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自然的樂聲 (邵頌雄)

一八一七年,舒伯特根據克勞宙斯(Matthias Claudius)的一篇八句詩寫成的藝術歌曲《死神與少女》,只短短的兩分半鐘。樂曲先由鋼琴帶出一段低沉旋律,冰冷的和弦表徵死神正緩步逼近。琴音忽然變得急促徬徨,少女的聲音響起,哀求死神憐憫她的花樣年華,離她遠去。死神的旋律再次響起,作為間奏,帶出樂曲後半部死神對少女的誘逼哄騙。少女無力的驚懼和抵抗,過程驚心動魄,與死神巨大有力的身影恰成戲劇性的反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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唱片以外的音樂沙龍 (邵頌雄)

年三十那天,傳來加拿大HMV申請破產的消息。讀《金融郵報》的報道,得悉這家營運已三十年的楓葉國最大影音店,負債近四千萬加元,而去年錄得的營業額只及二○一○年的一半。隨Sam the Record Man、Tower Records等相繼宣布破產後,HMV亦難逃此劫。自此之後,唱片店恐成絕響,難怪加國傳媒引用了麥克林(Don McLean)名曲American Pie中的歌詞「The Day 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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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里尼八秩開五 (邵頌雄)

一九六○年的蕭邦國際鋼琴大賽,擔任比賽評判主席的魯賓斯坦(Arthur Rubinstein)已屆七十三之齡。一頭銀髮的魯賓斯坦,對於贏得大獎的波里尼(Maurizio Pollini)極為欣賞,一手拍着他的肩膊時,暗地以中指按了一下,然後在他耳邊說:「我就是以這樣的力道來彈琴,無論彈多久都不會感到疲累。」波里尼如飲醍醐,頓時領會到魯賓斯坦向他傳授如何通過肩臂指尖發力的竅門。直至六十多年後的今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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樂中有詩(邵頌雄)

路德維兄提到的「音樂語意」(musical semantics),為學術界甚具爭議的題目。對於音樂能否具有「語意」,科學家與人文學家可從不同的切入點,得出相反的結論。但唯有百家爭鳴、百花競放,學術研究才能豐富人類的思想,猶如一首壯麗動人的交響曲,也需由不同樂器、不同聲部,依靠各樣的聲音組合、和聲設計、對位法及韻律變化等交織而成。獨尊一聲的話,反而顯得單調乏味。認知心理學「從資訊運算的角度剖析音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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脫離「晚期風格」來聽晚年貝多芬 (邵頌雄)

西方的文化評論家,建立了所謂「晚期風格」(late style)的概念,以之作為一種論述工具,評論文學家、作曲家於藝術生命中不同時期所呈現的風格蛻變。所謂「晚期」,不純粹指生命中的暮年階段,其意涵尚包括藝術上無可超越的終極境界,又或對自己已發展出的各種技巧和風格來一個大糅合,集己之大成而令矛盾對立的元素都得到調和。更有部分藝術家深感韶華老去而於後期作品中表現出一股蒼涼寂寞,又或由於後浪湧現而在意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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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談《傅雷家書》 (邵頌雄)

 今年為傅雷先生逝世五十周年。欣聞由李雅言博士牽頭譯出初稿,並得翻譯家閔福德及其妻女,以及金聖華教授等人合力修訂潤色的《傅雷家書》英譯本出版在即,筆者也捧着這部書信集在家重讀。 傅雷給兒子的家書中,勉勵傅聰應具備「中國人的氣質,中國人的靈魂」。出自此番體悟,傅雷認為蕭邦音樂,深富李白「渾厚古樸」的詩意。至於傅聰,則對蕭邦作品另有見解,指出其中思念故國的愁緒,一如李後主的詞;至於莫扎特,傅聰甚至直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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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音樂記譜法看「繁簡之爭」 (邵頌雄)

香港能仁專上學院副校長(學術)暨文學院院長及中文系主任、香港大學中文學院榮譽教授近年來,香港對繁體字與簡化字之爭,似有愈演愈烈之勢。一些人愈來愈不容忍在公共場合使用簡體字。社會磨擦,也隨這類爭論而變得更為熾熱。然而,當爭論淪為對既定立場的竭力維護,便無可避免地趨向非理性的意氣之爭。筆者無力為此降溫,卻試圖退一大步,先把音樂記譜法看成一種語言,由此再探討簡化記譜與標準記譜能否共存並立,循這種抽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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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想與現實 (邵頌雄)

紐約愛樂交響樂團近日委任指揮家梵志登(Jaap van Zweden)為樂團的音樂總監。消息傳出後,有人歡喜、有人失望。歡喜者,盛讚梵志登技巧扎實、音樂富動感力量,在他幾年來的帶領下,提升了香港管弦樂團的演出水平。失望的,則認為他的曲目設計過於保守,演出缺乏動人心魄的人情味;而且,紐約愛樂以往有作曲指揮雙棲的大師來領導,包括馬勒、伯恩斯坦、布萊茲等傳奇名字,因此現任的駐團作曲家兼指揮家Esa-P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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雅俗交戰 (邵頌雄)

近期《星球大戰》大熱,不但年輕人趨之若鶩,更觸動了一眾中年《星戰》迷對兒時情景的緬懷。《星戰》系列橫跨近四十個年頭,除角色、劇情引人熱議,主題曲亦繼續長青。約翰.威廉士(John Williams)的電影音樂,早已成為電影系列的靈魂。單是片頭奏出的主題曲,已能勾起觀眾對《星戰》的懷舊之情。音樂的影響力,由此可見一斑。 威廉士的電影配樂,往往能與電影情節畫面配合得絲絲入扣,且不乏為人熱愛的旋律。雖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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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派古典 (邵頌雄)

  老饕嗜食,所喜每為傳統食制,對新派菜式不屑一顧。古典音樂的世界內,老樂迷念念不忘的,也是各國學派的傳統美學及其孕育出「黃金時期」的傳奇大師,對於近時流行的演奏模式,詬病甚切。兩者不同的是,美食家還經常光顧幾間堅持以古法烹調的食店,但許多樂評卻已高喊古典音樂已死,甚至近二十年前萊布列希(Norman Lebrecht)已為這門藝術「解剖」,細說其致命因由。  二十年下來,古典音樂仍是不少人的生活一部分,音樂會和唱片亦尚有市場,宣告古典音樂已死,似言之過早。但其市場急速萎縮,卻是不爭事實。古典音樂的沒落,與此門藝術的獨特「生態」有關。畢竟,能夠賣座的作曲家和曲目有限,當少人熟識的樂曲難有市場,唯有長年累月演奏或灌錄同一類「耳熟能詳」的作品,豈有不令人卻步之理?音樂會的入座率每況愈下,主辦單位所獲贊助愈來愈少,再加上樂團工會的壓力,由是近年出現的窘境,隨便一數便有底特律交響樂團與三藩市交響樂團分別於二○一○年及二○一三年發生的樂手罷工、費城管弦樂團於二○一一年的破產申請等。至於唱片,亦不復昔日風光,受到數碼下載、YouTube和Spotify等平台的多重夾擊而喘不過氣來,銷量直線下跌。  然而,樂迷真正關心的,卻是演奏水平的不斷下滑——不是技術上的,而是專指音樂造詣而言。這趨勢固然與新世代器樂家或指揮的成長,與經典作品的文化背景相距太遠有關。但更實際的原因,卻是唱片公司的宣傳方針。  一九八九年,甘迺迪(Nigel Kennedy)灌錄了一張已有不計其數版本的韋華第(Antonio Vivaldi)《四季》(Four Seasons),EMI卻採用流行歌曲的宣傳手法,成功締造出銷售奇迹,賣出逾二百萬張;翌年,於意大利舉行的世界盃足球賽,以帕佛洛提(Luciano Pavarotti)聯同杜鳴高(Pl??cido Domingo)及卡拉斯(Jos?? Carreras)三「大」男高音攜手獻唱的音樂會,作為球賽閉幕的慶祝項目,不但全球廣播,唱片亦同樣受到古典樂迷與平常不好古典者的青睞,瞬即成為有史以來最高銷量的唱片之一。自此,古典唱片工業便明顯分成所謂「核心」(core)與「策略」(strategic)兩類製作:前者主要為聆賞能力較深入、品味也較傳統的樂迷而設,近年推出經典錄音的數碼復刻,以及大量湧現許多已故大師的「磚頭式」紀念套裝,便屬此類;後者則專攻純古典音樂以外的市場,不但曲目以通俗為主,而且亦多與其他音樂類別作「跨界」(crossover)演出,不求深度,但求悅耳。  這樣的雙向市場,本來亦無可厚非。早於五十年代,已有利伯雷斯(Liberace)以通俗手法包裝古典音樂而紅極一時,但他卻清楚自己的位置,從不企圖溜進古典音樂的殿堂。然而,近月鋼琴家李雲迪,以一身近似利伯雷斯的閃亮「登台衣飾」,於紅磡體育館舉行的一場演奏會,完全不顧傳統演奏廳的音響要求,甚至把貝多芬的奏鳴曲挑出易於入耳的選段演出,目的則說是「將古典音樂層面推進更年輕和普及化」。也許這就是令資深樂迷慨歎古典音樂已死的現象:把「核心」與「策略」兩線製作靠攏,對老饕來說就如把快餐混同法國高級餐宴那樣滑稽。  古典音樂轉而偏重形象包裝,為的是搶佔年輕人市場,是故唱片公司力捧的,都是帥哥美女。而且,對於西裝筆挺的占士邦也嫌老套的今天,不少演奏者自都捨棄了維多利亞時代優雅端莊的領結和禮服,而盡量「潮」起來:甘迺迪就是一個英國punk頭;郎朗穿的是Armani;王羽佳的那道辣身短裙,更曾惹起一輪激烈討論;巴爾的摩交響樂團,近年甚至請來帕森設計學院為樂團成員添上新衣。   從服飾潮流而見人心轉變。這股嫌棄傳統而尚變新的「文化革命」,注定把古典音樂拖離原軌。與其說此門藝術已死,不如說它因應現實、為保生存而演化,卻無奈變得面目全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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