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午戰爭與中華民族意識的誕生 (張驥)

  戰敗、求和、簽約、賠款、割地、通商、讓權——兩個甲子前的這場戰爭似乎在內容上和一八四○年以來滿清政權的歷次外戰失敗沒有太大的區別。無論是第一次鴉片戰爭及其後的中英《南京條約》,還是第二次鴉片戰爭及其後的中美《天津條約》、中俄《璦琿條約》、中法《北京條約》,我們都可以從中找到類似對應的要素。對「殘存」秩序的終極挑戰  但是,一百二十年前的這場第一次中日戰爭,似乎又沒有表面上看起來這麼平常。比如,不少學者把其視作中國近代民族主義興起的關鍵時間點;也有人認為正是從一八九四年開始,而不是傳統上認為的一八四○年,中國真正睜開眼睛去認識和理解世界;而作為五年之後戊戌變法維新派首領的梁啟超,更在他的《飲冰室合集》中評論到,「吾國四千餘年大夢之喚醒,實自甲午戰敗,割台灣、償二百兆以後始」。然而,甲午戰爭究竟有何特殊之處?這些特殊性又帶給了中國怎樣的影響?本文將綜合以往的研究,從戰爭發生的起因、對象和後果三個方面展開論述,以分析甲午戰爭對於近代中國的特殊性及其所帶來的影響。  首先,在戰爭起因上,不同於前兩次鴉片戰爭是西方列強對中國本土的侵略,中日兩國交兵原因是朝鮮內亂。一八九四年,朝鮮發生東學黨起義,引發兩國出兵朝鮮幫助平定叛亂,之後日本藉機陳兵於朝,更以武力促使朝鮮政變,挑戰清廷的宗主權,最終引發雙方正面交鋒,並將戰火從朝鮮半島一路燃燒至中國本土。換言之,甲午戰爭並非源於日本對中國本土的侵略,而是兩國勢力超出本土之外的一種碰撞。而這種碰撞對當時的清政府而言,並非簡單的國與國之間的衝突,而是一種對「殘存」秩序的終極挑戰。  長期以來,中國以儒家倫理為基礎,自詡為禮儀之邦,位居「同心圓等級結構」的天下之中心,而外圍則包括了已被儒家文化所同化的番和未被同化的夷。然而,自第一次鴉片戰爭以來,中國的這種「天下觀」受到了西方勢力的強烈衝擊,多次的慘敗讓中國必須正視所謂的「外夷」,並重新調整自己原有的「天下秩序」。如面對英國、法國、俄國分別在南亞(如緬甸)、東南亞(如越南)、西北亞和東北亞對中國原有勢力範圍的擠壓,清政府被迫接受新的國際秩序的同時,也把「天下秩序」收縮到自己長期支配的東亞儒家文化圈以內。所以,日本對於朝鮮局勢的干預其實是對中國在東亞僅存的「天下秩序」的一種挑戰。重新面對「我們是誰」的課題  其次,是交戰的對象。傳統上,「同種、同文」的日本在中國的「天下觀」中長期從屬於中國。因此,跟歐美列強不同,當日本開始試圖改變東亞原有秩序的時候,甲午戰爭本質上也就成為了一場東亞儒家文化圈領導地位的爭奪戰。從這個意義上,甲午戰爭的失敗對於中國長久以來的自我認知具有毀滅性的打擊;以中國為核心的「天下觀」徹底解體。也許正是如此,梁啟超才會把甲午戰敗視作喚醒古老帝國四千年大夢的開始。當中國不再是天朝上國,不再是天下的中心,甚至不再是東亞儒家文化圈的領導者的時候,中國無可避免地要去重新定位自己,重新面對「我們是誰?」這樣一個看似簡單、實則複雜的「舉國課題」。  作為甲午戰爭的後果之一,這種自我認知的思想真空,或有助引入新思潮。而甲午戰敗後簽定的《馬關條約》,其內容本身也間接為新觀念的誕生指明了方向。《馬關條約》雖然同樣涉及割讓土地,但這些土地對中國的意義,卻與一八四○年以來至一八九四年的歷次不平等條約不能同日而語。回溯以往的條約內容,我們可以發現,無論是中法之間、中俄之間還是中英之間,涉及的土地都是藩屬之地(越南)、邊境之地(外西北、外東北)和偏遠之地(香港、九龍),對於一個本就強調文化上臣服而無穩定邊界與領土意識的傳統帝國而言,轉讓這些開發和歸化程度都非常有限的邊緣土地,在心理上的衝擊其實十分有限,比如將香港讓予英國做航運、商貿用途,就有一種天朝贈予乃至施捨的意味。  然而,《馬關條約》中所涉的奉天南部、台灣等土地,在中央王國的同心圓「天下秩序」中明顯和前述土地處於不同的「位階」。比如台灣雖處帝國邊境,但經過十七世紀台灣府(一八八五年更是升為行省)的設立及數百年東部沿海移民的「內地化」,已成為化內之地;而奉天南部即今日的遼東半島,在地理上更是直逼北京,時刻危及首都安全。因此,這種赤裸裸地對治內土地的掠奪除了在心理上帶來巨大衝擊外,也刺激中國去思考在失去了「天下」、失去了東亞、失去了自己曾經治內的行省之後,要如何守衛剩下的土地。也許只有在這個時候,西方的「世界秩序」和「國家觀念」才最容易讓國人所接納,成為其思考「舉國課題」的支點。因為西方標準的「世界」是由一個個民族國家組成的,並無應然的中心,正符合當時國人失落的心境;在理想意義上,每個民族組成一個國家,每個民族國家都有自己不容侵犯的領土主權,正符合中國當時的需要。戰後七年誕生「中華民族」的概念  所以,按照同樣的邏輯,國人完全可以用中華民族的概念來指涉生活在這塊土地上的各個族群,以建立起西方標準的民族國家,並以民族國家的領土主權概念來捍衛自己的土地。可能正是由於這樣的原因,「民族」、「國家」、「領土」、「主權」、「世界」等西方的國家觀念,才會在甲午戰爭之後開始大量進入中國民間和官方的書面語系統,而「中華民族」這個概念也在《馬關條約》簽署的七年之後(一九○二年)誕生,並被廣泛使用。比如,根據香港中文大學中國近現代思想史全文檢索數據庫(一八三○│一九三○)的搜索結果,以上幾個概念在一八九四年後出現在近代期刊、晚清民初士大夫著述、晚清檔案資料、文編、晚清來華外人中文著譯和西學教科書(數據庫涵蓋的資料共逾一億字)的比例,遠遠高於甲午戰爭之前(除了「國家」之外,都在百分之九十八以上),而「中華民族」這個概念在一八九四年及其之前的文獻中也確實並未被朝野的文獻所提及。「領土主權」意識與「受害者」心態  由此可見,相較於歐洲大陸民族國家(比如德國、荷蘭和意大利)一般是由本身各自為政的市鎮、公國和邦國(在語言、文化上相似)等聯合而成,中國近代民族國家意識的誕生過程反映的卻是一個傳統跨文化│多族群│無邊界帝國不斷的向內收縮,並伴隨一系列外敵入侵、戰爭失敗與土地割讓。或許正是由於這樣特殊的背景,現今的中國民族主義帶有非常強烈的「領土主權」意識與「受害者」心態,對於已控制的領土的捍衛和具爭議的領土的要求,成為照顧這種心態最好的心理補償,因而任何被容許呈現在大眾媒體上的「領土爭議」問題在大多數民眾看來都是不可妥協的。特別是當如今中國國力不斷增強、越來越多的領土爭議(比如南海大量島礁被佔)進入大眾視野之後,中國民族主義的「領土面向」會更加明顯,甚至將延伸至長期在主流媒體中被忽略的外蒙古問題、東北、西北與俄羅斯曾經爭議的部分。  但另一方面,現時的這種「領土面向」本身其實都有很強的選擇性,比如中國民間對於涉及日本的釣魚台問題一直反應強烈,爆發過多次激烈的全國示威遊行,甚至延伸至香港;而實際上,中國在南海因越南、菲律賓等而失去實際控制的海洋國土,以及近代因為俄羅斯失去的土地,在面積上遠遠大於前者,但卻不見民間有類似規模的行動。這在某種程度上或許和官方的輿論導向有關,但我們也不可以忽視甲午戰爭本身所帶來的影響。正如前文所述,中國的民族國家意識誕生於甲午戰敗之後,而任何自我意識的強化一般都需要一個「他者」作為參照對象;顯然,那時令中國「喪權辱國」的日本自然成為這樣一個「當仁不讓」的「他者」,因而也將「反日傾向」注入了民族主義的「潛意識」之中,並延續至今。  (作者是香港中文大學法律博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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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午戰爭與東亞秩序之變遷  中日新舊「中心」競逐一百二十年 (林泉忠)

  歷經了「甲午雙甲子」,東亞格局如今再度進入「中心」更替的敏感時期,也使得該區域處於隨時可能發生擦槍走火的不安定狀態。對中國而言,目前中日關係的兩大障礙,一是領土問題,二是歷史問題,而兩者都與一百二十年前的甲午戰爭息息相關:「日本是乘甲午戰爭勝利在望之際,竊據釣魚台的」;中日歷史問題以甲午海戰為起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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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統」與「現代」的戰爭?  日本視角下的甲午戰爭 (川島真)

  一八八○年代的日本並不一定較大清有優勢,而彼時的大清也有吸收現代文明而欲蛻變成新興大國的一面,並非全然是所謂「傳統」的老大國。軍事力量上也是如此,日本社會並不認為日本是軍事大國,反而感受到來自大清的軍事壓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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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合許人自由  (卷首語-潘耀明)

  在一切自由之上,給我知道、說話、並根據良心自由論辯的自由。  ——彌爾頓(英國)  近重讀錢穆先生《從中國歷史來看中國民族性及中國文化》,其中談中國民族天性中的「和合性」成份,多過非黑即白的「分別性」,令人沉思。  錢先生在文章中舉例指出:「即如伯夷、叔齊,他們反對周武王伐商紂,但他們仍有他們的自由。直到今天,中國人還是推崇伯夷、叔齊。可見反對方面的意見,在中國常被容忍的。」①  另一個例子,是北宋期間王安石與司馬光的鬥爭。王安石身為丞相,推行新政,深得神宗帝的嘉許,與王安石的政治理念相悖的另一位大臣司馬光,不僅拍案而起,還串連群臣一起反對。  當時朝廷也分有保皇派——站在王安石一邊,也有以司馬光為首的激烈反對派,兩派互為攻訐,水火不可相容。反對派勢力不亞於保皇派,其中還包括大名鼎鼎的蘇學士東坡先生。心水清的人都知道,司馬光一夥是指着「禿顱罵和尚」,矛頭對着皇帝,大有腦袋搬家之虞。  然而,事情的發展並沒有以今人的意志為轉移,如果放在此時此地,這些逆鱗之見,毫不例外地將被打成現行反革命,不難再掀起一場株連廣泛的「胡風式反革命集團」,受到殘酷迫害,槍斃的槍斃,坐牢的坐牢,妻離子散有之,家破人亡有之,難保不再鑄一起歷史大案,如果有幸的,在許多年後,才由後繼者加以平反。  萬幸的是,宋神宗並沒有把這場「宮廷鬥爭」視為「你死我活的階級鬥爭」,也沒有誅九族式的窮追猛打,其結局是司馬光自我放逐,不肯留在汴京,遷居洛陽,政府不僅放行,還讓他破格聘請三名助理協助編修《資治通鑑》,其間還給予種種方便,讓他安心、專心致意地做編修工作。  辭了官的司馬光終於窮十九個寒暑,在沒有外力(如運動、鬥爭等)干擾下,得以順利完成這一煌煌史學巨構,為中華民族留下一筆璀璨無比的文化瑰寶,讓子孫後代受用無窮。連自命不凡的毛澤東,也要把《資治通鑑》長置牀頭,反覆閱讀。  這首先是要感謝宋神宗這個明君,沒有他的寬宏海量,司馬光縱然學問九斗,單憑一腔書生意氣,其下場可想而知。換了一千多年後的時間、地點,相信司馬某人將落得「出師未捷身先死」——死無葬身之地,《資治通鑑》從此流產。  相反,生於一千多年前的王安石、司馬光都有一個好結局。  宋神宗死後,朝廷重聘司馬光做丞相,王安石則自動退隱金陵鍾山,過着消遙自在的悠閒生活,以寫詩弄文自遣。  待到王安石逝世,還被追贈正一品榮銜——太傅,封為荊國公;此後,司馬光老去,同樣受到朝廷恩賜為溫國公。  讀史至此,錢先生不禁有以下的感喟:「諸位想,在中國秦漢以下,歷代帝王專制的政府下,持有政治異見的人,能獲如此般的容忍和禮遇,豈不還值得我們後代人的敬羨嗎?我無以名之,又只有說這是中國人和合的國民性之一種表現。」②  錢先生考察秦漢以下的歷史指出,中國人傳統政治,是「一種和合性的政治」③,「至如在政府裏,由臣下來批評君上,由下僚來批評上司,由在野來批評在朝,由下代來批評上代,一部中國二十五史中,可說隨處皆是,舉不勝舉,講不勝講。」④  錢先生由此歸結「和合性」的重要性,「惟其和合性勝過了分別性,才能許人自由。惟其人人得有自由,才能和合勝過了分別。」⑤  反觀中國崛起,國家綜合國力大為提高,在世界之林舉足輕重,這是正面的。相反地,伴隨負面的消息也不少。這牽涉崛起之後何去何從的問題。  其他不說,單對「異見分子」的打壓愈來愈嚴重,且有擴大化之嫌,難免使有識之士搖頭歎息。  時下政府為了維穩,不但不採納民意,安撫民情,善待持不同意見之士,從善如流,進而起監督作用,杜絕貪腐,構建清明社會,反而擴大打擊面,逆天而行,這才是令人憂心忡忡的事!    注:  ①②③④⑤錢穆:《從中國歷史來看中國民族性及中國文化》,中文大學出版社,二○○九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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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與對等與全球正義》

  台灣想像和證立公義的全球分配制度  全球化下,貧與富的懸殊前所未有,分配上的不平等,除了見於饑荒、營養不良和病而無醫等人間慘劇,亦令人類參與各種實踐的機會不均,違反了人人生而平等的道德理想。平等這道德理想能否、應否在全球層次實現?政治哲學學者曾瑞明《參與對等與全球正義》一書,認為正義原則和道德理想不受國界、國族所限,並要去想像和證立一個公義的全球分配制度。曾瑞明除了對全球公義問題提出嶄新的解答外,亦忠實地介紹主流的全球公義理論。  (台北 明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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黎民偉開創的電影道路  紀念香港首部短故事片《莊子試妻》公映百周年 (黎錫)

  去年是黎民偉誕生一百二十周年,他在十六歲參加孫中山先生領導的「中國同盟會」。一九一四年參與拍攝香港第一部短故事片《莊子試妻》,一九二一年與長兄黎海山、四兄黎北海合辦「新世界影院」。一九二二年他先後在香港、廣州獨資買地建樓,發起籌辦香港第一間「民新製造影畫片有限公司」。  一九二一至一九二八年,黎民偉領導羅永祥、彭年等,拍攝孫中山先生革命事迹和北伐戰爭。孫中山先生饋贈墨寶「天下為公」。  一九二六年他在上海與李應生共同創辦「上海民新影片公司」,又與羅明佑共同創辦「聯華影業公司」,拍攝了許多優秀影片,推動中國電影進入第一個黃金時期。  一九三二年「一二八」事變和一九三七年「八一三」事變,日寇兩次侵略上海,他立即帶領攝影隊,拍攝我國軍民英勇抗敵。抗戰勝利後,他在香港「永華影片公司」任職,首次引進最先進的影片沖洗技術。  黎民偉一生參與製作了故事片五十三部,紀錄片三十多部,他主要擔任製片主任工作,在開創—失敗—再開創的坎坷道路上艱苦創業,他散盡家財,把畢生精力獻給電影事業。一九五三年病逝於香港。圍繞香港第一部短故事片的爭辯  關於香港第一部短故事片是《莊子試妻》還是《偷燒鴨》,近十年在香港有激烈爭辯。  程樹仁在一九二七年主編的《中華影業史》第四部分《新式影戲由洋人輸入中國之時期》記述:一九○九年布拉斯基「在上海組織亞細亞影片公司(China Cinema Co.)攝製《西太后》、《不幸兒》,在香港攝製《瓦盆伸冤》、《偷燒鴨》。」這個論述長期被電影史家廣泛引用,但都是引述程樹仁原文,沒有新的論證,也沒有提供消息的來源。  香港電影資料館前研究組長黃愛玲及藍天雲在《中國電影溯源》頁七二引述程樹仁的《中華影業年鑑》指出:「值得注意的是,《年鑑》內的『國產影片表』裏,卻是由民國二年(一九一三)的《莊子劈棺》與《黑籍寃魂》開始,顯然不承認由外國人出品的《瓦盆伸冤》和《偷燒鴨》為國產影片。在『外國所製之中國影片』一項下,《不幸兒》、《瓦盆伸冤》、《西太后》都被列入,而獨獨遺漏了《偷燒鴨》。……書中沒有留下有關亞細亞影片公司與《偷燒鴨》等影片的資料來源,令人難以進一步核實,而後人卻一再引用,留下了這宗中國電影史上的無頭公案。」可見程樹仁論述並不嚴謹。  資深電影史研究者羅卡和法蘭賓在二○○九年底,找出重要史料——《莊子試妻》攝影師萬維沙一九一四年在美國接受訪問的文章,萬維沙指出他們「首先拍一齣本地戲劇叫做《莊周的名譽被毀》(The Deformation of Choung Chow,即《莊子試妻》),……公映成績出奇地美滿;上映了一個月晚晚滿座,……在我留港期間我們再拍了另外的三部。……《瓦盆伸冤》(The Haunted Pot)、《艇家的夢想》(The Sanpan Man’s Dream)和《偷燒鴨》(The Trip of the Roast Duck),……。」  羅卡指出:「黎民偉自述文與萬維沙的主要觀點完全吻合。」「我們認為已有足夠的證據顯示《莊子試妻》、《偷燒鴨》、《瓦盆伸冤》等是最早一批在香港拍製有中國人演出的故事片,而《莊》片是最早拍成公映。」  有人宣揚黎北海是《莊》片導演,羅卡指出「……這只是他(關文清)一個人的、數十年後的記憶,至今無其他的資料對證支持。其實,一九一四年間香港尚未有導演的觀念與實踐。」以追求「真、善、美」的心拍電影  黎民偉是理想主義者,我試圖剖析他開創電影的道路:  一、終身以「電影救國」為理想。中國同盟會廣州分會會長、著名書畫家高劍父題贈墨寶「電影救國」,附文寫着:「民偉我兄素負提倡文化之責,民二年即從事電影宣傳,居功殊偉,書敬贈 劍父」當年中國積弱,備受外強宰割,不救國,就要滅亡。  「聯華」編劇、著名學者沈寂說:「黎民偉的紀錄片本身就是政治,但不是意識形態的政治,而他這個政治是『救國』,我覺得這是最重要也最偉大的政治,在黎民偉身上體現出來。」  二、開創電影事業的目的,是「復興國片」。他強調要拍出有教育意義的好片,要把被外國片和低俗商業片所佔領的電影市場奪回來。  一九二七年五月開拍的《西廂記》,是「民新」的經典之作,片中對張生夢境的拍攝則使中國電影默片時代的特技手法達到新的高度。  一九二七年底開拍的《木蘭從軍》,是他最費心血、親自督陣的巨製,跑去四個省拍外景,動用了數千北伐軍協拍,攝製了半年多才完成。但被「天一公司」搶拍同一題材,只用十多人,搭廠景十三天草率拍完,搶先推出,大大影響了《木蘭從軍》的票房收入。「民新」原計劃在《木蘭從軍》之後,拍攝《革命偉人孫中山》、《黃花崗》、《孔夫子》、《楊貴妃》、《紅樓夢》、《武則天》。《木蘭從軍》的挫折使「民新」拍大片的宏圖無法實現。  一九二八年五月三日,日寇製造「濟南慘案」,把我國派去交涉的外交特派員蔡公時等人,施以割耳削鼻等暴行。黎民偉立即監製影片《蔡公時》,把「民新」拍攝到的紀錄片,擴大成更有說服力的故事片,開創紀錄性故事片的先河。拍攝期間受到帝國主義者威脅:不得在租界內上映,又不能賣埠到南洋;黎民偉忍受經營損失,堅決把影片拍完,在華界的小電影院放映,觀眾聞風而來捧場。  黎民偉要拍好片,成本高,但電影市場狹窄,大部分被外國片和低俗的商業片所佔領,使公司嚴重虧蝕。在「民新」的短短幾年裏,他損失了私產四十多萬元,按今天估值約有一億多元。公司被迫結業,黎民偉要以三折價錢售出公司的股票還債。這就是他說「拿刃去做社會教育」的代價!  三、以藝術家的心態辦企業,又沒有自己的院線,導致失敗。正如沈寂先生所說:「黎民偉失敗的原因是他性格決定的,他拍電影的宗旨純真,他本身是很純真的、很善良;他是一個藝術家辦企業,抱着追求『真、善、美』的心情去辦企業,必定會遭到相反的遭遇,……他去拍電影,要上映了以後才能收到錢,拍一部電影等於負了一筆債,有時還收不回成本,命運掌握在電影院、片商手裏,……黎民偉以純真的心去交朋友,最後他當然是吃虧,我看他幾次吃虧都在這個地方。」  黎民偉汲取了「民新」沒有自己的銷售渠道、導致嚴重虧蝕的教訓,與發行商羅明佑共創「聯華影業公司」,推行「產、供、銷」一體化的大企業生產方式,團結了許多優秀的人才,本是實現理想的大好機會,可恨日本侵略者的瘋狂進犯,徹底摧毀了他的電影夢。  四、既是廠長,又是攝影師,他最重要的貢獻是緊跟時代的步伐,拍攝了三部珍貴的長紀錄片:有記錄孫中山先生革命事迹和北伐戰爭的《勳業千秋》、記錄我國軍民反抗日寇兩次侵略上海的《十九路軍抗日戰史》和《淞滬抗戰紀實》。從以上三部影片中,許多在戰爭現場拍攝的鏡頭,戰士伏在沙包後面,攝影機架在戰士身後拍攝,他告訴我說曾有炮彈皮打在三腳架上,現存影片中還可以看到炮彈皮飛向鏡頭。《勳業千秋》還有三個航拍鏡頭,他告訴我他們乘坐雙翼飛機拍攝,只有兩個座位,前面坐飛行員,他被縛在後座,把攝影機牢牢固定在座位下面,進行航拍,十分艱險。  五、十分重視對年輕人的栽培。卜萬蒼與侯曜參加「上海民新影片公司」時才二十三歲,黎民偉就讓他們執導《玉潔冰清》、《西廂記》、《木蘭從軍》等優秀影片,都取得很好的成績。「聯華」攝影師羅敬浩對我說:黎民偉總是毫無保留地教導年輕人,「聯華」拍攝三部創業作《故都春夢》、《野草閒花》、《戀愛與義務》,黎民偉都親自督陣。黃紹芬在「民新公司」擔任雜務和攝影助手,當拍攝「聯華」第一部影片《故都春夢》時,黎民偉放手讓他擔任攝影師,自己從旁指導,當時他才十八歲,結果一舉成名,他們三位後來都成為著名的導演和攝影師。  六、團結職工,共渡難關。由於日寇侵略,極大地打擊了中國的電影事業。一九三一年「八一三」事變,羅明佑喪失了在東三省的院線,斷絕了部分資金來源;一九三二年「一二八」事變,日寇侵略上海,「聯華」四廠被毀,人心浮動,市場萎縮。一九三五年阮玲玉自殺及聶耳在日本遇溺,大大影響了「聯華」影片的上座率,造成資金緊絀,欠薪多月。  在這極端困難時期,由於黎民偉與職工關係較好,他團結大家,共渡時艱。「聯華」的老職工告訴我:「『聯華』是個大家庭,黎先生對職工很好,常常把自己的經驗毫無保留地教給別人。」黎民偉對於維繫這個大家庭,起了重要的作用。當「聯華」發生分裂,要推翻羅明佑的風潮時,報載幾位負責人「要求黎民偉不要退出『聯華』,仍在一起共同合作。」  (作者是香港電影史研究者,篇幅所限,原文注釋一概省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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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荊棘中的探索——我的讀書札記》

  台灣不畏荊棘滿途  尉天驄先生在八旬之齡最新出版了《荊棘中的探索──我的讀書札記》,近六百頁厚厚一冊三十萬言,包含生命的困苦與不懈的追尋探索,是一個文學愛好者六十年的思學歷程,把長年來專注於文藝、思潮、社會、國家的總體觀察思考,從古典到現代,從中國到台灣,並廣及世界,藉一篇篇的書寫,描繪心中的理想世界。一九四九年,少年尉天驄隨學校從大陸撤到台灣,流亡困苦暫告一段落。韓戰結束後在美國防衛條約保護下,台灣進入偏安粗定的時代,但知識分子精神上是「失落的一代」,他們苦苦追求,西方文藝和思潮成了指明燈。其後,在政治敏感的時期,尉先生和文友禁不住嚮往新中國。《筆匯》、《文季》是尉先生傾力主辦的刊物,他首先和同輩作家陳映真、劉國松、許常惠等介紹新的文化思潮,繼而又和文友姚一葦、陳映真、劉大任、七等生、施叔青等展開一場台灣文藝復興時代。一九七七年八月,在台灣鄉土文學論戰中,尉天驄、陳映真、王禎和等首當其衝,遭受黨國文人的批評圍剿。其後,尉天驄編輯了《鄉土文學討論集》。尉先生為了覓得真理,不畏荊棘滿途。大師說法,讓識者汲取前進的力量。  (香港 阿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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巧雕大師劉東的不朽之《朽》 (許鐵民)

  筆者外號石狂,涉足福州壽山石業界將近三十年。因長期專注於國石巧雕藝術的研究及推廣,除了學術上有所得着而自行立論的《六巧之說》(指巧色、巧思、巧工、巧形、巧妙、巧合),曾經接觸的各種玉石巧雕珍品數以萬計。由此有幸結識不少傑出巧雕藝術家,其中表表者有如今正值盛年的劉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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