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輯:紀念說真話的巴金

  巴金先生逝世十周年了。李輝先生指出,巴金依然與歷史同在。   一九七八年底到一九八六年八月,巴金老人帶病寫作「隨時隨地的感想」,連載於上海《收穫》雜誌和香港《大公報》,後編輯成《隨想錄》一書。這部全長四十二萬字的散文,是老人對自己心靈的無情拷問,以及自我懺悔。老人最後的心願,就是要反省文化大革命,真實記錄文革帶來的身心摧殘,揭示文革的威力和影響並未隨着它的結束而消失,他反覆呼籲建立一個文革博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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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金,一個人與一個時代 (李輝)

  歷史變化之後,我們那一段經歷不講,所以那些八十後、九十後的年輕人不知道,對紅衛兵的表現也不知道。於是,紅衛兵的懺悔好像也成了很新奇的事情。這恰恰反映了我們要做的事情太多了。歷史沒有遠去,我們確實還要讀巴金的東西,要傳承巴金的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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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金的「家」 (周立民)

  巴金的「家」,至少有三個層面的意義:第一,是由房子和花園等構成的物理空間。第二,是他的家庭和在這個家庭中發生的故事,留下的記憶世界。第三,也是常常為人所忽略的,就是這個家裏的物質文化遺存,從家具到圖書、文獻資料所組成的文化寶庫。它記錄了一個家庭,同時也是中國文學半個世紀以上的風雨滄桑,堪稱一座豐富的博物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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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陸媒體重提「胡耀邦」始末  ——訪《炎黃春秋》社長杜導正 (辛草)

  今年是胡耀邦誕辰一百周年。一九八九年之後,「胡耀邦」三字在國內一度是敏感詞,是報紙雜誌的禁語。《炎黃春秋》敢為天下先,在一九九二年開始嘗試「闖關」,一步一步讓「胡耀邦」「逃出生天」。本刊專訪《炎黃春秋》社長杜導正,為我們娓娓道來箇中曲折的來龍去脈。——編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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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巴金未竟的遺願 (潘耀明)

  巴金先生已走了十年。  月前到上海參加一個文化研討會,其間特地去參觀「巴金故居」。  巴金故居,其實就是巴金的家,坐落在武康路梧桐樹的掩映處。  過去探望巴金,老人家都是在樓下的客廳接待的。至於巴金的家中底蘊,卻是這次在周立民副館長引領下才窺得周全。  巴金故居幾乎收藏着巴金的大半生。自一九五六年搬進來,直到二○○五年逝世,巴金半世紀衣食住行的痕迹,都在這裏一一呈現。  他晚年心力交瘁完成的《隨想錄》,是在一張舊書桌一筆一劃完成的。書桌恆對着綠茵鬱鬱的庭院。這個原先是溫馨平和的家,給文革搗碎了:與巴金相濡以沫的妻子蕭珊被「北京來的紅衛兵」的銅頭皮帶打傷左眼,並與巴金被關在馬桶間;蕭珊後來患直腸癌,巴金求告無門,最終眼睜睜看着心愛的妻子因失醫而撒手人寰……。  這個世紀老人內心有多傷痛啊!開放後,抱病的他,只有靠手中唯一的禿筆來傾訴。  他晚年的嘔心瀝血之作《隨想錄》,一直強調「講真話」。為了提醒自己和世人,他不惜挖自己的瘡疤,把自己在文革講的違心話和做的違心事,一古腦兒傾倒出來,暴露於光天化日之下,以便痛定思痛,用心良苦。相信,從文革走過來的人──就是時下的文化人,也不容易正視自己過去的歷史,更不要說本着自己的良知,不做隨風搖擺的牆頭草,不講假話、妄話,做一個講真話的諤諤之士了。  巴金逝世後,坊間有論者調侃巴金提倡「講真話」不過是做人基本原則,道理太顯淺,可謂乏善足陳云云。殊不知今時今日,口稱「講真話」者大都只是屬於紙上談兵而已,真正做到「講真話」的人,可謂鳳毛麟角,反而哄上瞞下、口蜜腹劍、媚上壓下、跟紅頂白、欺善怕惡的馬屁精比比皆是。  金庸讀了巴金的《隨想錄》後自忖:「如果我遇到巴金那樣重大的壓力,也難免寫些違心之論,但後來卻決不能像他那樣慷慨正直地自我檢討,痛自譴責。」① 他說,巴金在文革時飽受磨難,但意志堅毅,不僅活了下來,而且寫出了「這部擲地作金聲、驚天動地的《隨想錄》,實在是中國文化界的大幸事。」②  在參觀巴金故居中,周館長說這裏還保存巴金晚年寫的兩大心願手稿:一是建立中國現代文學館;二是建立文革博物館。第一個心願已實現了,中國現代文學館早於一九八五年建立。另一個更重要的心願——文革博物館的創建,久久未能實現。  巴金之所以為建立文革博物館而奔走、疾呼,是因為要讓下一代牢記文革十年大劫難的慘痛教訓,不要讓歷史重演。除此之外,巴金此舉還有另一重深層的意義,就是要那些文革的過來人,通過這些實物或圖片資料,可以作自我反思:「只有牢牢記住文革的人才能制止歷史的重演,阻止文革的再來。」③  文革過去近半個世紀,巴金生前念念於茲的文革博物館,仍未獲官方認可。文革的陰魂仍在神州大地徘徊不去,君不見由薄熙來主導的唱紅(文革紅歌)曾席捲全中國,連毗鄰的香港也不例外,其間香港曾有十四個文化團體聯合邀請重慶「唱紅歌舞團」④ 來港作盛大演出,可見此時此地也不乏搖旗吶喊者。  文革博物館一日不落成,對逆天而行的文革不作全面反省和批判,人們不知道它什麼時候還要借屍還魂、讓千萬人頭落地!  正如雪萊說:「要是『未來』不敢遺忘『過去』,他的命運和名聲必是一絲光明,一種回音,增添到永恆裏。」⑤ 相反地,一個不敢直面過去的民族或政府,她的命運和名聲如何可想而知。  注:  ①②金庸:《正直醇雅 永為激勵──悼巴金先生》,本刊,二○○五年十一月號  ③ 巴金:《無題集》  ④ 二○一二年,「文化經典現代紅歌耀香江──重慶唱讀講傳香港行」首次走進香港,在香港中環大會堂音樂廳、香港理工大學綜藝館和駐港部隊昂船洲軍營,進行了三場演出  ⑤ 雪萊:《阿童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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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近平為什麼旋風般東突西破? (馬玲)

  在不到五十天的時間裏,中國掌舵人習近平從西方到東方,風塵僕僕縱橫捭闔,捲起一股股旋風:九月二十二至二十五日訪美,十月十九至二十三日訪英,十月二十六至二十九日五中全會,十一月五至六日訪越,十一月七日與馬英九在新加坡會面。  訪美、訪英、五中全會、訪越、習馬會,這五件事幾乎每件都引起國際間廣泛關注與熱評,內容則既有國際問題,亦有國內問題,還有兩岸問題,可謂全方位囊括。  那麼,習近平為什麼會在不足兩個月的短時間內連連攪動世界風雲?  自二○一二年十一月十五日習近平就任中共中央總書記以來,至今整整三年。這三年裏,中國的跌宕起伏世人有目共睹:大範圍造勢打虎抓蒼蠅、嚴厲限制官員的胡吃海喝、遭遇斷崖式股災、經濟下滑、「十三五」繪製出遠景藍圖,等等。國際上也是挑戰不斷,美國、日本、越南、菲律賓不時挑動中國的神經,以前中國以各種形式啞忍,不過人們注意到,自從習近平主政以後,中國不再僅是埋頭韜光養晦,開始主動出擊應對。南海交鋒異常激烈  比如在南海爭端中,中國在三沙島上開築各種工程,建人工島,設立基地,意欲打造「一艘不沉的航母」。中國甩出的這個殺手鐧,驚動了世界,尤其讓美國着急。美國負責亞太事務的助理國務卿丹尼爾針對「為什麼中國現在加緊造島」回答道:「中國一直在關注荷蘭海牙的常設仲裁法院正在進行的法律程序,那就是菲律賓的訴訟。其中涉及四個訴求,中國的九段線與國際法不相符;中國在南中國海佔領的是島礁不是島嶼,不擁有專屬經濟法。」  美國隔三差五到南海滋事,號稱按照《國際法》,人工造島不能造出主權,菲律賓和越南在周邊配合。美國派軍艦飛機來,中國擺出「誰怕誰」的態度,也派出軍艦飛機對壘。其間,中美交鋒還延伸到了白令海峽。奧巴馬前往阿拉斯加時,中國派遣了幾艘軍艦穿過白令海峽到了美國的十二海浬領海。中美在南海你來我往的較量,一度讓世間憂懼會否擦槍走火。  鑑於形勢的迫切,習近平主動尋求突圍。他到美國和奧巴馬面對面商談,兩國在華盛頓達成了「以建設性方式管控分歧」,「構建基於相互尊重、合作共贏的中美新型大國關係」。習近平承諾,不會對南海的人造島實行軍事化;奧巴馬承諾,不圍堵中國、不尋求損害中國、不搞顏色革命。雖然以上這些表態未必可靠,且看這種模糊制約在關鍵時刻能否發揮作用。  十月二十七日,美軍「拉森號」驅逐艦進入南海中國人工島礁附近十二海浬水域巡航,美太平洋艦隊司令哈里斯說:「國際海域和空域屬於每一個人,不是個別國家的領地。」其後,美國防部長卡特還登上了航行在南海的「羅斯福號」航母,表示中國海軍實力增長動搖不了美國作為「地區安全主心骨」的角色。  然而,當中美之間真有點冒出硝烟味之時,美國防部發言人稱:卡特在吉隆坡出席東盟防長擴大會議時登上路過的「羅斯福號」航母純屬機緣巧合;美國務院發言人也表示:美國與中國的關係至關重要,雖然雙方在南海議題上存在歧異,但美國希望見到雙方關係成長。  但美國會議員不依不饒,參議院軍事委員會主席麥凱恩寫給美國防部長卡特,質疑「無害通過是否變相承認了中國的主權」。所謂「無害通過」,是當初中國軍艦開入白令海峽到達美國十二海浬時美方的說辭。  但是十月二十九日,就在中國五中全會結束並公布「十三五規劃」這一天,海牙國際仲裁法庭宣布,對菲律賓與中國就南中國海爭端提出的訴訟具有部分管轄權。有分析人士指出,這個裁決可能會削弱中國的利益,因為即便南海島礁主權歸屬中國,海域管轄面積受到限制,「南海諸島」變「孤礁」,也許不得不就「九段線」的法律地位做出說明。  亞太經合組織領導人會議十一月十七至十九日在馬尼拉召開,之前由於中國遲遲不表態習近平是否參加,菲律賓最後做出讓步,不談南海問題,APEC安排中方壓軸演講。由於菲律賓服軟北京,美國不高興了,國務院發言人唐納表示,即使南海議題不列入峰會的正式議程,也可能在峰會外討論。  不肯息事寧人的美國,日前又派遣了兩架轟炸機在中國聲索主權的南沙群島空域飛行。不必太擔心,中美雙方都懂得克制,誰也不希望戰爭爆發,中國已學會與美國周旋玩耍。  通過以上這些起伏跌宕的戲劇性對壘可以看出,中美之間的較勁還會不斷上演下去。日本和越南聯手挑戰?  與中國「一衣帶水」的日本,在二度執政的安倍晉三帶領下,九月份硬是通過了解禁集體自衛權的安保相關法案,使日本政府對外派兵有了法律依據,此後的自衛隊,將不再是一支防禦性的武裝力量,而是一支有進攻性的軍事力量。儘管日本民眾大規模反對,但自民黨意欲推動修改規定放棄戰爭的憲法第九條之腳步沒有放慢。據日媒報道,自民黨正力爭在二○一七年的國會上提議修改憲法。  瑞士信貸銀行近日發布《世界最強軍隊排行榜》,日本軍力從全球第九躍升至全球第四,僅在美國、俄羅斯、中國排名之後。排行榜顯示,日本在戰機、攻擊直升機、航母和潛艇等爭奪釣魚台的重要傳統武力指數上與中國評分相差無幾,但在航母指數上,日本卻遠勝中國二十四個百分點,這個差距讓人們對假如釣魚台開戰的軍力擔心。  陸界相連的越南與中國在南海多次硬碰,曾因中國在南海海域設立石油鑽井平台而發生暴力衝突,雙方對撞還造成了人員傷亡,中越互相指責對方主動衝撞,兩國網民被挑撥得氣上心頭。越南出示了一系列圖片和視頻喊冤,顯然中國玩了一齣苦肉計,實際上沒有吃虧。  前面提到的美國海軍拉森號駛入中國造人工島十二海浬之內的導彈驅逐艦就是從日本基地出發的。從這一個側面也能看出,不僅美國給越南撐腰,日本也推波助瀾。日本政府無償提供給越南兩艘二手漁船,越南欲改造為巡邏船。二○一四年日本同越南簽署的聯合防務合作協議,就被國際上認為是針對中國,越南試圖利用中國與美日的嫌隙取利。  在這種局勢下,習近平踏上了越南國土。值得注意的是,解放軍海軍上將總參副總長孫建國陪同出訪。習近平外訪時,陪同人員多為黨政系統官員,一般不安排軍方將領陪同,只有今年五月習近平出訪俄羅斯時帶上了軍委副主席范長龍,那是因為出席紅場大閱兵及商談中俄舉行二○一五地中海聯合軍演,但即便如此,范長龍也是身着西服,唯獨這次越南之行,孫建國一身將軍服隨同。  習近平是第一個在越南國會演講的外國領導人,越南算是給足了面子。儘管越南與美國、日本的關係日益加深,但中國卻是它的最大貿易夥伴。越南確定了二○二○年基本建設成現代工業國家的目標,如果它和中國徹底交惡,顯然達不到既定目標。  越南十月五日在美國簽約了TPP協議,它雖希望藉此協議減少對中國的依賴,但遠水解不了近渴,目前它還擺脫不掉中國的牽制,所以它不得不在外交上玩權謀。  西方分析認為,習近平此行旨在與華盛頓競爭越南, 越南即將舉行領導人換屆選舉,中國不能袖手旁觀。  對於與鄰國的關係,習近平曾說,人可以擇鄰而居,但國家搬不走,所以只有一個選擇:和睦鄰邦。他在演講中着力打感情牌,說「親戚越走越近,朋友越走越親」,甚至把胡志明定義的「同志加兄弟」也搬了出來。習近平還罕見地在越南最大發行量的越共機關報紙《人民報》上發表了題為《攜手開創中越關係的美好明天》的署名文章。其後中越發表了聯合聲明:雙方同意共同管控好海上分歧,全面有效落實《南海各方行為宣言》,推動在協商一致的基礎上早日達成「南海行為準則」,不採取使爭議複雜化、擴大化的行動,及時妥善處理出現的問題,維護中越關係大局以及南海和平穩定。  然而,習近平前腳剛剛離開越南,日本防衛大臣中谷元後腳就到了越南海軍基地金蘭灣,日本想利用越南,越南也想利用日本,它們都想在製造的不太平中各取所得。越南和日本準備舉行兩國間的首次聯合海軍演習。  所以,對待越南這隻狡猾的狐狸也如同對付日本一樣,都不能掉以輕心。歐洲送來機遇和考驗  英國是歐洲的風向標,拉住了英國,其他的歐洲國家自然會來投懷送抱,所以習近平的訪英亦蘊含輻射作用。  習赴英國時,歐洲另外兩個大國德國和法國已經按捺不住:習近平剛回國,德法兩國駐華大使就在《人民日報》聯合發表題為「德法是中國在歐盟的核心夥伴」的文章,說與中國從未像現在一樣「在政策上如此緊密協調」,兩國在亞投行的股份累積約百分之八,「遠大於其餘域外國家的規模」。據稱,「域外國家」所指的是,在亞投行動作中拔得歐洲頭籌的英國。  倫敦在習近平造訪期間宣布開啟中英兩國的「黃金時代」,雙方簽訂四百億英鎊的大單,中國取得英國首個核電項目的投資權等,大大刺激了德法,讓它們「壓力山大」,德國總理默克爾和法國總統奧朗德前後腳緊急造訪中國。雖然這歐洲三大國都是衝着中國的資金和市場在進行爭奪,但對中國而言,「為我所用」的機會可謂千載難逢。  德法兩國因中英靠近而產生的危機感,可以被中國巧用。比如,德法大使的文章稱:「中國成功的關鍵之一在於技術升級」,而德國的工業四•○規劃和法國的未來產業戰略,都涵蓋了一系列的高新技術產業,在中國產業技術升級方面無可替代。歐洲三國置美國態度於不顧的「爭風吃醋」,無疑會給中國帶來以前想從西方得到卻得不到的高新技術,這對中國的「十三五」發展當然是求之不得的好事。  習近平在英國議會演講開始前,下院議長介紹的開場白包括這樣的內容:「民主化運動的象徵緬甸的昂山素姬女士曾經站在這裏,下個月印度的納倫德拉.莫迪總理也將站在這裏。」他說昂山素姬是「人權的象徵」,印度是世界上最大的民主國家,「希望中國不僅成為強大的國家,而且能給人道德靈感的國家」。在白金漢宮舉行的國宴上,英國女王伊麗莎白二世說,「希望信守一九九七年歸還香港時所作的保障香港自治的承諾」,《泰晤士報》評論說,這觸碰了中國最敏感的部分,女王在一面倒讚揚中國的氣氛中保持了平衡。  習近平在英國議會演講時,特別引用了莎士比亞的一句戲詞:”What’s past, is prologue”,意即「所謂過去,乃未來之序」,這句簡單的台詞似乎有着豐富的內涵,給世界提供了一些想像。  中國面對的現實是,前面有阻礙有機遇,後面有追兵有挑戰,中國周邊的形勢已是咄咄逼人,緬甸的民主化進程在大選勝利後邁出了重要的一步,越南在政治改革方面走到了中國前頭。路透社報道,印度召開了有史以來規模最大的印非峰會,總理莫迪尋求在自然資源豐富、人口增長速度全球最快的非洲大陸發展挑戰中國的主導地位。為此,中國不但不能飄飄然,而且必須進行痛定思痛的大改革才有可能保持領先,因為不進則退。習馬會的意義在於新思維  於新加坡進行的「習馬會」,它的突破意義在於兩個執政黨領導人面對面坐下來商談兩岸事務,這表明大陸對台政策有了突破性調整,實際上已接受台灣的政治實體地位,等於「暗含承認一國兩府的意味」。  其實,自習近平掌權後,一直有習馬見面的傳言,過去馬英九強調見面必須以「中華民國總統」的身份,而大陸方面則一貫堅持見面的前提是「一個中國」原則, 在這一情況下,若要實現「習馬會」,唯一的可能性是雙方以政黨首腦的身份見面,但去年底馬英九已辭去國民黨主席職務,習近平和馬英九以黨派首腦見面的機會就此終結。  據台灣《中國時報》報道,六十六年來兩岸領導人的首度會面,是由習近平親自拍板決定的。習近平責成中辦主任栗戰書透過現任國台辦主任張志軍在廣州的「夏張會」將消息拋出,前國台辦主任、現任外長王毅透過運作促成了此次的「習馬會」。  美國《基督教科學箴言報》在習馬會面後發表社論稱:當赫魯曉夫成為訪問美國的第一位蘇聯元首時,他說想「和平共存」,這令世界感到震動;當埃及領導人薩達特成為第一個訪問以色列的阿拉伯領導人時,他促成了一項和平協議,成為中東地區的榜樣;當奧巴馬二○一三年在曼德拉葬禮同古巴領導人勞爾握手後,這帶來了兩國長達半個世紀的冰凍關係出現了解凍,我們援引這些歷史性會面的例子是希望「習馬會」也能帶來類似的結果。  儘管二○一六年可能當選的蔡英文態度強硬,誓言「我會和台灣人民一起用更民主的方式來彌補『習馬會』所造成的傷害」,但是習馬會確認的「九二共識」和「一中框架」相信會對台灣走向產生牽制作用。  「台灣可用適當名稱進行國際參與,可以參加亞投行,可以參加一帶一路建設;只要不台獨,不會有武力威脅」,這些因素會有一個慢慢滲入的過程。這期間,大陸施放的積極用意需要悉心維護。  不過,看了台灣電視台對人大國際關係學院副院長金燦榮的連線採訪後,不得不說金燦然的口氣比習近平「牛」多了,他的優越霸氣遠蓋過習馬會的平等和氣,與兩岸用心營造的平和氣氛格格不入,讓人簡直不敢相信這是學者的回答,台灣民眾看過連線後的感觸可想而知。  眼下台灣年輕人不認同大陸居多,雖然經濟和實力是統一的重要因素,但光有這些不足以讓台灣人心思歸,開放的空氣和民主的氛圍才是有磁場的吸鐵石。  法國遭遇的嚴重恐怖襲擊,標誌着新一輪恐怖潮風起雲湧,勢將影響歐美的政策制訂,牽扯歐美的精力和財力,也可能令美國的用力重點再次發生轉移。這同時也是中國的機會,習近平旋風般東突西破,就是希望在關鍵時期抓住關鍵機會。世界變幻莫測,中國面臨把握。  (作者是本刊特約主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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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馬為何此時見? (曹景行)

  習近平和馬英九終於見上了,握手了,時為二○一五年十一月七日,距蔣介石離開大陸到台灣整整六十六年,距他同毛澤東握手整整七十年。當天在上海東方衛視的特別節目中,年輕的主持人問我「習馬會」最重要的是什麼?我回答「就是見面了,握手了」,那是兩岸分隔這麼多年來最了不得的大事。  習近平公開致辭一開頭講到「曾幾何時」的那幾句,都是在台海兩岸間實實在在經歷過的事情,今天或許也只有我們那一代中國人,才真正體會過其中的「刻骨銘心」。像我們這樣家有親人在台灣的,二三十年都背着沉重的政治包袱;一封報個平安的家信經香港轉去台灣,就弄得打政府工的親戚受到牽連、影響前程。類似的「同胞隔海相望,親人音訊斷絕」,就發生在數以百萬計的家庭中,直到上世紀八九十年代。  就算兩岸開始往來,多少年分隔形成的政治隔膜仍然不易打破消除。記得一九九八年十月辜振甫到上海與汪道涵二度會面,與他同行的一位官員晚上找台灣記者關門「吹風」,氣頭上仍會講出「共匪就是共匪」這樣的話。由此也可見,當年兩岸之間能經由關於一個中國立場的「九二共識」逐步融冰,實在很不容易、很不簡單。  汪道涵、辜振甫二老一九九三年首次會晤,是以獲得授權的民間機構負責人身份出面,擔當了「白手套」角色,形式上避免了互不承認的兩岸公權力直接接觸。為此安排,雙方不知道花了多少腦筋,才能從重重猜疑和層層戒條中找出一條曲折的小路,但卻行通了。  習近平與馬英九今天在新加坡見面,雙方都以領導人身份,互稱先生,又一次體現了中國人的智慧。借人家的地方,成咱們的好事,二十二年前的汪與辜今天換成習與馬,似也順理成章。不過也有實質性的很大不同,今天他們以兩岸不同地區的最高領導人身份,不再需要白手套而直接見面握手,清除了那一大堆政治忌諱,更意味着兩岸關係進入了新階段。  二十二年前汪辜會談時,民進黨的一些要角專程跑到新加坡,穿着印有抗議字句的恤衫排列在會場門外,結果被新加坡警方請走。這次就未能見到他們的身影,畢竟時代不同了。尤其是二○○八年馬英九和國民黨在台灣主政之後,兩岸關係有了重大突破和進展,形成對雙方都有利、雙方都能接受、而且也為國際社會認可的和平發展穩定架構。習馬會的多個劇本  從一九四九年以來的兩岸關係,無疑以今天的狀態為最好;再往前推一步,兩岸領導人的直接會面商談本來就應該水到渠成了。美國政治人物中有一個說法,當總統的第一任是為連任,第二任則為名留青史。留學美國的馬英九一定也有類似的想法,而他在二○一六年五月二十日任滿交權前能夠留名於歷史的,大概也只有跨出兩岸關係中的關鍵一步了。  問題是他仍然顧慮國民黨內外的反對勢力,怕丟失民意支持率,怕給國民黨丟選票,在兩岸關係上反倒越來越走得扭扭捏捏。過去兩三年,兩岸間曾多次談及習馬會面的可能,只是台北一直希望放在每年一度的APEC峰會上,而北京的回應則是「兩岸領導人會面,是兩岸中國人自己的事,不需要借助國際會議場合」。  此後出現了其他一些替代方案,其中,複製一九九三年汪辜會談模式借新加坡會面似乎不是首選。不少人提到可以在金門、廈門實現歷史性的「第一次」,筆者去年年初也借本刊專欄提出「明年元宵習馬『兩門會』,可好?」廈門大學台灣研究院院長劉國深不久前透露:「其實,有關兩岸領導人會面的問題,兩岸提出過很多劇本和方案;會面地包括金門、廈門、香港等。但是因為各種原因沒能實現。」「輸定了」反製造會面空間  說是「各種原因」,其實主要就是島內政情的變化。尤其是去年爆發了反「服貿」的「太陽花運動」,島內反對兩岸進一步「靠攏」的聲浪突然高漲。接着就是年底「九合一」地方選舉國民黨慘敗,馬英九的民意支持率也跌到空前之低。到了今年,普遍的看法是馬英九在任期間不可能實現同習近平會面,否則明年大選「國民黨選都不必選了」。  那為什麼馬英九現在又突然決定同習近平會面呢?關鍵也就在「國民黨選都不必選了」。台灣大選倒數只剩下七十天,國民黨已是敗象畢露。作為候選人的黨主席朱立倫民調支持率已跌到洪秀柱被換掉前差不多的低點,而圍繞立法院長王金平的持續不斷權力之爭,更使得黨內四分五裂、士氣渙散。  國民黨「輸定了」幾乎成了共識,反倒給了馬英九新的機會和空間。既然國民黨選情已經壞到不能再壞的地步,那麼馬英九決定同習近平會面,即使會遇到民進黨甚至國民黨內本土勢力的反對,也不會再丟失更多選票。甚至有可能正好相反,就像二○○五年那樣,國民黨極度低迷時黨主席連戰突然訪問北京,意外贏得多數台灣民眾的支持。  而且,這次兩岸領導人會面必然會改變明年台灣大選的主軸,使得民進黨蔡英文再也無法繼續躲閃兩岸問題,讓台灣選民對要不要台海和平穩定認真作出選擇。顯然,不管這兩年兩岸關係中出現哪些波折,多數台灣民眾還是看重當前的兩岸和平穩定。而美國對習馬會的正面表態,也等於是對馬英九這一舉措的背書。  當然,有了習馬會,國民黨明年大選未必就會贏,這應該也是北京做出讓步同意在新加坡會面的主要原因吧。如果能用一個框架把當前兩岸關係的發展和現實確定下來,進一步明確台海和平穩定的原則和基礎,那麼,今後不管台灣藍綠誰當家,起碼就不容易倒退了。為日後的兩岸政策劃了紅線  這次習馬會談到兩岸間的許多事情,而關鍵之關鍵就在於對「九二共識」的再度確認。習近平對馬英九發表了四點意見,第一點就是要堅持「九二共識」,反台獨的政治基礎不動搖,「沒有這個定海神針,和平發展之舟就會遭遇驚濤駭浪,甚至徹底顛覆」。馬英九發提出的五點主張第一條也是鞏固「九二共識」,維持和平現狀。兩人的交集點就在於,沒有「九二共識」就沒有台海兩岸和平發展的今天,當然就更沒有明天。  習馬會來得突然,對蔡英文可能更是如此。為選情擔心其實大可不必,習馬會並沒有為她的對手朱立倫、國民黨加多少分;她真正應該擔心的是,習馬會已經為她執政後的兩岸政策劃定了一條明確的紅線。可以預料,未來台灣大選的第一場公開辯論,焦點一定集中在兩岸關係上。  民進黨至今拒不承認「九二共識」,作為黨主席的蔡英文不可能超越。如果她繼續只講「維持現狀」,當選後也堅守民進黨立場,北京就有可能像當年對待陳水扁那樣「冷凍」兩岸關係,「聽她言、觀她行」。但如果她直接觸動「九二共識」的根基,否定法理一中,習近平所說的「驚濤駭浪」就會出現。這也是美國人不願見到的。  就目前島內外環境來看,蔡英文如果當選,日子不會好過。同十六年前陳水扁勝選、民進黨第一次執政相比,今天台灣的實力和優勢已經大為削弱,而兩岸之間各方面的關聯已經大為加強。一旦兩岸關係停滯以至逆轉,台灣經濟將難以承受,企業、資金和人力資源將進一步西移至大陸,政府赤字財政將進一步擴大,民眾的生活水準也將隨之而繼續跌落,青年一代也將更難找到出路——民眾今天可以把氣出到馬英九和國民黨頭上,明天就會轉移給新領導人和新政府。  對民進黨和蔡英文來說,明年一月十六日大選取勝固然重要。但正如台灣政治人物喜歡說的,勝選之後「高興一個晚上就好」,第二天開始可能就是漫長的煎熬。如何將兩岸關係「維持現狀」,將是她未來四年以至八年都要背負的巨石。至於在她任內能否實現「蔡習會」,目前還是少想少談為妙,否則就會把嚴肅的大事變為政客的花招,至多換來對岸一聲「呵呵」作回應。  回到習馬會上,兩位領導人握手時帶着出自內心的微笑,這一場景將定格在中華民族的歷史上。希望下一次握手不要再過七十年。  (作者是香港時事評論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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誰是「習馬會」的最大贏家? (林泉忠)

  隨着舉世矚目的「習馬會」(台灣稱「馬習會」)的落幕,從事兩岸政策分析的專家學者們也在馬不停蹄地忙於如何評估這場突如其來的歷史性會晤可能引發的多重效應,包括對兩岸社會的衝擊及兩岸關係未來走向的影響。  馬英九所主政的台灣,經過二十多年的錘煉,如今已是一個相當成熟的民主社會,加上去年「反服貿運動」後社會對政府運作的透明度有更高的要求,在此氛圍下,要掌握「習馬會」對台灣社會的即時影響相對容易。  「習馬會」結束一周前後,台灣各大民意調查機構所進行的相關民調一一出爐。綜合兩岸協會、TVBS、《聯合報》、三立、指標民調、美麗島、競爭力論壇,以及新台灣國策智庫等機構發表的調查結果,得出兩個耐人尋味的有趣特徵:其一,台灣主流社會普遍對兩岸領導人的會晤持肯定態度,然而卻對「習馬會」本身以及馬英九的整體表現出現明顯的分歧。如兩岸協會的調查結果顯示,百分之五十七的受訪者支持兩岸領導人的會面(反對有百分之二十四),指標民調的數據則高達百分之七十三(反對有百分之十五)。此一結果表明大部分的台灣民眾重視兩岸關係的穩定,傾向認為兩岸領導人的會面有助進一步緩和雙方關係。同時,該組數據也暗示台灣民眾歡迎兩岸領導人會晤的制度化,隱含了即使明年總統府的主人換上蔡英文,也歡迎兩岸新領導人繼續舉行會談。《聯合報》和美麗島的民調還直接包含了民眾對未來「蔡習會」的態度,前者有百分之六十七支持(百分之九反對),後者也有百分之五十六支持(百分之二十七反對)。既期許和平,又憂心主權  然而有趣的是,同樣的台灣受訪者卻對「習馬會」態度有所不同。TVBS的民調數據顯示,支持「習馬會」的有百分之四十七,反對的有百分之二十八;競爭力論壇則是百分之四十二點六支持,百分之三十七點五反對。不過,其他幾份民調則相反,反對的比支持的多,其中兩岸協會的調查所得出的結果是:支持「習馬會」的佔百分之四十,反對的佔百分之四十九;美麗島的民調,則是支持的有百分之三十五,反對的有百分之四十二。  至於是否支持馬英九政府就「習馬會」所做的溝通、安排、應對,以及表現,TVBS和《聯合報》的民調雖然顯示有百分之三十七的支持度,比反對的(TVBS百分之三十六,《聯合報》百分之三十四)略多,但兩組數據不相伯仲;其他幾個機構所做的調查,則不約而同顯示馬英九的作為僅獲兩成多至三成民意支持,反對的則是三成多至五成多。  其二,台灣民意一方面期許「習馬會」對兩岸「和平」所帶來的正面意義,卻同時擔心台灣的「主權」會因此而進一步受到侵蝕。TVBS和美麗島的民調分別有百分之五十五和五十八的受訪者贊同「習馬會」有助於「兩岸和平」的說法,反對的僅有百分之二十九和三十一。但是,在「習馬會」是否有助於「主權的維護」方面,問及該問題的三家民調包括兩岸協會、指標民調及美麗島則顯示僅三成表示肯定,反對的則高達四至五成。  整體而言,台灣主流民意歡迎兩岸領導人會面,認為有助台海局勢的穩定及兩岸和平的維繫,同時也傾向認為「習馬會」可能對台灣維護主體性、自主性造成傷害,對台灣主權的流失有所擔憂。而存在這種疑慮的原因之一是對馬英九兩岸政策的質疑。台灣社會所擔憂的是馬英九政府所推動的「兩岸經濟一體化」政策,將使北京在影響台灣政治方面獲得更多的着力空間。這種憂慮也削弱了「習馬會」對台灣總統大選的影響力。  事實上,相關民調也顯示「習馬會」對總統大選及立委選情的影響相當有限。根據競爭力論壇的調查結果,百分之五十四點六的人認為不會衝擊選情,幾乎是認為會的百分之二十九點六的兩倍。新台灣國策智庫的民調則顯示「習馬會」之後,民進黨總統參選人蔡英文的支持度達百分之四十八點四,是該智庫歷來調查的新高;國民黨總統參選人朱立倫有百分之二十點四;親民黨總統參選人宋楚瑜則跌至百分之九點三。  至於不分區立委的政黨票意向上,民進黨的支持度為百分之三十五點七、國民黨百分之二十三點一、時代力量百分之六點二、親民黨百分之四點二,台聯百分之三點三,意味着「習馬會」對國民黨的選情並沒有產生「翻盤」的效應。習與馬的歷史地位  雖然「習馬會」並沒有為一年前的「九合一選舉」後日落西山的國民黨的頹勢帶來逆轉的效果,然而卻也鞏固了馬英九的歷史地位——開啟兩岸和平新局,提升台海和平指數。  與馬英九相比,習近平因「習馬會」而得分的態勢則顯而易見。經過兩年對權力集中的部署及對薄熙來、周永康、徐才厚等對手異己的清除,習近平的權力日趨鞏固,到了二○一五年尤其下半年開始積極以宏大敍述來塑造「創造歷史」的形象。史上最大規模的「九三大閱兵」彰顯習在全面掌握權力後的自信與動員能力。  儘管「九三大閱兵」興師動眾、擾民傷財,然而如此的面子工程在極權體制下,也不過是「一件比較重要的事」而已。相比之下,「習馬會」就沒那麼簡單了,否則就不需要等足了六十六年。之所以棘手,是因為台灣並沒有在大陸政府的掌控之下。在兩岸領導人會面的議題上,台灣方面也有自己的想法,包括地點、稱呼、參與會談人員的「對等」安排等,而每一個環節都可能觸及北京的底線,挑戰大陸對台灣地位慣有的思維。  簡言之,「習馬會」在馬英九冀望的二〇一四年十一月APEC會上實現的構想破局後,各方專家都一致認為在馬任內不會有其他的可能性。而「習馬會」之所以最後能死灰復燃,毋庸置疑,取決於習近平個人的積極態度與果斷決定。  習近平在「習馬會」的決策過程中,自然避免不了對自己歷史地位的思考。所謂「台灣問題」已經延續了六十六年,無論「解放台灣」時期,還是「和平統一」時期,北京對此問題至今仍不得其門而入,眼睜睜地看着台灣「越走越遠」而手足無措。因此,如何在「中國崛起」的新時代,對「解決台灣問題」上有所突破,成了習近平任內不得不思考的問題。儘管「習馬會」並不直接對「和平統一」帶來任何實質性的進展,卻至少在資訊嚴控下的中國大陸仍能產生「邁向統一的重要一步」的社會氛圍。  換言之,習近平力排眾議,以其過人的魄力,寫下了歷屆領導人所寫不出的「歷史篇章」。從這點而言,習在中共歷史上的「豐功偉績」又增添了不可多得的重要一筆。  誠然,在拍板「習馬會」的決策過程中,即使排除了保守的國台辦方面的阻力,還需要有合理的理由在政治局會議上說服其他委員。因此,如何布局應對已無懸念的明年「五二〇」後「蔡英文時代」的兩岸關係,並對民進黨新政府帶來可預期的牽制作用,就成了「習馬會」這盤絕棋能夠成局的關鍵。  誠然,北京深知在大選只剩下兩個多月的短期閒內,即使「習馬會」的震撼力也未必能有效扭轉「蔡強朱弱」的大選趨勢。然而,中南海對棋局的思考不僅早已跨越了一月十六日的投票日,更放遠到「五二〇」新總統就任之後。  「習馬會」的兩步絕棋中,第一步是以現任兩岸領導人共同謳歌的「九二共識」來「框住」蔡英文的兩岸政策。以「九二共識」為基礎的馬英九的兩岸政策在過去兩次大選都成為馬英九成功入主總統府的最重要因素。然而,歷經「反服貿運動」一役,馬英九兩岸政策的正面效應逐漸消失,甚至在二〇一六年這場大選中淪為負面因素。因此,無論是習還是馬都希望利用此次舉世矚目、象徵着兩岸和平指數達到最高峰的「習馬會」來為「九二共識」配上新的樂譜,雖然難免被貼上「國共共舞」的標籤,卻也着實為選後的蔡英文帶來如何處理兩岸關係、如何維持兩岸和平的巨大壓力。「五二〇」後馬英九的橋梁角色  中南海所部署的「習馬會」棋局中的另一步棋,則是在思索明年「五二〇」後,取代連戰作為兩岸的新橋梁、並有效牽制蔡英文的合適人選。  連戰是二〇〇五年國共破冰之旅的重要推手,即使在二〇〇八年馬英九主政後仍穿梭兩岸,成為中南海最信任的國民黨大老。然而,連戰年近八十,去年連氏家族在「九合一選舉」中潰敗,連本人還因出席北京「九三大閱兵」而備受馬英九總統及國民黨高層不留情的批評,並在台灣社會一度成為眾矢之的,不難想像其影響力日後將無可避免地日趨低下。因此,北京急於尋找合適的替代人選。  另一方面,馬英九因去年APEC「習馬會」破局,內心失望不難想像。根據馬的性格,在現役情況下「習馬會」不能如願,斷不會接受在「五二〇」後以卸任領導人的身份穿梭兩岸。然而,如今「習馬會」成局,馬在二〇一六年後擔當兩岸之間積極角色的可能性大增。  誠然,即使馬有可能在二〇一六年開始的「蔡英文時代」在兩岸擔當舉足輕重的重要橋梁,然而由於性格、信念、對中共的理解與連戰各異,是否會就這樣成為中南海意屬的「連戰第二」,則是另一回事。事實上,由於堅定的反共立場及對中華民國史觀的執着,都使中南海對馬英九充滿戒心。不過話說回來,馬英九在這次「習馬會」中,避開在公眾場合言及「一中各表」甚至「中華民國」,也展示了馬英九已懂得調整身段。  儘管「五二〇」後中南海的具體應對還有待觀察,然而至少在現階段,習近平成為「習馬會」的最大贏家,已是不爭的事實。  (作者是台灣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副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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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選與APEC的「異象」分析 (劉銳紹)

  本文截稿之時,區議會選舉還未舉行,所以並不打算分析區選的結果以及它對日後香港政治的影響,而是對區選前的一些異象作出分析。  本屆區議會選舉與過去有一些不同的現象,最明顯的就是沒有什麼選舉氣氛。一來,官方的宣傳活動(包括推廣的造勢活動和廣告)較少,即使在數量上跟過去差不多,但也是在接近投票日才較多出現。二來,由官方寄給選民的候選人資料,也是姍姍來遲,幾乎在最後一個星期才收到。  區選的另一個異象是:官方不熱烈催谷,建制派在已經佔據的選區中(即現任區議員是建制派成員)也不會大力宣傳,競選活動也不會高調;用他們的話說,就是「默默耕耘,低調行事」。有些建制派的現任區議員在區內拉票,但拒絕傳媒訪問,也不出席選舉論壇;即使挑戰者(多屬泛民候選人)叫陣,也不迎戰。皆因選舉論壇可能會製造爭議,容易被炒作成為熱門話題,製造熱烈的選舉氣氛,那就對挑戰者十分有利了。  出現上述兩種情況,最有可能的原因是:按過去經驗,如果投票率高,形勢將有利於泛民陣營。加上建制派本身可以發揮他們的組織和動員能力,不需過份依賴官方的催谷,也可以把支持自己的票源「谷」出來。相反,泛民則沒有那麼強而有力的機器,如果官方減少宣傳和製造氣氛,泛民就失去了一大動力。從這個角度看,也許反映出官方的一些傾向,這留待選民自行判斷了。泛民建制各有追擊  再談一個異象,就是在有可能出現泛民「超級區議員」的地區,爭奪尤其激烈;參與競爭的各路英雄的背景和參選動機,難免引起關注。例如現任泛民「超級區議員」何俊仁、馮檢基和涂謹申參選的地區,以及公民黨陳家洛參選的地區,都出現混戰的局面。他們的競爭對手除了建制派候選人之外,還有一些可以搶去部分泛民票源的獨立候選人,這些人卻不會搶去建制派的票,難免令人感到「兩面夾擊」或「多面夾擊」的戰略,務求令泛民候選人四面楚歌,最終落敗,間接局限了泛民成員(尤其是較知名的人)明年參選立法會「超級區議員」的機會。即使明年泛民陣營仍然可以推舉「超級區議員」的候選人,但也未必有足夠的知名度與建制派的「超級區議員」競爭了。  上面談的都是建制派與泛民之間的爭奪戰,但今年區選還有一點值得注意,就是在一些選區也出現建制派之間的競爭,猶如在一些選區中出現泛民「撞區」的局面。表面看來,同路人互相競爭也是常態。但看深一層,卻發現建制派之間的爭奪隱藏着另一種元素。  原來建制派也分為核心建制派(最能與官方同聲同氣,令官方絕對放心)和外圍建制派(有時可能基於自身利益而「不大聽話」)。在一些外圍建制派已是現任區議員的地區,核心建制派今年也派人出選,爭奪席位;換言之,有人感到這些席位如果繼續落在外圍建制派區議員手上,也不放心,最好還是搶到手中。  平情而論,區議會選舉自回歸以來,泛民由於種種原因節節敗退,已成大勢。不過,官方的重點不在區議會選舉,而在明年的立法會選舉。如果能夠把建制派在這次區議會選舉的氣勢延伸到立法會選舉,並逼使泛民在立法會的議席減至三分之一以下,那麼官方和建制派就可以了卻心頭一大顧慮,日後可以順風順水。這才是關鍵所在。梁振英接機引起議論  除了區議會選舉外,近期還有一些異象引起外界關注。我們不妨把視線轉移到遠在菲律賓的亞太經濟合作組織(APEC)會議。今年的APEC會議舉行之前,梁振英專門前往機場迎接習近平。按理,菲律賓是東道主,習近平和梁振英都是客人;過去董建華和曾蔭權當特首時,也甚少在國際活動中專門前往機場迎接國家領導人。再從中國官場慣例和文化的角度看,假如習近平到廣東視察,只會由廣東領導人到機場迎接,其他地方的領導人不會跑到廣東接機。所以,梁振英此舉難免引起議論。  當然,必須弄清楚是誰提出和安排梁振英接機的?假如是中央要求的,那又有點突兀,為什麼他們要梁振英接機?他們要釋放一個什麼訊號?假如是梁振英要求接機的,那又是什麼原因?是否爭取在領導人面前曝光,尤其是與習近平「零距離」接觸的機會?較早前,曾俊華獲得與習近平握手,已在政壇中炒作成為一時話題,「習握手」忽然變成「御賜金牌」的聯想。在此等背景之下,無論梁振英接機的實情和真正動機如何,從客觀效果看,這已令人聯想到下屆特首的選舉了。筆者在此不能作出結論,但假如梁振英是為了平衡「習曾握手」而前往接機,專門來一次「習梁握手」的話,那就太着迹了。  其後,習近平在會議期間接見了梁振英,但又出現一些微妙之處。梁振英在會面後馬上見記者,轉述習近平肯定他和特區政府的工作,並希望他「再接再厲」,令人聯想當中似有「讓他連任」之意。可是,兩個官方通訊社後來發出的稿件中,卻沒有這四個字。這不能得出梁振英杜撰的結論,也許習近平真的說了而官方通訊社沒有引述。但關鍵是:眾所周知,官方通訊社發出的稿件,一般都經過審稿,斟字酌句,才會發出,但為什麼沒有這四個字呢?這至少說明,「再接再厲」並不是中央的重點,才會不提。  相反,官方的稿件中卻提到習近平希望梁振英「帶領各界,凝聚共識……進一步謀劃香港長遠發展」,而這幾句話卻是梁振英向記者轉述談話內容時沒有提及的。當然,這也不能得出梁振英刻意隱瞞的結論,在筆記談話的過程中,不可能每句話都記下來。但關鍵是:官方通訊社如此鄭重地提出「凝聚共識」,至少說明這才是中央要強調的重點。  其實,北京現在並不急於決定下一屆特首是誰。他們關注的只是泛民會不會和能不能推舉出他們的候選人。假如他們不能推舉出候選人,北京也許真的會對下屆特首選舉撒手不管了,因為所有候選人都是建制派「自己人」,北京還用擔心什麼?放手不管,還可以給香港人一個「真正選舉」的印象,何樂而不為呢?  (作者是香港時事評論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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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屬「模範殖民地」膠州灣  ——香港昔日的姊妹港 (沈旭暉)

  和英國殖民帝國相比,德國的管治還是相對粗疏。它雖然想到間接管治,但在非洲卻找不到有用的代理人,最終還是要施展純粹的血腥高壓,和英國把各地酋長利用得如魚得水相比,高下立判。即使是有意採取懷柔教化的膠州灣,也沒有把本土情懷理順,不像英國懂得把教化和山東儒家文化並列,結果同樣是被看作純侵略者收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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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出巴黎,今後歐洲不一樣 (陳偉信)

  對於巴黎及西方社會而言,十一月的黑色星期五可說名實相符︰一百三十六人死亡,三百五十多人受傷的恐怖襲擊,再一次揭開自《查理周刊》事件後慢慢癒合的傷口。法國總統奧朗德宣布國家進入緊急狀態,封鎖邊境並禁止部分公共場所開放及集會;總理瓦爾在電視上直言法國仍在戰爭狀態,揚言巴黎面對的恐襲或可能在法國其他地區出現。儘管巴黎市民在恐襲後選擇積極面對,例如在死亡人數眾多的巴塔蘭音樂廳外,有鋼琴師彈奏約翰.連儂名曲Imagine,民眾也不避諱駐足欣賞。但國際社會及法國均明白,日出之後,歐洲早已不再一樣。為何偏偏是巴黎?  對於伊斯蘭國,國際社會並不陌生,畢竟這是近年最受注目的伊斯蘭極端主義組織。國際社會不解的是,這個聲言復興正宗伊斯蘭教義及哈里法制度的極端組織,如何繞過法國甚至歐洲的反恐部門及情報機關,「潛入」巴黎發動襲擊?在國家體育館找到的一本敍利亞護照初期彷彿為這個問題找到一個答案︰伊斯蘭國透過早前歐盟國家對敍利亞難民大開中門之便,潛入歐洲本土侍機而動。一時間,歐洲諸國要求改革早前歐洲執委會提出的難民配額政策之聲不絕於耳。  然而,數日後的初步調查結果卻顯示,歐洲恐襲的根本風險可能不在外地,而是歐洲內部的極端「穆斯林公民」︰先是法國警方確認其中一名兇徒為法國公民穆斯塔法(Ismael Omar Mostefai);接着比利時警方在在莫倫貝克區展開行動,拘捕在巴黎襲擊中身亡、比利時出生的易卜拉欣(Ibrahim Abdeslam)的兄弟穆罕默德(Mohamed Abdeslam,其後獲釋),法國政府亦通緝二人的兄弟薩拉姆(Salah Abdeslam),指他是八名發動襲擊人士的唯一生還者;法國媒體近日則表示,這次襲擊的主腦是現時身處敍利亞  比利時籍的阿巴奧德(Abdelhamid Abaaoud);《衛報》及《華爾街日報》的報道暗示早前尋獲得敍利亞護照可能是偽冒甚至是栽贓,目的是掀起歐洲反穆斯林及反移民的情緒,為極端主義組織尋求歐洲本土新血埋下伏筆。事實上,相對於十多年前的「九一一」恐怖襲擊,歐洲面對的恐怖襲擊是另一回事。  在發生巴黎襲擊後,國際社會除了感到震驚外,也不禁要問為何偏偏是巴黎。根據伊斯蘭國的「官方」解讀,針對法國的原因是她積極參與美國領導的空襲伊斯蘭國計劃,襲擊法國自然是「理所當然」;但研究歐洲文化及政治的學者大多認為,法國是當代歐洲文明及政治的「首都」︰她既是民族主義的發源地,也是近年推動的普世價值如「自由、平等、博愛」的代表之一,因此襲擊法國首府巴黎象徵對西方文明挑戰。這些理由均是合理的,但卻解釋不了為何法國本土的公民會參與伊斯蘭國的活動,特別是,法國本身就是參與伊斯蘭國人數最多的歐盟國家。(按人口比例而言,最高是比利時。可見,兩國的風險系數應比一般歐洲國家甚至美國為高。)歐洲威脅更多來自本土  如果說美國面對的伊斯蘭恐怖主義威脅來源主要是外來因素(二○一三年「波士頓馬拉松爆炸案」可說是特例中的特例),歐洲面對的恐怖主義威脅更多來自本土︰二○一二年圖盧茲槍擊事件、本年初發生的《查理周刊》事件,以及這次巴黎恐襲,均有本土穆斯林參與其中。據估計,美國本土人口不足百分之一是屬於穆斯林的,但歐盟主要國家的比例卻是介乎百分之五到十,是歐洲國家人口結構的主要部分。歐洲的穆斯林人口往往有其獨特的社會及經濟背景,例如德國的穆斯林人口主要是來自土耳其移民及其後代,其經濟背景多是六七十年代因為德國急速工業化而輸入的「客工」(Gastarbeiter);英國的穆斯林主要是來自昔日殖民地巴基斯坦及孟加拉的後代,以及近年因着倫敦金融之便而來的中東富豪及青年才俊;法國及比利時的穆斯林社群主要是舊日法屬殖民地如摩洛哥、阿爾及利亞、突尼西亞,也有來自土耳其的「客工」。要注意的是,他們都是確確實實的法國公民而非尚未歸化或是等待難民身份的移民,因此問題不可能只涉及一國移民政策的寬緊,更大部分是西方社會契約、政經背景,以及社會政策的根本問題。  相對於加拿大、澳洲等強調多元文化主義為移民及融合政策的基調,法國的移民及融合政策以「大融爐」為核心價值,強調在公共領域內除法國公民身份外沒有其他次文化身份。從政策而言,法國政府推行世俗化的「共和普遍主義」(Universalisme républicain),公共學校、醫院等社區設施不應有任何宗教象徵,以免在法國公民認同以外建立其他身份認同,二○一○年的「頭巾法案」(禁止婦女在公開場合戴蒙面頭巾)便是一例。然而,公民契約的理念是一回事,實際的社區操作是另一回事。城市化及人口流動卻令巴黎近郊等地方無人問津,如二○○五年發生騷動的克里希叢林市,但這些地方卻是有色人種及穆斯林可以負擔的社區環境。城市的人口分布本為流動無序,但隨着經濟結構、政府規劃、人口的自由流動及遷移,慢慢地成為壁壘分明的國中國。以巴黎為例,巴黎市中心以西的地方為富裕階層,但東北之地卻成為移民及貧窮人口雜居的地區。而因應人口流動,區域在城市管理、經濟及文化定位上亦有所區隔,進一步強化社區作為身份認同的概念。例如在穆斯林主導的社區,隨着外來人口趨向同質,穆斯林身份在社區成為主要身份的同時,在跨社區流動及國家層面的公共領域卻成為被壓迫的次身份。這種社區身份與國家公民身份的張力自然成為融合社會的一大阻力,即使是土生土長的穆斯林法國公民的融合亦有極大的障礙。當這些難以融入的社區進一步被其他社會排擠,而區內的居民亦發現在跨社區流動及公共領域難以找到喘息空間時,有能力離開的離開,備受排擠的卻留了下來,終於陷入愈來愈受到排擠的惡性循環。  在法國鄰國比利時,莫倫貝克區也有相同的社會問題,比利時總理米高(Charles Michel)直言,極端宗教的誘惑混合比利時獨特的族群矛盾問題及地方行政制度,令問題更為嚴峻,因而令莫倫貝克與不少近年歐洲發生涉及極端伊斯蘭組織的襲擊扯上關係。  跨地中海聯繫成恐襲前線  另一方面,中東及北非在二○一一年起出現的民主化浪潮,引發出內戰並催生大量區域恐怖主義組織,如伊斯蘭國誕生於敍利亞巴沙爾政權與反對派的內亂,其主要根據地是敍利亞及伊拉克;馬格里布蓋達(AQIM)的分支西非統一聖戰運動(MOJWA)與伊斯蘭衛士(Ansar Dine)就參與了馬里北部圖瓦雷克族與馬里政府軍的內戰,前兩者及圖瓦雷克族均「受惠」於早前利比亞內戰期間所得到的經驗及武裝。區域化的恐怖主義生態一方面「弱化」這些組織發動跨境恐怖主義襲擊的能力,他們多選擇鞏固及擴張自身的根據地為先;另一方面,由於他們較傾向以網絡形式合作及生存,不用共享資源卻能得到恐怖名聲的協同效應,如二○一二年馬格里布蓋達與索馬里青年黨(Al-Shabaab)及尼日利亞的博科聖地合組策略同盟,本年三月博科聖地則宣布加盟伊斯蘭國。表面所見,基於恐怖主義組織的組織力下降及區域心態,在蓋達組織式微後震懾程度可達「九一一」般的恐怖主義襲擊應成絕響;然而,這些相當具區域特質同時習慣以網絡形式營運的恐怖主義組織,卻在那些被歐洲社會邊緣化的社區找到共鳴,成為一個跨地中海的「社區」聯繫,借資訊科技建立了一個「歐  洲│北非/中東」穆斯林網絡。當這些來自北非的恐怖分子成功與根在北非的法國穆斯林社群接觸,自然相互「圍爐取暖」,找到心靈依歸的同時亦吸收了恐襲知識及反西方情緒,成為恐怖主義組織在歐洲的潛在新力軍。對在歐洲的「穆斯林公民」而言,當他們把在法國面對的歧視及困境,與「故鄉」共同體的經歷連接,很容易受到極端主義的誘惑而投身反西方的恐怖主義事業,以求突破自身的困局及尋求認同,如阿巴奧德直接遠走敍利亞加入伊斯蘭國,並反過來在家族及其社區召募新血。結果,歐洲本土的極端穆斯林成為針對歐洲恐襲的最前線,當所屬的網絡或其盟友認為時機已經成熟,便可借實質的區域甚至本土網絡動員,透過互聯網或社交平台的協調,由歐洲本土的極端穆斯林公民發動小規模的獨狼式攻擊,最終釀成一場恐怖主義襲擊。  法國資深記者Leela Jacinto在《外交政策》期刊撰文,指法國將矛頭指向伊斯蘭國,並加強空襲甚至促成美俄合作對抗伊斯蘭國是藥石亂投,忽略了法國本土真正的問題所在。事實上,單以這次恐襲而言,歐盟及法國所暴露的問題很多,例如Leela Jacinto指出法國本土的安保及情報漏洞、漠視盟友提供的情報、對潛在的危險人物疏於防範等。事後,法國總統奧朗德已經提倡改革邊防政策,加入更多的監控政策及增配資源;而從歐盟的層面如何確保邊防國家有足夠能力作出第一度防衛,均已放到歐盟及法國改革的日程之上。新的邊境監控及情報機關改革能否平衡人口流動、個人私隱及國家安全,固然是法國以及歐盟國家未來的重要挑戰,但假如漠視歐洲本身的社會契約問題及社會結構,不提出解決穆斯林人口在城市層面及國家層面的融入政策,日落之後的歐洲只會一步步走向獨裁的監控社會,卻沒有達到真正的「自由、平等、博愛」。  (作者是香港中文大學社會科學院講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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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國、伊斯蘭與歧視  ——巴黎恐襲的反思 (陳婉容)

  伊斯蘭國在十一月中血洗巴黎,對世界的震撼比不上「九一一」,大概是因為過去十多年來,恐襲已經成為了常態而不是孤例。然而恐襲發生在歐洲的其中一個最具代表性的首都,象徵意義恐怕不下於「九一一」:這意味着國界在這個資訊全球流通的時代,早已無法阻隔恐怖組織的擴張。而受襲的小酒吧、劇院等地,幾乎都是法國文化象徵與標誌,叫人猜測施襲者有計劃針對法國人的生活模式。法國這一年以《查理周報》受襲事件開始,以巴黎恐襲結束,叫人懷疑歐洲的昇平時代是否已經完結,要從一、二戰中的歐洲自相殘殺,轉而對抗外來敵對勢力。政治化的穆斯林與「世俗主義」的法國  自敍利亞戰事開始,美國在伊拉克扶植的什葉派政府對遜尼派的高壓政策而催生了伊斯蘭國後,不少在歐美的穆斯林移民後代受極端組織的網上招兵吸引,前往敍利亞作戰。法國國內的穆斯林移民多來自北非中東一帶,受茉莉花革命影響最深的國家;而這些國家正正是受世俗化政權高壓統治多年的前殖民地,北非突尼西亞就是一例。而在隨後受茉莉花影響而發生革命的英國前殖民地埃及,統治了三十年的獨裁者穆巴拉克,亦是受美國支持的世俗化政權。  在談到穆斯林生活方式跟法國的宗教政策有何抵觸之處前,必須稍為闡述世俗化或政教分離,為何在伊斯蘭世界並沒有得到廣泛認同。西方列強擴展帝國,在中東殖民時,「世俗主義」不過是一個壓抑殖民地民眾的工具,現代的伊斯蘭政治組織,例如長期被西方列為恐怖組織的穆斯林兄弟會(Muslim Brotherhood),正是殖民地對於帝國主義帶來的「世俗化」不滿而來。現代由西方支持的世俗政權亦是高壓獨裁(推翻世俗獨裁者後,無獨有偶,伊斯蘭政黨在這些後茉莉花國家中紛紛勝出選舉),伊斯蘭世界的宗教身份與政治身份相對較難分開,亦是同樣原因。  法國的歷史軌迹卻恰好相反。法語Laicité,意即政教分離(separation of church and state),是憲法中一個極之重要的概念。法國一九○五年通過的《政教分離法案》令法蘭西共和國成為一個世俗化國家,意味着宗教與政治或公共領域完全分開;雖然仍有宗教自由,但宗教只應存在於私人領域。然而法式的政教分離,跟穆斯林對他們信仰的歸屬感,卻形成了近乎文明衝突的矛盾:例如二○一○年法國實施了「burqa ban」,規定不能在公眾場所穿着任何蓋住臉部的面罩或紗罩,就引來不少穆斯林的反彈。針對伊斯蘭的歧視已經制度化  而且,Laicité雖是法國人引以為傲的理念,然而在執行方面,卻引起不少爭議。例如國家不能資助興建任何宗教建築,但仍然可以資助宗教建築修葺,而受資助的絕大部份都是天主教堂。法國政府還有資助教會私校,但只包括了天主教私校與猶太教私教,當法國穆斯林要求國家資助修葺清真寺,資助穆斯林學校時,卻大多遭拒,理由就是共和國必須堅持政教分離。本來世俗化是進步概念,然而在不考慮伊斯蘭教對於宗教與政治的想法時,卻實行一刀切的政教分離政策(先不論其針對性和歧視性),不但無助移民融入,甚至帶來了反效果。  年初《查理周報》事件發生後,不少穆斯林學生不願意在學校為《查理》死者默哀,這種行為被簡化地視為證明穆斯林都是「言論自由敵人」、「原教旨主義者」、「不願意融入歐洲」的證據。然而穆斯林相比其他宗教,的確對褻瀆神靈(blasphemy)更為敏感,但那不是因為穆斯林比其他宗教極端。在法國語境中,伊斯蘭教在權力關係中處於下風,針對他們的歧視已經制度化,因此他們對《查理》穆罕默德漫畫的厭惡,的確難以被主流社會用「言論自由」四字開脫。  社會學家Mustafa Emirbayer在”What is racial domination”一文中舉過一個例子:一個黑人跟一個白人擦身而過,黑人侮罵白人作「honky」,白人則辱罵黑人為「boy」。雖然「honky」和「boy」都是種族主義語言,但「boy」除了侮辱了黑人,還跟蓄奴歷史有莫大關係,是對黑人制度化歧視的一部分。「Boy」在奴隸制時期,是針對黑人男性的侮辱性稱呼,主要是嘲笑他們即使是成人,都不過是「半個男人」,因此是「boy」。Laicité最大的問題是無視這樣的制度化歧視,一視同仁地規定所有人都必須遵從世俗主義,卻無視權力關係與歷史差異,大概是法國穆斯林無法融入的其中一個原因。法國學者Balibar亦指出,對比其他著名的世俗化國家,例如土耳其和墨西哥,法國的laicité是一種極端化的世俗主義,其作用不單是免除宗教影響,甚至成為了一種武器,用來攻擊宗教在政治與公共領域中的影響力,而部分「世俗主義者」甚至諷刺地將世俗主義變成了一種另類宗教。Balibar認為很多年輕人把熱情重新投放到宗教活動中,正正是因為在所謂的「世俗社會」裏被孤立和排擠。法國右轉與社會再控制  在巴黎恐襲後,法國在一九四五年後第六次頒布緊急狀態法令,國家權力凌駕個人權利之上,即一切公民權、個人私隱,都在「反恐」的旗幟下名存實亡。法國總統奧朗德低迷的民望也因為這一場危機而挽回不少。法國在恐襲後隨即連日空襲伊斯蘭國,並且表明必須將伊斯蘭國燒成灰燼。更重要的是,奧朗德宣布擴大制服部隊規模,包括增加五千個警察職位、一千個海關人員職位等。這樣的鷹派好戰語言,自然正中不少右翼下懷,尤其是法國近十年急速冒起的極右政黨國民陣線(Front National)。國民陣線之前多次發表反穆斯林、反移民言論,亦已政教分離的守護者自居,多次指摘法國穆斯林不願融入社會。在《查理周報》事件後,國民陣線就提議增大警權、加強監控、死刑重新合法化等加強對社會監控的舉措。其領導人勒龐(Marine Le Pen,第一代領導人Jean-Paul Le Pen的女兒)早前就稱絕大部分難民都只是來搶飯碗的青壯男人,直至敍利亞男孩陳屍沙灘的照片引起轟動後,才隨輿論潮流軟化言論。  恐襲發生後,很多歐洲極右翼將恐襲怪罪於法國及歐洲對於難民的收容政策,在恐襲現場找到的敍利亞護照(執筆之時護照真偽仍未有定論,有機會為偽造)亦必會令不少民眾對難民及看起來像來自西亞的人產生恐懼。然而伊斯蘭國以及所有恐怖主義對於西方世界最大的威脅,是其對本身移民二三代的吸引力。研究伊斯蘭極端主義的學者Quinton Wiktorowicz就深入研究過英國的極端伊斯蘭組織,發現許多被網上「招兵」吸引的青年,表面上都已完全歸化,與本土青年無異。這些團體不會即時向他們灌輸種族仇恨或恐怖主義等「核心思想」,反之,研究反而發現這些極端團體一開始利用來吸引新人的,都是「如何成為好的伊斯蘭教徒」之類溫和、「易入口」、被糖衣包裝的「教義」,要不就是利用他們在歐洲社會中因膚色或宗教而受到歧視的憤慨,藉以獲取認同。  可以想像,在《查理》與巴黎恐襲後,對於法國穆斯林的制度性歧視只會有增無減。加上奧朗德在政策上的明顯右轉,只會令更多人認同美國式的反恐監控,和以「政教分離」之名對特定宗教的多重打壓。從美國的例子,可見對這種天網式監控的迷信,代表了公民將自由與權力全然交回國家手上,以換取保護與安全;可是收的隨時只是反效果,這種一網打盡式的反恐,只會令更多普通法國穆斯林走向極端。無止境的恐懼  伊斯蘭國表明在巴黎後,下個目標將是英國。歐洲人心惶惶,可以理解,而加強對於中東的干預,一舉殲滅伊斯蘭國,大概亦是直覺式的反應。然而歐洲被捲入由美國牽頭的「反恐戰爭」中本就是錯誤,伊斯蘭國這隻巨獸來自美國在「九一一」後抬頭的鷹派政策,在那時起,「伊斯蘭教」就錯誤地被放在「文明社會」的對立面,伊戰令中東局勢失去平衡,拉一派打一派的政策令遜尼派極端主義變得吸引,影響大概還要待數十年後才能消弭。恐懼可以殺人,如果歐洲不正視國內的融合問題,並且扭轉一直以來對中東的政策,恐怕即使如右翼所言「把所有穆斯林趕出去」,最後只會形成更大的問題,而槍口對準的是自己。  (作者是香港作家,著有《茉莉花開——中東革命與民主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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