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柴靜現象」的來龍去脈 (顏純鈎)

  因為《穹頂之下》兩天之內近二億次的點擊量,又因為如此爆炸性影響的電視專題片突然被禁,產生了一個柴靜現象。股市中的環保概念股突然大熱,財經界歸之為「柴靜概念」,而港台兩地的傳播媒介,連篇累牘評介《穹頂之下》及其引起的政經波瀾,一時間,柴靜成了海內外媒體的寵兒。  但柴靜並不是一夜之間紅起來的,早在二○一二年,她的文集《看見》,由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出版時已首印五十萬本,迅即加印到二百萬,據說連翻版超過三百萬,如此巨大的發行量,在今日中國也是極其罕見的。可見在她的文集出版前,柴靜已經積累了一個龐大的讀者群,她以犀利的文筆、深刻而獨特的洞見,調查和剖析當代中國眾多的社會熱點事件,說出無數國人的心裏話,她被觀眾和讀者喜愛是有道理的。  筆者注意到柴靜,是因馮唐而起。當年出版馮唐的《不二》,因此關注馮唐,無意中讀到一篇柴靜寫的馮唐素描,大為驚喜。人物素描本來難寫,堆砌細節嫌瑣碎,盡說捧場話又空洞做作,人物素描重在寫人的神韻,這卻是最難的。柴靜那枝筆,恰恰能捕捉到馮唐這個人的風貌神韻,以至當時我仍未與馮唐見面,馮唐已經像老熟人了。  後來我將這篇人物素描介紹給老朋友劉紹銘和鄭樹森兩位教授,他們也都一致叫好,再後來,我就將這篇名為《火炭上的一滴糖》的文章收入到《不二》的附錄中,幫助讀者去理解和把握馮唐。  再後來,我就時常看她的博客,有文章就讀,每讀必有所得,必暗自叫好。再後來,就從廣西師大出版社那裏,洽購了她的《看見》的繁體字版,於二○一三年推出市場,可惜,只發了八百本,市場就沒有反應了,直到今日。《穹頂之下》之前的《山西,山西》  關於環保的議題,柴靜早就關注了,她是山西人,而山西在改革開放後,就成了聞名國內外的產煤大省。因為挖煤和煉焦,整個山西省烟霧騰騰,柴靜回老家去,親身體驗了污染之苦,因此寫了一篇《山西,山西》,就收在她的散文集《看見》裏面。  小時候的柴靜,上小學怕遲到,天未亮就到學校,站着等學校開門。「怕黑,死盯着一天碎星星,一直到瓷青的天裏透着淡粉,大家才來。」那時候的山西,「天藍得不知所終,頭頂肥大鬆軟的白雲,過好久笨重地翻一個身。」二○○六年她回山西採訪,問一個小姑娘見過星星、白雲嗎,小姑娘都說沒有,見過藍天嗎,說見過一點點藍的。這段簡單直接的對話,剪接在她的《穹頂之下》中,反襯柴靜小時候那個白雲藍天和一天碎星星的山西。  柴靜到山西採訪,剛進市區,她們給幹部帶到酒店,幹部拿出「綠瑩瑩一厚疊美金」,原來有記者到山西採訪環境問題,都是被美金打發走的。  山西的河是黑色的,蓋着七彩的油污,焦化廠的廢水直接排到河裏,河水的「斷面笨並芘」平均濃度超標一百六十五倍。紙廠排污的水管也在河邊上,排着冒白沫子的黃水,那是鹼水,把材料泡軟了才能造紙。河差不多斷流了,只有一點水,味道很大,但當地的幹部說:「哪個國家不是先發展才治理?」  「山西百分之六十的河都是這樣。」陪同柴靜採訪的環保幹部告訴她,挖煤把地下水挖空了,植被也破壞了,雨水涵養不住,更嚴重的是已經出現地下水污染了,污染物從土壤中一點點滲下去,一直到幾百米之下,因此在柴靜這一代,不會再看到她家鄉的汾河水了。煉焦廠污染了土地不能復耕,每煉一噸土焦,幾百公斤污染物,露天在河邊堆着,有五層樓高,白天冒烟,晚上藍火躥動,都是硫化氫,有人走路累了在邊上休息,「睡過去,死了。」  柴靜去採訪當時的山西省長于幼軍(曾任深圳市長),于幼軍信誓旦旦要治理污染,說要以責任制和問責制來解決,柴靜問他:「為什麼不能在污染發生前,就讓公民參與進來去決定自己的生存環境?」于幼軍說:「你提了一個很對的問題,一定要有一個公民運動,讓公民知道環境到底有什麼問題,自己有哪些權利,怎麼去參與,不然……」他沒有把話說完,也沒有把事情做下去,一個月之後,因為黑磚窰事件,于幼軍被調離。接任代理省長的孟學農,一年後因襄汾塔兒山鐵礦潰壩,二百七十七人遇難而引咎辭職。而最終,「公民」在內地成了敏感詞。是國人與環境污染的「私人恩怨」  山西是人類先民最早的農業生產地之一,考古學家說:「大致在四千五百年前,最先進的歷史舞台轉移到晉南。在晉南興起了陶寺文化。它相當於古史上的堯舜時代,亦即先秦史籍中出現的最早的中國,奠定了華夏的根基。」  人類先民最早的農業生產地之一,成了再無法耕種的不毛之地,柴靜將這個嚴酷的現實放到國人的面前。這篇文章的結尾,柴靜以蒼涼的筆觸寫道:「一抬頭,一隻白鷺拐了一個漂亮的大彎。這是遠古我的家鄉。」  我不知道《穹頂之下》是不是從《山西,山西》這篇短文發端的,但柴靜說她拍這部專題片,是她與環境污染的「私人恩怨」,這當然包括她蒙污的故鄉,還有她出生前就被診斷生了腫瘤的女兒。  「私人恩怨」是極好的推廣策略,這是柴靜個人對環境的宣戰,但被污染的環境毒害的人何止千萬!那些癌症村、畸型兒村,無數的癌症患者、心臟病、氣管炎患者、光禿的山、枯乾的河、不能喝的井水、滲毒的土地,這不只是柴靜的故鄉山西,是整個中國,這是全體國人與環境污染的「私人恩怨」。十三億人的私人恩怨合起來,那就不是小事,是國家大事。  在《穹頂之下》中,柴靜用的是全方位的考察,把環境污染的來龍去脈,通過採訪環保人士、幹部、受害民眾、外國專家,鋪排了數字、圖表、研究資料、實地錄像,把問題一層層剝開,驚心動魄,引人深思。這是迄今為止最為完整和深入的一個有關環境污染的、普及版的電視專題片,它如此通俗而全面,使任何一個普通的國人都明白其中的簡單道理,以及它背後的政治、經濟、社會和文化因素,更重要的,它使國人都明白,這是每個人都無法迴避、關乎自己和子孫後代福祉的嚴峻問題。配合中央打擊石油幫?  有人將《穹頂之下》視為柴靜配合中央打擊石油幫的一個動作,筆者認為這有點誇大了柴靜的政治能耐。她雖然來自中央電視台,也積累了相當的人脈,要作配合不是不可以,只是石油幫已是死老虎,連周永康都抓起來了,柴靜再來這一手,只是政治表態而已。要是在石油幫未瓦解之前,柴靜先下手,那就是敲山震虎,不過那要冒極大的政治風險,對於不是政治動物的柴靜,未免期許過高了。倒是在周永康就擒後,柴靜針對石油幫,就沒有後顧之憂,選擇這個時間推出,不如說是出於個人政治安全的考慮。《穹頂之下》推出後,石油系統只是有人很小心地回應了一下,因為事實擺在那裏,他們政治後台也垮了,不能再聲大夾惡。兩會的熱點不容分薄?  《穹頂之下》的發布會,柴靜學足喬布斯發布新產品的模式,用大銀幕顯示作背景,自己在台上信步走動,口若懸河,聲色並茂,效果奇佳。其實這一套她的老朋友羅永浩早已熟極而流。羅永浩在內地大學生中早已聲名卓著,他做演講也是用喬布斯那一套。他不修邊幅,舉手投足如引車賣漿者流,但在台上語驚四座,被內地大學生視為偶像。柴靜《穹頂之下》的致謝名單中就有羅永浩的名字,柴靜受他影響,開了一個讓在場觀眾深情投入的發布會,一舉而天下震動,證明在互聯網無孔不入的今日,資訊氾濫成災,沒有成功的推銷術,便沒有成功的產品。  《穹頂之下》推出兩天就被禁,有人又解讀成兩會的熱點不容分薄,筆者寧願相信這是真的,但只怕不是真。治理環境污染雖是政府一再強調的施政重點,但把污染歸結為經濟過度發展,GDP崇拜的惡果,這又有一點把矛頭對準政府的味道。需知治理污染不只是污染問題,而是政治和經濟問題,想像一下,要是全國老百姓都一呼百應,起而聲討環境污染,那承擔壓力的是誰?當然就是各級政府,以至中央政府。強行關閉污染企業,牽涉到大量失業的社會問題,治理污染的空氣和河流,又牽涉到天文數字的費用,政府為之「頭大」不言而喻,柴靜雖然只是提出問題,但解決問題的不是她,是政府,搞得不好,柴靜就會變成「麻煩製造者」,政府對她,讚也不是,罵也不是,唯一可以做的,當然只剩下「禁」了。兩億人次點擊的這個數字,說明《穹頂之下》掀起的民意張力有多大,任其發酵,後果堪虞。  不管如何,柴靜總是做了一件好事,她至少讓我們知道中國環境污染的嚴重性,也讓我們知道治理困難的背後原因。一個有才情有見識的記者,再加上有良知,才可以做這件大事,至少《穹頂之下》這部專題片,將在中國當代的新聞傳播史上留名。  (作者是香港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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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追索與文化傳承  讀白先勇著《止痛療傷》與《牡丹情緣》 (顏純鈎)

  白先勇先生是著名作家,他的小說創作是中國現代文學的一座高峰,本來一個人一生達到這樣的成就已經很了不起了,但他退休後又追蹤父親的歷史,從事推動崑曲的工作,多年奔波勞碌,至今樂此不疲,足見他不但有旺盛的生命力,還有高度的責任心,他對我們中國歷史與文化的繼往開來有如此深切的寄望,相信他這一番苦心必不會白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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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歷史敷傷  初讀龍應台新作《大江大海 一九四九》 (顏純鈎)

  繼《親愛的安德烈》與《目送》風靡兩岸三地讀者之後,龍應台在九月初推出她的新作《大江大海 一九四九》,這部長篇報告文學將六十年前那一場家國巨變,坐實在平民百姓的苦難歷程裏。歷史車輪以人民的血淚作潤滑劑,歷史豐碑以人民的骨肉為基石,在朝代更迭、成王敗寇的演義之外,民間的血淚慟哭被掩蓋了,龍應台把歷史的傷痕重新找出來,讓我們細心端詳。  從自己的家族歷史切入,龍應台採訪眾多在生的同代人,其中包括徐立之、朱經武、蔣震、馬英九、白先勇、蕭萬長、瘂弦等等,書寫戰爭中螻蟻一樣的生命。他們備嘗艱辛,為家破人亡的遭遇撕心裂肺,有的捱到頭了,在台灣、香港和海外落腳地生根,繁衍生息,當年那些不足為外人道的遭遇,深埋心裏某一個角落,等候一個有心人的開掘﹔而那些捱不到頭的,家破人亡無消息,他們的故事更無從追尋了。  歷史進程以億萬黎民的痛苦為代價,而人民的犧牲又被統治者傲慢地遺忘了。在四九年那一場天翻地覆的改變後,失敗者流亡到孤島,偏安一隅苟延政權,勝利者登上天安門,志得意滿雄視天下,到頭來,勝利者並沒有為人民帶來新生,而失敗者在臥薪嘗膽之後,幡然悔悟,回到人民利益高於一切、普世價值才是永恆的起點,政權失而復得。  如果改朝換代不能為人民帶來新生,那麼誰勝誰敗於民眾又有什麼意義﹖如果政權不斷輪換,而人民的苦難一代代傳下去,那麼統治者又有什麼資格驅使民眾去為他的帝皇寶座獻身﹖以偉大堂皇的理由,感召人民去為主義無償付出,不惜百姓千家萬戶生離死別、凍餒傷痛,到頭來「夢裏依稀慈母淚,城頭變幻大王旗」,而人民的苦難還是永無止期,這樣的歷史只是統治者的歷史,只是被統治者的悲劇。  這是一部讓人讀了為之動容、為之心潮起伏的書。這本書的價值在於強調人民的立場、人民的期望、人民的權利。中國人經過一個多世紀的摸索,到了二十一世紀全球化的今日,應該有足夠的政治覺醒、足夠的襟懷和眼光,來重新審視自己的歷史,重新建立社會整體的價值觀。只有人民的權利得到充分行使,人民的要求得到充分滿足,這樣的歷史轉折才有意義,這樣的社會才能長治久安,這樣的民族才有前途。  (作者是香港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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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胡耀邦立碑 (顏純鈎)

  一九七八年是不平凡的年份,當年召開的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是不平凡的一次會議。中國歷史就此轉彎,中國人的命運就此改變,千秋萬代後,如果中華民族有更光明的未來,更燦爛的文化,要細說從頭的話,都得從一九七八年說起,而不是從一九四九年說起。  現在來看十一屆三中全會,更明白當年那一場仗打得不易,鄧小平還未上場,只能在幕後發揮其影響力,葉劍英主事,陳雲、李先念敲邊鼓,真正在台上打前鋒的,就是胡耀邦。  為了「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這個今天看來只是常識的命題,當時的改革派與保守派作了正面交鋒。從這裏打開一個缺口,使「偉大領袖」華國鋒地位動搖,於是批判汪東興、清算四人幫、請老鄧出山、為老幹部平反,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改革派步步進逼,保守派丟盔棄甲。  沒有鄧小平、葉劍英、陳雲主持大局,胡耀邦固然做不成這件扭轉乾坤的大事,但沒有胡耀邦身先士卒,披荊斬棘,也沒有後來一面倒的大好局面。  歷史改革的契機來自人民意志的集結,中國人對泛政治社會生活的徹底厭倦,使當時真正體察民意的共產黨人覺悟了,不管是為了救這個黨,還是救這個黨統治下的百姓,總之人民的命運與黨的命運在這個關口上微妙地統一了。而胡耀邦被歷史推到這個位置上,並且以他的赤誠之心,辦了這件解生民於倒懸的大事。  在共產黨人中,胡耀邦是少數真正摸到民間脈搏的領導人,因此在平反冤假錯案、經濟和文化開放、政治改革、民族政策等方面,胡耀邦都有不少超前的、帶點浪漫色彩的主張。他的很多政見觸怒了既得利益集團,因此後來慢慢變得孤掌難鳴,人民雖站在他的背後,但執掌權柄的最高層卻強敵環伺。今日回顧,胡耀邦是如此英明,如此代表了歷史發展的方向,因此可以說,在某種意義上,他扮演了先知的角色。  他比另一些共產黨領袖更長遠地看到歷史發展的趨勢,更徹底地將人民利益和黨的利益置於同等地位(如果不是之上的話),更焦灼於政治與經濟背離矛盾的危險,更有雖千萬人吾往矣的決心。  一個老人有赤子之心,有天降大任的激情,有過人的精力和學習精神,在一個渾沌莫名的年代,以孤身之餘勇,扛起沉重的黑閘,要放億萬中國人到有光明的地方去,而最終他卻被黑閘壓死,這不是他一個人的悲劇,是全體中國人的悲劇,是中國歷史的悲劇。  三十年後往回看,如果鄧小平是改革開放的總設計師,胡耀邦便是總工程師,有了設計師的藍圖,還得有工程師去一磚一瓦建造出來。這位偉大的設計師,拋棄了他最信任的工程師,中國就建造成今日這個模樣,這是不是中國人夢想的美好社會﹖是不是鄧小平原來要建造的理想社會呢﹖  按胡耀邦更開放的路子來走,中國可避過「六四」一劫,政治改革更快一點,社會矛盾不那麼尖銳,黨內腐敗不會那麼深重,中國的前景會更明朗一些。  歷史選擇體現人民的意志,但歷史的必然性裏又包含了偶然性,歷史發展的趨勢不可違拗,但發展的軌迹卻又是曲折的。三十年前的一次會議,昭示今日的局面,而今日的局面,又昭示了什麼呢﹖  不管未來如何,胡耀邦的歷史貢獻都是不可否認的,將來的歷史會還他一個公道,將來的中國人會為他立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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