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首選戰總結 (劉銳紹)

  新一屆特首選舉已經結束,梁振英以六百八十九票當選。這一個票數比六百零一票的最低當選限額多了八十多票,但還是被視為「低票當選」。在正式投票日之前,香港大學民意研究計劃也搞了一個民間全民投票,吸引了超過二十二萬人投票,結果梁振英只得百分之十七點八的支持率,而投白票的比例則高達百分之五十四點六,這一數字更反映梁振英的民望不斷下滑。所以,梁振英當選之後,馬上被稱為「低民望,低得票率和低支持度」的特首。港澳辦政策變得較為靈活務實  造成這種現象,北京也是有責任的,值得反省。不妨回顧一下北京處理今次特首選舉的過程。  與過去數屆特首選舉比較,北京有三個進步的地方。第一,過去北京高層認為新特首必須高票當選,才有威望,所以要盡一切辦法把大部分票源集中在「真命真子」身上。但是,這次北京已認識到,只要贏得體面,票數「好好睇睇」,不是「險勝」、「慘勝」,也就行了。這顯示北京也逐步擺脫過去的傳統思維。  第二,過去的特首選舉,當民主派沒有參選時,北京就容許建制派有多人參選;但民主派如果參選的話,北京只會讓一名建制派候選人參選,這樣才可以保證此人高票當選,不會把票源分薄。今次特首選舉,北京在民主派何俊仁參選的情況下,容許兩名建制派人士參選,顯示北京的思維也比以前開放。  第三,過去北京處理香港的特首選舉,要做到「絕對控制」,安全系數要達至百分之一百,甚至百分之二百。但是,這一次特首選舉,只要做到「基本控制」就可以了。所以,全國人大秘書長李建國也表示,唐英年和梁振英都是中央可以接受的人選。  北京有這三種思維的變化,據悉這是因為他們希望賦予這次特首選舉三大任務。其一,要有一定的競爭氣氛,才不會讓香港人感到「這是小圈子選舉」,否則香港人便不再相信「一國兩制」了。  其二,要有這種氣氛,就不能像過去那樣,一位建制派候選人與一位民主派候選人競爭,這樣只會給人一種「大人跟小孩子玩遊戲的感覺」;只有讓建制派的候選人互相打拼,才能出現真正的競爭氣氛,同時可以令勝利者頭頂出現光環,這才可以增加他當選後的認受性。  其三,適度放開競爭,可以為建制派候選人創造條件,讓他們做好二○一七年「可以有普選」的熱身工作。  這三大任務都是理智、清醒的,說明王光亞擔任港澳辦主任之後的政策變得較為靈活和務實。後來,據聞還有一個想法:必須讓兩位建制派候選人一起入閘競賽,才能增加北京的安全系數。因為:如果只有唐英年一人參選,但萬一大吉利是,他有什麼三長兩短,或遇到什麼意外,那麼只有一位民主派候選人剩下來,這豈不是把特首的寶座雙手奉送給民主派嗎?雖然中央可以不任命民主派的當選人,但這樣做就等如撕破臉皮了。所以,還是容許多一位建制派候選人入閘比較安全。唐英年「擺阿爺上台」?  這個時候,原來得到北京祝福的唐英年,其醜聞還未爆出來,他仍是北京心中的「真命天子」。直接地說,那時候的梁振英真的只是「陪跑」而已。不過,他十分積極,不怕主動提出參選,造成一種勢。他的「勢」與北京想到上述的安全系數加起來,就令北京同意「唐梁同場競賽」了。梁振英初時險些無法入閘,但後來終於得到眾人協助,取得一百五十張提名票,形成「唐梁對決」的現實,相信也是這個原因。  後來的發展很多都是人所共知的了。唐英年醜聞滿身,而且不懂得拆彈,加上他沒有梁振英那種積極備戰的心態,自己以為「坐定笠六」,等待黃袍加身。當梁振英陸續拋出不同範圍的政綱時,唐英年仍然感到高枕無憂,以為可以後發制人,待整理政綱之後才重拳出擊,但在氣勢上已輸給梁振英了。  唐英年還有一處計算錯誤。北京為保這次選舉萬無一失,早已希望建制派候選人必須「沐浴更衣,齋戒淨身」,即候選人要讓中央放心,弄清楚他們身上有沒有什麼醜聞或容易被人抓住的把柄;如果有,就和盤托出,中央衡量。唐英年明白這個道理,於是間接引爆了自己的「感情缺失」,以為這樣就可以「過骨」。至於他的「地下皇宮」一事,卻秘而不宣。  豈料,後來他的「感情缺失」不斷發酵,這把火愈燒愈烈,根本無法控制。當他的「地下皇宮」曝光時,北京更感到愕然,怎麼唐英年「沐浴更衣」只做了一半?還把其他污垢藏起來。相信這也是北京產生不滿的開始。  其後,唐英年還走錯了一步棋。當他醜聞不斷深化,而提名期也開始了。此刻,剛好碰上習近平出訪美國、愛爾蘭和土耳其,唐英年就走訪中聯辦,了解北京的意向。中聯辦沒有顯示什麼姿態,既不勸進,也不勸退,因為習近平還在外訪期間,大家都在等待訊號。唐英年趁此空間,趕快拿着已經到手的提名票報名去了。從他的角度看,北京還沒有因為他的醜聞而勸退他,他急急報名並無不可。但在北京的角度看,這就創造了北京日後(如有需要)勸退他的困難。用圈中人的一句話說,這就是「擺阿爺上台」。相信這也是北京不滿的另一個原因。後來唐英年的醜聞效應擴大,更形成他的致命傷,令北京也無法撐下去,只有放棄。這也是眾所周知的後話了。「流選」恐懼迫使北京公開「挺梁」  本來,直到這個時候,北京仍能保持「不干預」的姿態,但唐英年的支持者開始感到形勢不妙,於是通過其他方法,要爭回「寵幸」的地位。其中,支持唐英年的大富豪更連成了一氣,形成一個壁壘。後來,有關梁振英的涉嫌醜聞又出來了,令北京感到情況有點不對勁。如果建制派候選人互揭醜聞,導致兩敗俱傷,這就傷了北京眼中的大局,「流選」的恐懼由此而生。結果,在這種無謂的擔心下,北京認為要出手了,從「不干預」變成「干預」,從「表面放手」變成「實質不放手」,從「背後介入」變成「不怕公開介入」,喉舌媒體呼之欲出的暗示、欽差大臣的曉以利害,一時間成為重點任務。  本來,這些工作都可以暗中進行。可是,後期的形勢在北京眼中,仍然危險,梁振英未必能取得過半票數,有人評估「流選」的機會達到三成,這就更難令北京安心。「流選」意味着失控,意味着北京的調控能力下降甚至消失,意味着夜長夢多,更容易被外來勢力乘虛而入……總之,所有可能的理由都成為北京必須出手的理由。後來發生的事情,包括中央大員南下深圳,向唐營挖票,明顯的「挺梁」,也是眾人皆知的了。  其實,北京也不想讓這種姿態過份外露,只想透過內部協調,下達指示。內地政壇流傳一個版本:溫家寶在全國人大記者會上的講話,也是經過多番推敲才說出來的。他們以為這種表態就是四平八穩的了,不會給人演繹為「干預特首選舉」的藉口。但事與願違,溫家寶的話後來仍然被人按其需要解讀為「挺梁振英」。其實,有關方面初時沙盤推演,曾有一個建議,就是除了溫家寶已說出的話之外,還有一句「中央不會干預香港的特首選舉」的明確態度。可惜,一種意見認為,如果說明這次「中央不會干預」,那不是暗示「過去有干預」嗎?還有,如果承諾中央不干預,那麼日後發生事故怎麼辦?  歸根究底,這就是思維還未完全放開的問題。結果,溫家寶只說了第一部分,而沒有說出「中央不干預」。最後,他的第一部分就讓人隨意解讀,甚至「被騎劫」了。這個勢頭不斷發展,而投票日逐漸逼近,「流選」的恐懼不斷強化,「挺唐派」負隅頑抗,「挺梁派」乘勢出擊,種種因素加起來,就讓北京被綁上必須「(唐梁)二裏挑一」的烈火戰車,橫衝直撞地在懸崖上奔馳。  北京本來控制大局,也是希望穩定的。可是,它由「不干預」的姿態變成直接干預,才是不穩定的來源。梁振英本來可以憑自己的實力打敗唐英年的,但因為北京在背後幫手,卻變成了「兒皇帝」,他的低民望也是北京間接造成的。北京以為自己可以駕馭形勢,但後來反被形勢駕馭,唐英年墮馬,梁振英時勢造英雄,「冷手執個熱煎堆」,正是中國政治的特色。  (作者是香港時事評論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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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首選舉與中央地方關係 (崔偉恆)

  精彩摘錄:隨着梁振英的當選、中央的任命,香港政局會有新局面。作為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部分,香港特區是全國一盤棋的一員,必須解構中央與地方關係中的香港所能扮演、被扮演的角色。除非永遠離開香港,否則無論大家喜歡不喜歡,都要將過往約定俗成、理所當然的範式摒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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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慶事件的成因和走向 (張 鳴)

  兩個月前,誰也難以預料,高舉毛主義旗幟,唱紅打黑的重慶,其核心人物王立軍會突然走進成都的美國領事館,一呆就是二十四小時。王立軍出事之後,在兩會重慶團開放日上還信誓旦旦無意辭職、高調堅持唱紅打黑、認為自己做的都是按總書記指示辦的重慶市委書記薄熙來,幾乎是話音未落就被免去職務。新老書記交班,薄熙來甚至沒有到場,留在北京的他,從此銷聲匿迹,而重慶的各個單位,則紛紛表態支持中央調整領導班子的決定,這架勢,很像當年粉碎「四人幫」時的表態政治。這一切,給人們留下了豐富的想像空間。只是,重慶這番戲劇性眼花繚亂的變化,外人很難看得明白。王立軍出事前的蛛絲馬迹  毋庸諱言,中國的政治,迄今為止還是黑箱。頂多某些部分,偶爾會透出一絲亮光。重慶發生了什麼,我們大概只能猜測。其實,在王立軍出事之前,一度聲勢浩大得甚囂塵上的重慶,已經有蛛絲馬迹表明,他們開始收斂。他們開始講民主與法治,開始找全國的意見領袖到重慶看一看,找各方面的學者到重慶開會,尤其熱衷於把全國法學的會議拉到重慶來開,甚至宣稱要在重慶實行鄉鎮直選的試點。這個唱紅打黑的「紅都」,明顯是想在自己的身上加上一點別的色彩。這個過程,大概從李莊案的第二期審理,重慶方面被迫撤訴之後,就開始了。按道理,能讓強人薄熙來退一步,應該不僅有來自輿論對於他們運動式的打黑和唱紅的非議,更可能有來自某些勢力的壓力。  正如人們想像的那樣,重慶模式之所以出台。在很大程度上是因為薄熙來在權力爭奪中,感覺到了自己的某種失落,利用所控制的重慶搞出點名堂,希圖上位的結果。像很多人說的那樣,他是在「攪局」。這樣的攪局,對於一個後威權時代的國家,在威權不再,接班人不能再靠威權指定,而由元老家族協商的情況下,是非常正常的。有資格爭大位的人互不服氣,接班紛爭加劇,有人為了爭位而有非常之舉,一點都不奇怪。但是,薄熙來採取了一種特別的方式,他樹起了毛主義的旗幟,高調宣稱要走毛的道路。也真的祭起毛式的運動整肅和意識形態灌輸的法寶,從整肅官員隊伍入手,唱紅打黑。同時也在堅持市場經濟的條件下,擴張政府勢力,推行民生工程、惠民措施,改善了重慶的社會治安,同時,也把重慶的群體性事件的發生率,降到了相當低的水平。有來頭的壓力波及王立軍  重慶模式一出台,不僅令全國的左派歡欣鼓舞,而且也給中共的當權者提供了一個選擇。儘管有些人不喜歡薄熙來這個人,但他們卻不能不喜歡重慶模式。中國近十年改革停滯,經濟發展迅速,積累下來非常多的社會問題:官民結構嚴重失衡,矛盾激化。高速經濟發展帶來的環境問題、能源問題,跟原有的城鄉二元結構下的城鄉矛盾、社會流動停滯、社會保障缺失、醫療問題、教育問題扭結在一起,使得上訪成潮,群體性事件每年以成萬起的規模增長。政府不肯改革,只能以抹漿糊的方式維穩來應付,導致維穩成本成了天文數字,而且急速增長。如果能有一種辦法,不改變政體,不開計劃經濟的倒車,卻可以把事情擺平,這是多麼令人鼓舞的事情。這就是為什麼一時間舉國上下都在學重慶,不單唱紅處處,而且打黑,尤其是像重慶這樣運動嚴打式的打黑,也相當盛行的緣故。在很長一段時間裏,中國開倒車,向左轉的趨向,已經相當明顯。  但是,毛主義的模式,包括重慶這種複製的毛主義模式,有兩個最大的軟肋。一是經濟上難以為繼。市場經濟與殺富濟貧無論如何都難以協調,重慶不計成本的各種工程,單靠打黑充公的財產,支撐不下來,只能大舉借債,或者寅吃卯糧。二是這種模式,會導致內外的緊張。重慶模式在內部整肅的時候,要找敵人,在外部,也要製造敵人。如果說,重慶模式僅僅在重慶做,對於全國而言,還不過是一條鯽魚塘裏的梭魚,但是,如果把它推行到全國,就成了一條巨大的鯊魚。相當多深受文革之害的中共黨內官員,對毛主義的運動模式,還記憶猶新,薄熙來這種毛式亮相,不能不引起他們的緊張。重慶模式聲勢越大,越是全國都在效法,他們就越是緊張。不僅重慶之外的人緊張,重慶內部也一樣緊張。就像毛當年搞文革,他的親密戰友林彪和同伴也高度緊張一樣。  由於有這樣兩個軟肋的存在,重慶模式,命中注定是要出事的。不是經濟上被拖垮(這個時間要拖得長一點),就是內部出問題。我們現在難以猜測,到底有什麼樣的壓力,使得原本氣焰囂張的李莊二期案件的審理,最終偃旗息鼓,又是何等壓力使得心高氣傲的薄熙來會悄然退卻,直到把自己的第一號心腹愛將從主管要害崗位上撤下。我們只能猜測,應該有這樣有來頭的壓力,加上輿論對重慶「黑打」的抨擊,波及到了王立軍頭上,而在薄熙來也難以保住王立軍的時候,薄王的關係也就完了。種種關於薄王之間的緊張和衝突的傳聞,不應該是空穴來風。按常理,對於一個副省級的官員,擅自跑到美國領事館,等於是自毀政治生命。應該說,唯有他的生命受到威脅的時候,才有可能做出這樣斷然的選擇。畢竟,薄王之間的關係太密切了,或者說,王立軍知道得太多了。對於一個長期以來就野心勃勃,甚至想要問鼎大位的人來說,做什麼犯規犯忌的事,也在情理之中。薄熙來逼胡錦濤表態,耐人尋味  當王立軍戲劇性走入美國領事館之後,應該說,重慶模式就已經以內部爆裂的方式宣告破產了。王立軍出事不久,微博上有關重慶的「網絡水軍」(編按:即受雇的網絡打手)悄然消失,網管的删帖也不再積極。說明在這樣的「政治問題」面前,此前作為風向標的中央宣傳部門已經撤回對重慶的支持。薄熙來的攪局,從此宣告失敗。如果換一個人,理應立刻自動辭職。但是,權貴出身的薄熙來,卻選擇了硬撐,以撐待變,高調宣告他沒事,他沒錯,一切都是按總書記的指示辦的。甚至宣稱總書記應該到重慶去看看,大有逼人表態之嫌。這一切,居然發生在他實際上並不知道王立軍給美國人留下了什麼,同時對中央交代了什麼的情況下,就顯得格外耐人尋味。  按道理講,在大換屆的中共十八大召開前夕,穩定是大局中的大局。我原來以為,雖然薄熙來肯定是要走人的,但最大的可能是在十八大之後。但是,薄熙來這樣高調反擊,其中也許還包括傳聞中的重慶挺薄大遊行,如果沒有這種事,我們很難理解在重慶換人之後,重慶市市長黃奇帆那番關於保證不發生「政治性社會事件」的話指的是什麼。結果,在十八大之前,重慶就換人了,這裏面,肯定有一定的政治動盪風險。  暫時消除了向左轉的可能  此後,無論如何,薄熙來的政治生命已經完結了。儘管對他的處理,很可能因為他的種種過份的動作,會從溫和轉為嚴厲。等待他的,甚至也可能是陳良宇的下場。但經此一挫,此公就算能全身而退,也沒戲可唱了。重慶模式的破產,使得中共高層對於按這種模式解決難局的幻想破滅,中國也就暫時消除了向左轉的可能。要想把社會問題擺平,只能另尋出路。從大的方面講,改革三十多年,最有權勢的權貴集團,聚斂了巨大的財富,成為改革的頭號受益者,這個集團,雖然自身也分裂成各種派系,但都變成了超級有產者。有產者跟革命家不一樣,無論道德如何,理性程度肯定是增加的。他們的身份和財富,使得他們不可能不堅持開放而選擇回到朝鮮去。所以,來自以美國為首的西方的壓力,以及中國社會內部的動盪壓力,逼得他們今後依然要選擇繼續改革,以期解決一系列迫在眉睫的難題,也就是說他們唯一的選擇是推行政改。從某種意義上說,此前種種關於國進民退,法制倒退,意識形態左轉,輿論言論的嚴厲監管等等「左的舉動」,將會隨着重慶模式的破產,走到盡頭,改革,最終會從谷底反彈。改革從哪兒起步,改到何等地步,是不是還像以前那樣先難後易,我們無從推測;儘管這條路還很難走,保守勢力依然可能反撲。但自從一八四○年以來,中國走向世界的趨勢,無論如何都擋不住了。再出一個狂人,重試重慶模式,至少障礙會大得多了。  (作者是中國人民大學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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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避免第二次文革  要深入探討「鄧拓自殺現象」 (杜導正)

  杜導正參加鄧拓一百歲誕辰紀念時,提出要深層次探討「鄧拓自殺現象」,就是在文化大革命一開始時,幾位優秀的文化人相繼自殺之謎。他認為這與毛澤東的性格有關,但更重要的是制度問題。杜導正指出,共產黨權力機制跟封建皇朝大體一樣。如何避免鄧拓自殺現象歷史重演?杜導正寄語年輕人不要忘記文革的教訓,要敢於探討文革的社會深層次問題。否則文革還會捲土重來!──編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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沉 思 (卷首語-潘耀明)

  人看生命如此深,亦看痛苦如此深。  ──尼采  在這個南國小島,春日乍暖還寒,太平山下、維多利亞港的霧,如癡戀劉德華的少女,纏綿得不得了。港人的眸子,恍若患上白內障,但眼簾上永遠是灰濛濛一片,只覺紛繁的人事、一景一物都厚重而沉滯,籠罩在氤氳之中,恁地睜開如銅鈴的眼,還是弄不懂、看不清。  倒不如在陋室夜讀來得清心。在暈昏的燈光下作字遊行,反而眼明心亮,別有乾坤。  近日翻閱英國作家傑拉爾德.布瑞南(Gerald Brennan)的《沉思》,其中有一段話,一直縈迴耳畔,拂不去、拭不掉﹕  我們睜開雙眼,看到了世界的模樣——這個地方殘忍野蠻,人類的行為比野獸還要兇殘,他們將之稱為他們的理想,實際上是他們對統治別人、影響別人、摧垮別人乃至吃掉別人的渴望。  環顧眼下,大至如我們的共和國,小至這個蕞爾海島,其歷史之舟,已走進歷史三峽最湢仄的渡口了。  也許是屬於千鈞一髮的危急時期,連貴為總理的溫家寶也要親自敲起警鐘:「文化大革命這樣的歷史悲劇還有可能重新發生」。①  這並不是危言聳聽,內地極左派已提出「立刻進行二次文革,打倒走資派」的口號。② 負重十多億人口的渡輪,已走向三峽的狹縫處,風也高浪也急,稍為把舵不穩或掉以輕心,肯定會船毀人亡。  無他,因為這隻航船,一古腦兒地向左傾,已完全失去平穩力了。  在近百年風雨歲月的蠶食下,上世紀末葉,神州之舟已是百孔千瘡,搖搖欲沉,在這生死存亡的關鍵時刻,慶幸有鄧大人力挽狂瀾,把這艘搖擺不定、顛簸不堪的巨輪穩住了。本來那些過來人,應該痛定思痛,找出一條嶄新的航線,畢竟歷史包袱太沉重了,航船一直失去平衡,驚險百出。上世紀八十年代中,連提出旨在建立和諧社會的「三寬」——寬鬆、寬容、寬厚的中宣部部長朱厚澤,只做了一年零七個月的官,便因被指走偏右路線而解甲歸田。  「國航」並沒有真正回到正規的航路來,死抱住左傾路線,仍然是大小官員保住烏紗帽、顛撲不滅的真理。近年「唱紅打黑」更成了大小嘍囉趨之若鶩的新亮點,似曾相識文革的極左路線陰魂不散!  猶記得,中國改革開放後,有識之士提出「如何加強社會主義的精神文明建設,並使之同堅持改革開放和以現代化建設為中心相適應,真正成為『一張皮』而不是『兩張皮』,一直沒有很好解決。」③  胡耀邦迎難而上,肩挑這一歷史重任,決心以解決精神文明為己任。但是到了後來胡耀邦也是力不從心,以致他向鄧小平吐苦水道:「打的是我們的牌子,總的傾向是要把我們拉向『左』。這個不行。那麼一改,會使人感到我們的政策又變了。現行的路線不能動搖。我最近講過多次,我們的政策還要放。」④ 結果開明而不高明的胡耀邦,落得黯然下台的結局。  胡耀邦深諳未來國家大局是要「放」,但是,這不過是他的一廂情願而已。他就是在這「放」字上面栽了筋斗的「可憐蟲」!* * * * * *  回頭說香港原是法治和自由開放社會,照理不會有左搖右擺的情況,但是,自從香港回歸後,對如何貫徹鄧小平的一國兩制,和確保香港五十年不變,也是公說公有理、婆說婆有理,吵鬧不休,而且社會矛盾愈趨激烈,官商互為勾結,苦了老百姓,肥了奸商!  換言之,「港航」也已走進了歷史三峽的湢仄處,如果處理不好,不難翻船死人,不禁令人心有戚戚然!其情狀也不妨套胡耀邦的一句話:「這幾年,把一些年輕人嚇得不得了,很可憐,我就夠可憐了。」⑤ 在這個小島,可憐的不僅僅是青年人,也包括老百姓。* * * * * *  作為一介文人,無權無勢,也只好仿效希瑞南「每到這種時刻,就該合上記載人對他人犯罪的歷史書籍,轉而欣賞詩歌、繪畫、舞蹈、音樂。它們使我們想起人類還有迷戀和愉悅的能力。生活不僅僅只有恐怖和坎坷,也還有美妙的瞬間。」  這「美妙的瞬間」,永遠是屬於自己的賞心樂事。在鈞天的妙音下,進行藝術心靈之旅,相信是任何邪惡的勢力也沒法掠走的聖地!  注:  ① 《明報》社評﹕《政治體制不改革,文革悲劇有可能重演》,《明報》,二○一二年三月十五日  ② 杜導正:《如何避免第二次文革——要深入探討「鄧拓自殺現象」》,本刊二○一二年四月號  ③④⑤:李潔非:《典型年度——當代中國的思想軌跡》,三聯書店(香港)有限公司,二○一一年四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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顏文森--人生小語

盜亦有道非洲見聞在拉各斯,我與一對印度夫婦一起駕車外出。途中,朋友的車被一個黑人攔截,黑人示意印度夫婦下車,並把車開走。見此狀,我立刻停車。下了車,見朋友太太號啕大哭,問其緣由,得知她把小孩遺在車上,連同車子被黑人劫走了。我隨即在旁邊安慰她,話音剛落,被搶走的車折返,黑人把只有兩歲的嬰孩小心地抱下,送還給她,然後駕車逃遁。不管在什麼惡劣情況下,希望總會在你認為已經絕望了的邊緣出現,黑暗的盡頭,便是曙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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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近平上台對台美關係的影響  美國政學界及台港各方的觀察 (楊力宇)

  習近平於一九五三年在北京出生,一九六○年進入北京八一小學(有「紅色貴族學校」之稱)就讀。一九六二年父親習仲勛因「《劉志丹》小說問題」被誣陷,因而被撤銷所有職位。  習仲勛為中國改革派大老,因被陷害,淪為「反黨分子」,習近平也因而遭遇一段顛沛流離的人生。  一九六九年習近平響應毛澤東的號召,下鄉至延安梁家河村,五年後加入中國共產黨,後擔任梁家河大隊支部書記,一九七五年返回北京,進入清華大學化學工程系就讀。一九七八年習仲勛獲得平反,回到北京。一九七九年習近平清華畢業後擔任中共中央軍委辦公室秘書,四年後出任河北正定縣委書記,一九八五年赴福建工作,前後長達十七年,曾擔任廈門市副市長、福建省長及其他職務。二○○二年出任浙江代省長及省委書記,後被選為人大常委會主任。  二○○七年習近平出任上海市委書記,十個月後先後出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書記處書記、政治局常委(主管港澳事務),並統籌北京奧運工作。二○○八年習出任國家副主席,兩年後出任中共中央軍委會副主席。今秋十八大後,習近平應成為中國最高領導人。習近平是「知台派」  習近平長期在地方工作,了解民間疾苦,關心民眾生活,頗得好評。  習近平曾任「村官」,了解平民百姓的生活;在福建及其他省份工作期間毫無官僚習氣,深入民間,與民眾十分接近。在福建省長任內,習近平推動兩岸「小三通」,展開兩岸交流,當時台灣雖由民進黨執政,但台灣各方對習近平促進閩台合作頗多肯定。  在浙江工作期間,習近平提出五大「百億工程」建設計劃,並主動接軌上海,加速先進製造業等八大戰略,帶領浙江從「資產小省」變成「萬億富省」,促使浙江經濟快速發展。在上海市委任內,習近平成功處理因社保案所引發的一連串問題。  習近平長期在中國沿海省份工作的成就與貢獻,獲得廣泛的好評與肯定,中共中央終於安排習近平赴北京工作,逐步成為中共第五代領導人——海內外各方現正關注:習近平將把中國帶往何方?他的理念、主張與視野又將如何影響全球(特別是中美關係)?台灣各方肯定習近平為「知台派」,他未來將如何牽動兩岸情勢與兩岸關係——這些均是海內外人士關注的焦點。台港及西方人士的觀察  學者出身、曾任陳水扁政府的大陸委員會副主委及國防部副部長的林中斌(現任台灣淡江大學國際事務與戰略研究所教授)的看法應是台灣各方的最佳代表之一。  今年一月林中斌向台灣《聯合報》記者指出,習近平長期在福建、浙江任職,與台商交往經驗豐富,對台灣事務相當了解,未來接掌對台工作,應會更細膩、更有技巧地處理兩岸問題。  林中斌並指出,習仲勛曾被迫害繫獄,習近平本人也曾下放;習近平妻彭麗媛篤信佛教,習近平在浙江省委書記任內召開世界佛教大會,對宗教具有一定的了解與尊重——林中斌似乎認為,習近平為一開明、務實之士,與頗多美國官員及學者的看法相近。  筆者的兩位在福建經商的台商友人曾與習近平見面談話,盛讚他在福建的平民作風,認為他深入民間,對台商也頗多協助,推動閩台交流。  香港出版的《習近平——中國新領導人》一書(高曉著)引述許多有關習近平的資料,認為習近平強勢而務實,但有情有義,要求變革,應有所作為。此書引述習近平在中央黨校的講話(「權為民所賦」),認為習具有一定的民主思想,未來可能推動政經改革。  二○一○年九月一日,習近平在中央黨校提出「權為民所賦」之說,認為「權力」是「雙刃劍」,領導幹部必須謹慎處理權與責、權與利、權與錢的關係,用權必須謹慎,應常懷敬畏之心、戒懼之意,並受紀律與法律之約束,真正做到「權為民所賦,權為民所用」。  政論家西蒙周在《習近平提權為民所賦》一文中指出,習的看法可用「權為民所賦,權為民所用」來概括:前一句指的是權力的根本來源和基礎,後一句是指權力的根本性質和歸宿,認為以習近平為首的第五代領導人未來應會逐步啟動政改。  台灣東吳大學教授楊開煌認為,習近平主政後,應會一步一步走向政改方向,但黨內民主應會先行,兩三年後應會在政改方面提出明確措施(如黨政分開)。高曉也認為,習近平應會「有所作為」。  至於西方媒體(包括美國報刊)與學者對習近平的評析雖有分歧,但也多類似的看法,並寄以厚望。  各方明顯對習近平頗多期望,認為習開始主政後,必會在經濟及國際事務中與美國合作,務實處理雙方的分歧,並在政治基礎鞏固穩定後逐步推動必要的政經改革。美國副總統:習近平開明務實  二○一一年八月,美國副總統拜登訪華,習近平接待,並陪同赴外地訪問。拜登回憶,八月二十一日在習近平陪同下訪問都江堰,習談到與普通民眾交往的重要性。習向拜登指出,自己初任領導時(包括在幾個省任職時),每年都會到農村看望村民,了解民困。拜登發現,習近平關心民間疾苦,關懷民眾生活,似乎相當重視民意,非常開明,對習印象甚佳。  拜登又指出,習近平雖很強勢,但也十分務實。甚多其他美方人士(包括學者),認為習近平開明、開放、理性、務實,沒有意識形態的包袱。  根據美國媒體的報道,今年一月十六日,習近平會見一美國代表團時指出,習對美國近年的對華政策並未強力批評,只強調中美應「合作維穩」,確保不因分歧而影響共同利益,要求妥善處理分歧,美國媒體的報道多數相當正面。習近平:中國改善人權面臨挑戰  二○一二年二月十三日,習近平應邀抵美訪問,美國政府高規格接待,美國官方給予熱烈的歡迎,引起各方的廣泛關注,颳起一陣旋風。  習近平先後與奧巴馬總統、拜登副總統及國會領袖會談,十五日出席美中關係全國委員會及其他有關團體的歡迎餐會,並發表講話。  習近平在美的重要談話大致包括以下數點﹕  強調中美合作的重要性,並用「青山遮不住,畢竟東流去」來形容,認為中美合作乃大勢所趨,人心所向。  呼籲中美「多一些信任,少一些猜忌」,要求美方妥善處理分歧,防止誤判;他主張強化中美戰略及經濟對話,以增加互信與互利雙贏的合作。  要求美國調整經濟政策,解決貿易失衡及其他有關問題。  認為在全球(包括太平洋地區)事務上,雙方應多合作,並應相互尊重。  呼籲美國尊重中國在亞太的核心利益,恪守中美三公報,堅持一中政策,以實際行動反對「台獨」和「藏獨」,支持兩岸關係和平發展。  至於中國的人權問題,習近平並未迴避,且作出務實的回應。針對拜登對中國人權之批評,習近平並未反駁,也未否認中國的人權問題,強調中國願意與美方開展建設性的對話與交流,以「增進了解,縮小分歧,相互借鑑,共同進步」。他承認,中國改善人權還「面臨不少挑戰」,他希望中國人權事業不斷取得新的進展。習近平助美國九旬老婦尋鼓嶺  習近平在華府期間,安排會見曾為中美關係作出重大努力的元老(如基辛格及布辛斯基),盛讚他們的貢獻。  在華府期間,習近平講述一個美國老人的「中國夢」。一九九二年春,習在福州工作時,從報上看到一篇《啊!鼓嶺》的文章,講述一對美國夫婦難忘中國一個叫「鼓嶺」的地方,渴望故地重遊而未能如願。故事主人公密爾頓.加德納生前是加州大學物理學系教授,一九○一年隨父母到中國,在福州度過快樂的童年時光,福州鼓嶺給他留下難忘的印象。一九七一年,加德納全家遷回加州。在此後的數十年中,加德納最後心願就是重訪童年時的鼓嶺,但直到他去世時仍未能如願,臨終前仍不斷低呼:「鼓嶺!鼓嶺!」  習近平說,加德納妻子雖不知鼓嶺在何處,但為了實現丈夫的心願,曾多次到華尋訪,但卻無功而返。最後在一位中國留美學生協助下,終於查明鼓嶺就在福州。習近平獲知此一故事後,立即邀她來訪。一九九二年八月,習和她見面,同時安排她前往念念不忘的鼓嶺,並與九位年屆九十高齡的加德納兒時玩伴見面,暢談往事——習近平指出,中美兩國民間還有很多這樣的故事,雙方應加強民間交流,厚植中美互利合作的「民意基礎」。  華府之行結束後,習近平前往愛荷華州小鎮穆斯卡丁(Muscatine),與他二十七年前訪問該鎮時接待他的十幾位朋友敍舊。習近平在穆斯卡丁接受了愛州州長布斯塔的迎接,與老友喝茶。  在茶會中,習近平感性地回憶他首次訪美時,美國給他的新鮮感,他說﹕「你們不能想像二十七年前我(習近平當時任河北正定縣委書記)訪問穆斯卡丁時,留下多深刻的印象,我對美國的印象全是來自你們,對我來說,你們就是美國。」習近平回憶當時是中美建交六年後,「那是我第一次訪美,每一件事都是那麼新奇和清新」。  習近平的車隊是在微雨中,駛至一棟維多利亞式的房屋,參加這項茶會,有大批的攝影記者在場採訪,習近平的到訪使這個小鎮吸引了國際的目光。  參加這個茶會的人都對習近平的非凡記憶力和真心喜歡愛荷華州及美國鄉村居民,留下深刻的印象。他們說,習近平展現他的感性與魅力,與每一個人握手,頻頻微笑,輕鬆談話。菜農胡丕斯當年曾帶習近平參觀他的農場中的蘆筍及番薯作物,他說﹕「他有超凡的記憶力,簡直不可置信。」當地報刊用「溫馨聚會」來形容習近平的來訪。當地居民說,習近平親切、友好、隨和,頗有平民作風。  美國《華爾街日報》在報道此一訪問時,用「不忘老友,有情有義」來形容習近平。  在閱讀習近平在愛州訪問報道時,筆者想起一九八六年曾與中共中央總書記胡耀邦在北京進行了一次深入而難忘的談話。他痛斥文革(我的父親在文革時被鬥致死)為中國人民帶來的浩劫,他反對迫害知識分子,展現無比的親民、愛民的作風。我曾撰文指出,胡耀邦為一充滿人性及同情心的領袖——習近平與胡耀邦頗多相似之處。我的一位在福建經商的好友在與我談話時,曾用「勤政愛民」一詞來形容習近平。  二月十五日《華爾街日報》發表一篇報道,作者指出,習近平把美中關係「人性化」,但也堅定維護中國的立場與原則。  其他美國主流媒體(如《紐約時報》及《華盛頓郵報》)對習近平雖有批評,但也頗多正面評析。美國政學界對習近平的觀察  習近平離美後,筆者曾針對習近平與某些美國政學界人士交換意見,頗多相同看法﹕  習近平為一開明、務實的領導人,沒有意識形態的包袱,不會推動政治運動。  習近平曾在地方工作,深入基層,了解民間疾苦,重視民意,主政後必會積極改善人民的生活。  習近平為一穩健的改革派,深受其父仲勛的影響,未來應會推動政經改革(一位美國華裔學者認為,習近平與鄧小平相似,兩人均是改革派而非僵化派,他以「雙平改革」一詞形容鄧、習)。  習近平了解美國,重視美中關係,主政後,應會強化美中合作。雖然美中的國家利益仍多矛盾,但習近平應會妥善處理雙方的矛盾與分歧,不會從對話走向對抗。  習近平曾促進兩岸交流,對台灣事務頗多經驗與了解,為一「知台派」,未來應會務實處理兩岸之間的合作與分歧。  此外,我們多認為,在習近平主政後,中國應會採行理性、務實、開明、穩健的內外政策,繼續領導中國的和平崛起,善盡中國的國際重責大任,強化美中關係與兩岸合作,並逐步改善中國的人權狀況——對中國的發展前景,兩位與筆者對話的人士用「審慎的樂觀」一詞來形容。一位美國學者在總結習近平的表現時指出,習近平展現大國的氣度;與鄧小平相似,他展現一個大國領袖應有的高度,但沒有霸氣,也很務實。  習近平領導的中國之未來走向,正是全球各方關注的焦點。雖然習近平的未來表現,仍待觀察,但世界各國(特別是美國)對習近平頗多期望。  (作者是美國西東大學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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