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什麼要他做「活標本」? --不獲改正的「大右派」陳仁炳(賀越明)

一個甲子逝去,但六十年前「反右」鬥爭留下的歷史疑團並未全部解開,至今尚有許多問題值得探究。據出自中共統戰部門的資料,整個運動後期全國共劃「右派」五十五萬二千九百七十三人,到一九八一年上半年「改正」了五十五萬二千八百七十七人,不予改正的九十六人。一九七九年十月二十六日,中共中央統戰部提交《關於處理二十七名上層愛國人士右派改正問題的請示報告》,報請中共中央審議。這二十七人,習稱中央級「大右派」。這份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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錢偉長何以執掌三流大學? (賀越明)

  著名科學家錢偉長以近百歲高壽於七月末仙逝,一周後,在上海舉行送別儀式,冠蓋雲集,備極哀榮。這當中,應有除「科學」之外的兩個因素,一來他曾連續四任全國政協副主席,名列國家領導人直到二〇〇三年;二來他擔任上海大學校長之職竟至終身,當屬世界上最年長的在位大學校長。至於作為科學家,其成就更是非同小可,被譽為中國近代力學奠基人之一,亦有「應用數學之父」的稱號,國際上以錢氏命名的力學、應用數學研究成果,有「錢偉長方程」、「錢偉長方法」、「錢偉長一般方程」、「圓柱殼的錢偉長方程」等。上世紀中葉,他和錢學森、錢三強被周恩來總理並稱為科學界「三錢」,則是歷史佳話了。那麼,這位大科學家何以執掌一所連國內大學榜都排不上號的大學,而且直至去世呢?正常發表見解成罪狀   滬上大專院校林立,上海大學至多算是三流學府,而錢偉長最初出任校長的,還是該校前身之一的上海工業大學,其時全部學生不足千人,校園空間狹小,圖書館僅是一間大平房,上海人稱之為「四等學校」。一九八四年五月,上海工業大學與上海科技大學、上海科技高等專科學校和原上海大學合併,組建新的上海大學,仍由錢氏擔任校長。即便如此,以他的學術地位及社會影響來看,這無論如何都屬於「屈就」。若要明了此中緣故,便不能不追溯他當年被劃成「右派」的經歷。  作為學有成就的老一輩「海歸」,錢偉長是獲悉抗日戰爭勝利的喜訊,毅然放棄美國的穩定職位和優渥待遇,於一九四六年回到母校清華大學機械系執教。新政權建立後,他出任副教務長、教務長,並於一九五六年升任副校長;此外,他擔任了中國科學院學部委員、力學研究所副所長,還在一九五二年加入了中國民主同盟並任中央常務委員。由於經常參加社會活動,加上橫跨教育、科學兩界,他在許多問題上都表達了獨到見解。例如,一九五七年一月三十日在《人民日報》發表題為《高等工業學校的培養目標問題》的文章,批評清華大學當時照搬蘇聯模式的教學方針,認為課時過多、專業過細、負擔過重以及基礎不牢、能力不強、效率不高,主張教授治校、理工合校、培養通才;又如,五月十七日在《人民日報》以發表談話的方式參加中共中央發起的「整風」:「我是老清華了,但是這些年來,當家作主的味道越來越稀薄了。校務委員每當開會決定學校裏的一個重大問題時,總是由黨內負責幹部介紹一下情況,問題分析的很全面,誰也不會投反對票,就這樣順利通過了。黨內有好多資料,黨外人不知道,很難發言,校務委員會實際是個形式。黨把人分成兩類,對一類人(黨團員)總是先看他的優點,對另一類人總是先看他的缺點。清華黨委對老教授總是抱懷疑的態度。多數系主任與教研室主任沒有真正當家作主……選拔學生出國,教師提級等重大問題,也沒有徵求過教授們的一點意見,走的盡是黨和行政路線。」再如,五月中旬,對《光明日報》記者介紹清華大學「鳴放」的情況說:目前有些教授還不同程度地存在顧慮,有些人在家隨便談心,可以談出許多意見,但是到座談會上發言就打了折扣。清華長期以來的情況,使大家缺乏這種大膽暢談的習慣。他認為學校黨委應該進一步鼓勵大家大膽地把意見「放」出來。另如,六月六日,應邀與費孝通、曾昭掄、陶大鏞、吳景超、黃藥眠出席民盟中央召集的座談會,在討論首都高校「鳴放」形勢時慷慨陳詞:「學生鬧事的原因是沒有出路。現在只有黨團員和靠近黨的人才有出路。人有沒有出路,命運是掌握在黨員手裏。有發展前途的課程都得由黨員來擔任,不論他懂得多少,而將一些真正的專家放在一邊……黨對知識分子的政策是有問題的。上個星期蔣校長(南翔)在報告中居然說了這樣的話,他說今天知識分子是吃共產黨的飯,這句話引起了老教師們很大的不滿。」他的這些言論,不是辦學方針上的真知灼見,就是學校狀況的真實反映,但在隨後「反右」風暴中都成了罪狀,「六教授會議」更被視為「右派」向黨進攻的一個重大事件。遭蔣南翔錢學森痛批  由此,錢偉長遭到了嚴厲的指斥和批判,其中最猛的火力,來自對他最熟悉的兩位同事。一位是中共清華大學黨委書記、校長蔣南翔,在七月二十五日《北京日報》的一篇文章中稱:「錢偉長是全校右派的旗幟,不僅在學校中是主要代表人物,而且在全國也有相當廣泛的影響,他是章羅聯盟中六大教授裏最活躍的一員大將。過去他運用兩面派手法,曾經欺騙過許多黨內外教師和學生,這次在運動中混水摸魚,顯露了原形。」另一位是也從美國歸來的中國科學院力學研究所所長錢學森,在七月十七日《人民日報》上揭發說,錢偉長的反黨反社會主義言行不是偶然的。錢偉長對自己所犯的罪行還沒有很好認識。錢偉長說要把清華大學辦成像加里福尼亞理工學院,好像並沒有什麼,但他傳播這個資本主義學校制度,並在全國範圍內活動,卻是一種對人民對黨的反叛行為。他甚至把這位美國前同事說成完全是一個說謊話耍政治手腕的人,沒有一點科學家的味道,是最惡劣和狠毒的政治野心家。當時,校園裏、民盟內和社會上,批判、譴責錢偉長反黨、反社會主義的聲浪接踵而起。連《光明日報》總編輯儲安平的「右派」認罪書,也要專門交代與他的來往。當「」鬥爭進入後期,中共中央主席毛澤東以國家主席身份在十月十三日最高國務會議第十三次會議上講話,談到對「右派分子」的處置時專門提及:「比如錢偉長,恐怕教授還可以當,副校長就當不成了。」遵照這一「欽點」,清華大學翌年一月十五日正式宣布將錢偉長劃為「右派分子」並且是「極右」,撤銷一切職務,教授由一級降為三級。儘管保留了教職,但實際上不能正式開課。一九六〇年十一月,依據所謂黨的政策和本人表現,錢偉長被摘掉「右派分子」帽子。但即便如此,他仍是「非我族類」的摘帽「右派」,不能從事正常的科學研究,文革中被迫手握長柄掃帚打掃校園,還到首都特鋼廠勞動改造了很長一個時期。清華大學遲遲不予改正  好不容易熬到一九八〇年,經中共總書記胡耀邦大力推動,決定給全國五十五萬「右派分子」改正並恢復名譽。這年六月十一日,中共中央批轉中央統戰部《關於愛國人士中右派複查問題的請示報告》,鄭重宣布為二十二位著名愛國民主人士「右派」予以改正,錢偉長正是其中仍然健在的七人之一。八月十六日,新華社又專門就被錯劃為右派的著名「六教授」全部得到改正一事發了新聞。從那時起,錢偉長恢復了中國科學院學部委員,擔任全國政協常委、中國文字改革委員會委員、中國中文信息學會理事長和《應用數學和力學》雜誌主編等,到各地舉辦科學講座,還參與許多社會活動。他一方面感激涕零地表示,「我決不能因為母親錯打過我的屁股,就因此不愛母親,造母親的反」,另一方面又憤憤不平地向親朋訴說,其他人所在的單位都在群眾中作了「改正」的宣布,有的領導還代表組織表示了歉疚,而惟獨他所在的清華大學卻遲遲沒有動靜。原因很簡單,當年在辦學方針上與他尖銳對立的校長蔣南翔,雖在文革中被打成走資派,吃盡苦頭,但此時重新出任教育部部長,就是不想給他平反。據說,蔣南翔還有話:「全國的右派抓錯了,清華的右派一個也沒抓錯。」清華大學校級黨政領導,大都經他一手栽培、提拔或舉薦,該校被戲稱「蔣管區」,他沒點頭的事情,誰人敢辦?重量級校長一言九鼎   清華園裏「反右」的陰魂不散,錢偉長憤懣而無奈,惟有求去!不久,「錢偉長想離開清華大學到南方發展」的傳聞出現,有好幾所大學都有意請他擔任校長,如華中科技大學、安徽大學等,但其中校長一職虛席有年的上海工業大學態度最積極,敦請最及時,上海市黨政領導也表示歡迎。經過幾度來回磋商,錢偉長決定到上海工作。其間,也有過請他出任上海交通大學副校長的安排,這在地位上似更合適。不過,想來錢本人也有一番考慮,他早在一九五六年已擔任清華大學副校長,去交大好比官復原職,但很難保證有職有權,弄不好會成為陪襯;上海工大名聲雖然不大,但去那裏當校長,卻可踐行自己的教育理念和辦學方針,得以施展平生抱負。後來的事實證明,這個決定有可取之處,錢偉長的地位和影響與書記、副校長完全不在一個層次上,校務上享有「一言九鼎」之尊。於是,錢偉長年過七旬之際,清華大學失去了這位本該終身屬於她的著名科學家,而上海工大迎來了一位原本不會屬於她的重量級校長!  錢偉長生前在《八十自述》一書中寫道﹕「但在清華大學,則由於眾所周知的原因,我的右派改正問題受到阻撓達三年之久。遲至一九八三年一月十二日在中央決定把我調任上海工業大學校長一個月後,才勉強給了一張『改正書』。」從這饒有深意的一筆,可以見出此事對其心靈的傷害之深!他離京南下另謀發展,驚動了中共中央顧問委員會主任鄧小平,一錘定音:錢偉長的校長任命不受年齡限制。這個絕無僅有的特例,說明他對錢氏的處境非常清楚,也算是一種遲來的心理補償。  從「副校長就當不成了」,到校長任命不受年齡限制,對錢偉長無疑是巨大的歷史反差。然則,像他這樣的愛國科學家,如若政治清明而不以言獲罪,不是更應該在早年求學、執教的母校圓滿地終其一生麼?如若當年的主事者能反躬自省並懇切道歉,還需要以高齡之身在異地從頭邁步麼?很明顯,中年時期劃成「右派」的經歷,延續左右了他後半生的軌迹,甚至導致晚年不得不重新作出抉擇。說到根柢,正是「反右」運動的後遺症,讓這位一流科學家與三流大學,偶然中有必然地連在了一起。  (作者是澳門資深媒體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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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化」的誤區 (賀越明)

  作為一場文化饗宴的上海世博會開幕,主題是「城市,讓生活更美好」,引發《明報月刊》五月號上幾位文化學者談論「城市化」的特輯,可謂適得其時,切中肯綮。然而,從文化視角觀照「城市化」的圖景有先天不足,如王曉明先生的連串發問在文化層面只能是 「無解之問」,因為「城市化」在中國是一個戰略問題,直接關係邁向現代化之途的路徑選擇,首先決定經濟發展,其次會影響社會變遷,進而衍生或消弭不同的文化因子。如果將「城市化」視為一種政策取向而不是文化現象來探究,不難看出某些認知的誤區正在導致實踐的偏差。  誤區之一,「城市化」取代城鎮建設。城市與城鎮,雖一字之異,但內涵不同。只講「城市化」,忽視小城鎮建設,必然造成城市與農村缺乏過渡的中間地帶,城鄉無法形成良性互動,更不用說發揮城鎮在政治、經濟和文化上對農村的輻射作用了。王曉明文中提及費孝通先生,這位從鄉村田野調查起步的著名社會學家,一九八〇年代還親自帶隊調查,寫出題為《小城鎮,大問題》的系列文章,認為發展農村經濟、解決人口出路要靠加快小城鎮建設,城市化應走小城鎮模式,小城鎮發展是鄉村工業帶動的結果等。在「城市化」顯然有「市」無「鎮」的今日,還有多少人記得這些曾獲高度評價的政策建言呢?  誤區之二,「城市化」變成化農為工。在某些官員眼裏,「城市化」的使命之一,就是把農民引進城市打工。針對目前的城鄉二元結構,近年來改革現行戶籍制度的呼聲很高,這從道德、人權的角度而言無可非議,但歷史形成和遺留的社會結構和戶籍制度,是否應該或能夠在這兩年完全改變,實有必要存疑。農民進城務工,有助於一定程度上脫貧,但也給城市的就業、住房、教育、醫療、交通、環保、福利保障、治安管理等帶來巨大壓力,絕非有限的社會資源所能承載。況且,當農村青年背井離鄉,來到深圳如富士康這樣的企業工作,收入肯定比種田多,但他們會覺得被所在的城市完全接納嗎?會由衷感到幸福和有尊嚴嗎?  誤區之三,「城市化」等於貪大求洋。在一種累積並展示政績的官場心理驅動下,各地城市發展形成攀比之風,小城市變中等城市,中等城市變大城市,大城市變大都會,於是向外擴張,汰舊建新,勢必蠶食農地,強拆民居,隨着一片片石屎森林拔地而起,為失地、失房抗爭的一齣齣慘劇輪番上演。前不久,先有新聞稱粵港澳合作「打造」珠三角世界級城市群,後有文章說長三角城市群「咬定」世界級,似要在「城市化」上傲視全球。殊不知,被國人視為「世界級大都會」的紐約、倫敦和東京,是在一個多世紀工業化進程中自然形成,而非當地政府以行政力量強力構築的。更關鍵的是,倘若一個國家「城市像歐洲,農村像非洲」,即便將來有幾個城市躋身於國際大都市之列,又有多大的意義?  其實,「城市,讓生活更美好」,表達的不過是從農業社會走向工業文明的初級訴求,而現今是原居民感覺有減無增,新移民願望難以實現,大規模「城市化」正在或將會造成的弊端歷歷可見。王曉明文題為《中國「城市化」的路在何方?》同樣,國際展覽局名譽主席吳建民接受媒體訪談時也表示:「找到一條適合中國的城市化道路太難了」(見二〇一〇年五月六日廣州《南方周末》)。的確,方向有誤,路況不明,怎麼會不越走越難,越走越錯呢?  (作者是澳門資深媒體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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