拚了命出版《明月》(金庸)

  現在閱讀《明報月刊》,感覺到它一副溫文爾雅,是一份充滿學者風度的知識分子刊物。恐怕誰也想像不到,當年下決心出版這本雜誌的時候,我是決定把性命送在這刊物上的。當時心裏只念着這句話﹕「人總是要死的﹗為了中國文化而死,做個讀書人,心安理得﹗」  出版《明報》主要是一種生意上的考慮﹔誰都覺得是一件冒險事業,舊同事、老朋友在背後人人都說﹕「小查這次非傾家蕩產不可﹗」反正那時候我本來沒有多少家產,「傾家蕩產」沒有什麼大不了。在出版《明月》時,《明報》已出版了六年,銷數和廣告都有了基礎,雖然還在許多大報的夾攻之中,但總而言之,是不會垮了﹗即使那時垮台,總而言之,我們已出版了一張有特別風格、具有獨立精神和自由思想的報紙,而且也得到了相當數量讀者的歡迎。  但出版《明報月刊》卻是另一回事。我們不但會累得《明報》垮台,而且會送了自己的性命。當時香港社會上有一句話說﹕「和他有仇,勸他拍電影﹔和他三世有仇,勸他辦報紙﹗」一部電影蝕本,不過蝕完投資的錢﹔報紙蝕本,責任卻無窮無盡,主持人會欠一身債,要負責全體員工和家屬的生活。而在那樣的政治環境中辦一本《明月》那樣的雜誌,等於是把胸口放在槍口之前。我不是不知道危險,當時年少氣盛,幹了就幹了。(現在回想,很對不起合作夥伴沈寶新兄,我當時沒有向他詳細分析中間的危險和困難,沒有向他說明,用我們的上海話說,那是「性命交關」的事。好在當時大家都知道這是金庸幹的事,決不會去找沈寶新「算賬」﹗但不免拖累《明報》,他當然有重大損失。)  出版《明報月刊》,我們的決心是「和文化大革命對著幹」。中國文化是我們生命的所在,我們讀了幾十年書,做了幾十年人,就是沉浸在中國文化之中。當時毛澤東打出了「文化大革命」的旗號,聲明要大張旗鼓地革中國文化之命。當時已有了大躍進,有了人民公社,我們知道「革中國文化之命」是什麼意思,中國舊社會有種種缺點,政府腐敗、軍隊橫暴、官僚貪污,老百姓民不聊生,百年來苦受外國帝國主義者欺壓,對這樣的社會和政府,革它的命我們非常贊成、非常擁護。但中國文化就不同了,我們一生是在中國文化中活過來的。革中國文化之命,除其糟粕,我們贊成﹔但要徹底乾淨地破除中國文化,我們就不贊成了。我們決不能放棄中國幾千年的傳統,決不能大家學俄文,向蘇聯的一切一面倒。  於是我們決心辦一本刊物﹕「我們決心保衛中國文化,你在中國大陸上摧毀中國文化,我們盡量在海外保護一小部分中國文化。我們力量很小,當然保護不了你所大規模摧毀的中國文化,但我們盡自己小小的努力,能保護一點是一點﹗」《明報月刊》出版以來,我們的確是「和文化大革命對著幹」,當局迫害彭德懷,說他是右傾機會主義分子,《明月》發表文章稱譽彭大將軍對革命的貢獻、對抗美援朝的貢獻﹔讚揚他愛護人民而反對人民公社、大躍進造成的大饑荒、大災害﹔我們出版《彭德懷集》,紀錄他的功績,暴露對他抨擊的不公道。當局攻擊吳〔日含〕和《謝瑤環》。《明報月刊》全文刊載《謝瑤環》劇本,揭示《海瑞罵皇帝》、《海瑞罷官》的真相。《明月》出版了鄧拓的集子、「三家村」的文章,《明月》以鄧拓的詩做封面,以黃胄、黃永玉(在文革中苦受批判)的繪畫作插圖……我們沒有聲明反對文革,但凡是文革批判的、破壞的中國文化,我們都針鋒相對地予以讚揚、加以肯定。  當然,我們遭到了反擊——香港文革擁護者暴力的反擊,林彬先生為了在廣播電台中反對文革,香港的文革擁護者將他淋了汽油,活生生地在道路中燒死。我們的主持人被指名道姓地公開揭示為暗殺的對象。我們收到香港文革擁護者的炸彈信件﹔某天晚上,他們組織了人群要來衝擊《明報》,我們的員工抬起燒熔了的鉛汁到天台上準備抵抗。《明報月刊》在版面上一直表現溫文爾雅的態度,因為這是我們所要保衛的寶貴的中國文化。有人不贊成《明報》的意見,於是到明報大廈前來焚燒《明報》。我們的文化不是這樣的,不過我們心裏很堅定﹗  《明報月刊》將來還有漫長的道路要走,它可能抵擋不了商業考慮的壓力,可能會在暴力之前害怕了、退縮了,不過我們創辦它的人,為它熱心工作過的人,都曾有過一股為它拚了命的心。我們記得﹕《明報月刊》內容很溫和,措辭很溫和(我們決不刊登暴力文字、暴力文章),但我們曾經決心為它拚了性命﹗  中國文化的精神不在大叫口號,不在打倒和批鬥。所以我們連載張國燾先生的《我的回憶》,也讚賞他斯文的文筆,只講事實和感想,但不動私人感情,不在對方無法回嘴的場合中爆發火氣,作片面性的政治攻訐。我們刊登王若水先生討論馬克思主義中「異化」的哲學問題,但不接受含有謾罵式文句的正面或反面的文字。我們刊登中共官方正式反對魏京生的文件,但不刊登個人性質的指責他的文章。我們報道了林彪出走、墮機身亡的消息,但不報道對他所作的各種指摘(因為沒有具體證據)。我們的立場是「反文革」,但不反共。所以我們決不刊登批鄧批孔的無理謾罵,但討論儒法鬥爭的文章,只要言之成理、論之有據,是很有興趣刊登的。余英時先生從海外寄來文章,根據陳寅恪先生所作舊詩而討論他的心境,我們刊登之餘,也刊登了廣州方面寄來的反駁文章。  在香港,人身安全有基本保障的地方,決心為中國文化拚命,決不值得稱道,許多中國人都會,我們並不因此感到驕傲。值得驕傲的是中國文化,在中國大陸當四人幫當道之時,曾有不少中國人為它拚命,那才值得稱道,值得我們佩服和崇敬,那才是真正的勇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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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報月刊》任重道遠(胡菊人)

  《明報月刊》四十年了,真是不短的歲月,就中文刊物來說,很少能連續出版四十年,而且從不脫期,只有早於每月一日,沒有遲到半天的,非常難得。這當中經過很多人的努力——從編輯、排字、校對到印刷——才得以完成,實在要多謝他們。  《明報月刊》創立於香港,又適逢文化大革命的歲月,中國文化正面臨絕滅的危險,而《明報月刊》適於此時面世,又慶幸香港當時是英人統治的地區,使我們能夠自由辦刊物,為中華文化說話,為中國人說話,這是一個既悲哀中國之沉淪而又慶幸香港的自由的機會。假定說那時候香港已經「解放」,為毛澤東所統治,那就不可能有《明報月刊》,更不可能為中國文化說話了。  目下香港已回歸中國,而在香港能夠繼續自由說話,為中國文化的重建而努力正是《明報月刊》的未竟之志,責任也許比回歸之前的更艱鉅,因為不僅要保護舊的好的,更要創造新的優秀的,不僅為中國更要為世界創造一個更好的文化,這正是每一個有文化責任心的人都應該參與的。自五四以來,有好些雜誌出現,為中國文化盡力,但都已夭折,因為中國正在大變動當中,救國重要於一切。及至中共席捲中國,經毛澤東的極端統治,中國文化一直受壓抑,至今這個重建中國文化的任務仍然降臨到中國人的身上,而且比以前更大更遠了。  這是一個永遠不會完結的工作,因為保存優秀的是時時刻刻都要警醒和護衛着的,而創造新的則要不斷地審視和嘗試,都需要不斷的努力。中國正在變動和改進之中,正需要促進、參與和獻策。今《明報月刊》正值四十周年的大喜日子,謹以虔誠的心意,祝願《明報月刊》為中國、為世界的文化保護和重建,繼續貢獻不朽的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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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月》的自由丰姿(金耀基)

  《明報月刊》創刊於一九六六年的香港,今年是創刊四十周年,一本中文月刊,一本香港的中文雜誌,充滿生命力地存在了四十個年頭。在二○○三與○四年,連續獲亞洲出版協會頒發「亞洲最佳中文雜誌榮譽獎」。不誇大地說,《明月》的存在是香港中西間雜的文化景觀中的一個亮點。  《明月》之有今天,歷任月刊的主持人是花了心血的,他們一以貫之的執着使《明月》成功地成為以中文展現自由心靈的文化平台。一直以來,《明月》善用並發揮了香港自由的特性,努力擺脫意識形態(不論政治或商業)的羈絆,擺脫黨派言說的框框,讓文學、文化有一個獨立存在的天地,此所以《明月》能夠在兩岸三地,乃至整個華人世界的同類中文刊物中,具有難得的自由丰姿。  《明報月刊》於二○○六年一月踏入第四十一個年頭。作為一份月刊、一份中文雜誌,《明月》的前景是充滿挑戰、也充滿機會的。我記不得雜誌作為一種文字載體是始於何時,但雜誌確曾有過風光的日子。在今天,電子媒體與互聯網已成為報章與雜誌的極大威脅,而報章的「雜誌化」更在壓縮雜誌的生存空間,這是《明月》必須面對的新挑戰。我個人相信,《明月》所走的書寫深刻化、精緻化的道路仍然會走出一片藍天。  說到《明月》的書寫媒介——中文,很值得一提的是,《明月》成立時的香港,英文是官方正式語文,也是職業場上的優勢語文。《明月》之出版,自然在突顯和保護中國人的身份語文,也必抱持傳承和發揚中國文化的志趣。這一點,《明月》四十年來做了不少,成績有目共睹,它一直是香港泛文化性質的中文雜誌的旗艦。而二十一世紀的今天,中文的意義與地位又有變化。在資訊革命和經濟全球一體化的趨勢下,英文已是不爭的國際語文,亦是文化產業的強勢語文,現代知識分子已愈來愈多以英文閱讀和書寫了。但我們看到,文化全球化卻不是文化的一體同質化,而是文化的多元異質化。二十一世紀必然是一個多元文明並立共存的格局。  有一點是肯定的,在中國新文明的樹立與發展中,中文是最基本的文化載體。中文在,中國文化在﹔中文是世界上最有生命力的語文之一。事實上,中文因中國的升起已愈來愈有機會成為國際語文。在這個全球文化情景下,《明月》這本中文雜誌的存在意義更大了,而在歷史新的機運下,《明月》將成為華文世界中廣受歡迎的中文雜誌。我謹此祝賀《明月》創立四十周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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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十不惑(劉紹銘)

  人到了一把年紀,才夠資格說話老氣橫秋。我真的是看着《明報月刊》長大的。一九六五年,我在夏威夷大學一邊教書,一邊寫博士論文。一天突然接到許冠三先生來信,約我給新辦的《明月》寫稿。我那時尚未認識許先生,可是卻是金庸(查良鏞)先生的「粉絲」有年,不但沉迷他的武俠小說,更佩服他在《明報》寫的社評。《明月》的大掌櫃既然是查先生,我們做晚輩的有機會在旁邊打鼓,當然義不容辭。  就這樣我跟《明月》維持了四十年的關係。  我稿件寫得最多的時期,是胡菊人和董橋出掌編務的上世紀六、七、八十年代。那時台灣報禁未開、中國離改革開放的日子仍遠,能夠容納萬字以內長文而內容又可以暢所欲言的刊物,當時只有《明月》。  《明月》轉眼已邁入第四十一年頭。一本既不以明星艷照和藝人起居注作招徠、又以香港為主要市場的雜誌,能以不離不棄的精神來辦文化事業,真是難得。金庸先生創辦《明月》,功在歷史。張曉卿先生接掌《明報》機構,毅然讓這本從不「牟利」的刊物繼續開花結果,一樣教人感激。  打開今天的《明月》,跟早年的《明月》比對一下,最易察覺的分別是斑斕的廣告紛紛入目。同時我們也應該注意到,內頁的插圖多美輪美奐。細心的讀者更會在雜誌底頁看到潘耀明先生的編輯部多添了幾位同事。開支大了,廣告的收入可茲挹注。我們做讀者的,對這份刊物的要求僅是知識、資訊和觀點。非宗派(non-partisan)刊物要維持下去,除了本身的銷量,靠的就是廣告。作為《明月》的長期讀者,只要《明月》的宗旨立場不變,我會把廣告當作資訊文字來欣賞。謹以此文賀《明月》四十壽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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風雲激盪中的路標(小思)

  自五四新文化運動後,幾十年來,每個年代,中國大地上都出現許多具有影響力的刊物。《新青年》、《小說月報》、《東方雜誌》、《語絲》、《莽原》、《論語》、《光明》、《周報》、《時與文》、《觀察》等等,多得不能盡錄。  這些刊物的存在年期,有長有短,思想立場各有不同,但創辦者多有一共同冀盼﹕在風雲激盪時代中發聲。知識分子在多變多艱時代,以天下為己任,肩負推動文化的責任,鼓足勇氣,儘管能力微弱,仍充分表現了不屈不撓精神。  每當我翻閱這些塵封冊籍,就彷彿聽到緊貼甚至超前時代的呼聲,更不難想像編者、作者在動盪不堪的處境中,怎樣堅定不移地成為前進者的探索路標,讀者也因他們而獲得啟迪,思考如何一同上路。  也許,香港幾十年來,都「托庇」於某種朦朧安穩中,雖不至稱得上承平日久,但也算在無風無浪中過日子。青年一輩,沒有自我求存的需要,也就沒有尋找方向的動力。生命往往無所依傍,不經風雨,反見腳步浮虛。他們大概還沒機會遇上激盪的大時代,被軟綿綿的刊物養得身心虛乏,稍涉思維、內容堅實的文字,都拒之千里。二十一世紀,在地球每一角落,都會是風雲激盪,恕我杞人憂天,這群身心虛乏的「寵兒」,怎樣才可以面對衝擊﹖他們比上一代人,更需要路標。  在雜音亂拍眾多的今天,堅持深厚文化底蘊、承傳民族歷史、前瞻時代起伏、銳意尋真辨理的刊物,是多麼重要﹗回眸歷史,我們感謝前輩篳路藍縷,為我們設了路標。際此《明月》創刊四十周年之慶,我深切祝盼它作路標之理念堅定不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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