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眼中的中共領導們  從毛澤東到習近平 (李銳口述)

  由香港大山文化出版社出版的《李銳口述往事》,其中有三個重要的章節並未曝光,本刊特別摘刊其中一節:李銳根據自己親身的接觸,評鑑毛澤東、周恩來、陳雲、高崗、胡耀邦、趙紫陽、江澤民、李鵬、胡錦濤、習近平等十八位中共高層人物,揭露許多不為人知的歷史細節。——編者

更多

楊絳的啟示 (卷首語-潘耀明)

  一個人並不是生來要給打敗的,……你盡可把他消滅掉,可就是打不敗他。  ——海明威:《老人與海》  楊絳是芸芸中國知識分子中的拔萃者。  一個年逾百歲的中國文化人,歷經戰亂、憂患、文革……,他們活下來,是怎麼熬過來、又是怎麼自處?從舊社會的醬缸鑽出來,又一頭栽入另一個政治黑洞,他們如何葆有獨立的人格精神?!  所有這些問題,相信都可以在楊絳身上找到答案。  楊絳在一百歲的時候,慨然寫下「世界是自己的,與他人毫無關係」①的感言。  這個自稱已經走到人生邊緣的百歲老人,喟歎道:「在這物欲橫流的人世間,人生一世實在是夠苦。你存心做一個與世無爭的老實人吧,人家就利用你欺侮你。你稍有才德品貌,人家就嫉妒你排擠你。你大度退讓,人家就侵犯你損害你。你要不與人爭,就得與世無求,同時還要維持實力準備鬥爭。你要和別人和平共處,就先得準備隨時吃虧。」②  這是鐵冷的現實。但不同人有不同應對的人生態度,有些人沉淪了,更多人隨波逐流,但還有一些人拒絕附庸,死守着一爿自己的精神樂園和一方心靈的淨土。  楊絳說:「保持知足常樂的心態才是淬煉心智,淨化心靈的最佳途徑,一切快樂的享受都屬於精神,這種快樂把忍受變成享受,是精神對於物質的勝利,這便是人生哲學。」③  「一個人經過不同程度的鍛煉,就獲得不同程度的修養、不同程度的效益。」④楊絳是最具資格說這種話的人。  我曾在香港出過她的《幹校六記》英文版(由澳洲漢學家白傑明翻譯),很了解她與錢鍾書在文革那段可怕的經歷。  一九六六年文革爆發,楊絳在外國文學研究所作為「反動學術權威」被「揪出來」。她從此開始了受到侮辱、踐踏、批鬥,過着非人的生活。  紅衛兵給她剃了「陰陽頭」,編派她做苦活、髒活,在宿舍院內掃院子,在外文所內打掃廁所,住牛棚。餘下的時間則作檢討、寫認罪書。  三天後,錢鍾書也被打成「牛鬼蛇神」。一九六九年十一月,錢鍾書被下放到信陽地區羅山縣。翌年七月,楊絳也被下放到那裏,被分配在菜園幹活。  菜園距離錢鍾書的宿舍不過十多分鐘的路。當時,錢鍾書負責看守工具,楊絳的班長常派她去借工具,於是,「同伴都笑嘻嘻地看我興沖沖走去走回,借了又還。」⑤  後來,錢鍾書改任專職通訊員,每次收取報紙信件都要經過這片菜園,夫婦倆經常可以在菜園相會。楊絳曾在文章裏這樣寫道:「這樣,我們老夫婦就經常可在菜園相會,遠勝於舊小說、戲劇裏後花園私相約會的情人了。」⑥  文革的牛棚歲月,楊絳視為生活的一種淬煉,她深諳苦中作樂的道理——這是常人難以企及的境界!  過去不少寫文革經歷的人,筆下都是血淚斑斑的控訴,讀後令人感到沉痛莫名。楊絳則反其道而行之,她寫文革經歷,用的是冷筆調,不含個人情緒,更像一個旁觀者,唯其如此,更令人信服,加上清通溫婉的文字,別有一種吸引人的魅力。  文革結束後,楊絳和錢鍾書終於又回到了闊別已久的家中。為奪回浪費了整整十年的光陰,他們決定閉門自守,埋頭自己的學問事業。  即使在動盪不安的歲月,楊絳也沒有放棄鑽研學問,通曉英、法兩國語言的她,近六十歲時才從零開始學習西班牙語,並翻譯了《堂.吉訶德》。一九七八年,當楊絳翻譯的《堂.吉訶德》中譯本出版後,鄧小平把它作為禮物送給了西班牙國王。她的譯本至今都被公認為佳作,已累計發行近百萬冊。  楊絳經歷過的,很多人經歷過,最難得的是,楊絳不管是在大逆境或順境中,都是一副泰然自若的態度,因她已進入了一種嶄新的人生境界。  楊絳說:「我得洗淨這一百年沾染的污穢回家。我沒有『登泰山而小天下』之感,只在自己的小天地裏過平靜的生活。細想至此,我心靜如水,我該平和地迎接每一天,準備回家。」⑦  這就是楊絳。百年中國,讓楊絳與她同輩的知識分子一起受到烈火煎迫,蓬頭垢面,生不如死。像楊絳一樣,也有些人熬過來了,靠的是一顆珍珠般無瑕的心靈、鑽石般堅韌的精神。  注:  ①②③④楊絳:《一百歲感言》  ⑤⑥⑦楊絳:《幹校六記》,牛津大學出版社

更多

戲論「自他」 (許天慶)

  蒙周櫻惠賜二○一一年十月號《明報月刊》,首先拜讀她的《林覺民的〈與妻書〉》,內容珍貴感人。之後翻閱刊內其他文章,與以往一樣,這期的內容同樣豐富實在。其中曾瑞明先生的《一笑哲學》和劉再復先生的《多元社會中的「群」「己」權利界限》尤令人玩味。  曾瑞明先生的《一笑哲學》中提到維根斯坦曾說過可以「用笑話寫哲學」,真是創意無窮,可媲美周星馳的「用少林功夫踢足球」。誰說不行?既然嚴肅晦澀的哲學都可以用笑話來寫,我想緊隨其後的劉再復先生的《多元社會中的「群」「己」權利界限》中提到的沙特和列維納斯的命題,是否也可以從不同角度以不同方式(如笑話或戲論)來闡述一下?「他者即天堂」  首先,我的見解與劉先生文中對沙特和列維納斯兩命題的介紹評論有些不同。根據我的理解,劉先生的文章是通過對沙特「他者即地獄」和列維納斯「他者即上帝」命題的批判來闡述他的多元社會中群己關係的命題。我認為劉先生對沙特和列維納斯兩命題的批判帶有是非道德的評判,具有一定的實踐性意義。然而根據我的理解,沙特和列維納斯上述這兩個命題的重要成份應是哲學性的,而非單單是實踐性或道德性的。因此,我的戲論將嘗試拋開是非道德的批判,轉從哲學角度戲論一下這兩個命題。  沙特的「他者即地獄」,可能有「從而把一切他者(包括個體他者、群體他者與國家他者)都視為對自由的障礙與限制。」(引自劉先生該文)的意思。但卻不必然地導致「其錯誤除了不尊重他者即不尊重社會秩序之外,還在於它將導致自我的整個迷失,使自我成為自我本能的奴隸。」我認為「他者即地獄」是一種現象的描述和概括,即從主體我的角度而言,「他者」常被視為「我」的外在存在或對立。故「他者」除上面的「障礙與限制」外,還可延伸有自我否定、競爭、衝突、威脅與隔閡(此處隔閡,不是一般感受溝通的隔閡,而是心靈上的根本隔閡)等深層含義。也就是相對於主體我及我的存在、利益、感受來說,他者是一種負面存在。同樣,列維納斯的「他者即上帝」也可能有認識到自我的局限性,從而產生「『他者』便是無限和徹底的外在性,思想與存在注定只能指向比自己更高大的這一無限,從而完成一種不求回報的為他人的絕對責任」及「自我對他者的絕對服從」(詳見劉先生該文)。如是這樣的話,相較沙特的命題,列維納斯「他者即上帝」的道德和政治意味則濃厚得多。其與本戲論想闡述的不思善惡的要旨有偏差,故不作妄評。我認為如欲像上面思路般與「他者即地獄」相對應,可考慮將「他者即上帝」稍改成「他者即天堂」。即「他者」也可以有自我肯定、團結合作、友愛、互助、共用與分享等含義;相對於主體我及我的存在、利益、感受來說,他者也可以是一種正面存在。如地獄是痛苦的比喻,上述正面存在帶來的快樂就可喻為天堂。如此,「他者即天堂」更能對應「他者即地獄」命題。「食色性也」  他者即「天堂」或「地獄」的命題,令人想到中國傳統思想中的「人之初,性本善」和「人之初,性本惡」命題。這兩個命題與「天堂地獄」命題相關,同樣曾在中國歷史文化中爭論過不休。究其深層原因,一是因為性善性惡可能是某些不同社會教育和管理模式的理論依據,有其道德政治實踐性的需要。不同認知的實踐者和利益者有不同的思想,各為其利,當然會爭論不休,這在中外歷史上也是屢見不鮮。另一產生爭論的原因跟上面「天堂地獄」命題類似,是將性善性惡命題放到道德倫理層面去思辨,這當然也會容易產生差異。所謂公說公有理,婆說婆有理。即使有人想出手調和,稱人性中有善有惡,也容易產生誤導及令人難以完全釋懷。就像劉先生文中所說的,即使「五四文化運動的主將(如魯迅、胡適)也常在『群』『己』之間搖擺徬徨」情況類似。  若要更好地對待理解「天堂地獄」和「性善性惡」命題,我覺得還是暫時拋開倫理道德和政治的束縛,從探究人性自他關係的「本來面目」入手較能獲得令人滿意的答案。因此,我嘗試建構另一種模型。根據科學理論,人,無論自他還是性善性惡,都是生物這個大家族的成員。而所有生物這個自然存在最奇妙的現象,我們稱之為生命。雖然關於生命的起源,至今未有科學定論,但根據包括達爾文進化論在內的生物學,還有包括最新基因和生物化學研究成果的生命科學,都強烈地暗示:所有生物包括我們都起源於某一個原始分子。這個分子又不知如何地掌握了某些生命的技巧,能夠從環境中吸取能量維持自身存在,並進行複製(繁殖)。這就意味着至少我們這個星球上的所有生物包括人類,都可能是源自同一個生命(分子)。  這個理論也至少有兩個重要意義:一是這個生命自出現那刻起,至今都沒有真正死過,而是在不斷的繁衍變化中活着、發展着、成長壯大着。而包括我們在內的個體生命,都只不過是這個原始生命母親(Mother Life)生存延續過程的一部分,就如同組成我們身體的細胞,時時刻刻都有無數細胞在生生死死一樣。因此,從個體生命角度來說,我們有生有死;但從那個開始的生命來說,她至今從未死過。這個理論,對於我們如何看待對待生死問題,是一個很好的洞見。這個理論的另一個與我們現在所討論的自他關係命題的重要意義是:生命是一體的;就像我們所謂的「我」是包括了身體內的所有數以萬億計的細胞、微生物、組織、器官和精神意識一樣。而生命一體的洞見包含每一個生命的化身,無論是以什麼形式存在,都必須各自在與環境(包括其他個體生命)互動、變化、搏鬥、適應以維持其(自身)生命存在的同時,還必須盡力幫助其他個體生命維持其(他者)生命存在。從個體生命的角度看,前者是自利,後者是利他。但從那個開始的生命角度看,所有生命自始至終都是她,自利利他無別。這種現象關係其實與我們身邊的現象,無論是小到家庭、家族,還是大到國家、種族,性質是一樣的。因此,我們可以得出一種結論:無論是自他還是群己,自利和利他都是我們作為生命的天性,而不是性善性惡之爭或非此即彼的矛盾。生物界的弱肉強食可能看起來很殘酷,那也只是從某些人類角度的認知和被道德教化灌輸的結果。從生命一體的角度來看,那是整個生命自始至終因應環境而發展出的有效生存、延續、發展機制,那才是真正意義上的自力更生、自食其力和自強不息。各種生命個體不僅生前死後供養着其他生命個體(也就是她自己),即使是像支撐着我們現代文明發展的最重要的能源來源,至今仍主要依賴於無數生命個體數以億萬年前為我們留下的化石燃料。這是否比起「落紅不是無情物,化作春泥更護花」來得更壯烈和動人心魄?相較性善性惡,我覺得孔子的「食色性也」更接近天性的「本來面目」。「他者即環境」  另外,我認為劉再復先生文中提到的佛教禪宗的觀點也是一個極好的模型。沒錯,佛教修行的重心之一就是破「我執」和「法執」,而根據佛家的觀點,我執和法執則來自於同一個根源,也即迷悟一體或迷覺同源。而佛家破我執的重要見解之一就是化解「我」的觀念,覺悟到自他無別,群己不二,個人眾生一如,利他就是利己,自度即是度人。記得有一表達佛家關於時空自他概念的名句:「十世古今,始終不離於當下;無邊剎境,自他不隔於毫端。」自他無別的見地與上述生命一體的見解異曲同工,互相輝映。因此,才能產生佛教深刻的慈悲觀,即「無緣大慈,同體大悲」。當然,要真正達到自他無別的境界,除了要像慧能那樣在理論見解上的頓悟外,還需要扎實的漸修功夫,努力修正自己的身心行為。讓我們先退而求其次,重新回到沙特和列維納斯的命題,我在上面曾試將「他者即上帝」改成「他者即天堂」以對應沙特「他者即地獄」的命題。至此,我又想把「他者即地獄」和「他者即天堂」合併成「他者即環境」。如此一再斷章取義地篡改,只為希望多少能反映一定的現象。主體與環境,相互依存,互無對錯,關鍵是自洽。況且,人與環境也是一體,這又是另一個命題,將來有機會再論。至於是「地獄」、「上帝」、「天堂」還是「善惡」,就如「如是我聞,佛祖拈花,迦葉微笑」般,聞者自悟自察,各取所需。  順帶一提,任何思想理論與其應用和結果既有關係,也有差別。特別是與是非、道德、政治相關的理論,在實踐中更容易陷入糾纏不清、各是其是、甚至會出現實踐結果與理論初衷相反的「悖論」。劉先生在其文章中已多引證,此不贅述。任何理論都只是一種概念上的模型,運用不當,都有問題,這也是為什麼佛法修行重在智慧成就。否則,智慧不到,像佛祖所講「天下地上,唯我獨尊」或我們常言的「人不為己,天誅地滅」等至理名言都可能會是各種惡行惡果的罪魁禍首。這也是佛家要破的另一執││法執。所有法都可能有用有誤,但如執指為月,則會「有執皆苦」。佛說「法者,筏也」,過河後應捨。中國禪宗一直有參話頭的思辨修行方式。很多話頭公案就如現今的無厘頭,或不知所云,或答非所問,或自相矛盾、或似異常簡單。其目的之一就是將參話頭者逼入語言文字陷阱絕境。參話頭者如不能幡然醒悟,打破語言文字的「法執」,就算他參破頭也不能「明心見性」。一直很喜歡中國傳統的普世價值「所欲與之聚之,所惡勿施人耳」。但如不懂變通,一樣也會適得其反。故如能更進一步地做到「所欲與之聚之,不一定;所惡勿施人耳,看情況」而能恰到好處,就更妙。「洽」與「恰」,智慧之花也。

更多

袁金浩--人生小語

堅守價值與明報集團結緣始於六十年代其創業於家父在灣仔的物業。那些年是動盪的歲月。《明報月刋》創辦於苦難的時期,一群新聞工作者和學者憑着無比勇氣以求真無懼的健筆迎接創業的挑戰。《明月》經歷近半世紀的穩步發展,現風行四海,正好展示其間香港巿民如何堅守民主、自由、開放和公平、公正、公義的核心價值。 在名利場營役數十載,人生無常,但常以家父教誨為鑑:「誠信」為嚴己之道;「仁義」為處世之路;「勤慎」為樂業之途。謹與《明月》同仁和讀者共勉。 

更多

「斯諾登事件」的餘波 (劉銳紹)

  前美國中央情報局人員斯諾登離開香港前往俄羅斯,很多人認為此事已告一段落,香港不再捲入這個國際政治的漩渦。但是,當中美兩國在華盛頓舉行第五輪戰略和經濟對話時,兩國高官又在這個問題上針鋒相對。美國副國務卿伯恩斯指責北京中央政府和香港特區政府未按美國要求移交斯諾登,令美方非常失望,並稱此事將影響兩國互信。中國外交部長楊潔篪予以還擊,指中方一向尊重香港依法辦事,司法獨立,香港的處理方法無可非議。到底這次事件還會不會影響香港?餘波會否再掀巨浪?這些都是大家關心的問題。北京處理斯諾登事件的三點考慮  種種迹象顯示,北京在處理這次事件時,已對上述問題作了通盤考慮。他們考慮的重點主要有三:一、藉着此事揭露美國的兩面派手法,一方面道貌岸然地以「維護言論和私隱」的姿態出現,指責別國(包括中國)沒有言論自由,但一方面自己卻嚴重侵犯國民和外國的私隱。斯諾登事件正是反擊美國的大好機會,必須善用。二、基於第一點考慮,中國會間接給予斯諾登協助,但北京同時認為不能破壞中美合作的大局,因為這種形勢得來不易,需要維持下去;況且,如果雙方關係惡化,美國也會尋求報復的機會,這對中國不利。三、北京要努力保護香港的「一國兩制」和司法獨立的形象,以免對香港造成負面影響,牽一髮而動全身。用內地人士的話說,這就是「中國要將斯諾登這一把火燒向美國,而不能讓火頭反過來燒向香港」。  按現時形勢來看,第一個目標達到了,令美國無比尷尬,下不了台。斯諾登離開香港後,又有俄羅斯接力,收留斯諾登一段時期,繼續使美國頭痛不已,中國總算放下一個包袱了。不過,對於上述第二和第三點考慮,中國還不能掉以輕心,不能不細心盤算美國日後可能採取的行動,防患未然。美國政府不敢對香港輕舉妄動  據了解,經過多番研判之後,北京認為美國能對香港造成的負面影響不大。首先,美國最有可能對香港採取的行動,就是停止或放慢香港人免簽證前往美國的研究和商議,維持港人前往美國仍需簽證的安排。不過,這一行動將是雙面刃,對香港既無好處,同時也對美國不利,因為這樣做只會減低香港人前往美國的意欲,無論旅遊或工作,也會想想是否方便,對美國的旅遊和經濟沒有好處。  其次,斯諾登事件對香港和美國之間的貿易也不會構成重大影響,因為香港自回歸以來,美國商界並沒有減少在香港的投資,相反,還不斷有序增加(美國經濟不景的時候例外);到目前為止,至少有七萬美國人在香港經商和工作,其放射性範圍也會影響數十萬以至為數更多的美國人。這種來自美國商界的民間壓力,將會促使美國政府不敢對香港輕舉妄動。  還有,香港至今仍是美國在亞洲的一個重要基地,無論在情報搜集、經濟利益、影響中國民間社會等方面,香港都是美國對中國施加影響的橋頭堡,美國不會輕易放開在香港的陣地。基於此,美國也不能對香港作出過份的傷害。況且,香港也不是沒有還招的能力,因為背後還有一個中國。用內地人士的話說:「風浪是有的,但不會惡浪滔天。香港人不用害怕。」美國藉香港部署中國「和平演變」  相反,北京比較擔心美國的「小動作」。在中國眼中,奧巴馬上台後,已明顯地實施了對中國的滲透和演變工作,其中一些更是通過香港進行的,包括強化互聯網對香港和中國大陸的影響,擴大青年人的「反中情緒」,支持和培養香港和內地非政府組織快速成長,挑起市民對政府的不滿等。說實在的,這些方面確是美國有機可乘的地方,因為香港和內地的民怨頗大,不需美國挑撥離間,也會出現巨大的反抗情緒。如果美國乘機推一把,就可以水到渠成,小風浪也會變成滔天巨浪。這一點倒是北京無法阻擋的,所以也令他們小心翼翼地提防。  可是,怎樣提防呢?總不能明刀明槍禁止美國在香港的所有活動,也不能禁止香港與美國接觸,更不能阻止香港和美國之間的民間交流活動。過去多次事件說明,北京的壓力愈大,香港人的反抗情緒就愈高漲,反抗的行動就愈激烈,這更是美國最樂於看見的事情。所以,斯諾登事件發生後,北京特別注意美國會不會在上述方面加快行動,說得直接一點,就是加快透過香港來對中國進行「和平演變」的部署。  這種情況令人感慨不已。筆者不想香港成為中美外交角力的戰場(事實上只能一廂情願),但如果暫時放開國際鬥爭的政治現實,美國所做的「和平演變」工作,對現代化社會不無好處,只要善用其利,摒棄其害就可以了,無須一概排除。總體而言,西方社會在民主、自由、人權、法制等方面的發展,算是比東方社會較快,中國不能否認這個事實,所以,更重要的是如何取長補短。至於如何抗拒美國的滲透,理論上也很簡單,只要中國能夠拿出比美國更有吸引力的方法(尤其是政治改革,而不光是經濟發展),就不愁香港人和內地人被美國拉過去了。但這一點又是中國目前最難做到的,因此形成了兩難的局面,令人不勝歔欷。  (作者是香港時事評論員。)

更多

中國「再議琉球」的三大誤區 (林泉忠)

  《人民日報》拋出「再議琉球」,引發中日政府一百三十年來就琉球議題在外交方面的首次交鋒。然中國政府最終不敢順勢改變承認「琉球歸日」的既有立場,黨報「再議琉球」不僅無助於讓日本在釣魚台問題上讓步,還讓自己進退失據,甚至破壞了琉球(沖繩)對中國的印象,得不償失。——編者

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