啟蒙與後真相 (黃鳳祝)

去年年底,牛津辭典(Oxford Dictionary)和德國語言協會(GfdS)分別把「後真相」(post-truth/postfaktisch)公布為二○一六年的年度熱詞。所謂「後真相」,是指在網絡時代,人們對真相的判斷更多地依賴感覺,而非理智。問題的關鍵不在於真相是否被篡改,而是人們在日常生活中不再重視真相。換言之,「後真相」是互聯網時代的一種特殊的社會現象,民眾感興趣的不是「真相」是否符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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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帝之死與超人之死 (黃鳳祝)

美國的大選,從來沒有像今年這麼滑稽和熱鬧。沒從政經驗的共和黨總統候選人特朗普(Donald Trump),被一些媒體塑造成為「道德敗壞」的人。民主黨人也攻擊特朗普的人格和道德品質,力圖讓選民相信,特朗普是個「道德敗壞」的危險分子;他是不合適當總統。然而特朗普的勝利,卻把一個「道德敗壞的人」,抬上總統的寶座。特朗普的競選綱領的重心是:反對非法移民和恐怖襲擊。美國是一個移民的國家,現在還是一個移民的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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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為自己而活:蘭德哲學思想的當代意義(黃鳳祝)

針對主權債務危機,以哈貝馬斯為代表的歐洲左翼哲學家提出建立「超國家民主」,主張通過對歐元區的共同財政、經濟和社會福利政策設立制度性的保障,從市場手中奪回歐洲政治的決策空間。自由主義學派則主張發動一場自由市場的革命,把降低市場監管、削減福利國家制度視為解決全球經濟危機的一劑良藥。作為福利國家制度最尖銳的批評者,蘭德(Ayn Rand,一九○五—一九八二)的哲學思想在歐美兩地得以強勢復興。蘭德是俄裔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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脫歐公投與新階級鬥爭 (黃鳳祝)

英國脫歐風波,使身處債務危機和難民危機的歐盟陷入了更深層次的政治危機,也在歐洲思想界引發了一場有關歐洲民主危機的大討論。脫歐選票的城鄉差異和年齡分布,暴露出歐洲一體化面臨的兩大問題:一是數碼時代成長起來的年輕一代秉承矽谷意識形態,認為民主已經過時,市場和技術即可拯救社會;二是歐洲社會的低收入階層承受經濟全球化帶來的巨大壓力,利益主張和政治訴求在現有的民主機制中得不到應有的體現。歐盟是一個從經濟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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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本與時間 (黃鳳祝)

間概念日趨社會化和經濟化。現代人每天都生活在被時間驅趕的狀態中。在《24/7:晚期資本主義與睡眠的終結》一書中,美國文化批評家喬納森.克拉瑞(Jonathan Crary)把這種異化歸結為資本主義的內在邏輯。德國哲學家薩弗蘭斯基(Rüdiger Safranski,一九四五—)則試圖從哲學層面,探討現代人與時間相處的困境。薩弗蘭斯基在二○一五年出版的《時間——它如何規範我們,我們又用它來做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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邊界的存在是否合理?——難民問題的道德哲學 (黃鳳祝)

隨著歐債危機日趨常態化,歐洲大陸步入多事之秋:希臘危機和烏克蘭危機久拖不決,歐洲在二○一五年的夏天又陷入了錯綜複雜的難民危機。浩浩蕩蕩的難民大軍不斷衝擊歐洲國家的承受底線,住屋短缺,加上安全、反恐、融合問題均不容樂觀。德國總理默克爾在二○一六年的新年獻詞中表示,接收難民並使之融入德國社會是一項艱巨的的任務,但是難民也會為德國社會的發展提供機遇。她在講話中呼籲德國社會團結一致,繼續向難民施以援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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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洲就在那,沒因美國沉沒 (黃鳳祝)

  二○一五年四月十三日,被譽為德國良心的作家君特.威廉.格拉斯(一九二七—二○一五)逝世,與他同一天離去的,還有拉丁美洲的良心、烏拉圭作家愛德華多.休斯.加萊亞諾(一九四○—二○一五)。《拉丁美洲被切開的血管》自一九七一年問世後,先後被譯為二十多種文字。在這書中,加萊亞諾以小說的方式,講述了拉丁美洲的「受難史」。  加萊亞諾的作品由無數個小人物和小故事組成。每一個小故事,都是一塊歷史的碎片。讀者可以從這些小故事中,發掘被忘卻的歷史的真實。加萊亞諾的創作是為了那些不能閱讀其作品的小人物,那些目不識丁、被遺棄在歷史的收梢處、生活在社會最底層的窮苦大眾。「反體制的精靈」  與政治強權同行的是文化霸權。西方世界的歷史,從根本上說是一部歐洲史,也就是一部由歐洲人書寫的歷史。當我們談論哥倫布發現新大陸時,就開始不自覺地用歐洲殖民者的視角觀看歷史。西方的歷史書,把哥倫布描繪成一個擁有浪漫情懷的航海者。美洲就在那裏,需要哥倫布去發現嗎?歐洲人「發現」美洲之時,也就是印第安人悲慘命運的開始,鑄就了拉丁美洲的貧困。加萊亞諾說:「對於世界來說,今天的美洲就是美國。它只是白種人的美洲,印第安人早已失去被稱為美洲人的權利,他們充其量只是美洲次大陸的二等居民。」抵制文字霸權主義的唯一方法,就是搶救記憶。加萊亞諾是一個搶救記憶的作家,他搶救了拉丁美洲被白種人「劫持」的記憶。在《拉丁美洲被切開的血管》中,他向世界講述了白種人侵略拉丁美洲的故事。  加萊亞諾生來就是一個「反體制的精靈」。他在著作《鏡子——照出你看不見的世界史》中這樣寫道:「十幾歲時,他聽老師講述西班牙殖民探險者瓦斯科.努涅斯.德.巴爾沃亞的故事。巴爾沃亞登上巴拿馬的一座山峰俯視大海,被譽為第一個同時看到太平洋和大西洋的人。加萊亞諾質問老師:『難道當時的印第安人都是瞎子嗎?』因為這個問題,老師把他趕出了課堂。在學校裏,加萊亞諾第一次體驗到『被驅逐』的滋味,這使他聯想到被逐出家園的印第安人。」他嘗試用《鏡子》重構世界歷史。這種對歷史的重構,必須以體制的重建為前提。加萊亞諾把「體制」問題視為世界上最重要和最根本的問題,驅逐是從「體制」中衍生出來的問題。  人類的體制,歷經數千年的磨煉,早已精密自如地貫穿和把握整個人類的歷史。它用欺騙、恐嚇、利誘或威脅規範大眾,時而鬆懈、時而緊張地逼迫人們就範。殖民者最初用宗教的選民意識和神聖的救世光環,掩蓋資源掠奪的真相,通過建立殖民體系、官僚制度、種族主義和貿易戰爭來統治世界。今天則是用金融與貨幣控制、軍事干預、媒體和信息網絡的引導來規範世界。友愛精神就是反體制精神  自從殖民者抵達美洲後,在北美和拉美,被置換的不僅是宗教、語言、制度和文化,甚至也包括人的膚色。五百年來,印第安人一直不自覺地「反抗」這種驅逐土著、滅絕人性的「體制」。直到一九五九年的古巴革命,拉丁美洲的印第安人才意識到,他們可以用社會主義來反抗殖民主義的奴役。加萊亞諾的《拉丁美洲被切開的血管》,是在 切.格瓦拉走入叢林革命之後,走入文學叢林、開啓文化革命的一部「解放文學」的作品。這種救世的精神,無論是源自基督教的耶穌,還是馬克思的社會主義精神,始終是兩希文化的傳承。拉丁美洲的印第安人和非洲的黑人,無論是繼續接受舊體制的統治,還是嘗試建立新的體制,始終難以走出西方文化的規範。從這個意義上說,印第安人的文化與黑人的文化注定要走向沒落。  一個民族想要保存其獨特的文化,必須培育一種「反體制全球化」的精神。每個民族都具有叛逆的精神,但是因受制於西方文化不同層次的規範,在當代非主導性的文化中,缺乏「反西方體制」的民族精神作為載體。在加萊亞諾看來,印第安人是全球化進程中最早的一批失蹤者。他們的文化來不及向世界展示,就被基督教文明扼殺了。  質疑!對現有的世界體制提出質疑,對相互依賴的「進步」提出質疑,對全球化的國際分工提出質疑,才能拯救被全球化驅逐的貧苦移民。加萊亞諾畢生都在尋找造成拉丁美洲貧困的原因。他認為,全球化時代的世界分工建立在極端不平等的理念之上:一些國家負責盈利,另一些國家承擔傷害和損失。拉丁美洲的貧困正是這種「進步」與「發展」的犧牲品。  加萊亞諾本人擁有威爾斯、熱那亞、德意志和西班牙的血統。印第安人的悲慘命運,由一個殖民者的後裔來講述和傳承,也是對歷史的一種諷刺。二○○九年,委內瑞拉總統查韋斯把《拉丁美洲被切開的血管》這本書送給奧巴馬。奧巴馬的翻譯對查韋斯說:「奧巴馬不懂西班牙文」。奧巴馬和他的翻譯沒有「發現」,在美國,這本書的英譯本已經印行多年。  反體制不是一種虛無主義,而是對資本主義體制的質疑。這種質疑建立在相互尊重的友情精神之上。友情不同於親情。親情是一種血緣關係,是自上而下的仁慈(caridad)。友愛植根於人的惻隱之心,遵循橫向的非血緣關係的友愛原則(solidalidad),用仁道作為團結(unidad)的基礎:使居於社會底層的民眾,認識到自己是不公正的社會體制的最大受害者,唯有彼此團結友愛,才能抵制和挑戰不公正的體制。友愛精神就是反體制的精神。加萊亞諾的文字,不是站在資本的法權上,簡單地為人權吶喊,而是基於對拉丁美洲這片土地及其文化本源的情感:美洲就在那裏,不會也不應因為美國的存在而沉沒。  (作者是德國慕尼黑大學哲學博士、上海同濟大學人文學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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猶太、清教倫理與資本主義 (黃鳳祝)

  始自二○○七年的全球金融危機和經濟危機,帶動了新一輪的資本主義研究熱潮。除了皮凱提的《二十一世紀資本論》,坊間還出版了許多相關著述。有關資本主義起源與發展的研究,可追溯到十九世紀末和二十世紀初的歐洲。當時最有建樹的學者,當屬德國經濟學家和社會學家維爾納.桑巴特(一八六三—一九四一)。  作為同齡人,桑巴特與馬克斯.韋伯(一八六四—一九二○)有很多交集,在資本主義的研究上也互有影響。一九○三年,二人在編輯《社會科學與社會政策文獻》雜誌時相識。在有生之年,桑巴特的學術聲望遠甚於韋伯:他在柏林過着富裕優雅的生活,韋伯則一度因病在海德堡隱居。《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後來經由美國學者塔爾科特.帕森斯的譯介享譽英文世界,帶動戰後德國的「韋伯復興」運動。  韋伯把資本主義視為「人的理性」的產物,但個人的力量無法與之抗拒。桑巴特認為資本主義社會是由人建構的體系,但其運行非個人意志所能左右。儘管二人在學術觀點上分歧巨大,但一直保持良好的私人情誼。  桑巴特資本主義研究的核心觀點是,資本家通過創造性的破壞,也就是利益最大化,推動經濟的發展。桑巴特最初是馬克思主義者,後來認識到馬克思的唯物主義學說不足以解釋資本主義的起源,於是轉向唯心論。桑巴特認為,在資本主義形成與發展的過程中,意識與經濟基礎具有同等重要的地位。韋伯反駁桑巴特  關於資本主義精神的來源,桑巴特、韋伯與馬克思在觀點上存在很大差異。在馬克思看來,資本主義是生產力發展和工業化的結果。桑巴特和韋伯站在觀念主義的立場上反對馬克思的歷史唯物主義,認為資本主義的形成除了物質基礎,還需資本主義精神的推動和建構。但是,對於何為資本主義精神,桑巴特和韋伯各執己見。韋伯認為資本主義精神源自清教的禁欲倫理,桑巴特則認為資本主義精神植根於猶太倫理。  桑巴特否認清教的禁欲主義是資本主義精神的源泉。他在《資產階級》(一九○五)一書中指出,清教倫理是資本主義經濟觀的對立物,財富對於清教徒來說,只是證明自己是上帝選民的手段,而不是其追求的目的。桑巴特反對韋伯把新教倫理與美國精神和資本主義等同的做法。在他看來,美國是一個猶太人的國家,所謂的美國精神,實為猶太精神的濃縮。猶太人與資本家是同一類人,他們都是理性主義的產物。  在《猶太人與經濟生活》(一九一一)一書中,桑巴特對猶太人的經濟生活進行了系統性的概括與研究。他認為,早期資本主義的經營方式受到猶太商人的影響;而猶太人從事借貸和經商的傳統,與其所處的生存環境不無關係。首先,猶太人沒有國家,散居在世界各地,形成了一個遍布全球的網絡;猶太教義存在對內道德與對外道德的雙重標準,強調對族人的忠誠,對待他人則不受倫理道德的規範。其次,猶太人生活封閉,有自己獨特的信仰,不以任何國家的國民自居,也無需對任何國家負責;他們無法融入當地社會,在行為上形成一種外國人的道德;商業交往以金錢為媒介,交往雙方只需對交換價格達成共識,不受情面、法律或道德的約束。第三,猶太人在城市中從事商業和借貸活動,由於不是城市行會的成員,沒有城市居民的政治權利,因此只具有「半市民」的身份。第四,猶太人在歐洲經常被驅逐,其所擁有的巨大財富在進行「資本遷徙」時,面臨諸多不便,促使猶太人建立一套金融管理方法。第五,貨幣借貸與商品買賣是資本主義經營最重要的兩種方式,現代資本主義的各種信貸方式都是從猶太人的經營方式中發展出來的。  韋伯拒絕認同桑巴特的看法。一九一九年,他在《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一書的修訂版中,對桑巴特的觀點進行了反駁。在他看來,猶太資本主義是一種政治性或投機性的冒險資本主義,其倫理精神建立在賤民資本主義的理念之上。與猶太倫理相反,清教倫理屬於理性的市民企業和理性的勞動組織。在韋伯看來,資本主義精神源自清教徒的四種觀念:天職、節儉、理性和恩賜。清教徒把職業視為一種「天命」,在經濟活動中獲得的財富和地位,是完成上帝使命的最好證明。禁欲與節儉促進財富的積累,但只是一種消極的方法,要得到更多的財富,需要借助理性的計算和經營。多元的資本主義來源  桑巴特和韋伯對資本主義起源的研究,是硬幣的一體兩面。資本主義精神是一種動態的意識形態。其建構是諸多力量與因素共同作用的結果。桑巴特認為,資本主義精神的來源是多元的。在《猶太人與經濟生活》之後,桑巴特又出版了另外兩部著作《奢侈與資本主義》(一九一三)以及《戰爭與資本主義》(一九一三),探討資本主義精神的另外兩個來源——奢侈消費和戰爭消費對於資本主義發展的促進作用。  猶太倫理和清教倫理之於資本主義起源的貢獻之一,在於猶太人和清教徒把牟利行為從封建道德的束縛中釋放出來。法國大革命前後,商人一直為爭取貴族和市民的認同而抗爭。隨着商人地位的提高,猶太人的經濟地位也隨之上升。十八世紀末商人逐漸贏得歐洲社會的尊敬,「奸詐」的商人,搖身一變,成為市民階層品行的代表。康德在《永久和平論》中對商人精神極為讚賞:商人積累的財富造福民眾並帶來世界和平。桑巴特在《商人與英雄》一書中也指出,商人與悲劇英雄不同,他的成功沒有留下血的痕迹。  (作者是同濟大學人文學院教授、德國慕尼黑大學哲學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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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工具理性到感性直覺  ——人道教育的突圍 (黃鳳祝)

  在魯莫林看來,當前德國教育改革的最大困惑在於缺乏主導性的理念。現階段的教育改革,注重「成全就業能力」的實踐,把人培養成為企業的工具,缺乏對個人興趣與才能的尊重。魯莫林提出,教育應該回歸古希臘人文教育的理念,即人道教育的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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