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母一定專制? (曾瑞明)

只有九歲的「香港小巨肺」參加《全美一叮》(“America’s Got Talent”)第十二季比賽,高唱《鐵達尼號》電影主題曲My Heart Will Go On而一戰成名。網民有些叫好,讚其父親能好好培育女兒,將其才華發揮。但不少人對小巨肺父親開戰,有些人批評一個小女孩這樣投身演藝界,只是將女兒作為其「搖錢樹」。也有人擔心這會影響兒童的健康發展,如失去同齡的社交圈,也難以適應複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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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教育的懸崖 (曾瑞明)

習近平主席在香港回歸二十周年紀念活動上致詞,特別提到教育跟落實「一國兩制」的關係。他指出「要加強香港社會特別是公職人員和青少年的憲法和《基本法》宣傳教育。這些都是『一國兩制』實踐的必然要求,也是全面推進依法治國和維護香港法治的應有之義。」這段話和早前的一些事件放在一起,當然引起教育工作者的疑慮︰教育局就《中學教育課程指引》作出更新,其諮詢稿提及中史科及生活與社會科,分別需以二十四小時及十五小時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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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此路不通? (曾瑞明)

美國新任總統特朗普上台的消息好像已「消化」了,我們開始學習「適應」。「狂人」都能當總統,更似乎是對民主制度最殘酷的諷刺。但「吃完花生」,我們要問的似乎是常掛在口邊的「自由民主」,到底在十字路口,還是此路不通?美國前總統奧巴馬在告別演說中,掛在口邊的也是「民主」。他說「當我們視民主為必然,民主則會受威脅。」視為必然的意思,可解讀為我們好像對選舉耳熟能詳,但好像是一投完票,民主實踐也就完了。奧巴馬提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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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決的不同意思 (曾瑞明)

最近香港公共討論的主旋律不再是「民主」、「正義」,取而代之的是「自決」或者「獨立」。這種改變當然有其社會因素,但也有人稱此為假議題。教育界則備受校園討論或鼓吹港獨的「爭議」困擾。在自由的社會,是否支持某種立場是一個問題,應否討論又是另一個問題。英國自由主義者彌爾(John Stuart Mill)就指出真的言論如真金一樣不怕洪爐火,但假的言論或者反對意見也有用,就是可以避免僵化信條的出現。更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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奧林匹克主義是世界主義? (曾瑞明)

今屆奧運,首次在南美洲舉行。但巴西北部爆發寨卡病毒,又正值國內面臨經濟衰退和政治醜聞,都令人擔心八月五日開幕的二○一六年里約熱內盧奧運會能否順利舉行。或者,大家又會考慮買一部新的電視,好好觀賞精彩賽事。但勿忘初衷,奧運其實對推動世界合作到底有什麼意義?最近英國脫歐,作為「超民族國家」的歐盟備受考驗,全球性的運動盛事是否也都一樣有心無力? 什麼是奧林匹克主義?大家都知道,奧運源於希臘雅典,本來是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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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考暴力 (曾瑞明)

年初一發生的警民衝突,是否宣告香港已進入暴力時代,「和理非」(和平、理性、非暴力)已壽終正寢?不過,香港人一向崇尚和平,各界都譴責旺角騷亂中的暴力行為,但同時提醒我們香港其實充滿制度暴力︰不民主的議會、傾斜商界的政府、無需向港人負責的特首……那麼,為什麼暴力不可作為爭取正義的手段?筆者並不崇尚暴力,一直相信道德上人人平等,都有其價值。人和人之間的紛爭,該用理性商討處理。但當面對不合理的欺壓時,很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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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哈貝馬斯看歐洲問題 (曾瑞明)

希臘債務危機、敘利亞難民潮和巴黎恐怖襲擊,都似在挑戰歐盟的制度和精神。歐洲各國發展程度不同、文化不同,如何能以一個整體去面對個別成員國的難題,而又能處理共同的問題?就以敘利亞難民擁入歐洲為例,歐盟如何能調和不同國家對自由移動的看法?德國認為自由移動對歐盟經濟有利,但匈牙利、瑞典,還有法國在內的許多國家的右翼政黨卻因他們的反移民政策為他們贏取選票,因為民眾都懼怕移民會侵害他們的利益。 我們不禁要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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揭密者等於大話精? (曾瑞明)

  港大校委會否決委任陳文敏出任副校長後,港大學生會會長馮敬恩當晚召開記者會,違反保密協議,向公眾交代多名委員在會議上的言論。「思考方法大師」嘲馮是大話精,名導演更公開呼籲雇主「永別雇用」馮。其後,又有港大校委會會議錄音片段曝光,港大發言人、甚至教育局局長都予以譴責。一連串事件,都令人想起「揭密」(Whistleblowing)這一個概念。到底什麼才算是「揭密」,在什麼時候「揭密」才是道德上容許,甚至在道德上是應該的?前美國中央情報局雇員愛德華.斯諾登之類的揭密者到底是英雄,還是叛徒?標準理論與共謀理論  學者Michael Davis在《揭密》(”Whistleblowing”)一文指出,標準理論(Standard Theory)認為只有當符合以下的條件,「揭密」在道德上是容許的﹕一、「揭密者」所屬機構對公眾作了相當嚴重的傷害。二、揭密者能夠識別傷害,並已匯報上級,但上級看來不會做任何有效阻止傷害的事。三、「揭密」者盡力訴諸所有內部程序解決問題,但仍無法阻止事情發生。  如果「揭密者」有理由相信他發現的威脅存在,而揭密又可以避免傷害的話,那揭密更是道德上應該的。  揭密往往運用於商業倫理的討論。如果我們把這一系列標準,運用到港大學生會會長的「所作所為」,也的確會有點麻煩。首先,在校委會大家似乎都是平起平坐的,沒有人是誰的「上司」。在大學架構內申訴是否可能?如果不可能的話,是否可向公眾舉報?第二,校委會有沒有「傷害」公眾?它沒有導致傷亡,也沒有造成什麼財政損失。更重要的是,就算真有損失(陳文敏不能當副校長),也已成定局,不可阻止了。  馮同學的聲明指出︰「最後,在過去半載,校委會屢次以『保密慣例』及『集體決定』為由,封鎖資訊,以致眾多真正關心香港大學的師生校友猶如蒙在鼓裏。為確保師生校友的知情權,我不得不如此行動。如果此舉被認為違反『保密慣例』,我願意接受批評,並感到抱歉。不過,我由衷希望校委會能開誠布公,接受師生校友之監察,以致未來不必再訴諸同樣的行為,以確保各位的知情權。謝謝。」  「蒙在鼓裏」(即被欺騙)是不是一種傷害?確保大眾的「知情權」是不是好的理由?看來不是,因為很多時候我們都透過欺騙來避免他人受到傷害,比如欺騙一個長得不好看的朋友,說他樣貌端好,以讓他不受傷害。又如果知情權這一般性理由可以作辯解的話,那麼保密制也沒有任何意思。  「揭密」的共謀理論(Complicity Theory)或能讓我們明白只談「傷害」的不足。根據這理論,我們要關心的,不只是有沒有傷害,還包括道德上的問題,例如不公義、欺騙。作為一個自願參與某團體的成員,如果你發現所屬團體即使合法(比如校委會在組成上以校外人士為主,當中少數具民意授權,但卻有「合法」權力去投票),但正在做一些道德上嚴重錯誤的事情,你就有可能要透過「揭密」去讓自己不成為共謀共犯。因為如果你不向公眾揭露,你其實也正在參與這道德上的錯事。揭密,不但是道德上容許的,甚至是必須的。  當然,最重要的是究竟馮同學的道德判斷有沒有錯。大學校委會有沒有在陳文敏副校長任命上作道德上錯的事?筆者在本文不多說。但至少,說馮是大話精的,也有責任在這點上提出理由支持校委會的做法在道德上沒有重大問題。至於會議內容懷疑被人偷錄並泄露是否推斷道德淪亡,也視乎校委會成員在會議當中言論是否符合道德,例如有沒有惡意中傷、誹謗失實。忠誠?叛徒?  揭發美國政府監控民眾電話及上網紀錄的斯諾登究竟是不是中情局的叛徒?一些評論人就說斯諾登既是愛國者,但也是叛徒。道理也不太複雜,一個人可以屬於某一組織,但也屬於更大的社群。我們「出賣」一個組織,但其實是為了公眾利益,而非個人私利。斯諾登就是想暴露中情局收集的資訊違反了美國憲法第四修正案。第四條修正案訂明人人具有保障人身、住所、文件及財物的安全,不受無理之搜索和拘捕的權利。你可以說,斯諾登就是愛美國的憲法,才背叛組織。  忠誠,在現代社會也是一個沒有絕對凌駕性的德性。我們重視對伴侶、家庭和朋友的忠誠,但也不是全無條件。首先,我們也不能為了忠誠而縱容甚至協助他們傷害別人或作不法的事。第二,我們也不能因為忠誠而扭曲對現實的理解。例如,我們不能因為對太太忠誠就把她視為全世界唯一聰明的人。對於國家的忠誠,也不應違背理性。比如自己的國家的文化很有價值,但也不能就此推崇為具有最高價值、天下無敵。如果我們因「忠誠」而導出這些錯誤信念,卻又「樂在其中」,法國哲學家沙特會稱之為「自欺」(bad faith)。  現代的機構更難講忠誠。這是因為現代機構普遍都視其成員僅僅為工具,加上往往都只是合約關係,這叫其成員如何能大講忠誠呢?但偏偏,忠誠這道德語言卻常見於這些機構。原因當然是社會對個人的操控。個人良心要和忠誠對決,揭密者往往要和同屬機構內的同事朋友變成異類甚至敵人。代價不可說不大,這可令違背組織的「異端」大幅減少。 憑良心做事,不一定正確,但卻是對自己真誠。現代社會有形形色色的法則和指引,去指導我們去做「正確」的事,但卻未必能說服到自己的內心,更多人只是從眾。「揭密」的討論,可說是觸及到我們作為「個人」,如何看組織、看約定、看什麼是善。如果簡化說「揭密者」就是大話精、是叛徒,或把揭密等同道德淪亡,那不像是作道德思考或判斷,而只是自欺欺人。  (作者是香港大學哲學博士,著有《參與對等與全球正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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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建中國的道德  讀慈繼偉的《改革時代的道德中國》 (曾瑞明)

  翻閱中國版,或者隨便上上面書,都不難找到中國「道德淪亡」的判語︰黑心食品、官員貪得無厭、人民要麼冷漠或者無禮、只往錢看……大家都知道這是改革開放的「代價」——一個社會學的解釋。然而,道德為何會淪亡,必須從道德的觀點審視。另一方面,某種聲音又對「西方式」的批判很抗拒,說什麼「中國國情」,沒有普遍的道德觀點。這都令我們把握當前中國道德危機變得很困難。香港大學哲學系教授慈繼偉交給劍橋大學出版社出版的新著《改革時代的道德中國 》(Moral China in the Age of Reform)就成了一本值得參考的著作。首先,這本著作希望做「內在批判」(internal critique),即以中國的內在角度和參與者的身份去對自身作反思,並不將「西方」理論照搬至中國。另一方面,這本書不是純粹抽象的道德討論,而是結合中國的社會現實,扎實地在價值層面討論,而非僅僅描述。   慈繼偉重返人的自我觀念去解釋。他認為中國人身處現代性裏,卻欠缺自由,而自由卻是道德和政治主體性建立的條件。他把中國的道德危機理解為後毛澤東時代,人們由極權下沒有自由變成「自由」的氾濫(特別是經濟自由),人們沒有能力去掌握這種自由的責任。權威本可以擔當道德模範,讓人們去模仿、學習,偏偏今天的權威卻是道德敗壞的源頭。慈繼偉分析,中國人不是不知道什麼是對和錯,只是知道不等於人們就有動機去跟隨。他指出,正義原則的遵守,還有一「相互性」的因素。如果人人都不遵守規則,「我」也沒有什麼動機去遵守。中國的道德危機,就是人們覺得其他人不會守規和做道德的事,於是人人都沒有動力去做應該做的事。不道德和不正義於是滲透整個社會。高舉自由、平等和虛無主義  慈繼偉很有意識地回應中國當今思潮,也以一種搭建討論平台的姿態去建立論述。他的做法是盡量爭取彼此的共同點︰比如共產黨在可見將來仍可執政,儒家傳統對中國人的深遠影響、毛澤東和共產主義曾和仍塑造人們的價值觀,市場化和身處全球資本主義體系仍是未可改變的「社會現實」。這有別於把西方理論「移植」至中國土壤的「插枝法」,而是先把中國土壤的品質弄清,才去「種植」中國的政治理論建構。這當然不代表沒有評價的空間和可能。慈繼偉一直指出,中國無可避免地已進入現代性中。這點無論是想超越現代性的左派和新儒學,都是會同意的。他進而提出現代性的特質是高舉自由、平等和虛無主義。  人能感覺到自己有主體性,必然要有相當程度的自由,這種自由可以是自由民主社會強調消極自由(即不受他人干預的自由)或追求美善的積極自由。慈繼偉認為中國不一定要只接受消極自由,而走對優先於善的進路。然而,可悲的是中國人卻經驗着一種沒有目的的自由。共產政權全面退出私人領域後,人們的自由只變成了一種肉欲滿足的可能,而非有價值行為的條件。集體的共產理想,變成每個人孤獨地自利。這就是中國人當今的「自由」淪落狀態。  慈繼偉指出當毛澤東那種神化的領袖退隱後,已沒有人可以比其他人在「追尋道德真理」上更有優越性。人其實是變得平等了,但社會高度的貧富懸殊,卻造成了另一種不平等,這種不平等甚至會危害人的主體性,這也是中國另一個道德危機。但是,慈繼偉卻大膽指出,在自由和平等價值已經呈現的情況下,中國其實已像一個自由民主社會。這已是中國要走的路,難以回頭。  至於虛無主義,則是中國當今價值崩潰的催化劑。中國儒家素來以道德典範作為道德教化,但是毛以後,中國再沒有這種人物,反而坐握權力的官員,變成「反典範」,最多只能以提高服務人民的「品質」來維持政權的合法性。當沒有價值可講,大家便只能去追求經濟增長,或者物欲享受。對善和好追求的可能  說到這裏,大家或許已對中國的道德前景沒有任何展望。慈繼偉在最後一章卻有精彩的闡述。他指出中國的虛無主義是不完全的,善和好(good)至少仍為政治理由高舉,毛澤東和共產黨留下的政治理想多少有一定影響。這就令中國不像英美自由主義那種「停留」在正義和權力的層面,而能有對善和好追求的可能。共產政權的權力,亦比僅僅促進經濟發展和維持國家運作所需為多,要「證立」她的剩餘權力,就必須比自由民主社會的政府樹立更高的理想。當習近平提到的「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中國夢」、儒學和政治儒學的復興等,都顯示中國政治語境那種對善和好、理想的在意。  但是,當失去了客觀意義的善時,人們該追求那種善和好?是眾聲喧嘩,諸神爭逐?政治權力高舉的好真能有具體內容為我們去追求和嚮往?談善和好,甚至政治理想,在中國語境中甚至會令關懷弱者的人有「失語」的感覺。因為人權被侵犯、正義得不到伸張的情況太普遍,台灣的政治哲學學者錢永祥先生的新著《動情的理性》甚至提出「消除痛苦」作為中國政治理論的道德標竿。慈繼偉當然不會漠視這情況,他也明確指出中國存在的不平等和不正義(不像某些談中國「超越」現代性的學者)。但中國是否有這種「談善」的條件,會否陳義過高,這都是可以再討論的。不過,我猜想慈繼偉是想將中國政治土壤存在的條件全部掘出,透視出善和好未必要像西方政治哲學和倫理學那樣跟對(right)對立。  慈老師曾為筆者的論文導師。看他的書,是一種智性享受,也是一種鞭策。他深刻的政治哲學思考和對社會思潮動向的介入能力,都令後學心嚮往之。  (作者是香港大學哲學博士,著有《參與對等與全球正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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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際啟示錄》隱藏的公義問題 (曾瑞明)

  基斯杜化•路蘭的《星際啓示錄》看似大格局、大思考,其實仍是美國文化霸權產物,換湯不換藥。一個白人父親,為了拯救全人類,忍淚離開可愛的女兒。身上別着的美國徽章,告訴我們即使在那沙塵滿天的世界,美國仍是世界秩序的操控者。可是為什麼世界會變成那樣?是不是因為這個「世界警察」窮奢極侈的生活方式、掠奪式的金融業造成?可惜,電影沒有這種反思,反而把農業變成無夢想、沉悶和平庸的象徵。男主角Cooper的確有志難伸,但是,這不恰恰正是我們現在這個世界的單一結構每天都出現的現象嗎?男主角能奢侈地拿着啤酒、看棒球比賽,相信已是比電影「看不見」的第三世界的人過得好多了。  可我們很容易投入男主角的視角看世界。沒辦法。筆者也幾乎就主角和女兒的生離死別、時空分隔而落淚。這大概是人之常情,父母愛子女的心有普遍性。但智勇雙全的英雄,應能洞悉究竟人類除了家庭還有其他制度,例如政府、經濟秩序和全球性組織等。可惜,《星際啓示錄》的啓示仍是美國保守派的家庭價值,最後安排是家中書房的書架藏有拯救人類的「秘密」,愛則是救人類的關鍵——這些「啓示」很令人舒服,但卻沒有啓發我們對人類的未來有深一層了解。要回答我們往哪裏去的問題,必先要處理好我們從何處來,我們為什麼要「離開地球」的問題。全球正義的問題——華爾街狼人、大美國主義都視而不見。甚至劇中隱藏的全球暖化問題,最終亦化作尋找地球以外的棲身地,只是另一種「適應」,而非嘗試去緩和、去承擔,莫論去找出問題的根源。跨代正義問題  不過,電影卻觸及了一個很難處理、卻與現在全球暖化高度相關的課題。戲中最重要的一句對白︰「一旦你是父母,你就是你孩子將來的鬼。」這構成了整齣電影的思想主線,這也是全劇最可觀,最可思的地方。在太空中的蟲洞,似乎有人有意為現在的人開啓。家中的書架的「異象」,原來是主角在未來奮力留低的信號,告知年少、年輕、中年的女兒。過去、現在和未來可以緊密聯繫,時空可以交錯。如果這樣的話,人的生活空間大了很多,但我們的道德責任也可能從此改寫。  我們稱這為「跨代的正義問題」。正義的要求,除了作用於同代人外,過去的、將來的人,是否也在我們考慮之列?同代的意思,是指同一群出生的人,而不是指同年齡層的人。我可以和一八○四年的拿破崙同是三十五歲的年齡層,但就不是同代人。說回全球暖化,我們今天的所作作為,比如「維持生活素質」的奢侈生活方式,即使未釀成即時損害,但長遠來說,其實也是令下一代要過我們「今天的生活方式」變得不可能,甚至連基本生活維持都不成。更有趣的是,碳排放的影響有滯後性,二氧化碳也會在大氣累積,因此我們排出的二氧化碳,不一定影響我們同代人,反而是影響將來的人。我們今天也是受上一代人的碳排放影響的!美國政治哲學家羅爾斯在《正義論》也有觸及這問題,他的正義儲蓄原則就指出我們要留至少足夠維持正義制度的資源給下一代。但這也引起一些爭議,為什麼不是留足以和今天的人過一樣好的生活的資源?但今天的人是否是「倫理上」比將來的人的地位高?到底「他們」仍未存在嘛!我們如果今天只想着「將來的人」的生活,豈不是成為他們的奴僕?如果在同一國家的人都親疏有別,不同年代的人不也是如此嗎?  劇中所謂的計劃A和計劃B其實正好反映這種思想。主角是因為計劃A救「現在的人」才願意離開子女,展開孤獨的太空旅程,當他和女兒知道受騙時,都感震怒,覺得被出賣。因為他們都不接受「未來的人」才是整個計劃的目的,而他們作為「現在的人」只是手段!劇中人說這是一個難以接受的任務,因為人要克服一己的自私來為整個人類犧牲,我認為並不完全準確,不能忽略的解釋是人類的倫理觀未能安置好時間。對未來的人的責任  我們所說只是現在的人對將來的人對我們有什麼責任。如果時間旅行變成可能,問題就更複雜了。宋朝的人對我們有什麼責任?將來的人對今天的人有什麼責任?但是,今天的人的行動,其實會影響將來的人的存在。過去的人的行動,也能決定我們是否存在。這就帶出一個十分棘手的問題,就是「身份不相同的指控」。假設在情況一,我們今天不作太空探險,但地球最後毀滅了。在情況二,我們作太空探險,在一極貧瘠、但可維持人類生命的地方延續人類,但那些人類卻活在痛苦之中。情況二是否一定比情況一好?如果有生命一定是比沒有生命好,存在不一定比不在在好的話,這也許還說得過去。  但如果我們現在救災,只能令到人們處於僅僅生存的飢餓狀態,是否一定比令人們處於充足的情況好?抱持「身份不相同的指控」的人會指出根本無從比較呀!因為,因為這兩個情況的人根本是兩批不同的人!事態上或許有所改變,但對於為那些將來的人要付什麼責任根本無從說起,因為不同的責任和政策都會造成不同的「人」的出現。說「更好」,都要有同一群人來作比較呀。當時空穿梭真的可能,誰是「我」都難說呢。  這都是有趣的問題。說回電影,我們不禁要問,留下蟲洞者,是只能做這麼多,是應該做這麼多,還是只願意做這麼多?即將作為過去的人的我們、你孩子將來的鬼怎樣看我們今天的責任?人們今天為了政改,「知其不可以為之」,不就是不願「將來的香港人」質疑我們今天什麼也沒努力過嗎?我們在全球暖化的問題上,又為將來的人做過什麼?  (作者是香港大學哲學博士,通識教師,著有《參與對策與全球正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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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代社會的儒學理想  讀陳祖為的《儒家完美主義》 (曾瑞明)

  陳祖為清楚指出贊同保留自由民主社會的制度,但是,他會用儒家完美主義去證成它。這令到他的計劃非常有吸引力︰一方面它讓政治儒學不會走上威權主義的道路,成為侵害公民權利的藉口。另一方面,它也讓自由民主社會制度找到了中國文化土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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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跑線的公義思考 (曾瑞明)

  這幾年關於起跑線上的討論似乎愈來愈熱烈。家長口口聲聲說孩子很慘,很辛苦,但行動依舊,送子女讀英文、法文、日文,學鋼琴、學跳舞,上Playgroup,讀兩間幼稚園。為的是讓子女入讀好的小學,好的中學,好的大學,找一份好的工作,嫁/娶個有錢人。  一個小朋友的人生被父母全盤「規劃」好,沒有自主性,是否好的人生?年紀小小便已精力殆盡,失去熱情,又是否太短視?這些識者都有提及,當事人也未必不知。然而,「競爭」二字可大可小,孩子最終因父母用力不足「輸了」,恨錯難返。家長才不能管它什麼惡性循環,集體悲劇。以上這種思路才是「明知故犯」的根本因由。這個社會當然「病態」,但我們真的可以把全部責任都推給「社會」嗎?或者我們應回到更基本的問題——家庭在社會公義裏擔當什麼角色?它能促進公義還是只會鞏固不公義?家庭作為資源分配的處所  著名的美國政治哲學家羅爾斯的大作《正義論》提到家庭是社會的基本結構(basic structure),會影響一個人生活中不同層面的機會。但他也指出家庭並不能擔任再分配的重任。家庭要尊重個人權利和自由,但不能保證它們的實現,這些責任屬於司法權力機關。如果這樣的話,要家庭作財富再分配,以達到社會平等的理想看來是更不可能了。家庭裏如有兄弟姐妹,父母或要努力讓他們機會均等。但如果他們的機會比其他家庭的孩子多,似乎也是無話可說。一些父母積極培養子女獲取具市場價值的技能,一些父母「懶惰」或因其他原因而沒什麼行動,也是個人自由選擇。如果這樣的話,起跑線上的競爭似乎無可置喙,因家庭背景導致的差異應交由學校、社福機構回應。  無可否認,家庭是不平等的來源。那麼,我們為何不用另一個更平等的方式養育下一代,例如將孩子全放在公立學校寄宿讀書?當然,這樣做也好像於事無補,家庭背景是抹不去的烙印,父母的口味、眼界和社交網絡都能令孩子具有優勢。像小說《美麗新世界》般將家庭消滅來追求所謂的「平等」也只會帶來骨肉分離的人間悲劇,父母的關懷和愛護也對孩子成長有很大幫助。家庭作為公義的第一所學校  但這並不真的代表家庭在公義推動中沒有任何角色。學者M. Victoria Costa的Rawls, Citizenship, and Education一書便指出,羅爾斯也將目光置於家庭在道德教育的功能,家庭擔當讓青少年內化規範的角色,公義和公平等概念也往往從家長的言傳身教中傳授。不過,女性主義哲學家Susan Moller Okin指出了家庭既「教育」下一代公義,但本身卻不符合公義要求的張力︰羅爾斯的兩條正義原則既不能運用於家庭,家庭裏也有性別不平等、強制和剝削的情況。在羅爾斯眼中,家庭做好基本的德育和公民教育就好了,比如教育下一代同理心、基本的公平感、回應他人的需要等。這些能力的培養都能讓孩子將來免於奴役他人和傷害他人。  羅爾斯的理論處理能回應刻下的問題嗎?在不損害家庭內在法則的前提下,我們卻也發現社會其他領域的價值觀入侵家庭。家庭不是一個絕緣體,社會上的一些主流價值,如男尊女卑、我贏你輸、利己主義的價值觀全都滲透進家庭。學校和社會是「公眾」,家庭是「私人」的對立也不是那麼清晰。所以,如果我們貫徹「個人就是政治」(personal is political)的觀念的話,我們反而要將家庭看成是價值和理念實踐的所在地。Okin 更指出我們不能假定家庭是一個公義的制度,她着眼於性別結構上的不對等,例如家務的分工中,女性往往都被編配更沉重的工作。除了兩性不平等,社會和世界還有形形色色、各種巨大的不平等,家庭都助長了這種不平等,根據「個人就是政治」的原則,我們該如何回應?挑選學校的倫理學  教育哲學家Adam Swift一直研究自由平等主義(Liberal Egalitarianism),How Not to Be a Hypocrite: School Choice for the Morally Perplexed Parent一書,指出一個有道德意識的家長會面對的痛苦問題︰即使他自己重視社會公義和平等機會,但當替子女挑選學校時,真的不會挑一間可讓子女取得優勢的學校嗎?這樣算不算很虛偽?難道送子女去一間弱勢學校才算得上公義嗎?  答案顯然不是,問題於是變成什麼樣的家長偏私性(partiality)可被容許。Swift的看法是:家長有權選擇子女的學校,也不應讓個人的政治理念犧牲子女的利益和前途。最要命的是,他指出家長的個人選擇並不能影響整個制度的公義,因為這是一個集體問題多於個人問題。所以,平等主義者可以一方面要求政府成就教育平等,但自己則替子女選有優勢的私校。但是,他作為平等自由主義者,也認為持相同理念的家長只要選「足夠好」的學校給子女就可以了。如果給他們太多優勢是不公平的,貴族學校就不應出現自由平等主義者的子女的足迹。  Swift與Okin的進路大異其趣,個人和公共的問題是分開的。我猜這才是整個問題的核心,也就是說,家庭是「私」還是「公」,是不是公義運作的處所。如果我們看到家庭「公」的一面,我們的決定就會較與公共價值協調。中國的文化傳統雖說公私不分,但家庭「私」的一面還是十分明顯的。如果我們把家庭看作公義的處所,我們培養子女的動機也會大異其趣,我們會着重思考的是子女的才藝將來如何服務社會,如何讓弱勢社群受惠,而不是一味膜拜森林法則。自由平等主義者不應在家庭裏背棄自己的價值。  (作者是香港大學哲學博士,專研政治哲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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