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無限接近真理  ——請開始讀顧準 (王曉林)

  顧準在他生命之樹最成熟時期所追尋、探索、領悟和嚮往的,早已不是所謂「馬克思主義學說的共產主義」,而是被他定義為「淵源於基督教」的人類大同。他認為「用野蠻的辦法在一個野蠻國家裏實現文明」,這是「多麼不能滿足啊」。他對社會的終極願望是「以文明的方式實現文明」、成熟和民主的社會主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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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五九年的中國大饑荒日記  ——顧準《商城日記》背後的故事 (王曉林)

  人們把顧准一九五九年三月到一九六○年一月的十個月日記編纂成《商城日記》,除了多處因「不便於公之於眾」的緣故而刪去的之外,基本上可以當做原生態日記閱讀。這是一部迄今為止唯一面世並正式在中國大陸出版的、親歷者寫於一九五九年中國大饑荒的日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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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戰勝利七十年,紀念什麼? (曹景行)

  上海、南京、台兒莊、忻口、井陘、長沙、武漢、重慶、騰沖、哈爾濱——串起中國這些地方的,正是筆者這兩個月參加上海廣播電視台紀實頻道,拍攝《行走戰場》五集專題系列的行程。辛苦,但一生或許就這一次機會,能夠重走父輩七十年前的抗戰之路,重溫他們的抗戰經歷。  比如台兒莊,正是我父母作為戰地記者報道抗戰首場大捷的地方。又如六月九日在上海淞滬抗戰紀念館同來自台灣的秦漢的對談,他的父親孫元良在一九三七年淞滬抗戰期間指揮八八師奮勇抗敵,與我父親曹聚仁在著名的「四行倉庫」同住了四十多天,成為戰地好友。秦漢感慨地說,那時八八師不知多少官兵在炮火中陣亡,既沒有留下姓名,也沒有留下面孔,他們圖的是什麼?  過去十年中國大陸的一個變化,就是對國共軍隊的抗戰歷史都給予更加符合實際的評價。北京政策的轉變,就發生在十年前的慶典期間。英國牛津大學中國研究中心主任拉納•米特教授《被遺忘的盟友:中國的二次大戰一九三七│一九四五》一書的中文版去年出版,筆者為此寫了序言,其中說到:  記得二○○五年八月三十日,中國國務院新聞辦在北京介紹中國如何紀念抗日戰爭勝利六十周年。新聞發布會上,我(代表香港鳳凰衛視)提出的問題是:今天大陸如何看待國民黨正面戰場的作用?當時任國台辦副主任的王在希先生回答我的問題時表示:「國民黨軍隊主要在日軍進攻的正面作戰,形成了與共產黨領導的、以人民武裝開闢的敵後戰場相區別的正面戰場。正面戰場的各次重大戰役,是中國抗日戰爭乃至世界反法西斯戰爭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  這段言論成為當天中國媒體報道的主要內容,可見也是北京官方希望向外傳遞的一個資訊。此後,大陸各地對待原屬國民黨軍隊抗日老兵的政策悄然生變。一些民間組織開始了境內外「尋找抗戰老兵」的活動,至今已發現數以千計的國民黨老兵,他們大部分分散在內地省份,不少長期隱居在偏僻農村山溝,年齡都在九十上下,有的更是無人照料的孤老,還有的遠征軍老兵依然居住在緬甸、越南等異國他鄉,從未回過老家。  一位「尋找抗戰老兵」活動的組織者說:「廣西老兵關懷計劃志願者在訪問時,遇到一名隱沒鄉間六十多年的抗戰老兵。這名老兵生活困苦無人過問,志願者來慰問時,他不敢相信,當志願者說『凡是打過日本的都算』,老人竟孩子般地嚎啕大哭起來。」  老兵的哭聲中飽含着一種委屈。就像筆者的兩位堂兄年輕時都參軍打過日本,但因為在各次政治運動中挨整,為了自保再也不敢對外人說自己是抗戰老兵。直到九十高齡相繼去世,他們始終沒有得到本來應該屬於他們的榮耀,也沒有得到任何認可和照顧。他們的子女最近才知道新的政策,感慨而欷歔,以至通宵難眠。國共老兵與習近平一同紀念  實際上,北京早幾年已作出相關規定。習近平去年七月七日在北京蘆溝橋出席中國全面抗戰七十七周年的紀念活動時,站在他兩旁的的老兵就是國共各一。日前在存放當年國民政府檔案的南京國家第二檔案館採訪時,就看到好幾位國民黨官兵的後人在那裏查找資料。第二檔案館最近整理出一份抗戰陣亡官兵的名錄,共二十多萬個,開放給民眾查對。如果有幸查到,後人照理就可以到民政部申報烈士稱號,家屬也可得到相應的榮譽和待遇。  一位老婦人興沖沖地拿着報紙上有關介紹,前來查找在西安殉職的父親的記錄,檔案館員在電腦中輸入名字,顯示出來的卻是一片空白。像她這樣失望而歸的不在少數,因為抗日戰爭中陣亡將士應超過三百萬,這二十萬人的名單遠遠無法覆蓋。  另一位來自浙江的中年男士尋找他祖父的大哥的記載,名錄中沒有,但檔案館其他資料中有所提及。台北的忠烈祠中也有名字,或許能夠相互印證他伯公是雲南松山戰役的陣亡將士,時年二十五。但今天兩岸之間溝通仍然不那麼暢順,要辦成這件事仍然不那麼容易。  還有一位來自四川的男子等着查找結果,很幸運,他外祖父的名字在名錄中跳了出來,相關的資料也都找出。當他拿到蓋了檔案館公章的影本時,悲喜交集說不出完整的一句話來,只是多次抓住筆者的手,淚水硬憋着不流下來:「沒法說——沒法說——」。過去的事情真是沒法說,今天只是還他們一個遲來的公道。至於能不能申報烈士,檔案館人員說「還要看各地民政部門的做法」。  問志願者還有多少抗戰老兵沒有找到,一萬還是兩萬?誰也說不出個究竟。這兩年,關心老兵的人越來越多,捐助款項有的以百萬計。只是現在不斷傳來老兵去世的消息,減少的人數開始超過新發現的,湖南長沙市的黃埔老兵今年就走了差不多五分之一,目前只剩四十多。我們在湖南長沙採訪一位年逾九十的老兵,結束時就把他送到醫院檢查心臟。說是說「老兵不死,只是凋零」,但今天如果還找不到,再過幾年也就不必找了。閱兵時最希望看見老兵方陣  今年九月三日是中國抗戰勝利紀念日,第一次全國放假一天,也第一次在這樣的日子閱兵。抗戰老兵和「尋找老兵」的志願者最希望能夠看到,閱兵行列中有老兵方陣出現,其中包括共產黨領導的八路軍、新四軍老兵,也有國民黨軍隊的老兵;應該還有當年東北抗聯的老兵,他們堅持抗戰十四年,艱苦卓著。老兵們或許走不動了,那就請他們坐在輪椅上,讓年輕人推着前行。  即使在今天,關於抗日戰爭功過是非的爭論依然不息。有人以抗戰中國共雙方將領陣亡的數目作比較,來貶低共產黨軍隊的作用和貢獻;也有人以抗戰中幾次重大戰役失敗、我方損失重大,來證明國民黨戰略戰術嚴重失誤,蔣介石消極抗日,延安才是中流砥柱。但實際上,抗戰本來就是全體中國人的抗戰,是一個無法斷然兩分的整體事業。正面戰場也好,敵後戰場也好,打的都是同一個日本,都是把日本人拖住、拖垮。還中國一個公道  一九三七年全面抗戰開始,「以空間換時間」就是中國唯一可能奉行的戰略。著名軍事家蔣百里先生當時就說:「對日作戰,不論打到什麼地步,窮盡輸光不要緊,最終底牌就是不要向日本妥協,唯有長期抗戰,才能把日本打垮。一言以蔽之,勝也罷,敗也罷,就是不要同他(日本)講和!」這與延安毛澤東的「論持久戰」可謂不謀而合。  與當時的日本帝國相比較,中國國力之衰弱、動員和準備之倉促、軍隊裝備與戰鬥力之單薄,都不是在一個等級上,敗多勝少已是必然。然而中國不但敢於奮起抗戰,而且在屢戰屢敗的極度艱難中依然堅持不倒,就是不投降,那才是最值得稱道的。如果當年中國像法國那樣屈服,日本下一步很可能北上攻打蘇聯遠東地區,南下侵佔英屬印度,配合希特勒打敗蘇聯和英國,第二次世界大戰就會是另一種結局,當然美國也無從反攻太平洋。   但在戰後半個多世紀的西方世界中,二次大戰似乎就是歐洲的、大西洋的戰爭,亞洲和太平洋只是附帶的,日本也主要是美國打敗的,中國成為「被遺忘的盟國」。趁着今年紀念抗日勝利七十周年的機會,我們當然要促使世界還中國一個公道。尤其在日本右翼政治勢力加緊否定二戰歷史時,只有充分肯定當年中國的關鍵作用,才能把禍害中國半個世紀的日本軍國主義侵略勢力釘死在歷史審判席上。  今天中國的年輕人會如何看待抗戰勝利七十周年?在南京大屠殺死難同胞紀念館的廣場上,一位來自安徽宿縣的三十來歲裝修業者說,今天中國「要爭氣」,不能再像當年他老家那樣,幾個日本兵就可以欺負整村人。  湖北武漢一位「關懷老兵」的志願者剛從大學畢業,她說自己參加這項活動,是因為看了許多抗日「神劇」,越看越覺得胡編亂造,於是想去尋找真實的歷史。也因此同抗戰老兵接觸,加入「關懷老兵」的活動。她平靜地說:「一旦加入進來,就感到不會再離開,我們都是如此。」  我們到湖南長沙嶽麓山的湖南大學採訪,藍天白雲之下好多班級的畢業生正在拍集體照。考一下他們九月三日是什麼日子,遲疑了幾秒鐘,開始有一個不那麼確定的聲音:「抗戰勝利的日子?」很快,他們一個接一個說「是的,是的——」有一個男生還告訴筆者,他們身後的那幢樓,就是當年湖南接受日本軍隊投降的地方。  他們應該不會忘記七十年前的歷史,但也不會像他們的祖輩、父輩那樣對待。一位已經開始自己創業的大三女生說,中國要發展、要強大,需要學習日本好的地方,而不是一味排斥。希望這是中國年輕人的主流想法。  (作者是香港時事評論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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烽火記憶與和解之路  ——戰後中港台與日本關係的重建(林泉忠)

  二戰結束迄今七十年。七十多年前是日本帝國橫掃亞洲的年代,兩岸三地都不約而同被捲入其中,然而各自所經歷的「日本時代」不盡相同,而這些雷同或相異的經驗也自然對戰後的「歷史重構」產生影響。  一九三七年「七七蘆溝橋事變」後,中日戰爭全面爆發。儘管一九三九年後中國分裂成重慶與南京兩個「國民政府」,「淪陷區」與「大後方」的處境並不相同,不過戰後相繼在大陸主政的國民黨與共產黨都以「八年抗戰」來論述此一時期,因而「抗戰」成為該段歷史的關鍵詞。  然而,對台灣而言,「抗戰」並非當時社會的集體記憶,其時的台灣是總督府統治下的日本殖民地。在中日戰爭爆發的一九三七年,台灣人已經歷了超過四十年的「日本時代」。更有甚者,為了支援日本在海外的戰事,台灣社會被「總動員」,「皇民化運動」隨之展開,台灣人的「日本臣民」意識在此期間迅速凝聚。其間,台灣不僅作為支援前方的後方,部分男丁包括原住民更以「日本兵」的身份被徵往中國大陸與南洋作戰。至此,兩岸人民之間詭異的「敵對身份」在戰爭的脈絡下獲得了強化。  一個是遭日本侵略的主權國,一個是日本統治的殖民地,而香港,則是在太平洋戰爭爆發後成為日本佔領下的英屬淪陷區。儘管沒有長達八年的戰爭記憶,然而苦澀的「三年零八個月」卻也成為戰後香港社會敍述日本佔領時期的關鍵詞。  「抗戰」、「佔領」、「統治」,一九四五年前中國大陸、香港、台灣之間迥異的「日本經驗」,分別提供了三個社會在戰後對那段歷史建構相異「集體記憶」的可能性。不過,兩岸三地社會的歷史經驗,並非其後圍繞在戰前「日本記憶」的唯一依據。戰後三個社會被重置於不同的「國家」框架與行政體系,也使三地在戰後與日本的和解之路、「歷史認識」的形成與「日本觀」的重塑走向了各自不同的方向。台灣:「日治」與戰後和解  抗戰勝利後,中國旋即進入內戰狀態,時至一九四九年中國大陸易幟,中國分裂,從此走向兩岸分治的局面。此一震盪,也直接影響到戰後中國與日本關係的重建。基於東亞冷戰格局急速成形,南遷至台灣的中華民國政府,在美國的壓力與自我生存的考量下,迅速與日本展開媾和談判,雙方並於一九五二年在台北賓館簽署了《中日和約》,從此兩國走向和解之路。  恢復邦交的中國(中華民國)和日本其後分別與美國建立防衛協議,形成冷戰時期東亞鐵三角的同盟關係——尤其日韓關係的正常化遲至一九六五年才實現——加上中華民國繼續在聯合國保有席次,且為安理會五大常任理事國之一,因此七十年代以前台灣在東亞秩序的重建擔當舉足輕重的重要角色。台日關係異常密切,吉田茂、岸信介、佐藤榮作等日本領袖均曾先後訪台。  另一方面,戰後初期的「二二八」事件與蔣介石政府推行的日本文化抑制政策,對戰後台灣社會「日本觀」的重新形塑影響深遠。前者奠定了台灣「本省」社會對「日本時代」與「國民黨統治時代」相比較的基礎,後者則成為後來反國民黨體制壓抑本土文化的隱形力量來源之一。  伴隨着戰後初期開始引進的「國語運動」,從五十年代的「反共文化」到六十年代與中共文化大革命分庭抗禮的「中華文化復興運動」,短短二十年的光景,「反共」的「新中國人」在台灣製造出來。  值得一提的是,前述新國家認同的建構過程,乃伴隨着對日本文化的限制乃至禁止為前提的。與此同時,國民黨威權體制長期對本省文化的輕視,以及在中央權力架構裏對本省族群的歧視過程裏,使當時許多所謂的「本省人」的內心,隱隱懷着對日本文化的鄉愁,也使台灣社會在一九九四年修改《廣電法》,撤銷對日本文化禁令後,轉而一躍成為亞洲「哈日」現象的大本營。  儘管一九七二年東京與北京建交並與台北斷交,不過台日關係在民間層面的交流並沒有受到影響。近年歷次民調都顯示日本是台灣人最喜歡的國家,台灣因此成為如假包換、世界上「最親日」的社會。換言之,戰前作為日本帝國殖民地的台灣與其前宗主國在戰後東亞冷戰、兩岸分治及台灣民主化多重內外情勢交錯跌宕的過程中,意外地造就了東亞罕見的「和解典範」。大陸:「抗戰」與跌宕的對日關係  中國大陸則在中共於一九四九年建政後,基於意識形態及受到冷戰格局的影響,一方面在輿論上繼續對追隨美國,並與台北建交的「日本帝國」進行批判,另一方面也在摸索將日本與美國區隔的可能性。到了六十年代初中蘇的齟齬表面化後,北京尋求拉攏日本的戰略日趨明顯。儘管民間貿易已局部啓動,北京與東京的正式建交,則一直要等到進入七十年代中美融冰才獲得成功。隨着一九七八年十二月鄧小平赴東京交換《中日和平友好條約》,新中國與日本的關係才全面解凍。  八十年代是中日關係的黃金時期。在周恩來「日本人也是軍國主義的受害者」新論述的影響下,「歷史問題」一時間烟消雲散,整個中國大陸沉浸在一片「中日友好」的氛圍中,與此同時日本也掀起「熊貓熱潮」。在此新時代裏,日本文化也獲得解禁,率先進入中國社會的日本電影《追捕》成為那一代中國人的美好記憶。  不過,自從一九八九年「六四天安門事件」爆發後,中日關係開始出現倒退趨勢。中共基於對內凝聚力的需要,開始強化「愛國主義教育」,而「愛國主義」的高漲離不開「假想敵」的存在。因此,戰前「日本軍國主義」的暴行又透過教育與媒體的渲染大量回到中國人的視野,加上日本「新歷史教科書編纂會」的成立等右翼思潮的興起,中日之間的「歷史問題」重燃,並在二〇〇五年小泉純一郎首相屢次參拜靖國神社的觸動下達到高潮。  此後,尤其是在二〇一〇年中日「釣魚台撞船事件」後,兩國之間在「歷史問題」未解的同時,又爆發領土紛爭,並在二〇一二年「中日釣魚台大衝突」後極度惡化,兩國關係跌至谷底。目前儘管中日關係有和緩迹象,卻也非常脆弱,兩國之間的「和解」遙遙無期,此與台日之間形成強烈對比。香港:「佔領」與戰後「哈日」先驅  二戰結束後,日本也結束了在香港「三年零八個月」的佔領,與此同時英國重返香港。直至一九九七年香港歸還中國為止,儘管香港仍多少受到中國政局的影響,卻搖身一變成為西方世界的一員及台灣視野下的「自由地區」。  在美國的主導下,英國參與簽署的《舊金山和約》於一九五二年生效,此後香港走在兩岸之前,隨即全面恢復與日本的民間交流。值得着墨的是,除了經貿往來,由於香港沒有像中國大陸與台灣一樣實施對日本文化產品的進口限制,隨着港日兩地交流的重新啓動,日本文化迅速地回返了香港社會。此一變化,對戰後香港人「新日本觀」的形成影響甚大。  其實,香港早在戰爭結束不久的四十年代末,就已開始恢復與日本的文化交流。由一九四九年至一九五九年的十年間,在香港上映的電影已達一百九十六部。踏入五十年代後,香港的製片業者已恢復到日本取景,《富士山之戀》(一九五四)、《蝴蝶夫人》(一九五五)等當時最具代表性的作品即為例證。此外,早在戰前就在大陸、香港、台灣等地享有盛名的日本影星李香蘭(山口淑子),早在五十年代就已前來香港拍戲。  五六十年代香港與日本在音樂方面的交流相對較少,不過到了七十年代,日本音樂正式進軍香港市場。澤田研二、山口百惠、櫻淳子、鄉廣美、野口五郎、西城秀樹、五輪真弓等名字,在當時的香港幾乎家喻戶曉。此外,香港也是戰後率先播放日本電視節目的地區。換言之,如果追溯戰後以接受乃至崇拜日本流行文化為基調的「哈日」現象在東亞地區興起的歷史,不難發現,其發源地「意外地」並非日本的前殖民地台灣,而是大英帝國的殖民地香港。「日本」在中港台關係上的角色  兩岸三地在七十年前的二戰期間,所經歷的「日本經驗」並不一致,暗示了戰後中、港、台這三個華人社會走向相異「日本觀」的潛在可能。不過,筆者以為更重要的是,戰後數十年三地迥異的政治體系與對日政策包括文化政策,使三地各自與日本走向不同的「和解」之路。  值得一書的是,不盡相同的「日本觀」微妙地影響到兩岸三地之間的關係。在台灣成為最「親日」社會的九十年代,正是中國大陸從八十年代的「中日蜜月期」逐漸走向「反日大本營」的方向。兩岸社會截然不同的「日本觀」,即使在今日,仍然成為除了「統一」之外,最沒有交集的思想分歧點。  此外,作為戰後「哈日」鼻祖的香港,今日仍是繼台灣之外最「親日」的華人社會。而因「普選」問題使「中港矛盾」極度惡劣的今天,「日本」會否造成香港年輕一代與大陸進一步隔閡,值得進一步觀察。  (作者是台灣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副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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拯救抗戰民間記憶  ——寫在七十周年 (束 沐)

  值得一提的是,二○一三年起,「歷史虛無主義」成為官方高聲撻伐的錯誤思潮。一邊高舉反「歷史虛無主義」大旗,一邊又縱容大量「歷史虛無主義」文化垃圾的出現,如此自損歷史公信的抗戰宣傳,若繼續下去,數十年後,當向我們的後代提起「八年抗戰」時,他們的腦中會浮現出什麼樣的印象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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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民主鬥士 (潘耀明)

  在當代的中國社會,幾乎產生不了獨立知識分子。  獨立知識分子是與偽知識分子相對立的,語言學家喬姆斯基(Avram Noam Chomsky)說:「知識分子的責任是說出真理,暴露謊言。」  可以說,在政治巨手無處不在的掩蓋下,中國產生獨立知識分子的土壤是極為貧瘠的,因此,是不可思議的。  顧準卻是極少數的一個。  著名歷史學家朱學勤說:「顧準是在黑暗如磐,一燈如豆,在思想的隧道中單兵掘進到與當代自由主義思想可以對話的程 度。」①  一士諤諤的顧準,身陷政治大醬缸中不甘沉淪,奮力掙扎求存,體現了獨立知識分子的高尚情操。  有人對顧準同年代的國人作出以下的詰問:「我們的父一輩、祖一輩在想什麼、做什麼?用顧準作標準,可以很不敬地說:我們什麼都沒有想、什麼都沒有做,或者是想了也沒有做──像顧準那樣在血汗裏、飢餓中和棍棒下把所思所想記錄下來,給中國留下一點非物質遺產,給中國留下一點人的尊嚴,給中國讀書人留下一點可憐的體面。而且,還有最壞的,就是我們做了,做了無數侮辱同類同時也侮辱自己之舉,卻什麼都沒有去想。」②  以上所指的父祖輩,與顧準處境相同,卻欠缺「說出真理」的勇氣。  顧準的好友、著名經濟學家孫冶方說,顧準生前曾正色對他道:「你們手上都有血,而我沒有!」③  說此話時,顧準正是第二次被打成右派。套革命群眾的話,他已是身敗名裂,「臭不可聞的大右派」。  難怪朱學勤深有感慨地說:「以顧準與孫私誼之深,以顧準當時已是有罪待誅身份,顧準竟然有勇氣直面此言,孫冶方至死都覺震撼。」  朱學勤在《愧對顧準》一文,慨然寫道:「五十年代以後的大陸學術與思想,恐怕稱不上一部真正的學術史與思想史,時而虛假繁榮,一哄而起;時而萬馬齊喑,遍野寒蟬,由此造成士人內心之畸形殘破,大概只有起龔自珍於地下,重寫一篇《病梅館記》,方能描述。『斫其正,養其旁條;刪其密,夭其稚枝;鋤其直,遏其生氣』,今天讀來,都寒徹五內。」  然而,顧準於無聲處、暗無天日的黑暗中,仍然敢於排眾而出,發出痛心疾首的吶喊。  難怪,我們今天重新閱讀顧準,「無不熱淚盈眶」。(林毓生)  較早聲名鵲起的原中央電視台主播柴靜撰文指出:「中國的知識分子,在歷盡劫難之後的八十年代開始沉痛的反思,回到的是巴金式的常識『沒有神,也就沒有獸,大家都是人』,而顧準卻在文革沒有結束的年代,不僅要做一個人,而且已經對神進行了深刻的批判。」④  顧準無疑是一個先知者,他走在時代之前!  時間是最好的證人,「遭冤獄,受迫害,無損於一個人的名望,你不能使真理和正直受到任何損傷。」⑤  顧準的名字,隨着歲月的嬗變而越顯其光輝!  顧準離開我們已四十一年了。他逝世前肺癌已進入末期,氣息奄奄之際,仍然勉力寫道:「學術自由和思想自由是民主的基礎,而不是依賴於民主才能存在的東西,因為,說到底,民主不過是方法,根本的前提是進步,唯有看到權威主義會扼殺進步,權威主義是與科學精神水火不相容的。民主才是必須採用的方法。唯有科學精神才足以保證人類的進步,也唯有科學精神足以打破權威主義和權威主義下面恩賜的民主。」⑥  唉!四十一年過去了,國人仍在為民主激辯得面紅耳赤。  值茲顧準誕辰一百年,草草為文,向中國這位永不言休的民主鬥士,致以無限的敬意!注:① 朱學勤:《顧準悲劇的另一面──顧準逝世三十五周年祭》② 王曉林:《顧準和他的時代.自序》,大山文化出版社,二○一五年六月③ 朱學勤:《愧對顧準》④ 柴靜:《顧準逝世三十五年祭》,共識網,二○一五年四月三日⑤ 笛福:《枷刑頌》⑥ 顧準:《科學與民主》,福建教育出版社,二○一○年五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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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未未:彪」展在京舉行

  前波畫廊將於六月十三日起舉辦「艾未未:彪」展覽。此次展出的作品分別以木質、水晶和陶瓷為創作媒材,展現出藝術家風格迥異的創作。展覽在由艾未未本人於二○○七年設計的草場地紅磚房紅一號D座北京前波畫廊舉行。   當觀者來到畫廊,首先進入眼簾的將是庭院中央的一棵參天大樹,與院中已有的自然生長植物形成對比。多年來,艾未未一直在搜集明清時期寺廟裏廢棄的木頭梁柱,並將其作為創作的媒介。二○○九年起,他開始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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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遊記》英譯者余國藩病逝

  以英譯《西遊記》蜚聲國際的台灣中研院院士余國藩,五月十二日病逝於美國芝加哥,享壽七十七歲。學界認為,余國藩以精確翻譯和深入研究,將《西遊記》、《紅樓夢》等古典名著介紹到西方,讓西方對中國文化有更深刻的了解。   余國藩一九三八年生於香港,父親余伯泉畢業於英國劍橋大學。余國藩從小使用中、英兩種語言,並隨祖父習中國傳統詩詞,童年便熟讀《西遊記》,紮下中西文學良好基礎。   余國藩十八歲赴美留學,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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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島由紀夫《豐饒之海》書名來由

  一九五七年,哥倫比亞大學副教授多納爾多.基恩翻譯的幾部三島由紀夫劇作在美國出版,受到好評。之後,三島應出版社邀請訪美,在紐約逗留半年。其間,三島除了觀賞歌劇、音樂劇、芭蕾舞及其他舞台藝術外,還在基恩陪同下走街串巷,四處探訪。一天,三島提出想買拉丁語的月球地圖。於是,基恩帶他前往書店。三島買到的地圖上標有名為「Mare Foecunditatis」的海,譯成日語是「豐饒之海」,正是三島遺作《豐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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匈牙利大文豪獲布克國際獎

  卡撒茲納霍凱(Laszlo Krasznahorkai)被喻為匈牙利在世作家中最重要的一位,獲得英國第六屆布克國際獎。布克國際獎是布克獎分支,二○○五年成立,每兩年頒發一次,獎金六萬英鎊,得獎者並不以單一作品評審,而是整體評價其作品的影響力;作品不限於英語,只要曾有英譯本即可。卡氏得獎可說是眾望所歸。卡氏六十一歲,是小說家和編劇,一九八五年發表成名作《撒旦探戈》(一九九四年被改編為電影),一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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詩人辛鬱病逝

  「一匹/豹/在曠野盡頭/蹲着/不知為什麼……」一九七二年寫下名詩《豹》的詩人辛鬱,四月二十九日因肺炎併發心臟衰竭病逝於台北,享年八十二歲。辛鬱一九三三年生於杭州,本名宓世森,十五歲從軍後隨軍來台,一九六九年退伍,任職《科學月刊》主編、社長至顧問,歷時三十五年。十八歲開始寫詩,曾任《創世紀詩刊》社長、總編輯,為詩刊主將之一。著有詩集《軍曹手記》、《豹》、《在那張冷臉背後》;小說《未終曲》、《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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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島獲金花環獎和蟬獎

  香港北島獲金花環獎和蟬獎  著名詩人和散文家、香港中文大學文學院榮譽教授趙振開(北島),今年三月獲國際詩歌界最權威獎項之一金花環獎(Golden Wreath Award),歷任獲獎者包括二十世紀最重要的英語詩人奧登、美國「垮掉的一代」代表詩人艾倫.金斯堡、當代希伯來文學奠基人阿米亥、阿拉伯世界代表性詩人阿多尼斯等,該獎多位桂冠詩人希尼、聶魯達、蒙塔萊、布羅斯基、特朗斯特羅姆,都是諾貝爾文學獎得主。北島是該獎歷史上的第二位華裔桂冠詩人,第一位榮獲「金花環獎」的中國詩人是九葉派代表詩人綠原(一九九八年獲獎)。五月,北島又獲頒瑞典蟬獎(Cikada Prize)。該獎二○○四年設立,以紀念瑞典諾貝爾文學獎得主馬丁松(Harry Martinson)一百周年誕辰,專門頒發給東亞詩人,表揚他們以詩歌捍衛人性的神聖尊嚴。  除了創作,北島致力於詩歌教育及國際詩歌的翻譯和推廣,例如發起「香港國際詩歌之夜」;今年一月他選編的《給孩子的詩》由中文大學出版社出版,收錄了他為孩子們精心挑選的一百零一首中外現代詩,以期「讓孩子天生的直覺和悟性,開啟詩歌之門,越年輕越好」。  (香港 小小)  海外三島由紀夫《豐饒之海》書名來由  一九五七年,哥倫比亞大學副教授多納爾多.基恩翻譯的幾部三島由紀夫劇作在美國出版,受到好評。之後,三島應出版社邀請訪美,在紐約逗留半年。其間,三島除了觀賞歌劇、音樂劇、芭蕾舞及其他舞台藝術外,還在基恩陪同下走街串巷,四處探訪。一天,三島提出想買拉丁語的月球地圖。於是,基恩帶他前往書店。三島買到的地圖上標有名為「Mare Foecunditatis」的海,譯成日語是「豐饒之海」,正是三島遺作《豐饒之海》的書名。  今年是三島誕辰九十周年。五月六日,基恩在《東京新聞》發表題為《天才三島由紀夫的虛無感》一文,披露了《豐饒之海》書名的來由。基恩寫道:「在三島一九七○年自戕前不久,我覺察到書名的不同尋常,便寫信詢問。三島在回信中說:『是對月球上那空曠虛無之海的暗示』。此外,他也寫道:『對日本文壇已經絕望』。」基恩分析說:「三島大概已決定結束自己的生命。」  (東京 韓應飛)匈牙利大文豪獲布克國際獎  卡撒茲納霍凱(Laszlo Krasznahorkai)被喻為匈牙利在世作家中最重要的一位,獲得英國第六屆布克國際獎。布克國際獎是布克獎分支,二○○五年成立,每兩年頒發一次,獎金六萬英鎊,得獎者並不以單一作品評審,而是整體評價其作品的影響力;作品不限於英語,只要曾有英譯本即可。卡氏得獎可說是眾望所歸。卡氏六十一歲,是小說家和編劇,一九八五年發表成名作《撒旦探戈》(一九九四年被改編為電影),一九八九年發表《反抗之憂傷》,獲德國年度最佳文學作獎,其後推出的作品,令他獲得匈牙利文學藝術的最高榮譽科舒特獎(Kossuth Prize)。其作品的特點是主題憂鬱,句子長而複雜,帶有卡夫卡的影子。卡夫卡正是卡氏的偶像。  今屆布克國際獎評審主席、作家Marina Warner呼籲多翻譯中國、印度和阿拉伯世界的文學作品,擴大英國人的閱讀視野。  (英國 安妮)《西遊記》英譯者余國藩病逝  以英譯《西遊記》蜚聲國際的台灣中研院院士余國藩,五月十二日病逝於美國芝加哥,享壽七十七歲。學界認為,余國藩以精確翻譯和深入研究,將《西遊記》、《紅樓夢》等古典名著介紹到西方,讓西方對中國文化有更深刻的了解。  余國藩一九三八年生於香港,父親余伯泉畢業於英國劍橋大學。余國藩從小使用中、英兩種語言,並隨祖父習中國傳統詩詞,童年便熟讀《西遊記》,紮下中西文學良好基礎。  余國藩十八歲赴美留學,獲芝加哥大學宗教與文學雙博士。台灣中研院文哲所研究員李奭學認為,這段經歷讓余國藩得以融合宗教與文學,從宗教角度看文學、以文學思維研究宗教。  余氏代表作包括《重讀石頭記:紅樓夢裏的情慾與虛構》、《朝聖之旅的比較:東西文學與宗教論集》等。  (香港 張繼)  台灣詩人辛鬱病逝  「一匹/豹/在曠野盡頭/蹲着/不知為什麼……」一九七二年寫下名詩《豹》的詩人辛鬱,四月二十九日因肺炎併發心臟衰竭病逝於台北,享年八十二歲。辛鬱一九三三年生於杭州,本名宓世森,十五歲從軍後隨軍來台,一九六九年退伍,任職《科學月刊》主編、社長至顧問,歷時三十五年。十八歲開始寫詩,曾任《創世紀詩刊》社長、總編輯,為詩刊主將之一。著有詩集《軍曹手記》、《豹》、《在那張冷臉背後》;小說《未終曲》、《不是駝鳥》、《龍變》;散文《我們這一伙人》等十六部作品,曾獲中山文藝獎新詩獎、中國文藝協會榮譽文學獎章等。文訊雜誌社與創世紀詩雜誌社於六月十三日在紀州庵文學森林舉辦「辛鬱追思紀念會暨文學展」,展出詩人著作、手稿、照片、影音、刊物,悼念一個時代重要的現代詩推手。「不知為什麼的/蹲着/一匹豹/蒼穹默默/花樹寂寂」,此刻終於在「曠野/消失」。  (台北 黃暐勝)  內地「艾未未:彪」展在京舉行  前波畫廊將於六月十三日起舉辦「艾未未:彪」展覽。此次展出的作品分別以木質、水晶和陶瓷為創作媒材,展現出藝術家風格迥異的創作。展覽在由艾未未本人於二○○七年設計的草場地紅磚房紅一號D座北京前波畫廊舉行。  當觀者來到畫廊,首先進入眼簾的將是庭院中央的一棵參天大樹,與院中已有的自然生長植物形成對比。多年來,艾未未一直在搜集明清時期寺廟裏廢棄的木頭梁柱,並將其作為創作的媒介。二○○九年起,他開始收集在江西山區枯死的古樹,並以此創作了一系列樹雕。  中國自古以來就多用扭曲多節的樹枝和樹根製作和裝飾家具,這與明代家具的典雅古樸風格截然不同。艾未未將這一傳統工藝推陳出新,運用傳統的木工隼卯技術,將不同古樹的樹枝、樹根和樹幹混合,組裝成全新的整體,藉此向千百年的老樹頑強和堅韌的生存力致敬。展期至八月三十一日。  (北京 蓮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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談中國的減稅免稅 (曾淵滄)

  過去一年,中國的經濟深化改革,其中一項,就是要鼓勵中國的消費市場,通過推動內部消費來維持中國經濟的發展。  今日中國消費市場面對的問題主要是高稅率。高入口稅、高營業稅、高城管稅,各種各樣的稅,都十分高。也因此,中國經被戲稱為「萬稅之國」。加上了這麼多稅之後,中國商店內出售的商品價格往往比海外貴,於是吸引了大量中國人到海外旅遊購物。過去,出外旅遊者不多,但隨着中國中產階層大幅增長,海外購物的金額就成了一筆很可觀的數字。因此,中國政府開始考慮通過減稅來推動內部消費,推動中國的零售業。  具體行動由上海自貿試驗區開始。在上海自貿區內減免入口稅的試驗證明是有效之後,中國政府在全國範圍增加了多個自貿區,每個自貿區都稱為試驗區,試驗的新政策各自不同,不過,減稅、免稅是必然的舉措。  除了自貿區外,海南島也推出旅客離境扣稅的安排。更有另一些城市推行取消或減低營業稅,又或以利得稅來取代營業稅等新的試驗。所有的新政策,目的就是使到在中國的零售店出售的東西可以降價,價格下降,消費量、消費額就會增加,這是一場重大的稅收改革。  舉個例子,在毗鄰澳門屬於珠海的橫琴島,建了一個通往珠海其他地區的海關,將來會推出「一線放寬,二線管住」的政策,或者說是「一線管人,二線管貨」的政策。簡單的說,貨物由澳門進入橫琴不查,免稅入境,但如離開橫琴進入珠海其他地區,就得完稅。橫琴成了自由港,免入口稅的自貿區。為了監管,橫琴全島裝置了電子圍網,用來監察橫琴島對外的走私活動。  長遠而言,自貿區的概念一定會不斷擴張,非貿易的入口稅也一定會下降,種種稅務的改革,目的就是推動中國的零售業,通過減免稅款來壓低零售價。零售價下降可以吸引更多人消費,減免入口稅更可以吸引大量的海外商品進入中國市場,十三億人的中國市場將成為全世界商家的大目標。當有一天,中國市場成了世界上其他國家的重大經濟支柱,中國的國際政治影響力也會上升,影響包括美國、日本及其他敵視中國的國家。因此,減稅、免稅的政策是一箭雙鵰的行動,在經濟上、政治上都有一定的價值。  不過,從另一個角度來看,當中國的商店所出售的商品價格大幅下降,中國人到海外購物的熱潮會冷卻,依靠吸引中國旅客來購物的地區也會面對壓力,特別是零售業。  第一個首當其衝的地區就是香港。今日的香港,旅遊業、零售業已成為非常重要的經濟支柱,如果來自中國內地的旅客留在當地購物而不來香港購物,香港的經濟就會面臨巨大的挑戰。  (作者是財經評論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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