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與中國夢:專訪歷史學家章立凡 (陳 芳、葉國威 訪問、梁世杰 整理)

去年十一月,章立凡來香港出席本刊五十周年誌慶酒會與座談會,之後我們相約在香港中文大學做了一個詳盡專訪。章先生對中國問題、香港問題、國際形勢侃侃而談,觀點獨到、清晰,現整理成文。--編者 問:最近六中全會談「習核心」(「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您在一個訪問中說,習總的任期會超過十年,何出此言?章:因為已經沒有退路,所以才走至這一步。大家時常將習先生與毛澤東作比較,認為二人很相似,我則覺得習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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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慶祝酒會與晚宴 (葉國威)

十一月一日.酒會《明報月刊》五十周年慶祝酒會,香港文化中心,二○一六年十一月一日,傍晚。酒會在四樓,嘉賓都要在大堂乘升降機。當升降機門打開,映入眼簾的,是一幅長長的布景板,上面除了「《明報月刊》五十周年慶祝酒會」的大字,還有數不清的《明報月刊》封面圖,整齊排列。「五十年的封面都在?」「這裏只有最近十年以及今年一至十月號,共一百三十個。」「冰山一角啊。」封面圖背後,代表着深深的文化底蘊,從一九六六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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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中國如何走向現代文明談起:專訪金耀基教授(葉國威、陳芳訪問,苗曉霞記錄)

陳芳:以金教授當年寫有關香港回歸的文章為例,身為作者,希望作品向讀者傳達什麼信息?金耀基教授(下簡稱「金」):關於香港回歸,我當年寫了很多文章。當時大概是一九八四年,中國與英國政府開始談判,我就寫了《有十三年,才有五十年》一文──假如這十三年過渡得不好,那以後的五十年就不樂觀了。陳芳:面對與香港市民息息相關的事,一個雜誌應該怎樣才能辦得好?金:在香港辦雜誌跟在其他地方沒有什麼不同,都很辛苦很艱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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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者的話

回憶總是美好的(彭潔明) 我是一九九六年七月一日入職明報出版社兼《明報月刊》,除了行政,也兼顧編輯工作。至今已二十年光景。二○一六年即將完結之際,一本在香港出版的綜合性文化雜誌《明報月刊》迎來創刊五十周年。此時此刻,才真真正正感受到時間匆匆。 與李天命結緣日月星河滿載着人生的喜怒哀樂。回首走過的日子,撣去記憶的灰塵,總有那麼多難以忘懷的人和事。當中有歡樂,有悲傷;有高潮,有低落;有衝勁,也有頹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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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首不能單純是公務員或商人」:立法會選舉後專訪葉劉淑儀 (葉國威 訪問、甄樸楦 整理)

二○一一年一月創黨的新民黨,在本屆立法會選舉中成績彪炳,三張競逐地區直選議席的名單:港島區葉劉淑儀、新界西田北辰、新界東容海恩,結果分別以得票六萬零七百六十、七萬零六百四十六和三萬六千一百八十三全部當選。新民黨所得票數,在建制派得票比例上,由二○一二年大概佔百分之十,上升至二○一六年的百分之二十。短短幾年,新民黨交出了亮麗成績表。人稱「葉太」的新民黨主席葉劉淑儀在辦公室接受本刊專訪,回顧這次選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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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做新聞 不講假話:獨家專訪《文匯報》前社長張國良 (潘耀明、葉國威訪問、甄樸愃整理)

網絡上對《文匯報》前社長張國良簡介只有寥寥一百七十字,因為他從不接受傳媒專訪,外間對他知之甚少。是次應本刊邀請接受訪問,以「一些涉及政治和其他人的事情不好說」為底線,對歷史,對未來,對香港傳媒的看法,暢所欲言。已經退休的他,回望五十載新聞從業員生涯,將經歷分為三個階段,充滿精彩的人生經驗:例如擔任戰地記者時,兩次與死神擦肩而過;在新華社工作時期,頂住「六四」後「清查清理」的秋後算賬以致仕途不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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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驚又喜之後 莫言公開記者會答問錄 (葉國威)

  「諾貝爾獎是一個重要獎項,但不能說是最高獎項,只代表了諾貝爾文學獎評委的看法和意見。」這是莫言對諾貝爾獎的看法。在一眾興奮激動的中國人之間,莫言顯得很沉着。  諾貝爾文學獎宣布者、瑞典學院常任秘書恩隆德說,莫言接到通知獲得諾貝爾獎電話時,反應是「又驚又喜」,這是真情流露的一刻。冷靜下來的莫言,看到一個更大的世界:「我想全世界有許多優秀的偉大的作家,都在那兒排着隊等候,要輪到我這個還相對年輕的作家,可能性很小,所以剛聽到這個消息感到很驚訝。」   接到諾貝爾委員會電話的時候,莫言正在吃飯。對於得獎,他認為最能打動評委的,就是他的文學素質,「因為這是一個文學獎,授給我的理由就是文學。我的作品是中國文學也是世界文學的一部分,表現了中國人民的生活,表現了中國的獨特的文化和民族的風情,同時也描寫了廣泛意義上的人。我一直是站在人的角度上,立足於寫人,超越了地區和種族的、族群的局限。」  儘管近月來一直傳言莫言是得獎大熱門,但他一直非常低調。莫言笑稱:「我要跳出來的話不就成了滑稽劇了嗎?人家是一個博彩網站在說,拿着我在那出彩,我自己當真了出來說,那不是很滑稽很荒誕嗎?」不過,他也關注到網上朋友的看法,無論挺他的還是批評他的,都是一種幫助。「因為在互聯網時代,才有這種可能,過去的平面媒體時代,一個作家不可能知道這麼多人對自己的評價,不知道有這麼多的人在喜歡你,也不知道有這麼多的人在厭惡你,所以我第一次面對了廣大的讀者,廣大的群體,就像一面鏡子一樣,照出了事態人情,也照出了我自己。」  有人說,莫言獲獎,意味着通過小說打開了一個讓西方世界了解中國文化的窗口,莫言如此回應:「我想在文學作品裏,就是說你寫出了不僅能夠打動你的同胞的作品,而且你的作品被翻譯出去以後也能打動外國的讀者,這樣的作品就必然具有普世價值。」莫言理解的普世價值,就是真善美:「把對待自己的父母那種感覺去對待外國的朋友,讓他們也感覺到很好的,就是一種普世的東西。」希望劉曉波能盡早獲得自由  中國人對上一次獲得諾貝爾獎,是二○一○年劉曉波得到和平獎,中國官方對兩獎的態度截然不同。根據中國外交部發言人洪磊的說法,頒獎給劉曉波是「嚴重干涉中國內政和司法主權」,頒獎給莫言是「莫言的文學造詣有目共睹」。訪問中,莫言無可避免地被問及對劉曉波的看法。莫言表示:「我在八十年代的時候,曾經看過劉曉波關於文學批評的文章,他對《紅高粱家族》是短篇感到可惜,如果是長篇的話,會有石破天驚的效果。我認為他這個說法是很對的,我也很後悔,如果早知道的話,應該一下子寫出一部長篇來。後來他離開了文學,熱中於政治,我就跟他再也沒有什麼交往,我對他後來的很多的活動都不太了解。但是,我現在希望他能夠盡早獲得自由,盡早能夠健康地獲得他的自由。然後,我覺得他完全可以研究他的政治,研究他的社會體制。」「六四」學運領袖王丹表示,莫言能公開表示希望劉曉波早日獲釋,還是值得肯定的。他希望莫言不負諾獎光環,從「莫言」變為「直言」。頂着巨大風險寫作  莫言是中共黨員,也是作協副主席,有人認為他是官方作家,不關心憲政,不應獲獎。莫言回應,他的作品對黑暗面的批判是凌厲、嚴肅的,「僅以我沒有上大街喊口號、沒有在什麼聲明文件簽名,就說是沒有批判性的官方作家,毫無道理!」國內一些自由派知識分子更發起抗議活動,呼籲向諾獎評審發電郵,表達不認同莫言獲獎。莫言感到莫名其妙:「有些在網上批評我的人也是在共黨體制內工作,並獲得很大好處。我與共黨關係密切,他就不密切?這種批評莫名其妙!」不過,莫言也補充說,自己憑良心寫作,非為政黨服務,他的獲獎是文學的勝利,而非政治的勝利。  批評者除了針對莫言的身份,矛頭也指向他今年成為手抄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段落的其中一人,對此莫言回應一句:「難道抄寫《講話》就是不可以獲得諾貝爾文學獎的理由嗎?」的確,政治和文學,應該分開來看,但莫言仍然給予記者詳盡的答覆:「我們這一批作家,在上個世紀八十年代開始寫作的時候,就認識到這個問題。我們今天再來看這個《講話》,會感覺到它有巨大的局限,這種局限就在於這個《講話》過份強調了文學和政治的關係,過份強調了文學的階級性而忽略了文學的人性。」  莫言相信,有很多批評他的人,都沒有看過他的書,如果看過,就會明白他當時的寫作也是頂着巨大的風險,冒着巨大的壓力。「但是,我們要突破這個《講話》的限制,並不意味着我把這個《講話》全部否定,因為我認為這個《講話》還有它合理的成份。」他承認自己比較模糊,比較麻木,沒有敏感的政治嗅覺,但「我至今認為,我抄了,我不後悔。」擱置釣魚台爭議,對魚類好  莫言也被問到內地出版自由的問題。莫言說,出版自由和出版不自由,是相對的。在很多海外的國家,只要涉及宗教問題,出版也會受到限制。但「中國的小說寫作、小說出版你說它完全自由,當然不是,因為在過去的十幾年、幾十年裏,確實有一些書會被有關部門通知出版社停止印刷。但如果你讀一下現在那些公開出版的書,然後再讀一下上個世紀五六十年代公開出版的書,你就會發現這種出版的寬度已經放寬到令人驚訝的地步。」  今年的諾貝爾文學獎,被外界視為莫言和村上春樹之爭,也是中國和日本之爭。莫言跟村上沒有直接交往,但覺得村上的作品非常優秀,完全具備了獲得諾貝爾文學獎的資格。而在中日關係緊張之際,莫言也表達對釣魚台的看法。他認為要完全解決爭端,沒有更好的辦法。「打一仗?中國勝了,日本敗了,爭端就解決了嗎?日本敗了它就會承認中國的合法權嗎?反過來也一樣。」莫言支持老一代兩國領導人的「擱置爭端」,大家先談友誼。「你把它放在那個地方,也影響不了兩國人的睡眠和吃飯,甚至可以讓魚類生活得更好一些。我去過韓國跟朝鮮的三八線, 那邊全是鳥全是野豬,樹木長得非常的繁茂,所以擱置這個地方,有時候對動物是很好,海洋的爭端擱置一下也是魚類的福音啊。」莫言從大自然的角度去看,認為有個爭端地界誰都別去,魚類會感謝人類的。「我離開這個國家幹嘛?」  莫言得諾貝爾獎,讓人想起十二年前得獎的華人作家高行健。高行健與莫言的分別是:一個是第一位華人作家得諾貝爾文學獎,一個是第一位中國籍作家得諾貝爾文學獎;一個人不在中國,一個人在中國。如果有一天作品得不到中國認同,莫言會跟高行健一樣離開嗎?莫言反應帶點激烈:「我離開這個國家幹嘛?我連高密都不想離開,這個地方生我養我,我熟悉這個地方,這裏朋友很多,這裏的食物特別適合我,所以我不會離開。」他留下來,是自己的選擇:「一個人有各樣各種選擇的自由,選擇離開中國到國外去生活去寫作,我覺得也很好。有的人選擇留在故土寫作,這也很好。」他不認同上綱上線的邏輯:「你不要認為誰出去,誰就是不愛國,誰沒有出去誰就愛國,這都是非常片面的認識。」  莫言將得到八百萬瑞典克朗獎金。莫言稱,他想用獎金在北京買一套大房子。「但我的朋友告訴我,這筆相當於七百五十萬元人民幣的獎金,只能買到一百二十多平方米的房子。」對莫言而言,諾貝爾文學獎對他的文學創作會有一種巨大的鞭策作用,但當務之急是從熱鬧和喧囂當中擺脫出來。內地有報章以「不想出現莫言熱,期待引發文學熱」為題,相信這也是莫言的心聲。讓作家回到創作,讓讀者去接觸作品,我們期待一波永不完結的文學熱。  (作者是本刊編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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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國保釣背後的渾水摸魚 (葉國威)

  「我們要抵制日貨,並不是要砸自己的日貨,我們應該在自己的各行各業都比它做得好,我們的官員比他們的清廉,我們的街道比他們的乾淨,然後我們的橋也比他們的結實。還有我們的年輕人,比他們的未來更有希望。」這是一位中學生,參加電視台有關釣魚台問題討論說的話,在網絡上廣為流傳。時為九月十六日,就在中國各大城市的反日活動演變成打砸搶劫暴亂的同一天。愛國凌駕良知  可惜的是,討論現場對中學生的意見反應冷淡。在反日情緒高漲的今天,理性的中國人得不到重視,甚至得不到尊重。九月十六日,廣州上萬人在日本駐廣州總領事館的花園酒店遊行,示威者肆意破壞酒店。有一名高中學生高舉寫上「理性愛國,反對暴力」紙張,呼籲他人冷靜,但示威者二話不說撕掉他的標語,更被罵「賣國賊」、「東洋鬼子」,甚至有人欲毆打他,幸而被制止。  當民族主義或愛國主義熱昏了頭,將政治與一切日常生活連結在一起,容易變得不理性。罷買日本貨已是小事,不明就裏見日本人就打,更令人心寒。在雲南地震災區當救援義工的河原啟一郎,十六日遭到多名中國人的攻擊。他在微博中這樣寫道:「就在剛才,我遭到很多人的攻擊……雖然沒有受傷,但是非常傷心……」看看他的微博,此前都是一連串救災實況:「現在我將乘坐四十六小時的火車前往貴州,然後前往受災地區。如果有意願匯合一同前往災區的請和我聯繫。至今為止我已經在東南亞以及日本的地震災害中有過支援經驗,希望能夠盡可能地成為大家的力量。」一個專程乘四十六小時火車去救災的好人,只因為是日本人,就毫沒來由的受襲擊。當國家凌駕個人,愛國也就凌駕了良知。  當我們以為,這已是最過火、最離譜的時候,新聞播出的片段,令人啞然失笑。數百名反日人士圍着一輛日本車「虎視眈眈」,拍打叫囂,不讓離開。拉鋸之際,司機忽然跳出車廂,二話不說向自己的車子揮腳一踢,「棄暗投明」,加入反日行列,一起把自己的日本車打個稀巴爛。打夠了,氣消了,司機返回車上,人們滿足地讓出一條通道給他離去。這名司機機警,逃過一劫,但未必所有人都能有這樣的急智。微博也廣傳了一則訊息:「我叔叔昨天下午三點半左右在西安市一中附近被所謂的愛國者打傷現在還沒有脫離生命危險,醫生說以後可能癱了。」網上也出現過一張圖,一輛日本車前,一個人倒在血泊之中,圍觀者數十人彷彿就是行兇者。不禁令人想到,愛國之外,人們的腦袋還裝了什麼?這不是「不理性」三個字就足以解釋。自己轉移了視線  中國人反日,在自己的地方,砸自己的商店,搶自己的財產,打自己的國民,使世界為之側目。有網民調侃:「潘金蓮被搶走,武大郎不去營救,反而在家裏砸東西。鄰居不明,問:『武大郎,潘金蓮被搶走了,你應該去打西門慶啊,為什麼在家裏砸東西?』武大郎:『我砸的東西是西門慶家生產的!』」   事實上,中國人也不只是破壞了自己的東西,很多日資公司也成為被砸被搶的對象,但日本前首相安倍晉三在電視上接受訪問時卻處之泰然:「在日本,不會發生日本人衝擊中資企業和焚燒中國國旗的事情,這就是日本值得驕傲的地方。」借力打力,釣魚台問題已被中國人自己轉移了視線。  比之於釣魚台,外國更關注暴亂對他們在內地公司的影響,因為麥當勞、家樂福、星巴克竟也成為受襲擊的對象。最可笑的是,有一張相片,一群中國人在韓國店舖門外反日!彷彿除了中國,就只有日本。如此大規模的無差別搗亂,無知和蠻橫暴露無遺。趁火打劫背後的價值觀  也不容國際視而不見。有人在微博寫道:「今天在長沙平和堂和廣大愛國人士抗議示威!扔了幾塊石頭,砸了幾塊玻璃!小日本鬼子,釣魚島是中國的!最爽的還是搶到了一塊勞力士手表!」在愛國的背後,中國人還是中國人。愛國主義雖然熱昏頭腦,但沒有蒙閉了一切,沒有讓他們漠視勞力士手表的價值。保釣愛國的背後,多少渾水摸魚,趁火打劫呢?如果見日本人就打還可以解釋為愛國,麥當勞受襲又可解釋為反日也反美,在愛國運動中從中獲利之輩,又有什麼藉口去開脫呢?  國內有國民教育,但沒有公民教育,也彷彿沒有常識通識,沒人懂儒道佛,沒有道德,沒有良心。我們要釣島,更要尊嚴。在中國南方的一個小島,十六日也有保釣運動,六千人參加,和平的來,和平的散。  (作者是本刊編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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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元人文素質  通識、思維轉換和創造力 (鄭燕祥 主講 葉國威 記錄、整理)

  面對全球化及國際競爭日趨劇烈的挑戰,各國政府都大力投資人才的培養,視之為社會存亡、能否持續發展的關鍵,故教育作為人才培養的事業,其改革提升勢在必行,但是,我們應如何做才能高瞻遠矚、切合未來大勢所需?也許,職場上及經濟上的競爭過於慘烈,目前的教育或人才培訓,傾向功利,強調短期而可測量的工具性成果;標準化的公開考試,無形中主宰了教育的過程及目標。而影響深遠,甚至決定未來成就的教育核心目標——「人文素質」,卻往往被忽略,不知所終。  這次講座,我談談香港教育的人文素質培養問題。首先,我分享一些個人的學習經驗:人文的視野和體驗對我成長有什麼重要性;然後,就全球人才的發展趨勢,討論香港教育的全球定位:為什麼人文素質對香港發展有深遠影響;最後,我從人文素質培養的角度,來分析通識教育的目標和本質:通識與多元思維的轉移和創造力有什麼關係。人文體驗  六十年代,我在香港的金文泰中學念書,同學間自發閱讀及鑽研的風氣頗盛。數年間,我讀過的課外書非常廣泛,只要聽到是世界名著或經典作品,就找來看,相信從這些偉大的著作中,能使自己的人生及未來得到最好的啟發,有點像站在巨人肩膊上,看得更遠、奔向更前。  我看過大量中外文學名作,例如羅 曼.羅蘭的《約翰.克理斯朵夫》,盧騷的《懺悔錄》和《愛彌兒》,惠特曼的《草葉集》等,當然也有金庸及梁羽生的武俠小說,這都深深影響我對人生、人性的看法和態度。我對哲理書籍也有莫大興趣,拍案讚歎不同哲學對人生、天命及善惡的奇妙思考和演繹,例如,馮友蘭的《人生哲學》、《孫子兵法》、《道德經》及《自然辯證法》等,都對我的思考方式及理性追求,有不可磨滅的影響。同時,我也喜歡唐詩宋詞的文學境界,念了不少。  回想起來,我慶幸自己有很好的人文教育。中學時期的課外閱讀及思考,遠較原來的正規課程來得重要,讓我直接受偉大的心靈和思想薰陶、體驗寶貴的人文情懷和相關的核心價值,不知不覺培養了我的人文素質,可包括三方面:  一、人文關懷:相信以人為本,認同人性尊貴,扶助弱勢,促進社會公義,追求自由平等,釋放人的潛能,發揮個性和創造力。作為文教工作者,這些素質更顯珍貴,相信與盧騷和惠特曼的影響有關;  二、理性追求:相信客觀理性、獨立思想在人生的重要性,透過追求真理和其規律,就能不斷完善自己、造福社群。過去多年來做學術研究,讓我深深明白這點的重要性,我很慶幸哲理書籍對我這方面的啟導;  三、超越自我:人生雖有各種現實局限,但可以為了理想和信仰放棄已有利益,不懈奮鬥,追求更高層次的生活意義及精神價值。不少優秀的文學作品,暗中開拓我的胸懷,給我不少生命的啟廸和鼓舞,讓我在人生路上困難的日子,能夠堅持理想,雖然有時要放棄自己的職位,卻勇敢地繼續跑下去。《道德經》的啟蒙  人文教育對我的啟蒙,首推《道德經》,從中學直至四十多年後的現在,可說影響深遠。當時,我發現《道德經》所說的天地萬物之道理,玄妙神通,往往超出一般常識以外,給我全新的視野和理念來思考和觀察人生及世事。這雖是古代典籍,卻非常有創意、歷久常新、很有趣味。在中四時,我就將《道德經》五千字全部背誦下來。這可說是我人生的一項最好投資,終身得益。  讓我舉一些例子來說明。你聽過「窩打老道現象」嗎?是我發現及命名的一種道路交通現象。不少駕駛人士都知道,窩打老道由獅子山隧道出口,往九龍方向,左邊是慢線,右邊是快線。但一般而言,車輛行快線反而走得慢,行慢線卻走得快(除非當時整條道路很少車輛),相信有些職業司機也有這個發現。為什麼會這樣呢?  因為當所有人都知道快線是給快車行的時候,大家都擁上快線,快線就擠滿車,不能再快了,反而慢線因少了車輛使用,車行快些。所以,明白這種現象後,每次我駛車從窩打老道出九龍時,多行慢線,往往較行快線順暢。另一種相似現象是股市狂潮,當連不懂股票的街坊、阿嬸阿伯都大舉入市,就是拋售離場的時候了,因股市離大跌之期不遠矣。  其實這些辯證道理,在老子的《道德經》早有明言:「天下皆知美之為美,斯惡矣;皆知善之為善,斯不善矣。」(第二章)當多數人都以為會行得快、升得高時,就隱藏着淤塞、下跌的危機,不可不知。推而論之,是為「有無相生,難易相成,長短相較,高下相傾,音聲相和,前後相隨」(第二章),快慢是相生的,你以為快,是因為有慢的相對;你以為白,因為有黑,你越想突顯白,旁邊的東西一定要越黑,這就是相倚的道理。表面上,這些是經濟學現象,其實是人文思考的深層問題。  在過去的日子,我曾將老子的思想智慧,放在不同情境、不同範疇中,加以演繹發揮,往往有意想不到的效果,自己也不覺讚歎不已。因為《道德經》說的是天地間變化的道理,如果讀通了,就容易了解世間很多事情背後的深層道理。例如《孫子兵法》,就因為我讀過《道德經》,顯得容易明白,因為兩者的哲理如出一轍。又例如法國盧騷的《愛彌兒》談到自然主義的教育觀,講人的本位,摒棄虛假妄想,復歸自然,發揮個性,強壯身體。這與《道德經》的自然觀「虛其心,實其腹,弱其志,強其骨」(第三章)共通,甚至有人說盧騷是受《道德經》影響的。由此可見,不同的人文體驗,在深入的層次上很多地方都可以互相打通。  記得我在準備中五會考前,曾寫過一篇七千字的文章,把讀過《道德經》的道理和《聖經》、《愛彌兒》、《孫子兵法》作比較,找出共通要點。現在看來,雖稍為粗糙,但作為人文思考及學習,得益很大。後來,進入香港中文大學,我將文章投到《聯合學生報》登刊出來。當時讀物理系一年級的我,更因這篇文章,被人誤以為是中文系三年級的學生呢。我的感受是,如果我們有深刻的人文思維,就會使我們看到的世界有些不一樣。人文藝術的創作  大學初期,我讀得不錯,但後來卻逐漸失去對理科的熱誠。為什麼呢?相信是來自個人的人文反思。其時為六十年代末,反戰思潮及社會運動興起,我開始懷疑自己讀物理沒有意義,雖然我還是非常欣賞物理的思考方法,但覺得自己躲在象牙之塔,對社會不公和人間困苦,沒有幫助。於是,我產生反叛之心,把自己喜歡看的書,都放在實驗室中看……。  這段時期,我不務正業,開始了一個藝術領域的文人體驗和學習,特別喜愛及欣賞有關人間溫情、貧苦生活的藝術,例如,米勒有關農民生活的油畫版畫,柯勒惠支有關貧苦工人的石版畫,以至近代中國歌頌勞動民眾的水印木版畫,我都覺得非常感動。大三那年,我綜合一些研究心得,寫成介紹有關中國農民生活木刻作品的長文,在《聯合學生報》刊登,雙開版面、圖文並茂。當時的感覺是,我要追求另一種理想,更貼近我關心的人間世界。  大學畢業後,我特意到偏遠的一間很小的鄉村小學教書,那裏環境優美,生活清簡,可以專注追尋自己的理想,提升自己的藝術素養和能力,探索如何表現心中的世界。我慶幸能從理科轉學藝術。有什麼好處?就是會以科學精神和信念,深刻思考自己想畫什麼、想表達什麼;也會細心揣摩偉大作品背後的意念,直接領悟優秀藝術家的心靈、情緒和思路,吸收到自己的創作上——這就是用在藝術上的科學精神。  我畫水彩畫。讓我用一些八十年代的作品①,印證《道德經》對我繪畫心法多方面的影響。《山影》(一九八二,圖一):這幅畫寫日落群山,跟《道德經》的意念相關:「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第二十五章)這幅畫不是寫生。那一年,我去東坪洲畫畫,到處層塊石頭,雖有特色,但硬邦邦的,欠缺氣質,畫來沒意思,一無所得。但是在回程船上,轉頭一看,只見層層山影,融入落日暮色,非常迷人。以人文藝術的角度來看,如何吸收這一刻的美境而成就一幅畫,是很有意思的問題。不用即時對景繪畫,不用依賴相機拍下,我只要深情望着日落、感受其中意境就可以。因為我有把科學運用在藝術上的思考鍛煉,明白群山的形象含意是什麼,什麼是層次,什麼是山色……全在心中。然後當晚船到步後,立即跑回家,就把心中的意境畫了出來。畫中的群山,是否當時所見,完全沒關係,但「道法自然」,只要掌握到自己,領悟自然,就能表達出來,有如天成。  《水澤》(一九八二,圖二):是畫水澤的情境,也不是寫生,在追求水邊的天然境界,有如《道德經》所述:「上善若水,水善利萬物而不爭,處眾人之所惡,故幾於道……。」(第八章)  《天下》(一九八三,圖三)是讓自己融入天地之間,追求人文境界,「眾人熙熙,如享太牢,如登春台。我獨泊兮其未兆,如嬰兒之未孩!儽儽兮,若無所歸,眾人皆有餘,而我獨若遺,我愚人之心也哉!」(第二十章)  我反覆談《道德經》對我成長的不同影響,是想表明不同學術領域的東西,可以轉化,互相激發。例如,累積的人文素質和體驗,可轉化為藝術追求或科學研究的熱誠;由科學上的探索,可轉化為藝術創作的思考,甚至學術研究的思考;同樣,藝術創作也可為其他領域的工作,帶來全新的領悟和視野。這種互相轉化及激發,就形成我們在不同事業上的創造力。過去數十年的體驗,都印證了這些多元的人文素質,對我做學術研究、藝術創作,甚至許多事情的工作,有非常深刻的影響,讓我可以深度思考、全面觀察、抱有人文關懷、保持活潑的創造力和想像力。世界大勢與教育定位  以上的討論,對香港甚至其他地區的人才培養,有什麼啟發呢?回答之前,讓我們看看目前世界人才的發展趨勢,而我們的處境又是怎樣。  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的統計數字,顯示由一九九七至二〇〇七年間高等教育不斷擴展,有百分之七十六驚人增長,由八千五百萬增至一億五千萬,在亞太區(特別是中國及印度部分)增長最大。預計未來十年還會繼續高速增長,可近三億。從這巨大的人才供應海嘯的來臨及全球化的衝擊,可見未來經濟上或求職市場上,競爭只有越來越激烈,那麼,香港學生的優勢和特點在哪裏?教育的定位又應怎麼設定?香港學生的工作機會,如何才不會被其他人所取代?  一九八八年,香港服務業佔總產業的百分之五十七,二〇〇八年已接近百分之九十,可增長的空間越來越少。香港如何走下去?直接的發展方向,就是要把第三產業變成更高增值和更高創值的行業,不單是產能在數量的增加,更關鍵是品質的提升及創新,可以增值和創值。若只拘限在現有的技術和工具上的競爭,香港的優勢並不多,相較內地或其他冒升的地區,很難再有增值的空間,因為他們的人才價格更低廉,願意花更多時間去做。  但是,如果我們新的一代,有全新的多元人文素質,能夠想到更高層次的東西,創造出別人從未做過的東西,開創新的領域、局面和市場,帶來更多新的工作和新的價值,使其他地區或對手無從競爭,那麼情況就會完全不同。現在香港談的文化產業、創意產業,都不是傳統的知識型經濟,除利用知識和技術改良外,更重要的是文化創意,帶來新的人文價值,創造更高層次的產業,現在韓國的文化產業做得非常好。但香港能夠做到嗎?這關係到我們人才的教育質素和人文質素。  根據國際學生能力評估,在科學、數學及閱讀等方面的表現,香港中學生與上海、芬蘭、韓國、加拿大及日本的都是名列前茅的,可見香港學生是有優勢的,但這是「工具性優勢」,指的是基本學科能力有不錯的水準。與其他地區比較的話,香港學生的學習動機普遍十分低,除了為考試或其他功利目的外,不願意多看其他書籍,難以培養出人文素質,缺乏「人文優勢」,將來發展非常不利。這讓我們感到憂慮。  從我過去的人文體驗及後來的研究觀察②,我認為,面對未來的挑戰,香港教育要重新定位,重點應在培養學生有「新世紀的多元人文素質」,包括三個基本人文要素:  一、全球胸懷:有全球視野,關心人類共同命運,呼應未來發展,願意跨越地域、種族及文化的局限,合作貢獻大同;  二、本土關懷:立足本土,以人為本,促進社會,追求公義,致力人文關懷;  三、個體發揮:追求多元理性(Multiple Rationalities),發揮創意和潛能,超越自我局限,實現有意義、有挑戰的個人理想。通識、創造力與人文素質  為什麼近年來世界各地的教育改革都強調通識教育?這與多元人文素質有什麼關係?讓我說明如下。  現在,全球化的發展不再是單一的,而是多元的。雖然,很多人強調的是科技、經濟的全球化,但也有社會的全球化,整個地球的人都可以透過網絡及其他方式溝通,相互聯繫交往,越來越密切。又有政治及文化上的全球化,世界各地正分享不同的政治理念和文化價值,民主、博愛與平等的核心價值越來越趨同了。另外還有學習的全球化,現在透過網路,學生可以隨時學習全世界最好的東西。  面對多元化的全球化發展,未來的學生應是一個多元的人,不單是一個科技人、經濟人,也是一個政治人、社會人、文化人及學習人,他們在多元的全球化裏有一個角色,除了懂得用科技或經濟方式來思考及工作,也懂得關注社會發展、關愛他人、重視其他人的權利、追求新的文化價值、終身學習……。換言之,我們學生所處的將是多元的人文情境,包括科技、經濟、政治、社會、文化及學習等不同領域,他們所需的未來素質也將是「多元的人文素質」或「多元的人文思維」,也可稱之為「情境多元思維」③(Contextualized Multiple Thinking, CMT),以應付未來的挑戰。  目前課程改革,重點在通識,目標應在培養學生的多元人文素質,發展學生的CMT及多元創造力。我有一個「CMT五角理論」,可用來設計相關的課程(圖四):第一,發展學生的每一種不同的CMT,包括科技思維、經濟思維、政治思維、文化思維、社會思維及學習思維;第二,強調發展學習思維,「學會如何學」及學習能力和動機的增長將是課程的核心,有助加速其他CMT的成長;第三,課程的設計及安排,要促進不同類型CMT之間的「思維轉換」,例如,科技思維的獲得,可進一步轉換成為經濟思維、政治思維或其他CMT的成長,產生新的多元意念、行動及成果,學生無形中掌握了多元的創造力。現在全球的課程改革非常強調學生的創造力,因為學生有了創造力,就可以持續發展,創造價值,不怕時代變遷而被代換。  推行通識教育,應讓學生有多元的學習觀點、思維能力,將不同學科的知識打通,打得通就是轉換和創造,這也是古代畫家顧愷之及現代國學泰斗饒宗頤都強調的為學之道——「遷想妙得」。  傳統訓練人才的方法,是分科培訓或專才培訓,但現代所需的高階人文質素,不再是單科的,而是看有沒有本領,在不同領域轉換思維,產生新的理念、做法和技術。所以,現在的教育逐漸強調「科際」(interdisciplinary)或「多科際」(multi-disciplinary)的培養,目的讓學生的思想和視野,從某些窄狹的框框解放出來,這也是一般所說的「think out of the box」,從而產生創意。  最後,我相信,這個多元人文素質的看法,是一個藍海的人文夢想。讓我們年輕人成為一個藍海的人,這同紅海的人不一樣。紅海是一個傳統的模式,做的工作,大家都相近,競爭越來越大,價值卻越來越低。如果他們是藍海的人,擁有多元的人文素質和創造力,就有能力開創自己的境界、一個新的領域、新的行業,以及新的工作,所以他們擁抱新的世界,未來完全不同。    附記:香港教育學院管治與公民研究中心聯同通識教育事務處舉辦的「人文香港」系列講座,第三講於三月三十日舉行,前城大校長張信剛與教院副校長鄭燕祥主講,主題是「從人文角度看香港教育與人才培育」。本講稿經鄭教授審定。  (鄭燕祥是哈佛大學博士,現任香港教育學院副校長(研究與發展)及領導與變革講座教授。本文圖片由鄭教授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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