薄熙來案判決的三點解讀 (陳子明)

  法院宣判之前,筆者接受記者採訪時曾說:「在薄熙來全面否認檢察院指控的情況下,法院如果部分接受薄熙來一方的抗辯意見,刑期大概在十年至二十年之間;法院如果不接受薄熙來一方的抗辯意見,判決大概是無期徒刑或者死緩,前者可能性更大,因為畢竟要與親手殺人的薄谷開來有所區別。由於法院最終沒有採信薄方的抗辯陳述,根據其所認定的犯罪事實,判決無期徒刑是適宜的。  對於薄熙來案的一審判決,總的來說還是一個政治判決。判決比一些人預料的要重,此中的政治含義,我們可以做出三點解讀。  第一,雖然習近平、王岐山等人打「大老虎」的決心很大,但是阻力和障礙也很大,他們的打虎計劃並不一定能夠順利實現。因此,他們不能放過薄熙來案這個眼前的案例,來展現自己的「打黑」、「打虎」決心與成果。如果對薄熙來判輕了,表現出紅二代對自家兄弟的庇護,習近平、王岐山在普通民眾中的聲望會受到很大影響。告訴紅二代:薄是前車之鑑  第二,紅二代是現政權的主要社會基礎,但是他們的政治觀點和所作所為並不一致。習近平作為紅二代中的小弟弟,現在還沒有獲得一言九鼎的地位。有些紅二代對於習、王的「反貪腐」警告置若罔聞,繼續我行我素地貪污腐化搞特權。有些紅二代明確地站在薄熙來一邊,對薄案審判多有指摘,對最高當局的不滿溢於言表。有些紅二代批評當局「反憲政」、「反普世價值」,譬如說「十八大」前活躍的紅二代發言人張木生就嘲弄眼下官方意識形態對於中國特殊性的過份強調,他的名言是:不能因為別人都說要吃飯,就偏說我們要吃屎。有些紅二代老大哥如胡耀邦之子胡德平、陳毅之子陳小魯,本身就是體制內憲政派的重要代表人物。習近平需要通過薄案的判決,給紅二代兄弟們一個強烈的信號:我才是掌握最高權力的人,凡是不跟着我的指揮棒走的人,薄熙來就是前車之鑑。「革命左派」會更加活躍  第三,習近平、王岐山要給毛左一個警告。從去年薄案發生以來,毛左一直將薄熙來作為自己的領袖來擁戴,去年「九一五」全國幾十個城市遊行,毛左還公開打出了擁薄的橫幅。著名毛左理論家、北京航空航天大學副教授韓德強最近說,毛左分為「革命左派」和「改良左派」,薄熙來是「改良左派」的旗幟,審判薄熙來,對「改良左派」是一個沉重打擊,「但是,對革命左派來講,他們本來就認為改良是不可能成功的,今天中國的兩極分化只能通過革命解決」;因此「革命左派」今後會更加活躍。毛左是當局用來牽制憲政派的一支重要的政治力量,但是,當局也不允許毛左過於囂張。判處薄熙來無期徒刑並剝奪政治權利終身,就是要告訴毛左,你們不要對薄再抱希望了;當局眼下雖然主要打擊憲政派、普世價值派,但在必要的情況下,也會打擊和壓制毛左,作為一種政治平衡術。另一位著名毛左理論家、中央民族大學成人教育學院教師張宏良的微博最近被禁言,就是一個徵兆。  (作者是北京觀察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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薄案兩大疑點及其政治影響 (曹思源)

  當年薄熙來往上爬,大展拳腳、為所欲為之時,並未受到黨和國家體制性的約束,以致幾年之中竟在重慶這個直轄市搞了一場十年文化大革命復辟的預演。他的失敗卻是偶然的,是內訌的結果。主子給奴才的那一記響亮的耳光,意外地打翻了自己的船,也意外地減少了我國人民和執政黨的損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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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紅知兵」為什麼要打「大老虎」? (陳子明)

  「紅知兵」核心本來應該有三個人:習、王之外,還有薄熙來(他完美體現了「紅知兵」的全部要件),由於薄谷開來怒殺洋人、王立軍潛逃美領館的偶發事件,才破壞了「鐵三角」的穩定架構。但是習、王會給薄一條生路,留下已經建立起「左派領袖」名聲的薄熙來,就是為紅色江山留下一個超越於現體制的潛在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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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學生的權利 (李雅言)

  芝加哥大學前校長葛雷(Hanna Gray)於近作《尋找烏托邦》(Searching for Utopia)一書中,探討大學的歷史發展(主要針對美國大學),並分析了兩種美國大學主流模式,分別是講求博雅教育的書院式和強調專科培訓、重視研究的多元大學模式。隨着二戰後社會結構的變遷,大學與社會越來越緊密,大學發展亦越來越受社會發展影響,例如六十年代美國的社會問題促使大學生搞社運,並開始探討大學在社會應擔當的角色。近年來大學越趨受制於經濟環境,導致越來越專業化、功利化和商業化;沒有具體經濟和社會效益的學系,所得的資源少得多。葛雷覺得,大學應是以批判與慎思為基礎的機構,講求學術發展,有需要時批判社會,但對於社會上有爭議的議題則要保持客觀和獨立思考,使社會更臻理想。葛雷之擔憂,可說是「老教授常談」。然而,近年越來越多頂尖大學校長與資深學者撰書探討大學理念、發展和危機等議題,為什麼忽然同時站出來說同類的話?可見問題十分嚴重。  以商業方式管理高等教育是否恰當?高等教育應否商業化?都是人們爭辯不休的議題,本文無意再討論;相反,本文先接受高等教育已經商業化的現實,以此為前提,進一步探究。  既然大學由市場主導,那麼學生作為顧客,對產品及服務有所期望,是理所當然。同樣道理,卓越的大學,亦需要提供卓越的「教學產品」讓付費的學生/顧客享用。酒店星級的標準,有客觀的共識;但「教學產品」卻無客觀的「國際標準」可循。這就是問題的癥結所在。在此先談談大學生應享的權利。「教育產品」不同一般消費品  教學最核心的價值,是老師以學生的整體利益為大前提,運用自己的所學所能來培育學生。任何教學活動,若有其他利益考慮滲雜在內,質素必會受到損害。  商業管理的治學模式,為大學定下兩大目標:擴張企業和爭取業績。大學企業擴張的一個方法,就是把課程設計和教學「民粹化」:盡量照顧大眾口味,博取學生歡迎和招徠更多學生。然而「教育產品」並不是一般消費品,並非靠基本感官接觸便可判斷優劣;顧客消費想要的,未必是實際上最有益於他們的產品;大學生有權要的,卻正是最有益於他們的教育。譬如近來有所謂雙學位課程,學生只要多讀一年便可「多拿一個學位」;亦有不少雙主科課程。這些課程有些表面上像是跨學科的,能擴寬視野,因此很能吸引「顧客」,而且兩個學位或主科總比一個更值錢。然而雙學位及雙主科課程是否可以引導學生思考學科之間的關係?學生對兩個主科是否有足夠的認識?課程是否只是從已有的本科課程拼湊而成?另有一些課程則是根據教授的研究專題來設計,其收入用以支持教授本人的研究。專題研究本身也許很有價值,但學生沒有任何基礎便去學習專題,就像「未學行先學走」一樣,跑步總比行路更有吸引力,就像跑鞋公司為了促銷,便去鼓勵幼童只學跑步一樣。為了提高畢業率而放寬考試標準  負責任的老師,一方面會因材施教、考慮學生的整體發展,即使所教的科目不受學生歡迎,如果教材有益,亦會堅持教授,這往往吃力不討好。然而現在大部分大學都要求學生就教授的教學表現作評分,評分往往變成大學決定教授教學表現的唯一指標,甚至是加薪的根據。倘若教授為了確保教學評分夠高,而把課程通俗化,縱使教學水平不差,但已經失去教學的核心價值,不再以培養學生的整體發展為本位,更不符合教學的職業道德。  要爭取業績,必須先定下業績指標。例如學生畢業率,是決定大學排名的因素之一;畢業率當然可以作教育質素指標,但質素的大前提是考試及格的標準不能有絲毫放寬。為了提高畢業率而放寬標準,其實是把夠水準的好學生降格。同樣道理,教學科目的數量,以及其他所謂「非形式學習計劃」的活動,雖可反映本科教育的充實與否,但如果重量不重質,科目再多也是徒然。又如目前流行的海外學術交流,原來的目的是讓學生深入了解和學習外國的文化、生活,以及思考模式。要做到這些,必須長期浸淫。如果為了標榜出國交流項目的數量,而安排大量粗製濫造的短期計劃,其交流的意義就變得膚淺了,甚至淪為旅遊觀光,沒有絲毫學術成份。  大學教育不是數字裝點出來的門面;大學生不是業績規劃和資源調度的大棋盤上的棋子。人文學科研究需要自由和時間  從前的大學是「象牙塔」,資源上沒多大顧慮,自主權大得多;現在大學越來越受社會監察,而其發展亦越來越受社會意識形態的限制,尤其是公立大學,掣肘越來越多。但理想和原則總不能放棄,如果把非牟利機構變成牟利機構,其「產業」豈能不變質?  學術研究大概是二十一世紀最有價值的「產業」之一,甚至不少政客皆如是說。研究「知識」(有時只是資訊),當然是越多越好,於是不少大學便以研究報告多寡來評價研究人員的學術水平。教授和研究生當然要有「發表論文」的壓力,但這壓力容易造成一個反智的危險:部分學者做研究時被迫以湊數為目標。學者為何發表論文?其目的不是分享有價值的東西嗎?大學要求在指定時間內發表一定數目的文章,可以是做學問的動力,也可以是徹頭徹尾的本末倒置。發表大量論文也許在某些學科上較適用,但對某些學科則可能會幫倒忙。發表大量論文的要求會扭曲做學問的價值觀,甚至慢性摧毀學科。  社會期望大學能生產頂尖的研究,但也許不了解「揠苗助長」的道理:最有創見的學問,往往需要自由和長時間去孕育。如果以往的大師級學者(如錢穆、唐君毅、牟宗三和勞思光都曾在中大教過)復活,把現在大學「研究表現」和「國際化」的要求加諸其身,相信他們一定無法寫出舉足輕重的巨著!人文學科的學者早有共識:書比論文重要得多,而寫一本有價值的書更要求大量的時間和精力,不是短期能夠速成的;而科學研究的要求是,一有成果必須盡快發表,其論文發表的數目可以和研究者的努力程度正比。現在的總趨勢顯然越來越向科學看齊;人文學科早已靠邊站了。  以企業方式去管治大學、強迫大學「達標」來爭取優秀業績,本來就是不尊重學者和學生的表現,當然也不尊重大學的學術獨立和自由。它反而害苦了大學,特別是人文學科。要對大學排名斤斤計較嗎?  大學的學術表現和標準由誰去決定?如果是外行人,根本不夠資格,因為他們不明白大學的本質;如果是內行人,則難免有利益衝突之嫌。即使內行人沒有私心,其看法是否客觀,也很難說,因為這和他們自身的教育背景與訓練有關。好的大學能容納不同的看法,包括對學術標準的看法,但基本上其管理階層是「識貨」的,能幹的校長和院長對各系教授的研究方向和優缺點,雖不能說瞭如指掌,但至少有全盤的掌握,如此才有資格決定將來發展的藍圖。我的母校普林斯頓的前校長伯文(William. G. Bowen)甚至記得各系的教授姓名,在校園碰面會直呼其名,這是曾在普大任助理教授四年的李歐梵親口告訴我的。在伯文的近著《一個大學校長的反思》(Lessons Learned: Reflections of a University President)中,他提到做校長的各種經驗,包括如何應付各方面的挑戰,如大學內部的教授和學生以及外部的社會和經濟壓力,唯獨沒有提到企業管理和指標。數年前美國某雜誌發表大學排名榜,普大名列第一,普大的另一位校長Shirley Tilghman來港訪問時,有校友問她對此有何感想,她的回答是:「我不同意這種方法,但同意它的結果。」言下之意,除了驕傲外,也幽了所謂「排名」一默。美國的其他名校也從來沒有對排名斤斤計較。  香港各大學及其高級管理階層有伯文校長般的大學管理思維和理念嗎?研究生不是教授的家臣  不僅是大學管理階層,大學教授也應該自我反省。  訓練研究生,首要是學問的啟導。但是壓力當前,教授為了自己的研究和發表文章,必須爭取研究經費,而招收的研究生人數與研究資源也有一定關係,所以每年要收一定數目的研究生,以便當自己的研究助理,於是教授雇用研究生便變得順理成章。這未必一定是壞事,關鍵在於教授有沒有在教育上啟導研究生。這是一件很花時間和耐心的工作,需要時常跟研究生討論研究、解釋學術,令他們明白研究的每項工作的目的和意義,並鼓勵他們多思考,找出有價值的新研究議題。在校方層層管理壓力之下,教授有這麼多時間嗎?  研究生不是廉價勞工,也不是聽主子使喚的家臣,研究生應該享有導師引導其發展學術事業的權利。事業發展,當然部分取決於外在的供求因素,但指導教授的關注和提拔更是關鍵。博士指導老師也許應該捫心自問:自己的事業能一直「往上爬」,在過程中得到過什麼機會?而現在的初入行者是否仍然享有同樣的機會?標準化讓好的壞的同時去掉  最後值得討論的是博士課程的標準化問題(包括修讀的年期限制和畢業要求)。標準化當然有助於「保證學術質素」,亦有利於資源管理,但同時也會埋沒創意。標準化可能剪掉一些不夠水平的研究,但尖端的開創性研究亦會同時被扼殺。好的壞的都同時去掉了,剩下來的便是平庸無奇的「成果」。無論是人文或自然科學,真正的學術研究也有失敗的風險,但失敗亦是學習的一部分;如果只許成功,不許失敗,兼且要限時交貨的話,研究生便只會作保證於短期內可以完成的研究,沒有時間和空間另闢新見。有創意的學術突破,往往在長期研究中不經意的情況下發生,所謂「無心插柳」,它和原先的假設和構想不合,而在反省失敗的過程中,豁然開朗,所謂「柳暗花明又一村」。然而,對研究過份有計劃,嚴格要求按時交卷,便不能有新思維了。西方不少高等研究學院為研究員提供清靜、無壓力的研究環境,去自由發揮鑽研,理念亦出於此。  目前在香港訓練研究生的目的是,有了博士或碩士頭銜後將來可以找到工作。然而,縱使大肆生產的研究生在畢業後能憑其發表文章的數目找到工作,這就代表成功嗎?找到工作就能成為真正的學者嗎?如果把這種「標準化」的方法視為常規,「學研只是打工、交功課」的話,學術研究還會有何前途可言?學院只會演變成生產量越來越豐的「高等平庸」(high mediocrity)訓練所。  總而言之,即使我們承認學院是一種企業,辦學為了利益考慮,做生意的基本要求——顧客至上——亦不容忽視;學生既是大學的基本成員之一(另一是教授),也是顧客,他們受教育的權利不應該被剝削。  (作者是香港中文大學伍宜孫書院創院輔導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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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的家!我們的國!! (卷首語:潘耀明)

  遊子遠離故鄉,他的心伴隨着流逝的歲月,不停地被引向葱綠的山峰那邊。這樣,經常尋覓的心靈安歇之處不就是故鄉嗎?  ——東山魁夷:《與風景的對話》  吉林衛視有一個《回家》的系列節目,拍攝海內外作家「回家的感覺」。  大約五年前,吉林衛視的攝製隊來香港拍攝一集我的「回家」紀錄片。  我的家在哪裏?我在閩南誕生,十歲來香港。我的故鄉是福建南安。但是,我居停最久的家,卻是在香港。  十歲以後的悠悠歲月,我都是在香港渡過。  在我概念之中,我的家在香港。  攝影師要選擇我甫到香港的第一個居所──高街的一幢古舊唐樓。我孩提時的高街已面目全非,我住過的唐樓早已拆建,已為高樓大廈所取替,了無痕迹。  解讀中國人的身份,一直是複雜的命題。  台灣的柏楊先生曾慨歎,中國人是一個躲跑的民族!  近百年來,中國老百姓為了躲避饑荒、戰亂、政治迫害,紛紛離鄉別井,遠走他方。以他們的孜孜勤勞、奮鬥精神,不難在異國找到一個棲身之所,甚至繁衍延續後代。但他們心中所繫的、魂牽夢繞的家,仍是遠在雲山重隔的唐山。  最近有機會觀看一齣《下南洋》的電視紀錄片試影。南洋泛指東南亞。這些遠適異域的華人,不管在戰亂、政治鐵幕之下,很多人仍把自己辛苦所賺的一分一毫的血汗錢,千方百計地通過各種渠道匯返家鄉。一封封家書都是細訴別離愁和深沉的鄉情,賺人熱淚!  紀錄片舉出不少生動的事例,不少華人在異地掙到了錢,執着落葉歸根的心態,變賣所有家產,舉家返國,卻在自己的國門被峻拒,不光充公所有財產,還以「賣國通敵」法辦,打入黑牢有之,充軍勞改有之,就地正法有之……。  華人滿腔血濃於水的家國情,竟然無處存放!  白樺在電影《苦戀》舉頭仰望星空的那一句話:「你愛國家,國家愛你嗎?」不光是對中國知識分子而言的,也是對海外華人心繫故國的一記椎心的拷問。  最近有閩西客屬文化之旅,較深了解客家文化內涵意義,對「家」這個概念有了進一步的認識——    客家人是我國漢民族中一個特殊的部分,民族學者稱它為漢族客家民系,人類學者則慣稱其為漢族客家族群。與漢族中其他支系如江浙人、廣府人、閩南人等通常用地域命名不同,客家人不以地域命名,他們自稱為「客人」、「客家」,這是由他們漫長的遷徙歷史,以及廣闊而分散的分布特點決定的。  客家先民的主體部分是原黃河流域和江淮流域的漢人,歷史上由於戰亂和災荒,背井離鄉,輾轉遷徙到贛閩粵結合部的大山區一種有特殊的方言、特殊的風俗、特殊的社會心理,和特殊的生計方式的人群共同體。由於不斷地遷徙,每到一地都如同過客,當地人稱他們為「客」或「客人」、「客仔」,他們自己也以「客」自居。久而久之,就有了「客家」的族稱。①  今天,我們以省份來區分不同群族的人,大都是溯自上幾代從古代中原遷徙下來的。不管是閩、粵、浙等地的人,相對所屬地原居民,也是外來的客,本質上也是「過客」,與早年南洋的華人一樣,在異域,他們在心理上也是「過客」,也是「客家」。  但是,我們共同的血源是漢族,我們血脈流動的仍是一顆顆熱熾熾的炎黃子孫的心。  我們都是來自五湖四海,都是「客家」的身份,處處流徙,處處為家。  情感如手握的一把沙子,握得太緊便會漏掉,鄉愁不也是一樣嗎?我們何必拘牽身在何處,我們的家國已在心裏。  注:  ①李玉祥:《閩西客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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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墜落的新星潘維明》一文的質疑 (施宣)

  《明報月刊》今年七月號刊載魏承思文章《墜落的新星潘維明》,文中許多描述與事實不符,了解當年事情真相的人對此有不同看法。  我是上世紀八十年代上海市委宣傳部的一名普通幹部,對魏承思有較深的了解。魏承思的上述文章至少在兩個方面犯了嚴重錯失,第一,魏說「朱鎔基立功心切,黃菊則是報仇心切,都恨不得趁機把潘維明一棍子打死」,這是對國家前任領導人的政治抨擊,並沒有任何事實根據為基礎。第二,魏說「傳說當局要求他(意指楊魯軍)引誘潘維明上鈎。作為交換條件,不僅可以重獲自由,而且承諾事成後可以離境去香港定居。楊魯軍一口答應,於是潘維明就此落入陷阱,以流氓罪被判刑四年」。對這段話魏自己都沒有把握,只能以「傳說……」開頭,完全是捕風捉影,子虛烏有,意圖破壞楊魯軍的名譽。  我與楊魯軍相熟,魯軍是一個非常有才氣和正直的經濟學家。我與好幾位朋友都問過他關於潘維明的案子,魯軍將事情原委親口告訴過我們:「六四」後魯軍失去自由被審查將近一年,一九九○年五月底獲取保候審回家,不久魯軍的好朋友、四川江油一家央企的熊振邦董事長發函邀請魯軍夫婦去江油及九寨溝休養和旅遊,魯軍因為離婚沒有出遊興趣。有一次在與潘維明聚會中,愛好攝影的潘說打算去拍九寨溝實景,那裏條件比較艱苦,沒有人接待,魯軍聽後當即說有朋友可以接待,於是魯軍和潘在九○年九月左右一起去了四川,到了江油之後魯軍病倒了,熊總就安排秘書李詩勇專程陪伴潘去九寨溝遊覽,自己則陪同和照顧魯軍,並專程陪魯軍去成都和都江堰遊玩,後來魯軍和潘是不同時間各自從四川飛回上海的。到了一九九一年一月,潘又找到魯軍說,潘的九寨溝影集很受台灣出版商欣賞,但台方希望潘補拍九寨溝的冬景,潘跟魯軍商量希望自己能夠直接找熊總聯繫再去一趟九寨溝,魯軍一口應允。潘是九一年二月單獨再去九寨溝的,熊總還是派秘書李詩勇陪同。魯軍後來聽熊總說,潘的第二次九寨溝之行相當順利,並於三月四日由熊總派車將潘直接送到成都錦江賓館,潘預訂了第二天的機票返滬。但就在四日晚上,李秘書與潘在錦江賓館告別之後不久,就聽說潘嫖娼出事了,成都公安局當時直接找了潘在四川的接待單位熊總的公司進行調查。大約半個月後,當時的上海市委書記朱鎔基在上海一個理論工作座談會上宣布了潘維明嫖娼被抓的事實。當時潘被抓後因為交代了個人與十多名女性發生或保持不正當性關係的事實,因而被上海法院以流氓罪判了四年,轟動一時,上海市委宣傳部的老部長潘維明出此醜聞,部裏面吵翻了天。  毫無疑問,潘被判刑事件,與朱鎔基無關,與黃菊無關,也與楊魯軍無關。我記得魯軍當時曾經表態說,有人精心編造了潘嫖娼是楊魯軍設計引誘的故事,那是惡意誣陷;關鍵是潘維明對自己做的事心裏最清楚,潘當時在坐牢,如果以後潘出獄也這樣說,魯軍願意與潘對簿公堂。一九九五年潘出獄後轉為經商,十多年來潘從來不敢在公開場合說自己的嫖娼事件跟楊魯軍有關。現在魏承思重提當年舊案並發表與事實不符的陳述,完全是不負責任的誹謗,魯軍說將會保留追究魏承思法律責任的權利。  《明報月刊》向來是一份嚴肅負責的刊物,本人謹此自願挺身而出,還原歷史真相,並還楊魯軍一個公道;以及對魏承思在文章中違背事實肆意抨擊朱鎔基和黃菊的手法進行實事求是的披露。  (作者來自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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閻連科--人生小語

絕不獻媚  聖人和偉人可以超越環境、時間而作為,而我是一個常人,甚或為俗人。最常警告自己要去警惕的是,可做常人,少做俗人;可無信仰,但不能沒有信譽;可以找不到真理,但不能丟了真誠。如果沒有能力在自己身處的環境中力爭做一些事情,那就在這個環境中力爭不去做某些事情。不能說話可以沉默,但絕不能獻媚和傳情;寧可在沉默中呼吸困難,也不在這個環境的掌聲和喝彩中隨之發笑和鼓掌。這些如果在身上都無法做到時,那就只好在內心深處念記着及默默地走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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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反反國教運動 (曾瑞明)

  今年是反國教運動一周年。上年的關鍵詞是「反洗腦教育」,今年的關鍵詞仍是這個。建制派打算以彼之道,還施彼身,說通識科洗腦。必須承認,「洗腦」二字,簡單明快,適合作抗爭的口號,但同樣道理,大眾也容易被這詞語混淆視聽。不好好回應,隨時讓對方先破後立。這步棋走得無聲無色,迂迴曲折。如果上年九月至十二月進行的是反國教運動,今年大概是「反反反國教運動」,要回應反對反國教勢力的反撲。先拆通識,再推國教  讓我們做一個簡單的文本分析,以印證這次對通識科的攻擊是借力打力。有關該議題,黃之鋒和梁美芬有一對辯。黃之鋒指出︰「回歸之後,中史科不再是中學的必修科,換言之,通識科是中一至中六之間,唯一一個強制學生認識國家及了解國情的必修科,因為通識科有一個單元名為『現代中國』,通識科變成選修科後學生不就沒機會認識國家嗎?」黃之鋒這段話的前提是,認識國情是每個香港學生都應該做的事,出自「反國教」旗手之口,看似奇怪,但其實通識和國教進路不同,有本質上的分別,因此他可以同時反國教,撐通識。國教的問題是它先天地有一個備受爭議的目的,就是集中塑造國族身份認同,但這樣一定會壓倒其他身份,讓我們喪失批判中國的一個據點。通識則較為溫和,也算較多元,比如在身份認同裏會點出我們有三個身份︰本地、國族和世界公民。課程指引列明培養學生「成為有識見、負責任的公民,認同國民身份,並具備世界視野。」雖然粗疏,但至少承認多元、游移的可能。沒有太多人會反對認識中國是重要的,但應該用什麼方法讓學生學習?究竟選較有批判性、容許本地和世界觀點的通識,還是國民先於公民的國教?或是如某些團體所言,選如今只聊備一格、供學生選修的中史科?通識不是萬能,不是靈丹妙藥,但請提供比通識更好的方案。  《新報》九月一日社評載︰「從政治鬥爭的角度去看,中學的『洗腦教育』是必爭之地,因為中學生的思想正介乎成形期,所以至關重大。因此,兩派的爭鬥重點,也就是在中學方面。當年董建華政府的增加了通識教育,取消了中學歷史作為必修科,結果令到香港青少年減低了對中國政治的認知,但也培養出港獨的思想來,實在是始料之所不及。因此,重設中國歷史科作為必修科,以及減少通識教育中的政治成份,也實在有其需要,恐怕也是將來大勢之所趨。」策略上將通識和國教拉成均勢,說什麼大家都是「洗腦」,背負同一罪名,看似是七傷拳,大家都沒好處。但不要忘記,當年反國教的其中一個技術理由就是通識科已包含「現代中國」單元,無需架牀疊屋。先拆通識,才有再推國教的空間和資源。沒有人可以放棄自己的公民身份  談回黃梁之辯。對於黃之鋒的言論,梁美芬則搬上「自由選擇」的大旗︰「有Choice嘛小朋友。小朋友,認識國家應該正正式式學中國歷史。……其實我不太明白為何黃同學會覺得不可以選修,過往我們很珍惜選擇的機會,相信很多同學都希望自己有選擇,選擇最喜歡和最擅長的學科,以及選擇考試,選擇哪一科成績影響學生入大學!」  辯論短促,潛藏在內的卻是我們很容易接受的兩個說法︰考試要緊,選擇要緊。通識要變成選修科,支持者大有人在,理由不同︰可能是老師教書太悶,學通識其實是讀教科書;可能是學校只重考試,答題技巧訓練多過發表意見;可能是教師沒有通識精神,只用自己熟悉的學科背景處理問題;可能是教師脫離社會,根本搞不清社會的動態,只談一些老生常談的議題;可能是通識校本工作繁重,師生疲於奔命,只為交功課而教……這都是令學生不喜歡通識的原因,但這些只是實行上的技術問題,我們應該改善,也有能力改善。重要的是,理想的通識科是一種象徵,一種公民教育,作為必修科,它暗示沒有人可以放棄自己的公民身份。這是通識與國教一個根本的分野。公民會樂於參與政治,而不會像梁美芬那樣試圖將政治污名化,企圖將我們看成被動、冷漠的「市民」。另外,即使一個人沒有中國血統,但仍可以是香港公民,這就是公民教育比國民教育更值得「強制」的理由。梁女士高舉「選擇」,她會不會贊成我們對中國人的身份有「選擇」?這實在是令人好奇的問題。  通識科或多或少,比起非正規化的公民教育,做得更多。筆者教書,考試導向。師生明白人在江湖,身不由己,但心有不甘,贖罪也好,自我感覺良好也好,仍在公開試後開讀書組,辦論壇,這就是通識作為課程以外的「可怕」或「可愛」之處,它形成自己的文化。這種文化推動師生走前一點,走多一點。這種文化當然不是根深柢固,然而要被扼殺於萌芽,實在是每個認真對待自己工作的教育工作者,都不可不關注的問題。這也是一個香港核心價值的衝擊︰一國兩制下,香港的教育是否可以有自己的顏色?法治、新聞自由都相繼失陷退守,教育還可守住什麼?是國民教育,還是公民教育?  (作者是香港大學哲學博士,專研政治哲學、中學通識科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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