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特首能否打破政治僵局? (張楚勇)

要打破香港的政治僵局,在這篇文章的意思是,如何創造條件讓一國兩制能在香港健康地繼續發展,而不是強行的使香港變成一國一制,或者讓立意要使香港脫離中國的政治運動成為主導政壇的一大要素,因為後兩者很可能為香港帶來災難性的極端後果,表徵着香港政治僵局的白熱化,對香港和中國大陸來說,都是極不可取的。候任特首林鄭月娥是否有足夠的政治遠見、才智、籌謀,打破香港政治上的對抗、分化、缺乏互信、激進化等僵局呢? 不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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雨傘運動後對一國兩制的反思 (張楚勇)

  佔領主要街道的雨傘運動結束之後,香港面對不少政治難題。其中包括本地的民主運動應如何走下去、特區政府在面對民主派的不合作抗爭時怎樣維持有效管治,以及因佔領行動所產生的社會分化可以怎樣彌補等等。來自北京的一些意見認為,以青年人參與為主的佔領行動反映了香港需要對一國兩制再啟蒙,以加強香港年輕一代對國家民族的認同。  歐洲十八世紀的啟蒙運動其中一項主張是要求我們每個學人都要敢於理性獨立思考,並以此作為標準指導我們的行為。我覺得在雨傘運動結束後的今天,我們需要的不是對一國兩制再啟蒙,而是實事求是地看看一國兩制出了什麼問題。  上世紀七八十年代北京領導人提出一國兩制這重大國策時,其目的是要務實地為中國的和平統一作出努力,在台灣和大陸的不同政治體制之間、大陸與港澳的不同經濟和社會制度之間,以及在中國和英葡殖民宗主國之間,尋求可行的妥協方法,在達至中國統一之餘,充分尊重台港澳當地各自不同的制度和高度自治權。因此,一國兩制的性格並非是由抽象而講求邏輯一致性的理性所決定的。它是務實、求同存異、避免衝突對抗的。一國兩制所追尋的,不是理念或意識形態的連貫性,而是在充滿張力甚至矛盾的不同理念和體制之間,不求理性上的一致,只看實際上的包容。因此,在內戰中的敵我政黨應要放下恩仇,姓資姓社可以兩制並存,昔日的侵略者可以是今天聯合聲明的夥伴。儘管目標是收回主權,手段卻是有商有量。導致今日困局的原因  可是,在香港回歸十七年後的今天,在政改爭議導致的大規模雨傘抗爭運動當中,這種務實、求同存異、避免衝突對抗的一國兩制,已逐步被教條、勝者全勝、非友即敵的思維和行動所取代。後者這些和一國兩制原本性格不相符的取向如果繼續惡化的話,恐怕在不久的將來,一國兩制就是名存也逃不了實亡的命運。  導致今天這樣的一個困局,我認為中央、特區政府、特區的建制派和反對派都有不可推卸的責任。北京近年對一國是兩制的前提的傾斜越來越嚴重,但對尊重兩制是一國自我設限的莊嚴承諾卻日益稀薄。人大常委會在二○一四年八月三十一日就香港普選安排的強硬而具體的決定,是沒有在法律框架中自我設限的政治決定,因為決定既非依照《基本法》明文規定的政改程序作出,也超出了人大常委以往對政改第二部曲的安排,在接納香港的政改報告和批准特區政府展開未來政改方案的諮詢時,已率先詳細地為具體的可能安排設下種種限制。儘管人大常委擁有中央憲政地位的權威,但這類超越法律框架中自我設限的政治決定,對以完整包容的觀點去理解的一國兩制,有充分的尊重嗎?其他如二○一四年六月份國務院發表的《「一國兩制」在香港特別行政區的實踐》白皮書中對中央擁有香港全面管治權的宣稱,以及要求香港司法人員在內的管治班子對一國的效忠等,都使人感到北京那種尊一國、輕兩制的偏向。北京對香港建制派也不放心  香港民主派批評人大常委「八三一」的決定是假普選,關鍵是這決定規定要取得由小圈子選舉產生的提名委員會過半數委員支持,才可以成為下屆特首的候選人。換言之,反對「八三一」決定的,把提名委員會提名的二至三名候選人,視作是中央篩選後才接受港人一人一票洗禮的欽點式建制人物,所以這是既不公平,也剝削了選民的提名權。  名義上,北京說這樣的安排是為了均衡參與,讓商界、金融業等精英能發揮作用。但我認為這安排其實表示了北京對香港建制派也不放心。依照目前選舉委員會的選舉安排,一千二百名委員中約一千人幾乎肯定會由建制派人士出任。「八三一」的決定規定提委會參照選委會的界別、組成和產生方式來選出。這便等於說,未來的提委會約有一千委員幾乎肯定會由建制派人士出任。以提名二至三名候選人的規定來說,假若一提委只限一提名的話,平均只要取得三百多名建制提委的支持便很可能成為三名候選人之一,餘下的約二百名民主派選委根本不夠人數提名其陣營中人當候選人。中央把提名門檻定在半數以上,其實是對建制提委的不信任,擔心他們部分會和民主派合作,成功提名中央不屬意的人成為候選人。這種在選舉上要做到穩操勝券的安排,和兩制中相對尊重程序公正的自我設限精神是相違背的。尊一國輕兩制在此可見一斑。中央傳媒在佔中運動期間一度對香港富豪沒有公開指摘佔中作出追究,後來雖然收回有關報道,但那種非友即敵,連不說話的自由也不滿的傾向,對務實的一國兩制很容易造成損害。道德感召不一定敵得過勇武抗爭  反對派方面,那些堅持公民提名、寸步不讓的,和中央那種強硬而不留餘地的取態如出一轍。包括大律師公會在內的不少法律意見認為,公民提名並不符合《基本法》的提名委員會提名的規定。主張公民提名者,當然也可以主張修改《基本法》把公民提名加進這小憲法之內。但《基本法》一天未改,堅持寸步不讓,就是讓對某種民主提名權的片面信仰,凌駕在求同存異、實事求是地解決分歧的要求之上。  佔中發起人戴耀廷他們原初的策略是以大規模公民抗命的行動作籌碼,希望迫使中央同意和泛民主派談判,以便達成雙方都能接受的普選方案。但理性的計算往往擋不住意料之外的結果的出現。佔中運動在他們安排的普選方案協商討論和投票當中,把所有沒有公民提名安排的方案一一淘汰,令求同的基礎根本無從說起。之後對抗局面到了無可避免的時候,佔中組織者在雨傘運動中從頭到尾都處於被動。首先由學聯和學民思潮(「雙學」) 率先「重奪」公民廣場迫使「佔中三子」要提早佔中,到之後在旺角佔領區和龍和道出現的種種不受「三子」和「雙學」控制的勇武衝撞,整個雨傘運動越來越被主張行動升級的群體主導,以致後來出現以暴力衝擊立法會大樓而得到「雙學」有條件的支持,「雙學」更在十一月三十日呼籲行動升級,讓示威者直接衝擊在政府總部的警察防線,就是發生流血衝撞也在所不措。一旦形成對抗的格局,警方和示威者雙方行動升級容易,「三子」退場困難,道德感召不一定敵得過勇武抗爭,「愛與和平」公民抗命換來的,是暴力被認為是有可以接受的灰色地帶。創造條件讓中間力量主導  雨傘運動喚起了一整代年輕人對香港民主的追尋。他們當中的積極分子不滿過去三四十年香港民主運動太不痛不癢,以和平、理性、非暴力的方式換來了一次又一次的「假普選」承諾。他們認為民主回歸已死,香港是我主場,不接受中央定下的規則,甚至要抗爭行動不斷升級,抗命到底。但在香港內部的激烈抗爭,以及所謂的不合作運動,真的能動搖到偌大的、遠在北京的中國政權嗎?這些積極分子對溫和民主派和一些傳統社運人士的不滿,不低於他們表面上對特區政府和中國共產黨的痛恨,他們在不接受「大台」(即泛民組織領袖)指揮之餘,卻在言論上展開簇擁勇武式的領袖造神運動,假追尋民主之名,以粗暴的方式去打擊溫和的民主力量。這樣的「民主」運動,能在香港持續發展嗎?  上述中央和反對派的強硬立場,一方面是互相對立,但另一方面在性質上卻如出一轍,都是站在一國兩制那種務實性格的反面。這正是令人最憂慮的地方。更糟糕的是,目前特區政府不但在兩者間起不到緩衝作用,在憲政問題上只做中央強硬立場的傳聲筒;在面對內部抗爭時也只懂躲在警隊背後,任由理應中立的執法機關直接受政治衝擊。至於香港的大部分建制派,不少繼續躲在小圈子選舉的政治特權背後,卻產生不了能駕馭政局的建設力量。他們當中的領袖從董建華到梁振英,沒有一個是能夠為香港帶來長治久安的。這樣下去,香港能不變成管治不了的地方嗎?  雨傘運動之後,香港的政治前景困局重重。原本務實的一國兩制逐步被對抗政治的激進抗爭所取代,換來的極可能是日益高壓的控制。解決之道,端賴各方能否恢復一國兩制的精神:也就是在充滿張力甚至矛盾的不同理念和體制之間,不求理性上的一致,只追尋實際可行、求同存異的包容。要這樣做,首要是北京能有遠見,在香港創造條件,讓中間的而非分化的力量再次主導,否則一國兩制、和平統一,大概離我們越來越遠了。  (作者是香港城市大學公共政策學系高級特任講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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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議會三分天下  政改後的政治格局 (張楚勇)

  政改方案六月底在立法會獲大比數通過後,香港的議會政治格局產生了自八九天安門事件/九一立法局引入直選議席以來的最大變化。由於反對派最大政黨民主黨破天荒與中央政府成功破冰,在特區政府接納了該黨提出的區議會改良方案後,在立法會議決政改方案時投下了贊成票,造成反對派陣形分裂。香港議會政治恐怕從此不再一樣。  八九天安門事件在香港促成了以民主抗共為基調的反對派大聯合。九一立法局引入十八個直選議席後催生了香港在野政黨政治的出現,並逐步形成了回歸以來在選舉政治中百分之六十選民支持民主派,百分之四十選民支持建制派的所謂「六四分野」。在政治民主化這個香港的根本憲政問題上,這種壁壘分明、互不妥協的僵持局面維持至今已十三年。今天這局面一旦打破,香港議會政治從此很可能會變成三分天下;除了右翼的建制派政團和左翼的抗爭民主派之外,現在還出現了可以和中央以及特區政府保持一定對話關係的溫和民主派。儘管這三分天下的政治會如何具體發展目前還是難以逆料,但未來的特區政治看來會變得更複雜多樣,同時也更有意思。香港的選民也變得有更多的選擇,更有可能通過選票向代議士問責。  政改投票後,雖然民主黨主席何俊仁和投下反對票的公民黨黨魁余若薇不斷強調,泛民必須繼續團結,爭取全面普選。但基於下文所分析的判斷上的分歧而導致泛民的兩條路線的分野,再加上實際政治情勢的考慮,我相信抗爭派和溫和派泛民很難在政制民主化的議題上再達成真正的合作了。  我相信溫和民主派和抗爭民主派起碼在以下幾點重大的判斷上有根本性的分歧。抗爭派﹕打破群眾張力   首先,抗爭民主派認為,只有不斷對北京和特區政府維持強大的群眾不滿張力,並在適當時機通過大規模的群眾動員,才有機會迫使中央和特區政府就範,讓香港爭取到真正的雙普選。抗爭派相信,今年初的反高鐵、五月份的公投運動、加上「六一七」的曾余辯已成功地動員起群眾間對建制的強大不滿情緒。在這情勢下,如果政府提出的政改方案被否決,將會進一步激起民間對北京對曾蔭權的不滿和憤怒,把今年七一推向另一個反政府大遊行的高峰。他們相信,只有在這種壓力下,北京才會願意在民主步伐上作出不能逆轉的讓步(例如交出普選路線圖)。但如今民主黨在未能取得民主步伐不能逆轉的讓步前便作出妥協,無異於把辛苦經營得來的群眾不滿的張力一朝瓦解了。這種做法輕則是犯了嚴重的策略錯誤,斷送了一片大好的政治形勢,重則無疑是出賣了香港的民主運動。民主黨因此惹來抗爭民主派極大的不滿,甚至懷疑民主黨已經變節。民主黨﹕怕港人心灰意冷  民主黨當然並不認同上述的判斷,並認為在香港,單靠群眾運動是很難迫使北京作出讓步的。他們認為,假若政制再一次停滯不前,困局再不能有所突破,只會令不少政治有心人心灰意冷,令不少香港人對政治更厭倦,使香港管治危機進一步惡化。所以,假如通過談判能取得階段性成果,增加政制民主化由量變到質變的機會(例如改良方案首次讓立法會內近百分之六十的議員得向全港三百多萬選民負責),他們作為負責任的政黨,便必須把握這個契機,尋求突破,然後再作下一階段的爭取和對弈,這中間根本不存在變節不變節的問題。溫和派更反駁部分抗爭派粗暴和上綱上線式的辱罵和批評,根本是侵蝕民主的做法。  抗爭派並不認為管治危機進一步惡化是一件壞事。他們認為目前這個向特權傾斜的政制,你民主黨為它作改良,不但不能為香港爭取真普選(例如增加了功能議席的數目),反而是幫助延長這不公義制度的生命,並且繼續讓這制度官商勾結,無視低下層市民的疾苦。抗爭派擔心在政制發生民主質變前,民主黨自己便因為願意與中央和特區政府妥協而變了質,忘記要倚靠群眾力量來保護弱勢社群和廣大低下階層的利益。溫和派對這質疑的回應是,改良後的議會雖然未能取消小圈子產生的功能組別,但當近百分之六十議員得向三百多萬選民負責時,主流民意不是更有機會主導議會政治嗎?儘管立法會內的議員提案繼續採用分組投票,但政府的提案如果有悖主流民情,大部分議員不是能投反對票不讓它通過嗎?日後要進一步通過政改方案落實雙普選,向主流民意負責的議員不是更有機會取得三分二的多數嗎?建制溫和抗爭三分天下   從目前溫和派與抗爭派的爭論看,雙方的分歧,已不光是技術性的或策略性的分歧。抗爭派事實上是對溫和派的判斷提出了根本性的不信任,認為這是「一子錯,滿盤皆落索」的失誤,對他們來說,民主黨已偏離了爭取民主的大道,很有可能逐步變成建制的一部分。  基於以上根本性的分歧,兩派要繼續衷誠合作真是談何容易?加上泛民這一分裂導致以下政治情勢的改變,更增加雙方的合作難度。首先,抗爭派為了重建群眾對建制不滿的張力,勢必繼續對溫和派大加討伐,並從此佔據反對派的中心位置,以吸納不滿民主黨的選民。我們有理由相信,當抗爭派成功地成為反對派的領軍人之後,反對派政治將進一步激化,與溫和派愈走愈遠。  此外,泛民的分裂也很可能導致選民對政黨的支持的大重整。以往的「六四分野」會怎樣改變,大概還要看下一步的形勢發展。但幾乎可以肯定的是,原本百分之六十的泛民支持者會一分為二,部分流向抗爭派,部分繼續支持溫和派。此外,一些原本對以往壁壘分明導致政治僵局不滿的中間選民可能會因為今次的突破而變成溫和民主派的支持者,進一步確立三分天下的議會民選政治這一格局。如果這個分析不無道理的話,抗爭派和溫和派要合作便變得難上加難了。更有助用選票監督泛民  香港政治格局的重大改變,對香港來說究竟是禍是福呢?對香港政治形勢有不同的判斷和不同的價值取向,會直接影響這問題的答案。因此,我以下的分析也難免受我個人的判斷和價值取向所左右。  首先,站在選民的角度而言,我歡迎這個邁向三分天下的格局,因為以往的二元對立不但往住讓政局陷於僵局,也不能更好地代表市民的多元取向。作為一個泛民的支持者,泛民一分為二,將更有助我利用手中的選票監督泛民的代議士。抗爭派或溫和派哪一方做得比對方好,更能反映或預期選民的判斷,便會獲得更多的支持,壯大其在議會中的力量。有競爭才有進步,泛民兩條路線之爭帶來泛民分裂,卻讓泛民支持者有了真正的選擇,這將使未來的議會政治更多樣化和更複雜。  其次,這次民主黨的決定雖然受到抗爭民主派的大肆批評,但卻似乎得到多數民意和主流媒體的支持。從政黨發展的角度看,作為反對派的民主黨首次在影響香港的重大問題上,擔當了關鍵的角色,作出了在政治上極為困難的決定,並願意為此而付出代價。這明顯表徵着民主黨已超越了只會從事類似壓力團體式的反對黨政治,開始嘗試承擔更大的政治責任,敢於在最敏感和充滿爭議的議題上擔當領導角色。雖然沒有抗爭派的壓力,光靠民主黨的談判是難以成功的。但如果民主黨只滿足於在其熟悉的範疇內安享它的反對派政治,便大可不必冒這樣的政治風險作出今次的決定。換言之,如果民主黨在泛民分裂後重新站穩陣腳,並繼續保持其政治上的獨立性,它將是香港政黨政治上一個相對成熟有為的政黨。  最後要提出的是,雖然我並不認為這次抗爭派的判斷或對政治情勢的分析比溫和派的立場更有說服力,但我還是認為他們在香港政治上擔當了重要角色。一方面他們代表了社會上相當一部分人對政制不民主的不滿和對社會不公的憤怒,同時他們也是與弱勢社群最接近的。任何執政者忽略弱勢者的福祉,就是不公不義。  中央政府在這次政改爭議中能放下和民主黨在「六四」問題上的分歧,反映出他們擁有政治家的視野。但如果北京和特區政府因為政改方案獲得通過而忘記了抗爭派雖然行動激烈但卻並非只在無理取鬧,那便是一個嚴重錯誤的政治判斷了。  (作者是香港城市大學公共及社會行政學系高級特任講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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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化與激化  論當前香港政治的困局 (張楚勇)

  今年五月底支聯會主辦的「六四」大遊行,出現了以社民連為首的激進民主派直接挑戰支聯會的局面。當激進派挑戰司徒華     當天,在遊行隊伍抵達中環政府總部西翼大樓時,社民連的成員便開始高喊「平反六四、勿通匪類(注:匪類即中國共產黨)」的口號。這群以年輕人為骨幹、人數過百的社民連隊伍,在抵達政府總部前面的空地時,便集結到支聯會在空地上蓋搭起的司令台的右前方,以揚聲器繼續高喊口號。這批激進民主派在現場的聲勢明顯蓋過了支聯會的集會和司令台上的發言。他們的攻擊目標,正是司令台上支聯會中與北京當局就香港政改問題進行對話的溫和民主派領袖。當大會邀請患病的支聯會主席司徒華在司令台上發言,並要求社民連暫停喊口號時,激進民主派示威者並不理會,致使與會者根本聽不到司徒華的發言。激進和溫和民主派分裂的局面,已到了難以挽回的地步。  這種分裂,不只在政治和社會行動的活躍分子之間出現。在輿論界,激進和溫和傾向的評論人也在進行理念的交鋒(例如呂大樂和沈旭輝的反高鐵圍立法會的論爭,以及朱凱迪對傳统民主派發育不良的批評) 。在網絡世界中,不少主張與北京對話的普選聯學者,更遭支持公投的年輕人在Facebook內圍攻,就我所知,不少民主派的支持者在他們朋輩之間,也因為這激進和溫和的分歧出現緊張。「六四分野」還會延續   原初,由於方案並沒有充分回應溫和民主派關於功能組別方面的關注,大家對方案能獲得立法會通過已不存厚望。但在臨近表決前的周末,北京和特區政府傳來的訊息顯示,中央願意接納民主黨「一人兩票」的新增區議會功能議席的方案,修正後的方案最後獲得通過。同時民主派內部已出現了不能彌補的裂痕,其中民主黨立法會議員鄭家富更決定退黨。在這情勢下,社會會否進一步分化和激化呢?  我相信激化局面已經成形。因為下文所說的種種社會和政治矛盾,愈來愈多的民主派支持者(特別是年輕人)傾向衝擊目前被認為是維護特權的體制。因此,像社民連這些較激進的民主派,將會繼續狙擊以民主黨為首的溫和派,以壯大激進派的力量。若激化的局面處理不好,香港社會無可避免會進一步分化。  在香港的政治光譜中,回歸以來便存在着一個所謂「六四分野」。換言之,有六成的市民支持香港在野的民主派;而支持特區政府以及親北京建制派的,則有四成。這個分野在九七年以來的立法會分區直選的結果中表現得最為明顯:民主派在過去四屆立法會大選的得票率是百分之五十七至百分之六十二。這代表了大多數香港人支持和要求盡早在特區實行一人一票選舉行政長官和全體立法會議員,擁護自由、法治、人權、公義、多元開放等核心價值,並對違反上述價值的制度和政策具有高度的戒心。  當然,支持建制派的香港人並不一定否定上述的價值。不過,他們顯然認為「一國」、主權、防範外國勢力干預、熱愛中華人民共和國等價值來得更根本更重要,對民主派的政治立場和企圖也不放心。在香港政治上,這個分野可能是最根本的。有分析認為,今年出席紀念「六四」維園燭光悼念活動的人數創歷來最高(警方數字十一萬、主辦者十五萬),而且愈來愈多出席者是八九十世代的年輕人,標誌着「六四分野」在可見的將來還會延續下去。社會問題催生激進政治   我並不認為二〇一二年政改方案的爭議從根本上改變了香港社會在政治上的「六四分野」。但由於民主派內部的嚴重分歧,加上在民主派的支持者中,對溫和民主派與中央的對話策略還是充滿疑問,我估計香港的反對派政治將會愈趨激化,而泛民的支持者將被迫在溫和與激進之間作出抉擇。  一個地方的政治轉趨激化,往往代表了該地方的常規制度在處理牽涉社會重大分配或分歧的議題時,未能使相當一部分人信服。因此,這些人便訴諸常規以外的行動,試圖衝擊甚至改變既有的規則,以突顯現有制度的不公不義,並爭取社會上更多人的支持。在這個衝擊過程中,如果社會本身已存在深層的矛盾,激化的政治便有可能和這些矛盾結合起來,造成嚴重的社會分化。  回歸以來,香港實質的和觀感上的社會經濟矛盾不斷增加。眾所周知,近年香港貧富懸殊的程度,是發達地區全球之冠。有分析指出,儘管自九十年代中以來香港的人均GDP有所增長,但最低收入的三成香港人,經濟境況不升反跌。在這樣的環境下,社會上不少人認為,香港缺乏向市民直接問責的管治制度往往向工商金融界和大地產商傾斜,造成官商勾結;升斗市民的工資、工時和就業的保障嚴重不足,社會流動性因為經濟結構的轉型而大大減慢,就連專業中產的年輕夫婦也沒有能力置業安居,讓社會充塞着不少怨氣。在這樣矛盾重重的背景下,一旦二〇一二政改爭議導致激進政治抬頭,那香港的管治困局,將會面臨更巨大的挑戰。激進政治抬頭三大原因   香港的政改爭議為何會導致激進政治抬頭呢?這裏有三個互為因果的原因。第一,回歸以來,香港民主化的步伐太慢,追不上社會大眾的期望,有些地方更出現倒退(例如恢復區議會委任制以及取消了兩個民選市政局),加上二〇〇五年以來政制原地踏步,使愈來愈多支持民主派的香港人感到沮喪、氣憤、不耐煩,其中年輕的更容易按捺不住,走上衝擊目前體制(如包圍立法會、衝擊中聯辦、與警方對峙推撞、訴諸種種公民抗命行動)的道路去。  其次,由於特區原有的行政主導和維護小圈子功能組別的管治體制明顯向既得利益者傾斜,並不代表多數人利益,又缺乏民眾認受和民主問責,於是政制愈停滯不前,便愈缺乏政治上的正當性。這種被認為是不公義、向大財團利益輸送的制度,惹來社會上反消費物質資本主義的情緒抬頭。持這樣想法的活躍分子通過環保、集體回憶、保育等反發展至上的運動,從天星皇后碼頭到保衛喜帖街菜園村等一浪接一浪的衝擊政府政策,發展到年初八十後青年大規模包圍立法會反對興建高鐵的運動,直把政治矛頭指向最缺乏公眾認受的功能組別。政府每一次成功克服這些反對者的挑戰,卻愈顯得現今制度的不公義,因為如果政府不是得到功能組別的利益捍衛者保駕護航,立法會的決議便不會變成代表多數選民的議員要服從由小圈子產生的功能組別和建制派的少數。政制停滯不前,政府每一次頂多只能慘勝,卻同時開罪了更多支持民主公義的市民。現在連官立學校的老師也公開挑戰政府的不民主制度,試問特區政府的權威所剩餘幾?  第三,大部分對香港政治體制有認識的人都同意,目前的制度實在難以使香港擁有良好管治。著名的香港政治學者史葛(Ian Scott)教授把今天的政制形容為是「不配套」(disarticulated)的制度,其中行政(包括政治問責團隊)、立法、公務員系统這三大管治支柱並不協調,三者關係發育不良,容易互相責難,使整個體系變得難以運作。專業聽命業餘的迷思   其實政治活動和足球比賽在某方面是頗為相似的,那就是除了有實際參與活動的人員之外,還有大批的評論員和觀眾從旁參與,而這些從旁參與者的態度取向,又往往決定有關活動的成敗。香港目前的不配套,正是有一群很希望積極成為參政的人士(例如各政黨),卻只能被選為政府的批評者(例如立法會議員),專責代表市民對政府提出批評,卻無須也不能直接參與政策的制訂和推行。至於實際執政的公務員和問責官員卻缺乏民眾授權,前者較專業,後者卻多業餘,但前者卻要聽命於後者。他們在缺乏主場之利(也就是市民並不認同他們是代表自己)的情況下,要制訂和推行各種措施應付政府面臨的挑戰。試想一個參加世界盃足球賽的國家隊在比賽時不但得不到國民支持,並且被國民選出來的專業球評家不斷批評球隊的表現,而這些球評家又無須對其批評負上責任,因為他們就是不滿意球隊的表現,自己卻又沒有機會披甲上陣,這樣的情況又怎可能期望球隊能在南非奪標呢?  目下的困局,如果找不到出路,便會成為激化政治的溫牀。球迷對球隊的忠誠一般是不可理喻的。但當香港的不少南華足球隊擁躉據說因為其主將陳肇麒為政府拍「起錨」的政改宣傳片而大肆抨擊南華時,激化政治和分化社會,已是一個不能迴避的難題了。  (作者是香港城市大學公共及社會行政學系高級特任講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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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再戰!  香港政局與立法會選舉前瞻 (張楚勇)

  在討論二○○八年香港政局的可能發展前,我們有必要重溫二○○七年在香港舉行的三場重要的選舉結果:  第一場是二○○七年三月舉行的第三屆特首選舉。儘管代表泛民主派的梁家傑最後以一百二十三票對六百四十一票敗給競選連任的曾蔭權,但這是一次首次有民主派人士獲得足夠的提名票,正式成為特首候選人的選舉。  第二場是十一月舉行的區議會選舉。區選中,建制派的民建聯是最大贏家,派出一百七十七名候選人參選,一百一十五人勝出;反觀民主派的主力民主黨的一百零八名參選者之中,只有五十九人當選,大幅低於二○○三年時的九十五個議席。  第三場是十二月初舉行的立法會港島區補選。獲泛民支持的陳方安生在選舉前數星期一度選情告急,不過最終還是以百分之五十四對百分之四十二擊敗獲建制派支持的葉劉淑儀。支持民主不同支持泛民   三場選舉的結果說明兩點:第一,大多數香港市民是支持民主的。泛民主派能夠在選舉委員會選舉中大獲全勝,令梁家傑取得一百三十二位選委的提名,清楚表明香港市民(至少是中產專業人士)支持有競爭的民主選舉制度。  第二,市民認識到,支持民主不等於支持泛民,尤其是後者在政治表現上欠佳、如有非民主派而具有領導能力的人可供選擇時,選民是懂得選擇的。像特首選舉期間的民調顯示,有六成市民支持曾蔭權連任,因為他們較信任曾蔭權的執政能力。而在區選中民主派慘敗,也正好證明支持民主的香港人在民主派表現不濟時,也會把他們拉下台。至於陳方安生選情告急時,也有不少中產人士認為,民主派在補選中落敗,才可以迫使民主派痛定思痛改革。  以上一切,對二○○八年九月香港立法會選舉有甚麼啟示呢?好好利用陳太  立法會補選令立法會多了一位「舊面孔」。前政務司司長陳方安生在泛民的全力支持下,在立法會補選中獲勝。未來半年,陳太可以憑藉他豐富的管治經驗,強化泛民在論政和制訂另類政策的能力,更好地監督特區政府的施政。  另一方面,陳太不論在社會上以及國際上,都享有很高的地位,她能夠或有可能接觸到的人事脈絡關係,如果運用得好的話,應該是有助泛民擴展其與社會上層(例如部分商界)對話的機會。我當然明白中央和本地左派對陳太還是有很多顧慮,但我覺得北京不妨對陳太聽其言,觀其行,看看她如何扮演他們宣稱的建設性的角色。說到底,陳太和泛民至今還是兩碼子事,要管治好香港,我們也不可能對泛民所代表的意見和力量視若無睹。正確的做法,是應該看著陳太能否發揮橋樑的作用,把泛民、特區政府、甚至是中央的距離拉近,這樣才是香港之福。  當然,陳太並非泛民的共主。她目前也不會有能力成為泛民的領袖。主、公民暫難合併   對泛民而言,區選慘敗後,頗有些意見認為,民主黨和公民黨應該合併,以鞏固泛民的主力。不過,我相信這種想法比較一廂情願,在可見的將來大概不會出現。我估計,兩個政黨的第二梯隊人物會反對合併,因為一旦合併,將會嚴重影響他們二○○八年出選立法會的機會。  其次,如果公民黨人願意和民主黨合併的話,他們大概也不會在二○○六年選擇另起爐灶,成立新的政黨。不過,我估計如果二○○八年在立法會選舉再遭嚴重挫敗,兩黨合併的議題才會被各方嚴肅對待。第二梯隊何去何從?  去年的區選和立法會選舉,已經反映出中產者對泛民表現不滿的情緒。市民對泛民的政治表現並不滿意,空喊「民主」比不上實事實幹的民建聯,導致有區選的慘敗。因此,在未來九個月,如果泛民依然故我的話,我擔心他們要保住現有的議席,也會有一定的難度。因此,我忠告泛民的朋友,要馬上開始爭取市民的支持,在政治上不能只有民主告急這張牌,否則在公平公開的選舉制度之下,支持民主的香港人,也會選擇放棄民主派轉而支持其他賢能之士。  泛民之中,民協已身先士卒改革,馮檢基在區選後請辭主席,這令人關注另一個問題,就是民主黨一班在立法會打滾十多年的議員何時退下的問題。自去年立法會補選一役,市民開始意識到,如李柱銘、楊森等人不退下,第二梯隊如甘乃威、范國威、張賢登如何接班?公民黨的崛起,在市民心中漸漸取代民主黨地位,一定程度上也反映出市民渴求新面孔。現在連公民黨也出現了如陳淑莊這樣的接班人,據說她還能在今年立法會選舉公民黨名單中排在余若薇之後,民主黨不是更應該認真處理接班問題嗎?葉劉將會捲土重來  區選之後,泛民在地方上的力量被削弱,加上建制派財雄勢大,地方工作又很戮力去做。我估計,九月立法會選舉前,民建聯和工聯會的地方動員機器,將有可能進一步侵蝕民主派的支持。  民建聯方面,也存在著接班人的問題,但因為該黨地方工作做得好,動員力強,接班的難度相對較低。去年傳出曾鈺成、譚耀宗等人將會全數退下來,該黨似乎也有準備接班的趨勢,但馬力離世也許打亂了部署,暫時作不得準。  此外,預期葉劉淑儀明年會捲土重來,加上在區選中一些中產背景、高學歷,傾向建制派的當選者(如梁美芬、龐愛蘭等)如果也有意問津立法會選舉的話,相信也會對民主派的候選人構成威脅。二○一二年應邁一大步   特區政府去年年底忽然向中央政府提交政改諮詢的總結報告。報告中,政府一方面指民調反映有過半數市民期望在二○一二年落實普選特首,因而應受到重視和予以考慮,但同時直言二○一七年普選特首有較大機會獲大多數人接納,而社會卻未能就立法會普選時間表和取消功能界別等問題達成主流意見。  我覺得這次政府的做法是避重就輕,把重點放在民意上大致達至共識的二○一二年和二○一七年普選特首,而普選立法會上則強調仍有爭議。不過,報告雖然說二○一二普選「應受重視」,但相信較容易為中央把普選鎖在二○一七年鋪路。除非中央對香港政策「忽然寬鬆」,否則我認為二○一二普選之門應已關上。  如果二○一二年無普選,我認為該次選舉邁向普選的一步,應該至少要較二○○五年被否決的方案大。一方面,香港市民已多次通過公平選舉的方式表達了對民主的訴求,另一方面,建制派與泛民在選舉中已出現互有勝負的局面,顯示市民並非逢中必反,所以,如果在二○一二年時,我們不能在行政長官和立法會的選舉中,起碼向雙普選邁出一大步的話,那將把香港的民心置於何地?  北京和特區政府要取信於香港人,最好的方法就是在香港落實公平公開的民主制度,香港人不認為預知結果的選舉(不管是民主派必贏或建制派必贏)是真民主,只有公平公開競爭的制度,才是令人心服口服、反映民眾意願的選舉。  只要香港人看到我們的政制是真正朝向全面民主的方向邁進,我估計務實的市民並不會斤斤計較究竟是二○一二還是二○一七年實行雙普選。但假若我們的政制還是不民主,不能如實反映市民大眾的意志,特區政府要強政勵治,我想也是困難重重的。問責官不應只用公務員   二○○八年初,特區政府還會進一步推行政治官員任命的制度,在各問責司局長(公務員事務局局長除外)之下,增設副局長和局長助理。這是特區政府發展政治問責制和吸納政治人才的重要一步, 做得對頭的話,可以更好地確保公務員的政治中立,強化行政機關的管治能力,以及讓政府以外的政治人才發揮領導才能。  我是支持發展香港的政治問責制的。但曾蔭權特首和特區政府在作出政治任命時,不能只看親疏有別,必須廣納社會不同界別(甚至在政見上有一定距離,但可以和特區領導班子合作)的人才出任局長助理和副局長的職位,加強和擴大特區政府的社會基礎,這樣才可以讓特區政府的政治工作做得更好。  曾蔭權二○○七年在組織新一屆特區領導班子時,起用了很多現職或前公務員當局長。我明白富有政府管治經驗的公務員是香港政治人才的一個重要來源。但太多現職或剛離職的公務員當政治問責官員,不利於公務員政治中立這一原則的。政府在任命副局長和局長助理時,應盡量吸納公務員以外的人才,否則公務員政治中立這一價值很容易變得名存實亡。(作者是香港城市大學社會科學部高級講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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