認真履行承諾  才能突破困局 (劉慧卿)

  香港的困局源出於中央政府沒有信守承諾。  人大常委會早於二○○七年十二月二十九日決定「二○一七年行政長官選舉可以實行由普選產生的辦法」,但「八三一決定」卻為普選訂出重重限制。人大常委會於二○○七年決定香港人可於二○一七年普選行政長官,因此中央是有十年時間履行此莊嚴承諾。可惜,北京將機會一一放過,更導致社會嚴重對峙。回首五年前,民主黨於二○一○年嘗試突破當時的政改困局,提出一人兩票的改良方案,讓政制行前一小步,滿足了《基本法》第四十五條有關循序漸進的要求,中央政府亦因此宣布香港可以於二○一七年普選行政長官,之後普選所有立法會議員。  回顧當時的政改進程,筆者深感通過方案得來不易。當時政改處於困局,時任黃大仙區議員胡志偉在黨內提出修訂當局的建議,將當局建議的五個區議會功能組別議席,由四百多名區議員互選五名立法會議員,改為由所有不屬於功能組別的選民(約三百萬人)投票選出,這五個議席後來被稱為超級區議會議席。胡志偉的建議獲民主黨接納,並向北京提出。筆者要強調,當時並不是討論普選,只是讓政制行前一步。時任民主黨主席何俊仁於二○一○年七月七日發表了「民主黨六人小組報告」,詳細交代與中央政府商討的過程。民主黨於五月二十四日向北京提出胡志偉建議的方案。時任行政長官曾蔭權卻於六月七日宣布不接納民主黨的修訂。同日下午,時任人大副秘書長喬曉陽亦在北京會見記者,指民主黨方案違反《基本法》。事情於六月十四日峰迴路轉,前律政司司長兼基本法委員會副主任梁愛詩向傳媒表示,民主黨的方案沒有問題。六月二十日中央政府宣布民主黨的改良方案是符合二○○七年人大常委會的決定。民主黨於六月二十一日召開特別會員大會通過支持修訂方案,民主黨八名立法會議員於六月二十五日的立法會會議席上,投票支持通過政改方案。  民主黨六人小組報告亦表明對於二○一七年的行政長官選舉和二○二○年的立法會選舉,中央應就實行真正的雙普選作出澄清和保證——包括二○一七年行政長官普選不設過高的提名門檻及任何形式的提名預選或篩選;而二○二○年的立法會普選是普及而平等,確保廢除功能組別的特權制度。民主黨對此一直堅持至今,沒有改變。二○一○前行一步 反遭夾擊  在二○一○年通過政改方案前,民主黨提出,通過政改方案後,北京應與泛民主派維持溝通,並且應以一次過立法的方式,徹底解決政改爭議。但是,方案通過後北京再沒有與民主黨溝通,一次過立法的建議更被束之高閣。  當時的民調顯示,民主黨支持政改修訂方案的決定獲得廣大市民支持,民望更是各個政黨中最高,據中文大學傳訊及公共關係處於二○一○年八月五日的「『政改』通過後政黨支持及社會共識民意調查」,佔百分之十五點八。(編按:第二名是公民黨,佔百分之九點五;第三名是民建聯,佔百分之九點一。)但是,筆者風聞本地左派和中聯辦對中央政府在最後關頭改變主意,接納民主黨的修訂建議深表不滿,加上一些打着民主旗號的團體獲得內地的支援,瘋狂抹黑和狙擊民主黨,而民主黨更錯誤地決定對這些攻擊罵不還口,打不還手,令黨的聲望下挫。若接受方案 將難取消功能組別  人大常委會於二○○七年許下承諾,香港人可以於二○一七年普選行政長官。雖然選舉有多種形式,但普選是有客觀標準,不能指鹿為馬。特區政府在宣傳政改時,總是說由幾百萬名選民以一人一票選行政長官比由一千二百人組成的選舉委員會選出好。但官員卻從不說明委員會是如何產生。為何只有二十多萬名選民有權選出選舉委員會,而超過百分之九十五的選民卻被拒於門外?為何漁農界一百五十個團體,卻可以超比例地擁有六十個委員會議席?為何容許公司票和團體票繼續存在?民主黨認為由小圈子產生的一千二百人提名委員會,是只會批准北京可以接受的人成為候選人。行政會議召集人林煥光亦承認,只有建制派人士可以成為候選人,民主派極其量只能成為造王者,試問這樣的一人一票選舉又怎可以稱之為普選?  共產黨機關報《新華日報》於一九四四年二月二日發表《論選舉權》文章,清楚表明「如果事先限定一種被選舉的資格,甚或由官方提出一定的候選人,那麼縱使選舉權沒有被限制,也不過把選民做投票的工具罷了。」特區政府根據「八三一決定」提出的方案,正好示範了如何把選民當做投票工具。  如果香港人接受假普選方案,願意「袋住先」,他日中央履行於二○二○年普選立法會的承諾,定會照板煮碗,由該組別提名數位候選人,再交由選民以一人一票選出,這便是普選功能組別。因此,若我們接受現時的方案,日後想取消功能組別就難上加難。政府製造虛假民意 於事無補  既然普選是有客觀標準,中央和特區政府是絕對可以制訂一個符合《基本法》和國際公約的行政長官普選制度。民主黨去年曾向當局提交三軌方案(即政黨提名、經民主化的提名委員會提名和公民提名),而只要政府採納其中一軌,都可以令方案符合《基本法》和國際公約的要求。令人遺憾的是,政府提出的方案卻是不合理地限制市民的被選權,因此民主黨不能接受。  如果中央政府堅持不動如山,不肯修改或撤回「八三一決定」,而特區政府繼續引用民調、簽名和高官落區等活動製造虛假的民意,將於事無補,政改方案更必定會在立法會遭否決,香港的管治困局不但不能解決,情況更會惡化,到時可能應驗立法會主席曾鈺成的預言和林煥光的警告,香港將不能管治,萬劫不復。  (作者是香港立法會議員、民主黨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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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大理由 普選方案應支持 (譚耀宗)

  特區政府提出的二○一七年行政長官普選方案,社會各方已經有廣泛討論。筆者認為,這是切合目前香港實際情況的方案,也是對香港未來政治經濟發展有利的方案。具體而言,港人有五大理由支持通過這個方案。落實憲制要求  首先,通過方案是落實《基本法》的憲制要求。《基本法》規定行政長官最終由普選產生,因此,通過方案,實現行政長官由普選產生,就是履行《基本法》的要求。有人認為,現在特區政府提出的方案不是他們心目中的方案,但即使如此,他們也不能否認,通過這個方案,能讓全港合資格市民一人一票選出行政長官,這是一個歷史性進步。如果否決方案,後果只有一個,就是原地踏步,實質上阻止了在二○一七年落實普選,也阻止了行政長官產生辦法循序漸進地向前發展,明顯不符合《基本法》第四十五條的憲制要求。民主路更廣更寬  其次,通過方案可以讓香港的民主路走得更廣更寬。根據全國人大常委會二○○七年的決定,在行政長官由普選產生以後,立法會的全部議員可以由普選產生。因此,只有通過二○一七年行政長官的普選方案,任何有關全面普選立法會的討論才有意義,二○二○年全面普選立法會的目標才有可能實現。如果二○一七年無法實現普選行政長官的目標,有關立法會全面普選的討論和具體落實時間也只能押後,這是必然的結果。有人聲稱,通過政府的方案,它所規定的行政長官普選方式就成為定案,千秋萬世。這是沒有憲制依據的猜測。根據《基本法》附件一,二○○七年以後各任行政長官的產生辦法如需修改,只要立法會全體議員三分之二多數通過,行政長官同意,並報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批准,換言之,就是經過人大常委會解釋中的「五部曲」程序,就可以落實。這個憲制規定是不會因為二○一七年政改方案通過而消失的,它為未來普選辦法繼續優化提供了最權威和堅實的基礎。當然,我們必須明白,如何制度的優化變革,都只能以實踐為基礎。二○一七年的普選制度尚未實行,並無實踐經驗可言,現在講優化,只是無根之談。符合港人期盼  第三,通過方案符合港人期盼。大多數市民期望立法會通過二○一七行政長官普選方案,讓全港五百萬合資格選民,一人一票普選特首。這是不爭的事實,社會民意的傾向相當清晰。大致而言,約五成的市民支持政府提出的方案,超過六成的市民認為立法會應該通過政府的方案。任何從政者都不能漠視多數市民的意願,他們必須仔細考慮,為何不是讓市民自己選擇是否要選舉特首那一票,而是憑自己喜好,為民作主?施政將更符民意  第四,通過方案可以讓政府的施政更符合民意。有人認為,通過政府方案,只會給行政長官虛假的民意授權,讓他可以做壞事。持這種論調的人若非低估了一人一票選舉行政長官可以為香港帶來的民主質變,就是根本不相信民主制度。在普選中,行政長官候選人必須直接面向選民,闡述其施政理念及政綱,亦要回應選民的訴求。可以想像,任何有心爭取勝出的候選人,都會盡量提出符合市民期望的政策主張。如果當選,他也必然會盡力落實向選民承諾的政策,為未來的連任打好基礎。在普選中,選民透過一人一票,對不同候選人提出的施政理念及政綱作出判斷,也對一個爭取連任的特首的政績作出判斷。由此可見,由一人一票選出行政長官,其施政必然更貼近社情民意,對市民訴求的反應更敏感快速,根本不可能悖逆民意,倒行逆施。有利經濟發展和民生改善 最後,通過方案有利經濟發展和民生改善。回歸以來,香港社會花了大量的時間和精力處理政制發展問題,並因此造成持續不斷的內耗,貽誤了不少社會發展的機會。如果通過方案,實現行政長官普選的目標,可令政制問題得到比較根本的處理,有利創造一個相對穩定的政治環境,讓社會各方集中力量處理經濟和民生問題,這是在根本上符合廣大市民利益的。有人可能以為政制問題懸而未決,有利他們爭取心目中的理想,但這其實是不惜犧牲市民福祉的想法。筆者期望,所有立法會議員都應以對歷史負責、對市民負責的態度,投票通過政改方案。  (作者是香港立法會議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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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改:一國兩制之臨界點 (湯家驊)

  很多人,包括北京官員也不明白政改怎麼會弄至今天這面臨全面失敗的田地。北京官員認為鄧小平提出一國兩制的概念,令九七順利回歸,更以《基本法》敲定容許港人高度自治,維持一貫生活方式,保障基本人權,這些安排已是一種非常寬容的政治妥協;而特首的任命是唯一在特區行使主權的象徵,不明白為什麼香港人老是不肯接受?  香港人不明白為什麼所謂高度自治竟是由中央欽點行政長官。回歸以來的三位特首一個不如一個,香港人只可以默默忍受。這怎麼可以說是「高度自治」?  從理論角度看,中央在香港行使主權與特區實行普選理論上是沒有矛盾的。至少在撰寫《基本法》時,中央與香港人均不覺得這安排有什麼矛盾。相反,這正是一國兩制的重要指標。但理論歸理論,在一個歷史背景、政治文化均與中國內地不同的環境下,在香港實踐普選行政長官,便帶出了一個很根本的嚴重問題:中央與大部分香港人自回歸以來缺乏互信基礎。  如果說天安門事件是中港缺乏互信的起源,那麼回歸後這缺乏互信問題非但未能改善,反而每況愈下;加上北京在回歸後任由本土左派任意妄為,與民主派勢成水火、各走極端,更不要談基本互信了。另一方面,個別傳媒和政客看準了這深層次矛盾,透過鼓吹口號政治,把這根本矛盾盡量醜化,藉以建立一群忠實的支持者,於是香港的政治兩極化便像癌細胞一樣慢慢侵蝕着整個社會。假若民主派懂得擇善固執  當然,假若民主派有足夠政治判斷和懂得擇善固執,可能今天的局面便不會出現。但是事與願違,我們可以回顧由二○○七年三月泛民推出的全面政制改革建議只堅持一個低門檻的特首選舉提名程序,到二○一○年的「五區公投」亦沒有以公民提名為變相公投的議題,再到去年「六二二」電子公投,泛民全面放棄了所有符合《基本法》的政改方案,大家可以清楚看到泛民如何慢慢被激進派的口號政治推入泥濘,以至不能自拔。  到了今天,政改可說已是返魂乏術。各大民調也清楚顯示社會有近四成人反對「八三一方案」,其中堅決反對和最憤怒的一群更佔三成。這些人的政治取態是不容忽視的。民主進程不是數字遊戲,若未能理順這些持有強烈意見的人,社會動盪便會由此而起。試想想,不要說有一成人,只要有數萬人堅持以行動和破壞秩序為表達不滿的手段,社會便難以安寧。他們的激烈抗爭行動不但撕裂了特區社會,深化了香港內部,以至與中央的根本矛盾,更直接挑戰一國兩制的實行。道理很簡單,假如特區再次出現長期大型群眾佔領或其他擾亂公眾秩序的行動,我們可以確保特區的警隊能應付得了嗎?我們可以確保北京能如佔中期間能忍耐着不插手干預嗎?假如特區出現嚴重社會動盪,特區政府和中央政府不可能任由這動盪形勢長期持續,威脅本港金融穩定,始終會被逼以武力鎮壓。特區一旦出現武力鎮壓,港人和國際社會便對這脆弱的一國兩制更加失去信心,甚至會認為已名存實亡。如何確保一國兩制走下去?  我們的悲哀正在這裏。因為我們對一國兩制缺乏信心,所以我們的言行正是導致一國兩制崩潰的原因。這是典型自我應驗預言的悲劇。就算這推論過於悲觀,一國兩制的崩潰仍然可能難以避免。理由很簡單,政改問題不能解決,特區政府的施政便不斷陷於持續對抗和內耗。我們的經濟動力和競爭力也會日漸拖慢,甚至停頓下來。需留意到回歸時,我們的生產總值佔國家百分之二十;到了今天,我們只是國家總收入的百分之三。一般經濟學者更預測十年內,中國的生產總值會達至二十萬億,而我們的生產總值只會佔全國百分之零點五。換言之,香港特區對整個國家的重要性正急劇下滑。我們不但會被新加坡追過,甚至上海、廣州、深圳也可能於未來十至二十年超越我們。當我們對國家的重要性急劇下跌之際,一國兩制的存在價值就算不完全失去,也會備受到強烈質疑。換言之,政改不能解決,一國兩制便會失敗;一國兩制失敗,我們便只會淪為中國眾多城市中的一個小市鎮,還談什麼法治、自由、人權?  所以,香港人,特別是泛民要考慮的,不只是今天這個政改方案應否通過,而是政改方案通過與否,我們如何確保一國兩制這條路可以走下去?今天因為我們不能接受「八三一方案」,所以要否決這政改方案;但否決後,我們必須改變我們的政治思維。從長遠角度看,我們要重新思考如何繼續爭取普選。我看不見泛民以今天的表現,可以帶領港人在否決政改後繼續爭取民主發展。我看不見這種堅持以漫罵方式表達意見,拒絕嘗試建立互信的態度能有效與中央政府在《基本法》下找到推進民主的共識。他們認為中央不可信,也許這是對的;但他們選取的另一途徑便是不斷製造壓力、增加對立,這不但不是出路,反而只會是拖垮一國兩制的主因。  今天泛民的政治意識形態不變,否決政改後這種政治意識形態也沒可能改變。要令政改有出路,一國兩制得以落實,我們必須要改變,香港的政治生態也必須改變,與中央的關係更加要改變。我們要懂得領略一國兩制的妥協,我們要懂得基本的政治倫理;社會沉默的一群必須站起來,拒絕被他人牽着鼻子走。否則我們只會步向滅亡!  (作者是香港立法會議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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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繫泛民一念間 (田北俊)

  經過兩年的爭議,香港政制發展終於來到關鍵時刻。立法會就政改方案表決在即,究竟全港五百萬合資格選民能否於二○一七年一人一票選特首,全繫於有否至少四五位泛民議員在最後關頭回心轉意,從理想歸回現實支持方案,好讓全港市民有個做「老闆」的機會。普選之下 泛民才是「造王者」  一直以來,我不時都有跟泛民議員溝通,包括討論政改方案,所以我多少也理解他們對民主理想的追求。然而,理想歸理想,我覺得在這關鍵時刻,大家都必須實事求是地思考一個問題:縱然擺在眼前的並不是一個完美方案,但這又是否一無是處、棄不足惜呢?  說到底,當前的政改方案雖在提名方面受到限制,但終歸給予全港市民一個前所未有的選舉權。如果說方案是個「爛橙」,那麼目前由一千二百人組成的選委會去選特首就不是「爛橙」嗎?需知道,在現行特首選舉辦法下,全港市民連選舉權也沒有!如果兩個都是「爛橙」,又可否選一個沒那麼「爛」呢?所謂「兩害取其輕」,相信泛民議員不會不明白這個道理。  事實上,泛民過去時常指責選委會選特首是一場「小圈子選舉」,許多選委都是唯中央之命是從,選舉結果全由中央操控。既然如此,我認為泛民更應該將眼前的政改方案「袋咗先」,因為就算中央的影響力再大,也肯定無法直接影響到五百萬選民的抉擇。反而誰對五百萬選民有號召力,誰就對特首的產生有影響力,從泛民議員在往屆立法會選舉中的得票數字來看,我相信只要他們支持誰,甚至為誰站台,誰就有很大機會勝出。簡單來說,在特首普選制度下,泛民才更有機會成為「造王者」,更有本錢與特首候選人討價還價,爭取其作出對泛民有利的競選承諾。  一旦政改方案被否決,政制發展原地踏步,對泛民亦不見得有什麼好處。記得這兩三年來,特別是「佔中」期間,泛民對特首梁振英的不滿可謂有增無減,要求其下台的呼聲不絕於耳。若梁振英尋求連任,眾所周知,他在一千二百名選委當中的成功機會一定遠比在五百萬選民中為高,泛民否決政改方案,豈不是成為梁振英的得力「助選團」?即使梁振英不尋求連任,現制度亦只會選出新一個「六八九」,延續泛民與政府之間的矛盾。僅為選舉權 亦要「袋咗先」  退一步說,我認為即使單單為了選舉權,泛民亦應該「袋咗先」。正如陳弘毅教授所說:「選票的威力不容低估」,觀乎上屆特首選舉,雖然只有一千二百名選委有權投票,但兩位熱門候選人唐英年和梁振英依然鬥至難分難解,一個跑到深水埗街頭表現親民,另一個就走上劏房探訪居民;一個提出將生果金加倍,另一個就說要另設三千元退休津貼才足夠。凡此種種,不外乎是要爭奪民意支持,因為中央其實也看民意,決不希望所委任的特首是一個民望低落、施政困難的特首。  試想,一場市民「有份看、無份選」的選舉,候選人爭取民望的激烈程度尚且如此,如果市民每人都有一票,候選人「拜票」會激烈至什麼程度?我相信只有過之而無不及,到時民意只會更受尊重,候選人的政綱亦會更貼民情。特首有兩個老闆 合乎一國兩制  若將特首比喻為一個打工仔,在現行選舉制度下,這個打工仔需要服侍的「老闆」只有一個——就是有最終任命權的中央政府。這樣便容易造成如今局面,特首施政時往往首要考慮中央政府的旨意,忽略了港人的意願。  但是倘若政改方案獲通過,二○一七年市民可以一人一票選特首,便可讓香港人成為第二個「老闆」,而將來的特首就需要同時向中央及市民兩個「老闆」負責。雖然在提名和最後任命過程中,中央政府仍然是一個「大老闆」,但是候選人若要當選,就必須爭取五百萬選民的支持。這樣選出來的特首,除了聽取中央政府的意見,亦要顧及用選票支持自己的市民的感受,不能過於偏重一方。屆時,特首將要更好地擔當香港與北京之間的溝通橋梁,而這樣是更合乎一國兩制的精神。   以我為例,雖然我出身商界,但同時也是三萬多新界東選民選出來的立法會議員,這些選民中不乏打工仔,因此在許多議題上,我必須在不同持份者之間做好平衡。例如增設男士侍產假,我除了要考慮僱主的負擔,亦要體諒準父親的實際需要,從而作出平衡雙方利益的立場。  在這關乎全港市民福祉的關鍵時刻,我很希望泛民議員能夠實事求是地再考慮投票取向。目前的方案肯定不是政改的終點站,與其原地踏步,不如向前走一步,將方案「袋咗先」,將來就可以有基礎進一步優化制度了。  (作者是香港立法會議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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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們的承諾,我們…… (梁國雄)

  自去年起動「政制改革」以來,特區政府身為中共僕從,不但滿嘴大話為主子背書,更為配合其統戰手段分化、瓦解泛民主派。率立法會議員北上,向位高權重之京官朝覲,為殺普選權之政改方案塗脂抹粉,更是樂此不疲之邀功傑作。我身為立法會議員,自必忍辱負重,即使叨陪末席,亦赴會直面權貴,痛斥中共當局欺世盜名,以真篩選瓜代真普選的齷齪,揭穿國土新衣之虛偽!  去年四月十二日,我隨團出發赴滬,行前寫了一封公開信給市委書記韓正,但由於身上所穿之T恤犯禁,於機場遭帶走搜查,繼而遣返香港。  其實,當時身穿之T恤並非「洪水猛獸」,只不過印有坦克圖案及「支持天安門母親尋求正義」字樣。在一塊自詡「強國崛起」的土地上,竟然成為禁忌。難道堂堂大國公民,連為冤死的親人申訴之權亦受剝奪,湖南民運人士李旺陽更長期陷獄,並招殺身之禍。最近,維權律師浦志強遭拘控,亦不過於去年「六四」前夕,出席私下舉行之「六四」紀念會而已。  回想當日在海關被扣,對我施以威權的年輕關員,拿着公開信複印本端詳一會,指我攜帶非法宣傳品,有違入境規定。我連忙解釋這是我的表達權利,韓書記要聽香港議員意見。複印本供傳媒索閱,根本無宣傳之用意!  有理說不清,只因信中的道理太顯淺明白,讓主人家興起逐客之念。信中次段劈頭直指:「今日是『四一二』政變的八十七周年……。之後縷述當年今日蔣介石發動政變、屠殺勞工大眾,消滅群眾起義成立的自治政府,全面剿殺共產黨人之餘,「由此成為獨夫,實行一個主義、一個領袖的一黨專政,終於一九四九年敗走台灣!」  再由此陳述中共推翻國民黨政權後獨佔政權,一黨獨大,以至於一九八九年春夏之交學生奮起,國人繼之,掀起遍及全國的「愛國民主運動」,受中共派兵血腥鎮壓,釀成「六四」屠城之國殤,引起港人當時三度逾百萬人上街聲援,以及此後每年「六四」均有數以萬計群眾,舉行燭光晚會,痛悼英烈之盛況,並邀請韓正書記「屆時親臨香港,親自感受香港同胞情懷」,更為李旺陽、劉曉波、許志永、譚作人等政治犯鳴不平,呼籲中共政府撥亂反正,釋放政治囚徒,還政於民,結束專政。信末一段如下:  血淚斑斑,實不能令我等港人釋懷,當前香港政制改革受到中共政府阻攔,憑所謂「提名委員會」篩選特首候選人,以假普選魚目混珠,剝奪港人應有之普選權,其實不外是祖國專制仍在使然。祖國一日無民主自由,香港斷不能獨善其身﹗八十七年前上海群眾浴血抗爭,與二十五年前北京同胞的愛國民運,都是民主運動的豐碑,一頁不能抹煞的血史。因此,我雖只是一介議員,亦被剝奪正當的回鄉權利,亦不得不向韓書記直斥中共政府之非……。豈是一件衫所招之禍?  訪滬被逐,又豈是一件衫所招之禍?四個月後,中共重施故技,再邀香港全體立法會到深圳,為行將出籠的人大常委「八三一決定」製造輿論。八月廿一日,我攜同《致張德江委員長的公開信》,穿着同一T恤赴會,又遭攔截遣返。  衫同信異,乃是由於這次所表達的,是以揭露中共政府違反一己對人民的承諾,力證篩選特首候選人等於扼殺港人之普選權。信首劍及履及,直斥其非:「如果當局倒果為因,顛倒主次,以少數人組成的『提名委員會』按所謂『民主程序』篩選候選人,都是剝奪參選者應有之參選權,從而剝奪所有人的選舉權和被選舉權,違反選舉必須普及而平等的原則,令選舉淪為『真篩選,假普選』的把戲!」  接着,我引經據典,以子之矛,攻子之盾,向張德江的黨要求兌現承諾。今日在保皇黨一片「二○一七  一定要得」的叫囂中,北大人又寵召立法會全體議員北上聽命之際,重讀或可溫故知新、認清正邪,且讓我做自己的文抄公:  由中國共產黨在七十年前莊嚴承諾,並於六十五年前,於全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確認。為求公允,且讓本人引述如下:  「……代表人民的所謂代表機關,不論是國會也好,國民大會也好,必須由人民自己選舉代表組成。……真正的普選制,不僅選舉要『普通』、『平等』。而且被選舉權也要『普通』、『平等』;不僅人民都要享有同等的選舉權,而且人民都要享有同等的被選舉權……如果事先限定一種被選舉的資格,甚或由官方提出一定的候選人,那麼縱使選舉權沒有被限制,也不過把選民做投票的工具罷了。」(引自一九四四年二月二日《新華日報》社論《論選舉權》)  五年之後,一九四九年九月二十九 日,中國共產黨和其他民主黨派於國民黨政黨政權敗走後,一起簽訂及公布《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共同綱領》,其中第四條: 「中華人民共和國人民依法有選舉權和被選舉權。」  然而,包括中聯辦主任張曉明的一些官員,卻以「保障國家安全」為幌子,為以提名委員會篩選特首候選人護短,這無疑無視歷史,顛倒是非。無須說,一九四四年二月《新華日報》發表《論選舉權》一文時,我國仍然遭受日本帝國主義政權侵略,正在艱苦卓絕抗戰,也就是說,不但國土暫時淪喪,國人亦無安全可言。今日之所謂「國家安全」受威脅與之相比,簡直一毛九牛!中共於抗戰期間尚且提倡普及而平等的選舉權……今時香港實行普選特首,又何必重蹈昔日遭口誅筆伐之覆轍?但願港人適時再奮起  有人問我,「有緣得見北大人,你會說什麼?」  二○一○年,我在發動「五區辭職,變相公投」的辭職演辭中說道:「『我現在講話,並不是為自己辯護,而是按照我那些同樣拒絕辯護的同志們的願望,試向你們說明一些你們不懂的問題……我必須聲明,在我們看來,專制制度並不是束縛我國的唯一鎖鏈,它只是我們必須從人民身上打碎的第一條鎖鏈……』俄國文豪高爾基名著《母親》裏有這麼一段話。  「我是社會主義者。引以作結,最好不過……」  口誅筆伐,畢竟及不上群眾抗爭。撫今追昔,但願港人適時再奮起,雨傘之花更絢燦!  (作者是香港立法會議員、社會民主連線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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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才厚傳 (林若舟)

  本文詳述徐才厚從一個窮困漁村的小子,爬到權傾軍隊、萬人之上的軍委副主席,卻最後成為被習近平打下的「老虎」的真人真事。過程曲折如小說:鄧小平秘書選中徐才厚、谷俊山 施連環美人計賄賂徐才厚、郭伯雄為江澤民站崗、谷俊山欲刺殺劉源不果、三件事令習近平要動徐才厚等等。文中披露了極多第一手資料,彌足珍貴。——編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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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貪婪 (潘耀明)

  我在世界上認識到的唯一的罪過是貪婪,其他的一切罪過,不管叫什麼名字,都無非是這種罪過的不同方式、不同程度的表現而已。①  最近內地軍區揪出幾隻大老虎,頗為轟動一時。  閱了本刊本期的《徐才厚傳》,具體而微,吃驚之餘,不禁有今世何世之歎。  文章提到軍隊的腐敗,其中有一節說到一位軍隊部長級人物谷俊山,為了籠絡徐才厚,拍馬屁用盡美人計,先是送上妖艷的按摩少女,繼而「把湯燦等女演員獻給徐才厚消受」②,最後連只有二十歲的親生女兒也押上,「據說徐才厚和他女兒在裏屋雲雨的當兒,他就在外屋坐着,臉色平靜如常。」③  知情者罵谷俊山為畜牲,「用畜牲罵他,是污辱了畜牲。」④  拍馬屁無所不用其極,自古有之,有文字記載的,包括易牙蒸兒子給主子吃、呂不韋用妻妾施美人計,彌子瑕、董賢化男為女,以妾婦之道事君……。  至於近代,刻畫官場醜陋的芸芸眾生相的代表作《二十年目睹之怪現狀》,裏面記載有一位苟觀察,聽聞制台大人的寵妾去世了,他家中剛有一個絕色寡媳,兩老夫婦為討好制台大人,雙雙跪在地上勸媳婦改嫁給制台作如夫人。寡媳婦執意不肯,老夫婦乃暗中施詐,讓她吃進春藥,使她心癢難搔,不得不就範。  以美人計拍馬屁最管用,自古有之,但是以親女兒做押注,則匪夷所思,可見今日道德之淪落。  谷俊山除了用美人計,還有財物行賄:「他曾經送給徐才厚一輛十二缸的賓士轎車,車上裝了一百多公斤黃金。徐思寧(編按:徐才厚的女兒)結婚,谷俊山的彩禮是一張銀行卡,卡上有兩千萬人民幣。」⑤  一個挖空心思行賄,一個來者不拒,多多益善。  一個十足十的大貪官、大淫官,接受記者訪問,且看他是如何回答的:  記者:「請問您認為自己有什麼缺點?」徐才厚:「我最大的缺點就是清廉。」記者:「您從來不想個人的事情嗎?」徐才厚:「像我們這樣的人,已經沒有任何個人利益了。」⑥  世間恬不知恥竟至於此!  揭開所謂清廉的烟幕,從徐才厚被抄家,可見他洋洋大觀的贓物:「珍稀物品到處都是。字畫價值連城。四處堆放着現金,有美元、歐元、人民幣。辦案人員一時點不過來,只好拿秤稱了一下,再貼上封條。現金居然足足有一噸多重。徐才厚家裏的財物,用了十輛軍用卡車才搬光。」⑦  難怪文章指出:「中國人說真話的最高境界,就是把謊話說成真話。」⑧  徐才厚自己曾說:「幾十年了,我沒講過一句真話。」⑨  徐才厚從一個「沉默寡言」、「資質平平」、「謙恭有禮的學生」,一步一步地爬上軍委副主席,也一步一步地陷足於名利的大醬缸而不能自拔,徐才厚這隻惡貫滿盈、肥碩無朋的大蛆蟲,最終自取其亡,正若合了如古人所說:「蝸牛升壁,涎不乾不止;貪人求利,身不死不休。」⑩  韓非子老早便提出警誡:「貪愎喜利,則滅國殺身之本也。」11 眼下由長年累月發酵而釀成的大醬缸豢養出遍地蛆蟲,如不及時搗破,不國破人亡幾稀矣!   注:  ①摩萊:《自然法典》  ②③④⑤⑥⑦⑧⑨林若舟:《徐才厚傳》,本刊二○一五年六月號  ⑩申居鄖:《西岩贅語》  11韓非子:《十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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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裔美國作家獲第二屆福利奧獎

  以英國著名文學獎布克獎為競爭對手的福利奧文學獎(Folio Prize),公布第二屆得獎作品為印度裔美國小說家Akhil Sharma的Family Life。曾經是投資銀行家的Sharma,獲得四萬英鎊獎金。Family Life是一本半自傳式小說,描述一個印度家庭移居美國後,家中的小兒子怎樣在不幸事件的折磨中生活和成長。   Sharma表示三十歲時着手寫這本小說,十三年後完成,其間多次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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木心紀錄片紐約首映

  四月二十三日晚,亞洲協會紐約總部的電影院座無虛席。當晚該處正舉行木心(一九二七─二○一一)紀錄片Dreaming Against the World首映。影片導演斯頓伯格(Timothy Sternberg)和貝洛(Francisco Bello),以及協助促成這部影片的木心學生陳丹青出席了首映座談會,與觀眾講述拍攝點滴。木心在一九八二年遊學紐約,二○○六年返回家鄉浙江烏鎮居住。兩位導演在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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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珍獲最具潛力新人獎

  「文珍的小說有一種年輕的滄桑,裏面藏着細膩的青春,也有青春破敗之後的憂傷……她出版於二〇一四年度的《我們夜裏在美術館談戀愛》,以空靈、清澈的筆墨,書寫愛與欲的世俗意義,以日常的細節,描繪內心的皺折,並持續逼問存在中那些暗昧的區域。」這是在華語文學傳媒大獎頒獎典禮上,大會頒發「年度最具潛力新人獎」給女作家文珍的授獎辭。   文珍,一九八二年生,中山大學金融本科,北京大學暨中國大陸首位創意寫作學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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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最大出版集團亮紅燈?

  旗下約四十家出版單位,員工一千四百餘人,號稱台灣最大出版集團的城邦文化,僅因五月四日裁掉了十四名員工,鬧得流言四起,逼該集團迅速回應:「目前本集團所有事業單位均正常營運,且迄今年第一季亦順利達到目標。」執行長何飛鵬再親筆安定軍心:「城邦集團中的一個團隊電腦家庭,最近停掉一本雜誌,資遣了十四個人,被說成是集團大裁員,驚擾了大家,深感抱歉。」根據財政部統計,台灣出版業產值二○一三年衰退百分之廿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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狀元考卷 (綠騎士)

  北京中華書局出版了《法蘭西學院漢學研究所藏清代殿試卷》。法蘭西學院漢學研究所藏清代殿試卷涉及清代二十二年的殿試,時間跨度達二百五十多年。從這批試卷中,可以清晰看到清代在策試內容、殿試的組織、試卷閱評規制等方面的演變,對於研究清代政治思想、經濟文化和科舉制度等方面均有不可忽視的資料價值。漢研所所長魏丕信教授主動承擔了該書導言的撰寫任務,法國著名漢學家戴廷杰先生和岑詠芳女士為該書撰寫三十三通策卷的各考生小傳。——編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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