佔中者言 (邵家臻)

  「讓愛與和平佔領中環」由去年一月十六日至今,逆勢而行,有人來了,有人走了,有閘落了,有行動了。事到如今,你問我佔中是成是敗?作為佔中者,在回答之前,我想起哈維爾(Vaclav Havel)。那位劇作家、主領過天鵝絨革命的思想家,擔任過捷克共和國第一任總統,最後仍以「持不同政見者」自居的哈維爾或許會這樣認為:「的確,在某種程度上,知識分子注定是個失敗者,就像薜西弗斯那樣。知識分子成為勝利者的可能性總是令人懷疑。然而,在另外一個更深刻的意義上,儘管遭到不斷失敗,他仍然是個沒有失敗的人──這又像薜西弗斯。他實際上透過自己的失敗而勝利。因此,他的地位是雙重的。不承認這種雙重性的存在,最終將意味着接受在勝利者所寫的歷史中的地位。」  有意見認為,由今年八月三十一日傍晚開始,香港已經不是「Hong Kong is dying」,而是「Hong Kong is dead」。全國人大常委會表決通過了關於香港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普選問題和二○一六年立法會產生辦法的決定的同時,與其說是「落閘封窗」,不如說是宣布一國兩制、民主回歸正式破滅。難怪美國的華爾街日報都說:「北京在香港耍齷齪手段(Beijing gets ugly in Hong Kong)」。不惜用最爛的方法將文明箍爛  什麼是「齷齪手段」?蔡東豪在「主場新聞告別書」中,以「我恐懼」、「我誤判」、「我愧疚」作分段標題。標題的次序可能已經說明真箇。其中最令我揪心的就是「我恐懼」──「原來今天的香港已經變了,做一個正常公民、做一個正常媒體、為社會做一點正當的事,實在不容易,甚至感到恐懼」。感到恐懼的,是他也是你和我。徐少驊一夜之間急轉彎,由私下淡出到公開表示完全退出,並接受訪問,以投名狀的方法,反對佔中以違法手段爭取民主。箇中原委,他不便說明。  至於我,則索性直視恐懼。我可以坦白承認我恐懼什麼:恐懼自身安全以外,就恐懼香港的未來。恐懼這種惡質政治已經來臨,它已經不再視你為對手,它視你為敵人。它不是搶佔道德高地,而是搶佔道德洼地,然後一起嘲笑「祟高」。它不惜用最爛的方法將所有文明箍爛:用最爛的方法搞全民簽名運動,結果就箍爛了全民投票;用最爛的方法搞和平普選日,結果就箍爛了和平普選日;用最爛的方法搞「向為和平普選而行動的香港人獻花」,結果就箍爛了「向為和平普選而行動的香港人獻花」;用最爛的方法搞「帶孩子到來中環,讓他們感受正能量」,結果就箍爛了「帶孩子到來中環,讓他們感受正能量」。最新最爛的方法,就是以「保護未成年學生」和「陽光政策」之名搞舉報熱線,結果就箍爛了「保護未成年學生」和「陽光政策」。這已經不是「東施效顰」、「指鹿為馬」、「掩耳盜鈴」等批評就夠,因為拙劣的手法是無視良知,好比污染了水流,而鬥爛的手法則毀壞良知—好比污染了水源。如此惡質政治,前無古人,後有來者。可以想像,潘朵拉的盒子已經打開,妖魔鬼怪蛇蟲鼠蟻都會肆無忌憚地橫行。  由「借來的地方和時間」到「自己香港自己救」,由過客到主場,由《主場》來了到《主場》沒了,由「十個救火的中年」到「八個救火的中年」,我的心情一時像潛水鐘一般沉重,心一時又如蝴蝶一般自由。囉囉唆唆,忐忐忑忑,彳彳亍亍,還是讀書好。  得意的人讀孔子,失意的人讀莊子,而我,則尋找存在主義的慰藉。電影《逆權大狀》說:「為了讓我的孩子們,不會活在一個荒唐的世界!」故事講八十年代初的一宗關於韓國的「國家安全法」官司,也關於窮小子變smart-ass再變成守護孩子的律師故事。其中一幕,警察拘捕大學生,搞到喊打喊殺,罪狀正是「他們在宣揚存在主義」這罪名。  我偏愛這罪名。存在主義可能是人類歷史上最受歡迎的哲學思潮。在二十世紀中,從法國傳流,感染了全世界,當時那些受過長期哲學訓練的年輕人,看穿了哲學的無力和虛妄。哲學對這個世界像是提出了各種「根本」的解釋,但面對個人真正最「根本」、最「存在」的問題:我為何仍要活着?我如何感知世界?我為什麼總感到困惑、無依、顫抖、焦慮?我和其他人之間能夠找出怎樣彼此舒服的關係嗎?如何保存這個我?如何活好每一天?……那些主流哲學明顯無能解決。這套反對哲學的哲學所講的,其實很簡單,就是鼓勵人家要誠實、勇敢地生活。在天要塌下來的當下,也應如此。拿不走反抗絕望的誠實和勇氣  存在主義者卡繆總是喜歡說他的「薜西弗斯的神話」。他用一貫獨有的模糊的曖昧,重新書寫薜西弗斯的永劫輪迴。希臘神話中,薛西弗斯最有名的是他所受的懲罰。因為輕視神,因為痛恨死亡,因為熱愛生命,所以受罰。天神宙斯決定要給他一種生不如死的處罰:他的生命只剩下一件事,就是將一夥巨石推上車頂,但總在抵達山頂的一剎,巨石就滾落下去。薛西弗斯只好下山再一次將巨石推上去,再一次遭到巨石滾落的結果,如是者永無窮盡地、徒勞無功地、一事無成地重覆着。  卡繆花了很大氣力具象地描述受罰中的薜西弗斯。他身上每塊肌肉都繃緊着。他五官扭曲,面頰都貼在石上,肩膊頂住石頭上的青苔,全靠深陷的雙腳和沾滿泥土的雙手,經過不可測度的時間和不見天日的勞苦,大石終於推到上山。然而,他眼睜睜看着石頭轟隆轟隆又從山下滾去,直墮深淵。他必須下山,再把石頭推上來。他的臉看起來跟石頭沒有兩樣。他走下山,跨着寬廣的步伐朝向不知何年何日才可結束的折磨。就在這一刻,在卡繆眼中,卻看到薜西弗斯的誠實和勇敢,就連悲劇、命運和神的責罰,都拿不走他感悟又反抗絕望的誠實和勇氣。正因如此,卡繆才會如是斷言:「他高於自己的命運。他比他的石頭更強壯。」政治文化墜落成語言及動作遊戲  有意見認為,一國兩制本來就是個鬧劇。以喜劇始,以鬧劇終,也是不過了了。查實鬧劇是個大問題:「鬧劇」典出羅馬帝國時代,它的原意是一種雜拌食物,將各種肉糜、豆類、蔬菜混合,塞在家禽及魚類的肚腔內蒸烤。以這樣形態的食物為名,插科打諢的通俗小型音樂笑鬧短劇。鬧劇不同於悲劇和喜劇,後兩者無論為悲為喜,也不論諷謔或譏嘲,都仍然有一些執着,因此多少都具有一定程度的昇華及啟蒙功效,而鬧劇則否。鬧劇不是啟蒙,而是無所執着。它失去了座標,而是種不追求座標的笑謔。它只有語言的機巧和放肆,它是一種精神的虛空,它沒有意義。對於那種失去座標的無聊和扯談,而又熱滾滾的現象,都可歸類為鬧劇。  我們本可將政制改革視為一場鬧劇。政制改革大張旗鼓,一本正經,但箇中的政治文化墜落成無休止的語言及動作遊戲,soundbite充斥,動作不斷,所隱藏的都是權力爭逐的欲望,但卻就是少了政治的實體。而人們的生活文化,在有樣學樣的誘導下,自然也同步墜落。君不見政府不再是一種折衷均衡的力量,部門不再是這種專業紀律,市民不再是公民,市民變成了觀眾。香港看起來妝紅靨麗,滾動着力量,但所有的卻都是慌懼、混亂、消耗,意思在此停止。當一個人對着命令說「不」時  網上瘋傳中國詩人季業的一段話,它之所以廣傳,正是因為它擊中要害,拒絕鬧劇,拒絕關乎香港民主的政制改革的意義就此停止。他說:「如果天總也不亮,那就摸黑過生活;如果發出聲音是危險的,那就保持沉默;如果自覺無力發光的,那就別去照亮別人。但是──但是:不要習慣了黑暗就為黑暗辯護;不要為自己的苟且而得意洋洋;不要嘲諷那些比自己更勇敢更有熱量的人們。可以卑微如塵土,不可扭曲如蛆蟲。」  我們不是蛆蟲。落閘之後,反抗依舊。「佔中者」就是說「不」的人。當一個人對着命令說「不」時,他就成了一位「佔中者」。不管是已經習慣接受命令、接受斥責、接受鞭打、接受恩惠、接受賞賜的奴隸,平日都只能背對主人,有一天,他突然轉身過來,對他的主人說:「不」。這個「不」,表示不可以、不接受、到此為止。這一刻,奴隸就成了一個「佔中者」。甘地說:「在奴隸決定他不再做奴隸的一刻,他的鐐銬就脫落了。」說不的時候,奴隸其實是在重新界定與主人的關係:那裏有一定的行為限度,有一條到此為止的界線。在觸犯這條界線之前,我可以忍耐,我一直在忍耐,但那卻不意味着我必須承受一切。不管反抗的對象是誰,觸動反抗的原因是什麼,一定要有這麼的一條界線。這條界線意味着有些東西我不願交出去,有些東西你不能奪走,有些東西不能被取消,否則雙方的關係再沒有意義了。  佔中諸君,相濡以沫,不如共聚於「馬路」。囉唆一句:「去到我們這個年紀,還需要人明白嗎?」  (作者是佔中十子之一。)

更多

香港的轉型基礎令人羨慕  訪《炎黃春秋》總編輯吳思 (黃妍萍整理,郭威訪問)

  《炎黃春秋》雜誌社總編輯吳思,月前到了香港,本刊把握良機做訪問,他談及眼中香港的政治生態、香港與內地意識形態的分別、對內地政治體制改革的預測,對習近平和中國夢的看法等等,見解獨到,值得細味。——編者

更多

從當前社會氛圍看教育處境 (張仲凌)

  罷課本身絕對可為公民教育的推展創造出建設性的可能,基於學生的自覺和認定,他們以年輕人的熱情,自發地開拓公民討論時政、改變社會的空間和可能,因此這一參與不可能是不負責任的選擇,其中過程足以寫成教育史上的一頁篇章,而至為關鍵的一點是:教育工作者應該由此引導學生作情感疏通和理性表達,而非壓制和蔑視他們的真誠和熱情。

更多

一個民族的征服和征服一個民族 (劉亞洲)

  「文化是社會的鏡子,而未來則是文化的鏡子。」這是劉亞洲的結論。從甲申年的君主,談到把握機會的領袖,劉亞洲在末篇直指中國的核心問題,包括儒教的問題、專制的弊端、中國人的奴性、「愛國」的口號化、鬥人的機心等等。讀通全篇,我們或許對作為中國人感到無奈,但既然病灶已揭示,也好對症下藥。——編者

更多

也談自由主義知識分子 (卷首語:潘耀明)

  真理的精神和自由的精神,才是社會的支柱。  ——挪威.易卜生《社會支柱》  美國普林斯頓大學周質平教授在本刊發表《自由主義的薪傳──從胡適到余英時》①,對於余先生道德文章的論述,頗為全面。  至於胡適部分,倒也貼切。其中文章提到胡適與台灣《自由中國》雷震案件的態度,使人倍感興趣。  胡適一九六○年十一月返台北,台灣新聞界希望胡適可以就雷震案發表意見,胡適先是迴避,後來在記者的窮追猛打之下,不得不就雷震案發表談話,摘引如下——  我(胡適)對美國記者並沒有談到雷案,也沒有說過雷震究竟會不會叛國的話;我只是說「相信雷震是一個愛國的人」。以我和雷先生相交幾十年的了解,自信有資格說這句話。  在英美法治國家,被告的親戚朋友都可以出庭作被告的「品格證人」(Character Witness),證明他的人格品德,作法官的參考。我至少夠資格作這個證人。②  在記者的追問之下,當年胡適對雷震案還是表示了他個人的態度的:「十一年來,雷震辦《自由中國》,成為言論自由的象徵,現在不料換來的是十年的坐監,這……」說到這裏,又把桌子重重一拍:「是很不公平的!」③  胡適對雷震的被捕,不能直截了當地表示他的態度,也許有難言之隱。  這正是中國知識分子的悲哀。  胡適在一生中,正如周質平教授說,他是「自由主義知識分子」。我們所理解的「自由主義知識分子」,是擇善固執的,在政治取向也不是一面倒的,而是堅持真理而不偏不倚。  在胡適所處的年代,知識分子與權力之間的關係是錯綜複雜的。在一個開放的社會,「自由主義知識分子」可以極大限度的發表自己的見解;但在極權社會,知識分子言論的空間,是很有限的,甚至被扼殺了。  那個年代的魯迅,選擇是與當局對着幹,至死不渝——還幸魯迅生逢其時。相反地,胡適的取向是「為國家做一個諍臣,為政府做一個諍友」④,他自覺地以啟蒙思想家為己任,為此,他把一生大部分精力放在辦雜誌上,如《新青年》、《努力周報》、《獨立評論》、《自由中國》……。  其實胡適原意是想用「小罵大幫忙」來為國家的進步克盡職責的,即使是這樣,他也曾陷入「左右不是人」的窘迫境地。  一九二九年,胡適接連批評孫中山的訓政思想,稱國民黨宣傳部部長葉楚傖是「反動分子」⑤,惹得國民黨上下一片討伐,並組織出版了《評胡適反黨義近著》。  一九五三年到一九五四年,胡適不斷發表文章向國民政府爭取言論自由,以至於後來蔣經國控制的「國防部總政治部」印發了《向毒素思想總攻擊》的小冊子,詆毀胡適是共產黨的「幫兇」。  可貴的是,胡適具有錚錚風骨和獨立人格,不為所動。遠在一九三三年,汪精衛就曾邀請他出任教育部部長,一九四七年到一九四八年,蔣介石先是邀請他出任國府委員兼考試院院長,後又邀請他參加總統競選或出任行政院院長,但都被他一一婉謝了。  他打破「學而優則仕」的傳統觀念。  我們想說的是,「自由主義知識分子」是嫉惡如仇的,正如周質平教授所說的:「以道抗勢」,這個「道」是真理,不一定是政治立場。  我們是服膺余英時先生的說法:「以暴力硬壓的日子終究維持不了太久。文化生命比任何政治組織都要長得多。」⑥  注:  ①周質平:《自由主義的薪傳:從胡適到余英時》,本刊二○一四年十月號  ②常勝君:《三十年前夜訪胡適談三事追記》,《傳記文學》,一九九一年一月號  ③聶華苓:《三生三世.雷震與胡適》,皇冠文化,二○一四年二月  ④胡適:《艱難守身的諍臣》,人民網,二○一二年二月二十四日  ⑤蔣永敬:《胡適與國民黨》,時報文化出版企業有限公司,一九九一年  ⑥余英時:《余英時訪談錄》,中華書局,二○一二年三月

更多

陳丹燕--人生小語

命 運一個老人垂垂老矣,仍常會漲紅了臉,為某件悲慘的事流淚。他從童年時代就不斷經歷命運的傷害,童年時失去母親,年輕時目睹女性被侮辱,壯年時遭遇愛子在家中自盡,這些使他成為好作家,因為這些人生的苦難教會他悲憫,探索人性之美的寫作保持了他的悲憫心。有時一個好作家是命運給予的傷害造就的。

更多

九宮圖  藝術創意歷程之七 (林文傑)

  筆者十多年前創作「從眼球至星球」系列之際,吾友國際著名藝評家張頌仁先生提議我將這些畫伸展至「九宮圖」。筆者當時對此一無所知,在鑽研之後才了解在中國古文化之瑰寶之中,「九宮圖」無疑是一門廣博精深的學問,對後世以至今日的哲學、科學、倫理和文化等領域都具有重要的影響。

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