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曉波和《明報》擦肩而過 (魏承思)

諾貝爾和平獎得主、中國著名持不同政見者劉曉波先生在監獄中病逝的消息震驚中外。我在悲憤之餘想起多年前的一段往事。劉曉波曾經和《明報》擦肩而過。一九九五年初,我剛從美國到香港《明報》工作不久。某一天,上頭要我回內地出差,說是港府移民局批給《明報》集團二十個內地專業人士來港工作名額。要我去北京、上海兩地招聘編輯記者,並稱這是老闆于品海的意思。我接受任務後欣然北上,利用以往廣泛的人脈關係,物色招聘對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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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彪「四大金剛」的後人們 (魏承思)

林彪麾下的「四大金剛」,指時任總參謀長的黃永勝、空軍司令吳法憲、海軍政委李作鵬和總後勤部長邱會作。一九七一年「九一三事件」(林彪墜機事件)後,他們都受到牽連,以「莫須有」的罪名被判刑囚禁,在屈辱中走到了人生盡頭。近十萬「四野」官兵在此案中被清洗,「四大金剛」的親屬當然更難以倖免。高高在上的將門後代轉眼間就跌入了萬丈深淵。近半個世紀過去了,「四大金剛」的後人今安在?前些年,筆者因經營出版社的緣故,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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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家》雜誌的二度夭折 (魏承思)

在上世紀八十年代的「文化熱」中,上海有兩份雜誌壽命都不長,但影響都很大。一份是王元化先生主編的《新啟蒙》,出了四期就被腰斬。原因是王若望在香港媒體撰文造謠說,「這是中共黨內反對派公開亮出了旗幟」。結果驚動北京最高層,下令公安部門介入調查。好在當時中央主管意識形態的書記處書記芮杏文通過筆者了解真相後,沒有追究主事者。但「六四」後,陳希同依然在報告中點名《新啟蒙》是反革命動亂的禍根之一。另一份雜誌是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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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和國兩代女記者的良心 (魏承思)

一直想寫一篇關於戈揚(一九一六─二○○九)和高瑜的文章。手上的這張照片,是十年前和高瑜在紐約一起去安養院探望戈揚時留下的。如今戈揚已經離開了這個世界,高瑜則失去了自由,代表共和國兩代女記者的良心就此湮滅了。 北京聚會識戈揚和戈揚、高瑜的相識是在一九八八年的春天。經歷了胡耀邦被逼下台、反自由化的一陣寒流後,各地的自由派名流第一次在北京聚會。這是北京《新觀察》雜誌和上海《文匯報》聯合舉辦的紀念五四座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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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紅人」戚本禹印象記 (魏承思)

戚本禹去世了。聽到消息就不由得回憶起我和他的交往。 第一次聽到戚本禹這個名字的時候,我還是一個中學生。因為從小對歷史有濃厚的興趣,所以特別留意史學方面的文章。一九六五年底,中共的權威喉舌《紅旗》雜誌發表了一篇署名戚本禹的文章《為革命而研究歷史》,攻擊著名歷史學家翦伯贊提出的歷史主義,是「超階級」、「純客觀」的資產階級觀點。儘管以前國內的歷史研究早已泛政治化了,但這篇文章無疑是公開把史學當作政治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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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傳部裏的年輕人 (魏承思)

淡出香港傳媒界十多年,平日已幾乎不看新聞。有一天,友人傳來一篇奇文指控《明報》左傾,證據是十多年前擔任主筆的魏某人曾在上海巿委宣傳部工作。如此幼稚的推論實在令人啼笑皆非。然而,這也使我回憶起當年在宣傳部的激情歲月。這是我人生中最有意義的一段日子。一九八五年春,我即將完成華東師範大學歷史系的研究生課程。此時改革開放正在中國大陸如火如荼地進行。然而,保守勢力的阻力仍很大。記得當時在蘇州河畔的上海大廈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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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孚羅海星和我 (魏承思)

  為了營救民運人士卻被投入黑牢,後半生命運坎坷。我問他當時是怎麼想的?他說:「我那時候沒有想太多,只是覺得要保存一點知識分子的命脈,為中華民族留一點希望。」然而,許多民運分子逃出去後的表現令人失望。我問海星現在是否後悔?他沉思了一會兒回答:「現在想來為這些人犧牲有點不值,但也無悔。我只是在當時環境下做了應該做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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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敬可愛的老報人金堯如 (魏承思)

  老報人金堯如先生去世轉眼已經十年了。一直想寫點紀念文字,記下我對這位忘年交的印象。  一九九一年暑假,我離鄉背井到美國洛杉磯加州大學攻讀博士學位。開學前,友人孫小蘭告訴我,在金堯如先生家不時會舉辦一個文化沙龍,成員大多是旅居洛杉磯的大陸文化人和留學生,包括作家鍾阿城、盧新華(小說《傷痕》作者),電影導演吳天民(西安電影製片廠廠長)等人。她問我有沒有興趣去參加。此前,我並不認識金老,只知道他曾是香港《文匯報》總編輯,很想見見這位老人家。小蘭第一次帶我去金家的時候,儘管文化沙龍已經無疾而終了,但那裏還是經常高朋滿座。從我看到金堯如的第一眼,直到最後一面,他給我的印象始終是個可愛的小老頭。他個子不高,一頭銀髮,滿面紅光,笑聲爽朗,說起話來無遮無攔,嬉笑怒罵,機鋒四起,說到高興時常常會從沙發上一躍而起,手舞足蹈,性格極其開朗豪爽,和他在一起總能感覺到一種如沐春風的愉悅。因為都是性情中人,聊起在上海還有許多共同相識的友人,於是第一次見面就有一見如故的感覺。我們是紹興小同鄉,作為獨在異鄉客的我,能聽到熟悉的鄉音便格外親切。此後,我有空就經常去看望金老,和他聊天,陪他喝酒,把他們夫婦倆當成了自己的長輩。尤其是在我搬進西來寺住以後,距離他們的居所只有幾個街口,更是成了金家的常客,不時去蹭一頓飯吃,和金老夫婦也越來越親近。  金家住在洛杉磯東北部的哈崗,一個非常漂亮的小宅院。進門就是一間大客廳,寬敞淡雅,牆上掛着幾幅名人字畫。從客廳可以一直走到後院,鮮花滿園,還有幾棵果樹。籬笆上爬滿盛開的熱杜鵑花,紫的、紅的,一片一片。加州的陽光一年四季都是那麼明媚,屋裏屋外總是沐浴在陽光下。金老非常喜歡他的小宅院,在這裏寫作;在這裏和朋友們聊天;在這裏接受傳媒採訪,侃侃而談。他自豪地對我說,自己以寫稿為生,自力更生用稿酬買下這棟房子,安度晚年。改革開放後,當許多高幹及其子弟競相「先富起來」的時候,金老卻始終兩袖清風。他曾經為海外工商界到內地投資做了大量穿針引線工作,例如在深圳引進華僑墓園;介紹國外銀行到深圳設立辦事處,為特區建設吸引資金等。很多港商外商就此發了財,但金老從來沒有收過一分錢的酬謝。他入黨當左派不是為了升官發財,而是真正為自己的理想而奮鬥。這是一個高尚純粹、正直廉潔的人,因此大家由衷地敬愛他。  在金家經常可以遇到一位台灣朋友成荷生。金老要出門訪友、吃飯、看病,都是由這位成先生充當義務司機。他話不多,待人很和氣。我們在一起聊天時,成先生總是在一旁靜靜地聽着。後來才知道,他是金堯如在台北和平中學教書時的學生。金老從學生時代起就是中共領導下的左派學生運動領袖,曾先後擔任暨南大學學生自治會主席和上海學生反美抗暴聯合委員會主席。一九四七年初到達台北,以中學教師身份做掩護,從事地下工作,籌建中共台灣工委,擔任常委兼宣傳部長。同年十二月因身份暴露,黑夜越窗逃避國民黨特務機關的追捕,到香港擔任港澳工委新聞戰線的負責人。在和成荷生相別四十多年後,這對師生竟在美國重逢。儘管金堯如只教過成先生不到半年的書,但後者卻念念不忘這段師生之情。我想,這應該和金先生一貫愛護和提攜年輕人有關。他急人之難,常常幫助別人,因此走到哪裏,都會成為朋友們的中心。金老曾主動伸出援手  在我人生最困難的時候,金老曾主動向我伸出援手。一九九三年夏,我因經濟原因暫時休學,到西來寺替星雲大師工作。其間做了一次東郭先生,把一個從大陸偷渡出來的「民運教授」高某介紹給星雲,留他在廟裏畫畫。不知何故無意中冒犯了這位老兄,他竟向寺院中人告發我曾是中共官員,引起他們對我的猜疑。於是有一天突然收到律師信說,西來寺已和我解約,優厚地賠償給我兩個月工資,令我一個月內搬出寺院宿舍。我不得不給星雲寫信申訴,卻石沉大海。此時,金老看不過眼,約了星雲見面,為我仗義執言,說明我的經歷和那場政治風波有關。儘管星雲表示已無可挽回了,我不得不離開西來寺,離開了美國,但對金老的幫助則始終銘記在心。專欄被停 傷感但大度  在我到香港工作後,有一晚,金老從美國給我打長途電話聊了很久。香港某財經報紙的老總原先是他在《文匯報》的下屬,當年有意出來自創一份新的報紙。他覺得年輕人想闖一份事業應該鼓勵。再說,此舉也可以使左派陣營多一個輿論陣地,於是給予他們許多實際的支持。此後,他一直在該報寫專欄政論。金堯如的文章一貫率性直言,也許因此觸怒了某方人士。於是該報老總突然下令停掉了他的專欄,理由則是版面擁擠。說到這裏,一向愛護年輕人,積極提攜後進的金伯伯有點傷感,但隨即又豁達大度地說:「我想他們也是沒辦法,頂不住壓力。」我只好勸慰他:「忘恩負義的人還是少數。香港新聞界還是有很多年輕人在懷念你,感激你的。」  二○○二年夏,我回洛杉磯探親,照例去看望金老,才知道他患食道癌動了手術。他告訴我說,恢復得不錯,要我放心。記得那天在座的還有于浩成和伍凡,午飯時分我請大家一起去餐館吃飯。以往貪杯的金老從來不會錯過和我一起喝酒的機會,這次卻推辭了。因此,我心中總有一種不祥的感覺。二○○四年,他老人家因病逝世。此時,我正在外地,沒有任何人告訴我這個消息,也就沒法對他表示最後的敬意。這就成為我終生的遺憾。但是十年來,我的耳邊經常會響起金老爽朗的笑聲。  (作者是香港資深傳媒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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