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轉型正義」角度去看--比較「二二八」、光州與「六七」事件(譚志強)

有人認為,在東亞地區,和「六七事件」有些類似的是台灣於一九四七年二月二十八日至五月中旬所發生的「二二八事件」,和韓國於一九八○年五月十八日至六月中旬所發生的「光州事件」。不過,如果從政治和法律哲學的「轉型正義」理論去分析,大家便可以明白,自三件事件的基本性質來說,「二二八事件」和「光州事件」具有相當高的「可比性」,除了部分軍警可能濫用權力之外,「六七事件」與「二二八事件」和「光州事件」其實沒有太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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萬馬齊瘖究可哀﹕沒說和會外的話題更重要 (譚志強)

已於三月中旬結束的「中國人民代表大會」全體會議和「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全體會議(下稱兩會),即使大家都明白只是兩個「政治花瓶」,一個負責「舉手」(表決),一個負責「鼓掌」(表態),但仍算是中國政壇上一年一度讓大家能夠較為暢所欲言的場合。然而,今年兩會的開會氣氛一直相當奇怪,不但會場內萬馬齊瘖,會場外還突然吹起要求中共最高領導人習近平辭職的號角,有關部門亦到處抓人,讓人感覺到兩會會場之內說出來的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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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矛盾反映中央矛盾 (譚志強)

  二○一五年全國人大代表、全國政協委員代表大會(簡稱「兩會」)會議,最為中外傳媒和有關人士關注的當然是中國國務院總理李克強開幕時宣讀的《政府工作報告》,以及閉幕後當天由李克強總理主持的「中外記者會」上的回答,這叫外行人看熱鬧。但是,對某些「中南海學」專家來說,由於中國的政治體制是「以黨治國、黨國不分」、「黨即是國、國即是黨」,其他中共中央最高領導人,特別是總書記及其他政治局常委,在兩會舉行過程中透露出來的種種訊息,仔細深入比較之後,其意義可能更為重大。  首先是應該從目前身兼國家主席、總書記、軍委主席三個職務的最高領導人習近平的講話去了解兩會的任務和功能。事實上,去年習近平在出席兩會成立六十五周年時就先後發表重要講話,如果不首先從此出發去理解,大家是很難讀懂習近平心目中兩會應該要做一些什麼工作。  例如,身為中國官方喉舌的新華社,就公開強調內部存在如「群龍無首、一盤散沙」、「黨爭紛沓、相互傾軋」、「黨派和利益集團為自己的利益相互競爭甚至相互傾軋的弊端」,「不同政治力量為了維護和爭取自己的利益固執己見、排斥異己的弊端」等現象,這便不能講是普通的事情。  因此,李克強在今年宣讀的《政府工作報告》,便不得不反映習近平這些管治意志和追求目標,最多只能在經濟建設這個他本身的分工職務中,加入一些自己的東西。一人一把號,各吹各的調  綜合觀察李克強所作的《政府工作報告》,大家可以看到新意不多,在列出加強軍隊革命化現代化正規化,建設法治政府創新政府廉潔政府、做好經濟建設、做好民生工作、加強社會建設,以及民族、宗教、僑務和港澳台工作,整個報告是和二○一四年的大同小異的。  但是,新意卻在《政府工作報告》的港澳台工作方針上,其精妙之處不在重複堅持「一國兩制」、「落實《基本法》」或「九二共識」之類,而是在《工作報告》以及李克強在記者會講出和另一位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國人大委員長張德江的講話,作出幾乎完全不同調性的回答。  李克強於三月十五日在兩會閉幕的中外記者會上表示,「一國兩制」是基本國策、不能輕易改變,不必擔心中央要收緊對港政策。李克強強調,「一國兩制」、「港人治港」、「澳人治澳」、「高度自治」,這是「基本國策」,「有人擔心中央政府會不會收緊對香港的政策,這個是不必要的」。  李克強表示,今年《政府工作報告》講到,要嚴格依照《憲法》和《基本法》辦事,是為了把「一國兩制」實施好,因為「一國兩制」寫進了《憲法》和《基本法》,《憲法》和《基本法》構成了特別行政區的憲制基礎,《基本法》也規定了特別行政區實行的制度。「一國兩制」是國家的意志和人民的意願,是不能輕易改變。「我說這些話,可能有些人聽來感覺到像是字斟句酌,因為你問了一個涉及法律的問題,我必須認真地回答。」  李克強還說,會以政策維持香港的獨特地位,繼續發揮香港在國家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中的獨特作用。  至於記者提問時提到中央就「香港政改」作出強硬表態,使很多人對政改方案不樂觀,李克強未有對此回應。  仔細分析,李克強的講法,與身為江澤民派大將之一的政治局常委兼全國人大委員長張德江的講法,是明顯不同的。因為,不管是《政府工作報告》中重提「港人治港、高度自治」,還是在記者會的答問時首次提到「嚴格依《憲法》和《基本法》辦事」,這些內容都沒有提及對「香港政改」設定框架的「八三一決定」,也沒有提及張德江和另一位江澤民派政治常委、主管宣傳的劉雲山共同炮製出來的《一國兩制白皮書》。  重申「一國兩制」、提出「嚴格依照《憲法》和《基本法》辦事」,是不是反映出李克強和他背後的習近平暗示,如果嚴格依照《基本法》,那便表示「八三一決定」是違法的呢?去年年底,習近平便曾發放不認可張德江的訊號,例如去年十二月二十日在澳門重申「堅持一國原則」和「尊重兩制差異」,兩者都不能偏廢,否則就會「左腳穿着右腳鞋——錯打錯處來」,明顯與《一國兩制白皮書》不同調子。不但如此,習近平迄今仍然沒有公開肯定「人大八三一決議」。  與此相反,主管港澳事務的張德江三月四日在北京出席港澳政協聯席會議時,卻仍然強調「人大常委會」的「八三一決定」是普選特首的「憲法基礎,重申「八三一決議」是中央政府的決定特區首長的選舉,肯定有自己的憲法基礎;政改工作進入分曉最後階段,關鍵是立法會是否可以通過特區政府提出的普選法案。  全國人大法律委員會主任委員喬曉陽則強調,「八三一決定」是不能修改的。被問及面臨司法覆核會否作出妥協,喬曉陽斷言,「沒有任何空間」。  負責到港解釋全國人大常委會「八三一決定」的人大常委會副秘書長李飛亦表示,「八三一決定」不能修改,二○一七年的政改未獲通過,難以現在承諾二○二二年能重啟五部曲。江派高層的最後出場機會  其實,在張德江的操作下,支持江澤民的派系不但先在去年六月拋出試圖改變香港一國兩制定義的《白皮書》;又在八月三十一日透過人大常委通過「假普選、真委任」的「八三一決定」,最終在香港特區政府發射八十七枚催淚彈鎮壓下,引發了震驚國際,萬人上路霸佔香港主要幹道達七十八天的「佔中」(雨傘)運動。  張德江故意向習近平和李克強發難,習李當然早已察覺。其實,自中共「十八大」召開以來,張德江一直明裏暗裏給習近平和李克強找麻煩,如在廢除勞教制度、剝奪「刑不上常委」的特權等事情上,一直在阻撓習近平去落實這些措施,去年更明顯有意借香港去刁難習近平和李克強。香港的內部矛盾其實反映出中共中央的內部矛盾。  當然,在習近平已經集黨權、政權、軍權於一身的現實下,張德江、劉雲山、張高麗三位江澤民派的政治局常委,於兩年後召開的「十九大」下台,幾乎已成定局,今年召開的兩會,最多不過是這些「江澤民派」高層領導人的最後出場機會而已,可憐香港的政治發展成為中共中央內部權鬥的犧牲品,「雙普選」在一再擔擱之下,都不知道何年何日才能落實,最後只是便宜了一堆「紅色大肥貓」,倒楣的則是數以百萬計的普通市民。  (作者是兩岸事務評論員、澳門科技大學助理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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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澳雙城故事,各有因緣  香港政權交接十五周年的反省 (譚志強)

  二○一二年七月一日,香港政權交接十五周年,中國國家主席兼中共中央總書記胡錦濤親自來港主持慶祝大典,迎接他的卻是四十萬上街遊行示威的香港市民,數以百計的街頭衝突,以及認同自己是中國人的香港受訪者比例跌至最低點。社會上,地產霸權橫行,市民貧富懸殊日增。  與此相反,鄰埠的澳門政權交接十周年慶典,遊行示威的民眾寥寥可數,街頭衝突不見劇烈,認同自己是中國人的澳門受訪者比例也年年上升。即使貧富懸殊日增,但至少「人人有工開,人人有錢派」,今年還進步到「人人抽籤有樓派」。這種種強烈對比,很值得大家反思。澳門發達 爾來有運  很多香港人(甚至澳門人)都不知道,早期的澳門是怎麼樣發達起來。其實是四百五十多年前開始,明、清兩朝嚴格執行的、某些與「時代精神」格格不入的涉外政策││「海禁」所促成的。在「海禁」政策下,除廣州這個華南口岸可以奉旨進行朝貢貿易之外,全中國其他城市都被嚴格限制和阻止通商貿易,才會讓澳門以「廣州外港」的身份,長期壟斷中外貿易,鶴立雞群於當時中國沿岸星羅棋布的眾多其他港口,包括當時的屯門、官涌之間。由於別的港口都不准做中外貿易生意,只有澳門可以做,對澳門來說,套一句前香港特首曾蔭權先生的金句:「今次想唔發達都難!」  換言之,早期澳門的崛起,最多不過只是撿了明、清兩朝某個特殊政策的便宜而已,其實是沒有太多東西可以誇耀的。因此,一旦英國人於一八四一年一月,以武力佔領鄰近的香港,並於翌年《南京條約》簽訂後正式開埠,中國從此哪一個港口都可以「中外通商」,澳門作為中國唯一的國際貿易港口的地位,便迅速被香港及其他中國口岸完全取代。在經濟層面上,澳門也自此淪為香港的「衛星城市」,與香港長期合演「雙城故事」。  直到一百六十二年後的二○○四年七月,中國中央政府先後開放「港澳地區個人遊」(自由行),再加上該年五月,澳門金沙賭場開幕,數以千萬計「先富起來」的中國內地遊客紛紛擁進澳門博彩消費,迄今每年博彩收益超過千億港元,澳門才算是重新站起來了。  可是,只要反省一下,大家便會明白澳門的重新站起來,除了前澳門特首何厚鏵的一系列正確決策如打擊黑幫、整治旅遊、加強區域協作之外,仍然主要是靠中央政策之助,如允許開賭、開放「港澳地區個人遊」,是有點運氣,就像四百多年前一樣,而不是憑藉自己擁有的綜合實力或比較優勢達成的。  故此,即使讓澳門繼續開賭,一旦中央政府領導人另有打算,在「港澳個人遊」政策的執行措施上,東加一點限制,西加一點阻力,甚至在「允許開賭」上對鄰近某些城市「網開一面」,澳門仍然是很容易被「打回原形」的。北京與「一國兩制」  與澳門的情況相反,香港的繁榮大多要靠自己。一九七○年代,由於英國的刻意經營,以前港督麥里浩為首,一方面在公私系統全力反貪,一方面傾盡全力經營香港,快速提升管治水平,極力爭取香港民心,以作未來與中國政府進行「九七談判」的籌碼,香港才有機會演變成東亞地區的「國際金融中心」。  不過,「福兮禍所伏」,經濟繁榮既然是因為「九七談判」而來,能否持續下去,也當然與香港在回歸中國之後,中國政府是否有能力通過有效管治去維持有關。剛自文化大革命結束後稍稍恢復元氣的中國政府和最高領導人鄧小平先生,其實也很明白本身是力有不逮的,故此,才有「一國兩制」構想的出現,才有《中英聯合聲明》的簽訂和《基本法》的誕生。  一九九七年七月回歸前夕,本人就已經在《香港回歸與港台關係》裏的一篇文章中指出,由於北京當局必會在接收初期全力支持與經營香港,令香港成為「一國兩制」的典範,一九九七年七月一日中共正式接管香港之後,估計香港的經濟也不會馬上完全黯淡下去,而是有至少一段相當時間的「造勢式繁榮」,然後再進入一段比較安定但可能不再非常繁榮的階段。  不但如此,在中國大陸的內部需求(現代化)和世界各國壓力下,北京當局起碼在主觀願望上有決心去落實這些承諾,我們不能也不應對此符合中國民族主義的要求全盤否定。但是,客觀上大陸方面有無能力兌現「一國兩制」的承諾,及有效落實《基本法》和有關規定及建議,卻一直為香港、台灣和許多外國人士所懷疑。  本人當時認為,對北京當局能否落實「一國兩制」抱持懷疑態度,其原因不外四點,一是中共在國內政策上一直反覆無常,言而無信,不是無法可依,就是有法不守;二是中共政權目前仍沒有具備有效管理現代國際城市的能力,極可能「好心做壞事」,令香港在大陸當局的不當干預下逐漸變質;三是中共政權會將中國大陸的人治主義和貪污腐敗風氣帶來香港,破壞香港賴以成為亞洲金融貿易中心的法治傳統;四是中共會在接管香港後加緊控制香港的傳媒和緊縮新聞資訊自由,直接削弱了香港在亞洲各大城市中的競爭能力。  以上的分析和四項預言,在回歸十五周年之際,不幸都「一語成籤」。「民主化」的發展速度不符港人意願  香港的經濟成就是「成也英國,敗也英國」,自中國共產黨「一黨專政、事事都管、一管就死、一放就亂」的管治本質來看,中國政府將香港管治得不如英國政府,令香港回歸後會「比較安定但可能不再非常繁榮」,是一個常識。  況且,即使北京當局及中聯辦沒有處處干預香港內部的自治事務,在中國內地各大中城市的次第興起,香港各項事業的壟斷地位陸續被打破,大量香港工業內遷中國大陸令失業率步步上升等等因素影響之下,香港的逐漸衰落仍是無可避免的,最多只是來得沒有那麼快速、廣泛和深入而已。  至於中央政府有沒有落實承諾,本人必須指出,應該是有的,最多只是其「民主化」的發展速度不符港人意願而已。自鄧小平先生以來的中國領導人並沒有欺騙港人,因為,所有官方文件和領導人公開發言都講明:「一國兩制」是指「中央遠遠高於地方的不平等兩制」(這也是台灣當局至今堅拒「一國兩制」的根本所在);「高度自治」不等於「完全自治」,中央政府認為有必要時,還是要「干預」香港內部事務,撥亂反正的;「港人治港」是只有「愛國愛港」(即是完全聽從中國共產黨指揮)的「港人」才有資格管治香港;「維持繁榮」則是一直都有在做,至於成果如何,則是不同立場的人士各有不同的判斷。澳門的繁榮不值得香港羨慕  至於澳門目前享有的「博彩繁榮」,其最大的危機是中央政府隨時可以改變,所謂「趙孟之所貴,趙孟能賤之」。不但如此,它還是大多數澳門人犧牲了許多個人的基本權利(特別是言論和新聞自由),澳門特區政府和領導人犧牲了不少政治、經濟、文化和教育上的自主權(讓澳門中聯辦及其領導的親中團體公然干預內政)所換取回來的。  隨着貧富懸殊的日益加劇,「博彩霸權」紛紛轉而從事房地產業而兼具「地產霸權」身份,澳門社會最近幾年以來積壓下來的種種民怨,仍是隨時會像二○○七年的「五一大遊行」般爆發出來。澳門特區政府比香港特區政府優勝的是,不管是前特首何厚鏵還是現特首崔世安,都肯主動將博彩業的所得數以百億港元釋放出來,進行「二次所得分配」,大力安撫澳門市民,而非如剛剛下台的曾蔭權般,「小善不為,大善不做」,讓「地產霸權」日益坐大。  總之,澳門目前享有的「博彩繁榮」,根本不值得大多數香港市民羨慕。  港澳回歸的強烈對比,其實是香港澳門,各有因緣;雙城情結,並未「玩完」。葡萄牙有一首民謠叫《自由之歌》,是這樣唱的:  有誰希望自由地在歌唱?一定有充分的理由相信,寧願做大街上的麻雀,不願成監獄裏的夜鶯。  港澳市民應該去做「大街上的麻雀」,而非「監獄裏的夜鶯」!  (作者是澳門科技大學人文藝術學院助理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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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亞視誤報江澤民死訊看「等死必」 (譚志強)

  一切秘密都具有誘惑力。對社會輿論自身來說,是一種秘密的地方,形式上衝破秘密境界而出現在報刊上的每一篇作品,對於社會輿論的誘惑力,就不言而喻了。(馬克思:《馬恩全集》,第一卷,頁一五七)  這是共產主義老祖宗馬克思有關「禁果消息」(秘密)和「禁果效應」(秘密對社會輿情的誘惑力)的名言,只不過他未有想到的是,百多年之後,最多「禁果消息」和「禁果效應」的地方,竟是仍然在打着「馬克思主義」紅旗的中國大陸。政治傳播的禁果效應  所謂「禁果效應」,就是指由於政治結構或其他條件的制約,令一般人民無法自由得悉某些具相當影響力但又被禁止傳播的新聞消息(禁果)時,人民往往對這些被禁止傳播的新聞消息更感興趣,令新聞傳媒工作者更加意圖或企圖「挖掘」出這些「禁果」並公之於世。  長期被中共中央及有關當局不准自由報道的「中國高層領導人身體健康狀況」,甚至「最高領導人的逝世與否」,更是「禁果中的禁果」,不管中外國家官員和人民,都是對此極有興趣的。  不管是毛澤東還是鄧小平,在他們超過八十高齡並被外界確定身體狀況不佳之後,有關這兩位最高領導人「病危」或「死亡」的傳言,便在他們生命中的最後幾年不斷「被傳出,被否認,再傳出,再否認……」,循環不斷,直到他們的「死訊」,被中國最具官方權威的「新華通訊社」公開發布證實,才告停止。中國政治研究中的「排名學」  自中共一九四九年建立中華人民共和國以來,長期都存在一種很中國傳統的學問,那就是中國政治研究中的「排名學」。以前不少老一輩的香港、台灣和外國學者專家,例如司馬長風、黃震遐、徐東濱、司馬璐、丁望、胡菊人、查良鏞、寒山碧、郭華倫、鄭學稼、王健民、玄默、郭錫瑕、羅大衛(Davis Rowe)、白魯恂(Lucian Pye)、杜勉(Jurgen Domes)等,在中國大陸消息比較閉塞的一九四九年至一九八〇年代初期,都頗能根據這門「學問」(wissenchaft),以手上掌握到的有限信息,將中共內部的權力鬥爭過程和結果,猜個「八九不離十」。  只不過時至今日,這些熟讀中國歷史和中共黨史的老人家們,不是早歸道山,就是已退出江湖,通過自學或受過有關訓練獲得相關本領,目前仍在香港新聞界前線工作的,可能就只剩下李怡和筆者而已。  以現代西方社會學的內部知識分類來說,「排名學」其實就是一種特殊的「內容分析」。不過,和一般的西方「內容分析」截然不同的是,它不是「量的分析」,而是「質的分析」。研究者不但要對中國歷史如數家珍,還要對中共成立以來的權力鬥爭歷史(包括稗官野史在內)瞭如指掌,才能根據一些「蛛絲馬迹」,去測「風之起於青蘋之末」。  因此,「排名學」的社會科學成份不是完全沒有,而是含量較低,藝術的成份更多一些,更多的是倚賴研究者的經驗、機智和悟性。例如,台灣的郭華倫從國府特工自雲南邊境得到的《五七一工程紀要》,推論出林彪已與毛澤東正式攤牌並且生死出了問題,便屬其中顯例。  不但如此,「排名學」的一項重要通則是:「中共最高層領導人公開露面時的排名次序、頭銜、時間和場合固然重要,但是,某位高層領導人在應該出現的重要場合,突然沒有公開露面,其意義和價值更加重要。」  最近前中共最高領導人江澤民的被誤報「死訊」,便屬此項重要通則的典範。「等死必」的採訪經驗  「鄧死必」(Deng’s Death Beat),又稱「等死必」(等待中共最高領導人死亡的採訪路線),是一九八九年「六四事件」前後至一九九七年二月,港台駐京特派記者都普遍要跑的一條採訪路線(beat),亦即爭取最先確實報道當時中國最高領導人鄧小平的「死訊」。(因為當時鄧小平已經年近或超過九十歲,隨時都會去見馬克思,所以根本就不會有什麼「病危」可言。)  曾經駐守北京五年之久的筆者(前台灣《中國時報》駐京特派記者),與今次誤報江澤民死訊的譚衛兒(前《英文虎報》、亞洲電視駐京特派記者),以及不少港台新聞傳媒臨時派往北京採訪新聞的記者,當人在北京時,都會在主跑新聞(如北京亞運)之外,或多或少地兼任這條「鄧(等)死必」的追蹤查證工作。  因此,在這八年間,每次北京地安門軍區大院(鄧小平住宅所在地)一有點風吹草動,除了台灣《中國時報》擁有自用吉普車及專聘司機之外,其他港台傳媒駐京記者大多數都會即時僱用比較信任的北京計程車司機,於當天或當晚在北京城「親身造訪」某些重要消息人士的住宅,查證「死訊」消息是否真確,決不使用大家都知道可能被二十四小時監聽盜錄的電話去查詢,一時之間,可以說是採訪車滿城跑,人人有希望,個個沒把握。誤報並非新鮮事  由於新聞競爭壓力極大,某些沉不住氣,消息來源也比較「流口水」的香港新聞傳媒,每隔幾個月便會將鄧小平的「死訊」搶先「報道」一次,然後被中國有關黨政部門(中宣部、外交部或其他機構)發言人「澄清」(否認)一次,一而再,再而三,周而復始,非常搞笑。  故此,日前亞視(譚衛兒)報道江澤民「死訊」出錯,久歷此中滄桑的筆者,一點都不會驚奇,要怪就只能怪中共政權太過閉塞,或者香港的新聞傳媒市場競爭太過慘烈。  目前已經高齡八十四歲,仍以「太上皇」身份,幕後遙控中共中央最高決策機構「政治局常委會」裏「江系」高級領導人的前中國國家主席兼中共中央總書記江澤民,最近「病危」消息頻傳,就「等死必」的往例來看,其實並非什麼新鮮事,而是很正常的「舊有習慣」。  以往,要查證老鄧的「死訊」是否屬實,比較嚴謹的新聞傳媒,都至少會上下通力合作,在幾個小時之內,至少找到三個或以上比較可靠的消息來源,就他們提供的消息內容互相交錯比對。沒有一定的把握,最多都只是報道「病危」,絕對不敢報道「病逝」的。  當年,鄧小平在晚上九時零八分於解放軍三〇一醫院被證實死亡之後,他的「死訊」於當晚十點左右,幾乎所有北京高層官員到港台各大傳媒老闆(特別是中國新聞主管),都差不多同時收到同樣內容的簡短消息。因此,誰能最先證實這項消息為真,才是這場新聞戰裏面最具考驗的環節。亞視新聞並無嚴謹查證  筆者當晚也是以香港特派記者身份,以《中國時報》台北總社為核心,和北京特派記者、東京特派記者、華盛頓特派記者等全球聯線去查證,一直搞到第二天凌晨零時四十五分新華通訊社發稿,公開發布老鄧死亡的消息才停止。  當晚,最先證實「鄧小平死亡」的桂冠,於凌晨零時二十五分左右,亦即早了新華通訊社約二十分鐘,被香港的「中天電視」奪得。事後筆者得悉,這是當時「中天電視」老闆于品海(曾任《財經新聞》記者)、新聞部主管陳慶源和當晚在北京城內跑來跑去的駐京特派記者梁東(現任《自由亞洲廣播電台》駐台北特派記者)三人為主力,及全台新聞人員上下通力合作,才犯險贏得的,其查證過程是非常嚴謹的,可以說是一點都不簡單。  不久之前亞洲電視誤傳江澤民的「死訊」,其過程是否像當年「中天電視」查證鄧小平死亡消息那麼嚴謹,依筆者對該台兩位新聞主管(梁家榮、譚衛兒)能力和性格的認識,再加上事後的私下查詢,筆者可以很有把握的說,應該是沒有。至於造成誤報的真正原因究竟是什麼?為存忠厚,筆者也不便細說。「病危」結束 「死訊」開始  外號「江大個兒」的江澤民,由於體形超重太多,其健康狀態其實一向都欠佳,特別是其心臟毛病早為人所知。一九八九年四月還在擔任上海市委書記兼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時,江便已因為在政治局委員會會議臨時掏出緊急心臟藥物,給在會議中突然發病的前中共中央總書記胡耀邦服食,暫時保住胡耀邦的生命。  不過,當江澤民於當年六月底召開的中共十三屆四中全會,被以鄧小平和陳雲為首的眾位中共元老集體「欽定」為中共中央總書記兼第三代接班人之後,由於政治地位連跳兩級,獲得超越世界水平的、「六星級」以上的「解放軍三〇一醫院」的「老人醫學」悉心照顧,再加上其接班過程比較順暢,眾元老在他上台後次第歸西,壓力沒有胡錦濤和溫家寶那般厲害,心情比較愉快,最近二十年來,江澤民的身體健康狀況,總算是一直平穩。  於是,江澤民總是能在適當的時候和適當的場所,通過公開露面,不但令有關他「病危」的傳聞迅速消失,還讓外界明白他「太上皇」的地位仍然不變。例如,二〇〇九年十月一日,江在「建國六十周年大閱兵」露面,就是一例。  然而,今年五月中旬,上海便已傳出江澤民因為心臟病發而被送院急救的「病危」消息,中國官方對消息卻一直沒有澄清(否定)。不久前,七月一日前後舉行的一連串「建黨九十周年慶祝活動」,理應公開露面的江澤民,卻連影子都看不到,於是,在「排名學」的通則影響下,有關江澤民「病危」或「死亡」的消息,便自民間的口耳相傳和網路上的以「代號」互相傳播,如洪水般一下子流散到全世界。  亞洲電視搶先報道江澤民「死訊」後,新華通訊社要等十八個小時之後才公開「闢謠」,是日後有關江澤民健康情況的新聞,自「病危」「質變」成「死訊」的開始,而非「死訊」的結束。  總之,即使這次香港亞洲電視的確有誤傳「死訊」,其影響仍然是正面的,因為從「誤傳」到「澄清」的十八個小時,至少證明了江澤民的身體健康,的確已經出現嚴重問題,「等死必」必成中國新聞線工作者的主要任務,日後新聞記者只要專心去跑江澤民的「死訊」,甚至只是去查證江澤民是不是已經「拔管拆喉」,根本不必太過在意他是否已經「病危」就是了。  (作者是兩岸關係評論員、澳門科技大學人文藝術學院助理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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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歸十年的澳門! (譚志強)

  一九九九年十二月二十日零時,中華人民共和國恢復對澳門行使主權,至今已經十年。十年來,澳門經濟發展迅速,隨着開放賭場經營權,賭場愈開愈多,博彩旅遊業支撐着的澳門,有「東方拉斯維加斯」的美稱。然而,繁榮的背後是泡沫,當泡沫爆破,問題叢生,未來的澳門何去何從?——編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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