詩心碧海,天眼紅塵:拈花微探余光中(陶 傑)

民國三十八年之後,中國文化凋零,學問、道德、勇氣不再,華人的創作在海外近七十年之後,盤點成績,如果標準定得高一些,我認為只有三家,未來可經得起三百年考驗,或在世界上能代表中國的現代文化成就拿得出去,或在時間的長流可以飄傳至遠,或最接近「偉大」的頂峰而與時間同在,補天而煉石,淘沙而爍金,只剩三位。哪三家呢?詩余、影李、說金。中國現代詩余光中。華人電影世界化李安。由小說而新聞事業的金庸。這三位創意非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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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式喧譁的引爆點 (陶 傑)

  美國CNN公布了一項調查結果,指出香港的中國人乘地鐵有十大陋習:在車廂裏剪指甲、爭奪座位、高聲用手機交談、把腿擱到對面的座位上、青少年倚着金屬柱子把身子拐來轉去、女人在車廂裏公然化妝甚至敷面膜……在中國大地,國人如在鮑魚之肆,周圍的人日久成習,而不自覺其陋,難得的是美國CNN還一本正經拿來作文章,似乎是針對中國近年在西方開設的「孔子學院」文化宣傳——瞧,孔子的禮儀之邦,都是寫在紙上的,中國人的社會行為,一點也不孔子,而是孔子身上的衣料:孔布(恐怖)。  近年國人收入富裕了,遊山玩水不限於張家界與絲綢之路,喜歡天上波音客機飛一飛,海上的郵輪走一走。坐郵輪由歐洲洋人興起,大西洋兩岸通航,靠遠洋巨輪送貨郵遞,社會分等級,船上也一樣,只有上等艙,才有資格稱遊客,下等艙裏只是坐交通工具的乘客,等級鴻溝,兩相不往來,才有《鐵達尼號》的愛情故事流傳。  如果自認為郵輪遊客的話,必須講究體面行頭,一身休閒裝束須典雅大方,還必備幾套formal dressing——晚禮裙、披肩、珠寶,男士全套禮服、白襯衣、黑色(甚至白色)的蝴蝶領結,這些規矩,今天在西方幾條最豪華的郵輪線上,依然嚴守不輟。中國遊客上郵輪,無視別人的傳統,只認老子有錢天下第一,圍坐甲板喝啤酒打撲克牌,自助餐吃不完打包走,吃晚餐照樣背心短褲拖鞋,只懂呼盧喝雉,而不可能在燭光下喁喁細語。  在公眾場合喧譁,第一個原因是一胎化的「中孩」霸權。父母圍着子女團團轉,三五歲的小童上飛機,家長左一聲問「要不要打開窗子看風景」,右一句問空姐「兒童餐可不可以不要有海鮮,我的孩子皮膚敏感」,慣壞了的一胎嬌孩乘飛機,父母過份緊張,噓寒問暖,成為中式喧譁的引爆點。  第二是出門上路,有如從牢籠裏釋放出來的晨鳥,心情亢奮,雞毛蒜皮的小事,看見了都「譁譁譁」,急於與同行者「分享」。有一次在台北坐纜車,車廂內一對中學生姐弟,面貌和善,向人微笑,本來印象不錯,唯獨一聲聲「好高耶」、「好美喔」,左唱右和,停不下來,心情激動。這一點,我猜想,是出於為生活所迫的「旅遊釋囚」心理,踏上旅途,即使只是坐登山纜車,也像短暫走出了一座監獄,海闊天空,一張嘴巴難免摳心掏肺的把一切感受,唏哩譁啦傾瀉出來。  第三是中式生活環境造成:住所狹小、幾代同堂,上有翁姑家長,左有兄弟妯娌,屋外有街道委員會、里弄小組長,街上還有交警、城管、公安,衣食住行皆以「潛規則」束縛,登上外遊的飛機,手抱其「一胎化」結晶的寶貝子女,一樣也喧譁無度,釋放大量的壓抑感,中國人是霸權社會的受害人。  一個社會平時戾氣充斥,人過慣了禽畜的籠子裏的生活,缺乏人際的空間感,把睡房和浴室裏才該裝點的私隱,通通撂到車廂機艙裏的公共平台來上演。中國人公私不分,把一個社會當做自己片瓦底下的家居,所謂「四海一家」,不也就是這個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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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學教育的燈火樓台 (陶 傑)

  英國政府針對非歐盟國家,收緊留學生的名額,一口氣殺掉三十多間「野雞大學」,香港家長不禁提心吊膽,送子女去英國留學的前路,看似不明朗。  中國的大學教育,歷史短淺,上下不過百年。最早是清末的京師大學堂(一九一二年改名北京大學),還是戊戌維新的產物:主張學習西方列強船堅炮利的科技。中國的大學課堂,從第一步開始,走的就是物質的專業培訓之路,與西方的大學教育不是同一個層次。  大學是什麼?英國思想家羅素定性得好:大學不是年輕人的職業培訓所,大學更不止是知識薈萃之地,為什麼要念大學?為了培訓理性的獨立思考,念大學的目標,是在「格物」和「致知」的過程中,培養智慧。  對於今日中國望子成龍的芸芸家長,送子女進重點大學,汲取智慧,不是首要考慮的問題。溫飽權既是最大的人權,一紙文憑是最終的目標,大學文憑保障的是高薪厚職,讓孩子從農村擁到城市,從城市擁到北京和上海,從京滬而進一步「哈魯」——哈佛和耶魯。當代中國人的大學教育觀,在結構上,不脫古代中舉考狀元,自下而上的鄉試、省試、殿試,鯉躍龍門三級跳;在主題上,也不離讀書而做官,海歸則 CEO 的功利主義二元論。進了官場,最大的「智慧」,是懂得鑑貌辨色、見風駛舵,大學教育的宗旨,本來是從獨立思考中培養智慧和人格,中國社會的冷酷現實,從一開始就決定中國不可能長期擁有一所國際級的著名大學。  回顧百年,中國從來沒有一套長期穩定的大學教育。一八九八年六月,京師大學堂開辦,到了九月,戊戌六君子浴血,此後晚清政局積重難返,一九一二年終於覆亡。北洋時期,中國積弱,一九一七年,幸有蔡元培出任北京大學校長,帶來科學與民主的啟蒙,形成了與國際短暫接軌的大學黃金世代。外國傳教士紛紛來華辦學,北有燕京,南有復旦,還有輔仁、同濟、交通,傳教士開辦的大學,不但為民國的亂世提供了在戰火中建設的中堅力量,還為一九四九年之後的新中國,留下了薪火相傳的知識分子。  蔣介石敗走台灣之後,「國府」領導下的大學教育在戒嚴法之下,扼殺了蔡元培、傅斯年、胡適等先輩從西方傳來的思想學術自由,台大哲學系教授殷海光先生一介書生,因探究民主,向「蔣總統」建言寬容異見,考慮自由選舉,即遭開除學籍,貧病交煎,雖幸沒有投入冤獄,卻幾以「叛亂」罪論處。  香港的殖民地英國政府開辦香港大學,只為培養技術官僚,全無為香港華人教化「獨立思考」的「智慧」的義務。錢穆與胡適誠民國大儒。錢以孔子儒學的傳人自居,託庇殖民地,寂寞地開辦了新亞書院,遠沒有現代化大學的規模;胡隨蔣介石去了台灣,明知在戒嚴法之下,不可能在一座孤島上繼承蔡元培的遺志,也只有黯然當他的「中華民國駐美大使」。中國內地則經歷了「知識青年上山下鄉」、「工農兵白卷英雄」的異變,更說不上什麼正常的大學教育。百年中國,不誇張地說,真正與國際接軌的大學殿堂,從來沒有出現過。  中國的大學,固然二十年來在「量」的方面有重大的飛躍,但許多都是「軍事大學」、「工業大學」、「商貿財經大學」,還是側重功利和實用主義。誠然,以中國的國情,溫飽與工資是一個大學生畢業的首要考慮。然而,大學漫長的四年,在技術和職業的培訓過程中,畢竟不是科舉考試的訓詁和背誦,邏輯思維和科學方法還是人生智慧的副產品。  西方的大學教育,從中世紀的神學訓練開始,基本上實現了羅素的理想。羅素出身的劍橋成立於十六世紀,就是幾個牛津的學者從牛津分裂出來,另起爐灶的。劍橋大學不同牛津之傳統保守,更敢於反抗神權的壟斷。科學家牛頓和達爾文,還有浪漫詩人拜倫,都出身劍橋。劍橋的科學是強項,因為科學在英國,一向是抗衡教會的異見武器。今天渴望子女上牛津劍橋的香港家長,沒有幾個分得清楚兩所大學的辦學風格:牛津培養政治家,劍橋以出產科學家和藝術家見長,兩所名校,不像中國的北大清華之文理分道,而是傳統與叛逆的分流。  優秀的大學,必定有獨立的學風,學風的品牌,又由這所大學產生的詩酒風流的人格而形成。達爾文、羅素、拜倫,叛逆之名纍纍於民間,這幾個名字早已與劍橋渾然一體;戴卓爾夫人和貝理雅治國之譽,又懸於廟堂,都是智慧的兩面。真正的大學在哪裏?驀然回首,必然流芳於歷史樓台的燈火闌珊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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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亥革命二三事 (陶 傑)

  精彩摘錄:辛亥革命不是「一九一一年十月十日」發生在武昌的事件。辛亥革命是手段,「走向共和」才是目的;辛亥革命不但顛覆了滿清政府,而且建立了中華民國憲政,「民族、民生、民權」三者意義同等,不可分割。辛亥革命一百年來,許多基本的歷史事實和觀念,受到人為的扭曲和閹割。不正確了解孫中山和蔣介石,則無從評價辛亥革命的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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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花百載一夫人 (陶 傑)

  精彩摘錄:過去,只有豪門大戶的主子,明媒正娶的配偶才有資格獲稱「夫人」。辛亥革命之後,繼續沿用「夫人」之稱,但不再用以鑑別女人的正庶之分,而成為女性擁有自己的身份地位的象徵,辛亥革命對中國社會的一大飛躍,是「夫人」二字的詮釋,由古代夫權狐假虎威的附屬品,扭為對女性成熟人格魅力的最大讚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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見證金庸獲劍橋博士 (陶 傑)

  金庸獲劍橋博士,劍橋聖約翰院長杜柏琛(Christopher Dobson)親自從英國飛來香港頒證書給他。  當夜,劍橋院長身穿長袍,以拉丁文宣布金庸成為劍橋榮譽院士和文學博士。接下來再用英語講話,說劍橋從來不在海外頒博士學位,因為金庸成就卓越,所以破例。院長站在歷史高處,指劍橋創校五百年,共有四位榮譽院士與中國和香港有淵源,第一位是十九世紀鴉片戰爭時的外相巴麥尊,但這個人有點爭議,因為他說香港只是一個荒島。然後是港督衛奕信和駐華大使麥若彬,今天再加上金庸,都是對香港租約期滿主權交回中國期間卓有貢獻的人物。  劍橋院長引用孟子的「五百年必有王者興」,明年,就是劍橋創校五百周年,劍橋在即將進入第二個五百年之際,多了金庸同行,可以預見,劍橋一定文星興隆,再領風騷。虛幻小說寫盡真實人性  金庸是中外歷史的相遇之中,空前絕後的一則傳奇。金庸出身士族世家,是中國士大夫文化至今僅存的一縷遺脈。海寧查氏家族的淵源,可早溯到康熙時期,若早生兩百年,金庸便與納蘭性德一樣是世家公子,才情富雅,但他的才華不限於填詞,而是觀察人性,則更接近曹雪芹。  士大夫的精緻文化與品德修養,在二十一世紀的中國,早已蕩然無存。民國時代尚有張愛玲,但「才女」之稱,囿於中國傳統文化,即使張愛玲選擇在美國終老,卻仍沒有與美國文化交融,她的作品依然是地道的中國風味。台灣歷史小說家高陽(原名許晏駢),與金庸的身世更相仿,許家也是浙江望族,高陽對於清朝歷史典故,了然於胸,記述古人猶如親見,上百萬字也盡信筆拈來。但高陽嗜酒,不擅理財,生活風格如古代公子,常千金散盡,沉醉不醒。因為他雖然讀通歷史,卻沒有把中國歷史的人情世故應用在生活裏。他的同鄉金庸卻優於運用歷史與小說,又在虛幻的小說裏寫盡真實的人性,證盡現實世界的兇險與情仇。  高陽與張愛玲,都是中國士大夫家族出身,中國最有才華的作者,但他們都活在中國,甚至活在古代。獨有金庸跳出舊中國的窠臼,得益於英國殖民地香港的獨特條件,他右手寫小說,左手辦報紙,把中國的古典文化與西方的電影娛樂結合,創造出舉世無雙的想像世界,且把一家華文傳媒辦成了現代企業。應與莎劇享同等地位   武俠小說只是一種類型(Genre),好像尊福(John Ford)拍的都是西部片一樣,武俠小說只是金庸創作選用的容器。但十四卷小說,縱橫上下千年歷史,穿越江南塞北、奇山秀水、大漠雪原,自成一個宇宙,其中俊傑豪俠,為至善至美的理想所在,頌喬峰豪邁似辛棄疾的劍影,寫令狐冲瀟灑如李白醉歌,畫張無忌細膩若李商隱的無題、溫婉纖巧如姜白石、富麗典雅似周邦彥、虛懷沖淡處與王維一脈相承。金庸小說擷取了中國文化之精華,但他對於人性、歷史、愛情的觀察,則是普世的,與莎士比亞戲劇的主題共通。如果莎士比亞戲劇已公認為人類文明共有的寶典,金庸的武俠小說卻未能有同等的地位,那麼是華文讀者的品味受到中國文化的局限,未能徹底放開懷抱,投入整個現代世界。  金庸小說早在八十年代初在中國大陸流傳,經過文化大革命十年的精神饑荒,中國大陸的讀者追捧金庸小說,如獲至寶,連小學生也偷偷在課堂裏傳閱,廢寢忘食,因為金庸小說寫幻想、愛情、恩仇、遊戲,盡皆人性,從不故作高深,《射鵰英雄傳》裏憨厚忠直的郭靖、靈巧俏皮的黃蓉,加上東邪西毒南帝北丐,是一則色彩繽紛,忠奸分明的寓言,最適合年輕人閱讀,可當作讀金庸小說的起點。  但最好的幾部作品,跨越不同年齡,可以伴隨讀者一生:《倚天屠龍記》的多情與迷惑,《神鵰俠侶》的情深義重,《笑傲江湖》之浪漫理想,《天龍八部》的超俗忘塵,《鹿鼎記》在嬉笑玩耍、哭笑不得之中參詳智慧。金庸第一部小說《書劍恩仇錄》,講的是反清復明,最後封筆之作的《鹿鼎記》同樣也寫反清復明。《書劍》裏的義士紅花會諸俠,都是好人;到了《鹿鼎記》裏的天地會,陳近南一夥,卻是一群庸人,可笑復可憐;其間的轉化,足以寫出一部「金庸思想體系」。古今中外第一通人   可惜中國傳統文化向來只重經史,兼容子集,卻把小說視作閒科。即使等到中國被迫打開國門接受西方文明,但一心只想學好槍炮技術,對於西方的人文學術、哲學思想輕輕放過,沒有心思學足。金庸先生在中國內地登陸以來,雖深受民間珍愛,但在所謂知識小圈子內,紅眼攻擊有之,虛妄曲解有之,至今不承認金庸小說是中國文化寶典,除了是「重理輕文」的餘毒,或許在心理深層,是對金庸發迹的香港,這個英國殖民地,潛意識的排斥。  中國士大夫一早就把小說視同文學的末流,非要訓詁、詩詞、散文才算上品。小說不論哪一類,在中國文學中地位不高,譬如馮夢龍就不如蘇東坡之受推崇;曹雪芹小說寫得再好,生前從未享李杜般的詩名,成就在身後才得到肯定;戲劇更加受忽視,因為戲子形同乞丐;對文學類別,本來就成見深重,小說以武俠出之更被斥為異端。當年在課堂中、宿舍裏,從無數中學生手裏沒收金庸武俠小說的校長、教師,今天到了哪裏?金庸之名卻在時間中不朽。  金庸獲得劍橋博士,本來已是小說家兼企業家,又復精通政治與歷史,跨越古今中西,有此第一「通人」,寧不信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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浪漫英雄從政的悲劇 (陶 傑)

  精彩摘錄:汪精衛一生不烟不酒,不近女色,沒有包二奶,也沒有貪污,對道德的自我要求,比後世許多奢談「愛國」的官員都高尚。他的人格心理學,層次豐富,其人悲壯之餘,有自毀的傾向。了解汪精衛的自毀性格,就不難解釋為何其人前後半生的巨變,其實汪氏沒有變,只是自我犧牲的決心,換了一種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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