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我們如何紀念清華 (謝 泳)

  清華百年,人們總會提起清華精神,或者總要把清華精神與北大傳統聯繫起來,因為在中國近現代歷史中,清華與北大的歷史地位太重要了。但談論清華精神並比較北大傳統,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我們先要問——有沒有一以貫之的清華精神或者北大傳統?我的回答是否定的。因為近百年來,中國社會經歷了不同的時代,清華、北大在這歷史中也隨時代變化而變化,清華在不同的歷史時期體現出的時代精神是不同的,如果單舉個別事例或者就某些個人特殊的歷史貢獻來說明清華精神,既不符合歷史事實,也不符合一般的知識邏輯,如果說清華精神的核心是自由主義,那麼何以解釋一九六六年「紅衛兵」這個稱呼產生在清華?何以解釋清華在一九六六年一度成為中國混亂政治的中心?如果說清華為中國的科技貢獻過重要的科學家,但同樣清華也曾經把最有才華的物理教授徐璋本送進了監獄,還有著名的右派黃萬里先生,一生在清華主流中都沒有獲得應有的尊敬。近年清華最為人稱道的是出了許多政治家,但想到中國民主化進程還是一個漫長的過程時,我們不禁要問:清華出身的政治家的治國理想和政治智慧有多少是得之於清華精神?它和出身於其他中國大學的政治家有什麼不同?北大傳統,也同樣面臨這樣的詰問。如果北大的傳統是自由主義,那麼文革何以在北大發生?北大如何解釋林昭個人悲慘的命運?所以我們不能籠統談論清華精神或者北大傳統,而只能以清華在某一歷史時期主要體現出的某些精神側面,來大體分析當時何種風格或者何種做事的習慣在清華師生身上成為主導精神。清華有不同的歷史時期,北大也有不同的歷史時期,都有曾經的輝煌,也有不可迴避的恥辱。自由主義精神失落  如果說有一種清華精神的話,我以為這個精神主要體現在舊清華身上,而新清華就其主導的教學風格與學風而言,和其他同時代中國大學並沒有本質上的區別。這個區別主要指當普遍的政治氣候主導一切的時候,清華能夠特立獨行,而顯示其個性和風格,在新清華時代,我們很難看到這種氣質在清華作為整體精神風貌呈現出來;相反,在新清華的蔣南翔時代,我們看到的是一個總能和現實政治達成平衡的清華,而不論這種政治進步與否,學術自由、教授治校,這些清華曾經引以為豪的自由主義精神瞬間消失,「聽話,出活」成了一種新校風,把政治輔導員制度建立在班上,這種新時代的創新,很難讓人再想起清華的自由主義精神。  舊清華和新清華的分界線在一九五二年,即中國高等教育院系調整以後。我們來回憶一下清華的歷史:  一般來說,一個國家現代化的歷史和一個國家現代大學的發展是同步的。現代大學是一個現代國家起步時候必然要伴隨的文化事件和體制變革。沒有早期的清華大學,中國現代化過程中最重要的動力——人才資源會很貧乏。清華正好在中國近代向現代轉型中承擔了重要職能,這是中國現代化過程中一件幸運的事情。  清華大學原來叫「清華學堂」。清華的歷史通常要從一九一一年算起。實際上,她的歷史還要往前推三年。清華第一次派留學生到美國是一九〇九年,派了四十七個人去。第二次是一九〇〇年,派了七十個人去。第二屆學生裏,有名的比較多,比如胡適、竺可楨、趙元任。一九一一年還派了一次,有六十三個人。沒在清華讀過書,但以「清華留美學務處」名義直接把學生送到美國去,在清華校史上只有這三屆。  一九一一年建立清華學堂,後來又改稱「清華學校」,到一九二八年建立國立清華大學前,清華是留美預備學校,屬學部和外務部聯合管理。按一個人成長的經歷來說,從派出去留學到回來,基本要十年時間。胡適一九一〇年到美國去,一九一七年回來就發表《文學改良芻議》,發起新文化運動。一九二〇年以後,清華放洋的學生就開始回國參與中國社會的變革。一九四九年前,中國政界、企業界、銀行、海關,還有文學、教育等行業,中國社會上層,基本以清華人為主。那時回來的清華教授待遇很高。當時中國知識分子對國家的感情很重,不回來服務是說不過去的。現在看來,中國社會科學的發展,比如法學、社會學、經濟學、心理學等學科基礎,基本是在清華奠定的,自然科學就更不用說了。當時清華放洋有個比例,百分之八十的人要學自然科學,大部分是工科,跟實用有關。百分之二十學的是法律和政治。  拿清華錢出去的,我們稱為「庚款」留學生,因為一九〇〇年是庚子年。義和團事件後,簽訂了《辛丑條約》,規定中國給八國聯軍的賠款是四億五千萬兩白銀,美國人得到的大約是二千四百萬兩。一九〇六年,美國外交部和知識界的人士對庚子賠款的總體評價是這筆錢要多了。當時中國駐美國的外務大臣梁誠也在美國朝野上下活動,希望能把這筆錢用特殊的方法處理,這個看法也影響了美國政界的一些要人。  一九〇六年,美國伊利諾大學校長詹姆士給當時美國的總統老羅斯福寫了封信,信的內容最早披露在《今日的中國和美國》一書裏。這封信裏,詹姆士表達的主要意思是,中國是一個正在發生變革的國家,如果哪一個國家能夠吸引正在變革的中國青年,那麼這個國家以後在精神和商業上得到的回報將是巨大的。詹姆士觀察到,在一九〇〇年前後,中國人大部分到日本或歐洲留學。詹姆士看到這點就向老羅斯福建議,用庚子賠款,讓中國往美國派留學生。  一九〇九年,中國外務部和美國就達成了協定,把美國所得的庚子賠款分三十九年時間退給中國,要求中國每年派一百個學生到美國學習,然後再讓他們回國服務。有了這筆錢,才有了後來的清華留美預備學校。  過去講清華大學的歷史時,有一個看法,認為這是美國文一個化侵略的產物,學術界現在不使用這個說法了。不論退還庚款的動機如何,從結果來說,至少對中國有兩大好處:第一,為中國現代化初期培養了大量人才;第二,傳播了現代文明理念。  今天我們紀念清華百年,更多是關注它的自由主義傳統。在中國現代學術史上,清華有趣的現象很多。比如從文學上來說,好像有一種「北大開花,清華結果」的現象。新文化運動發軔於北大,但中國現代文學史上,清華是最出作家的,比如聞一多、汪曾祺、曹禺、錢鍾書、王瑤、何其芳、李健吾等,九葉派詩人(王辛笛、陳敬容、杜運燮、杭約赫、鄭敏、唐祈、唐湜、袁可嘉、穆旦等,不止九人)有七個是清華的。王瑤在上世紀八十年代中期提出,學術上有一個清華傳統,叫做「清華學派」,這個事實提醒我們,觀察清華近一百年的歷史,可以說,清華確實是比較好地融合了中西學術傳統的典範。  我們已經紀念了北大的百年校慶,現在又要紀念清華,二十世紀中國現代化的道路,與中國現代大學的建立是分不開的。在一定意義上可以說,沒有清華,就沒有中國的現代化。我們可以想想,在逝去的歲月裏,無論政治信仰如何,為中國現代化出過力的各種人士,有多少是由清華而來,又有多少是由清華而成就了自己一生的偉業,武有孫立人,文有梁思成,可見一斑。胡適是由清華出來最後落腳北大的,在很大程度上,胡適的經歷可作為象徵,中西文化的最終融合不是不可能的事,關鍵是我們以什麼樣的態度,以怎樣的誠意來努力。清華的命運是坎坷的,但坎坷中又有清華的福氣,中國大學,在其後半歷史中,很少有不改名換姓的,但清華沒有,她的校名沒有變來變去,沒有因為政治和其他原因,讓一個美好的記憶從人們心中抹掉,特別讓人感慨的是,海峽兩岸如今都有一個清華大學,他們本來是一家。清華的路是不平坦的,她不僅有這邊的清華和那邊的清華之分,還有老清華和新清華之別,人們懷念清華,其實懷念的是已經消失的精神,用當年清華學生的概述:那是一種沉着、積極進取的人生態度;一種認真奮鬥,勝不驕,敗不餒的運動家精神;對事,它代表苦幹實幹,勤勞盡職;對人,它代表謙虛自律,容忍異見,互相合作的民主素質;對學術,就是陳寅恪寫在王國維紀念碑上的那種理念。老清華是綜合大學,新清華是工科大學,清華為綜合大學的歷史短,為工科大學的歷史長,這其中的甘苦,怕只有真正的清華人才品味得出來。美國在清華建立中起的作用  中國現代大學的歷史,如果非要用意識形態的邏輯去推斷和分析,是很難有清晰、連續的歷史的,或者說一所大學後來的輝煌常常與他初期建立的歷史是背反的,我們只能尊重歷史。清華大學的建立是美國文化影響中國的一個典型事例,作為一個歷史存在,它有曲折的命運,但無論我們怎麼評價,美國在清華大學建立中起的作用,優點勝過缺點是一個基本判斷,舊清華的這個底色是它的校風和學術形成的基本前提。如果說舊清華有所謂清華精神的話,我以為用通俗的說法說是當時清華師生中的一句流行語,這句話我是從已故作家鍾道新那裏聽來的,鍾道新是聽他父親說的。鍾道新從小在清華長大,他的父親鍾士模先生是清華教授,一度做過新清華的副校長。這句話是:要在清華混,你爬也得爬到美國去。這句俗語,可以理解為清華的美國化程度,也可以理解為對自由和民主精神的追求,用王浩描述當年在西南聯大的感受時的話,就是當時大家做人做事有一種暗合西方傳統的習慣,即開誠布公多於陰謀詭計。用胡適的話說,就是:「有人對你們說:『犧牲你們個人的自由,去求國家的自由!』我對你們說:『爭取個人的自由,就是爭取國家的自由;爭取個人的人格,就是爭取國家的國格!自由平等的國家不是一群奴才建造得起來的!』」用陳寅恪的話說,清華精神就是「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轉為工科大學後退一步  清華精神體現在教授身上就是:一九三六年,當國民黨當局的警察來清華抓學生的時候,學生姚依林願意躲進教授馮友蘭家,而馮友蘭敢於保護自己的學生。馮友蘭在《三松堂自序》中有這樣的回憶。  清華有自己的校訓:自強不息,厚德載物。但並不是每個時期的清華都體現出了「厚德載物」的氣質,我們說清華精神,在舊清華似乎可以看到這種精神的體現,在西南聯大時期,這種精神也得到了延續。比如教育部規定用統一教材,西南聯大的教授就上書教育部反抗,認為學校長期積累,自有傳統,不能輕易改變。教育部要求擔任院長以上的教授都加入國民黨,法商學院院長陳序經就敢說,如果非要入黨,我就不做這個院長。什麼是清華精神?此之謂也。  一九五二年院系調整以後,清華大學成了一所工科大學。一九四九年前,清華大學是嚴格按照西方大學標準建立的。為什麼一九五二年院系調整要把清華大學完全搞成工科大學?現在有兩種說法,一種說法可以找到史料,一種是推測。可以找到史料的說法是,院系調整主要的動機是向蘇聯學習,所以學制上要向蘇聯靠近,當時中國的工業化要快速啓動,中國沒有那麼多人才,所以要把清華大學的一些系分出去辦大學,速成人才。後來還有一種推測,把清華拆開的動機,可能是考慮到清華自由主義知識分子過於集中,清華受美國影響很重。一九五〇年朝鮮戰爭爆發後,中國和美國交惡,清華是中國知識分子受美國影響的大本營,對新意識形態的穩固不利。這個推測在邏輯上說不無道理,但現在還找不到文獻來支持這個判斷,但把完整的綜合性大學變成工科大學,無疑是一個退步。  一九五二年以後,清華的自由主義傳統消失了。如果說北大的自由主義傳統更有中國本土特色,是一種混合了中國傳統士大夫與西方自由主義的氣質,那麼清華的自由主義傳統則有更多美國色彩,是一種更為純粹的自由主義。不論清華還是北大,它的自由主義傳統其實都已遠去,今天稍有一點餘緒,大概也只在民間了。  (作者是廈門大學人文學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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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中的詩歌 (安德魯.莫遜 撰;義 哲 譯)

  今年香港大學慶祝建校百周年,舉辦了一連串活動。三月十日邀得英國桂冠詩人莫遜作演講。詩人談十六歲前寄宿學校陰晦的生活、母親遭遇的事故和終究走向死亡如何影響了他的詩歌審美觀;啟蒙老師如何使他煥發新生命並且得到詩歌的啟示;真正寫詩時,如何漸漸遠離自傳;最後詩人總結自己的詩歌信念——讓詩成為平常生活的一部分,而不是為平常生活增添怪異的枝葉。——編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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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握自我! (卷首語:潘耀明)

  《明報月刊》四十五周年紀念,特闢「知識分子心路歷程」系列,約請海內外具有代表性的作家或學者撰寫文章。  提起中國知識分子,我想起一九九四年獲諾貝爾文學獎的日本作家大江健三郎對郭沫若的評語:「他是很複雜的人」。中國知識分子因缺乏自省的獨立人格,與形形色色的政治夾纏不清,人性扭曲,大江健三郎所指的「複雜的人」,其實具有普遍的意義。  中國知識分子未能形成獨立的階層,從古人學而優則仕,到現代人的緊跟政治之氣候陰晴變化,猶如隨風柳、路邊草,就是直不起腰桿來。  郭沫若雖然學富五車,可惜晚節不保,連下三濫的江青之輩,也要謳歌頌德一番,其脊骨之軟弱至斯,令人浩歎。另一個大儒馮友蘭先生,被迫把他的《中國哲學史新編》改了又改,以迎合當權者的口味,還是他活得長,遇到鄧小平的改革開放時期,因政治氣氛有所寬鬆,而可以在「第七卷」講了些肺腑之言,指出「毛澤東雖然立下了別人所不能立的功績,也犯下別人所不能犯的錯誤。」  白樺在一篇文章中曾指出:「如果你在圖書館翻翻過去一個甲子的中國報紙,你會在每一張上都能找到我國一些可欽可敬的作家、藝術家留下對權力的諂言媚語,以及對自己和夥伴的羞辱謾罵。這就是中華民族所以跳不出幾千年惡性循環的原因之一。」①  白樺在同一篇文章談到近大半世紀,這些緊隨政治之風搖擺的人,不乏知識的精英分子,他們大都留過學,「擁有的現代科學知識,自由、民主的理念和文盲一起接受所有的愚民符咒,略施小惠,立即顛狂,趨炎附勢,甚至六親不認,賣友求榮。這些已經成為歷次運動中常演常新的醜劇,舞台上受命扮演正面人物的演員痛心疾首。在完全閉塞的中國上空有一張謊言的大網,幾乎所有知識分子都是這張大網的受害者,同時又是編織這張天網的合作者。」②  硬骨頭的中國知識分子有沒有?答案是肯定的。在現代的中國大儒,如吳宓先生、梁漱溟先生、容庚先生等等,便是風骨錚錚的脊樑式的人物。據知,在一九七四年「四人幫」掀起的全國批林批孔運動,大部分知識分子都表了態,那些噤若寒蟬又不整人者,已是具有大良知的族類;公開表示反對的,竟是這些從封建舊社會走過來的老知識分子,無疑是極大的諷刺!  吳祖光先生曾對他老友曹禺先生作出批評,說他跟政治跟得太緊了,意喻曹禺先生後期咬着政府屁股不放,以致寫不出東西,枉費生命才華。相反地,從來沒有成為政治新寵的沈從文先生,卻寫出煌煌巨構的《中國古代服飾研究》,這是值得深思的問題。  還有如巴金老人,他「作為一個十年文革無可爭議的受害者,今天卻在嚴肅地懺悔在那瘋狂的年代自我的怯弱和醜陋相形之下,那些曾經扮演了某些不光彩角色,而如今卻當仁不讓地將自己劃入受害者行列的人們,清夜捫心,又當作何感想?」③  至於從中共革命走過來的脊樑式知識分子,我首先想到的是顧準先生。顧準先生同三十年代的進步青年一樣,年輕便參加革命活動,一九三五年更加入中國共產黨。顧準先生與他的同齡人不同之處,是他不僅葆有不斷追求真理的赤子之心,而且具有冷澈的理性的思考能力,所以他沒有盲目地跟政治之風。當中共一旦偏離原來的革命理想,他便警惕地提出詰難和進行深刻的反思。不管是中共五十年代後期的反右及文革,他都能排眾而出,提出不同的意見,道別人所不敢道的真言,甚至死而後已。  白樺曾檢視他的過去經歷,並作了深刻的反省:「多年以後,我甚至慶幸自己在所有的政治運動中都在砧上,否則,一不小心成了『新寵』,成了『骨幹』,後果真是不堪設想。但是只要活着,我們就還要在路上行走。今天,社會形態大變,而且飛速轉向另一個極端。知識分子應該自省的是:把握住自我,別再故技重演了。」④  五四運動已過去九十二年了,具五千年歷史的中國,一直缺乏深刻反思,五四最大的貢獻是中華民族第一次對自身的文化作了一次全面的反省和檢視,這是極為難能可貴的。五四有積極意義的一面,也有不足的一面(全面否定傳統文化),但它對中國傳統文化的反省卻是深切的,在我們檢討五四得失的時候,將有助於我們瞻望前途,改造未來。  五四使中國人從愚昧走出來,其間曾有較大的反覆、重入愚昧的圈套,一場文革使中國河山變色、日月無光,中國大陸開放,不少人以為我們已經完全擺脫愚昧,其實不盡然。當前是我們如何在理性的超越中,去實現中國文化的重建,和中國知識分子如何自我定位。這才是這一代文化的繼承者所面臨的新課題。  注:  ①②④白樺:《把握住自己——致當代中國知識分子》,《明報.文化人間》,二〇一一年三月四日  ③許紀霖:《精神的煉獄》,三聯書店,一九九二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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談什麼未來的中國音樂和藝術? (周永祥)

  鋼琴大師傅聰說過,最好的音樂是古琴音樂,最好的畫是山水畫。隨便問問香港的大學生,相信十居其九都不知道古琴和山水畫是啥。如果連這些最精緻的中國文化,年輕人都不知道,我們還能談什麼未來的中國音樂和藝術呢?許冠文拍過一部電影《雞同鴨講》,他就分析得很好,肯德基炸雞和漢堡包可以世界流行,並不是東西特別好吃,而北京填鴨(廣東火鴨)和小籠包(叉燒包)只能在外國唐人街有得賣,不是自己的東西不好吃,而是不知道怎樣去包裝推銷罷了!  當代中國音樂、藝術還未有傑出的作品,主因是政治文化。沒有個性的作品,又怎可能和人家比呢?半個世紀都過去了,就只有一首《梁祝小提琴協奏曲》還流行,固然是它的旋律優美,深層的意義則是梁祝故事深入民心。祝英台一個弱質女子,為了追求自由,能反抗父權並抗婚,聽眾特別欣賞主題音樂,這是情感投射的結果。  很多人說過,音樂其實是流動的抽象畫,而畫就是靜止的音樂,如果說音樂可以表達七情六欲,當然畫也可以;寫實畫可以,抽象畫更無所不能,如果說「非形象」的繪畫,不能表達人文精神,可能有些失言了。先講近的,一百年前康定斯基就提出抽象畫可以用色彩和線條,在無形無狀的情形下,加以安排,表現出深沉的精神世界,這是新觀念。講遠的,佛祖說法,他拿出一朵花,已經有形狀了,弟子就是沒有反應,只有摩訶迦葉尊者破顏微笑,佛祖將他的「禪心」傳給他。抽象畫的本意就是希望觀眾能欣賞到畫家當時作畫的感覺,真是不立形狀,直指人心,吳冠中送給香港藝術館的《雙燕》真是一幅傑出的作品,我們不知道香港畫評人有沒有分析過這件作品,它深得蒙德里安的風格,更結合了中國傳統繪畫留白的極致,越簡單,越豐富,主題「雙燕」,飛入尋常百姓家,不為名利所困。不知香港有否真正的「知音」!香港人不懂「抽象畫」就像不懂「禪」一樣!  香港一名富豪在紐約用兩千萬美元投得安迪.華荷所作的毛主席像,照片更登上了美國一流美術雜誌,那有什麼稀奇!金玉其外罷了,真正的藝術哪用錢買?天地之間你擁有的何其多?星星、月亮、山、水,一花一草都因你而在,《明月》時常刊登顧媚、高行健、王無邪諸位大師的畫作,我看了就歡喜,洋人只了解趙無極、朱德群、高行健,當他們是國寶。劉曉波大師還在為我們坐牢的時候,再一次,我們還能談什麼未來的中國音樂和藝術呢!  (來信寄自美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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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岸「稱謂」政治學  從世衛「中國台灣省」密函風波說起 (林泉忠)

  二〇一一年五月,正當國民黨與民進黨分別確定了由馬英九和蔡英文出戰翌年的總統大選後,世界衛生組織(WHO)的一封內部密函曝光,隨後引發台灣朝野的互相攻伐,成為馬蔡競逐總統大位的首場戰役。陳馮富珍的秘密信函  這場戰役所圍繞的焦點,並非密函的內容,而是該文件以「中國台灣省」來稱呼台灣。五月九日,民進黨立委管碧玲出示世衛的內部密函,披露WHO內部將台灣視為中國大陸的一省,並質疑馬英九政府參與世衛大會(WHA)是替北京坐實宗主國的地位,是「喪權辱國」之舉。馬政府和國民黨則以民進黨執政期間也曾十八次在世衛使用「中國台灣」的情況下參與技術性會議回敬。  然而,眾所周知,這場風波的始作俑者既不是國民兩黨,也非世衛組織,而是北京。事實上,世衛秘書處之所以使用「中國台灣」,是根據於二〇〇五年與北京簽署的備忘錄(MOU),而由北京強力扶持而坐上秘書長位子的陳馮富珍,則於去年九月由秘書處向世衛全體會員發出題為「世衛條例對中國台灣省之執行作業準則」的秘密信函。此秘件曝光後,北京國台辦發言人范麗青在回應台灣記者的提問時,一方面推諉稱「那是世衛組織的事情」,一方面首次公開稱呼台灣的衛生署為「中華台北衛生署」,也讓台灣輿論議論紛紛。台北反彈「中國台灣」的緣由  其實,大陸「矮化」台灣,要求使用「中國台灣(省)」的做法屢見不鮮。近期引發兩岸摩擦的例子是去年十月二十三日第二十三屆東京影展,開幕期間大陸代表團團長江平要求台灣代表團易名為「中國台灣」,並跟隨中國團之後走綠地毯,然而因台灣代表團反對,江平帶團離場抗議,最後以雙雙在走地毯儀式缺席而告終。而在三年前北京奧運前夕,北京國際媒體中心等官方媒體因使用「中國台北」而引發台灣要求正名為「中華台北」的激烈反彈。  台灣抗議的理由中,在影展事件方面,主辦單位是非政府組織,無官方色彩,台北認為過去從未發生如此事件,更不應該在兩岸關係和緩之後發生;在奧運名稱衝突方面,台灣強調早在一九八一年就與國際奧委會簽訂了協議,台灣以「Chinese Taipei」(中華台北)重返奧運,因此指責大陸有意矮化(不過,過去大陸媒體卻也常將「Chinese Taipei」翻譯成「中國台北」)。而這次世衛「中國台灣省」密函風波則是發生在兩岸邁向和解後,北京二〇〇九年開始同意台北以「中華台北」名義出席世衛大會,因此台北認為與世衛簽訂備忘錄的北京負有責任。「中國台灣」激增的背景  毋庸置疑,台北之所以對詞義相近,甚至是一字之差的稱謂「斤斤計較」,顯然是為了要維護「中華民國」或「台灣」的尊嚴,確保乃至擴展自己的「國際生存空間」。相反,以三十年經濟實力快速增長為後盾,國際地位不斷上升的北京,傾向強調在「台灣」之前冠以「中國」,則是為了向世人展示自己擁有台灣主權的意志與正當性。  大陸對台灣的主權思維,早在一九四九年後便已逐漸形成。然而,在毛澤東時代,即使使用最常用的「台灣省」,也甚少加上「中國」二字。大陸使用「中國台灣」的頻率大幅增加,是九十年代中期之後的事。最顯眼的要數電視劇中的演員表上,參演的台灣演員名字後面通常都要括號加上「中國台灣」四個字,與香港演員名字後面的「中國香港」看齊。這除了是意識到香港的回歸外,更重要的是對掌握台灣主權所產生的危機感。事實上,自從李登輝於一九九五年訪美及一九九八年提出「兩國論」後,尤其是在阿扁執政後,北京對「台獨」與主權的危機感與日俱增,這是大陸方面使用「中國台灣」頻率急升的重要背景。稱謂怪現象——「副領導人」  基於主權立場使然,北京官方包括大部分官媒,為了避免造成承認台灣的「國家」地位,而不直呼政府部門的名稱、相關官員的頭銜。過去文件、報刊、論文的做法是在名稱上直接加上引號。然而,當九十年代後兩岸交流趨於頻繁,媒體的報道不再限於文字,還大量擴大到電視等音像媒體。而由於音像媒體不便使用引號,因此,便趨於使用篡改原來稱謂的名稱。如此一來,台灣的總統換成了「台灣最高領導人」;總統府(馬英九時期),則變為「馬英九辦公室」;立法院以「最高民意機構」替代;行政院是「行政部門」;國防部是「防務部門」;外交部就是「涉外部門」;衛生署則是「衛生部門」。大陸媒體最為頭疼的是如何形容副總統,因此觀眾面向大陸的鳳凰衛視就曾為了「政治正確」,而不惜創造中文裏不曾存在、讓人啼笑皆非的「副領導人」一語。  二〇〇八年十一月陳雲林首訪台灣,在會見馬英九的時候如何稱呼對方曾引起台灣媒體的高度關注,只是結果以「您」替代,使台灣朝野大感失望。不過,兩會談判期間,大陸中央電視台首次直呼賴幸媛為「陸委會主委」,卻也引來台灣媒體聯想翩翩。  如今,國台辦稱呼台灣的衛生署為「中華台北衛生署」,也讓人揣測未來會否出現「中華台北行政院」還是「中華台北行政部門」,甚至是「中華台北總統」還是「中華台北領導人」?如何定位「中華民國」是關鍵  在毛蔣相爭「法統」的年代,由於都不承認對方的合法性,因此如何迴避直呼對方政府各有千秋。大陸冠以蔣介石政府為「蔣匪幫」、「國民黨反動派」,台灣則慣稱新中國為「共匪」。然而,事過境遷,自一九九一年李登輝廢除《動員戡亂時期臨時條款》,不再視北京為叛亂團體後,除了「中共」、「中國大陸」、「大陸」外,對大陸機關部門、官員的頭銜都不加引號直呼之,唯獨大陸仍未變更對台灣地位與主權的認知。除此之外,兩岸在二〇〇八年重啓兩會協商機制後,政府部門之間的接觸與交流日益增多,也是造成今天光怪陸離的新稱謂層出不窮的原因。  台灣在馬英九主政後,兩岸雙雙邁向和解,過去李扁時期經常惡言相向的現象已幾乎不復存在。因此,在圍繞對台灣名稱問題上的交鋒,成為兩岸直接公開衝突的焦點。這次世衛「中國台灣省」密函風波的湧現,也揭示了兩岸問題的癥結所在——如何處理「中華民國」的地位問題。ECFA簽署之後,兩岸啓動政治談判呼之欲出,只是時間問題,倘若談判能在此癥結上有所突破,那麼兩岸的「稱謂」難題也就自然迎刃而解了。  (作者是哈佛大學費正清東亞研究中心傅爾布萊特學者、日本國立琉球大學準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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務必守住憲法底線 (曹景行)

  精彩摘錄:深圳市政府為辦大運會,高調宣布已經驅走七種「治安高危人員」,總數達到八萬之眾。什麼叫「治安高危人員」?深圳官方定義是「無正當理由長期滯留深圳,行蹤可疑,對深圳市的社會治安和人民群眾生命財產安全構成現實威脅的人員」。這就等於不需要犯罪事實依據就可以「有罪推定」,把任何看不順眼的人當做嫌疑者驅逐出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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