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維捕捉的飛翔美(劉劍梅)

初看史維的攝影集,第一感覺是「很美」。一頁一頁,一幅一幅,美感撲面而來,讓人感到飛翔之美,自然生命之美。再看下去,就會想,史維先生是怎樣捕捉這些飛翔的瞬間的?鷹擊長空,魚翔淺底,飛鶴戲水,夜鶯啄木,都是一剎那,一片刻。可是,史維正是抓住這些剎那與片刻而果斷地按動攝影機,讓它們永遠留在畫面裏,也留在我們永恆的記憶裏。初學攝影的人,總是取巧地選擇靜態的風景和沉默的動植物,選擇幾個角度從容嘗試,偶爾獲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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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出人為物役的時代 (劉劍梅)

今天我要談的是莊子在我們這個時代是否還能夠給我們提供精神出路的問題。從五四以來,中國知識分子受到西方啟蒙思想的影響,對中國傳統文化紛紛提出質疑。除了反對孔家店,也常常激烈批判莊子哲學。胡適用「差不多先生」來形容莊子,認為莊子對中國國民性最不好的影響就是缺乏精確的科學理性,什麼都差不多,含含糊糊,把中國變成了懶人國,而且諷刺莊子為「東方懶惰聖人」,認為莊子哲學是造成中國落後於西方的重要原因之一。魯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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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類擁有翅膀之後 (劉劍梅)

安吉拉.卡特的著名小說《馬戲團之夜》,充滿想像力,混雜魔幻寫實、哥特式風格和女性主義的主題,非常豐富。尤其是,這部小說所蘊含的重要思想,是關於自由的困局。女主人公飛飛,天生擁有一對巨大的白色翅膀,因而成為世界矚目的馬戲團明星。她背上的那對翅膀,讓她與標準的理想女性形象全然不同。她並不美麗,比普通女人高大許多,平時說話野蠻粗俗,唯一讓她成為神話的就是那對神奇的翅膀,可是在不演出、不飛翔的時候,那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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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性烏托邦的迷思 (劉劍梅)

晚清時期的「烏托邦想像」,呈現於天馬行空的科幻小說,也呈現於如《新法螺先生傳》那樣的宇宙遨遊,甚至呈現於如《女媧石》那樣聚集了女科學家和女革命家的「女性烏托邦」,但其基本格調依舊充滿了「感時憂國」的民族國家情結,並沒有真正擁抱人類情懷和普世價值。戊戌變法失敗後,康有為不得不在滿世界流亡,然而他的烏托邦想像,則超越了家國的界限,走進了全人類的視野中。早在一九○二年,康有為就完成了他的烏托邦理論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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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為文學服務」 (劉劍梅)

  我的老師王德威教授來自台灣,我的許多同學、學生和朋友都來自台灣,我的許多大陸朋友都到過台灣,唯有我,直到二○一二年十月才第一次踏上台灣這一美麗的土地,實在太落後了!  此次到台灣,是應郭楓先生之邀,在參加在台中東海大學舉行的「第二屆世界華文文學高峰會議」,此次日程比較寬鬆,與會者在開會結束後還到日月潭去遊覽了一天,在湖光山色中繼續暢飲秋景和暢談文學,尤其高興的是在這次台灣之行中,我還見到了馬森、陳若曦、柳萌、陳平原、陳思和、林建法老師;見到了著名詩人舒婷、于堅、著名作家張抗抗、李昂、閻連科、艾克拜爾、薛憶溈、黎紫書等。早就讀了張抗抗、舒婷的作品,此次能夠與她們相逢,真是開心。  此次會議中,還意外地見到仰慕已久的龍應台。她忙極了,世俗角色的肩上壓着「文化部長」的重擔,還來與我們聚會。特別感到意外的是馬英九總統也來與我們見面,並發表了質樸真誠的講話,而講話的中心思想真讓我感動。他說:我們不要求文學為政治服務,倒是要政治為文學服務。  我從小生活在大陸的人文環境中,知道「文學為政治服務」像緊箍咒一樣扣在每一個作家的頭頂。這一口號糾纏了大陸作家數十年,把文學變成政治工具與階級鬥爭晴雨表。多少作家就因為這一口號而把作品變成政治的注腳,把文學變成政治意識形態的轉達形式。許多作家就因為把文學當做政治的奴僕而浪費一生的才華,至今,中國大陸的一些作家還留有為政治服務的慣性,所以還真把《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當做金科玉律,還在奉命抄錄,這顯然是「精神奴役的創傷」。而馬英九能把「文學為政治服務」的命題顛倒過來,提出「政治為文學服務」的反命題,實在是非常精彩。回到香港之後,總是念念不忘馬英九的理念。見到父親(劉再復)就說起此事。他說:「我們前年在台灣開會,馬英九就提出這個看法了,可惜台灣的報紙不報道,大陸的報紙也不報道,很少人知道。」聽父親這麼一說,我更想寫寫「台灣之旅」的文章,把這一訊息告訴更多朋友。  此次莫言獲得諾貝爾文學獎,由於沒有政治權力的阻撓,他的名聲與作品,更是震動中國與世界。相比之下,高行健就被政治權力硬是壓在大石底下,政治不僅不為文學服務還扼殺文學,真是罪過。莫言在瑞典的講話中說,文學關心政治但大於政治。確實如此,文學面對的是心靈,是人性,是永恆,無論是內涵還是外延,都大於政治。掌握政治權力的人,即使一時無法理解和接受作家的理念與情感,也應採取寬容、寬厚的態度,倘若開明,更應當採取「為文學服務」的態度,鼓勵作家發出真實的聲音,自由的聲音。唯有這樣,才有大作家和大文學的產生。  此次大陸政府祝賀莫言獲獎,是個進步。比起十年前對待高行健的態度,顯得不那麼愚蠢。莫言對現實的批判力度很大,當權派也有扼殺的理由,但不僅不扼殺,還給予支持和表揚,這就聰明一些了。真希望,中國政府也能用對待莫言的態度對待高行健,解除高行健的禁令,直面高行健的成就和他點燃人們心靈火焰的偉大「靈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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莊子與孫悟空  高行健莫言風格比較論 (劉再復 劉劍梅)

  高行健和莫言先後獲得諾貝爾文學獎,劉再復教授和劉劍梅教授為此對談,上期講到高、莫二人都是「藍土地上的奇迹」,也分析了二者風格異同,本期繼續探討。原來,在劉氏父女眼中,高行健可比作莊子,莫言就是孫悟空。——編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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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行健莫言風格比較論 (劉再復、劉劍梅)

  高行健和莫言先後得到諾貝爾文學獎,劉再復教授與劉劍梅教授兩父女特別為此對談,深入分析兩位文學天才的作品、寫作手法、呈現主題等各方面的異同。兩位教授對高行健和莫言無論是其人和其作品都非常熟悉,由他們為讀者深入淺出解說,實屬不二之選。──編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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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愛戰爭的人們 (劉劍梅)

  前幾天讀到閻連科的一篇短文《讓理性成為社會的脊梁》,很有同感。這篇文章同時被《紐約時報》和《朝日新聞》轉載,在海內外影響很大。在國內,這篇文章卻招來許多謾罵,可見在狂熱的民族主義情緒高漲時,理性的具有普世價值的聲音幾乎沒有生存的空間,然而恰恰這種聲音最為可貴,最值得珍惜。作為一位文學家,閻連科看到因為釣魚台的紛爭,許多書店不得不把日本作家如村上春樹等的小說撤下架,讓他感到,「文化、文學在歷史與現實面前總是顯得那麼弱小,不禁風吹,不堪一擊。自史而起,每次兩國與領土相關風波的到來,文學與文化都會如秋蟬萎靡,大家族中的小媳婦般,首先受到衝擊和傷害」。不過,關乎心靈的文學卻具有超越民族家國界限的力量,正是這種力量使得這位著名小說家在整個國家民族主義情緒如此高漲的時候,還鼓起勇氣發出不同的聲音。讀完他的文章,想起了一部我非常喜歡的韓國電影《歡迎來到東莫村》。這部電影的表現手法非常新穎,有獨特的攝影語言,但更重要的是,它的構思非常好。電影描寫了一個位於朝鮮半島的世外桃源般的村子,村民都「不知有漢,無論魏晉」,根本不知道外面的世界已經打得天翻地覆,他們的國家已經捲入殘酷的南北戰爭,兄弟之間自相廝殺得分外眼紅,而他們還過着怡然自得的桃源生活。當南北雙方幾位被打散的官兵以及一位美國士兵流落到這一村莊時,一開始他們還劍拔弩張,水火不相容,然而在這個與世隔絕的村莊裏,他們逐漸發現原來他們如此執着的政治理念和戰爭野心多麼荒謬,而生命本身多麼美好,於是他們慢慢融入簡單的男耕女織的田園生活,並在這種桃源生活中洗滌掉嗜血的人性,愛上了沒有戰爭的生活。可是,後來當這個村子被捲入戰爭而面臨危機時,他們為了保護這個理想的生活,超越了不同戰營的分歧,南北軍雙方聯合一起,用生命保衛了這個桃花源。  文學藝術關心的是人性,關心的是人的心靈,不被國家界限所制約,也不被歷史政治所制約,所以有獨特的視野,能夠穿透民族國家主義的狂熱,看到人類最本質的所在。真正熱愛文學的人對領土紛爭的看法上幾乎是一致的,日本作家村上春樹在他的短文《劣質酒的醉態》中寫道:  我在《奇鳥行狀錄》這部小說中曾提起了發生於一九三九年滿洲國和蒙古之間的「諾門罕之戰」,它是由國境線紛爭引發的,雖然很短卻很熾烈的戰爭。日本軍和蒙古軍蘇聯軍隊之間進行了激烈的戰鬥,雙方共近二萬名的士兵失去了生命,我在寫完該小說後訪問了那裏,彈殼和遺物至今還明顯地散亂在茫茫荒野之中,「為什麼,為了這樣的不毛之地,人們非要毫無意義地互相殺戮不可呢?」我感到極度的虛脫無力。   在政治家的眼裏,領土一定重於生命,幾萬名士兵的生命都不會放在眼裏,但是在熱愛生命的作家眼裏,看到了戰爭對生命的摧毀和塗炭,他們會感到痛心,感到「極度的虛脫無力」。就像閻連科所說的,「對於廣大民眾和最為普通的人們,戰爭沒有所謂的輸贏。一旦有了戰爭的發生,作為百姓的民眾,永遠是必就的輸家。死亡和墳墓,是戰爭留給普通人必就的歸宿。」這兩位中日作家在這種時刻發出同樣的聲音,可能不被眾人所理解,但是這種理智的聲音是人類的脊梁,它呼喚我們對生命的尊重和熱愛。  當人的生命在戰爭中灰飛烟滅,又有多少人能看到戰爭後面的荒謬?好在我們還有可以超越國家界限的文學和藝術,好在作家們還可以在文學藝術中設計一個「東莫村」似的桃花源,像鏡子一樣照出現實的荒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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