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持導彈衛星發射的功臣:王秉璋身後事被冷待內情 (丁東)

二○一七年五月三十一日,在三○一醫院舉行了王秉璋的遺體告別儀式,引起了各界關注和爭議。 導彈功臣的曲折人生王秉璋是什麼人?他在當代中國不是一個無足輕重的人。他一九一四年生,一九三一年參加紅軍,曾任八路軍一一五師作戰科科長、參謀處處長,晉冀魯豫軍區第十一縱隊司令員,十七軍軍長,空軍參謀長,空軍副司令員,國防部第五研究院院長,七機部部長,國防科委第一副主任,一九五五年被授予中將軍銜。《中共黨史人物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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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地翻覆》爭議管見 (丁 東)

楊繼繩撰寫的文革史《天地翻覆─中國文化大革命史》去年十一月由香港天地圖書公司付梓面世,在學界引起了一些爭議,我想談談自己的看法。 楊繼繩以人為本的文革史觀 到目前為止,多數中文撰寫的文革史敍述屬「鄧小平語境」,以鄧小平的看法為是非標準,遵循的基本結論是:文化大革命是一場由領導者錯誤發動,被反革命集團利用,給黨、國家和各族人民帶來嚴重災難的內亂。按照這個邏輯取捨史料,文革的最高決策者毛澤東是好心犯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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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洋事件回顧(丁 東)

二○一六年的中國,發生過很多大事。年終盤點,有一件大事官方不願意正視,卻實實在在地牽動了朝野神經。這就是長達七個月的雷洋事件。 一條鮮活的生命死得不明不白事件發生在首都。雷洋是一個二十九歲的北京市民,兒子剛剛滿月。二○一六年五月七日晚上九時,他獨自離家前往機場,迎接來自老家幫他照看孩子的親戚。不料一個多小時以後,突然死於警方之手。第二天家人才得知噩耗。事發之後,警方通過中央電視台等媒體,宣布雷洋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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閻綱文集及其他 (丁東)

最近,閻綱先生歷時四載,完成了一套四卷本的文集,歎曰:「躋身文壇六十餘年,最動心者,莫過於人格力量,它不完美,但滿懷悲憫。」凡一百四十八萬言,名為《禮泉文史資料第十三輯—閻綱專輯》。閻綱是陝西禮泉縣人,一九三二年生,今年八十五歲。家鄉的政協敬重他的文化之旅,以內部出版的方式,印發了這套厚重的大書,提供參考,與兄弟單位作為本土的文史資料進行交流。我有幸獲贈,讀後感慨良多。作者從家世談起,求學,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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謝幕:我在《炎黃春秋》的最後一程 (丁東)

二○一六年六月一日上午,我剛到雜誌社,就聽說杜老夫人續志先病逝,享年九十四歲,屬於高壽。杜老比夫人小一歲,二人相濡以沫七十載,感情甚篤。杜老如何能承受打擊?令人擔憂。我對馮立三說,這事說不定預示着《炎黃春秋》的大限。續志先的遺體告別儀式在八寶山舉行,那天弔唁者甚多,比起同時舉行遺體告別的李洪林更隆重。我知道,很多人都是因《炎黃春秋》而來。喪事結束後,杜老血壓上升,住進了協和醫院。第七期輪我擔任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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撤稿風波:我在《炎黃春秋》的最後一程(丁東)

二○一五年初,《炎黃春秋》沒有開成新春聯誼會。二○一六年開不開?一月初再次提上雜誌社議程,討論的結果是,迴避兩會敏感時期,趕在春節以前舉辦,日期定在一月二十日,開會地點也避開長安街這些中心區域。 新春聯誼又遭阻撓一切準備就緒,一月十七日晚,藝術研究院院長王文章又趕到杜導正家懇談。他說:「接到上級指示,新春聯誼會不能開。」杜老說:「不能接受這個意見。我們已經主動縮小了規模,以往這個會將近二百人,這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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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備與逼退:我在《炎黃春秋》的最後一程 (丁東)

曾彥修去世《炎黃春秋》原來以杜潤生、于光遠、李昌、李銳為顧問。他們恰好是一九八九年在中顧委受到批判的四位委員,當時戲稱中顧委「四大金剛」。李昌和于光遠去世後,又請曾彥修與何方出任顧問。二○一四年秋天,官方命令《炎黃春秋》改變主管主辦單位。生死存亡之際,杜導正等六位年逾九旬的老幹部,聯名上書習近平。二○一五年春節前,《炎黃春秋》準備召開社委會,向四位顧問匯報重整旗鼓後的情況,曾彥修興致勃勃地答應與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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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炎黃春秋》的最後一程 (丁 東)

二○一四年十二月十一日,楊繼繩給我來電話,問我能不能到《炎黃春秋》工作?我欣然接受。因為正要到巴黎參加一個學術討論會,問能否回來後再報到,楊說可以。此前我在《炎黃春秋》發表過五六篇文章,也推薦過幾篇稿子,算是《炎黃春秋》的熱心作者、忠實讀者。當時雜誌社內部剛剛發生了一場人事變動,因為官方強迫更改主管主辦單位,在應對過程中,內部產生了不同看法,總編輯兼法人代表吳思和執行主編黃鐘、洪振快辭職,編輯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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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徹大悟李洪林 (丁東)

二○一六年六月一日,李洪林與世長辭,享年九十一歲。他生前傳播最廣的文章,是一九七九年為《讀書》雜誌創刊號撰寫的開卷之作《讀書無禁區》。此文原來的標題是《打破讀書禁區》。編者改擬為「讀書無禁區」,引起了激烈的爭議。李洪林索性就接受了這個題目。 「你做了一件大好事。」他對歷史影響更深刻的文章是一九七九年初在理論務虛會上的發言《領袖和人民》。此文直言不諱地批判對毛澤東的個人迷信:「從歷史觀來看,《國際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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浦志強印象 (丁東)

五十歲的浦志強被控「涉嫌尋釁滋事」和「煽動民族仇恨、民族歧視」兩罪,案件在十二月二十二日宣判,蒲志強判監三年,緩刑三年。(明報資料室) 印象中的浦志強高大魁梧,行色匆匆,總是為代理一些公共領域關注的大案而奔忙。安徽作家陳桂棣、春桃被訴案、四川作家譚作人被捕案、藝術家艾未未被捕案、湖南唐慧案、重慶任建宇勞教案,一樁接一樁,牽動着千千萬萬人的心弦,牽動着中國法治的進退。他口才絕佳,張口如長江大河,滔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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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山下鄉運動的得與失 (丁東)

  最近,我讀到趙杰兵的新著《康莊往事——一位北京知青的記憶》(人民出版社,二○一四年三月),引發了很多感想。  我認識趙杰兵已經四十多年了。一九七二年,我和書中談到的姜斯棟在山西省委政策調查研究室共事。我們都是從基層提上來的知青。趙杰兵和姜斯棟是北京四中同學,又是同在康莊插隊的好友。因姜斯棟的關係,我認識了趙杰兵。後來在八十年代中期又見過一面,當時趙杰兵已在中組部工作,到山西出差,曾經天南地北,暢聊一番。以後雖再未見面,但還是聽說過他的消息。因為我跟王小波是朋友,曾參與他出書斡旋的事,跟他姐姐趙潔平來往倒多一些。王小波的小說生前難出,生後火爆,趙潔平當時在華夏出版社供職,趁領導出差之機,冒險讓王小波的《黃金時代》在中國大陸付梓,我對她的膽識懷有敬意。最近和姜斯棟相約去中日友好醫院看望調研室老領導吳象,趙杰兵囑他將這本知青回憶錄贈我一閱。   這本書主要是講述知青時代的理想和奮鬥。趙杰兵一九六八年底離開北京,到山西省山陰縣康莊插隊。對他來說,知青經歷是人生之旅的正能量,延續至今。他就讀的北京四中是全國名校,同學多有遠大抱負,也的確湧現了一批政治、經濟、科學、文化精英。文革開始後,趙杰兵父親被打倒,母親受審查,他個人的發展空間受到極大限制。在政治逆境中,他卻在康莊得到施展抱負的機會。他所在的生產隊是一個窮隊,生產的糧食不足以果腹。隊長換來換去,誰也沒有能力改變困境。無奈之中,推舉一個不肯上任的社員充當隊長,那個社員就任的條件是,讓趙杰兵擔任副隊長,和他搭班子。在中國的幹部體制中,最基層的官員只到公社一級,生產大隊和生產隊兩級領導,還是農民身份。生產隊副隊長,雖不在幹部體制序列,但總是掌握了一點公共權力,如何行使這點公共權力,會影響到上百人的生計。在副隊長任上,趙杰兵做了幾件事,拿主意買化肥,帶社員到幹渠爭水,一年下來,全隊摘掉了吃返銷糧的窮帽子(返銷糧,國家向農業經營單位銷售的糧食)。以後他又當了大隊革委會副主任。他說自己後來職務多次變動,官越做越大,但帶來的興奮都不能與擔任副隊長相比。這是實情。在逆境中能夠掌握一點公共權力,操持眾人之事,並有所成功,的確影響了他一生的抱負和走向。一九七○年代中期,他從北京大學歷史系畢業,分配到中國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這對於一般人來說,可謂夢寐以求。我中學時代的老師楊天石也是北大畢業,為了調進近代史研究所從事學術研究,前後奮鬥了十八年,才如願以償。而趙杰兵卻主動要求離開研究所,回到插隊的地方當公社幹部。了解他的生活軌迹,方能理解他這一非常之舉的原因。他對鄉親的感情的確比一般知青更為濃烈。後來擔任了高級幹部,還想為當地做事,尋求大型國企贊助,邀請知青共同捐資,終於幫助康莊打成兩口深井,讓當地老鄉喝上了甜水。「知青之父」趙凡  單這一條線索不足以引起我議論的衝動。我更想討論的是另一條線索,即有關作者父親的線索,本書着墨不多,不足全書篇幅的百分之一,但他的父親對知青運動的影響卻實在不可忽視。而書中只在不經意處提了一句,他是為上山下鄉運動劃上句號的人。  趙杰兵的父親名趙凡,一九一六年出生,二○一○年逝世。九十四年的人生之旅,可圈可點之處甚多。但大歷史看重他的,莫過於為上山下鄉運動劃上句號。論職務,他最後是副部級。按說,這麼大的社會運動,輪不上他這個級別的幹部來劃句號,但他偏偏就成了關鍵人物。一九七八年,趙凡出任農林部副部長兼國家農墾總局局長、國務院知青辦副主任。正是在履行這一職務的過程中,他留下了可以載入史冊的足迹。不久前熱播的電視連續劇《歷史轉折中的鄧小平》,裏面有個魯局長,其原型就是趙凡。鳳凰衛視曾有一個欄目「口述歷史」,聘我擔任顧問。我當時就建議做一期採訪趙凡的專題。經過一年多的溝通,得趙潔平從旁催促,總算在趙凡九十高齡時,錄製完成並播出。  一九七○年代末期,思想解放大潮席捲中國大地,毛澤東發動的知青上山下鄉運動已經式微,社會情緒怨聲載道。政府因為無力安排上千萬知青回城就業,召開全國知青工作會議決定,只允許插隊知青返城,農場知青則視為已經解決就業,不允許返城。這個決策馬上引起了農場知青的反彈。雲南西雙版納的農場知青,舉行了大規模絕食抗議。趙凡受中央之命,到雲南調查處理,本來中央的意思是讓他說服知青服從政府的決定。但他到現場以後,才知道雲南農場知青生存環境極其惡劣,做一些小修小補,根本解決不了問題。中央剛剛作出的決策行不通。於是緊急與四川、上海等地方領導協調,最終說服中央作出新的決定,允許農場知青自願返城。一時間,大多數知青重歸故里,與父母家人團聚。因此,他們稱趙凡為「知青之父」。作為中共高級幹部,在關鍵時刻,不是堅持貫徹上意,而是順乎民意,推動上意改變,如此例子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歷史上並不多見。實際上,趙凡也付出了代價。不久,他就離開領導崗位離休了。但這一舉措衝擊了一九五○年代形成的城市就業由政府包下來的計劃體制,引發了個體私營經濟的復興,從而進一步推動中國經濟向市場轉型。這深刻的變化,可能連趙凡本人都始料不及。  趙杰兵早在文革前剛上高中,就萌生過學習邢燕子、董家耕等知青典型的念頭,還到知青典型趙耘下鄉的地方體驗了一個月,於是主動要求下鄉。當時趙凡任北京市委書記處書記兼副市長,分管農業,他給兒子澆了一瓢冷水,還請北京市教育局長孫國梁直接跟兒子辯論,說服他高中畢業前不要下鄉,可見趙凡當時就不贊成城市中學生下鄉。十幾年後,發動知青上山下鄉的毛澤東已作古,趙凡成了終結這場波及千萬人的運動的推手。趙杰兵在書中引述了趙凡二○○六年對知青運動的四點看法,有肯定有否定,看起來很辯證。如果真是得大於失,趙凡又何必冒着巨大的政治風險,為上山下鄉劃句號呢?媒體有意無意美化上山下鄉  自從習近平、李克強、王岐山等有過知青經歷的領導人登上大位以後,大陸媒體有意無意形成了把上山下鄉運動當作一代人成才之路的美化傾向,有的聲音甚至把上山下鄉說成是毛澤東培養接班人的偉大創舉。我不否認,不論是當年還是今天,如果有青年自願到農村、到邊疆服務公眾,造福底層,施展抱負,都值得尊重。其實,在某些政治運動中,不少曾經造福百姓的知青沒有得到應有的善待,使那些具理想主義情懷的同齡人心寒。比如知青孫立哲在陝北那麼受農民歡迎,清查四人幫運動中卻差點被整死。然而對於更多的知青來說,問題不是如何善待他們的理想追求,而是如何尊重他們過常態生活的權利。文革年代知青大規模上山下鄉,自願者其實不是多數,而是少數。毛澤東一九七三年給李慶霖寫信以後,知青下鄉被當成必須維護的社會主義新生事物,在制度上進一步強化,規定每個城市家庭的中學畢業生只允許一個子女留城就業,其餘必須下鄉兩年以上,方可招工、升學、參軍。這種靠國家力量實施的強制性安排,對當事人來說只能無奈接受。世界上有不少國家要求公民必須服兵役,但除了中國,還沒有哪個國家要求中學畢業生必須下鄉。知青下鄉後,能否回城,如何回城,也沒有制度保障。多數知青無意追求掌握公共權力,自身的命運被掌握公共權力的人所操控。為了改變命運,太多的知青付出了不應付的代價。改革開放的好處之一就是國家逐步放鬆了行政干預,在相當程度上把選擇職業的權利還給社會,還給百姓。如果承認國家應當尊重公民選擇職業的自由權利,毛澤東發動的知青上山運動,就應當從整體上否定。這才是歷史應有的判斷。  (作者是內地自由撰稿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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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水原理》出版感言 (丁東)

  今得楊炎女士贈我黃萬里《治水原理》一書,並對我表示感謝,引起我感慨萬端。  楊炎女士出身名門。其曾外祖父是中華人民共和國開國副總理黃炎培,其外祖父是清華大學教授黃萬里,其父是中國科學院院士、著名數學家楊樂。按照常理,這樣的家庭,出一本專業學術書籍應當易如反掌。然而,為這本三十餘萬字的書籍出版,前後竟然用了幾十年的時間。黃萬里教授生前就想出版此書,如今終於在由暨南大學出版社付梓問世,作者辭世已經十四年矣!  這本書為什麼出得這麼難?反對修水庫,被打成右派  這要從黃萬里的不凡經歷說起。黃萬里生於一九一一年,一九三○年代赴美留學,一九三六年在伊利諾伊大學獲博士學位,是中國水利工程界的第一個博士。回國後主持過多項水利工程。一九五七年,中國政府請蘇聯專家設計了三門峽水庫,開工前曾召集七十位國內專家討論,當時提出不同意見的有溫善章等數人,而完全反對在此修壩的只有黃萬里一人。他力陳三門峽建壩攔河之害,說:「一定要修將來要闖禍的,歷史將要證明我說的觀點。」並說,一定要修,請勿將河底的施工排水洞堵死,「以免他年覺悟到需要刷沙時重新在這裏開洞」。當時高層聽不進黃萬里的反對意見,不但堅持按蘇聯專家的設計堵死了排水洞,而且把黃萬里打成了右派。一九五九年毛澤東批判彭德懷時還說:「你和黃萬里一樣腦後長着反骨。」三門峽水庫一九六○年開始運轉,第二年泥沙就淤積了渭河流域,良田浸沒,土地鹽鹼化,威脅逼近古都西安。於是只好降低水庫水位,拆除十五萬千瓦發電機組,改裝五萬千瓦小機組,重新打通排水洞,以泄泥沙。這一折騰,前後「繳學費」不下百億。渭河平原二十九萬農民被迫向寧夏、陝北等缺水地區移民,其中慘劇無數,後遺症至今未能解消。黃萬里認為,人們因黃河挾帶泥沙而認為它是害河,其實,黃河是一條好河,正是這些泥沙衝擊成了黃河三角洲平原,成為中國最大的三角洲,比長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都大。這片大平原,養育着幾億中國人口。「黃河清,聖人出」的想法不符合自然規律,是荒唐的。三門峽工程的歷史教訓已經證明,千人之諾諾,不如一士之諤諤!遺言講的都是治水之策  黃萬里歷經磨難,右派改正,終於重登清華大學講壇。但又逢三峽工程上馬,他仍然直言,六次向中央上書,提出三峽高壩永不可修,要求中央領導人聽他陳述反對三峽工程的科學依據。他說:「如果我不懂水利,我可以對一些錯誤的做法不作任何評論。別人對我也無可指責。但我確實是學這一行的,而且搞了一輩子水利。我不說真話,就是犯罪。治理江河涉及的可都是人命關天,子孫萬代的大事!」朱鎔基收到他的信,讓秘書給他打電話,說這個工程是小平拍板,我們無權改變。直到生命的最後一息,黃萬里仍然憂心忡忡,遺言講的都是治水之策,可謂死不瞑目。如今,三峽工程的負面後果已經不斷顯現。所以,黃萬里的書不只是一本水利學著作,同時是一個獨立知識分子對於國家決策的諍言。「文山氣節董狐管」,黃萬里真正繼承了文天祥、董狐這些歷史先賢面對權力寧折不彎的氣節,出版難就不奇怪了!  我曾在二○○○年,為《老照片》策劃專題,到清華大學與黃萬里先生暢敍半日。第二年八月是黃萬里九十歲生日,清華大學水利系的同事任裕民、楊鐵笙、楊美卿等出於對黃萬里的尊敬和對他學術思想的珍視,籌措少量經費,幫助他編輯了一部文集。黃萬里本人已經病重,他仍親自審訂。最後印了五百冊沒有書號的《黃萬里文集》。黃萬里看到樣書沒幾天,便在八月二十七日與世長辭。經歷十餘年才能問世  他的女兒黃且圓將此文集送我一冊。我在水利方面完全是外行,但我深知這本書的分量。不久便聽說此書已經告罄,一卷難求。於是我徵得黃且圓同意,在原版的基礎上,增加了四篇文章,又印了《黃萬里文集》增訂本一千冊,同樣沒有書號,問世後也頗受社會歡迎。  不久就聽說,暨南大學出版社有意出版《黃萬里文集》,我當時就不禁想稱讚這家出版的文化眼光。暨南大學由黃炎培先生創辦。校屬出版社如能玉成此事,也算一段佳話。中國的教授多如牛毛,像黃萬里這樣的教授卻如鳳毛麟角;中國的學術書籍早已氾濫成災,但像《黃萬里文集》這樣的著作卻難得一見!但我也很清楚,這家出版社的願望雖然好,但實施起來並不容易。日月如梭,黃且圓女士也已作古。我不清楚《黃萬里文集》書稿進入暨南大學出版社後的十餘年間,經歷了怎樣的周折,才能讓此書的部分內容以《治水原理》的書名面世。但我知道,當今中國的出版導向是,你順從官方的導向,製造什麼樣的學術文化垃圾都可以。但你要想在出版物中說真話,表達治國理政的獨立思考,真知灼見,卻難上加難!為了落實這種導向,意識形態主管部門施加了一道道審查程序,從事前申報選題,審查作者,發放書號層層設卡,到事後的追查懲戒,撤職整人,吊銷書號,停業整頓,把出版從業人員收拾得謹小慎微,如臨深淵,如履薄冰。這樣一本有風骨的好書能夠公開出版,在中國大陸書店裏登堂入室,倒成鮮見之事了。  (作者是內地自由撰稿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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悼念曹思源 (丁東)

  二○一四年十一月二十八日,曹思源與世長辭,享年六十八歲。我為他擬輓聯一幅:生得立法破產有,死不甘心憲政無。其實,他一生的精彩不止這兩個亮點。  曹思源是一位中國當代思想史上的先覺者。他一九四六年生於江西景德鎮,文革前考入江西省委黨校理論部。一九七六年初,毛澤東尚在世,他便開始撰寫《左傾領導路線剖析》一文,質疑反右派、大躍進、文革等政治運動,反思個人崇拜和全面專政,從整體上否定了毛澤東晚年的政治實踐。我在九十年代研究民間思想史,曾經將這個文本編入《思想解放的先聲》,可惜這本書沒有出成。我當時只看到一九七八年的成稿,便問他有沒有一九七六年的初稿,他說沒有保存下來。這篇文稿改變了曹思源的命運。一九七九年,中國社會科學院副院長于光遠招研究生,他是中國政治改革的風雲人物和學術思想的領軍人物,二百多個學子都想投師於他的門下,但他在政治經濟學只招兩人。他對考生的要求是先提交論文,再決定複試資格。曹思源的論文在二百多人中脫穎而出,被于光遠相中。當時,外語是曹思源的軟肋。一九九七年,我太太邢小群採訪于老,他說:「八十年代初,我的研究生曹思源外語怎麼也過不了關,打死他,他也學不會。他有他的特長,但這是他的特短,結果學位也拿不到。」但于光遠愛才,「曹思源外語考零分我也要錄取」,遂成為破格招攬人才的佳話。作為伯樂的于光遠沒有看錯,曹思源果然是思想界的千里馬。其實,曹思源外語不好,並不妨礙他進行國際交流。他是一個天才演說家,從歐洲到北美,許多名牌大學和重要講壇都留下了他精彩的演講。  曹思源從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畢業後,曾在中央黨校、國務院技術經濟研究中心、國務院辦公廳、國家經濟體制委員會供職,為催生《企業破產法》殫精竭慮,四處奔走,終於讓這部法律呱呱墜地。一九八九年五月,胡耀邦逝世引發了大規模學潮。曹思源應中央書記處書記、中央統戰部長閻明復之邀,到天安門廣場勸說學生,緩和局勢,為此他起草了四條建議:一、建議中央委託一名政治局常委全權處理學運問題,承認學生運動是愛國民主運動;二、保證不對學生秋後算賬;三、學生停止絕食;四、學生立即撤出天安門廣場。但四條建議官方和學生都不接受。他曾倡議中國的政治改革從人民代表大會制度起步。官方宣布戒嚴以後,他不顧風險,開展院外活動,配合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胡績偉,聯絡其他委員,建議緊急召開人大常委會,在民主法制的軌道上解決問題。結果胡績偉被撤銷人大常委職務,曹思源被關進監獄,審查了將近一年才放出來。致力憲法的改進  重獲自由以後,他不改初衷,創辦民間智庫,繼續為推動市場經濟和民主政治奔走呼喚。他尤其致力於《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的改進。他搜集了當今世界各國的成文憲法,逐條比較,撰寫了《七國憲政史》、《各國憲法比較》、《修改憲法》、《公民憲法常識》等多部專著。早在「八二憲法」頒布前的一九八一年,他便在《民主與法制》發表文章,提出過「重新設立國家主席」等十點建議。一九八九年三月,他以自己主持的北京四通社會發展研究所的名義,在北京召開首次民間修改憲法理論研討會。二○○三年,官方醞釀修改憲法,目的是讓「三個代表思想」入憲,給剛剛退位的江澤民送一份大禮。全國人大常委會先召開修憲座談會。趁此機會,曹思源與青島大學法學院共同在青島發起民間修憲學術討論會。他自籌經費開會,研討與憲法修改相關的學術問題,意在推動中國走向政治文明。應邀與會的有朱厚澤、馮蘭瑞、江平等二十多位知識界人士,我也在其中。會上馮蘭瑞、江平等都有精彩發言。記得馮蘭瑞發言的主旨是在憲法中恢復中國公民的遷徙自由。遷徙自由本來已經寫入《中華民國臨時約法》和「五四憲法」,後來被「七五憲法」剔除,「八二憲法」也沒有恢復。馮蘭瑞的意見很重要,如果恢復了公民遷徙自由的憲法權利,就徹底解決了城鄉戶口二元結構的歷史積弊。江平發言的主旨是論證憲法中保留「專政」的弊端。「專政」在外文中和「獨裁」是同義詞,聲名狼藉。毛澤東時代強化專政,給中華民族造成了無數悲劇。曹思源則系統地提出近期的十大目標:一、告別專政,擁抱法治;二、公民權利高於一切與政務公開;三、差額選舉,概莫能外;四、經濟主次,豈可強分;五、一視同仁保護公私財產權;六、全面保障公民權利和自由;七、無罪推定須入憲;八、設立憲法委員會;九、實行總統制;十、確保司法機關依法獨立行使職權。中期的十大目標:一、删除憲法序言;二、普遍實行直接選舉;三、公民有權投資經營新聞出版業;四、公民言論出版結社自由無須審批;五、確認公民宗教自由;六、承認雙重國籍,尊重公民選擇;七、改革人民代表大會制度;八、改革政治協商會議制度;九、建立地方自治制度;十、確立憲法修改及停止生效特別程序。曹思源成朱厚澤替罪羊  朱厚澤先生原本不準備發言。晚上我到他房間聊天,說起李慎之先生去世,給中國思想界留下巨大的空白。希望像他這樣眾望所歸的前輩多發表意見,把空白填補起來。第二天吃早餐時,朱厚澤對曹思源說:「我考慮了一下,你在會議結束前,給我留半個小時,我談一點想法。」當天上午十一點,朱厚澤即席發言,談到中國當前行憲比修憲更重要;談到權為民所用,心為民所繫,利為民所謀,關鍵在於權為民所授;還談到中國已經從強人政治演變為常人政治。他的看法經《鳳凰周刊》報道,驚動了最高層,不久受到官方興師動眾的追查。當權者對朱厚澤的發言格外敏感,除了他的議論點中了穴位,更重要的是胡耀邦當政時對朱厚澤非常欣賞,認為他是可以擔任總書記的人選。他雖早已在政治上邊緣化,仍被當局所忌諱。他們不能把朱厚澤怎麼樣,苦果就落到了曹思源身上。連續數年,他被警方晝夜監視,全方位跟蹤,完全失去了正常的生活,一直到他查出癌症,也沒有完全放鬆。  中國的憲政運動,如果從戊戌變法算起,經歷了一百一十多年的艱難的跋涉,無數志士仁人為之付出了畢生的心血和沉重的代價。最近陳子明、曹思源接連辭世,更是平添了幾許悲壯色彩。然而,青山遮不住,畢竟東流去。憲政已經在人類大多數國度成為當地公民政治生活的現實。中國要想自外於世界文明大潮,越來越難了。  (作者是內地自由撰稿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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