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祖國周刊》與《海瀾》──〈香港與新亞書院〉之八

友聯的大體背景既明,下面讓我再對友聯出版社和《祖國周刊》的性質略作概括。友聯出版社所刊行的書籍和《祖國周刊》的文章都是以一般知識人為對象,無論就學術水平或傳播廣度而言,都超出其他諸家。這是由於兩重原因:第一是徵稿遍及世界各地的華人作者,而且審查極為嚴格;第二是友聯自辦的「書報發行公司」,推銷已走上職業化的途徑。友聯出版的好書很多,當時看過便放下,現在多已忘卻,也許重檢友聯出版的書目,還可以查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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友聯諸君多來自新亞同門──〈香港與新亞書院〉之七 (余英時)

最後我要介紹更重要的《祖國周刊》。但由於《祖國周刊》是友聯出版集團的一個單位,我必須從整個集團談起,才能將它的背景交代清楚。這便非立專節不可。「友聯」是一群青年朋友們在政治和文化領域中的一個聯合組織,其名稱即取義於此。這一群朋友的年齡在二十四、五至三十一、二之間,而且多是一九四九年前的大學畢業生。他們在追求民主自由的秩序方面,完全志同道合,是當時第三勢力中一股最引人注目的新興力量。友聯最早的共同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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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表海外中國思潮的刊物—〈香港與新亞書院〉之六 (余英時)

一九四九年以後香港流行的反共刊物很多,但觀點和立場各有不同;大體而言,可以說是代表了二十世紀下半葉海外中國思潮的主流。我所謂「海外」包括香港、台灣、東南亞,以至美國。這裏只能就我個人切身感受略作介紹,不能詳說。我初到香港,轉學新亞之後,不久便為兩個半月刊所吸引:一是在香港出版的《民主評論》,另一是在台北出版的《自由中國》。二者之中,我對於《自由中國》的興趣更大,因為它的發行人是胡適,其「宗旨」則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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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自由知識人--〈香港與新亞書院〉之五 (余英時)

我在香港的五年(一九五○─一九五五)一直生活在流亡知識人的小世界中,和香港作為英國殖民地的工商社會根本沒有接觸的機會。但現在回顧起來,這個小世界的獨特性質是值得揭示出來的。這其實是中國自由派知識人匯聚而成的社群,生活並活躍在一個最自由的社會中。英國人對香港這塊殖民地採用的是相當徹底的法治,只要不犯法,人人都享有言論、結社、出版等的自由。所以流亡知識人異口同聲地說:「香港沒有民主,但有自由」,事實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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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文化與民主體制—〈香港與新亞書院〉之四 (余英時)

我入錢先生之門後,選擇傳統中國史為終身研究專業即已決定了,更無猶豫的餘地。但既是專業,便必須作長時期的準備和廣闊的閱讀,不是很快即能收效的。事實上,在新亞讀書期間,我最感緊迫的問題並不是怎樣搞好專業,而是如何克服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的挑戰。 對「五階段論」的初質疑我在燕京大學受過一學期的「政治大課」,也就是意識形態的灌輸。當時奉為馬克思主義「經典的」是一九三八年蘇聯出版的《聯共(布)黨史簡明教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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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君毅與新儒家的興起—〈香港與新亞書院〉之三 (余英時)

錢穆先生雖是新亞的主要原動力,但是若沒有張丕介和唐君毅兩位創校元老的同心協力、艱苦與共,新亞書院是不可能維持下去的。據我在港五年的記憶中,張先生負責學校一切實務,相當於總務長之職,唐先生則總攬教務,相當於教務長。張先生的專業是經濟學,曾在德國研究多年,因此自新亞創立,便擔任經濟系主任,直至退休為止。我沒有修過他的「中國經濟問題」、「土地經濟學」等課程,但作為創校元老,他對中國文化傳統的重視和錢、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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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隨錢穆先生治學—〈香港與新亞書院〉之二(余英時)

新亞書院創建於一九五○年三月,但它的前身是一九四九年秋季成立的「亞洲文商學院」;新亞之「新」即是相對於「亞洲文商」而標出的。原來一九四九年五月以後國民黨政府實際上已遷來廣州,當時與國民黨關係較深的學人如張其昀(歷史地理)、崔書琴(政治學)、謝幼偉(哲學)等計劃創辦一所人文社會科學方面的大學,在廣州教育部立案,在香港教育司登記開辦,校名是「亞洲文商學院」。崔、謝兩人先到香港籌建,因錢先生的號召力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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赴香港「吸取自由空氣」—〈香港與新亞書院〉之一 (余英時)

從燕京大學轉入新亞書院,從北京移居香港,這是我生命史上一個最重大的轉折點:我的人生徹頭徹尾地改變了。然而這是偶然中的偶然,當時我對此絲毫沒有意識到。一九四九年我去上海楊樹浦碼頭送父母和幼弟乘帆船去舟山的定海,再轉往台灣時,便深感生離死別之痛,覺得此生恐已無重見之望。我至今還清楚地記得:幾天以後,我在親戚家中得到他們從定海託船主帶回的平安訊息,曾情不自禁地痛哭了一場。但是萬萬想不到的是,我竟在十一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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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必須回到文明的主流(下):專訪余英時先生 (江青訪問、言賏記錄)

江青女士(下簡稱「江」):中國最可怕的是民族主義——余英時先生(下簡稱「余」):現在是民族主義為主,因為原來的意識形態,即馬列主義,已不起作用了,能夠號召人擁護的是「中國強大」。其實,民族主義很重要,孫中山時代以至抗戰時期,都必須講民族主義,因為是被侵略的弱國。至於強國講民族主義,就是希特勒了,就是日本的軍國主義了。江:三年前我和陳丹青在北京師範大學對談。一九八九年天安門學運發生後,我開始寫書,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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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必須回到文明的主流(上):專訪余英時先生(江青訪問、言賏記錄)

與許冠三胡菊人結緣江青女士(下稱「江」):您是怎樣成為《明報月刊》的作者的?余英時先生(下稱「余」):我跟《明報月刊》關係很深。我自一九五五年,就到了美國。《明報月刊》一九六六年創辦時,我在美國教書,並不認識總編金庸先生。一九七一年我從美國回香港,才經人介紹認識金先生。我第一個接觸的《明報月刊》編輯是許冠三先生。許先生已過世了,他比我大幾歲,是學歷史的。一九六三至六四年許先生自印了一些文章給大家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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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評論》新儒家的精神取向:從牟宗三的「現世關懷」談起 (余英時)

余英時先生為彭國翔先生著作《智者的現世關懷──牟宗三的政治與社會思想》作序,指出:「我從一九五○年代初便開始接觸牟宗三先生的思想,一九七三至七五兩年間又在新亞書院和他共事,時相過從。但是我必須坦白承認,我是在讀完本書之後才對他的『現世關懷』有了深一層的認識。讓我在這裏回憶一下有關的往事。」隨著回憶展開,深入探討代表新儒家的《民主評論》派與胡適等人追求西方民主自由的《自由中國》派的異同,引人深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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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史研究的自我反思 (余英時)

  二○一四年九月十九日,余英時先生赴台北作「唐獎漢學獎」得獎人演講,主題是「中國史研究的自我反思」,余先生指出最感興趣通過歷史來認識中西文化的異同,交代了「科學的史學」的預設如何嚴重限制了中西文化異同的探討。本刊專誠邀稿,余先生特地撰寫後記表明:「本文最初只是準備自用的講稿,並無刊布之意。現在為了慶祝《明報月刊》邁向五十周年,特加《後記》印出,以紀念我和《明月》的文字因緣。」——編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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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民主轉型的展望  ——天安門民主大學開學典禮致辭 (余英時)

  一九八九年六月三日,天安門民主大學在天安門廣場上成立,然而,這所大學只成立了一天就被摧毀。去年六月,一群華人學者和民主人士決定重建這所大學,余英時先生欣然擔任顧問,並在今年的開學典禮上致辭。余先生表明:「六四」運動中出現了天安門民主大學的創舉,恰好說明「六四」是一九一九年「五四」運動的繼續和發展。——編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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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寅恪研究的反思和展望  《陳寅恪晚年詩文釋證》新序 (余英時)

  余英時先生研究陳寅恪先生的第一篇專稿《陳寅恪論再生緣書後》,刊登於香港《人生》雜誌一九五八年十二月號。五九年香港友聯出版社翻印《論再生緣》油印本並收了《書後》作出版前言。不料,這驚動了中央領導人,郭沫若等親自披掛上陣。這是余英時研究陳先生著述遭遇的第一次風波。八十年代初,余先生在本刊陸續發表《陳寅恪的學術精神和晚年心境》、《陳寅恪晚年詩文釋證》、《陳寅恪晚年心境新證》等文,其後本刊接到署名「馮衣北」的反駁文章並且刊登。「馮衣北」的反駁是在當時任中共中央局委員的胡喬木的指示下及廣東省委文教戰線負責人的布置下進行的。這是第二次風波。回顧兩次風波,余先生道——把眼光從官方移向民間,展望陳寅恪研究的將來,我是極其樂觀的。余先生還指出:從八十年代到九十年代,陳寅恪先生在大陸學術界越來越受到敬重。其中關鍵並不在他的專門絕學,而主要繫於他的「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這兩句話並不只是說說而已,在最後二十年中他是以殉道的精神加以實踐的。——編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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