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加害者」與「受害者」以外  ——日本九州行省思「戰後七十年」 (林泉忠)

  今年既是甲午戰爭結束後中日兩國所簽署的《馬關條約》一百二十年,又是二戰結束七十周年。筆者於七月上旬帶同香港沙田呂明才中學的學生前往日本九州福岡、小倉、長崎、熊本等地,展開了一場別開生面的「歷史與文化之旅」。日本九州與中國的歷史糾結  九州位於日本之西南,東南臨太平洋,西北隔對馬海峽(大韓海峽)、與韓國為鄰,西隔黃海、東海與中國遙遙相望。正因為其有利的地理位置,使九州成為歷史上日本與中國交流最頻繁的地區。作為古代中國與日本友好交流象徵的秦朝徐福與唐代鑒真法師遠赴東瀛的上岸地就在九州;而印證中國與日本建立冊封—朝貢關係的漢光武帝所賜「漢倭奴國王金印」也在九州出土;日本江戶鎖國時代唯一的貿易港長崎設有華人聚居的「唐人屋敷」也位於九州。  九州還是近代日本兩次對外戰爭的重要地區。一八九五年甲午戰爭正式結束前清朝全權代表李鴻章、李經方與日本內閣總理大臣伊藤博文、外務大臣陸奥宗光等於北九州下關(舊時別稱「馬關」)舉行媾和會議,雙方並於同年四月十七日簽署了影響東亞各國其後百年歷史的《馬關條約》。  到了半個世紀後的太平洋戰爭末期,美國於八月九日在長崎投下原子彈,致使日本最終被迫投降,也結束了對華長達十五年的侵略戰爭。下關與長崎正是此次九州旅程的主要參訪地。  一般人論戰爭,聚焦的是誰勝誰負。在甲午戰爭中大獲全勝是日本,筆者好奇的是今天日本的紀念館究竟是如何去敍述兩甲子之前的這場戰爭。回到《馬關條約》簽署現場  首站正是下關,一行人下車後隨即直奔日清講和紀念館。紀念館展示了當年雙方談判會場的場景、座位排序等原貌、條約模樣,以及李鴻章留下的真迹墨寶等,並沒有太多新加的模擬展品。離會場原址約三百公尺的引接寺則是李鴻章一行人當年的下榻之處。  李鴻章是以戰敗國代表身份忍辱負重抵達下關並於此短住,其間還遭遇刺客小山豐太郎行刺,日方因而為李開闢一條蜿蜒的山腰小道往返春帆樓與引接寺,後人稱之為「李鴻章道」。當年陸奥宗光之所以選擇下關口作為兩國媾和談判之地,其用意正是故意要讓李鴻章目睹戰勝後日本的運輸船一艘艘經過眼前的馬關海峽駛向朝鮮,勝利者的威風神態不言而喻。  日清講和紀念館可能是日本紀念這場戰爭唯一的紀念館。然而,今日看來,其展示風格並沒有刻意突顯戰勝國的尊榮傲慢與戰敗國的卑微恥辱,而是淡淡地敍述着百多年前終結戰爭的歷史一幕。去年九月,筆者到訪遼東半島,並在最後的激戰地劉公島參觀了「中國甲午戰爭博物館」。從偏重宏大敍述風格的博物館走出來,感受到的更多是藉兩甲子前的民族恥辱來凝聚今日國民向心力的用心。「終戰」與「敗戰」之間  在一八九五年嘗到勝利者的甜頭後,日本從此一步步走向軍國主義的道路。在經歷了三四十年代對華侵略戰爭,日本最後在飽嘗美國原子彈威力而宣告無條件投降。長久以來,在中國坊間存在一種論述,指日本並不認輸,故稱「終戰」以替代「敗戰」。其實,儘管戰後的日本政府的確將八月十五日設定為「終戰紀念日」,不過在學術界與坊間,「敗戰」、「敗戰國日本」的表述也是司空見慣。  圍繞在七十年前的那一場戰爭,長久以來日本與鄰國一直存在揮之不去的「歷史問題」。今年適逢「戰後七十周年」,除了備受國內外關注的八月十五日日本首相安倍晉三即將發表「安倍談話」之外,日本學術界與部分民間人士也藉此機會,從反思戰爭的視角,重新審視當年那一場戰爭究竟如何發生,並探討「加害者」與「受害者」的關係。長崎的「加害者」「受害者」身份  長崎之旅的重點,一是和平公園,二是原爆資料館。兩者皆彰顯反思戰爭、呼籲和平的意涵,然功能並不相同。空曠莊嚴的公園廣場主要是提供人們對原爆死難者祈禱、憑弔、集會之用途,資料館則透過豐富的展品,訴說原子彈爆炸的危害、兼具教育後人珍惜和平的功能。  一顆原子彈投下,只不過是一瞬間,長崎旋即被夷為平地,人們從人間走向地獄,多達二十萬人死亡。在原爆資料館內,長崎人民的戰爭受害者形象呼之欲出,一幅幅慘狀、一具具屍體,無不令人慨歎,戰爭的罪惡在原爆資料館內得到如實地呈現。然而,或許也有人質疑:長崎似乎也並非只有「受害者」形象。美國之所以選擇長崎作為投下原子彈的兩個地點之一,主要原因是長崎設有三菱重工等重要的兵工廠,這些兵工廠所製造的武器被使用在包括中國等戰場上,其中自然也雇用了大量長崎當地的工人與技術人員。  再者,在一九四五年「終戰」前,日本對中國等鄰國的侵略、對韓國及台灣等地所實施的殖民地統治,使日本成為如假包換的「加害者」。當時舉國動員,所有日本人也都捲入其中,即使沒有遠赴戰場的日本人,也都背負着「侵略者的原罪」,當然也包括後來成為「原爆受害者」的長崎市民在內。  換言之,長崎人民在那場戰爭中身兼「加害者」與「受害者」的兩重身份,只是如此的「戰爭加害者/受害者的雙重身份」並非長崎及另一個原爆地廣島獨有,還有九州以南的沖繩。戰爭烙印與沖繩的「雙重身份」  一九四五年的沖繩戰役是美日在日本最大的激戰地,沖繩淪為焦土,一場戰爭奪去四分之一人口的生命,在沖繩社會留下深深的戰爭烙印。到了戰後,沖繩淪為美國的佔領區,一九七二年復歸日本,然而至今仍飽受龐大美軍基地的壓力。  沖繩坎坷的「受害者」命運常獲得世人的同情,同時沖繩社會在戰後漫長的反思戰爭過程中,也時有一些有識之士提出別忘了沖繩也有「加害者」的身份。那是因為戰前台灣長達半個世紀的日本殖民地期間,不少沖繩人也作為「統治者」的一部分,以低級官員的身份參與了日本對台灣的統治,在日本統治台灣的權力架構中擔當一定角色。有沒有所謂正義的戰爭?  倘若將對戰爭的反思提升到尋求和解的層面,既考驗「加害者」的懺悔與反省能力,也考驗「受害者」的寬恕與度量。今年三月,造訪日本的德國總理默克爾在一則講話中,在指出「正視歷史是和解前提」的同時,也強調「如果沒有鄰國的大度姿態,和解不可能實現」。  早在抗戰勝利的一九四五年,帶領全國軍民浴血奮戰,而最終取得勝利的蔣介石面對全國人民發表演說時,也提到了「勝利者」與「受害者」應有的謙卑與寬容:「今天我們勝利了,敵軍已被我們盟邦共同打倒了,我們當然要嚴密責成他忠實執行所有的投降條款,但是我們並不要報復,更不可對敵國無辜人民加以污辱……,要知道如果以暴行答覆敵人從前的暴行,以奴辱來答覆他們從前錯誤的優越感,則冤冤相報,永無終止……。」  抗戰勝利後蔣介石秉持此寬恕的精神,放棄了對日戰爭賠償的要求,如此「以德報怨」的度量曾經在戰後的日本社會廣為流傳。一九七二年,日本與北京「關係正常化」,毛澤東也放棄對日索賠,周恩來還更進一步指出「日本人民也是軍國主義的受害者」。   人類對戰爭的省思,在二戰結束至今有了更廣更深的討論。伊拉克戰爭爆發後,筆者的導師藤原歸一教授於二〇〇三年的著作《有「正確的戰爭」嗎?》對美國以戰爭推翻薩達姆政權的正當性提出了質疑,並留給讀者進一步省思:究竟有沒有所謂正義的戰爭?有沒有所謂必要的戰爭?戰爭有真正的勝利者嗎?  二〇〇九年龍應台也在其暢銷之作《大江大海——一九四九》提出了發人深省的詰問:「究竟戰爭有沒有真正的勝利者」。誠然,龍應台在書中所論述的主要是國共內戰,然而其問題意識也適用於所有導致生靈塗炭、造成民族之間難以彌合傷痛的戰爭,相信這也是世界無數反戰和平者共通的疑問。  「戰後七十年」在東亞地區因不同的國度、不同的際遇,而有不同的語境、不同的意涵:在中國是「抗戰勝利七十年」,在韓國是「民族獨立解放七十年」,在日本是「終戰/敗戰七十年」,在廣島、長崎是「原爆七十年」,在沖繩則是「沖繩戰七十年」……。遺憾的是戰爭結束七十年的今天,當年的「加害者」與「受害者」已日漸凋零,然而東亞在戰後,和解之路似乎仍杳無蹤影,或許有待努力的是展開一場跨越國界,既有「加害者」後人又有「受害者」子孫的傾聽與訴說的和解運動,讓傷痛與仇恨不再殘留,讓和平與互信延續下去。  (作者是台灣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副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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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日本角度看戰後七十年 (川島真)

  日本戰後主要的國家目標,一個是戰爭狀態的結束,另一個則是經濟復興與國際地位的提升。然而,諸如戰爭賠償等所謂戰後處理問題與歷史認識問題,卻成為戰後日本更主要的課題。  一九四五年,以美國為首的聯合國在佔領日本之際,向日本提出了和平化以及民主化的要求。美國不允許日本再軍備,對戰犯們的態度很嚴格,並且向日本要求相當多的賠償。但是,面對冷戰在歐洲開始與共產主義在東亞擴大,美國改變了其對日本的佔領政策。這個被稱為「逆轉」的政策改變,讓日本成為太平洋西邊的防衛之城。美國遂允許日本再軍備,允許戰犯們回歸政府,還停止向日本索償——儘管日本將工廠設備和軍事設施、軍械等不少物資,作為物質賠償交給了聯合國。解決了國家賠償卻解決不了民間賠償  一九五一年,戰敗的日本與聯合國簽署《舊金山和約》,聯合國雖然基本上放棄向日本索償,但部分國家仍保留要求賠償的權利,如東南亞的一些新獨立的國家。這些國家到了六十年代才解決跟日本的賠償問題,並開始所謂政府開發援助,跟日本建立起外交關係。  當時,《舊金山和約》被稱為「片面講和」,是因為不少國家包括中華民國都沒有參加舊金山會議,只有跟美國一樣屬於資本主義陣營的國家,以及一部分亞洲國家簽署了合約。所以,日本跟中華民國於一九五二年單獨簽署和約,跟韓國也在一九六五年簽署了基本條約,建立邦交。中華民國按照《舊金山和約》,放棄向日本索償。日本則向韓國支付賠償和進行經濟援助。一九四九年遷至台灣的中華民國,作為戰勝國,還代表一八九五年以來被日本統治五十年的台灣跟日本交涉,簽署了和約。一九七二年,日本跟中華民國斷交,轉而跟中華人民共和國建交。那時,中共政府也放棄向日本索償。所以,對日本政府來說,日本和近鄰國家之間的賠償問題,早就在這些條約上解決了。但是,所解決的被認為是國家賠償的部分,鄰近國家的人民還是保留了對日本國家和民間組織請求賠償的權利。八十年代以後,不少中國籍以及韓國籍的原告,向日本的法院提出訴訟,要求日本政府或日本的民間組織或公司等就戰爭時期的違法行為作出賠償。然而,對原告來說,「時效」也算是一大問題,戰後已經過了幾十年,故原告得說明這幾十年來沒有提訴的理由。八九十年代,日本的法院出現了幾件原告勝利或對原告有利的調停之判例,此為重要的指標。  值得注意的是,二○○六至二○○八年日本的高等法院和最高法院修改了對部分條約的解釋,指一九七二年《中日共同宣言》等條約中條文之含義,跟《舊金山和約》一樣,表達了中國官方和民間放棄向日本官方和民間索取賠償的意涵。所以,之後日本的法院就不再出現處理有關賠償的案例。一九八○年以來,日本的法院擔當了處理戰爭問題平台的角色,直到本世紀初,這個任務也幾乎結束了。  但是,中日、韓日雙邊政府之間同時在本世紀初展開歷史共同研究,這說明處理戰爭問題的平台,開始轉移到政治、學術界,以及民間。亞洲民主化令過去威權再被批判  現在的讀者們可能難以想像,五十至八十年代,在早已民主化的日本,左派是大部分媒體和言論界的主流。當時日本民間社會不但對社會主義有好感,更因此而反對肯定美日安保同盟的自民黨政府,六十年代連續發生的反對美日安保運動就是一個象徵。當時,日本的知識分子對戰爭有很強烈的反省和痛恨,批判過去侵略亞洲的事實,批判當時的政府在美日安保體系下支持越南戰爭的態度。丸山真男和竹內好等一直都在討論日本為何投入戰爭、為何侵略近鄰國家,以及如何學習建設先進社會主義國家的中國。可惜,五十至八十年代,日本言論界的主流對戰爭和殖民地統治持有很謹慎的態度之際,大部分亞洲國家還沒有民主化,民間社會難以跟日本的民間交流,如直到七十年代初,日本跟中國大陸還沒有建交,導致民間交流很有限。而到了九十年代,東亞人民的往來日漸活躍之時,面對泡沫經濟結束的日本,國內氣氛跟以前有所不同,言論界的主流不再是左派,保守派漸漸抬頭了。  在五六十年代的東亞,與日本解決戰爭或殖民地問題的政府,大部分都是所謂的威權政府,這些政府跟日本締結和約與解決賠償問題的決策過程,民間社會不一定參與。威權政府常常獨斷了跟日本的戰爭賠償等問題。八十年代,亞洲國家先後民主化,中國國家和社會的關係也發生變化,民間的發言空間擴大。此時,以前威權政府進行的戰爭或者殖民地統治問題的處理被檢討與批判,亞洲國家的民間社會,便再一次向日本提出這些問題。日本政府一再答覆這些問題早就在某某條約上解決了,但是亞洲社會認為那些條約是尚未民主化時代的產物,所以需要再一次檢討。  目前,因應這些亞洲社會的變化,日本不一定有彈性的處理方案。國際政治與國內因素  過去,日本侵略過鄰近國家,對世界發起戰爭,這一事實絕對不會被丟棄,日本的國家和人民未來一直都記住這個事實。不僅如此,對這些事實,應該擁有謹慎的態度,嚴肅反省,並傳承給下一代。另一方面,我們在看待日本戰後處理的問題時,也要把國際政治與有關各方的國內政治因素,通盤納入上述問題的考慮之中。  (作者是東京大學綜合文化研究科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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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八七五、一九四五、二○一五  ——從琉球到沖繩的終戰意義 (山城智史)

  由於持有「安全和平的生活」被日本政府和美軍基地奪去的「受害者」的認識,現在還在持續追問琉球處分和沖繩戰役的歷史意義。沖繩持有的歷史觀不斷向日本本土傳遞,即現在不限於自己身邊發生的威脅,沖繩還會繼續追問過去的歷史意義,試圖通過對過去的歷史認識來了解沖繩的現狀。現在連接過去,過去影響現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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韓國的親日派問題與過去清算 (董思齊)

  韓國由於在歷次政體轉型的過程之中始終無法進行徹底的「過去清算」,以至於未被清算的「殖民遺緒」結合了未被清算的「威權遺緒」,成為目前韓國保守派與進步派理念對立的基礎。這也是為何「親日派」問題在「終戰/光復」已七十年的今日,仍如同日帝殖民時期殘存下來的幽靈一般,徘徊佔據在韓國社會上空,並且成為不時引發韓國社會內部衝突的重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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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學山水」煥然一新 (李浩榮)

  今年是世界華文旅遊文學聯會成立十周年,由明報月刊、香港中文大學聯合書院、澳門基金會主辦,世界華文旅遊文學聯會承辦的「文學山水(旅居文化)講座——暨第五屆世界華文旅遊文學國際學術研討會籌備會議」,其開幕式及國際學術研討會於六月二日在台灣宜蘭舉行。——編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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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上帝與魔鬼 (潘耀明)

  大馬二○一五年國際書展,彼埠的《星洲日報》讓我提供了十八位華人作家的手迹展覽。  我檢視這些作家的手迹,其中有一位特別令我激動。他就是被譽為「人民的詩人」的艾青。  艾青是一個對國家民族愛得最徹骨的詩人,且看他的《我愛這土地》①:  假如我是一隻鳥,  我也應該用嘶啞的喉嚨歌唱:  這被暴風雨所打擊着的土地,  這永遠洶湧着我們的悲憤的河流,  這無止息地吹刮着的激怒的風,  和那來自林間的無比溫柔的黎明……  ——然後我死了,  連羽毛也腐爛在土地裏面。  為什麼我的眼裏常含淚水?  因為我對這土地愛得深沉……  一九三八年十一月十七日   原詩作於一九三八年,這是艾青一九八三年杪寫給我的。我在大馬書展的講座說過,我每次讀到艾青這首詩,都會熱淚盈眶,也許不光我,相信每一個華人讀後,也會感同身受。  日本中國文學學者稻田孝稱艾青為「民族的詩人、人民的詩人、時代的詩人。」②  艾青是一個時代的歌手,他嚮往光明,所以在一九四一年急不及待地投向光明、理想的懷抱,遠赴延安,寫出謳歌延安、謳歌太陽、謳歌毛澤東的詩。  然而,當他深入體驗「時代」生活後和身涉無休止的政治運動後,他再也不願閉着眼睛講瞎話,所以他嚴正地疾呼:「詩人必須說真話!」此後,他很快便被劃成「右派」,被遣送到北大荒勞動改造。  一九八○年,時值中國剛開放不久,已屆七十歲、剛從北大荒返京的艾青,仍然豪氣干雲,特地寫了一幀條幅送給我:「若火輪飛旋於沙丘之上,/太陽向我滾來。」③這二句詩是摘錄自艾青寫於四十年代長詩《向太陽》,年輕的艾青懷着滿腔熱血的激情,追求進步,嚮往革命,激情地寫道:「從遠古的墓塋/從黑暗的年代/從人類死亡之流的那邊/震驚沉睡的山脈/若火輪飛旋於沙丘之上/太陽向我滾來……。」④   這幾句詩關鍵詞是「太陽向我滾來」,「滾」字是詩眼,展現讀者面前的是恢宏的畫面,氣勢磅礴。前面幾句,都是為「太陽向我滾來」做伏筆。暗喻「太陽」是從歷史的遠處滾來,不管這漫長的歷史多麼黑暗,又多麼艱難,「太陽」以它不可阻擋的氣勢,光亮亮地滾來了。詩人用意很明白:歷史是不可阻擋的,光明的到來是必然的。  日月嬗變,時移勢易。我沒有問詩人寫這兩句詩時,是否還是當年的心態,還是有新的感受、新的解讀,我喜歡「太陽向我滾來」的意念,因「我」是民眾的代詞。  去年五月杪,艾青夫人高瑛大姐把她珍藏多年的艾青的另一幀條幅鄭重其事地轉贈給我。條幅的內容是:「上帝與魔鬼/都是人的化身」,出自艾青的《花與刺》,這兩句詩意喻最崇高的與最醜陋的,都是人類製造出來。  艾青自己便深受造神運動之害。他是無神論者,他既否定上帝的存在,也反對神權、反對人間造神運動。他曾吶喊道:「要用科學代替迷信」,「不依靠神明的憐憫,/不等待上帝的恩賜。」 (《在浪尖上》)並直接對「上帝」的存在表示質疑和否定。  艾青後期給別人題字,多用上這句話,也可視作他晚年的心聲。  人一旦被一眾馬屁精刻意推上神壇,便無限自我膨脹,自以為可肆意呼風喚雨、指鹿為馬,甚至作奸犯科、魚肉百姓,也成了真理。剝開神祇外衣,與魔鬼並沒有二樣,因其可以假神的絕對權威為所欲為,像和尚打傘一樣——無法無天(毛澤東)。  猶如日本天皇裕仁,在一九三七年八月五日便公然違反國際戰爭法規,命令軍隊對待中國俘虜不必遵守國際法。同年十二月發生南京大屠殺。  一般認為侵華元兇是東條英機,其實他的任期只有三年,日軍侵華卻達十四年。他不過是馬前卒而已。  大日本帝國憲法,憲法第一條規定:「大日本帝國由萬世一系的天皇統治之。」明治憲法係基於天皇主權的原理,由天皇總攬立 法、司法、行政之統治權。此外,行政各部的官制、陸海軍的統帥、宣戰的公布、條約的締結等,都屬於天皇的大權。  可見無法無天的魔鬼──不管是以革命者的名義冠之,或自以為「上帝」或「天皇」自居,「都是人的化身」!  注:  ①③④《艾青詩選》,北京商務印書館,二○一五年一月  ②《像艾青一樣,擔當時代賦予詩人的責任》,新華網,二○一五年六月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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饕 餮(岑逸飛)

饕 餮天主教的七宗罪,其中之一是暴食,英文稱為gluttony,來自拉丁文gluttire,意思是狼吞虎嚥。中文有個相應的詞稱為「饕餮」,這是傳說中貪食的惡獸,貪吃到連自己的身體都吃得光光,其形貌是有頭無身。另一個說法是貪食曰「饕」;貪財曰「餮」,總之離不開人性的貪欲。本來人生而有欲,人人欲求不同,像衣服也分大中小碼,但如今流行的「自助餐」,無形中將人的食欲擴大為加大甚至加加大碼,令社會的「饕餮」愈來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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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國強個展橫濱開幕

  七月十一日,當代藝術家蔡國強個展「歸去來」在日本橫濱美術館展出。這是蔡國強時隔七年,在日本的又一次個展,展期至十月十八日。   「『歸去來』是展覽的主題。」蔡國強說。「我想在這片曾經熟悉的土地和文化上,重溫自己年輕時的狀態和視野,認識世界、表現世界的方法論裏有什麼被遺失,要撿回來的。」蔡國強曾在日本學習,一九九五年九月,他獲亞洲文化協會(ACC)獎學金去美國研修而離開。「歸去來」展示了他回歸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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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影剪接名師黃義順

  一部成功的電影作品,除了幕前演員外,幕後製作人員的付出亦不可或缺。黃義順,業界一個響噹噹的名字,他是著名剪接師,一次機緣巧合,與電影結下不解之緣。一九七一年,黃先生年方二十四歲,卻成為香港最年輕的剪接師,不少家喻戶曉的作品如《飛女正傳》、《英雄本色》(再剪版)和《半生緣》亦是由他操刀。黃先生樂於擔任剪片的工作,享受成為作品的最後把關者,為導演表達、詮釋影像。黃先生精湛的剪接技巧,離不開「堅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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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崗城故事》「續集」出台

  書迷熱切期待的哈波.李(Harper Lee)第二本小說Go Set a Watchman七月十四 日全球發行。哈波首本小說《梅崗城故事》(To Kill a Mockingbird)於一九六○年出版,之後她再無推出任何創作。《梅崗城故事》是美國最受歡迎的文學作品,為學校指定教材,銷量超越《聖經》。然而,看過新書(小說第一章可免費下載試讀)的評論員,在小說出版前紛紛「警告」哈波迷恐怕要失望。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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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英圖書館推動公投數碼憲章

  今年是奠定西方社會法律和公民自由基石的重要文件——英國《大憲章》(拉丁文Magna Carta,英文The Great Charter)頒布八百周年,也是互聯網推出二十五年的日子,大英圖書館聯同網際網路基金會和英國文化協會等,推出「數碼時代大憲章」計劃,邀請全球三千多名青少年,思考和撰寫認為最重要的數碼權利,再交由公眾公投出數碼時代的憲章。六月十五日,也即《大憲章》八百年前蓋章的日子,圖書館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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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文學者趙復三病逝

  前中國社會科學院副院長,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的中國代表趙復三先生,於美國東部時間二○一五年七月十五日上午十時在美國康州因病逝世,享年八十九歲。多名學者、友人發訃文悼念。一九八九年「六四」天安門慘案發生後,趙復三在巴黎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會議上表態,反對「六四」屠殺,向受難的北京學生、市民致哀;從此流亡海外,先後居住在比利時、法國,後到美國南部大學任教,退休後與耶魯大學東亞圖書館退休部門主管陳曉薔結婚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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談中國的脆弱性 (馬玲)

  不可否認,中國的矛盾體特徵明顯:一方面它不斷強大,它是全世界最有錢的國家,它的國民跑到世界各地瘋狂購物令老外瞠目結舌,它已成為美國這個超級大國的頭號競爭者,它被認為是世界經濟的火車頭,它的領袖在國際間的高倍聚光燈下縱橫捭闔,它的「一帶一路」和「亞投行」在美日杯葛中獨領風騷……另一方面它分外脆弱,它的巨大貧富差距,它的尖銳社會矛盾,它的左右意識紛爭,它的僵化制度弊端……總之,中國的快步行走,介乎強大與脆弱之中。  最近的一次股災,使人們意識到了它的脆弱性。這種突如其來、轉瞬陷入危象的脆弱,似乎讓中國局勢隨時有可能從頂端傾覆到底端。  去年六月,中國股市只有二千一百點,一年之後股指暴漲到了五千一百點,這種像吹氣球一樣快速膨脹的股市行情,顯然有違正常運行的規範,但是投資者盲目跟隨政策市,指望搭上政府駕馭的「牛」車追夢,不失時機撈一把快錢,結果股災突降,半個多月財富跌掉百分之三十多,差點引發系統性風險。  股市大跌時,陰謀論甚囂塵上,謠言滿天飛,股民恐慌,中國經濟天空籠罩一層裹攜着政治、軍事、外交的陰霾:有美國背景的惡意做空,打擊中國推出的「一帶一路」和「海上絲綢之路」戰略,意圖通過製造大量股民的金錢損失引發政治動盪。  這期間,中國股民聚集了大量怨氣,網路、微博、微信等社交媒體成了人們的發泄之地,各種諷刺、惡搞充斥其間,網上多次謠傳監管股市的中國證監會主席肖鋼會被趕下台,更傳其子引入外賊惡意做空中國股市從中漁利。  中國政府顯然認識到事態嚴重,從六月底開始採取了一系列救市措施,但是股民並沒有及時回應跟隨,而是表現出對政府的不信任,當總理李克強從歐洲回國,一臉倦容連夜召集證券、央行、財政等各方磋商並推出一攬子緊急救助方案後,股市才慢慢回復正常,總算只是虛驚了一場。  中國股市的大回檔,竟然能夠誘發出如此險象環生的危機,其烈度比美國二○○八年的金融海嘯來襲時還要兇猛,簡直到了有點不可思議的地步。  然而,這恰恰是中國的現實。這次股災事件,以一個活生生的例子說明了我們國家雖然強大,但基石仍然不穩。中國人為何開啟了「互害模式」  不妨以此次股災為起點,讓我們聚焦一下中國的脆弱性。  中國人的日子雖然日益富裕,但中國人的內心卻日益空虛,國民沒有起碼的信仰,在數十年的革命調教和經濟追求後,人們的道德水準滑到深不見底的境地,誠實信用大面積缺失,形成一種誰都不顧誰的「互害模式」(我生產的東西自己不吃給你吃,你生產的東西自己不吃給他吃,他生產的東西自己不吃給我吃),不斷上演這樣一幕幕的「他人就是你的地獄」之活報劇。中國人為什麼會走到這一步?  需要檢視的地方很多:首先,是我們的教育。從小學到大學,課本裏少有教育學生懂得簡單的小愛,比如愛你自己、愛你的親人、愛你的鄰居、愛花草樹木、愛弱小動物,愛你生活的環境等,我們接受的多是空洞的大愛,比如愛黨、愛國、愛集體、愛學習、愛勞動等政治教化內容,大而空的教育讓學生不容易找到自我,建立友愛,因而也難以建立樸素向善的價值觀。  校園裏,老師鼓勵學生告狀打小報告,其結果是孩子們從小不但不善於自主解決問題,習慣向家長和老師告狀,而且讓未成年人從小就彼此缺乏信賴,早早就開始人人設防。  自一九四九年定格的教材,至今沒有什麼有效的改觀,無視社會現狀的變化與需求,由於教育部的固執不化,一些家長不得不撿起民國教材和《弟子規》另行私下教育。  其次,是我們政府行為的不良示範。中國人民大學法律社會學研究所所長周孝正教授直言:中國誠信缺失,主要是政府不誠信所致。有網友把各級各地政府出爾反爾的諸多事實歸納到一起匯成文章,來例證政府不誠信導致民眾不信政府進而令社會誠信盡失。比如,政府說只生一個好,將來政府負責養老,結果現在政府不認賬了;比如,地方政府公開闢謠說汽車不會限購,結果緊接着就出台了限購措施……類似的例子不勝枚舉。特別是在油、房、車等關係民生方面的事項,一些地方政府總喜歡狡黠地耍一些手腕,自己覺得聰明了一把,卻給民眾留下被欺騙的印象。  再有,中國人的素質普遍低下,自上而下眾譴之卻至今沒有提上來。當下流行一句話:「不是老人變壞了,而是壞人變老了」,這毋庸置疑是極大的社會悲哀。眾所周知,這些「變老的壞人」,在成長過程中被灌輸「與天鬥,與地鬥,與人鬥,其樂無窮」的鬥爭觀念,接受了鄙視「溫良恭儉讓」的成人教育,使得他們無視章法,好鬥尚勇,不但自身缺乏教養,而且把自己的低素質也傳承給了下一代。  隨着中國人大批量出國旅遊,這種只求自己痛快不顧他人感受的習性,大聲喧嘩隨地製造垃圾的劣根,用過馬桶不願沖水的懶惰也帶到國際,成為中國的一種不光彩標籤。雖然這些惡習一直被詬病,但仍然大而化之的導向教育,繼續無法解決國民素質差的痼疾。  要知道,缺乏信仰、缺乏教育,缺乏素養,都會讓中國的民間社會呈現脆弱性。中國還沒有成熟的主流社會  大家一定熟悉這樣的說法:中國內部矛盾又多又複雜,社會容易出現各種意想不到的亂象,當亂象出現後,還要擔心外部勢力介入,趁機搞顏色革命,所以需要高度警覺,必須採取斷然措施維穩。  對此有人說:因為中國缺乏自信,所以常常自我緊張,你看美國也有抗議、示威、騷亂、爆炸,但美國並不擔心國家被顛覆,美國處理這些事件時,一碼是一碼,不會上升到政治層面。  比如「佔領華爾街」抗議運動。二○一一年九月十七日,美國上千名示威者通過互聯網組織起來,聚集在紐約曼哈頓,意欲佔領華爾街,表明反對美國政治的權錢交易、兩黨政爭、社會不公,揚言要把華爾街變成埃及的開羅解放廣場。有人攜帶帳篷,要長期駐紮下去。後來,抗議活動呈現升級趨勢,漸次成為席捲全美的群眾社會運動。當局忍受了近兩個月的混亂無序,紐約警方於十一月十五日凌晨強制清場,一些地方的警方清場時,向示威人群使用警棍,致使事件演變成流血衝突。  這期間,雖然新聞大事報道,人們意見紛雜,美國政府並不慌張,主要還是因為美國主流社會不為所動,完全沒有大規模群眾呼應的革命症候,所以即使抗議組織者「要把華爾街變成埃及的開羅解放廣場」,也不過是徒勞而已。由此可見美國社會的成熟,它不是風吹草動就動盪的脆弱性存在。  美國的這種泰然自若,中國顯然做不到,因為中國還沒有成熟的主流社會,中國的一個小火苗就可能點燃一大堆乾柴,這種脆弱性一直像一把懸在中國頭頂上的利劍,讓人擔心隨時會刺下來,北非、中東、中亞、烏克蘭那些風起雲湧的國家動盪,更是讓中國時時繃緊敏感神經。  著名法學家江平談及維穩與維權的關係時指出:在現代社會裏,維穩和維權始終是劇烈衝突和矛盾的一個焦點,按照我們過去的理解,維穩就是你不要鬧事,誰鬧事誰就是破壞穩定,就是違反維穩的最高原則。維權是律師的工作,在四中全會依法治國的方針下看維穩和維權,對它應該有一個新的理解。不能簡單說國家政法委、公檢法和國安部門是維穩的主力,誰要去鬧事,就破壞了穩定,就需要制裁云云。按照依法治國的精神理解,維穩首先要看有沒有秩序,管理是否有序進行,如果國家是在有序的狀態下管理,那麼誰破壞了這個有序的狀態,誰就破壞了穩定。  江平的上述發言,特別強調了「有序」的重要性。不久前,中國通過了新《國家安全法》,此法清晰地表明了最高層空前強烈的危機感和高度警覺,對任何危及政治穩定的危險因素,都予以關照和考慮,並納入管控範圍。有學者評價:「新國安法開創了自鄧小平時代以來的重要政治先例,首次將黨政高度一體的政治現實明確予以法律化。」大國風範:邀請日相紀念抗戰  當下的中國,對外,自信日益增強,大國風範也越來越有型,不再像以前那樣一味韜光養晦,開始在國際事務上積極作為。最近中方坦率宣布,邀請日本首相安倍出現九月三日的北京紀念二戰暨中國抗日戰爭勝利七十周年大閱兵,這被外界解讀為「自信」和「風範」。對內,仍然是一如既往的「穩定壓倒一切」,新《國家安全法》的出台,將會使穩定的砝碼壓得更緊一些,其主要的宗旨就是「不能亂」!  這次股災,帶動了「王炸」這個詞的流行,所謂「王炸」意為撲克牌裏的大王和小王一起甩出,壓過牌局上的所有牌型,追求的就是一個「牛」範兒。政府的王炸之牛,是為達到穩定局面。其實,通過這次股災事件,有助於我們認識中國這個矛盾體的特徵,同時告誡政府與國人,要建立一個真正的穩定社會,必須要在好的制度框架下培養成熟而冷靜的公民,只有人心穩了,中國社會才有可能消除不堪一擊的脆弱性。  (作者是本刊特約主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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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視野 反思六七 (翟惠洸)

  一九六七年八月九日,我的父親翟暖暉被港英政府六名武裝人員於凌晨四時帶備長槍短棍,拍門入屋,抄家逮捕。當時父親對於究竟犯了何罪獲此「厚待」,是無甚頭緒的。而從那一刻起,我們全家便正式被捲進這場風暴了。  那時的我,是一個活潑單純的十六歲女孩,剛中五畢業,準備念中六,對升讀大學充滿憧憬。轉眼之間,現在的我,已經是一名白髮蒼蒼的老婦人。當年一切,仍歷歷在目。  父親被捕當晚,我們一家表現得異常鎮靜,維護了人的尊嚴。連年老體弱的外祖母和照顧我們的歡姐,亦沒有絲毫的慌亂。面對手持長槍的警察,我甚至有點兒興奮,把自己代入紅色小說《紅岩》的場景,腦際浮現許雲峰、成崗、劉思揚等革命英雄形象,感到經受考驗的時刻終於來臨了。這正是當年許多人的精神支柱。  然而刺激過後,回到現實生活,家裹的氣氛便變得如那年盛暑天氣般翳悶侷促。父親被捕後,母親對外要頂住大局,處理四間商業機構的運作,以及親朋戚友的流言蜚語。她溫文柔順,但很堅強,沒有在我們跟前流過淚,不過,此後就更加沉默寡言了。妹妹在金文泰中學念書,成績優異。校長李思義是父親的朋友,被當時左派「革命群眾」斥罵為黄皮狗,母親害怕妹妹出事,便安排她與一起被捕的李少雄伯伯的三名子女一同到澳門濠江中學就讀。我頓時感到很孤單,很徬徨,但亦漸漸懂得體諒母親。「我不自卑,只自覺是個異類」  暑假過後,我回到被稱為「奴化教育重鎮」的聖公會轄下名校上課,我的「革命豪情」開始消減。我仍然以父親為榮,但又想到他的事件上了報章頭條,全校都知我是囚犯的女兒了,一踏進校門,總覺得師長和同學們銳利的目光射向我。任教中六生物的劉克明老師,是父親經營的出版社的一位作者,學校採用的生物課本,就是他撰寫的。我為了避開他,退修了生物科。那年的中六生活,每天都渾噩度過,學習成績大受影響,自不待言,我對此耿耿於懷了好一段日子。  後來得知,李思義其實很關心我的妹妹,他表示不明白為何這麼優秀的一個學生要退學,看來他沒把父親視為暴徒。如今回想我校的師長和同學,其實對我亦無甚異樣,校方從沒有找我談話,同學亦沒有離棄我。畢業音樂會仍選我擔任鋼琴獨奏,表演完畢,校長還微笑鼓掌。但在當時,我卻無法衝破那道心理障礙,我不自卑,只自覺是個異類。這就是政治對一名適逢敏感年齡的少年所造成的負荷。最後,我在「同路人」(即左派)的圈內找到慰藉,那似乎是處於那種心理狀態之下的必然的出路。多年反思才走出非左即右的思維  我的父親生於戰亂頻繁的中國,他如許多知識分子一樣,目睹社會的貧困腐敗,希望建設一個快樂和平的國家。他抱着單純的民族主義接受左傾思想,但也是一個幹實事的人,沒有政治野心。當年父親對新中國充滿熱愛和忠誠,從小便教育我們要愛國家。此外,他又希望我們學習英文,把我和妹妹送進教會學校念書。因此我很早便意識到外面有兩個世界,一個左,一個右(那時的定義,左就是支持北京政府,右其實就是非左,自然包括支持台灣的人)。學校是右,但我在學校有好老師,好同學;家是左,我在父親的朋友圈有一批愛護我的叔叔阿姨,一夥投契的玩伴。一九六七年之前,我在兩個世界各有樂趣,活得很自在;一九六七年反英抗暴爆發,我彷彿被這兩個世界撕裂了,這令到感性的我十分痛苦。父親出事後,一種無形的壓力,使得我必須堅定地站在左的一邊。事實上,一名懵懂少年,對左、右的概念是頗為模糊的,但後來在那種環境和氣氛感染下,亦隨波逐流,慢慢學會以政治傾向作為標準去劃分一個人是「好人」或是「壞人」,經過許多年的反思,我才能走出這種非黑即白的思維模式,發現世界是有灰色的,是色彩繽紛的。糊塗革命家  讓我談回父親被逮捕後的情形。他出事次日,《商報》的鄧子常叔叔和他的妻子劉慕貞阿姨前來探望,令我們感到很温暖。他們又傳達指示,勸母親不要請律師。但他們過於擔心了。父親是個文弱書生,又高又瘦,近視一千度,眼鏡厚近四分一英寸,而港英竟出動長槍短棍鐵橇,偷偷摸摸在半夜三更把他逮走,全家早已十分氣憤,於一夜間自覺地加入反英抗暴大軍,又哪會興起請律師的念頭呢?當時左派的觀念是,「你有你的法,我有我的法」,請律師便是喪失立場,那是很丟臉的事。一九六七年的左派被捕群眾,沒有一人請律師,以今天的觀念,你可以說這種做法好荒謬,好愚蠢,但當時左派群眾的勇氣,是很難不令人折服的。  父親犯的官非,簡單說就是,他在上世紀五十年代,為配合左派新聞事業的發展,得到母親支持,變賣產業,開辦了一間印刷公司,負責印《商報》等左派外圍報章。但後來在強勢的集體意志下,漸失去話語權,他本着放任心態,再也無心過問公司的業務,便一心一意經營出版教科書,而且頗為成功。但他仍是印刷公司的持牌人,公司若出事,他要負法律責任。一九六七年,政府控告這間公司煽動、教唆刊印謠言引起社會不安等罪名,於是便把他逮捕。而他對這公司賣過什麼貨色,其實毫不知情,怪不得張家偉先生在他的著作中稱父親是「糊塗革命家」。其實他只說對一半。若讀父親的回憶錄,便知他根本沒有革命的念頭。用現在的術語,他是一個溫和開明的左派。左派主動放棄辯論是非的平台  左派領導人在六七事件的策略,一律將控罪視為港英非法逮捕、無理迫害。父親在法庭自辯,吟詩論事,豪言壯語,風骨錚錚,一時成為左派抗辯的英雄。但是主審法官則批評他是在演說,不是在自辯。事實上,左派當時主動放棄一個辯論是非的法律平台,使得真相無法呈現,相信製造了一些糊塗賬。故法官所言,亦有道理。但那是個非常時期,很難用正常的尺度去衡量某些做法。  六七事件過去已近五十年,時間的距離,使我們能夠撥開迷霧,探尋真相。事件最終釀成流血。左派群眾、普通市民、殖民警隊成員各有死傷。我永遠忘不了五月二十二日花園道血案那幅經典照片,三個被警察毆打至滿身鮮血的人,痛苦無力地卧躺在地上,中間的那個人,是我從小就認識的蕭滋叔叔。蕭叔叔是三聯書店經理,為人溫文爾雅、和藹可親,他這副血淋淋模樣,令少年的我十分震驚。  當憶及這些往事,我感到哀痛與不安。我想,無論死者、傷者是什麼人,在社會上擔當什麼角色,他們的生命都是寶貴的。難道,一場悲劇真的無可避免?那又不是戰爭年代,難道,社會真有必要付出如此沉重的代價嗎?卑微的存在  反對殖民統治、爭取公義,是崇高的理想。殖民政府採取傲慢粗暴的姿態對付抗爭的群眾,而群眾受文革狂熱和極端思想的影響,把行動步步升級,最終失去了社會大眾的支持。今天,我們已經知道當時中華大地奄奄一息、飽受文化大革命蹂躪。然而,事物往往糾結在一塊,歷史從來就充滿着偶然和荒誕。  有時我想,大部分捲進六七事件的群眾,都是卑微的存在。我們好比大海的孤舟,任由風吹浪打,不知把我們引往何方。我們無從窺測風從哪一邊吹來。以為刮東風,順風行舟,突然間風已轉向。在風浪中,只有很少人能幸運地被吹到陸地棲息,大部分則在海中載沉載浮,不幸的,便葬身大海了。  父親被港英政府控告教唆、煽動《香港夜報》、《新午報》、《田豐日報》三份左派外圍報章,個人被控罪廿一條,他任持牌人的印刷公司又被控罪廿一條。他在赤柱監獄度過近三年時光。出獄後,父親一有空便把在獄中的經歷紀錄下來,母親離世後,他以八十多歲高齡開始把筆記整理成書,但因健康等問題,至二○一三年逝世仍未能完稿。面對他遺下的幾十萬字,作為女兒,我有責任讓他的故事公諸社會,讓後人有所啟迪。  父親在書中敞開心懷,夾敍夾議講述他對六七事件的看法,他以妙趣的筆觸,描寫被捕、受審的經歷,在監牢的各種見聞。他流露對妻子的深情和歉意,對親人的思念;他剖白面對強權威迫之下的掙扎,他的軟弱,他的堅強,他對壓迫者的憤怒,對難友的關懷……。在其中一章,他寫到與一名謀殺犯的交往,在另一章,他憶述一九六七年冬天犯人向獄方爭取保暖衣物的抗議大行動,以及獄方的報復鎮壓。此外,他又形容牢房內各式各樣消愁解困的活動。例如左派文人流行作詩填詞,他們在鐵窗之內創作了許多激昂的詩篇;有些囚犯則製作實用美觀的烟斗自用;凡此種種,折射出在失去自由的環境下,人性最深之處相通的光影。  這本名為《赤柱囚徒》的書,記述一名文化人因六七事件坐牢的故事;它也是一個正在享受着人生黃金歲月的人,突然被推入困境,如何有尊嚴地活下去的故事。  六七,是一群人在特定歷史時空的特有遭遇;是一起走過的人的集體記憶。  (本文是二○一五年五月九日「國際視野  反思六七」研討會的發言整理。作者是翟暖暉女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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