銜接與翻譯 (白立平)

記得上大學時選修了一門課,名為「話語分析」(Discourse Analysis),推薦書目裏有一本是《英語的銜接》(Cohesion in English, 1976, Longman Group Ltd.),作者是著名的語言學家韓禮德(M. A. K. Halliday)與哈桑(Ruqaiya Hasan)。那時覺得這本書十分枯燥,味如嚼蠟,難怪教授打趣說,最好在晚上睡不着覺的時候拿來看,因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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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是」的英譯 (白立平)

翻譯不僅可以輸入外來文化,也可以豐富譯入語的詞彙。在中文,有大量通過翻譯而輸入的外來詞,比如「博客」(blogger)、谷歌(google)等。中文如此,英文亦然。本文就談談「利是」一詞的英譯及其接受的情況。 逢年過節「派利是」是中國人的傳統習俗。「利是」又稱「利事」或「利市」,是中國文化特有的詞彙,屬於文化特有詞(culture-specific term)。《辭源》對「利市」的解釋為:「一、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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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與「訛」 (白立平)

錢鍾書先生在《林紓的翻譯》一文中對翻譯標準有非常精闢的闡述,他認為文學翻譯的最高境界是「化境」——譯文「能不因語文習慣的差異而露出生硬牽強的痕,又能完全保存原有的風味」,這樣的譯文「對原作應該忠實得以至於讀起來不像譯本,因為作品在原文裏決不會讀起來像經過翻譯似的」。臻於「化境」的譯文實為「信達雅」三者兼具的最理想的譯文。但要達到「化」談何容易,實際的情況往往是「化」無法企及,「訛」卻不期而至。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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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手指還是人物? (白立平)

有些看不見的手指,如懶懶的微颸似的,正在我的心上,奏著潺湲的樂聲。 泰戈爾是鄭振鐸「最崇拜,最情有獨鍾」(鄭爾康語)的詩人,這首優美的短詩就是鄭譯《飛鳥集》的第十一首。除了《飛鳥集》之外,鄭振鐸還翻譯了泰戈爾的《新月集》﹑《吉檀迦利》﹑《采果集》等,並著有《泰戈爾傳》。鄭譯《飛鳥集》是一部重要的譯作,正是看過這部譯作後,冰心開始學習泰戈爾的風格,隨時寫下自己的感想,之後就成了詩集《繁星》。《飛鳥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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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底是他 還是她? (白立平)

﹝卞仁美﹞便回頭向內說道。姐姐。來的是薛德雷太太(Mrs. Sedley)的馬車。他那黑管家阿三在壓門鈴。馬夫今天穿一件紅色的新坎肩。   這句話出現在一九二六年出版的《學衡》雜誌第五十五期,是吳宓先生翻譯的《名利場》(Vanity Fair)中的一段話。其中的「他」指的是誰呢?不會是「薛德雷太太」吧?要搞清楚還要看原文: “It is Mrs. Sedley’s coach, si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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譯道道譯  金聖華教授新著《齊向譯道行》評介 (白立平)

  行譯道,實不易。南朝僧人譯者慧愷在《攝大乘論序》中感慨道:「翻譯事殊難。」錢鍾書先生在《林紓的翻譯》裏說:「從一種文字出發,積寸累尺地度越那許多距離,安穩到達另一種文字裏,這是很艱辛的歷程。一路上顛頓風塵,遭遇風險……」在這「艱辛的」譯道上,金聖華教授走了約半個世紀,曾披荊斬棘,篳路藍縷,在文學翻譯、翻譯研究、翻譯推廣的漫漫譯道上留下了堅實足迹。在新著《齊向譯道行》裏,她傳授心法,教我們如何化險為夷,使我們在「山窮水復疑無路」處,看到峰迴路轉,「柳暗花明又一村」。書中所收八十篇文章,主要出自期刊《英語世界》專欄「齊向譯道行」。昔日拓荒者譯道道譯,彌足珍貴。翻譯不能空談理論  金教授告訴我們,要行道,不可無「道行」,這「道行」,便是深厚的中外文造詣。自上世紀七八十年代以來,翻譯專業在不少大學相繼成立,翻譯研究也逐漸成為一門獨立學科,取得了可喜發展。然而,令人憂心的是,翻譯質量並未得到足夠重視,「不少劣譯充斥市場」(頁一)。對於問題癥結,金教授一語道破:「譯者必須雙語造詣極深,再加慧心巧思不可」(頁二二四),否則,即使熟讀翻譯理論,真正面對翻譯時,也無濟於事。這個道理看似淺顯,卻切中要害。  因此,要行道,不能只坐而論道。金教授不僅帶我們在譯道徜徉,更讓我們親歷其中甘苦。她長期為翻譯文學碩士生開辦「翻譯工作坊」一課,帶領學生親臨戰場,教他們如何「布陣行軍」,以免只知「紙上談兵」(頁四一)。她說,「翻譯理論有其存在與發展的必然性」,但「翻譯正如音樂、藝術、建築一般,不能空談理論,而避開實際,否則,學習數年後,畢業生只能誇誇其談,而不能着手翻譯,那麼,就算翻譯系遍置全國,我國譯壇上仍然會出現青黃不接的斷層帶」(頁一一六)。金教授身經百戰,翻譯有康拉德的《海隅逐客》、厄戴克的《約翰.厄戴克小說選集》、布邁恪的《石與影》、《黑娃的故事》、傅雷英法文書信等名著。她現身說法,告訴學生如何突圍、如何攻擊,如何運籌帷幄,決勝於千里之外。  何謂「譯道」?金教授認為,翻譯之道乃「中庸之道」。這中庸思想,可上溯東方孔子與古希臘亞里士多德,凝聚着中西方高深智慧。凡事過猶不及,極端的「亦步亦趨型」與「天馬行空型」都不可取(頁九三)。她說,「我們必須採取中庸之道,不能譯得太死,不能譯得太活,要恰到好處,拿捏分寸,依上文下理揣摩語境,才能下筆。」(頁七六)在中西古今,有很多「直譯」與「意譯」之爭。金教授認為這樣的爭論沒有意義,因為譯者「根本不需要去理會自己的譯法到底是直譯還是意譯,這種硬性的兩分法不符合實際的情況」(頁二〇二)。金教授繼而提出了「貼譯」說:翻譯「一定要『貼譯』,即盡量掌握原文的語氣及悉心揣摩原文的意思,然後嘗試如實譯出,如非必要,不可加油添醋」(頁二〇二)。書中輔以生動詳盡的例證,言之有理有據。作者不僅授之以魚,更授之以漁。不可輕視中國傳統譯論  金教授告誡我們,行譯道,不可邯鄲學步。邯鄲學步突出表現為「譯文體」,「即譯文中帶有濃厚歐化語,念之詰屈聱牙,令人不忍卒讀的腔調」(頁七三)。「譯文體」現已「形成了一種文體」,「不但在譯文中出現,也在日常生活的寫作、會談、交流中出現」(頁七三),這是「把家裏祖傳的彩磚搬出去,把別人拋棄的土磚運進來,這一進一出,英文沒學好,中文的生態卻破壞殆盡了」(頁八九)。金教授對「譯文體」之害極為憂慮,大聲疾呼,以「確保中文的純淨優美」(頁二六)。《齊向譯道行》為「散文體」,深刻譯理蘊於優美典雅的文字、耐人尋味的比喻之中,妙趣橫生,為讀者展示了漢語之美,是「純淨優美」中文的範例。  金教授並不盲目反對西化,而是反對「惡性西化」。美國學者白璧德論及新文化運動時說,中國不可一味仿效西方,以至於「把嬰兒連同洗澡水一起倒掉」。學習西方翻譯理論時,我們同樣不可將「嬰兒」丟棄,這「嬰兒」,包含中國傳統文字之美以及中國譯論之精髓。因此,在譯道上,金教授反覆叮囑:「學好英語的同時,也必須鞏固母語的堡壘,不能崇洋廢中而沾沾自喜」。(頁一三八)她不反對引入西方翻譯理論,只是提醒讀者不可輕視「有實戰經驗的譯家之言」,「絕不能因為較少套用時尚術語或舶來理論,而予以低貶」(頁一一六)。中國傳統譯論,如道安的「案本」、「五失本」、「三不易」之說、玄奘的「五種不翻」之說、彥琮的「八備」之說,自有其重要價值,這些其實都是翻譯家經驗之談。金教授期待着「不論從左岸登船或由右岸乘槎」,能夠「從對岸相望的敵對立場」進入「中流相遇的和諧境界」(頁一一七)。譯道上各種奇珍異草,可在譯苑共生共榮,和而不同。  「路漫漫其修遠兮,吾將上下而求索。」沿着譯苑前輩足迹「齊向譯道行」,後來者會漸入佳境,流連忘返,而止於至善。  (作者是香港中文大學翻譯哲學博士,現任香港大專院校翻譯課程講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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