距 離 (潘國靈)

坊間常言「與時並進」,我卻覺得,有些時候,與時代保持距離以至脫軌,更是重要。時代走到數位,我佇立於模擬;世界跑向電子,我留戀於木語①。熒幕發光,書本還是執在手的好。不曾魚雁往返(真正的書信往還)無以說愛。PowerPoint迷思統領課室,古傳口授和手抄筆記應留有位置。原始玩意不遜於高價電玩。中秋將至,燈籠怎說都是人手紮的好,那些硬膠狀伴以熒光棒的,不美也不環保。手機型號不斷追就變成手機「刑號」。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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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受限於特定地域的雜誌 (潘國靈)

在速生速滅的液態都市,有一份人文雜誌風雨無間地辦了半世紀,可說殊不簡單。將時鐘回撥五十年前,幾支禿筆召喚海內外知識分子,以家作辦公室基地,力抗山河血紅,在那政治風雲詭譎年代,辦刊可是要將生命豁出去,非等閒玩意,如今聽來總帶幾分傳奇性,可以開拍成電影故事。余生晚也,到我九十年代初出茅廬加入《明報》工作時,總編輯已換了幾任,總之,能出任《明報月刊》總編輯都是有識之士。作者群亦然,許多的名家匯聚,熠熠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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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魯迅在青年會」再談 (潘國靈)

  早前為「中西區文學日」作了一場演講「魯迅在青年會」,準備時又重拾小思老師編著的《香港文學散步》(一九九一;二○○四「新訂版」;二○○七「增訂版」)一讀;以為是重溫故事,未料今趟重讀集內收入的劉隨《魯迅赴港演講瑣記》一文(以下簡稱《瑣記》)時,卻讀出了不少漏洞和疑團。記得九十年代為攝影師梁廣福《歲月無聲消逝》一書撰述文字時,其中「青年會」一章寫及魯迅曾在此演講,其時香港有關資料稀缺,主要的參考就是那篇《瑣記》;二十年來,香港文學讀者大多也是透過這篇文章,懷想一九二七年二月魯迅在青年會留下的足迹和身影。魯迅一生曾寓居的地方包括紹興、南京、日本、北京、廈門、廣州、上海,香港之行(一九二七年共三次)只是輕輕一踮;但自九十年代起,魯迅在港粵時期也出現了不少專門研究;時至最近《文學評論》二月號,也見新文章《〈大光報〉邀請魯迅來港演講》;好奇心陡起,遂鑽進書叢如破解一宗懸案般,以下所寫自非我之創見(尤其得力於廣州已故魯迅研究者李偉江);但因香港知之甚少,在此且作一番勾勒。  先回到《瑣記》一文。文章開頭有一「編者按」,我摘數語如下:「關於魯迅赴港經過始末,長期以來成為魯迅研究的空白。現劉隨先生以當時直接參加接待工作者的身份,為讀者在這方面提供了極為難得的寶貴史料。」由於此文收於《香港文學散步》而此書為盧瑋鑾教授編著,一直以來,我以為此「編者按」乃出於小思老師之手;今讀才恍然大悟,原來《瑣記》一文原載一九八一年九月二十六日《文匯報》,「編者按」實出於此,而非屬《香港文學散步》。想不到這「誤會」十多年後我才知悉,而《瑣記》文中提及當時魯迅在青年會的主辦者、接待者、主持、下榻處、講話文章記錄等,隨後來文學史料補充和檢視,都有不少錯漏以至不實。  首先,主辦者或邀請方、上文提到的《大光報》,《瑣記》一文通篇沒有提及,據劉隨說法,邀請者乃香港大學黃新彥博士,出於對魯迅景仰,知他來到廣州,「遂以香港基督教青年會的名義主動邀請魯迅前來講學」。這說法現在已站不住腳,隨着文學鈎沉,現在更可信的是,當年主事者乃是香港大學土木工程系一個畢業生,名趙今聲,畢業後任《大光報》(一九一二年創辦,為一份基督教會辦的刊物)社外編輯,趙今聲因緣際會認識了魯迅在廣友人葉少泉,由葉少泉拉線,促成了魯迅在港的演講。將時間回撥,我們將文學想像帶到上環的三角碼頭,魯迅乘坐小汽船抵岸,據劉隨記述,同來的還有許廣平,而接待者則有黃新彥博士、《華橋日報》副刊編輯黃之棟和他本人。現在更可信的版本是,當時結伴同行的除了魯迅和許廣平,還有位居「中間人」的葉少泉,而前去接待者則只有趙今聲。或者記憶有誤,《瑣記》一文畢竟撰述於是次魯迅行的五十四年後,但其中漏掉了十分關鍵的人物或單位包括趙今聲、葉少泉、《大光報》而代之以其他,是頗令人費解的。除邀請方、接待者,《瑣記》一文亦說兩場講座均由黃新彥博士主持,但實情應也是趙今聲。黃新彥真有其人,但與魯迅此行演講似無關係,怎生在劉隨筆下成了主力者,我茫無頭緒;但在「中西區文學日」當天,中西區區議會給七位作家各做了一塊展板,而魯迅一塊亦照說如儀,蓋多年來有關魯迅此行,香港參考的都是《香港文學散步》中劉隨一文,而未知這二十年來已出現了不少追蹤與發現。另外如劉隨說據他記憶魯迅當年「似不寓青年會,而是住在皇后大道中的勝斯酒店」,這跟魯迅日記中的「寓青年會」亦有出入,「勝斯酒店」之說可信度低。現在更確實的版本是:趙今聲以《大光報》之名邀請,但《大光報》只負責在報上登演講預告和印發入場券,並徵得青年會免費提供禮堂和宿舍。在這事上,趙今聲這名字多年後才被打撈出來,還拜偶然所賜。一九九三年香港大學八十周年,劉蜀永教授為此編輯紀念集《一枝一葉總關情》,其中邀得校友趙今聲撰文《八十八歲自述》,文中一小段寫及魯迅來港演講,碰巧劉蜀永教授獲贈《香港文學散步》,讀到《瑣記》一文,想起《八十八歲自述》,兩相抵牾,頓生疑團;即訪趙今聲本人,寫下《趙今聲教授談魯迅訪港經過》,刊於九三年《香港文學》十月號,當時發稿的主編劉以鬯在編後記中如此寫道:「趙今聲談魯迅訪港經過,為香港文學研究者提供正確的歷史資料,具有一定的參考價值。」往後遂增有關此事的補遺和考證。  不過,記憶的複雜性是,即使是當事人,筆之記述也未必就是準確。魯迅在當年十八及十九日作的兩場講座,先後為「無聲的中國」、「老調子已經唱完」,前者後來收於魯迅《三閒集》,後者收於許廣平編的《集外集拾遺》。魯迅於一九三二年給《三閒集》作序時寫道:「我去講演,一共兩回,第一天是『老調子已經唱完』,現在尋不到底稿了,第二天便是這『無聲的中國』,粗淺平庸到這地步,而竟至於驚為『邪說』,禁止在報上登載了。」只消五年,顯然魯迅是把自己兩場講座混淆了。說起這兩篇講稿,回到《瑣記》一文,也有值得商榷之處。當年《文匯報》「編者按」說劉隨主動記錄了兩場講演,並經過魯迅親自修改,使文章得以傳世。如劉隨文章所述,魯迅在當年三月二日日記確記了此事:「得劉前度信並講稿」,翌日修好即寄還之(劉前度即為劉隨)。但當年《華僑日報》刊登《無聲的中國》,乃在講座翌日或後天(即二月二十或廿一日),故三月寄回一文不會是《無聲的中國》,而應是《老調子已經唱完》。極可能是劉隨只記錄了這篇,收稿後他把文章送去《華僑日報》,而如其所述,因故沒有刊出。因何之故,至今仍沒有定論;但國內研究者有說成是港英殖民政府當年書刊審查制度嚴厲,造成「刪禁」。此說未必可信,但經傳話,魯迅當年也以為是港英殖民政府所為,故曰「驚為『邪說』」。實情或更可能是該報編輯自行決定,要知香港新文學發展殊異於五四文學之路,上世紀二十年代香港報刊仍多是「舊文學」的天下,「老調子」還沒唱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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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華這東西 (潘國靈)

  藝術才華到底是什麼東西?近看村上春樹的《沒有色彩的多崎作和他的巡禮之年》(下稱《多崎作》),有幾個段落對此寫得十分深刻。一是出現在多崎作與大學學弟灰田的交談中,灰田說起自己父親年輕時,與一個音樂家綠川的相遇相知故事。斯時正值一九六○年代大學反文化、暴亂抗爭風起雲湧之時,灰田父親(以下也叫作灰田)選擇了從東京大學休學四處流浪,其中一站,到了一個遠離人間的溫泉區打工,遇到也是從東京來的一個爵士音樂家綠川。綠川問灰田可有地方讓他彈彈鋼琴,灰田替他安排了翻過山到一座中學的音樂教室中,有一座直立式鋼琴可讓他彈奏。就那麼一次,綠川彈奏前從自己的肩袋中拿出一個小布袋,把那小布袋(小說始終沒揭曉小布袋放的是什麼,後來有所暗示可能是第六根手指)放在鋼琴上,然後進入狀態專注地彈起爵士樂《午夜時分》,音樂如行雲流水,聽者有洗脫體內髒污、置身另一場景之感,而當時聽者只有灰田一人,綠川也只是彈了十五分鐘,然後說這樣就夠了,好了,之後便不曾碰觸琴鍵。一夜二人談話間說起才華,擁有那非凡才華意味着什麼呢?是幸福還是包袱,是恩寵還是詛咒?是與上帝還是惡魔的交易?你以為才華只是精神性的嗎?綠川一段話深刻地談及身體:「不過才華這東西呀,灰田君,是要由肉體和意識的強韌集中的支持下,才能發揮作用的。只要腦漿的某個地方螺絲鬆掉,或肉體的什麼地方結線嘣一下斷掉,集中力就會像黎明的露水般消失掉。例如光是一個臼齒疼痛,或一邊肩膀劇痛,就沒辦法好好彈鋼琴了。」才華之不可恃,一個身體零件的鬆垮便無可復還,如綠川所問:「這種不得不靠前方一寸都看不清楚的、基礎不可靠的才華,到底有什麼意義呢?」  如村上春樹的一貫作品,《多崎作》也寫及生命的孤獨以至於被棄絕之境,但「失去」,也是該小說一個非常突出的主題。生命在行進的過程中不斷剝落,關係斷裂,曾經交心的忽爾無疾而終,美好的時代過去了,而才華的失落,發生在多崎作中學時那「五人組」之一的白妞身上,小說也是藉鋼琴音樂來言及才華。白妞是那種容貌端正的典型長髮美女,能彈一手優美而高明的鋼琴,才華是無疑的,但才華之事也是相對的。十六年後多崎作回名古屋尋得「五人組」之一的紅仔時,二人說及白妞精神漸趨異常似跟才華相關,紅仔有這一番話:「白妞確實擁有優越的音樂才華。可以巧妙地演奏出美好的音樂。從我們看來,那已經很了不起了。但很遺憾,那並不是她自己所要的程度的才華。在小世界就算行得通,但出到大世界就感覺力量不夠了。不管怎麼熱心練習,都無法達到自己所設定的水準。」也就是說,過了一個個人的極限,努力派不上用場了,紅仔以容器來加以形容:「雖然很可憐,但在藝術世界經常會發生這種事情。才華這東西和容器一樣。無論多麼努力,那尺寸都不太會改變。而且超過一定量的水是裝不進去的。」六年前白妞尚在生時,紅仔到濱松最後一次見她時,感覺一些東西自她身上流走了,跟衰老無關,此時白妞也只是三十歲美貌仍在,而是昔日生命一種自然的光輝,自她身體縫隙溢出來的非凡魅力,不知怎地,像給人從後拔了插頭般,一下子消失了。  綠川跟白妞不同,綠川看來是真的到達了某種藝術境界,但生命臨到了懸崖的邊緣,自我放棄又像是另一種跳躍,別人無以理解。而白妞,才華是有的,但未及盛放而夭折,在未真正騰飛前便因心理狀態或生命遭遇而自行陷落了。說的雖是音樂,二人分屬不同年代,串起二人的是此處與彼處的中學音樂教室,但讀着的時候,我感到村上春樹也是有所寄託,蓋才華,於音樂,於寫作,於所有藝術門類,我想也是共通的。  文學創作是否需要才華呢?或者說,才華的比重佔多少?歷來作家素有不同說法。比較站在藝術普及化或平民化的,也許會傾向淡化之,如史蒂芬.金(Stephen King)在《談寫作》一書曾說:「『才華』其實是來自原始本能的包裝,並非一種不平凡的天分。大部分的人都有一些像寫作或說故事的能力,這些能力可以加強和磨練。」美國推理小說家勞倫斯.布洛克(Lawrence Block)亦嘗言:「時時令我感到振奮的是在寫作中天才因素可能是諸多因素中最微不足道的一個。沒有天分的人也能獲得成功。有許多有天分的人也從沒成功過。這樣的事經常發生。我認為,這樣的事在每一個行業都會發生。」也許這樣輕天分而厚努力也有點道理,起碼是鼓勵人心的。也許說的還是藝術的小世界還是大世界問題,於藝術小世界,後天努力、意志、磨練,於藝術長路中隨時間越顯重要,但於藝術大世界,如莫扎特、舒伯特者,那彷彿是神或魔所借來的,其結果必然是快速燃燒,削減生命,同時又超越個人的。而村上本人,可能多年來處於這兩個世界的邊界之間,像多崎作般表面沒有色彩但有超乎常人的強韌,正試行或已完成了一個非邏輯的跳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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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化的內地「再現」 (潘國靈)

  早前到廣州方所書店出席講座,方所在天河區的太古匯商場內,遇到香港朋友,她說置身其中消閒娛樂,感覺十分「香港」。這令我想到,如果真有一種所謂的「港式生活」,在現今這個高度流動的年代,它也不再只是「本土」、「地域性」的,而可以不同的方式轉移、增生、變種、複製;這兩年在內地城市遊走多了,對香港文化的內地再現也頗感興趣,以下是一些觀察。  一、港式符號挪用  首先,後現代社會,最容易流動周轉的是符號名字吧。最簡單如「銅鑼灣」,深圳福田區華發北路早就有一個「銅鑼灣廣場」;「銅鑼灣」這個地區名字,因其消費形象的鮮明,在內地給挪用成一個商場品牌。近日在上海地鐵看到「天貓」(一個網上商場)廣告,也把消費欲以「銅鑼灣」來兌換,煞是有趣。一個廣告說:「8個紐約第五大道 才夠包容我的佔有欲」,另一個則說:「12個香港銅鑼灣  才夠滿足我的潮流控」。「銅鑼灣」與「紐約第五大道」可以相提並論,其符號價值可見一斑。香港地區的名字被挪用,「中環」也不缺少,有些國內城市,就乾脆將城內的CBD比喻為「中環」;廣州越秀區建設大馬路也新建了一個「中環廣場」,有香港朋友在這裏開了一間咖啡店,我也順道去光顧和考察一番。  什麼名字符號被挪用,很大程度上反映人家對自家城市的印象。除了上述例子,「茶餐廳」、「港式午茶」、「港式纖體」(包括「必瘦站」及不同的香港明星代言人)是常見的,有的真的由香港人開業或在內地擴充,有的則是披上港式符號以作招徠,外表重於內涵。  二、強勢文化輸出  當然也有較強勢的「文化輸出」,特別是大集團企業。像以上提到的廣州太古匯、北京三里屯Village,都有着明顯的「太古」風格,去年「十一」黃金周路經三里屯,剛好這裏在舉辦「時尚香港@北京大集」展銷會,還請來香港警察樂隊演奏銀樂隊音樂。  這類消閒時尚區,在內地由港人投資營運的不少,但是否「文化輸出」,不能單看投資者來源,如上海新天地,雖由香港的瑞安集團開發,但它將舊式上海石庫門重建,並沒刻意滲入港式文化內容。相對來說,在上海浦東陸家咀,由香港新鴻基發展的上海國金中心(Shanghai IFC),就可說是一種香港「輸出」;IFC這名字連布陣整個地移師他方,一樣是兩幢高樓加一個平台商場,經營綜合式物業和地標建設。  商場文化的輸出不限於北京、上海、廣州等這些大城市,去年到濟南旅行,走到落成不久的大型恒隆廣場,人流甚旺,碰巧是聖誕節,商場門外也仿效外國放了一棵高高的聖誕樹,遙向毛澤東曾四次下榻的珍珠泉賓館,一條街道,隔開兩個世界。  強勢的文化輸出,大集團的商場地標外,還有一些連鎖飲食名牌,譬如說,你在濟南恒隆廣場中可以吃到「太興」,在上海田子坊對面可以吃到「翠華」,香港的「太平洋咖啡」近年也進軍內地,未知是否可像香港般與星 巴克平分春色。此外,地鐵模式也不可忽略,一些國內城市的地鐵由香港地鐵參與建設及 營運,港式那種「地鐵—商場—物業」三合一配套,也在國內城市滲透。  三、文化精神擴散  另外則有比較複雜的,不是表面的符號挪用,也不是強勢的輸出擴充,而是香港文化在異地的重組,有些甚至在香港本土正處於消失邊緣,卻在內地找到重生再現的空間,對此,李照興在《燃後中國》提出一個說法,叫「遠距傳輸」(Teleportation),他在書中談及的例子,有茶餐廳、香港電影、舞台劇、書本等。在異地重組繁殖的,不是原原本本的東西,也不一定顯性地掛着「香港」標籤,但卻延續着香港精神和風格,譬如茶餐廳那種介乎快餐與酒樓之間的通屬文化、「合拍片」中雖有諸多妥協但不少仍滲入香港精神,如《投名狀》、《畫皮》、《十月圍城》等,在擴大市場之餘,也不完全放棄香港的文化價值體現。另外,一些香港導演的舞台劇、一些香港音樂人的演唱會、一些香港作家的書在內地出版,也為香港文化精神的「北進」擴散,提供不同的可能。這方面,也許還可加上近年走埠不同國內城市並受仿效的「香港書展」、香港媒體運作、民間的抗爭意識等,也許都在或明或隱地作「遠距傳輸」,其影響已超出了表面的香港符號和典型消費形象,而更富文化底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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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曾路過 (潘國靈)

  城中正在舉辦「愛因斯坦在香江」專題展覽,從展覽中得知,這位科學巨人,原來真的曾蒞臨香江,不止一次,還兩番路過:一次在一九二二年十一月九日,一次在一九二三年一月五日。據香港當時的西報報道,第二次他在香港逗留時,本地猶太社區中心本想設宴款待,但他希望享受寧靜,婉拒了,他與夫人在淺水灣酒店吃過午飯,在維多利亞山頂轉過一圈,飽覽過香港景色,翌日就乘船到日本神戶去了。  雖是「路過蜻蜓」,但有要人到訪,總是與有榮焉,堪記入史冊。而且,恰恰正是「路過」,最能顯出香港作為橋梁、驛站以至樞紐的角色。  二十世紀二十年代,除愛因斯坦外,還有什麼西方名家來過?李歐梵教授的《文學改編電影》記及英國作家毛姆,於一九一九至一九二〇年到中國旅行四個月,也曾路過香港小住;一九二五年他寫成《彩色面紗》(The Painted Veil),小說前後兩大段都以香港為背景,女主角瞞着丈夫與一位殖民地官搭上,相比起被瘟疫肆虐儼如煉獄的中國農村「梅檀府」,殖民地香港真是頹廢得無聊又墮落。小說幾度被改編成電影,最近一次是二〇〇六年,由John Curran導演、Edward Norton主演、黃秋生有份客串的《愛在遙遠的附近》,影碟買了一直未看,但讀到李歐梵說,這次改編完全取消了香港背景,中國農村也變成桂林麗江的美麗山色,觀賞意欲頓時便打消幾分了。  路過香港,時間推移,當會數到英國詩人奧登(W. H. Auden)與好友伊舍伍德(Christopher Isherwood),於一九三八年一月至七月,為紀錄中日戰爭而展開的中國之旅。一九三八年二月他們抵達英國殖民地香港,從這裏啟程進入廣州、漢口,以上海為終站,翌年將所見所聞寫成《戰爭之旅》一書。翻開這書,正文第一章就是「從倫敦到香港」,其中收入《香港》和《澳門》兩首十四行詩。香港對文學與歷史交織的故事未必非常熱衷,我倒是在澳門官方刊物《行政》中,讀到一篇比較《香港》和《澳門》兩首詩作的學術文章,作者Rogério Miguel Puga是新里斯本大學一名研究生,文中《香港》一詩翻譯如下:  聰明和機智是它的最大特點,/他們的衣服剪裁得體,穿上後更加神氣光鮮。/許多人以優雅的寓言,/講述這個商業城市的種種民德。/只有傭人令人意外地走進,/他們無聲的動作引來戲劇性的傳言。/我們的銀行家在東方這片地方,/為值得紀念的繆斯女神豎立起一座廟宇。/在遠離家鄉和親人萬里之外,/軍號在落日的維多利亞山上,/熄滅了士兵的生命之光;而身外正戰火連年。/戰爭中的隆隆炮聲猶如遠處的敲門聲:/每個人的角色都在自己的生活中扮演,/儘管生活既非演戲,亦非遊樂休閒。  香港似乎對不遠處的戰火聲無動於衷,詩中那座由銀行家豎立起的「廟宇」,寫的就是中環前匯豐總行。香港作為商業城市,在詩人筆下被定調了。殖民貴族如常地在維多利亞山頂舉行派對,也許只有傭人才能帶來一絲意外。奧登萬料不到的是,幾十年後這座「廟宇」仍岸然豎立,只是已換了一副後現代的中空軀殼,而每逢假日,意外地走進這座「廟宇」,席地而坐當作嘉年華的,卻有了全然不一樣的傭人。她們也曾路過,你記不記得。  (本欄由潘國靈、陳寧、邵家臻輪流撰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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