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來五年 梁振英並不好過 (李鵬飛)

  五年前,我應《明報月刊》邀請為回歸十周年撰文,當時我說「回歸前的過渡期不尋常;回歸後十年不尋常;但未來十年也不見得會尋常」,「香港經濟剛從低谷再起,但政治則陷入困難期」。五年過去,這預測完全準確。曾蔭權未有做好呢份工  曾蔭權掌政七年,民望由高峰不斷回落,因為他並未「做好呢份工」,並沒有好好為香港市民服務。  最初上任時,他躊躇滿志,說要在政制問題上「玩鋪勁」,說要在任內完全解決普選問題。可是,他不了解共產黨。他以為自己做了特首,就是皇帝,高高在上,所以說話豪氣了;但另一方面,他多年來都是一個典型的聽話的公務員,未有改變這股奴性,一碰到港澳辦廖暉的「旨意」,就認為北京的話都要聽。結果,雖然確立了二○一七年特首普選,二○二○年立法會普選,但所有細節都由下屆政府處理,普選問題就不算在他任內完全解決了。  民生方面,他也並未有做好他的工作。政府庫房有極多盈餘,但七年來都沒有減稅。「降低利得稅稅率至百分之十五」明明是寫在政綱上的。不減稅,二○一一年卻選擇每人派發六千元。可是,沒有為派錢訂立入息或資產上限,人人有份,結果是派了給沒有需要的人,令市民覺得政府沒有善用這筆錢。漸漸地,派錢變成負面消息。這並非一個成熟的決策,未有經過行政會議討論,只是財政司司長曾俊華跟建制派商議後,致電曾蔭權然後就拍板。政策未有深思熟慮,自然問題多多。梁振英曾班子零溝通  此外,公共房屋政策是失敗的,一方面輪候公屋竟高達十七萬戶,現在兩年上樓的目標已經不可能做到;另一方面,未能遏止樓價上升,加上勾地政策、容許樓宇發水,任由地產發展商謀取暴利,令人有官商勾結的感覺,這都造成巨大民怨。對於中產人士,居屋才能幫助他們置業,但曾蔭權政府一直抗拒,只在社會一片要求復建居屋的聲音之中,推出「置安心」計劃。這計劃架牀疊屋,既浪費政府資源,又不受市民歡迎。為什麼不復建居屋?明明已經有一套香港人熟悉、又容易執行的政策。  在這個問題上,未來特首梁振英也有不對。梁振英很熟悉房屋政策,作為行政會議召集人,應該把這些事在行會給有關官員分析。但他反而選擇在公眾場合跟政府唱反調,為自己的選舉部署。這反映了曾班子不團結,也反映了曾蔭權沒有威信。行政會議成員各自獨立為政,這怎可說是團隊?我曾經問過唐英年,他說多年來跟梁振英是零溝通!曾蔭權也一樣。當梁振英幾年來跟政府唱反調,曾蔭權竟然書面要求對方守規矩,這是多麼可笑!同一個行政會議召集人怎能夠沒有溝通?當年我做立法局首席議員時,規定每星期一都跟當時的布政司開會,交流政策上的意見。我不但逢星期二要跟港督開會,平常若有需要,時常要見面溝通。當年,行政局成員是隨時可以提出新問題討論的。政策把年輕人推向社會運動  可以說,一系列政策失誤,把中產和年輕人推向社會運動。最近的「六四」燭光晚會,宣傳不多,竟有十八萬人出席;李旺陽事件竟然有兩萬五千人上街遊行表達不滿,再加上之前的高鐵事件等,其實歸根究底,都是對現屆政府不滿的反映。  可以說,曾蔭權的政策,對不起香港人。我認為,曾蔭權原本可以幫到香港人,可惜他不肯做。七年前,他接任行政長官,吹口哨,意氣風發。現在看來,他當時已經被勝利衝昏了頭腦。在此之前,他還是一個稱職的公務員。今年先後引爆的遊艇事件、租屋事件、總統套房事件,讓人覺得他太貪便宜。周梁淑怡跟我說,他以前不是這樣的。他變了,實在令香港人失望。梁振英在立法會票數更加浮動  我曾經說過,香港必須搞政黨政治,可是北京不容許,這形成香港的一大制度問題。行政長官在立法會沒有票,很多政策難以在立法會通過。曾蔭權任內未有解決這個問題;輪到梁振英,也未見可以解決。在特首提名中,梁振英在立法會六十人中,只有一個提名(陳茂波)。民建聯、工聯會都是最後收到指令才把票全數奉上,所以他在立法會中並沒有真正的聯盟。未來五年,他並不好過。我預言,他在立法會的票數,比曾蔭權更加浮動。  梁振英自己說過,不喜歡應酬,但有一點較少人提及的,就是他不會擦鞋。所以,他在官場數十年,朋友不多,也沒有多少人真正明白他。他成為特首之後,組班會好困難。試看副局長、政治助理,竟然要公開招聘,就知道他遇上多麼大的困難。在外國,副局長、政治助理,一定是政治任命的,因為管治團隊需要理念相同的人,試問在短短的面試期間內,如何知道公開招聘出來的人選的真正理念?最後,整支團隊互相不認識,如何施政?  所以,梁振英未上任,就遇上政治難題,一方面,不多人願意替他打江山;另一方面,即使有人願意,他心儀的人不一定獲中央答允,也沒有用。香港和中央關係,十五年來出現了大轉變。港人治港已成為「講人治港」,「得個講字」。梁振英為什麼能夠當選特首?眾所周知,就是靠中聯辦。而他報答中聯辦的方式,由他當選翌日便到中聯辦「謝票」看來,就是未來特區事務,都要聽中聯辦差遣。我最初認為他是一個強人,會為自己爭取,但從最近發生的情況可見,他也不能自由發揮。  不過,我還是認為不要對梁振英絕望。他是一個聰明人,比曾蔭權聰明得多。為了成為特首,不喜歡社交的他,三年來不斷落區,積累民意,努力改變自己。憑這股毅力,我認為至少要給他幾年機會。  我預期,他的首五年政策會向基層傾斜,因為他要爭取連任,而二○一七年的行政長官選舉,是普選,他要爭取基層選票。可是,普選安排一定會有爭拗,並不樂觀。如提名門檻就已經可以在社會發酵成大議題。反而,他不會啟動二十三條立法,也是因為要普選。  (作者是香港前行政局、立法局首席議員,自由黨前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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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修香港地方志刻不容緩  香港地方志工程座談會紀要  (香港地方志辦公室整理)

  地方志是貫通古今、全面而系統地記載地方上自然環境和社會狀況的大型資料叢書。現時全中國只有香港和澳門尚未編修地方志。近年香港學術界和媒體大力推動香港修志,但從董建華到曾蔭權卻都不願給予任何公開和實際的支持,而澳門特區政府已撥款六億元啟動修志。面對香港修志的尷尬處境,《明報月刊》與香港地方志辦公室於三月二日舉行座談會,呼籲新一屆特區政府以全新的思維,支持這項服務當代、惠及千秋萬世的重大文化工程盡快全面啓動。——編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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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雨的時代 (卷首語-潘耀明)

  有一個詩人,作了一首詩,他說這個時代就是塊荒地。到處是怒吼的雷聲,卻沒有一滴雨;人們為雷聲所震聾,卻被無水所乾斃。①?  環顧時下的香港社會,稍為有社會良知而頭腦清醒的人,相信對陳之藩先生的以上感覺,無不產生共鳴!  我們的社會,目下存在兩種極端的傾向——或是只懂雞蛋裏挑骨頭、唯恐天下不亂、卻提不出建設性意見的人;或是昧於是非,見怪不怪、麻木不仁的人。前者屬於雷聲轟鳴、雨下不來的典型族群;後者是屬於風聲雨聲、兩耳不聞窗外事的群落。  回歸十五年後,香港原有建全的法制、廉政的政府、自由貿易政策等等優良傳統,都是十五年前遺下的。十五年後,若問我們有什麼突破或長進的地方,相信答案是不言而喻的,老百姓的眼睛雪亮、心裏明白。  這裏單表我們兩任特首的施政業績,可謂乏善足陳。前者在亞洲金融風暴期間提出「八萬五」房屋政策,一意孤行又缺乏應變措施,使香港蒸發二萬億財產(其中包括你我的血汗錢);後者漠視民生,任由地產商謀取暴利,對高樓價、貧富懸殊束手無策,施政不力兼鋪張浪費,揮霍納稅人的錢,俾使一向廉潔的香港政府蒙污。  別的不談,茲舉一例,以見其餘。且說近來學界熱衷討論香港缺乏「地方志」的問題。  過去港英政府不修地方志,可以諉過港英政府存心瞞眛市民,不願面對歷史。然而今天已當家作主的特區政府,回歸十五年,連旨在反映香港概貌及歷史的地方志也欠奉,這才是咄咄怪事。  「人本是散亂的珠子,隨地亂滾,歷史就是那條柔弱又強韌的細絲,將珠子串起來成為社會。」② 這是龍應台針對香港歷史說的話。無疑,香港迄今沒有一部完整的歷史,有的只是一些零篇什章,如「散亂的珠子」,原因是:沒有一部完整的「地方志」。  為什麼說地方志代表香港的歷史呢?首先要知道「地方志」的涵義。地方志又稱「地方百科全書」。地方志的內容包括地理、歷史、政治、經濟、軍事、社會、文化、人物、典籍、重大事件等。換言之,地方志是貫通古今,全面而系統地記載地方上自然環境和社會狀況的大型叢書。  上世紀八十年代中葉,我參觀了美國國家圖書館,發現有一套很完整的中國地方志,林林總總,有幾千冊。台灣在過去幾十年來也編修出多種省、市、縣志。內地自從一九七八年開放以後,當局十分重視新編地方志的工作。 現在各省、市、自治區已經完成第一輪新編地方志的編修,並開始第二輪續修。  匪夷所思的是,目前在全國範圍內,只有香港和澳門尚未編修出地方志。目下澳門政府已撥出六億巨款,聚集一批研究澳門的學者,編纂澳門地方志了。只有口口聲聲稱國際大都會的香港,其特區政府還未重視香港地方志的編修工作。  據統計,中國保存至今的傳統地方志有八千五百多種,共十一萬多卷,數量約佔中國現存古籍十分之一。地方志兼有教化、資政的作用。編修地方志是中華民族源遠流長的優良文化傳統。中國地方志的起源,可上溯至春秋戰國時期,與傳統國別史、地理書及地圖甚有淵源。  關於編香港地方志,茲事體大,問題是政府不重視,光靠民間,力量有限。香港民間籌集不過二百多萬,簡直是杯水車薪。日前與台灣一位學者談起,他認為不可思議,但這一起活活生生的事實,卻發生在這個庫存充裕的國際大都會!  特區政府對本地體育活動、表演藝術,特別是外來文化十分重視,大灑金錢,如以上億元計聘請外國歌星、外國表演團體來香港演出,反而忽視了本土的文化,這是令有識之士痛心疾首的事。  目下香港社會百病叢生,執政者顢頇無能,輿論無的放矢,人心渙散,偽善者及小人當道,是非黑白混淆,這些都是拜施政不當、文化教育淪落所賜。  這是「乾雨」的時代!  注:  ①陳之藩:《旅美小簡》  ②張潔平:《尋回香港民間的記憶鑰匙》,《亞洲週刊》,二○○七年十一月二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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繪畫是香港文化藝術的重災區  回應舒華《三訪梁振英談成立文化局》 (蕭 滋)

  上期《明報月刋》發表舒華《三訪梁振英談成立文化局》的文章,這篇文章首次較全面地介紹梁振英先生關於解決和發展香港文化問題的理念。我認為切中香港文化問題要害,十分贊同,現我就我所了解到的視覺藝術方面的現狀和問題談談個人的意見與建議,供將來主政者參考。  傳統的視覺藝術主要包含繪畫、雕塑和建築,而繪畫又是重中之重(東方還包含書法和篆刻),但是隨着近百年科技的發展、觀念的開放,裝置、攝影、數碼、觀念、行為等新的門類不斷湧現,而且日新月異,於是繪畫藝術日益不受重視,西方藝術圈甚至出現「繪畫已經死亡」的論調。香港大專院校的藝術院系幾乎都放棄過去數百年來行之有效的基本功訓練,強調與國際接軌,讓學生自由選擇學科,於是近年畢業生具備繪畫創作能力的少之又少。現在香港夠格稱為畫家者都已是中老年人,後繼乏人,畫家人數銳減,水準不斷下降,而又以西方繪畫尤甚。香港的視覺藝術已遠遠落後於中國大陸和台灣,如此下去恐怕連澳門也不如了。希望政府新任文化局局長重視這個問題,我並提出下列意見供參考:  一、特區政府應重新修訂香港回歸初期通過的香港文化政策,改變政府無為而治,全盤民間主導(實即文化方面的「積極不干預政策」)的做法。但是「尊重表達自由,保護知識產權」等核心價值應予保留,並嚴格執行。  二、香港不應只有演藝學院,還應設立視覺藝術學院,這所學院應以培養藝術家為主,應給予學生全面的理論和基本功訓練,四年時間不夠,甚至可以延至五年或六年,或從高中開始招生。教统局所屬各大專院校其藝術系亦應適當調整其分工和功能。  三、香港應該設立兩個藝術館,其一收藏和展覽中外藝術家作品,另一購藏和展覽香港藝術家作品。後者應有任務通過收購香港專業畫家優秀作品和舉辦包括展覽在內的各種活動支持和推動香港藝術的發展。現有的香港藝術館和即將成立的西九M+藝術館是否可以進行這樣的分工呢?  四、幫助專業畫家解決生計,使能安心創作。現在香港的所謂專業畫家幾乎全部靠教畫謀生,請問哪有時間靜心創作和研究?除第三條建議香港藝術館有責任購藏香港優秀藝術品,並建議政府撥出合適的文物舊建築供藝術團體或畫商設立專為香港藝術家銷售作品的畫廊,使一般的藝術家作品也有銷售的機會。  五、應協助民間成立文化藝術各領域的團體來組織和推動各項工作。香港的藝術團體多如牛毛,但都是藝術家和愛好者的自由組合,一般只是起到普及作用。於是有些藝術家嚮往中國內地式的全國美術家協會之類的組織。我則認為也不適合香港。我認為還是應由民間主導,但政府應在設施和經費上給予支持,並定出一些這類團體應該共同遵守的條例。光是視覺藝術應可辦成好幾個團體,我深信這類藝團辦得好,應能推動香港文化藝術的發展。  限於篇幅,不多寫了。  (作者是前香港三聯書店總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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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月》喪失獨立批判的精神? (《明報月刊》編輯部)

  本刊今年六月號刊登《三訪梁振英談成立文化局》一文,引起回響,六月二日,《蘋果日報》「蘋論」指出「曾經標舉獨立批判精神的某月刊,三度訪問梁振英,訪問中無一句質問,已盡顯向權貴傾倒的媚態。」是耶?非耶?且把事實羅列出來。  正因本刊抱持獨立批判的精神和中立客觀的立場,本着尊重所有作者與受訪者意見的宗旨,務求將各方資訊整合、呈現於讀者眼前,俾使讀者有充足的資訊自行判斷是非,對受訪者,我們盡量給予表達意見的自由,與此同時,我們也容許持異議的批評意見。事實上,就在同一期中,本刊總編輯潘耀明的卷首語《城島的雨》對文化局之設立便提出了以下意見:  我們的社會已淪為商品社會,道德敗壞,族群撕斷,老百姓惶惶然不知所依,其中也因為當官的不重視陶冶性情的文學所致。換言之,香港太忽視文學,香港人太需要文學了。西九龍文化中心應建立文學館,彰顯文學應有的地位!  候任特首不是說要設立文化局嗎?如果不是像外間所說的,是為了一統文化思想和推行既定的教育政策,那麼,是否可以切實做點有益於社會、有益於港人的文化(包括文學)傳播工作!  此外,另一位作者仨頌的文章《有文化局就有文化?》也提出了尖銳的質疑:  第四任特首梁振英在競選政綱中,將「宗教、文化及藝術」放在同一項,這意味着梁政府未來的文化局,將圍繞這三個範疇。不要誤會政府忽然對「宗教」如此關心,從現行架構看,其實這三個範疇正是現時民政事務局的主要工作,「宗教」事務便是由該局的公民事務科管轄,它更同時主管公民教育和國民教育。相對於「宗教」事務,中央更關心特區政府的國民教育工作,對港人的身份意識(文化認同)尤其在意。故此,未來文化局的工作,又怎可能缺少推行國民教育此一重大任務?……  文化人梁寶山對成立文化局提出了「三不」:一、不能只是現在藝術行政和資助架構的總和;二、不能被矮化成個別的產業或就業政策;三、不能再次把文化發展以媒 界/行業劃分而項目化。可以的話,請多加一個「不」,不能把文化局變成文宣局!  對於本刊獨立持平的態度,讀者有目共睹。以近期為例,我們還刊登不同政黨背景及獨立文化人批評候任特首的文章。所謂「已盡顯向權貴傾倒的媚態」,不知從何說起。  今後,本刊依然會守持創刊四十多年的中性價值,極願意聽取各方意見,發揚獨立批判的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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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全浩--人生小語

改弦易轍現時世界各國每年都要求經濟增長,人口亦不斷增加;但凡經濟增長,都涉及資源的耗用。此一發展模式,不能長期存在下去,否則地球必毁滅。需要有智者設計一套可持續的發展模式。最重要的環節,是人類的消費是否需要無止境地增長?生產方面是否一定要產出物質產品?文學、藝術、音樂、舞蹈及其他靈性方面的活動,可否代替一部分物質產品?減低資源的耗用及種種污染,提升人類的精神生活,地球方可永續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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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方後威權政權的接班困局 (張 鳴)

  非民主政體最大的困惑,是政權難以和平移交,這是政治學公認的常識。但在古代,帝制國家這樣的問題還不算十分突顯。以中國為例,儲君的確立,首先必須在皇室血緣範圍之內選擇,然後是君主的認可(如果君主沒有來得及認可,由皇太后出面也可)。等於第一道先是血緣認證,然後再權威認證。經過兩道認證的接班,雖然依然不穩定,但遠沒有一般人想像的那樣大的動盪。除非皇室中出現強有力的集團,像李唐初年的李世民,北宋初年的趙匡義和明朝的朱棣集團,才可能翻盤。即使翻盤,新的君主也大體上得是皇室內部的人,在形式上,也得走血緣和權威認證的過場。  進入近代之後,東方國家先後發生了政體變革,君主制不是被廢除,就是退居幕後(泰國),或者全然虛位(馬來西亞),或者成為無用的孑遺(印度的土邦)。只有日本還保留了君主制,但它的二元君主政體,在二戰以後,也徹底虛位化。新崛起的統治者,仍然可能是家族專制的色彩。幾乎每個新生的共和國,都出現過強人家族。二戰後出現的社會主義國家,自然更是不能免俗。儘管如此,對於東方這種家族本位的國家而言,強人家族內部的權力繼承,依然具有很大的可能性。只要繼承者大體過得去,就可以得到國內相當多權貴乃至民眾的認可。台灣的蔣氏家族、朝鮮的金氏家族、新加坡的李氏家族,甚至印度的尼赫魯家族,都有這樣的權力家族嬗遞色彩。  但是,在共和政體的招牌底下,無論是資本主義還是社會主義,肆無忌憚地實行權力家族繼承,障礙還是相當大的。因為現代國家的政體,從形式上是排斥家族世襲的。強行世襲,道理上說不過去。這樣的強人家族,要想使政權在家族內部傳遞,無論自身怎樣強,還是有政體上和輿論上的困難,難免會招致「封建殘餘」的抨擊,影響國際聲譽。所以,傳統的血緣認證,很可能被廢置。不過,這樣的威權政權,又不大可能實行選舉,因此,政權的傳遞和接班,只能靠權威的指定或者元老之間的協商。不消說,沒有了血緣認證的繼承,不穩定性增加了。從中國的經驗看,在毛時代,即使毛這樣「奇理斯瑪」型的權威,他指定的接班人也相當不穩定,一直動盪不已。從某種意義上說,文革的發生,也跟這種接班人難局,有一定的關係。重慶模式體現最高權力爭奪  在今天,台灣已經實現了從家族傳承到民主化的轉型,而新加坡的政權,由於第一代權威尚在,家族傳遞還可以維繫,但轉型的苗頭已經出現。越南已經在共產黨內部,進行選舉的變革。在中國,毛死後,鄧已經是次一等的權威,接班人的指定,已經在相當程度上,需要靠元老的協商。由於權威不再,元老家族的權威也在遞減,接班人的爭奪,勢必加劇。前階段所謂重慶模式的出現,在某種程度上,就是這種最高權力爭奪與卡位白熱化的體現。  中共政權走到今天,即使沒有外部壓力和內部民主的呼聲,即使統治層內部的爭權紛擾,也會逼得他們走一條繼承程序化的道路,否則,他們內部的爭奪,將會越來越激烈,甚至有可能破局。有人說,現在的權貴內部,已經達成共識,內部一定要團結,這樣才能爭取利益最大化。當然,如果有這樣的共識,理論上一定有利益最大化的結果。  但是問題是,權貴集團即使形成這樣的共識,事實上也無法貫徹。歷朝歷代,統治階層的團結一致,從來都可以實現他們的利益最大化,但哪朝哪代都沒有實現過。統治階層的分裂和爭奪,是永恆的,但團結卻總是難以實現。這裏,存在一個難以克服的囚徒困境,團結是需要大家都讓步的,但你讓步了,怎麼能估量別人也一定會讓步?你不壞別人,怎麼知道別人不壞你?在黑箱政治的環境下,囚徒困境永遠克服不了。促使統治層團結的因素只有一個,但導致不和和猜忌的因素,卻有成千上萬。更何況,中國從一個殘酷鬥爭的歷史中走過來,權貴集團內部的殘酷鬥爭,使得他們的父輩已經勢同水火、你死我活,到了子一輩又怎麼可能真正團結一心?因此,權貴的爭奪與爭鬥,是絕對的。在接班問題上,若要不破局,最大的可能性,就只能是元老家族之間的協商,如果元老家族的權威不再,那麼就只能走黨內選舉的程序。就目前而言,這是一條唯一可以大體服眾、避免破局的出路。這一步,就是目前越南已經開始的選擇。如果走到這一步,應該說,從理論上講,離民主改革就不遠了。  (作者是中國人民大學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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