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永康案一瞥 (丁東)

  七月二十九日,周永康被中紀委立案調查一事終於公之於世。  中共「十八大」後,習近平上位主政,到現在剛滿二十個月,已經有三十餘名省、部級以上的高官落馬,打下的老虎職級越來越高,由現任全國政協副主席蘇榮,到前任中央軍委副主席徐才厚,再到前任中央政治局常委周永康,實為本屆領導人最亮眼的政績。高調反腐與王岐山的關係  與打虎相比,改革方面的舉措則相對平淡得多。不論是廢除勞教、開放單獨二孩生育,還是正在改變的戶籍二元制度,以及正在革除中的公車制度,有的可謂千呼萬喚始出來,有的只算猶抱琵琶半遮面,但均不使人感到意外。唯有打虎一事,不論數量還是力度,都超過江、胡兩代之和,也超出了許多中國問題觀察家的預期。有人從權力鬥爭的角度解讀此事,認為中共高層的政治生態已經趨近毛澤東晚年的格局,就像文革中從打倒劉、鄧、陶,再到陳伯達,爾後林彪折戟沉沙,常委紛紛落馬,說明權力鬥爭白熱化,無法緩解。我認為這種類比未必確切,不妨從另一個角度解讀周永康落馬的原因。  高調反腐,應當說是習近平的政治選擇,並且與王岐山擔任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中紀委)書記有重大關係。本屆中紀委在中共歷史上空前強勢。不妨做一點歷史回顧:中紀委的前身是中央監察委員會(中監委),在毛澤東時代先後有朱德、董必武等黨內元老主事,其政治影響不大。文革初期,中監委停止運轉,中共乾脆在「九大」、「十大」取消了這一機構,直到一九七八年尾召開十一屆三中全會,才重新成立了中紀委,由陳雲出任第一書記、鄧穎超出任第二書記、胡耀邦出任第三書記,黃克誠出任常務書記,地位顯赫一時。當時的中紀委也算位高權重,但職能眾多,反腐不過是其中的一項。以後,強調紀律服從於同級黨委,中紀委先後有喬石、尉建行、吳官正、賀國強主事,均無風生水起的動靜。而在此期間,大陸官場貪腐氾濫成災,嚴重程度超過了歷朝歷代,已經威脅到政權自身的正常運轉。  王岐山在「十八大」接任中紀委書記,原不在人們預測之中。綜觀王岐山的從政生涯,多涉及金融、經濟領域,與紀律檢察工作並無交集。擔任中紀委書記,可能並非出於己願,而是人事安排的無奈。他雖有姚依林女婿的特殊背景,但其能力無疑在同僚中相當突出,一九七九年便以上書建言、給國家領導人分析社會經濟動向的四君子之一(其餘三人為翁永㬢、黃江南和朱嘉明)而引起中央領導人關注,爾後走上從政的快車道。一九九八年到廣東任職,解決廣東國際信託投資公司宣布破產所引發的危機,化解了亞洲金融風暴對中國大陸的衝擊;二○○三年任海南省委書記時,被緊急調進北京擔任市長,扭轉沙士擴散的危局。他代表中國政府與美國斡旋商貿關係,顯得遊刃有餘。如果有機會主持國務院或全國人大,想必也會勝任愉快。但是,中國領導職務的安排,自有一套潛在的遊戲規則,既非公開競爭,也非最高領導人提名組閣,而是歷史因素和多方意志博弈的結果。  李克強已經與習近平在中共「十七大」同時進入政治局常委,國務院總理自然非他莫屬。張德江比王岐山早一屆進入政治局,出任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長佔得先機。新一屆常委七人分工,王岐山只得擔任中紀委書記。孰料他能力超強,上任後便大大強化了中紀委的職能,又強調垂直領導,又派遣巡視組,與習近平以反腐強化中央權力的願望十分合拍,使得紀檢系統在中國政壇形成望風披靡之勢。王岐山下屆將超齡退休,本屆餘下三年多任期,預計會抓緊自己在政治舞台上的最後機會大展拳腳,因此打虎的勢頭將不會因周永康的落馬劃上句號。這樣做雖然只是治標不治本,但在目前還是可以收到一定的功效。未來的歷史也會給這樣的補天能臣記下一筆。結局恐怕和薄熙來差不多  周永康目前雖然只是黨紀審查,距國法審判還有一段路程。但軍隊、警察、法院、檢察院紛紛表態,預示他受到法律制裁是早晚的事,其結局恐怕將和薄熙來差不多。半年多來,網上有關周永康的傳聞很多,各種信息都表明他是罪有應得的。當然,將來會公開審理周永康哪些罪責,還是一個謎,但如果僅僅追究他利用職權,貪污受賄,或者追究他在前妻非正常死亡上的責任,那不過是打下一隻更大的老虎,並未針對與周永康有關的更大的罪行。倒行逆施使公、檢、法信譽掃地   周永康對中國政治生態的最大影響,其實是他主政中央政法委員會五年,直接導致了中國法治嚴重倒退。他在中國政治舞台上,可算是一個心狠手辣的厲害角色。他沿襲過去的專政思維,把警察、法院、檢察院當作維護特殊利益集團的工具,不惜對尋求公平正義的公民大打出手。例如,汶川大地震發生後,四川作家譚作人等民間人士,實地調查當地學校豆腐渣工程造成學生非正常死亡的原因,竟然被法院羅織罪名,判處有期徒刑五年,剝奪政治權利三年,引起國內外極大震驚。這類顛倒黑白的倒行逆施之舉,在周永康掌控政法委期間多有發生,使得公、檢、法信譽掃地,平民百姓對社會公正和民主法治感到絕望。周永康結黨營私,在權力所及之處大肆安排親信,還想把政法委的權杖交到薄熙來手裏,只是發生了王立軍事件,才使他的如意算盤落空。  一些有識之士呼籲中共領導層,通過對周永康案的審理,切實推進中國法治的進程。這到底是可以實現的希望?還是無法實現的奢望?何妨拭目以待。  (作者是內地自由撰稿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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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忘記」了的馬家往事 (馬思琚口述、文靖記錄)

  馬思聰之八妹馬思琚曾任中央音樂學院鋼琴、大提琴教授,她口述馬家豐富的家庭史。文中講述馬思聰父親馬育航隨陳炯明參加革命,一九三九年被刺殺。馬思聰一生的起伏:一九五○年任中央音樂學院第一任院長,文革「叛逃」,馬家家人所受的牽連等。這些第一手資料,難能可貴。——編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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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思聰亡走香港 (徐美芬口述、金毓鎮整理)

  聽說馬思聰一九六七年逃到香港期間,全是外甥女徐美芬幫忙張羅安排。當年我正在幫她翻譯和出版她寫的《氣藝》一書,聯繫頻繁,以姐弟相稱。二○一○年徐美芬來北京期間,我去她下榻的飯店看望,正好有點時間,就請她講這段故事。她說,自己確實是馬思聰出走到香港以後第一個接觸到的馬家親戚,但是因為這段故事已經被寫進書中,自己的記憶與他們的記載有一些不同,故多年來保持沉默。她說:「這麼重大的事情我不會忘記。」下文是我憑記憶整理她講述的內容。——金毓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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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思聰蒙難記》重版流產記 (王培元)

  《馬思聰蒙難記》於一九九○年由上海文藝出版社出版。二○一二年為馬思聰百年誕辰,本文作者欲重版該書,可是收到通知說此書必須送審,黨史研究室的複審意見指出:「本書於一九九○年由上海文藝社出版,但那時中央關於文革圖書出版的第二個規定尚未出台。中央十九號文件發出後,涉及黨史上重大問題和重要人物的圖書出版,規定更為嚴格。因此,本書的再版問題,應由出版管理部門以中央的規定為準。」作者對此書重版仍抱一線希望,最後收到確實回覆,「此書不宜出」,只好寫下這篇「流產記」。——編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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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個歷史性的「馬思聰時刻」 (劉再復)

  因為馬思聰的外孫黃剛,是我的女婿(劍梅的丈夫),所以馬思聰便成了我的「親家」。也因為這一層關係,我到海外後就經常和馬思聰的夫人(我稱之為「王慕理伯母」)在電話裏聊天,也因此知道許多馬思聰生前的故事(馬思聰於一九八七年五月二十日去世)。王慕理伯母知道我剛出國,赤手空拳,囊無錢守,就叮嚀說:「你不要給我打電話,可省下電話費。我每個星期都會給你打電話。我喜歡和你聊天,只有你能理解我和思聰。」她果然每個星期都給我打電話,直到二〇〇〇年逝世前兩個月,她似乎意識到即將離開人間,還用電話通知我,說她寄了兩份馬思聰手稿讓我存念,是歌劇《熱碧亞》的手稿。過了三天,我果然收到馬思聰先生的五線譜手稿,稿紙上的音符像蝴蝶,像風箏,又美又剛勁,讓我愛不釋手。王伯母住在費城,有小女兒馬瑞雪與兒子馬如龍陪伴着。九十年代,她已年過八十,但聲音還是很清亮。她講的故事很多,但最讓我難忘的是三個令人震撼的歷史性「馬思聰時刻」。這「三個時刻」至今還常常撞擊我,啓迪我。現在,趁馬瑞雪的《馬思聰蒙難記》在香港出版之際,容我書寫如下:第一時刻:痛快的時刻!  馬思聰雖然不是共產黨員,但一直同情中國共產黨領導的中國革命。因此,在抗日戰爭時期,他身居重慶,就和周恩來、鄧穎超、喬冠華等共產黨高層精英密切來往,並成了好朋友。抗戰勝利後接着又是內戰,他便和郭沫若等其他左翼知識分子避居香港。一九四九年夏天,他收到周恩來的邀請,到北平先農壇參加七月一日慶祝共產黨建立二十八周年的盛大晚會(除了各界人士還有上萬「革命群眾」圍成一道血肉的團城)。大會尚未開始,突然來了一場大暴雨。馬思聰此時因為剛踏上北方的勝利大地,又在豪雨中看到支持革命的人民仍然在歡笑高歌,想到新中國即將降臨,興奮狂喜得像小孩一樣,連蹦帶跳,呼叫吶喊。與他同時從香港而來的著名作家柯靈親眼目睹此情此景,撰文寫道:  與會者冒雨而立,巋然不動。初夏的北國,依然夜涼如水。大雨打得人人渾身濕透,冷得發抖。不知哪個角落帶的頭,有人使勁跺腳、跳躍,用肩膀互撞取暖,同時大聲歡笑。這像是一場即興的歌詠舞蹈,那麼自然,又那麼強烈,旋風似的頃刻間傳遍全場,和急聚的豪雨打成一片,捲天席地,有如海嘯,和我並肩而立的,正是馬思聰,這位天才的作曲家和小提琴家,不斷縱跳歡呼,抱着雙臂猛撞,全神貫注,酣暢淋漓地投入這壯麗的大合奏,彷彿完全達到忘我的創作境界。這種難以想像的、絕對罕見的場面,是一次心靈的世界的火山爆發,那熊熊的烈焰。發自人性的深層,長期的鬱結,不是任何外部力量能夠煽動的,也只有在那樣的時刻,那種偶合的機遇中才能觸發。——那時人們深信不疑:坎坷百年的祖國從此走上了坦途。  柯靈在一九八九第三期的《收穫》雜誌上發表了這篇回憶錄似的短文,記錄了馬思聰的第一時刻,那個新中國誕生前夕的時刻。我出國後和王慕理伯母提起柯靈的文章和這個時刻,伯母聽了之後說:「那是馬思聰最高興、最痛快的時刻。那天晚上回家時他像一隻落湯雞,但還是連聲叫着痛快痛快。再復兄,你知道他在大雨中喊叫什麼嗎?思聰告訴我,他喊的是高爾基《海燕》中的句子:讓暴風雨來得更猛烈些吧!黑暗全掃光,新中國就要誕生了!他真的高興得快要瘋了。」就在這個夜晚之後的三個月,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了。隨後,他應周恩來總理的邀請飛到北京擔任中國音樂學院首任院長,並為我們這些孩子創作了一首天天早晨都要唱的歌:《中國少年先鋒隊隊歌》。  可是過了十七年,馬思聰卻經歷了他人生中的第二個歷史性時刻,這是他被迫逃離祖國的時刻,這是恐懼、眷戀、歎息、仰天長嘯的時刻。第二時刻:痛心的時刻  文化大革命「橫掃一切」的時候,並沒有想到馬思聰是熱烈擁抱革命、熱烈擁抱新中國的歌壇赤子,照樣給他「牛鬼蛇神」與「資產階級反動權威」的雙重帽子。他被「揪出來」,衣服被剝掉,音樂學院的學生(紅衛兵)用運動員的「釘鞋」打他,在他的脊背上打出一個一個的洞穴,血迹布滿全身。還有更聰明的學生,想到他姓「馬」,馬要吃草,於是,就拿鮮利的青草往他嘴裏塞,塞得他滿嘴充血。王慕理伯母告訴我:那些日子他一回家,我不是為他洗擦背上的血,就是洗擦嘴上的血。我們一家時時生活在恐懼中。除了擔心「命」保不住,還擔心那一把意大利古典小提琴保不住,那也是思聰的命。紅衛兵來抄幾次家,竟然沒有發現藏在屋頂上的小提琴。那時王伯母的頭腦很清醒,知道要「活命」就得「逃命」,所以就讓小女兒馬瑞雪到南方(廣東)去尋找逃命之路。並獲得偷渡香港的「船位」。王慕理伯母告訴我,直到上了奔往香港的小船,個個都緊張之極的時候,思聰還不斷回頭看看他心愛的中國。他真不情願離開那一片黃土地啊。經過一夜的冒險,小船開到香港海灘了,他還是不死心,還回過頭去遙望大陸,又是一聲長長的歎息。我知道這個時刻他想仰天長嘯,但不能出聲,只能獨自心痛又心痛,痛心又痛心啊。他全心全意熱愛的新中國,亂套了;他剛要為祖國歌唱的歌喉,被堵死了;他熱烈期待的學院學子變形變態了。哪樣不痛心啊?第三時刻:痛哭的時刻  王慕理伯母告訴我,到了美國之後,馬思聰一天也沒有快活過。美國歡迎他,給他舊金山的金鑰匙,給他費城的金鑰匙,他也沒有開心過。他是《思鄉曲》的作者,鄉愁壓倒他的一切。在他心目中,再好的金鑰匙也沒有故鄉的一草一木好。他太愛那個名叫「中華」的國家了,他太愛那些名叫「炎黃子孫」的同胞兄弟了,唯有為他們歌唱,唯有為他們拉小提琴,他才高興,他才從心上到臉上都冒出笑容。  一個天才的中國歌者,性情變了。變得很憂鬱,變得沉默寡言,變得很愛哭。王伯母說:「唯有我知道他為什麼總是哭,就因為思鄉、思鄉、思鄉。故鄉故土抓住他的靈魂。在國內,他的《思鄉曲》是用小提琴拉出來的;在北美,他的思鄉曲是用眼淚流出來的。我們到台灣,台灣請他當音樂學院院長,他沒答應。也只有我知道,儘管他也愛台灣,但台灣還是不能安慰他,廣大知音畢竟在大陸,雖然那一片土地常常受難,但那裏畢竟有無數同胞用全部心靈在傾聽他的琴聲啊。」王慕理伯母真像詩人,她說這些話,句句讓我難以忘卻。尤其讓我刻骨銘心的是她告訴我的另一個歷史性時刻,也是最悲傷的時刻。「有一天,他又在哭,我去勸他,他竟然對我生氣,大聲叫喊說:『你不要阻止我哭,你要讓我哭個痛快!』二十年前他在那場暴雨中是要笑個痛快,今天在異邦土地上則要求哭個痛快。他太傷心了。顛倒的歲月,浩茫的心事,刻骨的鄉思,一件一件,一樁一樁,時時都在壓迫他。歌喉、五線譜、小提琴、大鋼琴,此刻都不能幫他的忙。他只能痛哭,痛哭。」王慕理伯母不愧是馬思聰的知音,她知道,唯有大洋彼岸那一片家園土地能止住他的眼淚,所以他臨終前只有一個心願:「把我送回祖國。」  馬思聰已經去世二十六年了,但我還常常和女婿、女兒一起緬懷他,也緬懷王慕理伯母以及他們的兒女馬碧雪、馬瑞雪、馬如龍。歌者已逝,歌魂猶在。他們的歌聲、琴聲還繼續在我們心頭繚繞。今天,知道大山文化出版社將推出《馬思聰蒙難記》,才想到,除了應當記住馬思聰那些受難的歌聲之外,還應當記住屬於他名字的那些歷史性時刻。他的痛快,他的痛心,他的痛哭,也是音樂啊,這是歷史大舞台上的生命樂章,這是深愛中華也提醒中華的心靈歌哭。我將會像兒時把紅領巾佩帶於胸前一樣,永遠把這些樂章這些歌哭銘刻於胸中。  (作者是本刊顧問。本文為馬瑞雪著《馬思聰蒙難記(足本)》所作的序文。該書即將由香港大山文化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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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永康案一瞥 (丁東)

  七月二十九日,周永康被中紀委立案調查一事終於公之於世。  中共「十八大」後,習近平上位主政,到現在剛滿二十個月,已經有三十餘名省、部級以上的高官落馬,打下的老虎職級越來越高,由現任全國政協副主席蘇榮,到前任中央軍委副主席徐才厚,再到前任中央政治局常委周永康,實為本屆領導人最亮眼的政績。高調反腐與王岐山的關係  與打虎相比,改革方面的舉措則相對平淡得多。不論是廢除勞教、開放單獨二孩生育,還是正在改變的戶籍二元制度,以及正在革除中的公車制度,有的可謂千呼萬喚始出來,有的只算猶抱琵琶半遮面,但均不使人感到意外。唯有打虎一事,不論數量還是力度,都超過江、胡兩代之和,也超出了許多中國問題觀察家的預期。有人從權力鬥爭的角度解讀此事,認為中共高層的政治生態已經趨近毛澤東晚年的格局,就像文革中從打倒劉、鄧、陶,再到陳伯達,爾後林彪折戟沉沙,常委紛紛落馬,說明權力鬥爭白熱化,無法緩解。我認為這種類比未必確切,不妨從另一個角度解讀周永康落馬的原因。  高調反腐,應當說是習近平的政治選擇,並且與王岐山擔任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中紀委)書記有重大關係。本屆中紀委在中共歷史上空前強勢。不妨做一點歷史回顧:中紀委的前身是中央監察委員會(中監委),在毛澤東時代先後有朱德、董必武等黨內元老主事,其政治影響不大。文革初期,中監委停止運轉,中共乾脆在「九大」、「十大」取消了這一機構,直到一九七八年尾召開十一屆三中全會,才重新成立了中紀委,由陳雲出任第一書記、鄧穎超出任第二書記、胡耀邦出任第三書記,黃克誠出任常務書記,地位顯赫一時。當時的中紀委也算位高權重,但職能眾多,反腐不過是其中的一項。以後,強調紀律服從於同級黨委,中紀委先後有喬石、尉建行、吳官正、賀國強主事,均無風生水起的動靜。而在此期間,大陸官場貪腐氾濫成災,嚴重程度超過了歷朝歷代,已經威脅到政權自身的正常運轉。  王岐山在「十八大」接任中紀委書記,原不在人們預測之中。綜觀王岐山的從政生涯,多涉及金融、經濟領域,與紀律檢察工作並無交集。擔任中紀委書記,可能並非出於己願,而是人事安排的無奈。他雖有姚依林女婿的特殊背景,但其能力無疑在同僚中相當突出,一九七九年便以上書建言、給國家領導人分析社會經濟動向的四君子之一(其餘三人為翁永㬢、黃江南和朱嘉明)而引起中央領導人關注,爾後走上從政的快車道。一九九八年到廣東任職,解決廣東國際信託投資公司宣布破產所引發的危機,化解了亞洲金融風暴對中國大陸的衝擊;二○○三年任海南省委書記時,被緊急調進北京擔任市長,扭轉沙士擴散的危局。他代表中國政府與美國斡旋商貿關係,顯得遊刃有餘。如果有機會主持國務院或全國人大,想必也會勝任愉快。但是,中國領導職務的安排,自有一套潛在的遊戲規則,既非公開競爭,也非最高領導人提名組閣,而是歷史因素和多方意志博弈的結果。  李克強已經與習近平在中共「十七大」同時進入政治局常委,國務院總理自然非他莫屬。張德江比王岐山早一屆進入政治局,出任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長佔得先機。新一屆常委七人分工,王岐山只得擔任中紀委書記。孰料他能力超強,上任後便大大強化了中紀委的職能,又強調垂直領導,又派遣巡視組,與習近平以反腐強化中央權力的願望十分合拍,使得紀檢系統在中國政壇形成望風披靡之勢。王岐山下屆將超齡退休,本屆餘下三年多任期,預計會抓緊自己在政治舞台上的最後機會大展拳腳,因此打虎的勢頭將不會因周永康的落馬劃上句號。這樣做雖然只是治標不治本,但在目前還是可以收到一定的功效。未來的歷史也會給這樣的補天能臣記下一筆。結局恐怕和薄熙來差不多  周永康目前雖然只是黨紀審查,距國法審判還有一段路程。但軍隊、警察、法院、檢察院紛紛表態,預示他受到法律制裁是早晚的事,其結局恐怕將和薄熙來差不多。半年多來,網上有關周永康的傳聞很多,各種信息都表明他是罪有應得的。當然,將來會公開審理周永康哪些罪責,還是一個謎,但如果僅僅追究他利用職權,貪污受賄,或者追究他在前妻非正常死亡上的責任,那不過是打下一隻更大的老虎,並未針對與周永康有關的更大的罪行。倒行逆施使公、檢、法信譽掃地   周永康對中國政治生態的最大影響,其實是他主政中央政法委員會五年,直接導致了中國法治嚴重倒退。他在中國政治舞台上,可算是一個心狠手辣的厲害角色。他沿襲過去的專政思維,把警察、法院、檢察院當作維護特殊利益集團的工具,不惜對尋求公平正義的公民大打出手。例如,汶川大地震發生後,四川作家譚作人等民間人士,實地調查當地學校豆腐渣工程造成學生非正常死亡的原因,竟然被法院羅織罪名,判處有期徒刑五年,剝奪政治權利三年,引起國內外極大震驚。這類顛倒黑白的倒行逆施之舉,在周永康掌控政法委期間多有發生,使得公、檢、法信譽掃地,平民百姓對社會公正和民主法治感到絕望。周永康結黨營私,在權力所及之處大肆安排親信,還想把政法委的權杖交到薄熙來手裏,只是發生了王立軍事件,才使他的如意算盤落空。  一些有識之士呼籲中共領導層,通過對周永康案的審理,切實推進中國法治的進程。這到底是可以實現的希望?還是無法實現的奢望?何妨拭目以待。  (作者是內地自由撰稿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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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周永康案把脈黨國體制 (章立凡)

  一派打虎聲中,「刑不上常委」已成明日黃花,腐敗名聲在外而安然無恙者仍大有人在,坊間頗有「選擇性反腐」之譏。自毛核心時代迄今,體制內安身立命保位升官的無上秘訣,不外乎「站隊」二字。順者昌,逆者亡,與「刑不上常委」相比,「政治正確」才是更有效的護身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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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近平能帶來中興盛世嗎? (馬玲)

  因為落實了反奢靡和打虎等措施,他的威望迅速樹立起來。網上可以看見這樣的評價:「中國有希望了!」「在國家嚴重腐敗危亡時刻,您挺身而出,力挽狂瀾,救國救民,人民支持您!」「他可能會成為中國最傑出的領導人。」甚至,有人喊出了「習總萬歲!」這個現象,也讓一些知識分子感到憂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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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眼中的鄧小平 (楊榮甲)

  作者曾在外交部工作,因為負責翻譯電影而與中共領導層有「親密接觸」的機會,對領導人有深入的了解。文章名為《我眼中的鄧小平》,其實是「我眼中的鄧小平時代」,不但對鄧小平有透徹而客觀的評點,還對同時代的領導人如華國鋒、胡耀邦等的歷史地位有獨到見解。——編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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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實就是如此 (卷首語:潘耀明)

  真理是時間的女兒,不是權威的女兒。  ──培根(英國)  最近有美國傳媒朋友到訪,在敘晤中,談到美國著名傳媒人沃爾特.克朗凱特(Walter Cronkite)的逸事,很能啟迪人心。  當克朗凱特二十歲光景,剛從戰地記者轉做電台播音員,某日,老闆氣沖沖地衝入他的辦公室,要求他立即播放一則市政廳大火的消息。老闆說,消息是由他太太報料,因為他的家就在市政廳對面,他太太目睹三個人從市政廳跳下當堂斃命!  克朗凱特聽罷,基於職業經驗使然,拿起案頭的電話,準備打電話給消防局核實這則消息。  老闆知道後給氣壞了,對他大吼道:「難道連我太太都會錯嗎?」老闆蠻橫地搶了播音器,第一時間把這則獨家新聞播出去了。  新聞播完,克朗凱特也接通消防局電話,消防員對他說,經核實,是市政廳的腳手架着了火,很快被撲滅了,只是小事一樁,No big deal!  真理在克朗凱特這一邊,他卻被解雇了。  克朗凱特一直恪守新聞記者的準則,他念茲在茲的是「不偏不倚」的立場。他在報道新聞,從不加月旦,老闆要他在新聞最後加上評論,他斷然拒絕了。他認為他的任務「是為電視觀眾提供真實客觀的報道」,如果作為一個主持人,發表立場鮮明的意見,觀眾不免感到有偏頗之嫌,所以他在每天新聞報道的結語是﹕「事實就是如此」。  這一立場兩面不討好,當官的不喜歡克朗凱特的作風,因為他不聽話,認定他是站在政府的對立面,是不愛國的「自由派狂熱分子」;反戰者都把他當作「政府喉舌」。  當官方已認定克朗凱特是死硬派,傳媒老闆為了緩和氣氛,特別安排一次與國防部長飯局。  國防部長希望克朗凱特與國家利益立場一致,不要再唱反調,並用愛國主義曉以大義。他不為所動,嚴正地表示:「愛國主義難道僅僅是毫無保留地贊同政府的每個舉動?或者我們是不是能把愛國主義定義為有勇氣宣揚並堅持一個人認為最符合國家利益的原則,而不論這些原則是否符合政府的意圖?」①  後來,由尼克遜總統親自出面說項,當尼克遜向他口沫橫飛地描述如何布署越南戰局,要派戰機、軍艦直搗越共老巢時,他頹然產生幻滅感。  在深入越南戰場腹地實地採訪後,他更堅定自己觀點,在節目中公開表明自己的意見,指出越戰已陷入僵局,唯一的出路只有談判。  形勢的發展正如克朗凱特所料,這無疑擊中總統的要害,事後,據尼克遜的機要秘書的回憶,當晚總統在觀看克朗凱特的言論後,關掉電視機說:「如果我失去了克朗凱特,我就失去了美國的中產階級(大半個小美國)。」②  其實,尼克遜內心深處是欽服克朗凱特講真話的勇氣和新聞工作者的操守的。  尼克遜逝世的消息,是由總統的助理第一時間告訴這個「不聽話」的節目主持人,並由他最先向全世界廣播……。  因為克朗凱特一向所執着的中性價值——不偏不倚的立場,已建立了崇高的公信力。正如美國總統奧巴馬說:「幾十年來,克朗凱特一直是美國人最信賴的聲音。」③ 因為他一直在尋求事實的真相。  克朗凱特於二○○九年夏去世,值茲逝世五周年,謹草此文以為誌念。  注:  ①《沃爾特叔叔,走好。》,世界新聞網,二○○九年七月十九日  ②《懷念克朗凱特》,《洛杉磯時報》,二○○九年七月二十日  ③《三位總統哀悼克朗凱特:是他塑造電視新聞》,《東方早報》,二○○九年七月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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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景鎮--人生小語

涵 養  我在中文學到了一個詞叫「涵養」,這兩個字有很深層的意義,我從中得到不少啟發,並將此理解成為英文及泰文的含意,將「涵養」的意思濃縮成為五點,應用於企業管理上,我將這些精句印成智慧的小卡,派發給員工,讓他們警醒自己:  一、Wisdom and knowledge:兼具學識和智慧;  二、Sufferance:堅忍不拔;  三、Patience and Tolerance:具耐性和鍥而不捨的毅力;  四、Forgive and forget:兼具包容和廣闊的襟懷;  五、Morality:正義、正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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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岸南海務實合作芻議 (孫國祥、林泉忠)

  隨着南海緊張情勢的逐漸升高且無明顯解決的曙光,兩岸南海合作成為目前兩岸關係中備受關注的議題,尤其是兩岸走向政治議題對話的過渡期。然而,絕大部分的兩岸南海合作倡議都流於表象,並無深刻考慮如何符合雙方政治、行政、戰略、經濟、技術等各個層面,使兩岸南海合作議題出現實際與理想的很大落差。因此,本文試圖真正從兩岸人民的角度出發,探尋兩岸南海合作的務實、可行之道。  中國對南海諸島的聲索可以從歷史角度出發,然而,國際法傳入才漸漸使得中國人理解「主權」的遊戲規則。因此,就國際法的意義而言,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的《舊金山和約》,日本放棄對西沙群島和南沙群島的所有權,才是近代國際法明確提及南海諸島的國際文書。當時中華民國政府派艦接收西沙與南沙群島,成為中國擁有南海諸島主權較有力的證明。一九四七年中華民國內政部提出的南海諸島位置圖,對於南海十一段線的界定,其後成為中華人民共和國聲索的由來與依據。因此,就某種程度而言,兩岸在國際社會提出對南海的法理主張大致是重疊與一致的。  然而,台灣今日遭遇到兩岸合作高度的制約,如果大陸方面不予以考量,可能會導致台灣國內民意反彈的反效果,不利於展望兩岸未來在南海的合作。  首先,兩岸在南海的執法合作遭遇內部政治制約。由於台灣是民主社會,而且兩岸的司法合作涉及《中華民國憲法》、《國家安全法》等一系列的法律規範,因此,若有法律作為合作的基礎,必須考慮中華民國法律體系、中國大陸法律體系、東南亞南海相關國家法律體系、美國與日本的南海政策,以及國際法律體系等。至少就台灣而言,其與大陸的合作是基於《兩岸人民關係條例》,換言之,該條例是規範(大陸)人民與(台灣)人民的事務,但兩岸南海合作涉及兩岸公權力的合作,因此,遠遠超越《兩岸人民關係條例》的範疇。若無修法而進行公權力合作,可能會使台灣政壇掀起軒然大波,甚至可能引起政治動盪。  其次,兩岸在南海的執法與維權合作仍涉及有關主體的政治歧見。兩岸在具爭議的南海海域執法和合作維權有大量灰色地帶,需要事先協調。因為兩岸的合作知易行難,即便是在「一個中國」的九二共識下,依然有許多需要解決的細節,諸如對外如何表態、對內如何協調的問題,屆時又會涉及「以誰為主」、「誰來代表」的衝突。實際上,目前南海問題在兩岸關係中還屬於較為邊緣的問題,雖然兩岸成功輪流舉辦「海峽兩岸南海問題民間學術論壇」已達十二年之久,但兩岸官方的溝通平台並未因此而建立,談具體的合作仍遙遙無期。搭建兩岸的官方溝通平台可能方為共同處理南海問題的第一步。台灣主權定位問題成阻礙  因此,即使克服了台灣內部涉及兩岸關係的法律問題,由於南海問題涉及主權,代表與大陸商議合作的台灣方面的官方身份是什麼?是「中華民國」,是「台灣」、「中華台北」、「中國台北」,還是其他身份?目前台海兩岸仍未展開涉及台灣定位或如何「面對中華民國存在」事實的政治對話,未就兩岸定位達成任何共識,亦仍未簽署「兩岸和平協議」。  最後,台灣超出「現狀」的執法,勢必招致來自東協(東盟)和美日的國際壓力。由於南海海域的主權問題一直是周邊國家的關注焦點,如果兩岸合作執法與維權,勢必彰顯與以往不同的意涵:首先是國際政治的意涵。向國際尤其是東亞國家宣示台灣與中國大陸的政策結合,可以讓人無限上綱推論至「兩岸統一」進程的啟動,對於馬英九總統提出的「不統、不獨、不武」已經產生矛盾;其次是中國的崛起。「中國崛起」的重大因素之一是中國大陸和平吸納台灣進入中國的勢力範圍,因此兩岸在南海的合作可能會引起相關國家的恐慌,而使南海局面更加複雜,甚至引起其他國家明確的遏制取向。務實合作的方向  根據上述前提,我們認為若要有效推動兩岸南海的務實合作,則應朝以下方面前進:首先是兩岸共同進行南海海域調查、科學研究與運用。兩岸在南海地區合作從事科學、考古、人文等學術研究,或是從事海洋資源調查、漁業資源研究、大氣與天候海象調查或合力維護南海之環境生態、確保生態資源之永續經營,有利兩岸之海洋科學和學術發展,對國際社會也有貢獻。在從事功能性議題合作的同時,雙方在國際、學術會議場合也可以考慮相互支援,或是聯合提案。  其次是兩岸在航行安全與海難救援的合作。目前兩岸已建立二十四小時海難通聯,兩岸的氣象預警機制已與世界接軌,在國際規範下實施,今後可擴大功效至南海水域,朝海事通報及協同執行方向加強,若兩岸能於南海海難發生時立即就近救援,則海難之危害必可減低或舒緩。兩岸已經建立的溝通機制和聯繫管道還有深化、擴大的空間,例如在南海航機救難、大型貨輪船難等發生時,兩岸皆可進行協商。  其三是兩岸共同維護漁撈養殖與開發油氣資源。南海西沙珊瑚環礁內水產生物鏈完整,魚類物種豐富,昔日為台灣南部漁民之重要魚場,太平島迄為漁民休整、避風基地,兩岸對維護南海漁業生態完整具有共同的責任。另外,台灣極度缺乏石油資源,兩岸合作在南海探勘石油,理應獲得台灣朝野的支持,然而,台灣的石油公司不可能參加具高度爭議地區的油氣探勘與開採,因此大陸應主動邀請台灣合作探勘與開發南海北部的油氣。舉例,中國大陸開發南海荔灣深海氣田,應邀請台灣參加。  其四是兩岸共同推動南海島礁旅遊與生態維護。南海各島礁資源豐沛,早年台灣方面配合學生軍訓曾舉辦團隊活動,諸如一九六七年十月實施的「暑期育樂活動南疆遠航隊」,現太平島仍有當時設立之「南疆屏障」紀念石碑為證。東沙島外有礁盤、內有潟湖,設有小型機場,台灣政府於二○○七年一月十七日成立東沙環礁國家公園,十月四日設海洋國家公園管理處管理。二○一一年始,又分別舉行「東沙巡禮——海域安全及生態體驗營」和「南沙研習營」。二○一二年八月五日至十三日,由中國南海研究院首度在海口舉辦的「熱愛海洋.關注南海——南海主題夏令營」,兩岸共有二十多位研究生參與,可見兩岸已經進行海洋教育的合作。  大陸在西沙永興島建有軍民兩用機場(於一九九一年建成),擁有一條一千二百公尺的飛機跑道,可起降波音七三七飛機,永興島上建有三條主要道路,道路的中心在「北京路」,設置銀行、醫院、糧倉、郵局、百貨店、水產公司,基本設施一應俱全,並人工設置一條約八百公尺的石堤連接東北部的石島,擴展了休憩景點,豐富了觀光價值,中國大陸並於一九九七年開放西沙群島旅遊。中國國家旅遊局表示,西沙群島將對普通遊客開放,航線已經確定,即由海口、三亞至西沙北礁及附近島嶼,由椰香公主號郵輪執行此航段。基於兩岸民間休憩旅遊消費能力增強,促成海上旅遊興起,而南海西沙中之東沙島、永興島已具備海空交通條件,若兩岸合作將三亞與高雄市納入行程,結合遊輪「環南海」之旅,或針對市場需求使用水翼快船,或開闢直飛班機,採取限量管制,兼顧自然生態、維護環境保育,則能將規劃付諸實施。  最後,建立兩岸南海合作機制。台海兩岸從事南海合作之議題,面臨現實政局之考量,則建立之機制必須是多層次的,類似政治大學國際關係研究中心、台灣海洋大學等相關院所,以肩負「二軌」條件與學研基礎;中國大陸沿海相關院校、海南省南海研究院等定期舉辦南海問題研討多年,似已凝聚學術交流共識。惟公開之學術論壇不具備決策及執行力,是否適宜建構深層次之論壇,例如由政治大學國際關係研究中心與中國南海研究院合辦,或由政府單位贊助成立之基金會主導,邀請政府主管以個人身份加入討論,當更能掌握政策方向,所得建議或能納入政策。台灣承受三個層次的對立壓力  對大陸而言,兩岸在南海等海洋事務上的合作有廣泛的空間;相對而言,台灣承受三層次的對立壓力,包括國內、兩岸和國際,國際方面,又涉及台灣對東南亞的政策以及對美日的戰略前導。因此,兩岸南海合作不應好高騖遠,論及台灣無法甚至無能為之的合作層面,或是希望與台北共同執法又不願承認台北的執法基礎。  在既有的兩岸合作架構下,台灣國立政治大學國際關係研究中心與中國南海研究院牽頭的「海峽兩岸南海問題學術研討會」今年已經舉辦第十三屆,尤有進者,在二○一二年七月研討會閉幕時首度發布的《第十屆海峽兩岸南海問題學術研討會共同意見》中,論及「在南海合作的領域上,當前可在學術研究、人員互訪、科學考察、海洋環境保護、油氣資源開發、海上污染處理、海上搜救、漁業資源養護及急難救助、航道安全維護等方面進行務實合作」。顯示兩岸南海研究學者深刻理解兩岸南海合作的務實項目,在此清單上兩岸穩步前進即為目前務實的目標,當然,此目標仍需要兩岸的有效實踐。  (孫國祥是台灣南華大學副教授;林泉忠是台灣中央研究院副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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