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鄭月娥是個怎樣的人? (湯家驊)

林鄭月娥是個怎樣的人?這問題恐怕沒有絕對的答案,不同人可能有不同的看法和判斷。林鄭與我並非深交,淵源也淺,只可以從日常大家工作關係中作出個人的判斷。簡單而言,林鄭在當上政務司司長前,我確實不太留意到她。這是因為我在立法會時負責的政策範疇雖多,但卻很少跟她負責的工作重疊,直至她當上政務司司長,才有機會真正認識。當時我是立法會內務委員會副主席,每星期也必須與她見面一次,處理立法會運作和行政立法關係等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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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種不同價值觀之爭:談兩司選特首(湯家驊)

眼睜睜的不但看着港獨思潮冒起,更得到民主派「同情護航」,勢不可擋,相信不少香港人早已咬着牙齦,認定準備要多忍受五年「狼英之治」。誰知平地一聲雷,梁振英竟然以「家庭理由」宣布棄選。轉瞬間,特區未來五年之命運頓時變得豁然開朗,更有海闊天空、變幻無窮之感。隨着政務司司長林鄭月娥辭職,今年三月之特首選舉形勢可說是大局已定。目前四位準候選人中,最令人矚目的,當然是前財政司司長曾俊華及前政務司司長林鄭月娥。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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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改:一國兩制之臨界點 (湯家驊)

  很多人,包括北京官員也不明白政改怎麼會弄至今天這面臨全面失敗的田地。北京官員認為鄧小平提出一國兩制的概念,令九七順利回歸,更以《基本法》敲定容許港人高度自治,維持一貫生活方式,保障基本人權,這些安排已是一種非常寬容的政治妥協;而特首的任命是唯一在特區行使主權的象徵,不明白為什麼香港人老是不肯接受?  香港人不明白為什麼所謂高度自治竟是由中央欽點行政長官。回歸以來的三位特首一個不如一個,香港人只可以默默忍受。這怎麼可以說是「高度自治」?  從理論角度看,中央在香港行使主權與特區實行普選理論上是沒有矛盾的。至少在撰寫《基本法》時,中央與香港人均不覺得這安排有什麼矛盾。相反,這正是一國兩制的重要指標。但理論歸理論,在一個歷史背景、政治文化均與中國內地不同的環境下,在香港實踐普選行政長官,便帶出了一個很根本的嚴重問題:中央與大部分香港人自回歸以來缺乏互信基礎。  如果說天安門事件是中港缺乏互信的起源,那麼回歸後這缺乏互信問題非但未能改善,反而每況愈下;加上北京在回歸後任由本土左派任意妄為,與民主派勢成水火、各走極端,更不要談基本互信了。另一方面,個別傳媒和政客看準了這深層次矛盾,透過鼓吹口號政治,把這根本矛盾盡量醜化,藉以建立一群忠實的支持者,於是香港的政治兩極化便像癌細胞一樣慢慢侵蝕着整個社會。假若民主派懂得擇善固執  當然,假若民主派有足夠政治判斷和懂得擇善固執,可能今天的局面便不會出現。但是事與願違,我們可以回顧由二○○七年三月泛民推出的全面政制改革建議只堅持一個低門檻的特首選舉提名程序,到二○一○年的「五區公投」亦沒有以公民提名為變相公投的議題,再到去年「六二二」電子公投,泛民全面放棄了所有符合《基本法》的政改方案,大家可以清楚看到泛民如何慢慢被激進派的口號政治推入泥濘,以至不能自拔。  到了今天,政改可說已是返魂乏術。各大民調也清楚顯示社會有近四成人反對「八三一方案」,其中堅決反對和最憤怒的一群更佔三成。這些人的政治取態是不容忽視的。民主進程不是數字遊戲,若未能理順這些持有強烈意見的人,社會動盪便會由此而起。試想想,不要說有一成人,只要有數萬人堅持以行動和破壞秩序為表達不滿的手段,社會便難以安寧。他們的激烈抗爭行動不但撕裂了特區社會,深化了香港內部,以至與中央的根本矛盾,更直接挑戰一國兩制的實行。道理很簡單,假如特區再次出現長期大型群眾佔領或其他擾亂公眾秩序的行動,我們可以確保特區的警隊能應付得了嗎?我們可以確保北京能如佔中期間能忍耐着不插手干預嗎?假如特區出現嚴重社會動盪,特區政府和中央政府不可能任由這動盪形勢長期持續,威脅本港金融穩定,始終會被逼以武力鎮壓。特區一旦出現武力鎮壓,港人和國際社會便對這脆弱的一國兩制更加失去信心,甚至會認為已名存實亡。如何確保一國兩制走下去?  我們的悲哀正在這裏。因為我們對一國兩制缺乏信心,所以我們的言行正是導致一國兩制崩潰的原因。這是典型自我應驗預言的悲劇。就算這推論過於悲觀,一國兩制的崩潰仍然可能難以避免。理由很簡單,政改問題不能解決,特區政府的施政便不斷陷於持續對抗和內耗。我們的經濟動力和競爭力也會日漸拖慢,甚至停頓下來。需留意到回歸時,我們的生產總值佔國家百分之二十;到了今天,我們只是國家總收入的百分之三。一般經濟學者更預測十年內,中國的生產總值會達至二十萬億,而我們的生產總值只會佔全國百分之零點五。換言之,香港特區對整個國家的重要性正急劇下滑。我們不但會被新加坡追過,甚至上海、廣州、深圳也可能於未來十至二十年超越我們。當我們對國家的重要性急劇下跌之際,一國兩制的存在價值就算不完全失去,也會備受到強烈質疑。換言之,政改不能解決,一國兩制便會失敗;一國兩制失敗,我們便只會淪為中國眾多城市中的一個小市鎮,還談什麼法治、自由、人權?  所以,香港人,特別是泛民要考慮的,不只是今天這個政改方案應否通過,而是政改方案通過與否,我們如何確保一國兩制這條路可以走下去?今天因為我們不能接受「八三一方案」,所以要否決這政改方案;但否決後,我們必須改變我們的政治思維。從長遠角度看,我們要重新思考如何繼續爭取普選。我看不見泛民以今天的表現,可以帶領港人在否決政改後繼續爭取民主發展。我看不見這種堅持以漫罵方式表達意見,拒絕嘗試建立互信的態度能有效與中央政府在《基本法》下找到推進民主的共識。他們認為中央不可信,也許這是對的;但他們選取的另一途徑便是不斷製造壓力、增加對立,這不但不是出路,反而只會是拖垮一國兩制的主因。  今天泛民的政治意識形態不變,否決政改後這種政治意識形態也沒可能改變。要令政改有出路,一國兩制得以落實,我們必須要改變,香港的政治生態也必須改變,與中央的關係更加要改變。我們要懂得領略一國兩制的妥協,我們要懂得基本的政治倫理;社會沉默的一群必須站起來,拒絕被他人牽着鼻子走。否則我們只會步向滅亡!  (作者是香港立法會議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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