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社會與艱難命題 (張仲凌)

  成長是生活的特徵,教育本身就意味着成長;這是唯一的目的。(Since growth is the characteristic of life, education is all one with growing; it has no end beyond itself.)——這是杜威在《民主與教育》(Democracy and Education)一書所言。  隨着早前數以十萬計市民上街的「七一」大遊行,以及同日深夜至次日清晨——由學聯和學民思潮分別於中環遮打道及金鐘政府總部發起的集會(或稱為「預演佔中」),及後由建制派人士組織「保普選反佔中大聯盟」發起不限年齡和國籍的簽名運動(意圖正面回應六月由「佔中三人組」發起的全民公投),加上政府日前宣布即將公布政改諮詢的意見收集結果,民主派近日又開始表態,宣布可能發動「佔領中環」的時機及條件。   回望過去,相信作為教育工作者,仍然對兩年前的「反對國民教育科」事件記憶猶新。對一般市民而言,國民教育科的推展所產生的社會爭議並不明顯,即在香港市民心目中沒有形成(或建制勢力並未動員)一股強烈支持的聲勢,加上所謂的課程指引在學理上的基礎並不充實,而從傳媒報道以至社會討論中可見,事情自一開始已傾向反對的一方。政府也無法作出有效的回應,只是暫施緩兵之計,但未能消除反國教的民意累積以及為接連的抗議行動降溫。至於打着爭取「真普選」旗號的「佔領中環」運動,實際上是向中央和香港政府設下擂台,預示一場成王敗寇式的搏鬥。正如發起人所言,單憑「佔領中環」這一意念,經已是巨大的籌碼,可有望爭取與中央政府在對等的位置上凝聚妥協方案的共識。這場運動早已預定香港社會很有可能要承受抗爭的代價(前提是其他爭取民主的方法都無效),而這正說明普選方案是社會上不同階層都不得不關注的政治議題,對於政治冷感的升斗市民,也絕無逃避的空間可言。更關鍵的一點是,香港社會對於「民主」制度的理解及其衍生的命題抉擇,的確存在極大的爭議。由八十年代中以來,香港的民主運動經歷了八九民運、九七回歸、○三抗爭等,但我們今天仍無法否認,社會上仍然存在不少對「民主」一知半解的公民。這一爭議其實正是社會分化的根本原因。民主與溝通交流的對等關係  民主社會並不是單指有一種具民主程序的選舉制度,更重要的是人與人之間的生活模式中存有溝通交流的對等關係。反過來說,一個真正民主的選舉制度,亦應讓社會上的公民共同平等地參與政治事務。最近,筆者讀到兩位美國學者Kenneth A. Strike及Jonas F. Soltis合著的中譯本——《教學倫理》(The Ethics of Teaching)(原著出版於一九九二年)。書中提到美國的國家教育協會(National Education Association, NEA)於一九七五年發表的一份《教育專業倫理守則》(Code of Ethics of the Education Profession),其中的前言強調教育工作者應認定以下三點精神具絕對的重要性:一、探問真理;二、追求卓越;三、培育民主精神。這份守則分成兩部分,一是對學生的承諾,二是對教育專業的承諾。在第一部分提到:「教育工作者應當鼓勵學生好問的精神、知識的追求與理解,以及透過深思形成有價值的目標。」並有以下守則(節錄其中四條):一、不得無故限制學生獨立追求學問的行動;二、不得無故扼止學生發展不同的觀點;三、不得蓄意壓抑或扭曲使學生進步的主題;四、盡可能保護學生使其避免有損於健康、學習與安全的情況。  就以上四點,若以「佔領中環」運動為例,筆者認為教育工作者就學生的安全為考慮,並不適宜讓學生置身「佔領」的現場,成為有可能被(警方)施以武力的對象(「佔領」行動的性質有別於一般社會群眾運動,如「六四」晚會或「七一」遊行)。然而,從學生所享有的學習權而言,我們絕對沒有限制年輕人了解,以至在不同層面上投入參與這場運動(除上述的參與形式外)的權利。因此,我們應該反思:為何作為教育工作者,作為社會上的成年公民,我們當中有不少人仍抱着保守與激進二元對立的觀念看待社會事件?而為何一旦我們自身將一些社會事件定性為激進(甚至將政治與此劃上等號),就代表不應該讓學生了解,不應該讓學生參與?當我們面對學生提問有關政治議題的立場和看法時,為何中立二字彷彿變成一面擋箭牌?  或許以上的問題一直並未受到普遍的教育工作者所重視;但筆者相信,回應這些提問,正是回應社會對「民主」的提問,同時也是回應人與人之間的生活模式的問題。後果主義與非後果主義  從倫理思考出發,以後果主義(Consequentialism)與非後果主義(Non-consequentialism)兩種角度為切入點,或可透視出今天社會面對「民主」二字陷入死結的原因。後果主義者認為事情的後果決定了行為的對錯,其中的價值標準是源自功利主義和享樂主義的最大利益原則。故此,對特定群體,以至整體社會而言,最公平(而且最合乎道德)的決定是,符合大多數人的最大利益的決定。在香港這個資本主義高度發展的社會,無論是政府或者主流媒體的論述,以至社會氛圍(假設這也有一客觀標準),我們似乎也接受(甚至由衷地認同)「大多數人的利益」(或社會福祉)與「經濟收入」、「發展效率」是相同的價值取向。事實上,以上觀點很可能是一種模糊的印象,試問不同階層的勞心者勞力者,他們是否真的堅信經濟發展大於一切,發展機遇大於一切?或者反過來問,所謂大多數人的利益又是否合理或平均地分布在所有人身上?抑或是霸權壟斷近在眼前、剝削欺壓成為常態?相較之下,非後果主義認為個人責任、義務和原則的價值(若以社會整體而言,民主可能正是一個核心價值),比大多數人的利益重要,或者是超越僅從利益角度出發的思考。行動的後果不可預知,但行動的目標卻清晰可見(正如「佔領中環」運動)。因此在作出價值判斷時,應以個人責任或義務的履行和實踐為標準,來審視特定行為是否合乎道德。  十八世紀啟蒙運動的旗手康德,視啟蒙為一個人解放 (Enlightenment    is man’s emergence from his self- imposed nonage),視人為一道德主體——即一個獨立而自由、理智、負責任的道德行為者,並尊重道德主體的對等價值。筆者相信,公民教育的理想與康德的精神是契合的。《民間公民教育指引》引述學者J. Westheimer及J. Kahne的觀點,認為「公民」分為三種:  一、盡本分的公民(personally responsible citizen):遵守法律、會在選舉中投票;  二、參與式公民(participatory citizen):主動參與社會事務,甚至在既定範圍內參與決策;  三、公義取向式公民(justice- oriented citizen):關注社會不公義的情況,並以行動積極爭取改變。  香港現時約有三百五十萬登記選民,在二○一二年的立法會選舉中,地區直選的整體投票率為百分之五十三點零五,有約一百八十萬的選民投票。若以上述的標準來看,香港社會上願意履行基本責任的約佔百分之二十五(現時總人口約為七百一十萬)。在這四分之一的人口中,願意主動參與社會事務,以至投入實際行動爭取改變社會不公義(如:合法但不公義的選舉制度)的可能只是少數。讓孩子開展屬於他們人生的經驗  《民間公民教育指引》的編者指出:「公民教育是一種貫穿校內與日常生活的教育,強調教授學生公民知識,並且視學生為此時此地的公民(here and now citizen)。」無可否認,學校是一個明確劃分階層從而作出有效管治的機構,由辦學團體、法團校董會、校長、副校長、行政主任,至一般教師,以至近年興起以一半薪酬計算的半職廉價教師,還有擔當教學職務的教學助理,按此而言,學校可以說是一個穩定且保守的結構組織。一般而言,學校內部的民主實踐相當有限,甚至有不少教育工作者均僅視自身為「一口螺絲釘」聊以自娛。當教育工作者面對教育倫理下的專業道德標準(上文所述)與服從上司指示(如對「佔中」議題保持緘默、要學校變成與政治隔絕的「安全」環境)的義務產生矛盾時,個人如何抉擇便成為了一道艱難的命題。  這一道艱難命題,放諸今天的社會局勢,則可視作:在中央政府的明確宣示下,按照《基本法》的框架和人大常委會的決定,依法落實普選,成為了一道金科玉律,港人遵守「規則」(情況就如在學校裏學生應遵守校規,以至教師的指令)似乎已是理所當然的回應。中央政府直至現階段的強硬態度,背後是要維護主權和治權(有論者甚至認為是要進一步限制給予港人的高度自治),甚至牽涉近期新興的「國家安全」觀念。然而,單憑維護主權為手段來解決問題(或無視問題),必定會讓香港社會以至中港兩地的關係付上相當沉重的代價。  真正進步的教育(而非保守的教育),並不是要下一代再走一次我們過去走過的路,而是讓孩子開展屬於他們人生的經驗,以歲月累積進行的一個生命歷程。  (作者是教育工作關注組成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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細說政改爭論的矛盾 (劉銳紹)

  其實,這些爭議都是可以調和的,關鍵是互相之間有沒有基本的信任。我說「基本的信任」,已是最低的要求了,而不是「互相深入了解的信任」。可惜,現實卻是連這一點基本的信任也沒有。筆者呼籲,無論官方或民主派(尤其是擁有絕對權力的前者)都應該化解矛盾,而不是只側重自己的觀點,才能找到解開死結的竅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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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民抗命之路何去何從? (許 驥)

  對香港公民抗命的結果,恐怕不應有短期就能成功的奢望。在中國「大國崛起」的背景下,無論是否合情合理,香港在北京眼中早已不是同一級別的對手。在沒有變數的情況下,香港公民抗命行動對二○一七年普選的預期,最好不要過於樂觀。這是一條非常長的道路,絕非一朝一夕便可抵達目的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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挖掘歷史真相 (卷首語:潘耀明)

  歷史有兩部:一部是官方的,騙人的歷史,做教科書用的,給王太子念的;另一部是秘密的歷史,可以看出國家大事的真正原因。   ──法國.巴爾扎克《幻滅》  「香港書展二○一四年度作家」是香港作家董啟章。  董啟章是一個「思考者」型的作家。他在香港書展的第二場演講,題目是《行動生活──文學與現實世界》,他邀請了獲日本直木獎小說《東京小屋的回憶》(又名《小小的家》、《小房子》)的作者中島京子女士,擔任分享會嘉賓。  董啟章在講話中特別提到:「小說創作和現實世界之間的關係,是富有張力甚至是互相牽制的。中島小姐對此肯定感同身受。身為日本人,處理日本在二次世界大戰前後的歷史題材,肯定需要巨大的勇氣和過人的能力。歷史事實本身是一堆沉重而難以移動的石頭,小說家儘管有虛構的本領,也不能逾越某些現實的限制,隨意把石頭搬動。我們相信文學表現的自由,但我們也必須承認,現實限制了想像的可能性。」①  文學與現實世界的關係,長期以來,一直是爭論不休的課題。  董啟章提出「小說對現實的責任」,這是帶有作者個人理性的見解的。換言之,「文學不等同政治,也不服從於政治,但它不可能與政治無關。」②  文學是超越政治的,村上春樹形繪「小說家能夠通過巧妙說謊、通過栩栩如生的虛構而將真相拽到另一場所投以光照」③,即使如此,小說家「必須首先在自己心底明確真相的所在」④,「真相」便是社會或現實的政治。現實的真相,使小說的「巧妙說謊」不至於無的放矢,這也是董啟章所說的「現實限制了想像的可能性」。  真相往往是文藝家所孜孜不倦追求的。村上春樹說過,他的父親活了九十歲去世,作為兒子的他,尋找出父親背後的「真相」──  他是個退休教師,也是個兼職佛教僧侶。在研究生院就讀期間被徵召入伍,參加了中國大陸的戰鬥。我小的時候,他每天早上都在飯前向佛壇獻上長長的深深的祈禱。一次我問父親為什麼祈禱,他回答為了在戰場死去的人,為了在那裏──無論友方敵方──失去性命的人。每次看見父親祈禱的身姿,我都覺得那裏似乎漂浮着死亡的陰影。⑤  因了這個真相,村上春樹加入日本反戰的行列。  與此同時,中島京子女士也因為尋求「真相」,寫了《東京小屋的回憶》。小說故事雖然與一段浪漫的婚外情有關,中島京子在七月十九日接受我的訪問時表示,她同時也想帶出反戰的信息,她認為安倍晉三解禁日本集體自衛權是違反憲法的、破壞民主、和平的行為。⑥  「反戰的信息」便與政治有關。  二○一○年,在參觀上海世博會的德國館二樓文化藝術區,我為眼前的景象震懾了──  背景牆上,一名德國藝術家單膝跪地,手裏拿着兩塊刻有名字和數字的金燦燦的銘牌。地面被布置成街道的樣子,一塊塊黃銅銘牌和鋪路石一起鑲嵌在地上,布滿十平方米的展館。  這些銘牌是德國科隆藝術家昆特.德姆尼西(Gunter Demnig)的設計。每塊銘牌,刻有遭納粹屠殺的死難者或者流放者的名字以及生卒年月和照片。  藝術家德姆尼西一九九三年在德國開展「城市記憶」的裝置藝術,在科隆鋪下第一塊稱「絆腳石」的銘牌,很快便得到以德國為主的歐洲九個國家的五百六十二個城市的響應,銘牌鋪在這些遇難者被關進集中營前最後住過的屋子前的人行道上。  德姆尼西為了喚起後人對歷史的記憶、了解歷史的真相,用死難者的名字,鋪設一條喚起沉重歷史記憶的反思之路。  看來,文藝家挖掘埋在地下「秘密歷史」的真相,也包括文藝對現實的責任。  注:  ①②董啟章:《行動生活──文學與現實世界》,本刊二○一四年八月號  ③④⑤村上春樹:《高牆與雞蛋──耶路撒冷文學獎獲獎演講》  ⑥見《明報.明藝版》,二○一四年七月二十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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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網絡

  台灣翠玉白菜赴日,「國立」爆風波  台北國立故宮博物院國寶首度赴日展出,與日本東京國立博物館及九州國立博物館共同舉辦「故宮——神品至寶展」。六月二十四日到九月十五日先到東京國立博物館,但因日方部分文宣未依約注明「國立」兩字引起台方反彈,總統夫人周美青亦取消赴日之行。台方限令日方依照合約修改,直到六月二十三日凌晨日方完成所有海報修訂,故宮院長馮明珠親赴東京,東博館長錢谷真美在記者會上致歉,展覽方如期舉行。故宮為此表示:「日本面對中國大陸有『絕不使用承認台灣為獨立國家之措辭』,這次強烈抗議要求正名,也是台灣一次文化外交史上的突破。」其中鎮院之寶「翠玉白菜」僅借展兩周,至七日展出的最後一天,東博館停止例行周一休館,延長開放時間,參觀人數突破十五萬人次,顯見國寶人氣。另一件人氣寶物「肉形石」,則將於九月三十日至十月二十三日出訪九州。  (台北 黃暐勝)  內地《文史哲》英文版編委延攬余英時等  以恪守「學者辦刊」原則聞名中外的《文史哲》雜誌於六月二十五日在其創刊地山東青島正式發行英文版(Journal of Chinese Humanities)創刊號,延攬到余英時、王靖宇、安樂哲等二十多位海內外一流學者組成編委會,與歐洲著名學術出版社博睿(Brill)合作推出,引起海內外學界廣泛關注。  被學界稱為「高等學校文科學報」之王,創刊於一九五一年的《文史哲》雜誌一直被看作是中國大陸主流學術風向標之一,現今已發行至三十多個國家和地區,海外發行量高踞國內學報界之榜首,世界著名大學圖書館大都有訂閱、收藏。  《文史哲》英文版並非中文版的簡單移植或精編,而是採取專題形式,每期集中於一個海內外學界共同關注的問題,選譯相關中文文章,同時組織英文原創稿件。學界認為,《文史哲》英文版的創刊,意味着中國人文學術將跨越語言的藩籬,會對中國學術、中國文化的對外展示產生非常重要的影響。  (上海 曉鐘)傳統作家觸網  上海作家協會主辦的「華語文學網」在七月二日正式上線,海內外已有五十多位作家與該網站簽約授權,發表自己的代表作。上海作協主席王安憶帶頭把她最重要的作品、獲茅盾文學獎的《長恨歌》電子版權授予華語網,授權的還有上海作協副主席孫顒、趙麗宏、孫甘露,以及作家王小鷹、竹林、金宇澄等。蘇童、余華、格非等各地的著名作家也通過《收穫》雜誌,向華語文學網授權自己的作品。而海外及台港的一些著名作家,如美國的聶華苓、香港的吳正、加拿大的張翎、台灣的施叔青等也都紛紛把自己的作品直接授權給華語文學網。  有別於一些商業文學網站,華語文學網將着眼點放在當代傳統文學和經典文學作品的推廣傳播上。上線儀式同時舉行了「傳統文學網絡化生存」主題論壇,邀來作家余華和金宇澄與評論家黃平對談。  (上海 曉鐘)  香港星洲雙語勝本港兩文三語?  新加坡總理李顯龍於七月五日出席該國一年一度的「講華語運動」,在致辭時指國家推行雙語運動(華語及英語)的政策方向正確,乃因其捨棄了方言,注重雙語教育,使學生的英語及華語維持良好水平。他又指香港推行兩文三語的政策,使英語「遠遠排在第三位」,要學生同時兼顧三種語言,最終只會影響其英語水平。  香港教育界立法會議員葉建源認為,新加坡與香港的情況不同,因其民族較多,故希望以英語作為溝通語言,加上想發展對華貿易,因而重視普通話。語常會前主席兼立法會議員田北辰亦指出,港人的中文水平或不及台灣,英文不及新加坡;但若說兩文三語,可算是亞太區中最全面,亦切合香港實際情況。新加坡前總理李光耀亦曾承認「講華語運動」的主要挑戰,已由華語與方言的抗爭,轉為華語與英語的取捨。此與運動首年的口號「多講華語,少說方言」的方向背道而馳。  (香港 李成茵)  海外入江昭批判安倍拘泥於領土問題  哈佛大學名譽教授入江昭不久前接受日本《朝日新聞》記者採訪時指出:「歷史只有一個。」入江昭認為,日本一些國粹主義者把正視歷史說成是自虐史觀而加以批判;但是,如果真的對日本感到自豪的話,當然可以承認過去的事實。他強調:「我在學歷史的時候,已形成一個看法,即不能用現代人的看法擅自改變歷史。從多個角度挖掘歷史事實並形成自己的看法當然重要,但是,在什麼時候發生了什麼,這樣的事實不得改變。」  入江昭今年八十歲,曾擔任芝加哥大學和哈佛大學教授,也曾任美國歷史學會會長。六月十九日《朝日新聞》刊載的長篇專訪中,入江嚴厲批判安倍政權陷入了自我中心主義,對世界的動向缺乏足夠的了解,而過份拘泥領土問題。入江指出:「在勞動力、商品和資本都在超越國境而大規模移動的今天,過份重視不動的領土是逆世界潮流而行。」  (東京 韓應飛)首位南美作家獲國際都柏林文學獎  哥倫比亞小說家Juan Gabriel Vasquez以作品The Sound of Things Falling榮獲國際IMPAC都柏林文學獎,是首位獲此殊榮的南美作家。都柏林文學獎由愛爾蘭都柏林市政府和都柏林市立圖書館合辦,美國企業管理顧問公司IMPAC贊助,是世界性的文學獎,只要是英語或任何語言的英譯本小說,都可經由各國公共圖書館推薦參與。獎項獎金達十萬歐元,是世界上獎金最高的單一文學獎。以往得獎者不乏文壇大師,如二○○六年諾貝爾獎文學獎得主帕慕克,在二○○三年以《我的名字叫紅》獲得該獎項。  The Sound of Things Falling是Juan Gabriel Vasquez的第三本小說,以哥倫比亞的毒品問題為背景,描述一位律師在試圖認識了解自己時,發覺必須了解國家的過去與歷史。故事內容驚險,題旨尖銳,曾獲二○一一年西班牙的Alfaguara文學獎,人們形容為「完美的文學驚悚片」。  (美國 燕子)川端康成初戀書信公開  一九一九年,二十歲的川端康成在東京結識十三歲的伊藤初代。二年後二人訂婚。一般認為,川端文學多以戀愛、孤獨等為主題,而與伊藤的初戀正是川端一生文學創作的出發點。「伊豆的舞女」的原型即伊藤初代。  去年,發現了川端與伊藤訂婚前後的一些信件,其中十封是伊藤寫給川端,一封是川端寫給伊藤但未發出。今年七月八日,部分信件公開發表。一九二一年十一月八日,伊藤在信中寫道,「我出現了非常(事態)」,結婚已不可能。川端未發出的信件約七百字,推測是寫於同年十月末十一月初。信中,川端內心的痛苦和煎熬躍然紙上:「收不到你的信,讓我每天都異常擔心。(這些天)我坐立不安,……」;「難道你生病了嗎?我一個晚上都無法入睡」。川端的短篇小說《非常》(一九二四),大量引用了伊藤信中的內容。  《讀賣新聞》評價說,這些信件反映了川端對伊藤初代這位純潔少女的愛慕以及這對年輕戀人之間純潔的愛,是日本近代文學史上的重要資料。  (東京 韓應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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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樂不同文 (路德維)

  五六十年代,世界各地流行以翻譯成當地語言的歌詞演唱貝多芬第九交響曲的風氣,也許是因為作品的「核心思想」具普世性吧。筆者隨便看看自己的收藏,便有法文、羅馬尼亞文和俄文演唱的版本,全部由「國際大師」指揮。但近年以本土語演唱此曲已經很少見了,畢竟以原文歌唱最有韻味。  如果用外語演唱「貝九」沒甚爭議,只恐怕刺耳(一笑),那麼用本土語演唱歌劇是複雜得多的事。英格蘭國家歌劇院和柏林喜劇歌劇院以本土語(分別是英語、德語)演出外語歌劇,他們不是最頂尖的歌劇院,門票售價也較同地的「正規」歌劇院便宜。其「生存價值」當然在於令本地聽眾更容易明白和吸收外語劇目內容。曾幾何時,以本土語演出外語劇目十分流行,動機雖然也是令本地聽眾更易明白,但背後的文化政治複雜得多了。  事情可追溯至莫扎特那年代,甚至更早之前。眾所周知,莫扎特的偉大歌劇中,《費嘉洛的婚禮》、《女人皆如此》和《堂.喬望尼》三首都是意大利語歌劇,只有最後一首《魔笛》才是德語歌劇。德語藝術那時仍未受重視,到了韋伯的《魔彈射手》出現,德語歌劇才真正開始有地位。其後華格納更把德語 歌劇藝術發展得淋漓盡致,把音樂、文學與戲劇 合成為樂劇,並號其為「整體藝術作品」(Gesamtkunstwerk)。而希特勒與他的納粹黨員當然把華氏的作品奉為德語文化藝術的顛峰。十九世紀德語文化強大的時候,東歐國家無不嘗試掙脫德語的強勢:捷克國民音樂之父史麥塔納便以撰寫捷克語而不是德語的歌劇見稱。他的立場再清晰不過:捷克人有自己的文化,不會再向奧匈帝國操德語者買賬。  但德國人並不那麼容易「放過」捷克歌劇。屬斯拉夫語系的捷克語對於操德語者來說並不容易,而史麥塔納的《被販賣的新娘》、德伐扎克的《水仙子》等作品有着優美的音樂,不演可惜,於是德國便用德文演唱作品,有意也好,無意也罷,變相向作曲家摑了一巴:完全用德文唱腔把作品德國化了(留下錄音不少,讀者大可自行判斷),這還不是軟性「文化侵略」?  英國沒有德國人的歷史包袱和跟鄰國千絲萬縷的「文化瓜葛」,故用英文演唱外語歌劇並不敏感,只令人覺得演出很土——除了支持法西斯主義的指揮古奧德(Reginald Goodall)與英格蘭國家歌劇院及其前身沙德勒之井歌劇院於六七十年代的華格納英語演出。這些也許只有英國人才懂欣賞的演出,其錄音至今竟然還有市場。近數十年來,世界的政治發展卻令「以非作品原來語言」演唱歌劇不甚「政治正確」,「不以原文演唱並不算正宗演繹」的看法漸漸流行起來。  數年前,有一個把馬勒《大地之歌》中歌詞「還原」為六首唐詩演唱的嘗試。眾所周知,作品的歌詞是李白、杜甫與王維詩歌的德文翻譯版(由 Hans Bethge 翻譯),故以「原文」歌唱實是理所當然。但翻譯並不是我們現在視為標準的「忠於原著」翻譯,而是依據當時於歐洲流行的所謂「東方主義」修飾的,所以不只是普通的唐詩翻譯,此外,翻譯的韻律全屬德文。馬勒譜曲時,考慮的必然是德文歌詞的發音與文字內在的節奏,而不是這個「還原」嘗試所採用的廣東話。可是廣東話有九個聲調,字詞不容易跟音樂配合,更何況是既有的音樂。所以獨唱的歌詞在這個版本中根本聽不清楚。再說得老實一點,這個錄音是個三不像:不像西樂、不像中樂(或粵曲)、不像完整的藝術作品!但它標誌了一種天真的理想(或者是幻想),其失敗也許亦標誌着「全球化」的極限:馬勒的音樂無論走得多遠,也還是歐洲音樂。  俄國哲林斯基(Alexander von Zemlinsky)《抒情交響曲》運用印度詩人泰戈爾《園丁集》中的詩歌,可幸尚未聽聞有孟加拉語原文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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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戰是為了掙回國格 (許倬雲)

  七七事變七十七周年之際,台灣天下文化出版社出版《我們生命裡的七七》一書。本刊特別登載許倬雲先生文,以饗讀者。文中有謂:「撰寫本文,對我自己而言,乃是留下一段親身經歷的人類歷史,告訴後人,日本軍閥發動的戰爭,已為人類造下多少苦難,也盼望今天的日本人記得,日本曾經贏過不少戰役,卻終於輸了戰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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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 Place to Hide

  海外異哉所謂國安問題者  英國史學家吉朋直言,只要統治者巧立名目,民眾往往甘願被牽着鼻子走。本書講述斯諾登揭秘的經歷,道出當權者如何玩弄民眾於股掌。作者曾任英國《衛報》記者, 飽受強權威逼,依然將美國政府濫權的真相公之於世。書中複印了機密文件,證明當權者侵犯民眾私隱,無孔不入。由平民的閨中情話到外國元首的密談,竟然都成為美國打擊恐怖分子的線索,令人失笑。每次被揭發濫權違法,官員都辯稱是為了國家安全。看過書中許多強而有力的證據後,讀者便會明白,縱容當權者在「國家安全」這保護傘下胡作非為、逍遙法外,最終只會令國家人民「不安」,只有「官安」。  (安大略 雪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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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選:歷史承諾與政黨信用 (章立凡)

  政黨的生命力在於競爭。中共執政六十四年,卻一直致力於消滅競爭,同時消滅一切可能的競爭者。長期的一黨專政,使正常的政治競爭能力退化,全憑高壓維穩掌控權力;同時也失去了政黨的特質,蛻化成為一個政權。外無競爭的後果是黨內矛盾激化,殘酷的權力鬥爭周而復始。怕競爭、重掌控的糾結心態,也是中共在香港普選爭拗中進退失據的重要原因。從強調「全面管治權」到以宣布「緊急狀態」相威脅,愈是恐懼政治競爭,就愈迷信暴力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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