悼貝洛拉維克 (路德維)

上一世紀,當西洋古典音樂仍是較「主流」的文化活動時,音樂家去世可以是文化圈、甚至社會上的大事:馬勒和伯恩斯坦於世紀初和世紀末辭世,都分別為維也納和紐約兩地人民夾道送別。(筆者也記得,上世紀下半葉獨當一面的柏林愛樂樂團總指揮卡拉揚在一九八九年去世時,連香港無線新聞也有報道。)馬勒和伯恩斯坦都不只是指揮,他們也是具前瞻性的音樂先鋒:到了今天,世人終於肯定馬勒為二十世紀最重要的交響樂作曲家,而伯恩斯坦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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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古典音樂教育 (路德維)

最近,哈佛大學音樂系公布本科音樂課程改組,把為大部分大學音樂系所採用的一塊傳統必修範疇拿掉:音樂理論。此外,一門傳統西洋古典音樂歷史課程也一併拿掉;取而代之的是遠較自由開放(和非常後現代?)的兩門課,分別題為《好好想想音樂》(Thinking about Music)和《用判斷力去聽音樂》(Critical Listening)。此舉惹來不少爭議與討論,因為西方古典音樂,一直是學院音樂教育的基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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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樂與城鎮化 (路德維)

芬蘭作曲家兼指揮沙羅能曾經說過,自己來自最壞的音樂教育環境:一個大城市裏的中產家庭。為何於大城市成長不利於音樂發展?城市裏不是有世界上最優秀的管弦樂團和音樂廳嗎?生產音樂樂器的,不也是城市裏的工廠(弦樂器除外)嗎?城市裏的音樂活動不是更豐富嗎?城市人口眾多,人情世故也當然更多,創作材料不也更多嗎?看看「偉大作曲家」的生平歷史,的確發現音樂發展與鄉土分不開。你可以說大作曲家,早如巴哈(萊比錫)、莫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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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拉格掃墓記(路德維)

筆者最喜歡的布拉格一角,是城東南的高堡(Vyšehrad,意譯為「上城堡」),二十一年來四度布拉格遊,每次都走了上去,有意也試過,無意也試過。那當然跟音樂有關。眾所周知,布拉格最重要的城堡,是位處伏爾塔瓦河(Vltava)左岸的布拉格王宮,它每年吸引過百萬遊客。但十九世紀中捷克民族主義抬頭,謂高堡是波希米亞王族的發源地、埋伏着捷克守護之神等傳說甚囂塵上(操德語的斯拉夫人曾鎮壓捷克民族,並佔據布拉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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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三毛錢歌劇》有感 (路德維)

近十年來的香港藝術節節目,筆者印象最深刻的一定是——二○一一年,由布萊希特(一八九八—一九五六)組成的柏林劇團(Berliner Ensemble)於香港演藝學院上演的《三毛錢歌劇》。演出本身當然深刻,但難忘的卻是離場時見到劇院門口的一列在等候主子的名貴房車:場景可不是歌劇故事最大的諷刺?歌劇本身當然也是最大的諷刺。「黑白本是同根生,眾生皆為利所困。倫理道德皆虛幻,先敬羅衣後敬人。」作為社會主義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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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文載樂(路德維)

我念博士時,不時跟博士導師、認知心理學家約翰遜-萊爾德教授討論音樂與心理(教授退休前數年,在普林斯頓大學新設音樂心理學一科)。仍記得首次交談時,教授便指音樂不是文字,並不帶語意(semantics),不能捕捉具體的意象;它的「運作方法」和「溝通模式」是刺激情感。認知心理學家應該研究的,就是充滿限制(如工作記憶容量有限)的人類認知系統,究竟如何處理如節奏、「脈搏」、音準、強弱、音質、音色這些音樂元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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悼德國漢堡萊斯音樂廳 (路德維)

不,漢堡的萊斯音樂廳(Laeiszhalle)在可見的將來應該不會被拆。要悼念的卻是德國漢堡嚴重超支、工程也大大延誤的易北河愛樂廳(Elbphilharmonie)明年春天之落成和啟用。萊斯音樂廳是德國音響效果最出色的音樂廳之一,筆者愛她尤甚於柏林兩所美妙的音樂廳。至今聽過最難忘的一場音樂會,便是二○一○年五月、德國北部電台交響樂團音樂總監鐸南宜(Christoph von Dohnányi)任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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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的莎士比亞」? (路德維)

《牡丹亭》和《紫釵記》為明代湯顯祖傳奇傳世之作,近年常推舉湯顯祖為「中國的莎士比亞」;恰巧湯顯祖和莎翁都於四百年前(一六一六)同年辭世。《牡丹亭》之精妙,相信沒有人會異議,歌頌和推崇湯顯祖,誠然是好事,但稱湯顯祖為「中國的莎士比亞」,則頗值得斟酌。先不說莎士比亞而說劇種。一般把中國戲曲翻譯為 Chinese Opera、京劇為Peking Opera、粵劇為 Cantonese Opera,本身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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聽馬勒《大地之歌》 (路德維)

馬勒晚年之作《大地之歌》,意境取自李白、王維等唐詩,盡訴人生苦短、歲月不留人的蒼涼,是他感人至深的代表作。但在這首入世的《大地之歌》之前,馬勒已經譜寫過一首《大地之歌》,那就是他的第三交響曲。第三交響曲是馬勒的獨特創舉。這首長達一百分鐘的交響曲,是管弦樂團常奏曲目範疇中最長者,但突破性的長度,也許不及突破性的內容涵蓋幅度。馬勒的用意,是譜寫一首包羅萬象的作品:從首樂章描述的盤古初開(馬勒心目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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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少華的香港音樂想像 (路德維)

香港有自己的嚴肅音樂文化嗎?這既獨特又敏感的問題,不好答也不好問(也許亦不用答和不用問),但關心香港這個華人城市的人無法不思考。分析思考教人納悶,我敬重的前輩余少華老師也許正有此感,所以在其榮休研討會之講座中退而求其次,只談想像。想像之前,余老師先交代了自己的成長背景——畢竟他的經歷,就是香港戰後嚴肅音樂發展的寫照。余(老師撰文時,特別喜歡用這單字指本身,語帶雙關。本文指代余老師)幼時就學於天主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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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樂文化商人 (路德維)

上期文章談到柏林一家傳奇老店。《柏林報》兼《法蘭克福日報》一位樂評向筆者說,那是一所「神社」(institution)。筆者本只打算隨意逛逛這所每星期只開兩天、合共不過九小時的二手樂譜和唱片店,怎料店主赫域特先生主動和筆者談天;十分投契,一談便是數個下午! 為何是「神社」?年輕時接受過聲樂訓練,並且浸淫豐厚人文教育的赫先生,本來攻讀哲學博士、研究挪威和丹麥大文豪荷伯格(Ludvig Holbe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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