懷念恩師高友工 (孫康宜)

四天前高友工教授(一九二九—二○一六)靜靜地走了。那麼突然。我想他是為了避免和親友們告別,所以才在大家不注意的時刻,獨自離開了這個世界。其實,我們無法確定他去世的具體時間。據朋友江青告訴我,友工師過世時大約是十月廿八日晚到十月廿九日清晨(美國東岸時間)之間,是在安睡中去世的,那正是三更半夜的清靜時刻。怎能想到,在那以前的幾個鐘頭,他還和朋友吃了晚飯,完全沒有異樣。連他的去世也充滿了詩意。我想起了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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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文教育還有希望嗎? (孫康宜)

  我在耶魯執教已經三十二年。記得八十年代初剛到耶魯工作時,我是東亞系教授中最年輕的一員,現在卻已是系裏最年老的教授了。  也許有人會問我:這三十多年來,美國的大學教育大體上有什麼變化?  在我看來,二十一世紀初以來,美國教育最大的變化就是人文教育的逐漸衰落。最明顯的就是,專攻人文學科的大學生人數早已減半:六十年代期間專攻人文學科者佔學生總數的百分之十四,到了二○一○年已減為百分之七。換言之,那些可能專攻人文學科的學生們,處於目前這種金錢至上的大環境中,早已紛紛轉入了金融專業或其他更有利的科技專業了。許多人因此擔憂,年輕一代對人文學科的忽視是否會導致人類精神文明的全面失落?有關這個問題,美國的教育界早已全面檢討,報章雜誌和網路新聞更是接二連三發表有關這一方面的討論——其中尤以最近《紐約時報》(二○一三年十一月三十日)所登出的《真正的人文危機》(”The Real Humanities Crisis”) 一文(由當代哲學家加利.古丁Gary Gutting所寫)最受歡迎。  古丁的論點之所以得到許多讀者認同,乃是因為他換了一個新的角度來思考問題。他以為關鍵問題不在於年輕的一代,也不是人文學科的罪過,而是因為我們整個社會的功利價值取向之問題。當今的社會強調對某些行業的人(例如球賽明星等)付以天文數字的高薪,卻完全忽視那些從事人文工作者的收入和福利,教師的工資奇低,學校自然也失去其應有的文化影響力。 社會的功利價值取向問題  古丁的文章給了我很大的啟發,使我想到文化的傳承問題。我擔心,在這樣凡事以功利為上的社會價值之影響下,年輕的一代會逐漸淡忘那淵源已久的文化傳承。  追源溯始,耶魯的校園建築到處都使人聯想到那種「文化傳承」的寶貴傳統。原來一七○一年該校之所以建立, 乃是由於十位虔誠的神職人員無私地捐出四十本書,希望建立一個重讀書貴求知的新學院。因此三百多年以來,那個「贈書」的創校故事就不斷被重述,時時提醒耶魯人這段寶貴而悠久的歷史。以那座富麗堂皇的大學圖書館(即著名的斯特靈圖書館)為例,當初該圖書館於一九三○年剛落成之時,學校就以一種空前的隆重儀式來慶祝耶魯大學這種「以書立校」的人文傳統。據說當天眾多教授和學生以及校友都參加了遊行,而在前頭領隊的就是捧着古書、效法早期神職人員的圖書館員們——他們本着敬書愛書的精神,一步一步走向斯特靈圖書館的大門口,親自獻上他們所捧的書籍。他們要向眾人顯示,書籍就是貯存在這座知識殿堂內的寶藏。   但令人擔憂的是,今天許多年輕人或許已經無法理解這種人文精神的真正價值。對他們來說,功利要比書本來得重要,每月工資的收入要比這抽象的人文資源來得實在得多。然而,年輕的一代之所以變成如此講求實利,以至於很少有人關注人文價值,這究竟是誰的罪過呢?「文學經典」失落的受害者  我以為傳授人文學科的教師們應當負起很大的責任。在很大程度上,人文學科的沒落和「文學經典」課程(包括在中學和大學)的普遍取消有直接的聯繫。如果我們不再把傳統的「文學經典」教給學生,不再能培養他們熱愛讀書的習慣,不再教導學生們領會悠久的人文傳統之價值,也就難怪他們不去選擇人文學科的專業了。因為對他們來說,目前所謂「人文學科」的內容似乎多顯得薄弱而空泛,亟需增加厚度,充實品質。我的耶魯同事布魯姆(Harold Bloom)就經常向我發牢騷,他以為這一代的年輕人乃是「文學經典」失落的受害者,他們唯讀《哈利.波特》一類的大眾文學,不讀傳統的經典作品。他因此撰寫《西方經典》(The Western Canon) 一書,希望能幫助一些熱愛文學藝術的年輕人尋找到人文傳統的根源。  我很同意布魯姆的觀點。其實在課堂上,我早已覺察到目前的耶魯學生和三十多年前的耶魯學生有很大的不同。從前班上的耶魯學生(有許多是剛從中學畢業的大一學生)早已熟悉柏拉圖、喬塞、莎士比亞、密爾頓、葉慈等人的經典著作,因為他們在中學就已經讀過這些作品。但目前的學生們卻很少熟讀過這類文學。當然我的課程主要是介紹中國的古典文學經典——例如《詩經》以及陶淵明、李白、杜甫等人的著作——但我仍希望學生們對西方經典有一定的基礎,這樣可以激發他們建立比較文學或比較文化的角度。幸而耶魯大學有所謂 Directed Studies Program (即有關西方人文經典閱讀的導論課程),多年來由雷文.珍(Jane A. Levin)博士大力主持,是專門給大一的新生開設的,才多多少少補充了這一方面的缺陷。「文理互動」的思考方式  總之,對於年輕一代的教育,我們決不能一味責怪他們的不足,從而推卸身為人師者的責任。如果我們希望年輕人能繼承傳統的人文精神,那麼我們必須在教學上有所改進,多開些吸引學生的人文課程,振興校園內的人文精神。  另外,時代也不同了,我們似乎應當改變「文科與理科」的傳統二分法。而目前的「跨學科」傾向正好讓我們學習「文理互動」的思考方式,或許我們也可以趁機發展出一種新的人文傳統。 其實那也就是當初一八二八年耶魯教授們對「通才教育」一詞所下的定義:「所謂通才教育,就是在文科和理科之中,利用最有效的方法,制訂一套共同學習的方式,讓人能因而加強並擴大其思考能力。」  (作者是耶魯大學東亞語言文學 Malcolm G. Chace’ 56 講座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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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新發掘施蟄存的世紀人生  (孫康宜)

  作者懷念施蟄存先生,由衷道出:「他不僅多產又長壽,而且目睹了整個二十世紀中國人所身歷的翻雲覆雨的變化。」二人一九八四年結成「神交莫逆」,作者義不容辭為張充和與施老轉信、帶話。施老弟子編寫十五年之久的《施蟄存先生編年事錄》完稿的一刻,作者拈出成書重要的意義。——編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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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充和與吳梅先生的曲緣 (孫康宜)

  一直到今天,耶魯的書法家兼崑曲家張充和女士(今年已高齡九十七歲)仍念念不忘她與吳梅先生那段七十多年前的曲緣。  且說一九三七年春,充和才二十四歲。有一天她捧着她那本全新的《曲人鴻爪》書畫冊,獨自前往吳梅先生在蘇州的家。吳梅先生是充和最欽佩的前輩曲人,他不僅能作曲譜曲、唱曲吹笛,而且還是著作等身的崑曲教育家。充和一向喊吳梅先生為「伯伯」,因為她父親張冀牖(又名武齡)①是吳梅先生多年的好友,兩家的子女都很熟絡,充和喊吳梅的四公子吳南青(一九一〇—一九七〇)為「四兄」。雖然充和沒正式做過吳梅先生的弟子(不像二姐允和曾在上海光華大學選過吳梅先生的崑曲課),但她經常向吳梅先生請教,也請他改過詞,所以一直尊稱他為老師(充和所參加的幔亭曲社最初也是吳梅先生命名的)。總之,充和特別渴望這位「曲學大師」能在她的《曲人鴻爪》首頁上題字。人生到處知何似?   那天吳梅先生就在充和的書畫冊上抄錄了他的自度曲:《北雙調.沉醉東風》。吳梅這支曲子原為題清代畫家王蓬心(王宸)的山水小幅而作,旨在捕捉王氏的文人畫風格。蓋王蓬心在文人畫方面的成就甚高,不但是所謂的「四王」之一,也是婁東派的巨擘(「依舊婁東派」),所以吳梅這首題畫曲子主要是對傳統文化的表揚,也可以說是和古代文人的一種對話。一般說來,文人畫的風格就是不媚俗,不為謀利而作,故吳梅曰:「是先生自寫胸懷」。由此可以引申到崑曲的基本文化特質:崑曲本來就應當與詩書畫的韻致有其共通之處。有趣的是,吳梅曲中「畫本天開」四字,正好說中了充和的《曲人鴻爪》書畫冊的用意,令人回味無窮。  然而好景不長,在吳梅先生為充和題字後的幾個月裏,蘆溝橋事變突然爆發,抗日戰爭接着就開始了。當時許多知識分子都向四川、雲南的方向逃亡,開始了顛沛流離的生活。一九三七年秋,吳梅先生一家人從蘇州逃往武漢、桂林等處,再到昆明,後來由於日軍轟炸昆明日益猛烈,又在一九三九年元月逃往雲南大姚縣的鄉下李旗屯(即他的門生李一平的家鄉)避難。這時期,充和已從蘇州到了成都,又輾轉到了昆明。(當時充和與沈從文、張兆和一家都在昆明;充和的工作是負責編選散曲,沈從文編選小說,朱自清則編選散文。)當初充和剛到昆明的時候(大約一九三八年底),曾經去拜訪過吳梅先生,向他報告自己父親的死訊,吳伯伯為此十分傷心。但不久吳梅先生就從昆明搬去鄉下,從此充和就沒再見到他了。  充和至今仍忘不了一九三九年她到昆明查阜西家參加的一個曲會。那天,昆明附近的許多曲友照常聞風而來,大家同聚一堂,在查府輪流唱曲,好不愉快。座中正好也有吳南青,他很會吹笛,經常在充和上台演出時扮演伴奏的角色。那天他也照例為充和吹笛。到了晚間,曲友們正在一起用餐時,吳南青突然接到一個電報。只見他看完電報之後,臉色變得沉重,接着立即起身,向大家鞠個躬,說道:「我父親過去了。」  那個突然而來的消息令大家感到驚愕、悲戚。沒想到年僅五十五歲的曲學大師吳梅突然在鄉下病世!曲友們個個熱淚盈眶,不能自已。據說大師辭世前還在寫詩、作曲、校對稿件,最後卻因喉病復發去世,令人感到非常意外。最重崑曲薪火相傳   冥冥中吳梅先生的早逝似乎在提醒大家:尤其在戰亂時期,崑曲的傳承更加顯得重要。原來,早在民國初年,崑曲已到了瀕臨失傳的邊緣,幸而後來在吳梅等人的努力之下,才使穆藕初、張鍾來(張紫東)等人創辦了崑曲傳習所,而直接促成了蘇州崑曲的復興。然而,在他年輕時,吳梅曾一度因找不到崑曲老師而感到煩惱。所以在《顧曲麈談》中,他曾說道:「余十八九歲時,始喜讀曲,苦無良師以為教導,心輒怏怏。」一直到後來,吳梅才終於有機會師從清唱大家俞粟廬(俞振飛之父)——當然,在那以前,他早已學詩於散原老人(陳寅恪之父),學詞於朱祖謀。但自從學習崑曲藝術之後,吳梅則開始專心推動崑曲,不遺餘力。他曾在蘇州創建振聲社,在南京辦紫霞曲社,並參加其他各地的曲社活動,經常與王季烈、溥侗、俞振飛、夏煥新、項馨吾、張鍾來等曲友相聚。在一些曲會綵排串演中,吳梅甚至還親自登台客串。②而且,無論在課堂或課外,他都不忘培養優秀的後輩曲人。在曲學方面,他桃李滿天下,是有目共睹的。吳梅先生的高足包括盧前(盧冀野)、任二北(任中敏)、汪經昌(汪薇史)、俞平伯等——他甚至曾經指導職業演員顧傳玠、朱傳茗等人排演他自製的《湘真詞》曲譜,還收北崑演員韓世昌為學生。可以說,吳梅一生最重師生的薪火傳承,據說一直到逝世的前夕,他還在努力校對他的得意門生盧前所作的《楚風烈》傳奇,並為之題撰《羽調四季花》一曲。③  不用說,吳梅的曲學成就是多方面的,但充和最佩服吳梅先生的,也就是他這種熱心提攜崑曲後輩的精神。值得玩味的是,吳梅先生的幾個主要門徒(例如盧前、汪經昌等)後來也都在充和的《曲人鴻爪》裏各自留下了他們的書畫。無形間,充和的《曲人鴻爪》書畫冊也就成了這種曲學薪傳的最佳紀錄了。  值得一提的是,一九三九年在昆明主辦曲會的那位查阜西先生,後來成為充和的多年好友。查阜西是一位難得的業餘曲家,不但唱曲,也彈古琴(抗戰期間,他在昆明一家飛機公司裏做事)。多年後,有一回查阜西到美國表演古琴,演奏完畢之後就把他那張貴重的明代古琴(名為寒泉)留在美國國會圖書館,指定要補送給充和,算是贈給她的結婚禮物。至今充和仍屢次回憶,說當年她與傅漢思(Hans H. Frankel)結婚,所收到的最佳三件禮物乃是:一、查阜西贈她的這張古琴;二、楊振聲所贈的一塊彩色墨(康熙年間所製);三、梅貽琦先生送她的明朝大碗(景泰年製)。充和一直很慶幸,他們一九四九年從中國到美國來時,把那寶貴的墨和碗都帶出來了。  至於吳梅先生的兒子吳南青,自從一九三九年那次查阜西家中舉行的曲會之後,一直與充和保持聯絡。後來,充和到了重慶,在教育部工作,也就把吳南青介紹到教育部的禮樂館工作。但抗戰結束後,大家又失散了。一九四九年後,吳南青繼承父業,並曾擔任崑曲科教師和編劇者,一九五七年加入北方崑曲社。據說他在文革期間(一九七〇年九月)慘遭迫害而死。後來充和在美國聽說吳南青慘死的消息,自然十分悲痛(當時大陸曲人的資訊,都是張允和——即充和二姐,寫信告訴充和的)。人瘦晚風峭   必須提到的是,一九七六年冬季,充和特別給她的崑曲得意門生宣立敦(Richard Strassberg)寫書法,並表達對吳梅先生和吳南青的懷念(目前宣立敦先生是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的中國史教授,充和的書法就一直掛在宣立敦的辦公室牆壁上)。充和所抄錄的就是《桃花扇.寄扇》中的《新水令》小曲(正巧宣立敦也是研究《桃花扇》的學者)。在那長卷末尾,充和寫道:「右《桃花扇.寄扇》中一曲,為霜崖(指吳梅先生)所拍,其嗣南青曾屢為擫笛,今無人唱矣。」注﹕①充和的父親張冀牖又名武齡,但據充和二姐張允和的《崑曲日記》,他父親通常不用「武齡」那個名字。用的最多的是「冀牖」。見張允和:《崑曲日記》,歐陽啓名編,北京:語文出版社,二〇〇四年,頁二二七。②吳梅曾經登台演出《遊殿》裏的崔鶯鶯、《學堂》裏的陳最良、《八陽》裏的丑角等。見吳新雷:《二十世紀前期崑曲研究》,頁五七。③見桑毓喜撰「吳梅」條,吳新雷主編:《中國崑劇大辭典》,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二〇〇二,頁四三〇。(作者是美國耶魯大學東亞語言文學講座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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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二八事件之後的呂赫若 (孫康宜 撰;傅 爽 譯)

  小說家呂赫若(一九一四—一九五一),人稱「台灣第一才子」,他生逢的時代,是台灣歷史上的一個充滿傷痛的過渡時期。呂赫若飽受戰亂折磨,同時對自己的政治身份深感困惑,可謂當時痛苦掙扎中的台灣知識分子的代表。身為台灣殖民地的「日本良民」,呂赫若深惡大和帝國——儘管直至一九四五年日本戰敗,他才敢於在文學作品中表達自己的憤恨之情。那時候,在長達半個世紀的日據時期結束後,中國收回台灣的主權,台灣人再次效忠中國(中國在戰時屬於「敵人」的陣營),呂赫若跟眾多台灣人一樣倍感振奮。因此,一九四五年他甚至加入過蘇新和吳新榮發起的三民主義青年團。然而,他和友人們很快對國民黨政府感到失望,棄團而去。此後,呂赫若投身於隨二二八事件而至的地下政治運動的洪流中。他最終逃亡到鹿窟山區,與其他左翼分子會合,並於一九五一年犧牲,埋骨青山。  此處談到的呂赫若簡略生平,直到一九八七年台灣戒嚴法取消後,才為公眾所知,作家如藍博洲等才被允許公開發表作品來紀念二二八事件的犧牲者,以及那個暴力年代不計其數的受難者。然而,二二八事件的餘波及相關的政治審查制度讓這段重構的歷史遺失了很多重要環節。其中一個重要的「遺失環節」,就是呂赫若和一些重要左翼知識分子之間的聯繫。我的舅父陳本江(或陳大川,一九一五—一九六七),以鹿窟事件中的領袖人物而聞名,他正是這些左翼知識分子中的重要一員。本文嘗試探討他與呂赫若之間的聯繫。  然而,由於缺乏現存文獻資料,本文不得不部分立足於較為隨意的回憶錄和親歷者的追述;某些觀點也來自於筆者自身「偵探」一般的研究與合理的假設。同時,筆者也將會以對呂赫若戰後小說的細讀,作為支持本文結論的額外論據。國民黨造成關鍵缺失   在幾乎所有關於呂赫若的傳記性記述中,關於他和陳本江的關係以及逃亡鹿窟山那一部分均極其簡略。這可能是因為,當時國民政府推行「寧可錯殺一千,不可錯過一個」的恐怖政策,故呂赫若和他的朋友盡力隱藏行蹤。顯然,儘管呂赫若四十五年前的日文日記簿被保存了下來,由於白色恐怖,他的親友和追隨者還是隱藏或毀掉了他的信件和手稿,令很多關於呂赫若的寶貴資料最終在歷史上銷聲匿迹。  但最重要的是,我懷疑,是國民黨政府造成了最關鍵環節的遺失。他們不願讓鹿窟事件的歷史真相大白於天下,唯恐青年一代追隨早期左翼激進分子的行迹。因此,鹿窟事件成了台灣的禁忌話題,從沒有人敢於公開談論,甚至時至今日幾乎沒有人了解這幕真實的迫害曾經在台灣發生過。直到二〇〇一年「二二八紀念館」於台灣建成之時,人們才終於了解鹿窟事件(該事件發生於二二八事件不久之後)是一九五〇年代意義重大的事件之一。  鹿窟事件,是指一九五二年十二月二十九日,軍警開入鹿窟山,槍殺三十六人,另將九十七位熱血志士投入監獄。這事件的細節在紀念館中雖然有所備份,但是鹿窟組織主要領導者的姓名卻未透露。他們對於這樁血案的解釋僅有寥寥數語:「涉案者中,從外地進入山區的主謀可能是社會主義者。」上面描述的那個「社會主義者主謀」,就是陳本江。而呂赫若就是另一個「從外地進入山區」的「主謀」,只是在一九五二年鹿窟事件爆發之前,他已於一年前去世。  呂赫若是那群進入鹿窟山區做初步調查的左翼分子中的一員,該調查是為建立一個政治基地做準備。一九四九年,國民政府軍警大力逮捕左翼分子,尤其在那年的四六事件之後陳本江、呂赫若和其他幾個左翼知識分子。他們得到警報之後流亡到鹿窟山上。  然而,由於現存資料的缺乏,呂赫若一九四七年後的地下經歷依然是一個謎。但是我相信我們使用一種與以往不同的調查方式是很重要的——這種方式涉及到內心世界的探究,並可以幫助我們解開這個「謎」。比如說,如果我們更加細心地考察他和他的同志們身處那個時代的壓力,我們將會從呂赫若的傳記中得到什麼呢?或者,呂赫若和他的好友們的某些內心經歷,由於政治迫害的原因而不見史傳,這些內心經歷到底是什麼呢?陳本江「左」轉之迷思   或許我們從重建歷史缺失的記錄入手。從可靠的第一手口述中,我相信呂赫若與陳本江曾建立了深厚的友誼。而且,陳本江或許是二二八事件後呂赫若加入左翼組織「台灣省工作委員會」的主要原因。雖然我們缺少呂赫若在二二八事件後的紀錄,但有一件事情我們可以肯定,那就是在呂赫若發表的最後一部小說《冬夜》後,他的政治觀點急劇轉變。在經歷了國民黨政府統治下的種種折磨後——如果我們讀出了《冬夜》中寓言的意義——呂赫若最終在社會主義中找到了台灣未來嶄新的「希望」,雖然那種「希望」在今天看來過於理想化。但通過觀察他的左翼活動,至少能夠更加接近他所處的那個時代的真相。  在二二八事件以後,左翼分子的人數急劇增加。之前只有約七十人加入了台灣工委會,但事件之後,該組織的成員激增到約九百人。正是在這個時代轉捩點,陳本江出現在歷史的舞台上。當時,他是一個在日本和中國大陸都受過教育的三十二歲的台灣人,戰後由北京返回台灣,直接在台灣省工委會的首腦蔡孝乾的領導下工作。陳本江是一個真正的知識分子和一個熱切擁抱西方思想的讀者,他所熱愛的西方作家包括康德、黑格爾、卡萊爾和馬克思。他有一個獨特的教育背景﹕在日本佔領期間,他的父母不允許他在台灣上學,而是讓他在鼓浪嶼的一所教會高中就學。一九四三年從日本早稻田大學畢業後(政經專業),他遷回北京並開始在北京大學教書。據說在那之後,陳本江變成了駐京台灣學生會的積極成員。在北京期間,陳本江目睹了由通貨膨脹帶來的極大恐慌,在通貨膨脹的時候,有錢人也買不到米。他經常在冬天的清晨看到橫七豎八的屍體散布在北京的街道上。正是在那個時候,他決定加入左翼組織。陳本江對呂赫若的影響  從可利用的資料來看,我懷疑呂赫若是通過一個新的社會主義皈依者蘇新開始認識陳本江的。(蘇新,呂的密友之一,一九四七年三月開始為《中外日報》工作,當時陳就是這家報社的參事。)在蘇新逃亡回國內之後(一九四七年)呂赫若開始與陳本江和其他左翼分子如陳文彬建立了友誼。作為一個熱情的知識分子,呂赫若一定十分珍惜他和陳本江的友誼,因為陳滿懷烏托邦式理想,是個不折不扣的理想主義者。而且,陳非常了解馬克思、黑格爾等人的哲學體系,這也正是呂赫若所一直熱衷的。尤其在看到陳本江對社會主義的革命熱情並聽到他在中國的親身經歷時,呂一定經歷一個內心世界的根本轉變,以至於他決定加入到台灣工委會領導的左翼運動中去,而陳本江恰恰就是工委會的領導者之一。  當然,在二人相識之前,呂赫若經歷過漫長的對文化身份的探求,他已經對社會主義非常感興趣了,無論是在思想上還是政治上。不過似乎是呂在認識陳本江之後,才下定決心加入地下左翼組織。畢竟,他們志趣相投。他們同在台灣出生,年齡只差一歲,對日本帝國主義的殖民主義深懷不滿。作為台灣人,呂、陳二人都感到他們命中注定生活在社會的邊緣。那個時候的台灣,最好的學校是為日本人準備的,在皇民化時期,台灣人必須放棄自己的閩南話,被迫講日語。在那段歷史時期成長起來的台灣人受盡創傷。(或許這就是呂赫若之所以經常用女性受的壓抑來象徵那些處於受害者地位的台灣人的原因。)從小說看呂的身份定位   台灣人民在日據時期受的種種創傷,在呂赫若戰後的中文小說中有所體現。這種創傷對像陳本江這樣的台灣知識分子尤其顯得感同身受﹕陳在青年時代選擇離開台灣,恰恰是為了躲避日本殖民者的虐待與歧視。與他們在台灣的屈辱經歷相比,作為「外國」學生,在日本卻受到了尊重。而呂赫若也曾赴日學習音樂,並在那裏度過了兩年的幸福時光。  呂赫若於一九三九年到達日本(同年陳本江也東渡求學),但是不巧的是我們終究無法了解這兩個台灣知識分子是否曾在這樣早的時期邂逅對方。  在一九四五年日本投降以前,呂赫若是用日語創作所有作品的,因為他最初受到的是日本語言文學的培養。但隨着年齡的增長,他逐漸生出一種強烈的回歸本土的渴望。比如,早在二戰結束之前(一九四三年),呂赫若已經有學習中文的熱情,這促使他努力鑽研國學經典。在一九四三年六月七日的日記中,他寫道:  今天買了《詩經》、《楚辭》、《支那史研究》三本書。研究中國非為學問而是我的義務,是要知道自己。想回歸東洋、立足於東洋的自覺地作品。  同時,呂赫若也努力地讓自己熟悉中國小說。據他的朋友巫永福透露,呂赫若尤其醉心於《金瓶梅》。他還有一本寶貴的注解版《紅樓夢》,無疑他曾經研究過這部偉大的著作。所有的這些都顯示出在台灣這個日據殖民地,在一個中國文學已經不再流行的時代,呂赫若是如何向這類文學致敬的。此外,為了提高寫作熟練度,他在戰後馬上成為了《人民導報》和《自由報》的記者。因此,他能夠在一九四五年完全轉向中文寫作。印刷廠是地下活動基地   呂赫若對中國語言和文學的熱愛與他那些中文出版界的左翼朋友的影響是密不可分的。正如台灣作家藍博洲所示,呂四部中文小說中的三部,都是由他的左翼朋友蘇新主編的雜誌《政經報》和《台灣文化》發表。此外,呂為《人民導報》工作時,當時該報的主筆正是陳文彬。蘇新和陳文彬分別於一九四七年和一九四九年逃回中國大陸。呂赫若和陳本江終於也在台北創辦了大安印刷廠,從事中文音樂書籍的刊印,同時秘密印刷與社會主義有關的極具政治敏感性的手冊和文件。然而,迄今為止,除了一些音樂讀本外,我們沒有發現任何由大安印刷的呂赫若作品。因此,為什麼呂赫若在二二八事件之後停止寫作,抑或他確實寫了某些東西但之後由於政治審查的原因被毀掉了,依然是一個謎。而且,似乎陳本江曾經以表現左翼情緒的武俠小說的形式創作過一些作品,並署有「紅豆公主」的筆名,但不幸的是今天很難重獲這些作品了。不論怎樣,印刷廠似乎起了一種掩護的作用——用來暗中進行他們的地下活動。很顯然,呂和陳都沒有被那個時代的危險嚇倒,兩人都願意為這份新的事業犧牲生命。  根據一篇報道,在一九四九年上半年,呂赫若在台中的家鄉潭子變賣了全部家當,為了他在台灣的新「出版」事業(或者說是「政治」事業),傾其所有。同時,陳本江也在過一種極端清苦的生活,因為他在堅持不懈地為籌資建造印刷廠而節衣縮食。陳本江最終成功地從劉明先生那裏得到了大筆的捐贈。劉是一位從事煤礦業的巨富,這筆捐贈大約有當時的台灣貨幣一億元。從一開始,大安印刷廠就被用作左翼知識分子的秘密聚會場所,他們在這裏見面並交流看法。逼上梁山?   然而,噩夢忽然降臨到這個左翼知識分子團體,在一九四九年,他們得到消息說政府要逮捕他們。就在那時,陳本江走進了鹿窟山,呂赫若緊隨其後。同時,許多左翼知識分子——包括不計其數被牽連的無辜者——被捕並入獄數年,比如贊助人劉明。而在台灣歷史上,這僅是白色恐怖的開始。  很多年來,我經常想,像呂赫若和陳本江這樣的知識分子算不算是被「逼上梁山」的典型呢?鹿窟山的左翼集團被國民黨宣布為「鹿窟武裝基地」。但事實上,鹿窟地區並沒有配備任何武器;這個團體僅由十數個左翼知識分子和一些當地村民組成。但當國民黨特務於一九五二年十二月開進鹿窟山襲擊鹿窟基地時,他們帶來了軍隊,人數多達一萬多人。大舉圍攻之後,鹿窟村完全被夷平。因此,在我看來,因為一些國民黨特務企圖為迫害左翼知識分子尋找藉口,並以此來取悅蔣介石政府,所以他們很可能故意誇大了鹿窟「武裝基地」的規模。  然而,呂赫若未能反抗國民黨一九五二年發動的襲擊,因為他已經在一九五一年中蛇毒去世。根據一些目擊者的敍述,就在呂被蛇咬之後,一個朋友立刻奔回城裏為他取藥。可惜太遲了,呂赫若在三天後咽下了最後一口氣。他死之後,他的朋友(陳春慶是其中之一)把他的屍體包在草席裏葬於一堆亂石之下——無意之中,一語成讖,他的原名「呂石堆」竟在這時得到驗證。去世時,年僅三十七歲。  在另一方面,陳本江一直活到一九六七年,在那一年,他在台北市的一條街上死於腦溢血。不過,在他人生最後的十五年中,陳時刻受到國民黨秘密員警的監視,行為非常低調。用「行屍走肉」來形容他最後的歲月,並不誇張。他本想為自由而戰,卻一切成空,這可能是最終導致他五十二歲就英年早逝的原因。  鹿窟事件依然是台灣歷史上最具悲劇性的篇章之一。不幸的是,呂赫若和陳本江都沒有給我們留下有關他們的鹿窟歲月的日記或回憶錄。在他們的心中,自由和公正是他們最為寶貴的理想。然而,在政治迫害的年代,沒有什麼曾經慰藉過他們的在天之靈,連紀念的文字也沒有,在生之人難免為之神傷。不過,至少他們給我們留下了一筆精神財富——即使成敗已定,危亡可待,仍然拒絕放棄自己的理想。(作者是美國耶魯大學東亞語文系教授暨研究所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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