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來會有「亞洲價值二.○」嗎?  兼論李顯龍延續管治模式的可能性 (龔志明)

  有說新加坡管治之道是為「亞洲價值」的成功。對於此種說法,個人認為以偏概全,客觀上為只提威權不提人權的治政之道臉上貼金。因為同一時期中南美洲的軍人獨裁國家,也有同樣的威權主義管治形態出現,不同的是「亞洲價值」成功而「中美洲價值」倒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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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移民的心聲 (曉鐘)

  這三十年來,不少中國人來新讀書就業,也落地生根。他們在新加坡被稱為「新移民」。近幾年來,新移民在新加坡是個敏感課題,太多新移民的擁入也引來了民間不滿的聲音。李光耀的離世對這些新移民有怎樣的衝擊?他們對這位新加坡的締造者有一份怎樣的情懷?筆者為此專門做了訪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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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北京「兩會」真的很嚴肅 (曹景行)

  全國人大、政協「兩會」已經在北京落幕,要給予恰當的評價卻不容易。今天中國國情之複雜,可能國內國外都沒人膽敢稱自己能把握全局、洞察未來。不過可以說,今年的北京「兩會」應給二十一世紀的中國留下不同尋常一頁;當然,僅就表面氣氛來看,也可以說是「最嚴肅的一次兩會」。  「最嚴肅」一詞來自中國網友絕頂聰明的創造力。他們用成組照片把多位明星代表、委員這次兩會期間的「嚴肅」表情,同過往會場中的談笑風生對比,情緒落差極為鮮明。筆者現場所見也確是如此,像趙本山、宋祖英、成龍等演藝明星難見影蹤,傳言纏身的李鵬女兒李小琳穿着和言行也低調許多,還手拿環保袋。會議期間突被解除八一電影廠廠長職務的小品演員黃宏,並沒有如外傳那樣失去自由;但一次政協大會散場時,筆者見他一個人走在最後,沒穿軍裝,也沒人同他打招呼,顯得一臉落寞。  新加坡《聯合早報》記者韓詠紅可謂資深中國問題觀察家,她以「一次最嚴肅的『兩會』」為題寫道:「從花色各異的服裝到服裝一律簡化低調,從『雷人雷語』到說話慎重,加上開會期間兩頭『老虎』被拿下的現實,它說明在『兩會』嚴肅氛圍的背後,是最高領導層與官僚集體之間一種隱隱緊張關係。」一下就失去三十個將軍  今年「兩會」的最大不尋常,正是在肅貪高壓下的緊張和「嚴肅」。如果去年「兩會」期間許多人對習近平、王岐山「打老虎」的決心和魄力還有所懷疑、保留,時至今日應該大為改觀了。總檢察長曹建明在提交人大的報告中,一口氣點了周永康、徐才厚等多位高官的名字,強調過去一年法辦了二十八個「省部級以上幹部犯罪案件」。  更讓人意外的是軍隊反腐力道驚人。軍方繼年初公布十六名軍級以上將領落馬的名單之後,又在「兩會」開場前夜的三月二日宣布打掉十四名軍中「老虎」,其中包括軍方元老郭伯雄的兒子、提升為少將才四十六天的郭正鋼。有人開玩笑說,中國軍隊一下就失去三十個將軍,比八年抗戰損失還大。  地方打虎勢頭同樣不減,「兩會」期間幾乎每天都從各地傳來貪官落網伏罪的消息。人大山西團「開放日」那天,新任省委書記王儒林用了近一個小時對媒體談到當地「系統性塌方式腐敗」。他說:「山西嚴重腐敗情況不是個案、不是孤立的,都是一坨一坨的,現在一查就是一幫,一動就塌方。」話音剛落,「一坨一坨的」就成了網上熱詞,迅速流傳開來。  前所未有的肅貪高壓下,許多地方官場壓抑可想而知。王儒林說,受反腐影響,山西省管幹部空缺近三百名,如何選人用人是目前的最棘手問題。目前空缺的崗位中有三位市委書記、十六位縣委書記、十三位縣長。  這些官位當然不能長期空缺,但選合適的人很難。王儒林說,在找一個縣委書記人選時,組織部門談了六百二十二個人才終於形成一個備選名單,結果名單上排名第二的半個月後就「進去了」。另一位排名靠前的,還打包票說自己沒問題,各方面對他評價也不錯,一個月內也「進去了」。打破特殊利益的壁壘絕非易事  執政黨腐敗之嚴重或許超出習、王的預料,時至如今也只有堅持打下去,而且還必須持續加強力度,以防腐敗勢力反撲反彈。執政黨也只有這樣,才能重新得到民意的支持。三月十五日上午北京「兩會」剛剛結束,網上就爆出素有酷吏之稱的雲南省委副書記仇和及第一汽車集團董事長徐建一被查,又可能牽扯出新的「一坨一坨」。  但官場特殊利益集團的消極抵抗,卻可能成為阻擋中國全面深化改革及經濟轉型升級的最大障礙。從中央層面來看,一些部委和央企仍然維護行業特殊利益,各種改革措施不易有效推動。像長期為各方詬病的城市計程車行業,早就變成諸多「官二代」牟取壟斷利益的「金礦」。這些特權經營者憑藉「分子錢」制度,把計程車司機變成飽受盤剝的當代「駱駝祥子」,市民則對打車難怨聲載道。然而,就在「兩會」的公開場合,交通部長楊傳堂卻毫不含糊地表示「不應該降低分子錢」,頓使輿論譁然。  原中央電視台主持人柴靜製作的環保視頻《穹頂之下》,選在「兩會」前夕上線播放,立馬引發巨大反響和爭議,猶如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把民眾對環保的關注和對污染的痛恨推向前所未見的高度。但沒過幾天柴靜的視頻突然在網上消失,官方媒體上的相關言論及討論都被封殺。其背後原因,顯然是那些被民眾視為污染源頭的行業壟斷利益強烈反彈,也是因為當局擔心社會輿論失控、現行媒體體制根基動搖。  中央推動的政治、經濟改革在地方上也遇到多方阻力。比如去年中國經濟增長速度放慢,不少地方政府財政收入和賣地收入都大幅減少,債務膨脹。為此,這些地方政府對企業普遍提前徵收未來的稅款,被稱作「過頭稅」。在人民大會堂底層大廳裏,筆者就聽到河北省某市一家企業的老闆說她被多徵一億人民幣的稅款,而當地一家大型鋼廠的老總則回應說,他的企業至少被徵去十億元「過頭稅」。想必,那個地方的權力仍然很「任性」。  從這兩位政協委員的唉聲歎氣中,可以真切感受到中國實體經濟當前的困境。總理李克強在「兩會」結束時的記者會上,再次提到改革需要「壯士斷腕」。他說:「削權是要觸動利益的,它不是剪指甲,是割腕,忍痛也得下刀。」看來,要打破特殊利益的壁壘絕非易事,甚至不是一次兩次「壯士斷腕」就能大功告成。最顯著的成績是簡政放權  但從今年「兩會」也可以感受到改革動力正在加強,尤其是來自「倒逼」的推動。嚴重霧霾已經成為「全民公敵」,共同對付空氣污染也就成為「倒逼」北京、天津和河北省實現一體化的主要動力。上海自由貿易區試點意在擴大對外開放、進一步同國際規則接軌,一年多來最顯著的則是自身的簡政放權,對外開放「倒逼」對內改革。  在中國經濟轉型升級過程中,區域經濟發展和創新科技也必然要衝破陳舊體制束縛。筆者在北京中關村採訪中,迎面撲來的正是中國八十後、九十後的創業熱浪。為數眾多的「老鳥」跳出大企業再度創業,帶動大批「小鳥」共同奮鬥,也吸引到龐大的創業資金,前景開闊。同樣的局面也出現在深圳和杭州等地,已讓中國經濟的龍頭老大上海市坐立不安。  互聯網已經滲入各個行業,帶來越來越強勁的變革動力。利用移動互聯網和網上「協力廠商支付」的打車軟體和專車公司,已開始動搖計程車行業壟斷經營的根基。浙江一家化工集團跨界物流業,運用互聯網「雲科技」組建遍布全國的「公路港」,有可能大幅提高三千萬貨車司機的運載效率和經營條件。  當前中國許多傳統工業陷入產能嚴重過剩的困境,但新興產業發展勢頭也越來越強勁。中國經濟究竟能不能成功轉型升級,關鍵就在新興產業能不能成為新的支柱產業。英國《經濟學人》周刊似乎看好中國,結論與美國一些分析家明顯不同。就在北京「兩會」快結束時,這本雜誌以「中國製造」為題,預料中國製造業將保持三大優勢,並帶動亞洲製造業發展。  如果此言不虛,未來的中國還是可以看好。  (作者是香港時事評論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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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矛盾反映中央矛盾 (譚志強)

  二○一五年全國人大代表、全國政協委員代表大會(簡稱「兩會」)會議,最為中外傳媒和有關人士關注的當然是中國國務院總理李克強開幕時宣讀的《政府工作報告》,以及閉幕後當天由李克強總理主持的「中外記者會」上的回答,這叫外行人看熱鬧。但是,對某些「中南海學」專家來說,由於中國的政治體制是「以黨治國、黨國不分」、「黨即是國、國即是黨」,其他中共中央最高領導人,特別是總書記及其他政治局常委,在兩會舉行過程中透露出來的種種訊息,仔細深入比較之後,其意義可能更為重大。  首先是應該從目前身兼國家主席、總書記、軍委主席三個職務的最高領導人習近平的講話去了解兩會的任務和功能。事實上,去年習近平在出席兩會成立六十五周年時就先後發表重要講話,如果不首先從此出發去理解,大家是很難讀懂習近平心目中兩會應該要做一些什麼工作。  例如,身為中國官方喉舌的新華社,就公開強調內部存在如「群龍無首、一盤散沙」、「黨爭紛沓、相互傾軋」、「黨派和利益集團為自己的利益相互競爭甚至相互傾軋的弊端」,「不同政治力量為了維護和爭取自己的利益固執己見、排斥異己的弊端」等現象,這便不能講是普通的事情。  因此,李克強在今年宣讀的《政府工作報告》,便不得不反映習近平這些管治意志和追求目標,最多只能在經濟建設這個他本身的分工職務中,加入一些自己的東西。一人一把號,各吹各的調  綜合觀察李克強所作的《政府工作報告》,大家可以看到新意不多,在列出加強軍隊革命化現代化正規化,建設法治政府創新政府廉潔政府、做好經濟建設、做好民生工作、加強社會建設,以及民族、宗教、僑務和港澳台工作,整個報告是和二○一四年的大同小異的。  但是,新意卻在《政府工作報告》的港澳台工作方針上,其精妙之處不在重複堅持「一國兩制」、「落實《基本法》」或「九二共識」之類,而是在《工作報告》以及李克強在記者會講出和另一位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國人大委員長張德江的講話,作出幾乎完全不同調性的回答。  李克強於三月十五日在兩會閉幕的中外記者會上表示,「一國兩制」是基本國策、不能輕易改變,不必擔心中央要收緊對港政策。李克強強調,「一國兩制」、「港人治港」、「澳人治澳」、「高度自治」,這是「基本國策」,「有人擔心中央政府會不會收緊對香港的政策,這個是不必要的」。  李克強表示,今年《政府工作報告》講到,要嚴格依照《憲法》和《基本法》辦事,是為了把「一國兩制」實施好,因為「一國兩制」寫進了《憲法》和《基本法》,《憲法》和《基本法》構成了特別行政區的憲制基礎,《基本法》也規定了特別行政區實行的制度。「一國兩制」是國家的意志和人民的意願,是不能輕易改變。「我說這些話,可能有些人聽來感覺到像是字斟句酌,因為你問了一個涉及法律的問題,我必須認真地回答。」  李克強還說,會以政策維持香港的獨特地位,繼續發揮香港在國家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中的獨特作用。  至於記者提問時提到中央就「香港政改」作出強硬表態,使很多人對政改方案不樂觀,李克強未有對此回應。  仔細分析,李克強的講法,與身為江澤民派大將之一的政治局常委兼全國人大委員長張德江的講法,是明顯不同的。因為,不管是《政府工作報告》中重提「港人治港、高度自治」,還是在記者會的答問時首次提到「嚴格依《憲法》和《基本法》辦事」,這些內容都沒有提及對「香港政改」設定框架的「八三一決定」,也沒有提及張德江和另一位江澤民派政治常委、主管宣傳的劉雲山共同炮製出來的《一國兩制白皮書》。  重申「一國兩制」、提出「嚴格依照《憲法》和《基本法》辦事」,是不是反映出李克強和他背後的習近平暗示,如果嚴格依照《基本法》,那便表示「八三一決定」是違法的呢?去年年底,習近平便曾發放不認可張德江的訊號,例如去年十二月二十日在澳門重申「堅持一國原則」和「尊重兩制差異」,兩者都不能偏廢,否則就會「左腳穿着右腳鞋——錯打錯處來」,明顯與《一國兩制白皮書》不同調子。不但如此,習近平迄今仍然沒有公開肯定「人大八三一決議」。  與此相反,主管港澳事務的張德江三月四日在北京出席港澳政協聯席會議時,卻仍然強調「人大常委會」的「八三一決定」是普選特首的「憲法基礎,重申「八三一決議」是中央政府的決定特區首長的選舉,肯定有自己的憲法基礎;政改工作進入分曉最後階段,關鍵是立法會是否可以通過特區政府提出的普選法案。  全國人大法律委員會主任委員喬曉陽則強調,「八三一決定」是不能修改的。被問及面臨司法覆核會否作出妥協,喬曉陽斷言,「沒有任何空間」。  負責到港解釋全國人大常委會「八三一決定」的人大常委會副秘書長李飛亦表示,「八三一決定」不能修改,二○一七年的政改未獲通過,難以現在承諾二○二二年能重啟五部曲。江派高層的最後出場機會  其實,在張德江的操作下,支持江澤民的派系不但先在去年六月拋出試圖改變香港一國兩制定義的《白皮書》;又在八月三十一日透過人大常委通過「假普選、真委任」的「八三一決定」,最終在香港特區政府發射八十七枚催淚彈鎮壓下,引發了震驚國際,萬人上路霸佔香港主要幹道達七十八天的「佔中」(雨傘)運動。  張德江故意向習近平和李克強發難,習李當然早已察覺。其實,自中共「十八大」召開以來,張德江一直明裏暗裏給習近平和李克強找麻煩,如在廢除勞教制度、剝奪「刑不上常委」的特權等事情上,一直在阻撓習近平去落實這些措施,去年更明顯有意借香港去刁難習近平和李克強。香港的內部矛盾其實反映出中共中央的內部矛盾。  當然,在習近平已經集黨權、政權、軍權於一身的現實下,張德江、劉雲山、張高麗三位江澤民派的政治局常委,於兩年後召開的「十九大」下台,幾乎已成定局,今年召開的兩會,最多不過是這些「江澤民派」高層領導人的最後出場機會而已,可憐香港的政治發展成為中共中央內部權鬥的犧牲品,「雙普選」在一再擔擱之下,都不知道何年何日才能落實,最後只是便宜了一堆「紅色大肥貓」,倒楣的則是數以百萬計的普通市民。  (作者是兩岸事務評論員、澳門科技大學助理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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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硬任務 政改少出路 (劉銳紹)

  北京「兩會」結束,雖然李克強在《政府工作報告》中重新寫入「港人治港,高度自治」,但從種種迹象顯示,這跟以前的內涵已大不相同,更不等於香港的政改爭拗可以偃旗息鼓。  首先可以看到,雖然官方大事宣傳:「中央非常有誠意通過政改方案,讓香港人享用普選的權利。」但在「兩會」期間,梁振英傳達了全國人大委員長兼中央港澳工作協調小組組長張德江的「三不」指示,即對全國人大的「八三一」決定不會作任何修改,也不會撤回;如果這次不能通過,那麼以後就不會重啟討論。這也是外界所理解的「硬任務」。  在這「三不」的硬任務之下,港府官員和建制派人士只能按中央精神演繹,不斷游說香港人「袋住先」,接受官方的政改方案,以後慢慢優化。但全國人大代表鄭耀棠說得非常直接,中央已打定輸數。他說得對,但他的話恰恰反映和證實了北京本來就沒有誠意通過政改方案;如果有,就不會如此強硬了。大凡有意解決政治爭議,必須各行一步,但現在的形勢是:泛民和溫和派(包括溫和建制)讓了一步或多步,但北京沒有同時互動,而是步步進逼。這又怎樣顯示北京的誠意呢?  真正的原因是,北京已把這次政改爭議視為「政權保衛戰」或「中央話語權保衛戰」。所以,體制內很早就傳達習近平的指示——即使這次政改方案只有百分之一的機會通過,我們也要用一百分的努力讓它通過。從字面上看,這句話相當積極和正面,但怎樣理解?其實際內涵是什麼?「硬任務」的多重涵義  如果習近平的意思是:假如能跟泛民互動協商,你行一步,我行一步,那就皆大歡喜了。可是,如果他的意思是指:即使只有百分之一的機會通過中央主導的政改方案,我們也要盡一百分的努力讓它通過。那就意味着北京會強勢出擊,霸王硬上弓,這就大大不利了。悲哀的是,眼前的形勢正是如此。  其次值得探討的是,張德江所說的「硬任務」,是否只包括「努力通過政改方案」?內地種種消息渠道和迹象顯示,原來還有兩點。其中一個是:無論政改方案能否通過,都要在今年年底的區議會選舉和明年的立法會選舉中大勝,認為這才可以長遠地解決港府施政失效的問題。內地人士表示,經過「雨傘運動」之後,民主派已元氣大傷,如果趁此機會取得立法會的絕對控制權,那麼日後修改立法會議事規則,就大有可能減少拉布的機會。  「硬任務」的第三點更絕,就是如果政改方案通不過,必須把責任推到「反對派」身上。這一點跟上面兩點是相連的,因為把責任推到「反對派」身上,自然會增加區議會和立法會選舉的勝算。所以,港府和建制派在結束第二輪諮詢後進一步表態,如果通不過政改方案,泛民要負上歷史責任。泛民是否應該抵制諮詢?  了解情況的人士還說,其實有關方面一早已做好準備,屆時公布第二輪諮詢結果時,「民意」一定會有利於官方。港府稱,一共收到大約十萬份意見書。但是,這些意見書甚有可能是來自同一批人,只需用不同的名義就行了。到時就可以借此「民意」向泛民施壓,逼他們「袋住先」;否則不但選舉失利,還要「負起歷史責任」了。  泛民在這方面的回應技巧也值得商榷。他們雖然堅持原則,但如果連諮詢工作也堅決抵制,那就有失政治智慧。政治的一種常態就是:假戲不妨當真做,促使戲假變情真。即使假戲日後不會成真,但至少可以避免自己陷於被動,讓官方抓住把柄。  在這裏不妨提一件舊事。一九九一年,江澤民有一個講話關於如何做好接收香港的準備,最重要的一句話是「中心任務在參與」,意指即使當時是港英政府控制大局,所有政治遊戲規則都由港英拍板,但建制派也要參與其中;一來熟悉運作,做好準備,二來要搶奪和鞏固陣地。他的講話傳達後,民建聯於一九九二年成立。這是巧合?還是有關方面的刻意安排呢?各位自行判斷。這種「陣地戰」的觀念,處處體現在建制派不斷擴大力量的過程中。今天的民主派雖然面臨巨大的壓力和條件限制,但如果連這個意念也沒有,應該參與的諮詢輿論戰也不參與,那就無話可說了。互借東風,進退有度  在此也值得討論:如果不「袋住先」,是否等於官方所說那樣,以後就「不會重啟」呢?我說,不一定。  執政者考慮問題,尤其是政治問題,只考慮三個元素:一是有沒有需要做?二是有什麼利害關係?三是有沒能力和實力做得到?按照這三個元素,北京真的沒有需要給香港真普選,給了真普選更不利於北京的統治,而且北京絕對有能力壓住香港人的民主訴求。所以,眼前現實就是,無論香港人怎樣爭取,也不會令北京後退半步。不過,這是否等於永遠無機會爭取到較大的民主呢?是否等於香港人什麼也不能做?什麼也無需要做呢?我的答案:不是。  大家不妨回想一下七十年代末至八十年代初,當時大陸沒有什麼大規模的民主抗爭行動,但鄧小平卻主動開放改革,並有「大鳴,大放,大字報,大辯論」的「四大」行動。原因很簡單,因為他知道不能再沿用毛澤東的路線,而且他要利用「開放改革」來壓倒華國鋒,需要利用「四大」來狠批「四人幫」,實際上就是要鞏固自己的權力和地位。所以,他利用了一九七六年的第一次「天安門事件」,借助民眾的抗爭和訴求,作出有限度的政治開放。我想說明的是,如果當年民眾不抗爭,不提出訴求,當中共出現內部利益分化時,就不會想到借助民間力量,而民間力量也不能趁機會擴大。這就是我經常說的「互借東風,進退有度」了。  當年的形勢輻射到今天香港的政改,可以看到,如果什麼也不爭取,那麼以後就什麼也沒有;今天努力爭取,也不會有成果,更不知什麼時候才有成果。然而,儘管沒有即時的成果,但肯定會有積累性效果。既然官方也說「不能通過政改方案也沒有什麼大不了」,我也贊成這句話;因為同樣道理,「不袋住先」也沒有什麼大不了。  (作者是香港時事評論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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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柴靜現象」的來龍去脈 (顏純鈎)

  因為《穹頂之下》兩天之內近二億次的點擊量,又因為如此爆炸性影響的電視專題片突然被禁,產生了一個柴靜現象。股市中的環保概念股突然大熱,財經界歸之為「柴靜概念」,而港台兩地的傳播媒介,連篇累牘評介《穹頂之下》及其引起的政經波瀾,一時間,柴靜成了海內外媒體的寵兒。  但柴靜並不是一夜之間紅起來的,早在二○一二年,她的文集《看見》,由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出版時已首印五十萬本,迅即加印到二百萬,據說連翻版超過三百萬,如此巨大的發行量,在今日中國也是極其罕見的。可見在她的文集出版前,柴靜已經積累了一個龐大的讀者群,她以犀利的文筆、深刻而獨特的洞見,調查和剖析當代中國眾多的社會熱點事件,說出無數國人的心裏話,她被觀眾和讀者喜愛是有道理的。  筆者注意到柴靜,是因馮唐而起。當年出版馮唐的《不二》,因此關注馮唐,無意中讀到一篇柴靜寫的馮唐素描,大為驚喜。人物素描本來難寫,堆砌細節嫌瑣碎,盡說捧場話又空洞做作,人物素描重在寫人的神韻,這卻是最難的。柴靜那枝筆,恰恰能捕捉到馮唐這個人的風貌神韻,以至當時我仍未與馮唐見面,馮唐已經像老熟人了。  後來我將這篇人物素描介紹給老朋友劉紹銘和鄭樹森兩位教授,他們也都一致叫好,再後來,我就將這篇名為《火炭上的一滴糖》的文章收入到《不二》的附錄中,幫助讀者去理解和把握馮唐。  再後來,我就時常看她的博客,有文章就讀,每讀必有所得,必暗自叫好。再後來,就從廣西師大出版社那裏,洽購了她的《看見》的繁體字版,於二○一三年推出市場,可惜,只發了八百本,市場就沒有反應了,直到今日。《穹頂之下》之前的《山西,山西》  關於環保的議題,柴靜早就關注了,她是山西人,而山西在改革開放後,就成了聞名國內外的產煤大省。因為挖煤和煉焦,整個山西省烟霧騰騰,柴靜回老家去,親身體驗了污染之苦,因此寫了一篇《山西,山西》,就收在她的散文集《看見》裏面。  小時候的柴靜,上小學怕遲到,天未亮就到學校,站着等學校開門。「怕黑,死盯着一天碎星星,一直到瓷青的天裏透着淡粉,大家才來。」那時候的山西,「天藍得不知所終,頭頂肥大鬆軟的白雲,過好久笨重地翻一個身。」二○○六年她回山西採訪,問一個小姑娘見過星星、白雲嗎,小姑娘都說沒有,見過藍天嗎,說見過一點點藍的。這段簡單直接的對話,剪接在她的《穹頂之下》中,反襯柴靜小時候那個白雲藍天和一天碎星星的山西。  柴靜到山西採訪,剛進市區,她們給幹部帶到酒店,幹部拿出「綠瑩瑩一厚疊美金」,原來有記者到山西採訪環境問題,都是被美金打發走的。  山西的河是黑色的,蓋着七彩的油污,焦化廠的廢水直接排到河裏,河水的「斷面笨並芘」平均濃度超標一百六十五倍。紙廠排污的水管也在河邊上,排着冒白沫子的黃水,那是鹼水,把材料泡軟了才能造紙。河差不多斷流了,只有一點水,味道很大,但當地的幹部說:「哪個國家不是先發展才治理?」  「山西百分之六十的河都是這樣。」陪同柴靜採訪的環保幹部告訴她,挖煤把地下水挖空了,植被也破壞了,雨水涵養不住,更嚴重的是已經出現地下水污染了,污染物從土壤中一點點滲下去,一直到幾百米之下,因此在柴靜這一代,不會再看到她家鄉的汾河水了。煉焦廠污染了土地不能復耕,每煉一噸土焦,幾百公斤污染物,露天在河邊堆着,有五層樓高,白天冒烟,晚上藍火躥動,都是硫化氫,有人走路累了在邊上休息,「睡過去,死了。」  柴靜去採訪當時的山西省長于幼軍(曾任深圳市長),于幼軍信誓旦旦要治理污染,說要以責任制和問責制來解決,柴靜問他:「為什麼不能在污染發生前,就讓公民參與進來去決定自己的生存環境?」于幼軍說:「你提了一個很對的問題,一定要有一個公民運動,讓公民知道環境到底有什麼問題,自己有哪些權利,怎麼去參與,不然……」他沒有把話說完,也沒有把事情做下去,一個月之後,因為黑磚窰事件,于幼軍被調離。接任代理省長的孟學農,一年後因襄汾塔兒山鐵礦潰壩,二百七十七人遇難而引咎辭職。而最終,「公民」在內地成了敏感詞。是國人與環境污染的「私人恩怨」  山西是人類先民最早的農業生產地之一,考古學家說:「大致在四千五百年前,最先進的歷史舞台轉移到晉南。在晉南興起了陶寺文化。它相當於古史上的堯舜時代,亦即先秦史籍中出現的最早的中國,奠定了華夏的根基。」  人類先民最早的農業生產地之一,成了再無法耕種的不毛之地,柴靜將這個嚴酷的現實放到國人的面前。這篇文章的結尾,柴靜以蒼涼的筆觸寫道:「一抬頭,一隻白鷺拐了一個漂亮的大彎。這是遠古我的家鄉。」  我不知道《穹頂之下》是不是從《山西,山西》這篇短文發端的,但柴靜說她拍這部專題片,是她與環境污染的「私人恩怨」,這當然包括她蒙污的故鄉,還有她出生前就被診斷生了腫瘤的女兒。  「私人恩怨」是極好的推廣策略,這是柴靜個人對環境的宣戰,但被污染的環境毒害的人何止千萬!那些癌症村、畸型兒村,無數的癌症患者、心臟病、氣管炎患者、光禿的山、枯乾的河、不能喝的井水、滲毒的土地,這不只是柴靜的故鄉山西,是整個中國,這是全體國人與環境污染的「私人恩怨」。十三億人的私人恩怨合起來,那就不是小事,是國家大事。  在《穹頂之下》中,柴靜用的是全方位的考察,把環境污染的來龍去脈,通過採訪環保人士、幹部、受害民眾、外國專家,鋪排了數字、圖表、研究資料、實地錄像,把問題一層層剝開,驚心動魄,引人深思。這是迄今為止最為完整和深入的一個有關環境污染的、普及版的電視專題片,它如此通俗而全面,使任何一個普通的國人都明白其中的簡單道理,以及它背後的政治、經濟、社會和文化因素,更重要的,它使國人都明白,這是每個人都無法迴避、關乎自己和子孫後代福祉的嚴峻問題。配合中央打擊石油幫?  有人將《穹頂之下》視為柴靜配合中央打擊石油幫的一個動作,筆者認為這有點誇大了柴靜的政治能耐。她雖然來自中央電視台,也積累了相當的人脈,要作配合不是不可以,只是石油幫已是死老虎,連周永康都抓起來了,柴靜再來這一手,只是政治表態而已。要是在石油幫未瓦解之前,柴靜先下手,那就是敲山震虎,不過那要冒極大的政治風險,對於不是政治動物的柴靜,未免期許過高了。倒是在周永康就擒後,柴靜針對石油幫,就沒有後顧之憂,選擇這個時間推出,不如說是出於個人政治安全的考慮。《穹頂之下》推出後,石油系統只是有人很小心地回應了一下,因為事實擺在那裏,他們政治後台也垮了,不能再聲大夾惡。兩會的熱點不容分薄?  《穹頂之下》的發布會,柴靜學足喬布斯發布新產品的模式,用大銀幕顯示作背景,自己在台上信步走動,口若懸河,聲色並茂,效果奇佳。其實這一套她的老朋友羅永浩早已熟極而流。羅永浩在內地大學生中早已聲名卓著,他做演講也是用喬布斯那一套。他不修邊幅,舉手投足如引車賣漿者流,但在台上語驚四座,被內地大學生視為偶像。柴靜《穹頂之下》的致謝名單中就有羅永浩的名字,柴靜受他影響,開了一個讓在場觀眾深情投入的發布會,一舉而天下震動,證明在互聯網無孔不入的今日,資訊氾濫成災,沒有成功的推銷術,便沒有成功的產品。  《穹頂之下》推出兩天就被禁,有人又解讀成兩會的熱點不容分薄,筆者寧願相信這是真的,但只怕不是真。治理環境污染雖是政府一再強調的施政重點,但把污染歸結為經濟過度發展,GDP崇拜的惡果,這又有一點把矛頭對準政府的味道。需知治理污染不只是污染問題,而是政治和經濟問題,想像一下,要是全國老百姓都一呼百應,起而聲討環境污染,那承擔壓力的是誰?當然就是各級政府,以至中央政府。強行關閉污染企業,牽涉到大量失業的社會問題,治理污染的空氣和河流,又牽涉到天文數字的費用,政府為之「頭大」不言而喻,柴靜雖然只是提出問題,但解決問題的不是她,是政府,搞得不好,柴靜就會變成「麻煩製造者」,政府對她,讚也不是,罵也不是,唯一可以做的,當然只剩下「禁」了。兩億人次點擊的這個數字,說明《穹頂之下》掀起的民意張力有多大,任其發酵,後果堪虞。  不管如何,柴靜總是做了一件好事,她至少讓我們知道中國環境污染的嚴重性,也讓我們知道治理困難的背後原因。一個有才情有見識的記者,再加上有良知,才可以做這件大事,至少《穹頂之下》這部專題片,將在中國當代的新聞傳播史上留名。  (作者是香港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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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熱愛中華文化的泰國政要  專訪前看守總理陳景鎮 (潘耀明)

  你有否想過,在北角新光戲院看粵劇時,身邊會坐上一個總理級的人馬?這位在泰國曾位居看守總理的人名叫陳景鎮,他熱愛中華文化,尤其是粵劇,經常出席泰國的粵劇票友聚會,又是廣肇會館的永久榮譽會長。傳聞他是泰國各方都能接受的人選之一,是未來總理的大熱門。本刊總編輯潘耀明特別走訪泰國,跟他做了一個深度專訪。——編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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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涵養」 (潘耀明)

  時下社會,「涵養」似乎已是遙遠的字眼。涵養是我們老祖先遺留下的德行,在《辭海》,「涵養」有兩個詞義:一是恩澤沾溉,使物受養,是曰涵養;二是沉潛道德,修煉內心,戒矜躁,去嗜欲,亦曰涵養。  今天所說的「涵養」大抵是第二層意思,與戒驕戒躁戒欲(物欲)有關,與個人修養有關。  習近平去年二月在主持政治局集體學習時,提出一個新思維:使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成為涵養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主要源泉。  這個「涵養」已不限於個人的德行,而是關乎社會制度的頭等大事,也就是「涵養」第一層意義:「恩澤沾溉,使物受養。」  更具體地理解,中華優秀文化的恩澤,要使社會主義制度這個「物」受到滋養。  這個觀點雖然有點玄,其志可嘉。習近平以六句話對優秀傳統文化進行了概括:「講仁愛、重民本、守誠信、崇正義、尚和合、求大同。」①  解讀者說,這是涵蓋了儒家文化的核心價值。  習近平重提中華文化的核心價值是好事。因為儒家文化早已被國人丟到爪哇國了!也正是過去的政治制度把儒家思想顛覆殆盡,遺下的僅僅是「人不為己,天誅地滅」的反儒家思想的思想。  官方網提到儒家文化在經過歷史的劫難,「……在文化大革命批林批孔運動中,又遭前所未有浩劫,但依然不息綿延至今,其原因是因為儒學植根於中國固有的價值系統而又能隨時自我調整,適應了時代和社會的變化。而且相當大的程度上是由於它是東方最有價值的知識系統。」②  文章說儒家思想「又遭前所未有浩劫,但依然不息綿延至今」,可以說是對錯參半。  經過多年的洗劫,儒家思想在本國已蕩然無存,是有目共睹的事,試問「講仁愛、重民本、守誠信、崇正義、尚和合、求大同」,有哪一項仍然「綿延至今」?答案是徹底否定的。官方報章也直認不諱:「當下,中國社會存在着道德失範、禮儀缺位、誠信缺失的現象。」③  但是,儒家思想沒有絕滅是事實,她不在母國承傳,卻在我們的周邊國家仍然「綿延至今」,說明「它是東方最有價值的知識系統」。剛逝世的政壇巨人——李光耀的成功,體現了「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④的奮進精神!他是活學活用(不是照搬)儒家思想的最大得益者。  就說個人「涵養」——即德行,我們看到生活在這些國家的人,與乎一味表現出「暴發戶」心態的輕浮兼惡俗的國人的舉止,來得更有儒者風範。  月前有機會拜訪泰國前看守總理陳景鎮先生,他出示一張用漢字書法寫的「涵養」過膠卡片給我看,背後以英文、泰文寫了六條「涵養」的解讀:「一、學問(Wisdom and knowledge):學識,運用;二、忍耐(Sufferance):痛都不反抗;三、耐性(Patience):容忍,耐心;四、堅韌(Tolerance):不屈不撓;五、寬恕(Forgive and forget):廣闊的襟懷;六:正義(Morality):不做傷天害理、不正當的事。」⑤  他把這張卡片送給他企業的管理層和職工,作為企業的守則,結果令他的企業不斷發展壯大,成為行業內的翹楚。  他不否認是用儒家思想來管理企業,與此同時,也是他做人處事的座右銘。  「涵養」在國人早已成為天方奇譚的字眼,竟然在泰國煥發了生命力,並且開花結果,令人感慨繫之。  「涵養」跟個人品行息息相關,簡而言之,就是儒家思想提倡的君子風度,與這種人交往,頗有「望之儼然,即之也溫」之感,子夏曰:「君子有三變:望之儼然,即之也溫,聽其言也厲。」⑥意喻君子的容貌,從外表看起來好像有三種變化,起初遠遠望見他,覺得很莊重,接近之後又覺得很溫和,等到聽他說話之後,又覺得他義正辭嚴,一絲苟且也沒有。  我在與陳景鎮先生交往中,便有這種感覺,這也是涵養。  產生涵養的國度失掉了涵養,卻在異域的泰國找到了涵養,這才是值得反思的事!  注:  ①《光明日報》:《講仁愛、重民本、守誠信》,二○一四年七月二十二日  ②《儒家》:國學網  ③《光明日報》:《以儒家元典思想涵養核心價值觀》,二○一四年十月二日  ④《周易》  ⑤ 潘耀明:《一個熱愛中華文化的泰國政要──專訪前看守總理陳景鎮》,本刊二○一五年四月號  ⑥《論語.子張第十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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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存魯迅最早手迹

  一九七八年,由國家文物局牽頭,文物出版社陸續出版了六函共六十卷《魯迅手稿全集》。全書重約二十公斤,是當時魯迅手稿最完整的彙集。二○一二年,國家社科基金設立「《魯迅手稿全集》文獻整理與研究」重大項目,最近該課題有了新的發現。   學者葛濤最近在北京魯迅博物館資料室中發現了少年時期魯迅打算向上海點石齋書局購買書籍的書單,這可能是現存最早的魯迅手迹。   從該書單可以看出,魯迅擬購書目共十五種,全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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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書藝術大師袁闊成去世

  三月二日凌晨,享譽海內外的評書藝術大師,被稱作「中國評書第一人」的袁闊成病逝,享年八十六歲。說起評書,不能不提《三國演義》,袁先生長達三百六十五講的《三國演義》,一九八五年在中央人民廣播電台播出後,極受歡迎,成為一代人的共同記憶。   袁先生出身評書世家,自幼習藝。代表作品除《三國演義》外,還有《西楚霸王》、《水泊梁山》、《烈火金剛》等。他博採眾長與時俱進,所創立的袁派評書藝術於二○○九年被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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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家王宣一韓良露逝世

  台灣兩位同以美食家知名的女作家相繼辭世。   王宣一於二月十五日在意大利中部城市柏魯加因心臟病發作逝世,享年六十歲。王宣一的夫婿是PC Home創辦人詹宏志,這次結伴參加兒子詹朴在倫敦時裝周的時裝秀而途經意大利,據詹宏志說,他們到車站附近的麥當勞等車,點餐後王宣一才吃了一口就倒在桌子上,救護車抵達時已經回天乏術。王宣一著有散文集《家庭旅遊》、《國宴與家宴》,小說集《旅行》、《少年之城》,美食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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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劃成立全球首個金庸展廳

  今年是金庸武俠小說面世六十周年,康文署除了計劃今年與民間團體合辦「金學」國際研討會,亦計劃明年底前在沙田的香港文化博物館建立全球首個永久「金庸展廳」,介紹作者查良鏞(筆名金庸)的事業及創作心路歷程,屆時將展出其私人物品、手稿、翻譯成不同語言的小說版本、小說改編的電視劇片段及金庸聯繫好友的書信等。   《明報月刊》總編輯潘耀明與查良鏞相識三十多年。潘耀明指出,收集金庸早期手稿有困難,建議署方設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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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名作家河野多惠子逝世

  一九五○至六○年代,日本女作家輩出,群星燦爛。今天,回首戰後日本文壇,河野多惠子(一九二六─二○一五)堪稱是大放異彩的女作家之一。一月廿九日河野逝世後,「曠世才女」、「大作家」、「無與倫比的『物語作家』」等讚美之詞見諸報端。在半個多世紀的創作生涯中,河野始終以「對人生的肯定」為基本,不懈探究男女間扭曲的愛情深處隱藏的深層心理。她明確表示「對人應該怎樣活着這一問題沒有興趣」,而強調「人活着就很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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