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輯:屠呦呦獲獎的啟迪

  二○一五年十月五日,瑞典卡洛琳醫學院在斯德哥爾摩宣布,將二○一五年諾貝爾醫學獎授予中國藥學家屠呦呦、愛爾蘭科學家威廉‧坎貝爾和日本科學家大村智,表彰他們在寄生蟲疾病治療研究方面取得的成就,為全球衛生作出「難以估計的貢獻」。其中,屠呦呦是第一位獲得醫學獎的中國人。   屠呦呦的名字,此前名不見經傳。她沒有博士學位、沒有院士榮銜、沒有海外留學,被賦予了「三無」中醫專家的稱號。獲獎後,她接受了電話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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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統中醫的成果和勝利? (梁秉中)

  每年諾貝爾有關醫學的大獎,其實都清楚界定為醫學或生理學獎(Medicine or Physiology)。醫學固然與治病有關,但治病需先掌握生物體的正常結構和功能運行狀況,繼而了解之後可能發生的不正常狀況,才能祈望良好結果。前者屬於生理學的範圍;不正常的生理狀況,是病理學的範疇。諾貝爾醫學獎 (下稱「諾獎」)的「醫學或生理學」規定,避免了醫學獎規範於治病的誤會。  一直以來,諾獎偏重創新和之後的影響,假定可以促進研究和發展,所以直接有關疾病治療的例子不多。治病是體現特殊理論或發現的實踐,屬於後期工作;諾獎重視的,是新發現的、影響深遠的創造。  翻查本世紀十五年的諾獎紀錄,獲獎的屬生理和病理學的居多:有關遺傳因子的五項,有關細胞學的四項,有關神經生理學的三項。直接應用於治療的只有兩項:二○○三年的核磁共震技術和二○○五年的胃病殺菌治療。前者給診斷學擴展了極大的空間,後者給億計的胃病患者提供了新的理解和治療方案。本屆醫學獎的特殊性  今年的諾獎,三位得獎者,屠呦呦、大村智和坎貝爾,他們的共通點在於「寄生蟲」。寄生蟲引起的疫病,在落後地區廣泛流行,影響着廣大地區和人口,造成的苦難和死亡不計其數。世紀以來,貧窮不但造成治療滯後,貧困地區存在的疾病,相比先進城市,未能引起醫學界的重視。創製新藥嗎?當前製藥集團利潤掛帥,與政府關係千絲萬縷,又怎會投入龐大資源,去為亞非拉的貧民尋找新藥治病?今屆諾獎的評委,明顯特別選定寄生蟲治療,作為鼓勵專責學者的非常措施。三種控制寄生蟲的藥物,都是從植物尋找原料,都是經過極煩瑣的個人努力,提煉出活性化學小分子。古往今來,千萬個植物化學實驗室,都掌握着同樣的技術,數十年的實踐,當然對植物化學的認識不斷增加,從分析化學、抽提技術、評估鑑定,到日新月異的生理和藥理的活性探討。箇中內容和研究細節均接近常規工作,實難以創新自居。這是否違背了諾獎的原則?  我們認定本屆醫學獎,已樹立更新的諾獎原則:勿忘表揚透過超凡的研究努力,帶來的治病實效的人或團體。雖不屬尖端高調,其實用價值和貢獻卻是超凡的,足以獲獎。「說不上肯定中醫藥」  中國人第一次獲諾貝爾醫學獎,在中國和華人社區,自然引起頗大的反響,大家興奮雀躍。得獎者的工作單位是中國中醫科學院,大家不假思索,已認定是傳統中醫的成果和勝利。大家滿足於中華女兒創偉績之後,再享受更深層次的文化自豪感:傳統文化真了得,揚威海外,克服了西醫西藥未能解決的瘧疾。報道稱,非洲和其他貧困地區的瘧疾患者,獲得青蒿之後,性命能保。大家對獲獎者的欽佩,上升至崇拜。華人感受到近乎誇張的觸動,很自然地產生共鳴。我們知道,瘧疾流行地的傳統治病方法,都與植物有關。原始的用藥——金圭納霜,就是一種特別的熱帶樹酯。可惜蚊蟲很快便學會抗藥能力,不斷需要新藥補充;而青蒿素是目前蚊蟲最害怕的、尚未能抗藥的特效藥。青蒿素的成功,在於及時填補了因蚊蟲抗藥能力暴升而無藥可用的空檔;青蒿素的脫穎而出,可說是受蚊蟲的抗藥能力所賜。   醫學獎頒布的那天,宣布者被問,表揚青蒿是否對傳統中醫藥的肯定?主持回答說:「獎項與傳統中醫藥沒有直接關係,說不上肯定中醫藥。不過,大家亦看到,傳統醫藥蘊藏着可以開發成特效藥的元素。」其實,主持還可多說幾句:從植物找尋化學小分子,開發成特效藥,已經是過百年的製藥常規,今天的特效藥,有百分之八十以上與植物直接或間接拉上關係。不過,中醫藥的傳統書籍記載最豐富,特別有利於現代開發。  如果大家接受了諾獎的觀點,只可算是近於學術性的認識而已。科學界和中醫界迥異的看法  振奮人心的諾獎公布之後,最激烈的反應自然來自中醫界。屠老師從來都任職於中醫研究機構(先是中醫研究院,後發展為中國中醫科學院) ,不難誤認她是中醫,那還不是發掘「中醫藥這個偉大寶庫」(毛主席話)的具體成功嗎?既然屠老師從東晉《葛洪肘後備急方》找到靈感,選定青蒿作為治蚊蟲對象,再從葛洪批示處理青蒿的泡浸方法,參透出使用現代提取化學分子的實踐方案,反覆實驗,最後成功生產青蒿素,那還不是傳統中藥的成功?  另一方面,科學界和不少藥學家倒不認為青蒿素 (成藥之後)怎樣能與中醫藥沾上關係。北京大學名教授接受訪問時說得清楚:「評審委員會以青蒿素作為獲獎原因,肯定了使用現代科學方法製成化學藥,基本上等於否定了傳統中醫藥的價值,談不上對傳統中醫藥的表揚。」  一下子,諾獎重新打開了中醫存廢爭論之門。廢中醫,存中藥?  科學和西醫西藥在百多年前傳入中國。之前,因人治病,只靠中醫中藥。西醫傳入之後,相比傳統中醫,邏輯嚴謹,以解剖學和生理學現象解釋病理狀況,層次分明,針對病源,對症下藥,療效顯著。特別在處理急症,立竿見影,中醫藥難以比較。還有,西醫藥進步神速,日新月異,相比傳統中醫藥的絲亳不變,西醫藥很快便佔據了重要的市場,成為治病的主導。國人雖崇拜西醫西藥,但仍未能完全擺脫傳統習慣和信念,中醫可以不看,但中藥不可放棄。解放後,中央領導認定了中醫藥是傳統文化瑰寶,只能承傳,不能忽視。中醫教育順理成章正式納入大學課程。然而,在中醫藥之外,還得學點西醫,令生命科學的邏輯推理,一下子征服了中醫大學生,難以規範他們死守中醫的傳統思維,單依靠「證」和「症」的表現開方治病。患者要求西醫治病,新一代中醫承襲了現代醫學的病理分析,帶出了三次「去醫存藥」的運動。一九一二年,北洋政府在設立西醫學校的過程中,把中醫擋在門外。一九一三年政府甚至提出廢除中醫中藥的建議,礙於中醫藥界激烈反對,才暫時擱置。到一九二九年,國民政府提出了「廢止舊醫案」,引發了中西醫的第二次爭論。雖然因為抗爭激烈,不得不緩和內容,然而亦對中醫註冊、辦學、宣傳推廣帶來種種限制。由於中醫已深入民間,爭吵只會導致社會不安,政府最後還是撤銷了限制。之後七十多年,中醫得以和西醫分庭抗禮,然而影響力已大不如前,但不至於被取締。  最後的一次在內地科學界發生的轟動事件,是在二○○六年,有科學院院士公開呼籲「告別中醫」,列舉中醫藥引發的不良效果,徵求一萬人簽字響應。結果中醫界大動肝火,國務院副總理吳儀叫停,終止了對中醫界發動的逼害,換來了再一次的政治性表揚,令中醫服務,比以前更蓬勃。草藥之外的寶庫  本屆諾獎,肯定了從傳統清熱抗瘧的青蒿提煉出來的化學藥,會否引出新的廢醫存藥的運動呢?如果傳統中醫藥只屬採藥開方,恐怕廢醫實難倖免。然而,藥草多姿多采的運用,只屬中醫系統的重要一環。傳統中醫的更重要精神理念,在於保持長期健康和不患病 (治未病),並提供多樣的方法。傳統理念強調生理平衡,整體多方面調和,不誇張單方面的病徵;西醫藥發展到今天,成功在於能準確認定病理靶點,然後對準解決問題。可惜的是,病理往往複雜,病源非常多向,靶點眾多,理解尚未成熟,根本談不上按靶擊中。當前所有與衰老有關的疾病,都面臨這個困境。資源再多,也遺留解決不了的病理。上世紀開始,一些生物科學先進權威,開始關注單向按靶治理的缺陷,展開整體協調、平衡調理的概念的研究。治療頑疾中的所謂「雞尾酒」治療,就是多靶向、針對整體問題的折衷例子。傳統中醫的整體協調方向,滲入到多方面。如草藥的處理,常言「藥有三品:上品延命、中品調性、下品治病」。今天諾獎的青蒿素屬於何品?能治瘧疾,乃屬下品而已。上品延命,即能防病,保障「治未病」的,在飲食中,在補充中,在日常生活中履行選擇,自保健康無病。試想假定生命醫學全面整頓科研關注範圍,以積極個人防病、多向整體為治療方向,取代今天急功近利的習慣,中醫中藥將升上更為影響深遠的殿堂。  的確,本屆諾獎,不是頒給傳統中醫藥,青蒿素不過觸動到中醫藥的外圍神經,沒有表示出中醫藥的深層意義。內地從事化學小分子提取的生藥學者何止千百,可惜專注發掘中醫藥深藏意義(比如把古方現代化)的不多,否則貢獻如青蒿素者,可能俯拾皆是吧!我們今天雀躍慶祝與傳統中藥分不開的青蒿諾獎,同時懇切祈望傳統中醫藥的科研不要單向生藥學取經,更不要倚賴政治保護和表揚,倒要全力推動中醫藥的深層文化,改變主宰了疾病治療一個多世紀的單方向,全面發展多向關注,從理論到實踐,去爭取更大的貢獻。  (作者是香港中文大學中醫中藥研究所臨牀研究中心總監、植物化學與西部植物資源持續利用國家重點實驗室(香港中文大學)伙伴實驗室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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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蒿素、屠呦呦與諾貝爾獎 (本刊駐京特約記者)

  屠呦呦獲本年度諾貝爾醫學獎,是首位獲醫學獎榮譽的中國人。本刊駐北京特約記者特別訪問了屠呦呦教授的學生杜保民先生及關門弟子兼唯一的博士生王滿元先生,從而深入了解其人其事,箇中有不少坊間從未聞見的第一手資料,頗具價值。——編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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諾貝爾醫學獎給生藥學平反  ——兼述生藥學與中藥學之巧妙融合 (劉碧珊)

  生藥學原本是藥劑學中的一門學科,但在八十年代開始在全球各國的藥劑學課程中漸被忽視,有部分院校更將生藥學科從藥劑學課程編排中削減或刪掉。反觀今次獲諾貝爾醫學獎的三位研究學者的研究對象正是天然藥物,亦是應用生藥學的模範例子。盼望各國的藥劑學院多加培育這方面的專才,各大藥廠亦能投放更多資源於生藥開發研究領域,造福人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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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的希望  ——一個好人和一個強人的故事 (楊榮甲)

  本文作者是中國一位退休的外交官,一九八○年代中期在中國駐外使館工作。他總結胡溫十年沒大作為的原因,也評論習近平上台三年來在打貪等各方面得到的勝利,而展望未來,他認為習李是中國最後的希望。文章不少第一手資料,尤其是習近平上台前突然失蹤半個月,官方給出了「背傷」的答案,外間有傳習遭暗殺,作者透露箇中不為人知的原因。──編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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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宮文物大遷徙記 (魏奕雄)

  為了防止北京故宮文物給日本人搶奪,在「九一八」事變之後,國民政府決定將文物南遷,兵分三路,分別運到重慶、樂山和峨眉,直到抗戰結束,文物集中重慶再運到南京。其間不但要避開戰火,還要觀察沿路各地是否適合存放文物,雖發生過意外,但文物最終完好無損,彷彿奇迹。本文特別記下了運送過程中的顛簸流離。——編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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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民間歷史 (潘耀明)

  最近走了一趟四川,主要目的之一是踏勘抗戰時故宮文物南遷樂山安谷和峨嵋的路線。後來又聽說安谷有一個「戰時故宮文物南遷史料陳列館」,特地跑去參觀。  這個館是由一位農民企業家王春聯自發投資三千多萬人民幣建成的。  這是屬於民間的,也因為屬於民間,反而可以還原歷史的真正面貌。  組織故宮文物南遷是國民政府。因為政治原因,這段歷史在內地一直被埋藏在地下,直到近年才浮出水面。  故宮文物南遷,始於一九三三年一月三十一日山海關失陷後,故宮博物院理事會決定將故宮部分文物分批運往上海,暫存上海法租界。後來又由上海運往故宮博物院南京分院。  一九三七年「七七」事變後,南京分院的文物又分三路運往四川,巴縣存八十箱,峨嵋縣存七千二百八十七箱,樂山縣存九千三百三十一箱。一九四六年三處文物先集中於重慶,於一九四七年運回南京。  這批珍貴文物,共達一萬三千多件,經過漫長而崎嶇的跋涉,途經湖北、湖南,再輾轉到貴州的貴陽、安順,然後運抵四川樂山、峨嵋秘密保藏,其間走過千山萬水,歷經整整十年。這批文物運回南京,幾無缺失,其保安之嚴密,運輸之周全,可謂人類歷史上的奇迹!  為了和白蟻、鼠患、霉濕作鬥爭,文物需要定期晾曬,每一次晾曬都要有專家在場,有衛兵把守,有幾個人簽字。   隨故宮文物南遷,共有二十位故宮人員日夜伴隨,其中包括馬衡、莊尚嚴、那志良等十位故宮專家。他們為了保存文物的完整,把全部生命都擱上去了。  建樂山南遷紀念館的王春聯,為表彰這十位故宮專家的功績,特為他們塑立銅像。  故宮文物承載了中華五千年的文明,正如有識之士所指出的:「國家滅亡後,有復國之日;中華文化一斷,則無補救之舉。」①世界最古老的瑪雅文明之湮滅便是一例。  然而這段歷史,卻是由一位樸實而吶吶的農民保存下來。  這個紀念館與政府斥建的其他紀念館不一樣,是免費公開的。王春聯一介農民,保存了人類文明史上極珍貴的一頁。  說起民間的歷史,年前我還參觀過四川建川博物館。這個最具規模的博物館(共有十五個大型博物館,還在擴建中),是由一位叫樊建川的退伍軍人興建的。博物館除了有配合官方口徑的抗日戰爭館外,還有一個「國民軍正面戰場館」,肯定了國民政府軍在抗日戰爭中的正面戰場所建立的功勳。  博物館還樹立了一百位抗日戰爭將領的銅像,除了中共將領,還包括蔣介石等國民軍的將領,為世人展現了抗日戰爭歷史真實的一面。  巴爾扎克說:「歷史有兩部:一部是官方的,騙人的歷史,做教科書用的,給王太子念的;另一部是秘密的歷史,可以看出國家大事的真正原因。」②歷史真相之所以沒被湮沒,因為除了官方的歷史,還有「秘密的歷史」。「秘密的歷史」存在民間,古有司馬遷的春秋之筆,今有像王春聯、樊建川等民間人士對歷史真相的堅持和執着,真正的歷史才沒被抹殺。  注:  ①章劍華:《承載》,人民文學出版社,二○一○年十月  ②巴爾扎克:《幻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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讀者來信

  閱貴刊二○一五年二月號張曉風先生大作《我愛聽粵語》,其中提出粵語「奀、」兩字,鄙人長期研究粵語與古漢語之關係,故特來函補充。  「奀」乃粵語根據「古音、古義」所造之新俗字(以六書中「會意」方式造字)。吾人認為古文正字應是「顏」。《說文》:「顏,眉目之間也。」(五姦切)即眉與目極短距離之處也,故有「小」義。其音屬「疑母刪韻」,國際音標應為 ???n1。但後人誤讀為「銀」???n4(疑母真韻),但粵語由於屬古漢語,故迄今仍存「顏」之「古音、古義」,但已不知此古字,乃造新俗字「奀」以存古矣!(而「顏」字後世又變為「顏面、顏色」之他義。)  至於「」,吾人認為可能是古字「灺」之俗,則有待進一步研究也。  (香港一讀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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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名利卻歸別人」的澄清 (曹景行)

  《明報月刊》今年八月號刊登魏承思先生文章《羅孚、羅海星和我》,講到他二十年前入職《明報》時,「我明明在幹主筆的活,名利卻歸別人」。對此,有必要做一點澄清。  魏先生說的「別人」究竟是誰?看了他在去年五月十九日出版的廣州《南方人物周刊》刊登的文章《知音而不同調的董橋》,就可以知道。  魏說:「到了(一九九四)年底,(《明報》老闆)于品海決定讓《亞洲週刊》副總編曹景行兼任報紙主筆,曹景行就拉我去當他的『槍手』。董先生起初把我看成『曹營』裏的人,對我不冷不熱。過了幾個星期——才頓釋前疑,並為我明明在幹主筆的活、名利卻歸別人而憤憤不平」。  為此,我曾去信《南方人物周刊》:  我於一九九四年四月出任香港《明報》集團屬下《亞洲週刊》副總編輯,十月間,集團老闆于品海先生要我兼任《明報》主筆,撰寫社論並主管「言論」版。一九九五年八月尾,于品海把《明報》集團出售給馬來西亞企業家張曉卿先生,不久我就辭去《明報》主筆之職。  大概是一九九四年夏天,上海摯友朱政惠(華東師範大學歷史學教授,二○一三年十一月去世)託我幫他的同學魏承思、李曉路等在香港尋找工作,正好于品海要我為《亞洲週刊》物色幾位內地背景的人才。兩個月後,《亞洲週刊》為魏、李兩位辦妥就業手續,他們就先後從美國來香港擔任《亞洲週刊》編輯。至於後來魏承思先生為《明報》撰寫社論,那也是于品海的安排,非我能力所及。  當時除了我和魏,還有一位何安達先生擔任《明報》主筆,偏重香港本地新聞題材。我們三人輪流撰寫每天的社論,各主己職,相互間沒有多少溝通往來。我每天下午四點到《明報》參加編前會議,商定社論題材;如果由我執筆,一般傍晚七八點交稿。我擔任主筆不到一年,前後大概總共寫了七八十篇,一些底稿保存至今。  也因為如此,我們之間並不存在誰做誰「槍手」的問題,當然也不存在名利歸屬的問題。  這就是我希望澄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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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教 (殘 雪)

身 教我們姊妹是伴隨着父親的勞教生活而逐漸懂事起來的。家庭一下子陷入困境,吃的、用的、燒的全沒有。父親和外婆帶領全家在屋前屋後開墾了很多菜地,可是那些蔬菜因為缺肥長得不好。忙完之後,父親只要一有時間就坐在書桌前,就着那盞從報社帶過來的舊枱燈讀書。五六歲的我當然不知道他讀的是什麼?但這耳濡目染的身教,使敏感的小女孩記住了:世界上有種最快樂、最令人充實的生命,她可以在最為簡陋、非常惡劣的物質環境裏頭進行,還可以給人帶來巨大的生活勇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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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近平建立中國外交「新常態」 (丁 果)

  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的訪美行程已經結束,其涵蓋的內容龐大,傳遞的信息豐富,影響的幅度廣泛,令人有一種「人散而曲未終」之感,因為這次訪問對解讀中國的外交走向,以及中國的發展方向具有重大的指標意義。繼續向柔性外交轉型  習近平上台之初,面對國際和國內各種勢力的挑戰,以「強人」的姿態出現,在外交政策上顯示強硬立場,揚威海內外。如今,中國的經濟改革進一步涉入「深水區」,高增長的勢頭放緩,甚至出現了低增長的「新常態」,而國際社會的格局則變得更為複雜,給中國帶來了更為長遠的挑戰。在這種形勢下,中國外交在維護核心利益的底線之外,出現了「柔性化」的轉型。這種轉型在這次習近平的訪美行程中表現突出——儘管國內的媒體和海內外華人媒體還是沿襲「老常態」,有意無意突出習近平「政治強人」的一面,以「零和」遊戲的思維方式來看習近平的外交動作,過度解讀「中美對抗」的一面,給中國的外交帶來不必要的麻煩。其實,他們越在國內塑造習近平的「外交強人」形象,就是越不懂得習近平的思路和高度,越不懂得今天中國需要在世界傳遞的信息是「柔性」的,而非「剛性」的。這些所謂的強硬輿論製造者,其實是對中國改革開放所取得的成果認知最不清楚的一群人,對中國未來最沒有信心的一群人,所以他們藉着給習近平送上「外交強人」的桂冠,來給自己不安的內心「壯膽」,這些輿論和媒體人對習近平新外交來說,是「成事不足,敗事有餘」。  習近平是「十八大」上位後首次對美國進行國事訪問,但與美國總統奧巴馬則已經是「老朋友」。雖然共和黨的總統候選人在辯論是否要給習近平最高規格接待時爆發爭議,但對中國「面子文化」瞭如指掌的民主黨奧巴馬採取了「面子給中國,美國拿實利」的現實主義策略,堅持用最高的規格迎接習近平,讓中國客人有「賓至如歸」的感受。  習近平在美國的演講沒有使用「太平洋這麼大,容得下中美兩大國」的話語,而是強調美國仍然是世界第一,中國沒有挑戰美國核心利益的野心。這不是說習近平回到了三十年前鄧小平「韜光養晦」的對美外交傳統,而是採取了更為務實的「軟硬並用,義利兼顧」的現實主義外交。去年新加坡香格里拉國際會議結束後,我發表文章批評中方「為強硬而強硬」的表現(見《明報月刊》二○一四年七月號),反而給安倍晉三拉攏國際社會帶來機遇,並提出了中國外交要從老子哲學找到靈感,以柔克剛。而今年香格里拉會議由海軍出身的副總參謀長孫建國上將出席,發表了體現習近平戰略思想的亞太和平觀點,受到各方好評。與大企業巨頭會面更重要  習近平美國之行的「西岸外交」,並不是如外界所說是為了避開首次訪美的教宗,而是中國對美新外交程序中的「首戰」。中美外交的最大支撐點,仍然是雙方緊密的經貿關係,雙方的合作越多,經貿依賴越深,兩國的競爭就會越趨良性發展。從微軟比爾•蓋茨、臉書朱克伯格到蘋果庫克,他們與習近平的互動,在某種程度上比習近平與奧巴馬的互動更為重要,總統是可以變的,每個總統的政策都會有調整變化,但大企業是美國的根基,也是中國現代化的根基,雙方的合作基礎越扎實,中美關係也就越扎實。中美關係從西雅圖走向華盛頓,會更有果效。  不能否認,今年是總統大選年,習近平在訪美的過程中,講話相當謹慎,以免成為兩黨總統大選候選人辯論的焦點。在紐約避免與俄羅斯總統普京見面,更是作客之道的體現。中國國內輿論和海外華文傳媒大肆炒作中俄結盟對抗美國,這是幫習近平倒忙。至少從歷史經驗得知,中俄結盟,中國沒有得到過好處,而中美合作,中國沒有吃虧到哪裏去。中國作為崛起的大國,可以通過合縱連橫謀取外交利益,但卻不可以再度輕易跟對自己領土覬覦的大國隨便結盟。習近平強調中美關係是中國外交的基石,可謂是一語中的。不僅如此,中國在強化對美外交的同時,也承擔起國際社會應盡的責任,習近平所提出有關中國外交的兩個支撐點,將成為中國外交的「新常態」。美國之行完勝安倍晉三  如上所述,習近平訪美採取兩條腿走路,一個增進美外交,一個是強化聯合國外交。在這個外交布局上,有一個隱藏的針對目標,那就是牽制日本,全面對付日本首相安倍晉三的「地球儀外交」,以及剛剛在日本國會強行通過的《新安保法》。這個外交目標,可謂圓滿達成。  安倍修法後採取了兩個措施,一是在國內轉移民眾視線,把人民對《新安保法》的不滿轉移到發展「安倍經濟」上去;二是通過到美國參加聯合國大會的機會,向國際社會推銷新法。  令安倍遺憾的是,在習近平對美柔性外交的攻勢下,奧巴馬總統藉口要迎接教宗,拒絕了美日首腦峰會,只讓副總統拜登禮節性會見安倍,日本媒體都承認,在外交面子上,安倍「完敗」。不僅如此,習近平在聯合國的發言宣布免除落後國家的債務,以及提供和平基金強化聯合國角色,成為亮點,三十餘國元首在會議大廳外排隊與習近平握手,讓安倍推銷《新安保法》的企圖相形見絀。聯合國秘書長潘基文與習近平的超時間長談,以及公開宣稱中國將成為聯合國持續發展的重要基礎,徹底動搖了日本在經費上支持聯合國運作而獲得的「聯合國外交」的基礎,使日本爭取「入常」變得更加遙遠和困難。  本來,中美的「權力鬥爭」讓安倍可以「見縫插針」,並乘機擴張軍備甚至發展核武,但「習奧會」達成的多項雙邊協議,包括美國改變排斥中國主導亞投行的既定方針、華盛頓有條件支持中國人民幣成為「國際儲備貨幣」、美中在遣返中國貪官和逃犯問題上達成一致、雙方建立高層對話機制來商討久決不下的互聯網安全議題等,種種迹象顯示,中國大使崔天凱在習近平訪美前所說的「意外驚喜」,正在步步呈現,這對安倍利用美中衝突爭取日本右翼利益的企圖當然是重大打擊。  當然,習近平的訪美和聯合國外交是針對中國的全球戰略布局,但客觀上卻達成遏制安倍晉三的作用,這是不容懷疑的。更為重要的是,習近平在訪美中傳遞了這樣的外交信息:第一,重申中國沒有挑戰美國的想法,承認美國仍然是世界「老大」;第二,告訴美國,中國在國際問題上並沒有與美國價值或美國利益背道而馳,相反中國正在持續尋找與美國的「相同價值觀」,尋找與美國的「同質性」;第三,中國表態要承擔更多的國際社會義務,而不需要美國強迫中國來承擔「大國的責任」。  習近平在對美外交和聯合國外交上的立場表態,讓安倍頓失挑撥美中關係的藉口和機會。值得注意的是,中國派遣軍事顧問到達敍利亞,表明中國開始介入「打擊伊斯蘭國組織」的全球行動,這對美國和西方來說,遠遠超過他們利用日本來遏制中國的利益算盤,因此,美國沒有必要再對安倍強行通過《新安保法》進行讚揚和鼓勵。安倍的「費盡心機」,敵不過美國的「現實主義」外交,更敵不過習近平的「釜底抽薪」外交智慧。與中國相比,日本在國際外交上,已經淪為二流國家。  這也再次證明,在大國仍然主導世界格局和國際秩序的形勢下,中國可以通過對美外交,來順利對付日本、台灣問題等棘手挑戰。而外交環境穩定後,習近平應該放手進行更加深度的國內政治改革和體制轉型。  (作者是本刊特約記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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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殖化」與政治性格分裂 (劉銳紹)

  自從全國港澳研究會的陳佐洱強調「去殖民地化」之後,不知是否巧合,一些「去殖化」的事情陸續出現。不過,與此同時,中國正與英國打得火熱,習近平訪問英國時表現出與英國友好的姿態,遠勝於過去任何時候。在香港,一面有人進行「去殖化」的工作,但本月又有英國文化節。種種現象放在一起,令人感到有些人仍然唯恐天下不亂,或者陷入政治性格分裂之中。路人皆見,這種「去殖化」的思維對香港或中國沒有絲毫好處,無奈卻仍然到處充斥。假如北京對此任之由之,只會令這種「為我所用」的政治性格分裂現象在香港氾濫,繼續禍港禍國。  近期「去殖化」的一個典型事件,就是有關方面認為仍在使用的郵筒上遺留着英國標誌,這種殖民地色彩必須去掉,計劃把它遮蓋,甚至拿走。其實,這種「去殖化」的聲音在一九九七年香港剛回歸的時候已經出現,但當時郵政署的反應與今天完全不同。當時的官員表示,港英年代遺留下來的郵筒只是一種工具,不存在對誰效忠的問題。  此外,當時有團體向郵政署查詢,它們在回歸時還有很多未用的回郵信封,但上面只印有「香港」兩字,而不是「中國香港」,這些信封還可以使用嗎?郵政署的答案是:沒有問題,它們不會把問題政治化;此外,如果這類只有「HONG KONG」字樣的回郵信封是從外國寄返港的話,郵政署同樣派發,不存在「去中國化」(沒有「HONG KONG, CHINA」字樣)就不派信的問題。  可見,當時的處理方法是務實的。但是,到了今天,卻有人要求在郵筒上「去殖化」,而且據報這些要示來自港府高層。然則,把問題政治化的來源可能不是郵政署,而是另有高層。「絕對政治正確」的思維  這種「去殖化」的勢頭令不少人反彈。有人戲言「倒不如把禮賓府拆掉,梁振英不要再在裏面辦公,因為這正是最有殖民地色彩的地方」。又有人取笑港府:「為什麼不把英皇道、英皇書院(梁振英的母校)、皇室堡、瑪麗(皇后)醫院等地方的名字全部更改?」我說,這樣還不夠,整個香港滲透了一百多年的英國殖民地文化,倒不把整個香港鏟走,這才算徹底「去殖化」。  忽然又想起香港回歸前的一件事,可以見微知著。當時有內地官員認為「新界」二字充滿殖民地色彩,必須改掉。但怎樣改好呢?此人後來建議,倒不如改為「深圳河以南、九龍界限街以北的土地及鄰近島嶼」,這樣的表達不僅去掉殖民地色彩,且最為準確。當然,這個不切實際的建議沒有得到接納;如果「新界」需要改名,那麼「新疆」也要改名了。可見,這種「絕對政治正確」的思維早已存在,但當時仍有節制,今天則隨着政治氣候轉變而再度浮面,並按照政權的需要而化為行動。  搞笑的是,有關方面一邊「去殖化」,但一邊又容許香港回歸以來首個大型英國文化節於本月二日在政府總部旁的添馬公園(這個名字也有殖民地色彩,至今未改)舉行,保護英國皇室的御林軍也會出現。與此同時,習近平也剛剛訪問完英國,中國傳媒並大力推崇這次訪英之行。英國首相卡梅倫也讚賞,中英關係已進入「黃金時期」。  這一切都源於「利害關係」四個字。習近平月前訪問美國時,表面風光,但美國實際欺人太甚而中國卻無可奈何。習近平後來訪問英國,受到最高規格的接待,住白金漢宮,英國官員幾乎倒屣歡迎,可以沖淡在美國的烏氣。不過,中英兩國之間的相互利益,遠遠不是那些門面功夫可以比擬。  近年來,英國經濟不景,已把中國視為救命草。過去三年,中國對英國的投資平均每年增長百分之八十四,令英國不惜違背美國的默契,加強與中國的經濟合作。英國是第一個西方先進工業國加入中國提出的亞洲開發銀行。三年前,英國還批准中國的金融機構在英國設立分行,沒有理會美國的「勸籲」(實際是警告)。中國開展人民幣離岸業務之後,原來英國也含枚疾走,不動聲色,已承辦了全球大約三成的人民幣業務,令英國成為僅次於香港的人民幣離岸中心。  對於中國來說,也有很多好處,而且這些好處都是長遠的,有指標性的。舉例說,中國現在有上海和深圳兩個股票市場,但一直無法在國際股市範圍內擴大影響,甚至難以入門。所以,如果中國能跟倫敦股市(全球第二大股票市場)加強合作,成功推動「滬倫通」,對中國肯定大有幫助。而且,中國對英國的投資已進入民生性業務範圍,例如核電、高鐵,倘能成功,實為中國企業打入歐洲的一大突破。  更重要的是,中國已弄清楚,英國不會在香港內部的政治問題上跟美國如出一轍,而是遠離香港政治,與民主派疏遠,就像當年捨棄香港的民主發展來換取中國的經濟實惠。這是國際政治的常態,中國認為又一次奏效,所以也願意加強中英合作。「去殖化」目光短淺  相形之下,在香港高叫「去殖化」和把「去殖化」付諸行動的人,卻顯得目光短淺,庸人自擾,甚至枉作小人。有人更認為,檢控前特首曾蔭權也可能是一種「去殖化」的功績,清除「港英政府的遺老遺少」,修正今天特區政府的公務員文化,重用今天識時務的人,對日後管治甚有好處。總之,「去殖化」是眼前工作的「重中之重」。  由於曾蔭權案已進入司法階段,不便公開評論。但此案的處理過程曠日持久,選擇在這個時候檢控,到公開審訊時,將接近下一屆特首選舉,種種巧合已引起外界不少分析和聯想。可見,港府不斷呼喊不要政治化,但同時卻不斷出現諸多政治化的現象,不由令人多問一句:「去殖化」、政治化之風,從何而來?  (作者是香港時事評論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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