定罪,就沒收了人家的全部財產。據給這些所謂黑社會頭子辯護的律師說,這些案件,幾乎沒有確實證據的,普遍刑訊迫供,手段之殘忍,令人髮指。引起法理界震驚的李莊案,就是在這個過程中出現的。此案一期,李莊的罪證,居然有他眨眼睛暗示辯護對象翻供這一條。那些學者們,憑什麼認為重慶存在着如此龐大規模的灰色經濟?憑什麼相信這些企業家涉黑都證據確鑿?  打掉了原來成形有規模的民營企業,然後用沒收來的少部分錢(大部分的資金都進了警局),去扶植所謂的微型企業,也就是個體戶。這就是一些學者說的重慶國進民進。但是,世界上有過這樣形式的民營企業的發展模式嗎?這樣幹,無非是為了贏得部分底層民眾的民心罷了。這不是搞經濟,而是在搞政治,特別惡劣的民粹政治,說白了,無非是新時期的殺富濟貧。眼前好處與後代沒飯吃  經過共產革命洗禮的中國大陸,民眾對於殺富濟貧,對於罔顧法律的運動式打黑,有着高度的親和力。儘管在歷史上,他們的前輩,也經歷過這樣的殺富濟貧,經過這樣的打黑,後果都相當不好,等於自己幫助統治者剝奪了自己的土地和財產,剝奪了自己的自由。但是,人總是健忘的,而且很多人即使不健忘,也沒有這樣的水平,認清當時到底發生了什麼。正像他自己說的那樣,薄熙來一直在學習毛澤東,他跟毛一樣,也喜歡操控人們的心理。他明白,在這種貧者感覺越來越差,越來越覺得被剝奪的情況下,他只要重新祭起毛主義的旗幟,切實殺富濟貧,打黑整頓秩序,就一定會贏得一部分民眾的擁護。眼前得了好處,治安好轉,就足夠了,長遠的事情,有誰能看得清呢?  事實上,即使相當清醒的知識分子,認清毛主義的危害,也都有一個過程,在當下巨大的民生危機的情況下,要想在打着民生幌子的重慶模式面前保持清醒的頭腦,並非一件易事。我們要明白,即使真的民主化了,完全解決民生問題,依然需要時間。斷然不可能像重慶這樣,通過聲勢浩大、耗費巨資的超大規模建設一蹴而就。這樣的民生工程,如果真的建成了,實際上就是重慶乃至全國的災難。一代人,把子孫的糧食都吃光了,讓後代沒飯吃。  不認清重慶模式的危害,薄熙來的真面目就不能被揭開,相反,他甚至可能變成一個失敗的英雄。當年中國的文革,是以文革的方式結束的,結果到現在還有人為之張目。今天,薄熙來也不應以薄熙來的方式結束。  (作者是中國人民大學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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窗外的星光 (卷首語-潘耀明)

  有兩種東西,我們對它們的思考愈是深沉和  持久,它們所喚起的那種驚奇和敬畏就會  愈來愈大地充溢着我們的心靈,這就是繁星  密布的蒼穹和我心中的道德律。  ——康德:《墓誌銘》  上世紀八十年代初,美國愛荷華大學「國際寫作計劃」( International  Writing Program , The University of Iowa ) 有一次在芝加哥大學文學聚會,來自內地的女作家王安憶在一次公開演講中,曾強調科學家對人類、民族的貢獻,遠比文學家大得多,並且對科學家表達了欽敬之情。  科學與文學有沒有共通的地方?總的來說,科學是理性的,文學是感性的,南轅北轍,本來就扯不上關係。  但是,我所認識的幾個作家,都是從事科研工作的。譬如以寫科幻小說馳名的張系國,導演《北京故事》、擅寫小說的王正方,散文小品高手的陳之藩等等,他們都是理科方面的專家、學者,同時又能寫得一手好文章。  一次偶然的機會,讀到方勵之的一批散文作品,令人大感意外。只見行文流麗曉暢,比對時下的散文大家,毫不遜色。  我曾珍藏着方勵之一篇題為《遊嵐山後記》的手稿複印本。《遊嵐山後記》是一九八一年十一月方勵之應邀訪問日本時寫的,嵐山是日本京都的風景區。方勵之遊罷不能自已,心潮起伏,回到京都北田川學舍,把所見所聞所感都寫出來,既是一篇優美的抒情散文,也是一篇金戈鐵馬般的檄文。  方勵之的《遊嵐山後記》是有感而發之作。文章寫道:「嵐山是京都最美的風景勝地。春天的櫻花,秋天的楓葉,渡月橋前,木堰川上,清極的河水,秀極的山色,靜極的空氣,素極的浮雲,使你感到宛如置身在桐廬的富春江畔,忘卻這裏是異國了。只有偶爾沿河而上的海鷗才提醒你,這不是故土,而是在他鄉的島上。」  嵐山是嫵媚、恬靜的。難怪年輕的周恩來遊罷嵐山後也寫過「雨中的嵐山,渡月的流水」的詩句。然而,當作者參觀嵐山美術館,卻發現了隱藏在這美好景物後的騰騰殺氣。所謂嵐山美術館,原來是太平洋戰爭展覽館。到了作者入內看到祭奠太平洋戰死日本官兵的「鎮魂碑」,並且有「××聯隊全體玉碎」之類的事迹介紹,「心中的惡感已是不可抑制了」。在展覽的第三部分,作者看到百餘幅正面介紹日軍侵佔中國的巨型照片,「而且,就在這些照片的旁邊,竟用紅字寫着一條標語:『我愛祖國──日本軍友會』。」  展覽的結束語是這樣寫的:「太平洋戰爭日本雖然失敗了,但三十年後的今天懷想起日本的赫赫戰功和不朽的大和魂精神,仍是令人激動不已的,現在的青年(指日本青年)中流行着的享樂的風氣,應當用大和魂的精神去振作他們。」  戰後日本原該賠償中國上千億的費用,為了中日的友誼,周恩來同意一筆勾銷。今時今日,日本仍公然為第二次世界大戰侵略中國的日軍樹碑立傳,並且號召日本青年學習所謂「大和魂精神」,為復活日本軍國主義鳴鑼開道,使作者陷於痛苦的深思和反省。  作者寫道:「中國人的心地是太善良了。對內,哪怕暴君的稍稍一點假笑,他們就往往會相信是真的;對外,哪怕強權的稍稍一點偽善,他們也往往會相信是真的。」  作者這篇文章,旨在提醒善良的人們對暴君、侵略者的「假笑和偽善」提高警惕,不要輕信,更不要被欺騙了。  科學家目光如炬,追求真理,黑白分明,在愛與憎之中,沒有妥協的餘地,所以伽利略說過:「追求科學需特殊的勇氣」。  科學家兼文學家陳之藩已於月前溘然仙遊了;畢生疾呼大學是應該培養「科學、民主、獨立、創造」精神的方勵之也遽然而逝。  此時此刻我想起了歌德的一句話:「科學與藝術屬於整個世界,在它們面前,民族的障礙都消失了。」包括方勵之與陳之藩等人,他們恍若蒼穹中閃爍的星斗,當我們衰老不能行走的時候,我們臥在牀上,看着疏星從我們窗外度過,「那時也便和老友相見一樣的喜悅。」①  注:  ① 冰心﹕《寄小讀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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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福燊--人生小語

世事無常我六十歲生日時,妻子問我有什麼感受。我說人生可用三十年來分段。頭三十年學習和奮鬥,充滿笑聲。然後,是收成的時候,自己成家立室,卻目送上一代的逝去。未來的三十年將會是我女兒重蹈我的歷程及面對我的離去。記得我女兒曾說,以前家外路邊有一棵小仙人掌。小時候,她看着它成長,還以為這美景會一直伴她到老。但有一天因為修路,小仙人掌竟被人連根拔起。驀然回首,原來活着最重要的是「人在」。只要人還在,就什麼都可以。然仙人掌事件見證了現實的殘酷。世事無常,沒有人能知道自己何時要離開。而光陰似水,漫不經意間在你指尖流過。人生苦短,所以面對着自己親愛的人時,能抓多緊,就抓多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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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振英挑戰遠比預期多 (劉銳紹)

  梁振英當選特首之後,外界都在關注他將面臨什麼挑戰?用什麼方法迎接這些挑戰?怎樣戰勝這些挑戰?經過一個多月的觀察,外界一般感到,他面對的挑戰比預期多。日後,他必須盡更大的努力,拿出更大的誠意和耐性,才能逐步克服這些困難。  事實上,北京也十分關注,如果只憑他個人的力量,能否跨越這些難關?所以,在特首選戰結束後,一些內地的專家學者來港,為梁振英的前程把脈,也在力所能及的情況下,嘗試為他排難解紛,幫他一把。劉延東負責安撫唐英年?  其中較明顯的是,北京擔心敗陣的唐英年可能心有不甘,日後會給梁振英製造麻煩。因此,在唐英年前往美國探望女兒和散心之前,中央大員特別請他到深圳會面,給予安慰,並希望他心平氣和地對待這次選戰。負責安撫唐英年的,據聞就是在選戰期間特別南下、力求說服大富豪支持梁振英的國務委員劉延東。  外界無法得知劉延東怎樣安撫唐英年,但坊間傳聞,中央擔心唐英年心裏不服氣,等待「王子復仇記」的機會,那麼香港政壇日後就更多風雨了。其中,唐英年的確有一個很好的機會,就是今年九月的立法會選舉。假如唐英年在大財團的支持下,參與功能組別的選舉,甚有可能循工商界的組別,重新成為立法會議員。那麼,他就可以通過立法會來監督政府,也就是監督梁振英的施政了;屆時,正是君子報仇,十年未晚。這種可能性雖然有點戲劇化,但卻是合情合理合法的事,如果唐英年真的朝這個方向想,確是有可能發生的。  所以,除了中央大員的安撫之外,北京也嘗試透過其他渠道,努力勸說唐英年清醒地處理未來的工作。據接近唐英年的人士說,唐英年也有點心如止水,不排除他會退出江湖。但到底結果如何,還要繼續觀察。要給林鄭月娥發揮機會  北京雖然支持梁振英當特首,但也為他未來的工作憂慮。其中,組班的問題擺在眼前,不是容易解決的。坊間傳聞,梁振英希望找聲譽盛隆的林鄭月娥擔任政務司司長。不過,筆者倒感到,找什麼人不是最重要的事,關鍵在於:領軍的人能否善用人才?  就以林鄭月娥為例,她的硬朗作風和勇於承擔的表現,取得市民的普遍認同,曾蔭權能夠找到她作為問責團隊之一,應是萬幸的了。可惜,當林鄭月娥提出一些針對大財團壟斷的建議時,曾蔭權卻擔心傷了他和大財團之間的關係,林鄭月娥的建議就變成一紙空文,無法實現。政界人士普遍感到,曾蔭權表面上重視林鄭月娥的表現,但實際上只是借助她的聲望來為自己的民望打底。說得通俗一點,曾蔭權就是拿別人的繡花裙來遮掩自己的紥腳。如果梁振英抱着同樣心態來請林鄭月娥拔刀相助,那麼林鄭月娥日後也將會難以發揮所長。曾蔭權會埋下政治炸彈?  至於梁振英與曾蔭權的關係,也不見得很好。事實上,梁振英為了爭取民望,在多個問題上已沒有把「夕陽特首」曾蔭權放在眼內,甚至經常給曾蔭權及現任官員添麻煩。最典型的例子就是,梁振英突然表示,新政府未必讓「雙非兒童」享有居港權,這就打亂了現政府與私家醫院討論明年「雙非兒童」名額的進展,還給人一個行政政策干預法律的印象。  此外,一些諮詢和公職機構將於七月前換人。本來,這是曾蔭權的權力,但這些任命跨越兩屆政府,那麼也要看梁振英的意見。所以,新舊政府能否互相配合,就要看曾、梁二人能否誠信相投了。  北京也擔心兩人的心結還沒有解開。事實上,梁振英陣營內的一些人士仍然認為,在競選期間爆出有關梁振英在西九龍概念設計比賽中涉嫌漏報利益的事件,極有可能是曾蔭權授意放出來的,藉以「挺唐打梁」,否則難以解釋為什麼爆出來的內情如此詳細,並且只是針對梁振英,而沒有涉及其他人士的資料。  內地人士還有一點更擔心的,就是曾蔭權應該知道,中央不會安排他擔任全國政協副主席,像董建華那樣躋身國家領導人之列。那麼,以曾蔭權這樣小心眼的人,既對中央的決定無可奈何,但又耿耿於懷,會否轉化成跟梁振英互不配合的行動,甚至暗中埋下計時炸彈,等待梁振英上台時才爆炸?建制派人士擔心梁振英善變  一想到這個問題,內地人士馬上聯繫到唐英年的「地下皇宮」。這確是一個非常好的「炸彈」。試想,如果曾蔭權在任內不處理這宗事件,留待梁振英上台後處理,屆時梁振英就會碰到左右為難的尷尬局面——如果處理,即會被人指為「對唐英年秋後算賬,趕盡殺絕」;如果不處理,又給人不依法辦事的感覺。這個炸彈猶如兩面刃,令人難以招架。  內地一些人士曾經想過,是否可以由中央出面,通過特定的渠道,要求曾蔭權在任內處理好「地下皇宮」事件,而且不起訴唐家,只需要他們填平就可以了。但這樣做也有很大風險,就是曾蔭權如今已到了「棚尾拉箱」的時候,如果中央向他施加壓力,以他現時的心理狀態,會否繼續像上任初期那麼聽話?假如他惱羞成怒,把來自北京的壓力也爆出來,豈不是更糟糕嗎?畢竟北京對曾蔭權的信任程度遠不如對傳統左派,他始終是港英遺臣,即使可以利用,但也是有所保留的。  最後談到「大和解」的問題。雖然梁振英不斷跟各方溝通,爭取建制派內不斷融合,但看來成績未如理想。最主要的原因是,他當選後即時重現他的「不確定性」,或者說「不可預測性」,令他的善變形象揮之不去。例如他忽然提出「雙非兒童」可能沒有居港權,彷彿他一人說了算。所以即使他多次提出「大和解」,但不少建制派人士仍然憂心忡忡,擔心這只是一場大戲而已。  (作者是香港時事評論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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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讀馬英九的「一國兩區」  打開兩岸政治談判大門的鑰匙? (林泉忠)

  隨着兩岸的歷史性雙向交流逐漸上了軌道,政治對話排進下階段兩岸協商的議程已無可避免。選前在呼籲簽訂「兩岸和平協定」中摔了一跤的馬英九,為了亡羊補牢,並乘勢擴大「一國兩區」概念的操作空間。然而,無論「一國」還是「兩區」,在解釋上與運作上都困難重重,善於掌握主動權的北京將會如何盤算?——編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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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桃姐」 (周蜜蜜)

  許鞍華導演,葉德嫻、劉德華主演的電影《桃姐》,成為一時焦點。「你一定要看啊,那拍攝的實景就在你的居處附近。」先睹為快的友人說。  這部電影還沒有開拍時,我在一位電影導演家的私人聚會中見到許鞍華,大家稱她為阿Ann。離開的時候,我們一起去乘地鐵。閒聊中,她談到日常生活,聚焦點是她上了年紀的日裔母親。我以前看過她自編自導的《客途秋恨》,當中描繪的就是她母親的形象,非常鮮明,令人難忘。她告訴我,母親是在中國東北認識她父親的,後來輾轉到了香港,已經完全融入了本地生活。現在她的父親已經不在了,母女二人相依生活。母親雖然上了年紀,但依然非常活躍,常常自己外出,尤其喜歡去友人家打麻將。畢竟是老人家,單獨行動難免會磕磕碰碰,前不久就在商場撞到玻璃牆,受了傷……所有這些,都令她非常擔憂。殊不知,她講得太過專注,忘記了面前的玻璃門尚未開啟,竟一頭撞了上去,我正為她心痛不已,她卻笑言這一下和母親感同身受了!我想,以阿Ann這樣一位能深切了解老年人感受的導演,拍出來的影片一定會是特具深度的吧。於是,我走進電影院看《桃姐》。那天觀眾很多,差不多滿座,這是港產片上映所罕見的。  電影中的「桃姐」與雇主之間,以情為重。她出於本性,極抗拒別人說的「妹仔(丫鬟)命」,樂於讓主人稱為「契媽(義母)」,事實上,主僕之間,相親相愛,情如一家人。  《桃姐》的宣傳廣告上有一句話:每個人的身邊,都有一位「桃姐」,看着許鞍華的《桃姐》,我也情不自禁「淚眼朦朧」,我自己的「桃姐」,也一步一步走過來了……  記憶中最真切的是她,叫做「八嬸」,她說死去的丈夫排行第八,人人叫她「八嫂」,小孩子嘛,就順應的該稱她為「八嬸」了。  八嬸的個子不高,身形可說是「小巧玲瓏」,行動格外麻利,用她自己的話來說,是「一眼關七」,一邊做飯,一邊洗衣,還能打掃花園,餵養小雞,同時照顧我們四個姐妹兄弟的生活。  根據八嬸說,她以前是在西關的粵劇名伶家中幫傭的,能做得一手好菜,什麼「九大簋」、鮑翅宴都是她一人主理,亳無難度。她未曾上過學、讀過書,卻非常熱衷於睇大戲,什麼《六國大封相》啦,《紅樓二尤》啦,戲文、劇情可以一套一套的道出,表明她很早就已經接受了「大戲文化」的教育了。因此,她判斷社會上的是非忠奸,都會以這種大戲文化的觀念為準。  八嬸也是一個很要強的人。那時候,人們都把西關這個歷史上的商業繁盛地視為高尚住宅區。八嬸把歷年掙下的錢,在西關的荔枝灣一隅,買了一塊小小的地,建了一座小小的樓房。八嬸在樓房剛剛落成的時候,興高采烈地帶着我和妹妹去看。這是我生平看到的最小的樓房,用八嬸的話來說,是「豆腐潤那麼大」。樓分三層,每一層僅可放下一張牀,就應了那首兒歌:「世界真細小小小,小得真奇妙妙妙。」  文化大革命爆發,我的父母都被派到遠在粵北的幹校去,工資也凍結了,八嬸不能再留在我們家。她含着淚,手把手地教我和妹妹做飯、燒菜,然後黯然而別。那時候,我十三歲,是家裏老大,最小的妹妹才七歲。八嬸走了之後,我們也在家呆不了多長時間,就跟隨就讀的學校,到農村分校去。  在那些年間,當我們分校放假,八嬸得到消息,就會來給我們買菜做飯,分文不取。再過幾年,八嬸的小樓房被拆遷了,兒子把她接回英德的家住。不久,我們得到允許到粵北幹校去探望父母親。  那是天寒地凍的日子,我坐上北上的火車,心裏比天氣更冷。  火車到站,只見八嬸和她的兒子一起出現!原來她接到我媽媽的消息,特別來接我去她家住一天再上路。就像是見到久別的親人,我的心溫暖起來。我在八嬸和兒子的家舒舒服服地住了一夜,又吃到她做的熱湯、好菜。從此,這裏就成為我去幹校探望父母的「中轉站」,後來,還惠及了更多的人。其中有著名作家秦牧、紫風夫婦。在文革中,秦牧最早被批鬥,紅衛兵一天抄家五十次之多。他們夫婦分別到幹校接受「改造」,已經沒有家。當幹校批准他們放假的時候,八嬸和兒子的家,就作為他們夫婦暫時小聚的住所,為此,他們非常感激。  我敬愛的「桃姐」,因着許鞍華的電影,在眼前變得鮮活起來,那麼可愛,那麼可親,只為有情在,人間的不公不平,相信都可以化解,她們就是很好的明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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迪華特與港樂八年精彩 (路德維)

  本年是荷蘭籍指揮迪華特擔任港樂音樂總監的最後一個樂季。作為總監,在一個樂季只指揮五周音樂會(其中九月的首兩周更因病由同鄉雲尼斯頂替),再加上在任期間並未能實現多項藝術計劃,實難免令人覺得他心灰意冷而去。無論如何,迪氏於八年間把樂團訓練得有聲有色,一如他所言,「香港人可能不知道自己的城市有一隊這麼出色的樂團!」筆者聽了樂團最近三場音樂會,大師羅傑斯特汶斯基伉儷演奏柴可夫斯基、丹麥指揮道斯加德指揮北歐作品,以及迪華特自己指揮理察.史特勞斯與約翰.亞當斯,全都證明樂團現今演奏水平實在不賴;「國際級」的願景早已達標。迪氏也大大擴展了樂團的演奏範疇;如亞當斯的《和聲教案》,及去年哲林斯基的《抒情交響曲》等,都是重要而上演次數不多的大作。  迪氏一向以言行坦率、作風實在見稱。四月中,他出席了任內最後一次記者招待會,回顧八年來的成績。迪氏出身於阿姆斯特丹音樂廳樂團,先擔任雙簧管手,後擔任助理指揮;歷年來他強調希望港樂在香港的地位能像阿團於荷蘭一樣,音樂家以之馬首是瞻,以身為樂團成員為目標和驕傲。樂團各聲部都已改頭換面,且近兩年已不需到歐美招聘新樂師。「噢,低音大提琴,我花了不少功夫呢!一隊好樂團應有好的低音大提琴部;但我的一些同僚卻對此漠不關心。」迪氏覺得,樂團以靈活為特色;上演不同作曲家的作品,風格也合。  樂團弦樂組大多是華人,而管樂則以西人居多。有說管樂器個性獨立、並不為華人所好,迪氏同意否?他覺得只是時間的問題。管樂器是盎格 魯─撒克遜民族的東西;於那些文化,管樂團多的是,而香港卻很少。說到任滿最大的遺憾,迪氏卻覺得是未能組成一隊港樂合唱團,他有興趣指揮的作品,如威爾第《安魂曲》未能上演。  迪氏任期初,曾與演藝學院學生合作,但近年卻沒有。此外,樂團新聘的華人樂手,大都來自內地。究竟這是什麼一回事呢?迪氏不諱言,演藝校方對合作好像越來越無興趣,常以沒有空檔、跟考試期相撞等理由推辭。而他又覺得,香港年輕音樂家,多半到外國留學,對建立本地音樂文化有影響。說到與其他本地機構合作,迪華特對香港藝術節當局的批評竟異常尖銳,亦跟筆者的看法(詳見本欄上期)不謀而合。「這不是意見,這是憤怒。我來的頭數年,他們答應這個、答應那個,但什麼都沒兌現。他們寧願請整團外國歌劇團,包括演奏水平不及我們一半的樂團,飛來香港演出,也不讓我們演出。還有的是,藝術節期間,我們整個月沒有演出場地!」迪氏之後更忍不住補了一句:「如果我要對Jaap(指繼任人范瑞雲頓)有任何忠告的話,那便是不要相信他們!」  既然離去的重要原因是要更接近家庭(早已搬到美國的迪氏現在才透露,居港期間,為了患哮喘病的兒子,迪氏夫婦四年內上了醫院達四十次),他會再回港指揮嗎?「我要先受邀才能來!」迪氏對樂團感情深厚,畢竟現時的樂團幾乎是他一手一腳組班的。雖然找不到任何本地佳作(「我本年翻閱三十部總譜,但沒有音樂說服了我——我也可能錯過了一些佳作」),但迪氏對陳其鋼與郭文景卻情有獨鍾,並指出他更有興趣指揮錄音與演出都不多的近代作品。  個人覺得,迪氏這八年應是樂團歷史上最輝煌的時期。迪氏對香港音樂文化的承擔,以及他的真誠,都無容置疑。但他的理念與思維都以歐洲作中心,如欲把香港塑造成另一個阿姆斯特丹。他是「國際級大師」,故有很多嘗試空間,但也常常碰壁。經驗不如他的范瑞雲頓將有何作為?數年後便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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