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心治病還是慢性謀殺? (劉銳紹)

  中共十八屆三中全會引起各界關注,大家都想看看習近平上台後有什麼新政策。但在閉幕當天官方公布的消息中,最引人注目的不是什麼重大的改革措施,而是將會成立國家安全委員會。習近平比江胡更能把權力集中  這個委員會最早是由江澤民構想出來的,但一直無法落實,後來胡錦濤也想過實現這個構想,但推動幾次也沒有成事。現在,習近平上台一年就要建立「國安委」,顯示他已經可以把權力集中起來,中共高層在國家安全方面的共識進一步凝聚。  這個消息在香港引發討論,有傳媒更形容這是衝着香港而來的。但是,平心而論,這種講法說過了頭。首先,「國安委」的成立主要是針對內地及國際形勢的變化,不是因為香港問題才設立的。其次,香港在北京高層眼中,已不是那麼重要了;如果香港不「亂」,北京大員都想把精神集中在極其頭痛的國內外問題上。所以,一些內地人士說:「香港人不要那麼自以為是。」  其實,北京從國家安全的層面加強對香港的掌控,早是二○○三年底的事。當年五十萬人大遊行之後,北京成立中央港澳工作協調小組,除了必然的港澳辦外,還包括公安、國安、海關、商務、教育、人民銀行等中央部委的領導成員;廣東省一名高層領導、中央派駐港澳的負責人,也是成員之一。這個小組的主要功能是協調各項對港澳的工作,涉及政治、經濟和意識形態,還包括國家安全的部分,因為北京認為「外國勢力已介入香港內部事務」。上述情況本來保密,但習近平二○○八年來港視察奧運馬術場地時,有關方面刻意公開這些資料,希望讓香港人有所警惕,但香港人不大關注。  值得一提的是,上述協調小組的成員,除了幾名大頭屬中央級或部級官員外,其餘大部分都是副部級官員,因為他們的職能不是決策性的,而是操作性、執行性、協調性的,以便把該小組的決定落實到本部門負責的範疇內。可見,如果說北京關注香港可能出現涉及國家安全的問題,早在那個時候已經開始了,而不是今天成立「國安委」才針對香港的現狀。  不過,必須注意的是,雖說「國安委」不是衝着香港而來的,但假如香港的形勢發展到北京認為「亂」的地步,那就難保「國安委」屆時會出手了。按目前形勢來看,這個「國安委」肯定是層次極高、由政治局常委主管的組織(外界一般相信習近平親自掛帥),而且組織也比較龐大,成員多屬於部級,比港澳工作協調小組的成員級別更高。  理由是:它的職能包括對內、對外兩大部分。對內,自然是對應官方深感不安的內部不穩定因素,例如維權事件、恐怖襲擊,以及日益增加的公民訴求和政治訴求。對外,也有兩個層面,一是直接涉及外交、國防、軍事、情報等;中國近年來外部壓力不少,尤其是與周邊國家的關係,包括日本在釣魚台問題上干擾,中國和菲律賓、越南在南海主權的爭議等。另一個層次就是西方世界對中國的「和平演變」。一種意見認為,未來的戰爭將是「超限戰」,即超出任何限界的戰爭,包括經濟戰、信息戰、輿論(民意)戰、電腦戰、金融戰、太空戰等,所以,估計「國安委」的成員將包括國際經濟、金融等人才在內。「國安委」會否介入香港事務?  本來,所謂「和平演變」的壓力並不重要,只要中國能夠拿出比人家高明的方法,努力搞好與人民的關係,順應社會的變化,就不怕外國「和平演變」了。可是,中國目前在軟實力方面遠遜於一些先進國家,而且慣性地採用強硬的方法,要「把一切不穩定扼殺於萌芽狀態」。於是,禁制互聯網、收緊言論、政治改革緩慢,這才是外國的可乘之機。可見,這是一個如何判斷的問題,更是一個判斷是否準確的問題。  其實,香港回歸至今,已有多個事件顯示內地和香港之間經常出現認知、理念和判斷上的分歧,本應好好求同存異,但由於種種原因,這些鴻溝不單沒有彌合,近年來還在擴大。舉例說,北京認為外國勢力介入香港事務愈來愈猖獗,後來還加上其他反對力量,包括外地的民運人士、台灣的反對黨,以及本地的反對派(民主派),概括而言,這就是北京眼中的「敵對勢力」。但在香港人眼中,民主派不是敵對勢力;此外,即使有外部勢力,但也不能影響香港,最能影響香港的是北京。  再舉一例,北京認為中央成立港澳工作協調小組,已大力支持香港的經濟發展,處處為香港着想,但「香港人不領情,還反這個,反那個,什麼都只從香港的角度想」。在香港人眼中,除了經濟發展之外,更重要的政制改革,要盡早爭取到北京承諾的「普選」。  近年來,有些內地官員逐漸失去耐性。他們認為,「香港人太不珍惜眼前的條件了」,既然如此,中央乾脆「以我為主,讓香港人慢慢接受現實吧」。香港人看見政治、言論等方面不斷收緊,香港電視不獲發牌一事,建制派議員承認中聯辦官員曾跟他們接觸,香港人因而認為「北京在背後發功」,違背「一國兩制」的承諾。  可以說,這是兩地對於同一事情的不同理解,加上各有利害關係的考慮,但又欠缺深入的溝通,更無互信基礎。對於北京來說,他們認為香港已經回歸十多年了,但「香港人的腦袋還未回歸」,加上「被外國利用而不自知」,只有我行我素了。香港人則感到「河水已湧入井裏」,不能不有所堅持。  未來,「國安委」會否介入香港事務,將視乎香港的形勢如何發展,例如「佔領中環」運動、政改的涉及面(會不會被視為引入外國勢力或台獨勢力)。所以,各方均須小心思考,理性行事,多點了解對方的思維。當然,最重要的還是官方能更主動地與各界接觸,尤其是被視為「反對派」的人物。這才是釜底抽薪之法,否則,好心治病可能會變成慢性謀殺。  (作者是香港時事評論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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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中全會後的習近平 (馬玲)

  中央集權,也是推動被外國人稱為「最具雄心的改革計劃」的重要步驟,它顯示出,中國新一輪「改革路線圖」,不僅需要頂層設計,而且還需要鐵腕強權。不過,令人疑惑的是,《決定》裏強調的「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不知將如何與集權領導和諧相處,也不知民主法治與集權人治如何共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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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法改革從法院公正做起 (曹思源)

  「方案雖好,就是太難了。」我說,改革哪有不難的?計劃經濟都能改成市場經濟,建立在計劃經濟基礎上的法院管轄制度為什麼就不能按照市場經濟的要求作點改變呢?不作這種變革,潛在的包青天大都被迫「畫地為牢」,怎麼跳出來?各地法院又怎麼能擺脫地方保護主義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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終身皆受益 點滴在心頭  ——憶在北大時期周師一良對我的影響 (張廣達)

  今年是歷史學家周一良百年冥誕。作者撰文懷念,指出——「讀聖賢書,所學何事?」我經歷的坎坷的大半生使我認識到,書本上得來的東西,終究是些停留在書本上的概念。人不面臨考驗,個個是英雄。患難降臨,或處在難以遷就的情況之下如何自處才是真正的磨練。周師在這方面的身教使我此生受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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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共識 (卷首語:潘耀明)

  就文化成果而論,人所追求的目的,未必能獲得;但人所不追求者,必不能獲得;因文化成果只能由自覺活動中生出。  ——勞思光:《中國文化要義新編》  日前,在福州舉辦「兩岸四地文化沙龍」,與會者有來自港、台、內地的作家、學者,對中華文化發展的方略,各抒己見,饒有意義。  「沙龍」會後,與會者簽署了一份「福州共識」。「共識」內裏提到的一點,頗能切中要害的:「對一個民族而言,文化軟實力決定民族競爭力、民族向心力。文化興則民族興,文化強則民族強。中華民族的復興亟需中華文化的復興。」  新上任的習近平主席提出「中國夢」,惹來不少非議,認為這是「美國夢」的老調重彈,但不得不承認,這也可說是舊瓶異酒,瓶子的標籤都有一個「夢」,內裝的不是美國的洋酒,而是中國的白乾。這一「中國夢」的實現,雖然路途迢遙而戛戛乎難以企求,卻難免令人浮想聯翩。置身當下紛紛攘攘的社會,往往只是「白日夢」一場,只有在夢境中,才有夢想成真這回事,所以也只是「夢幻」而已。  有夢比起無夢──「無望」好,起碼可以發揮想像空間。  說起中國夢,大儒饒公宗頤教授也有一個夢。他老人家做的是文化夢,他在一篇《中國夢當有文化作為》的文章中指出:「現在都在說中國夢,作為一個文化研究者,我的夢想就是中華文化的復興。文化復興是民族復興的題中之義,甚至在相當意義上說,民族的復興即是文化的復興。」①  這一旨意與「福州共識」相近。已屆耋期之齡的饒公,睿智過人,率先登高振臂而呼:「推動文化的復興,我輩的使命是什麼?我以為,二十一世紀是重新整理古籍和有選擇地重拾傳統道德與文化的時代,當此之時,應當重新塑造我們的『新經學』。我們的哲學史,由子學時代進入經學時代,經學幾乎貫徹了漢以後的整部歷史……。」②  饒公要提倡「新經學」,因為自從五四以迄,經學只被當作史料來看,未加好好應用。  歷經五千年漫長歷史的中華文化,是老祖宗給我們留下的一筆龐大而珍貴的遺產。可是,作為中華不肖的炎黃子孫,卻沒有把它當寶,反而是視作草芥、垃圾,非掃地出門不可。相反,毗連的日本、韓國、新加坡及其他東南亞國家,對中華文化遺產,如獲至寶,欣然取之享之用之,外加吸收西方現代民主管理理念,中西兼融,相得益彰,造就了一個個繁榮富強、講究禮義廉恥、忠孝恕道、「非華實華」的泱泱大國的社會景觀。  學高五斗的饒公,不憚其煩,苦口婆心地向國人,包括高高在上的領導人諄諄引導:「西方的文藝復興,正是發軔於對古典的重新發掘與認識,通過對古文明的研究,為人類智識帶來極大的啟迪,從而刷新人們對整個世界的認知。我國近半個世紀以來地下出土文物的總和,比較西方文藝復興以來考古所得的成績,可相匹配。令人感覺到有另外一個地下的中國——一個在文化上而又厚重的古國。」③  如果把地下厚重的古中國文化加以發掘、考究出來,拭掉塵垢、剔除陳腐部分,擷取精華,推陳出新,「與現代接軌,把前人保留在歷史記憶中的生命點滴和寶貴經歷的膏腴,給以新的詮釋。這正是文化的生命力所在。」④  饒公孜孜以求文化中國夢的實現,身體力行,他對中國傳統文化的承傳、發現和推陳出新是不遺餘力的,蔚為中華文化世界一棵亭亭如蓋的蓊鬱大樹。  我們有幸與饒公身處於同一屋簷下的香港,沾染了一點文氣,理應為中華文化盡一分綿力。  人同此心,心同此理。一九六六年,當「偉大舵手」發起一場旨在滅絕中國傳統文化的文化大革命的時候,香港報人金庸「拚死」⑤ 辦了《明報月刊》,以洵洵儒雅書生的一管筆,立意承傳中華文化那一朵若明若滅的薪火。  這一冊標誌不黨不私、有容乃大、將屆四十八春秋的老牌文化綜合雜誌,當年既頂住政治狂飆衝擊,遂後又沒有被滔滔商海巨浪淹沒,不屈不撓地把薪火延續下去,在華人社會可說是獨樹一幟的奇迹。  這說明來自民間社會的文化的強大生命力,也足見民間文化力量是不容忽視的事實。「福州共識」裏面,有一條是說到點子上的:  中華文化復興需要民眾參與,必須實現精英文化與民間文化融合發展。既要重視發展精英文化,彰顯中華文化核心價值,提升中華文化人文精神;也要重視發展民間文化,顯示中華文化民族性格,築牢中華文化社會根基。  其實,精英文化也源自民間社會,讓我們共同努力吧!  注:  ①②③④饒宗頤﹕《中國夢當有文化作為》,饒宗頤在中國文化院「中華國學論壇」發言辭,二○一三年八月二十七日  ⑤金庸﹕《拚了命出版〈明月〉》,《明報月刊》,二○○六年一月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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遲來的紀念  ——憶林達光林凱先生 (方毓仁)

  香港《明報月刊》今年八月號,預告了林達光先生回憶錄即將出版。在中國大陸,六十歲以上的人對林達光這個名字不會陌生。「文化大革命」中後期,毛主席倘有要緊事兒,不直接跟中國老百姓說,也不跟黨中央說,而去跟來訪的諾貝爾獎得主李政道、楊振寧說,去跟美國記者斯諾或加籍華人林達光說,再經外國媒體將資訊傳回來給中國大眾知道。當事人是否會因此獲得更大的迴旋餘地則不得而知。這些人士的名字則牢牢地進入百姓的記憶中。  我這幾天才從書店尋獲此回憶錄,急切地先翻到第十章——林達光悲痛地描述了一九六六年喪子的情節。四十多年來,我們同學間關於林凱在加拿大車禍喪生的傳言,第一次白紙黑字由他的父親證實了。夜不能寐,晨起寫下這篇紀念文字。  林達光夫人——陳恕女士在書中這樣描述兒子林凱:他在北京一所最好的學校學習得很好,每門課都得滿分,而且連續兩年被同學們選為班長。那是我們的母校——北京市第八中學。八中最近因為陳小魯的「文革」道歉成為議論中心。陳小魯是大名鼎鼎的陳毅元帥的幼子,低我一班,身材高大,有些靦腆。有一年我在區域田徑比賽中負傷,他過來慰問,平和、親切。後來「文革」中有各種關於他的負面傳說,我一概不信。現在證明小魯是一個有責任心的人。兒子隨父親,是「一個好人」(毛主席曾說,陳毅是個好人)。八中多學員出身高幹子弟  八中在按院胡同裏,正門斜對面是財經高官南漢辰府邸。出後門右拐是薄一波家。當年常見薄熙來騎着英國名牌鳳頭自行車上學或回家。八中有三分之一的學員是高幹子弟。我的同舍好友胡東凱是個典型:器宇軒昂、語音懶散、透着血統的高貴但是平易近人。後來無論在何時何地重逢,我們都相聚甚歡。他父親是某兵種副司令,東北四平戰役的英雄。八中也有不少來自知識分子家庭的學生,我的終生摯友黃志恭的父母是中國重要的醫學專家。志恭本人在科研方面對國家有重大貢獻,曾任全國政協委員。八中還有許多歸僑學生,他們愛講印尼話,自成一圈,後來在香港常遇到他們。當然比重最大的是普通人家子弟。其中我的同班同學楊延齡曾獲北京市數學競賽金獎。他將獎品大方地分贈給我做紀念。另一名獲獎者陳安岳來自貧困家庭,後保送北京大學。「文革」中他曾提出要與周總理商榷某些問題,令我目瞪口呆。同學中得銀獎、銅獎者不計其數。  林凱在高二二班,他有一米八五以上的個頭兒,每日出課間操時排在最前列,旁邊是王樹聲大將的兒子王魯光,也是大個頭。喊號令的體育隊長是全校的田徑明星。那是八中最神氣的一班。林凱是班長。我從不讚美同性,但是如果形容林凱,我不會吝嗇任何美好的詞句:高大、皮膚白皙、眉清目秀又有點憨厚;性情溫和,願意和各種各樣的人交往,是個純真、陽光的大男孩兒。他沒有一點來自洋背景家庭的洋氣,也沒有一點來自顯赫家族的傲氣;他學業優秀兼具領袖才幹,卻從不炫耀。他集中了八中各階層子弟的優點。我和林凱的交往始於游泳運動。當時我是資深的業餘游泳運動員,我把林凱帶到業餘體校訓練。幾個月之後他的一百米蛙泳已游到一分三十秒,是國家二級運動員的標準,是我們花幾年時間才能達到的水準。林家熱情好客  有一天,林凱邀請我到他家裏作客。我有點緊張。其時,中央廣播電台對外廣播以《東方紅》樂曲開始跟着由一把圓潤渾厚的聲音宣告:This is Radio Peking。那是我聽到過的最美好的聲音,是林達光的聲音。  林達光一家四口住在廣播事業局的宿舍單元樓。他們十分熱情好客。經驗告訴我,家長對兒女朋友的款待是出於對自己兒女的愛。看得出他們十分十分愛林凱,當然還有小兒子林潮,記得他的乳名叫小貝。這是一個充滿尊重和愛的家庭。那時饑荒剛過,怕菜不夠,林達光連開幾個罐頭,相當於現今連開幾瓶五十年茅台。飯桌上還有一件新鮮事兒,每人跟前有兩對筷子,其中一對是公筷。飯後,林凱說:「方毓仁的英文特別好。」我遵囑念了一段英文課文。至今尚記得陳恕女士很感觸地說:「林凱的英文要是能這樣好,就好了。」林凱在美國出生,五歲到中國,在八中念的是俄文,英文已經忘掉了。  一九六四年林達光舉家離開中國回加拿大。那種震動使我久久不能平復。因為我從香港隻身回到北京,從不敢想能與家庭再度團聚。林凱為此安慰我,叫我耐心等待。不久,有一天傳達室叫我接電話,是林達光先生打來叫我到西單商場某雪糕店一聚。見面後他對我說,他們全家已到了香港等待簽證赴加,他因事再到北京。林凱請他向三個同學問好,他只找了我讓我代傳問候。  其後八中掀起「文革」前奏,搞階級鬥爭。同學們分成不同陣營,許多昔日好友互相不理不睬。我總是在想林凱若在,他會被劃分在哪個陣營中,他對昔日好友會持什麼態度?沒有答案。後來畢業了,再後來同學間傳言,林凱在加拿大車禍離世了。  八十年代初,我在香港看見報道:林達光先生赴任澳門東亞大學校長。隔海相望,我很想去拜會他,又怕談起林凱勾起他的傷痛。我知道他心裏一定很痛,很痛。我拿起電話,又放下了。  今天寫下這些往事,很想陳恕女士能夠看到,分享我們的思念,又怕勾起她的痛。希望有機會林潮能看到這篇文字,體會我對林家全體永遠的思念與問候。  (作者在香港經營畫廊、一九五九至一九六五年就讀於北京八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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錢文超--人生小語

投資與做人日前參加《明報月刊》的講座,著名作家閻連科在談文學創作的理念時,重點強調了人品與作品的關係。文如其人,字如其人。其實,投資之道與為人處世亦多有相通之處。一個好的投資者,通常都有一個正確的價值觀、投資觀和適合自己的投資策略,一如正確的人生方向,不致將你引入歧途。成功的投資似春播秋收,靠的是辛苦勞作,冒險一搏常會招致滅頂之災。投資與做人一樣,在漫長的成功之路上,不但要辛勤付出,還需堅守信念與紀律,耐得住寂寞與孤獨。巴菲特的老師格雷厄姆所說的「聰明的投資者」,指的是性格方面而非智力方面。李嘉誠也認為,成功更多取決於情商而非智商。 經濟有周期,市場有風險,人生有高潮低潮,均須平常心待之。平靜,才能帶來理性和快樂!投資與為人,都要避免犯大的錯誤,生存第一!世事無常,投資上講求安全邊際,做人做事要留有餘地。如履薄冰,常存敬畏之心,小心駛得萬年船。 成功人士通常視野比較開闊。投資上,也是視野比勤奮更為重要。勤奮當然重要,但正確的視野,會讓你的勤奮,以n倍增值。最後,因上努力,果上隨緣,適用於投資及人生的方方面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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釣魚台與琉球的三大連接點 (林泉忠)

  釣魚台主權與琉球主權本為相互獨立的問題,然而日本政府常常強調「沖繩縣的尖閣諸島」;中國民間也熱衷於將兩者放在一起討論,希望得出「日本據有琉球並不合法,更遑論釣魚島了」的結論。作者雖對將兩個主權問題一併討論持保留態度,然其中也存在三大不能忽略的連接點。——編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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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書的出賣 (楊邦尼)

  出了人生的第一本散文集。本來就沒有計劃,這幾年寫的文章七零八落的,有論文、有詩、有散文、有評論。總之,雜蕪如野草。出版社總編很有誠意,一再寬限交書稿的日期,我總想忽悠,如果電郵不來提醒,就當做沒這事,這樣拖拖拉拉,歷一年時間,書終於在八月一日趕在書展期間出爐。  誤打誤撞,無心插柳,出了書,方知出版、經銷書店、物流業之間的關係匪淺。我只是寫,沒想到出書、賣書是那麼江湖險惡啊!像是闖入森林的小紅帽,或掉進樹洞的愛麗絲。終於搞懂「對敲版稅」是怎麼一回事,和出版社拿了一百本書,這大概是大馬華文文學出版獨有的現象,作者好不容易出書了,得親自下海或下崗賣書。我豁出去了,打電話給文友、友人問他們如何把一百本賣出去,是的,On Sales!盜火詩人說,有時還得「半賣半送」,如果滯銷,就當做是新朋友見面時贈送的名片。  我還是很算計地算了一下,即便全力推銷一百本都賣完的話,收入兩千令吉。不夠我去一趟希臘的機票,我每一個月的房貸、汽油費、水電費、電話費、網路費、購書費、保費,沒有剩餘,甚至不夠。  可是,我還是滿心感恩的,畢竟這兩千大洋(通通賣完的話)是多餘的,因而就富足了。寫得慢,寫得少,書裏的照片和封面是自己用傻瓜相機拍的,一點都不專業,沒有插圖,校對的時候一再凸槌。大馬的華文出版,閱讀,銷售,何止卑微,簡直已經到了荒涼野地。  書終於寄來了,我要「長跪讀素書」,滾燙的,小小的一本,設計簡約、質樸、不花哨,就是書原來的樣子。翻開內頁,不是已經三校、四校,是鬼遮眼嗎?大咧咧的錯別字像金魚眼凸出,我真想把書坑了,燒了!  在馬來西亞出書,特別是華文書,文學類,本來就是陽春白雪,知音難求。一位已經出了好幾本書的文友很淡定,又調侃地說:「出書容易,賣書難。」然後,陸陸續續和其他同樣在大馬出書的友人分享賣書的苦狀和慘狀,原來即使是一級大馬華文作家也是要「跑碼頭」演講兼賣書的,我好安慰,不須自怨自艾,大家都是這樣彎下腰出賣書的。  邊賣邊學邊問。問文友,那書何時會在書店上架,「現在P書店正忙書展,最快也在下個月中囉!反正,你怕書店,書店不怕你。」文友再補充:「書最後能不能在書店現身(賣)還要看書店決定!大馬只有一間像樣的P書店,是唯一的連鎖通路……」我嗯嗯嗯,可憐身是眼中人,根本不把你放眼裏。  在臉書寫「自薦打書文」,和臉友、友人約在某某地點把書送過去,或者,你何時在家,我親自送。一定要「恬不知恥」,一而再,再而三,現場收錢。在筆記本記錄,老同學說要一本預留給他等他回國再拿;在哥哥的咖啡店放了幾本,託姪兒幫我問問有誰要;文具店老闆娘很貼心的把寄賣的書包起來,看起來美美的;臉友熱心的又多拿了五本;留台同學會會所有五本;快三十年不見的小學同學三本;盜火的詩人一定要送一本……  開車、搭車、郵寄,像快餐外賣送到府。回到家,已疲累。新書分享會要做最後的確認,自己寫文案,又不想把自己捧到天上——這書有多好你非看不可、非買不可。想起本雅明,買書其實是拯救一本書,從書市或二手書堆中解放出來,帶回家,給它一個閱讀和置放的位置。書,自有它的生死。寄了書,可是某某人的錢還沒匯進來;定了書,可是某某某又沒來電說何時取書;友人不常見面,我決定還是到郵局寄好了;台灣那裏,只寄了兩本,剩下的等哪一天回台北再親自送。  老媽看我又拎着袋子出門,問:「又去賣啊?」是啊,我沒有理直氣壯,賣一本是一本,算算,書所剩無幾,想起莊子,因為追那隻目大運寸的巨鳥,入了雕陵之樊,自書出版,賣書以來,失魂落魄,三日不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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