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個林鄭? (劉慧卿)

香港自稱是亞洲的國際大都會,人口超過七百多萬,有三百六十多萬名登記選民,但只有一千二百人能成為行政長官選舉委員會成員。北京希望用這政商權貴的小圈子來操控選舉,但三月的鬧劇證明北京認為仍不夠,因此去年中便勸退有意出選的時任立法會主席、民建聯創黨主席曾鈺成。他於三月十五日在本人的網台節目《議會內外》承認被勸退,並謂因此「放下心頭大石」!北京亦嘗試勸退新民黨主席、行政及立法會議員葉劉淑儀和財政司司長曾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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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真履行承諾  才能突破困局 (劉慧卿)

  香港的困局源出於中央政府沒有信守承諾。  人大常委會早於二○○七年十二月二十九日決定「二○一七年行政長官選舉可以實行由普選產生的辦法」,但「八三一決定」卻為普選訂出重重限制。人大常委會於二○○七年決定香港人可於二○一七年普選行政長官,因此中央是有十年時間履行此莊嚴承諾。可惜,北京將機會一一放過,更導致社會嚴重對峙。回首五年前,民主黨於二○一○年嘗試突破當時的政改困局,提出一人兩票的改良方案,讓政制行前一小步,滿足了《基本法》第四十五條有關循序漸進的要求,中央政府亦因此宣布香港可以於二○一七年普選行政長官,之後普選所有立法會議員。  回顧當時的政改進程,筆者深感通過方案得來不易。當時政改處於困局,時任黃大仙區議員胡志偉在黨內提出修訂當局的建議,將當局建議的五個區議會功能組別議席,由四百多名區議員互選五名立法會議員,改為由所有不屬於功能組別的選民(約三百萬人)投票選出,這五個議席後來被稱為超級區議會議席。胡志偉的建議獲民主黨接納,並向北京提出。筆者要強調,當時並不是討論普選,只是讓政制行前一步。時任民主黨主席何俊仁於二○一○年七月七日發表了「民主黨六人小組報告」,詳細交代與中央政府商討的過程。民主黨於五月二十四日向北京提出胡志偉建議的方案。時任行政長官曾蔭權卻於六月七日宣布不接納民主黨的修訂。同日下午,時任人大副秘書長喬曉陽亦在北京會見記者,指民主黨方案違反《基本法》。事情於六月十四日峰迴路轉,前律政司司長兼基本法委員會副主任梁愛詩向傳媒表示,民主黨的方案沒有問題。六月二十日中央政府宣布民主黨的改良方案是符合二○○七年人大常委會的決定。民主黨於六月二十一日召開特別會員大會通過支持修訂方案,民主黨八名立法會議員於六月二十五日的立法會會議席上,投票支持通過政改方案。  民主黨六人小組報告亦表明對於二○一七年的行政長官選舉和二○二○年的立法會選舉,中央應就實行真正的雙普選作出澄清和保證——包括二○一七年行政長官普選不設過高的提名門檻及任何形式的提名預選或篩選;而二○二○年的立法會普選是普及而平等,確保廢除功能組別的特權制度。民主黨對此一直堅持至今,沒有改變。二○一○前行一步 反遭夾擊  在二○一○年通過政改方案前,民主黨提出,通過政改方案後,北京應與泛民主派維持溝通,並且應以一次過立法的方式,徹底解決政改爭議。但是,方案通過後北京再沒有與民主黨溝通,一次過立法的建議更被束之高閣。  當時的民調顯示,民主黨支持政改修訂方案的決定獲得廣大市民支持,民望更是各個政黨中最高,據中文大學傳訊及公共關係處於二○一○年八月五日的「『政改』通過後政黨支持及社會共識民意調查」,佔百分之十五點八。(編按:第二名是公民黨,佔百分之九點五;第三名是民建聯,佔百分之九點一。)但是,筆者風聞本地左派和中聯辦對中央政府在最後關頭改變主意,接納民主黨的修訂建議深表不滿,加上一些打着民主旗號的團體獲得內地的支援,瘋狂抹黑和狙擊民主黨,而民主黨更錯誤地決定對這些攻擊罵不還口,打不還手,令黨的聲望下挫。若接受方案 將難取消功能組別  人大常委會於二○○七年許下承諾,香港人可以於二○一七年普選行政長官。雖然選舉有多種形式,但普選是有客觀標準,不能指鹿為馬。特區政府在宣傳政改時,總是說由幾百萬名選民以一人一票選行政長官比由一千二百人組成的選舉委員會選出好。但官員卻從不說明委員會是如何產生。為何只有二十多萬名選民有權選出選舉委員會,而超過百分之九十五的選民卻被拒於門外?為何漁農界一百五十個團體,卻可以超比例地擁有六十個委員會議席?為何容許公司票和團體票繼續存在?民主黨認為由小圈子產生的一千二百人提名委員會,是只會批准北京可以接受的人成為候選人。行政會議召集人林煥光亦承認,只有建制派人士可以成為候選人,民主派極其量只能成為造王者,試問這樣的一人一票選舉又怎可以稱之為普選?  共產黨機關報《新華日報》於一九四四年二月二日發表《論選舉權》文章,清楚表明「如果事先限定一種被選舉的資格,甚或由官方提出一定的候選人,那麼縱使選舉權沒有被限制,也不過把選民做投票的工具罷了。」特區政府根據「八三一決定」提出的方案,正好示範了如何把選民當做投票工具。  如果香港人接受假普選方案,願意「袋住先」,他日中央履行於二○二○年普選立法會的承諾,定會照板煮碗,由該組別提名數位候選人,再交由選民以一人一票選出,這便是普選功能組別。因此,若我們接受現時的方案,日後想取消功能組別就難上加難。政府製造虛假民意 於事無補  既然普選是有客觀標準,中央和特區政府是絕對可以制訂一個符合《基本法》和國際公約的行政長官普選制度。民主黨去年曾向當局提交三軌方案(即政黨提名、經民主化的提名委員會提名和公民提名),而只要政府採納其中一軌,都可以令方案符合《基本法》和國際公約的要求。令人遺憾的是,政府提出的方案卻是不合理地限制市民的被選權,因此民主黨不能接受。  如果中央政府堅持不動如山,不肯修改或撤回「八三一決定」,而特區政府繼續引用民調、簽名和高官落區等活動製造虛假的民意,將於事無補,政改方案更必定會在立法會遭否決,香港的管治困局不但不能解決,情況更會惡化,到時可能應驗立法會主席曾鈺成的預言和林煥光的警告,香港將不能管治,萬劫不復。  (作者是香港立法會議員、民主黨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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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信中國會擁抱民主  參加諾貝爾和平獎頒獎禮的感受 (劉慧卿)

  二〇一〇年十二月,何俊仁、李卓人和我一同飛往挪威首都奧斯陸,出席諾貝爾和平獎頒獎禮。典禮於十二月十日國際人權日在奧斯陸市政廳舉行。和平獎得主劉曉波無法出席,因為他被關在遼寧省錦州監獄,因犯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被判囚十一年。簡單,莊嚴,非常感人  頒獎禮歷時一小時十五分,簡單,莊嚴,非常感人,有超過一千人出席,包括挪威國王和皇后,以及來自多國的政要和活躍人權分子。大會以一張空凳代表未能出席的劉曉波,對當日的嘉賓和國際社會,空凳一方面代表中國政府民主精神的欠缺,一方面象徵中國人民對民主、人權、自由和法治的追求和渴望。  諾貝爾和平獎委員會主席亞格蘭(Thorbjørn Jagland)發言,指這是七十五年來第一次沒有得獎人或其家屬或代表出席頒獎禮。亞格蘭是挪威前首相,他謂委員會決定頒和平獎給劉曉波是因為他英勇和非暴力地為民主和人權抗爭。委員會認為,中國成功發展經濟,令數以千萬計人脫貧,北京居功不少。在某程度上,中國及其十三億人,正肩負人類的命運。亞格蘭謂,若中國能在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同時,也能兼顧公民權利,那會對世界起着極大的積極作用;若不然,中國可能會有社會和經濟危機,對國際社會也會造成很壞的影響。  他又謂,中國變得強大亦意味着其責任也相應增加。中國一定要懂得接受批評,而不應單單因為一個人對國家應如何治理表達看法,便把他判囚十一年。很多人都會質疑,這是否暴露了中國的脆弱?委員會主席的發言簡單、直接、精闢,簡直一針見血,其間更多次獲與會人士站立鼓掌。頒獎並非要侮辱中國  典禮前一天,亞格蘭向新聞界表示,今年(二〇一〇年)秋天,中國官員數次警告他和挪威外交大臣不要頒和平獎給劉曉波。亞格蘭謂委員會不理會北京的威脅,但強調頒獎給劉曉波並非要侮辱中國。他稱,委員會的想法是與一九六四年的情況相似:當年委員會決定頒獎給美國黑人民權領袖馬丁.路德.金,因為他為爭取民權而作出反抗。和平獎幫助推動美國作出改革,他希望二〇一〇年的和平獎對中國亦有同樣的效果。  北京常常指責其他政府干預中國內政,但在這事件中,北京除了警告挪威政府,更不斷游說和警告多國,呼籲他們不要出席頒獎禮,否則後果自負。北京發言和行為自相矛盾,毫無原則,令很多國家忿忿不平。  頒獎禮上,挪威女演員莉芙.烏曼(Liv Ullmann)代劉曉波朗讀他的《我沒有敵人||我的最後陳述》英文翻譯版,台下許多人熱淚盈眶,包括一些於一九八九年在北京天安門廣場抗爭的學生。這些人已流亡海外,因此可以自由前往奧斯陸出席典禮。但獲劉曉波太太劉霞邀請、超過一百名的中國大陸親友,全部被北京禁止離開中國,不能出席典禮。盼犧牲能換來人權自由  何俊仁、李卓人和我可以從香港飛往挪威,因為在「一國兩制」的政策下,香港人可以享有在一九九七年前英國殖民地政府管治時所享有的自由,包括出入境自由。但我們三人被禁止返回大陸,且情況已持續了二十年。我期望有朝一日,所有中國公民都能享有基本的人權自由,包括出入境自由。當這個日子來臨,我們要感謝像劉曉波等人所作出的犧牲。  北京不但成功游說十六個國家不派代表出席頒獎禮,連聯合國人權專員也缺席,其不斷施壓和所獲得的效果,不可忽略。雖然中國崛起有正面的作用,如令千萬中國人脫貧,但亦削弱了國際人權系統。  自第二次世界大戰,國際社會將一些普遍共同接受的人權原則編成法典,如聯合國憲章和國際人權宣言,他們皆包含個人自由和權利的主張,而成為國際人權系統的基石,這些內容亦見於劉曉波全力推廣的《零八憲章》。  但中國崛起改變了這現象,因為北京視絕對國家主權為國家完整的關鍵,北京亦極力推動集體發展比個人權利重要的文化。因此中國的主權概念與國際人權系統的文化規範形成強烈對比。  在有些人權受到極度摧殘的國家,中國卻是這些殘暴政權的支持者,如蘇丹、緬甸、朝鮮、伊朗、津巴布韋和斯里蘭卡。若沒有北京的支援和保護,這些政府可能無法繼續生存。而中國藉此所得的利益,包括外交上的合作和一些自然資源的協議,亦因為這種關係,一些國際保護人權的努力對這些極權政府不能產生效用。北京反應適得其反  北京對劉曉波獲頒和平獎的舉措是異常愚蠢的,其打壓不但令事件成為國際焦點,令許多不認識劉曉波的人知道其存在。有人不明白為何一件通常會讓國家感到驕傲的事,會變成國際大笑話。北京歇斯底里的反應適得其反,更顯露其極度缺乏自信,其惡霸行為將事件變成一個公關災難,嚴重影響中國的聲譽。  為了抗衡劉曉波獲頒諾貝爾和平獎,內地不知名的「民間團體」發起了「孔子和平獎」,在北京將獎項頒給台灣國民黨榮譽主席連戰。連戰不出席,他們便安排一名女孩代領。輿論形容這做法不知所謂,醜態百出,北京更被批評自取其辱。作為一個現代、自信和強大的國家,中國政府可以不理會諾貝爾委員會的決定;更重要的是,北京應有聽取不同意見的胸襟和量度,不應將異見人士關在監獄。  正如劉曉波所言,表達自由是人權的基礎,他期望有一天所有不同的政見可以被擺放在陽光之下,讓人民選擇。他亦期待他將是中國綿綿不絕文字獄的最後一個受害者。但其願望落空,繼他之後再有無數中國人被以言入罪。不過這些犧牲不是白費的,中國始終是會擁抱民主,因為愈來愈多中國人開始擁抱劉曉波所代表的普世價值。  (作者是香港民主黨立法會議員、中國維權律師關注組副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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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改風雲的個人感想 (劉慧卿)

  直接參與跟中聯辦談判的民主黨代表是何俊仁、張文光和劉慧卿。民主黨的六人小組報告是以何俊仁為第一身敍述,另外二人的想法是什麼?本刊邀請劉慧卿作一點補遺。對於民主黨被指「轉軚」,劉一直站在最前線捍衛,今番撰文說理剖析一番,並對惡意的攻擊高呼:「他們並非同路人。」——編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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