省思廣東方言的價值 (湯翠蘭)

  語言是一種具系統性的符號,是人類用來溝通、交際、思考最常用的工具。雖說是工具,語言所承載的,卻是對周遭環境乃至世界的萬事萬物的認知。當使用同一種語言的族群人口增多,社會的階層漸趨複雜,所居住的範圍有所擴展,語言就會變異:由於年齡、性別、職業、教育水平、社會地位等因素而形成的語言變體稱為社會變體,而由於所處地域不同而產生的變體則稱為地域變體,也就是一般人所謂的方言。俗語所云「一方水土養一方人」,這說明了外在環境的不同,靠山還是近海,物產有所不同,所認知的世界就會有所區別,形成不同的文化。不同民族、不同族群的各種認知角度、思維習慣,通過語言形式表達呈現。因此,我們常說的「語言是文化的載體」,就包含了這層涵義。  中華民族擁有悠長的歷史,人民所使用的漢語,在各地形成不同的變體,各自擁有自身的歷史發展過程,形成一個個既有歷史傳承又各具地方特色的方言,承載着各地人民獨特的文化傳統。包括香港、澳門在內的廣東地區,地處國土南陲,面向南海,既遠離政治中心,又不常受中原戰火直接波及,因而成為歷朝歷代人民南下避禍的容身之所;與此同時,由於廣東面朝南海,河流繁多,沿海地區就成為閩粵兩省以江海謀生的族群停居和通商之地。近數百年來,更有洋人到廣東聚居,或傳教,或做買賣。這些來自鄰近南洋,以至更遠如歐洲地區的各個族群在廣東這個地方共存,互相接觸、互相碰撞、互相影響,形成了廣東獨有的多元文化共生的現狀。  單從語言的角度來看,廣東地區就分別有粵、閩、客三大漢語方言,還有同屬漢語方言的水上話,以及這塊土地原居民的少數民族語言;如單以粵語為例,不同鄉鎮亦存在着不同的變體,如順德、中山、四邑、東莞、肇慶等地都是各具特色,與廣州話有一定的差異。潮汕地區亦有相同的現象。可見,廣東地區方言數量之多是很多北方省份望塵莫及的。  不同的方言變體所承載的文化各有千秋。廣東的粵、閩、客三種方言都比北方方言保留了更多古代漢語的音韻、用語。我們如用粵、閩、客其中一種方言去吟誦古代韻文,都可以立即感受到當中的平仄及抑揚頓挫之美。而古代漢語,如意表「看」的「睇」、意表「怎麼」的「安」、意表「煮沸」的「沸」等用詞,都分別仍是粵、閩、客這三種方言中的日常用詞。  因為多個方言族群在廣東這塊土地有頻繁的互動和接觸,形成區域特徵,反映了地域風土人情的文化特色,如廣東大戲、潮劇、地水南音、客家山歌、鹹水歌,乃至粵語時代流行曲。有些城市鄉鎮還吸收了一些非漢語的元素。二十世紀的香港,報刊文章就流行着文言文、白話文和粵方言混合使用的三及第文體,其中不乏一些音譯英語的洋涇浜用語;港式連環圖(漫畫)中從上官小強的《壽星仔》起奠定了大量使用廣府話入文寫作的基石。這些看似市井不入流的作品都呈現出廣東的地方語言文化既多源多元又豐富多彩的事實。人人都有權利以母語受教育  生物物種需要多樣性才可穩定地延續,而人類的語言亦應保有它的多元多樣。語言是人類重要的共同資產,包蘊了解人類不同民族不同族群歷史發展過程的重要的線索。語言作為承載文化主要工具,一旦消失死亡,亦代表一種文化就此消失,人類的歷史就永遠缺頁。因此,聯合國教科文組織除了推動世界自然和文化遺產的保存外,還積極推動非物質文化遺產的保育,以蘇州話唱作的崑曲就是其中一項受關注的人類遺產。此外,該組織在一九九九年的一輪商議後,自二○○○年起,將每年二月二十一日訂為世界母語日(或稱國際母語日),以語言的多樣性為前提,尊重每個人說母語、以母語受教育的權利,進一步推行到世界各地,推動和落實這主張。這些都是多元思維下的種種舉措。  然而,中華民族於兩千多年前首度出現統一政權、使用統一文字,歷年來在形成向心的民族和國族的認同之餘,還有一種定於一尊的思維模式,越接近政治中心或越以正統自居的,就越偏向於把自己視為唯一的標準;多數人也就有找標準靠的傾向,如國家的標準、省內的標準、地域的標準,認為那是尊貴、高尚、身份的標記和象徵。因此,當我們國家推行國語、普通話作為各地人民溝通的通用語(lingua franca,又稱通行語)時,這種二元對立思維也如影隨形地緊貼着國語普通話的推廣而到處狐假虎威,這時,國語普通話就不是通用語,而是標準語(standard language)了。  中國國土廣袤,漢語歷史悠久,演變至今,位於南北東西的各個漢語方言因為各有歷史、各自變化而形成現在千差萬別的面貌,有些甚至到了難以聽懂難以溝通的地步,這情況尤以南方方言如吳方言、閩方言、粵方言等為甚。因此,在眾多方言中挑選一種訂定為大家賴以溝通的通用語絕對有其必要。然而,如果把通用語視作唯一標準,不夠字正腔圓、不合乎標準的就視為錯誤、不合規範,這樣的風氣勢必會使那些母語為其他方言的族群或主動或被迫放棄自己的母語,改用標準語,而這些方言就會不斷萎縮,甚至消亡。標準化的觀念越大、勢力越強,其他方言萎縮消亡的速度就越快。  在二元對立思維下,標準只有一個。符合標準就對,不符合的就錯;用標準語的是高級、高尚的,其他就是低等、鄙粗的;再引申開,就變成社會各階層把不同方言、語言的人分等分級,也就自然會出現凡是北方用語都是標準、凡是地方語都錯的觀念和心態。於是,就出現了唯標準語是從的情況,例如,因為意表「舌頭」的「脷」是方言詞而把專用地名「鴨脷洲」硬改為「鴨舌洲」,把北方口語詞「遛狗」空降到南方地區組成「遛狗公園」為一般市民服務,又或在幼兒教育中出現用廣府話講「呢隻係眼睛,呢個係鼻子」的教學情境。  其實,港澳地區以往的情況亦是二元思維的產物。在社會觀感、教育措施、大眾媒體的推波助瀾下,華人視廣府話為標準,更甚者以英文為尊,而母語教育的真面目其實是廣府話教育,不管學生的母語原來是中山話、四邑話、圍頭話、客家話、潮州話、福建話、水上話、上海話還是其他語言。澳門土生葡人的圈子中情況相同,學校裏所學的是里斯本口音的所謂正規葡語,而大部分人本身的母語——土生土語(Patuá),則被視為不正統,只能退居家庭,難登正式的場合。所以,無論中外語言,二元的思維已使不少珍貴的語言就此消失,或已屆瀕危。  如果站在多元的角度去思考,我們則承認各地方言、語言及其文化與通用語一樣都有其存在的價值及受使用的權利,「語語平等」,我們都應該尊重。通用語只是為了方便來自各族群的人溝通的一種工具,不分對錯,不分高低。「遲到」與「晚來」、「樓梯」與「台階」、「質素」與「素質」、「中樂」與「民樂」、沒有錯對之分,「農曆新年」與「春節」同樣標準,「巷」、「弄」、「胡同」就讓它們各自在不同的地域中發揮它們的作用,不必統一。  事實上,各地華人除了對大中華民族認同外,他們同時對生於斯長於斯的土地亦有一份認同感。這份認同要遠遠比國族認同來得真實來得親切,當地的語言文化成為他們感情的依歸。當一個外來文化以高姿態進入,要當地人視他們為標準,等於要他們否定自己的根。輕則心靈備受創傷,重則起而捍衛本土的語言文化。方言是源,通用語是流  我們應謹記,通用語是奠基於某一地區的方言,方言是源,通用語是流。通用語需要從方言中汲取養份,加強其表達力。如果只一味地要求標準、純正、規範,便會失去活力,以至僵化。當初文言文不就是因此而被唾棄的嗎?所謂的典範白話文如魯迅的著作不都是帶有紹興方言用語嗎?著名的作家如沈從文、莫言等人的文學作品,乃至著名的世界文學作品,不都是用帶有地方色彩的語言描述故鄉故土的故事嗎?   到了二十一世紀,我們應該要改變了!從多元思維出發,通過學習他人的語言去了解、欣賞別人的文化和思維。社會要創造既平等又多元的環境,各族群互相尊重,和諧共存,而不是想着最終要合而為一。例如,將地方語言習慣納入通用語中在地方使用,推行真正意義的母語教學,加強社會各族群的相互了解、相互學習。標準化只會窒礙文化傳承,也不利各方面的創新。外語可以讓人放眼世界,普通話可以讓人放眼大中華,而它們的立足點都應該是自身的母語及其文化。母語的缺席讓人讓城鎮既失其根又毫無特點可言,終將輕易被取代。正所謂有容乃大,我們應秉持多元寬容的態度處世,這才是民族、國家,以至人類的福祉。  (作者是澳門理工學院語言暨翻譯高等學校副教授、澳門粵方言學會理事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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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生專注愛好廣東音樂 (吳詠梅)

  「人間正道是滄桑!我念書不多,這個句子我是在粵曲與南音中唱過,學回來的。我經歷過抗戰,香港及澳門的回歸,人生的起落,富與貧,樂與悲。在香港及澳門的社會,一向對西方音樂重於中國音樂,對南音這些傳統的忽視,我已習以為常。」這是吳詠梅博士二○一三年獲頒香港嶺南大學人文學榮譽博士學位的答謝辭,當時她中風初癒,委託余少華先生代為致辭。——編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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粵語的音樂藝術  ——梅姨的師娘腔南音 (余少華)

  無論唱曲或奏樂,梅姨與今日年輕一輩的樂手及唱家明顯不同的是她那種閒適自然,從不刻意、誇張地造句或在音量上作漸強漸弱的處理。在速度上的收放往往是自然隨腔。她自然、不做作,其優雅細緻可以用廣東話「骨子」來形容。她的南音從容不迫,一開腔就把聽者帶進她的感情世界,甚至冷不防為之淚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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粵劇伶人發揚民族精神 (容世誠)

  本文圍繞一個核心問題而展開:「為什麼一九五○年代的香港粵劇書寫,會刻意宣揚『民族主義』?」並以粵劇《萬世流芳張玉喬》為例,看其「民族意識」主題在什麼歷史情境之下提出,再探討「民族思想」對當時的編劇簡又文、戲班「新艷陽」和觀眾有什麼意義。此外,文章也分析了由簡又文主理籌劃的「廣東文物展覽會」,如何通過展覽文物和歷史論述,喚起民族精神。──編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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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學因緣  ——感念夏志清先生  (白先勇)

  夏先生本人從不講究虛套,快人快語,是個百分之百的「真人」,因此我在他面前,也沒有什麼顧忌,說的都是心裏話。打從頭起,我與夏先生之間,便建立了一份亦師亦友、忘年之交的關係,這份情誼,一直維持了半個世紀,彌足珍惜,令人懷念。  ——白先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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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作人手稿拍賣風波 (郭 威)

  二○一二年五月,嘉德在北京拍賣周作人一九一八年所寫《日本近三十年小說之發達》手稿,周作人的孫子周吉宜得悉此事,即聯繫嘉德公司法務部,申明自己身份,指出該手稿為文革抄家失物,按國家政策應予退還,要求嘉德停拍,並告知是誰人委託拍賣,擬依法索回,嘉德卻以「周家不能提供該手稿的所有權證明」為由,拒絕停拍。周吉宜就此事先後聯絡警方、商務部、工商局、法院等機構,卻屢遭拒絕,本刊訪問周吉宜道出事情始末。——編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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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自由  ——史鐵生的寫作精神 (王克明)

  史鐵生以他的「寫作之夜」,告訴我們常識性的文藝屬性的客觀存在。「為藝術的藝術」,是自由地表達和探索的藝術;「超階級的藝術」,是拋棄了政治控制的藝術;「和政治並行」的藝術,是在人的精神解放過程中表現自由嚮往的藝術;和政治「互相獨立的藝術」,是人性的藝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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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金庸的中國歷史觀」談起 (卷首語-潘耀明)

  報載日本的一齣反戰電影《小小的家》,女主角黑木華榮獲第六十四屆柏林國際電影節最佳女演員銀熊獎。  電影導演山田洋次在柏林影展記者招待會上表示,原著小說描寫的正是其少年時代生活的東京,彷彿自身的故事成為拍攝電影的動機。他說,了解戰時日本人民生活以及戰爭如何發生的人逐漸減少,自己作為親歷戰爭的最後世代,肩負起展現戰時面貌給今天觀眾的使命感。①  山田洋次是一個具有深刻反思的電影人。針對日本首相安倍晉三參拜供奉二次大戰甲級戰犯的靖國神社,他在接受美國雜誌訪問時,憶述自己年輕時正值二戰時期,當時的日本人都覺得不可能在戰爭中敗給英國及美國,報章亦只稱日軍節節勝利,但事實上情況惡劣。直至一九四五年美軍登陸日本前,日本人還打算以竹矛等武器戰至最後一兵一卒,這時他突然醒悟戰爭的荒謬。他坦言擔心隨着時間過去,人們終會忘記戰爭中發生的事情,而這是各地都存在的問題。  安倍晉三去年推行秘密保護法,山田曾與近三百名電影人聯署反對。  奇怪的是,日本的民間反對日本軍國主義的文化力量,罕有地在中共官方的傳媒加以報道。  代表中日政府的領導人,在口頭的言論上,已達到劍拔弩張的地步,因此中日不惜一戰之說,甚囂塵上。  近年中國在外交戰略上,由鄧小平的「韜光養晦」政策──不當頭、不稱霸,一躍而為以軍事強國的硬朗姿態出現,令人感到錯愕。  我們如果對中國古代和近現代史作一考察,中國往往受到外族入侵,被打敗的機會多,卻從來沒有滅過族。金庸認為,中國之所以沒有滅族,「我們中華民族遇到外族入侵時,常常能把外族打退,打不退的情況也很多,但卻很難被征服。這是因為一方面我們有一股韌力,一股很頑強的抵抗力量;一方面我們又很開放,在文化上同它們融合在一起,經過一段時間,大家變成一個民族,我們的民族從此又壯大起來。」②  金庸又說:「中國人不太擅長打仗,與外國人打仗時,輸的多,贏的少,但是我們有耐力,這次打不贏沒關係,我們長期跟你幹,打到後來,外國人會分裂的。」但「我們遇到困難的時候,內部要積極進行改革,努力克服困難,改革成功了,我們的民族就會中興。同時我們還要對外開放,這點更為重要,因為中國人有自信心,我們自信自己的民族很強大,外來的武力或外來的文化我們都不害怕。」③  湯因比逝世前,窮他畢生研究中西文化,得出的結論是:「世界的希望寄託於中國文明和西方文明的結合。他認為西方文明的優點在於不斷地發明、創造、追求、向外擴張,是『動』的文化。中國文明的優點在於和平,就好像長城,處於守勢,平穩、調和,是『靜』的文化。現在許多西方學者都認為,地球就這樣大了,無止境地追求、擴充,是不可能的,也是不可取的。今後只能接受中國的哲學,要平衡、要和諧,民族與民族之間要相互協作,避免戰爭。」④  五四以迄,中國全盤接受了西方的思想和理論,卻把自己的傳統文化的優勢丟了。  鄧小平的「韜光養晦」與孫子兵法的三十六計之第四計「以逸待勞」是相一致的,後者的原文云:「困敵之勢,不以戰;損剛益柔。」此計意謂困敵可用積極防禦,逐漸消耗敵人的有生力量,使之由強變弱,而我方因勢利導又可使自己變被動為主動,不一定要用直接進攻的方法,同樣可以制勝。  中國領導人是否也可汲取祖先的教誨和經驗,採取「以逸待勞」的策略;一方面促進日本民間的反戰力量發展壯大和反戰情緒的滋長;另一方面在國際上取得受二次大戰影響國家和人民的同情和支持,調動和團結一切積極力量,逐步乃至完全孤立日本好戰分子,讓其成過街老鼠而自取其辱,而不是空喊口號擺出戰鬥格姿態、令人望而生畏,來得事半功倍。中國由此還可以贏得時間進行內部改革,像湯因比所說的,把西方「動的文化」與中國「靜的文化」兼收並蓄,加以融化,如此一來,真正的「中國夢」也許能實現!  注:  ①山田洋次在柏林影展記者會上講話,《明報》,二○一四年二月十七日   ②③④查良鏞:《金庸的中國歷史觀》,本刊一九九四年十二月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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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應郭楓先生文 (羅青)

  讀罷貴刊十一月號郭楓(一九三○—)老前輩,以與紀弦雷同的「自我文學觀」嘲諷紀弦(一九一三—二○一三) 的弔文,一般讀者不免「錯愕」,台灣讀者則定感「娛樂性」十足,可惜郭先生這種論新詩的「捧腹」大文,在台灣島內無由得見。盼貴刊今後多多向他邀論詩稿件,以娛台灣讀者。我同期發表紀念紀弦的文章中,有幾段因篇幅關係刪除的敘述,或可為郭文做一注腳:  最有資格寫紀念文的,當是新詩界的局內人,例如他的學生、朋友或敵人。他的學生中有天才,有庸才,也有蠢材,有真學生,也有冒充的。他的朋友中,有真情的,有假意的,也有當面捧場,背面下刀的。他的敵人中,有一種是「理念敵人」,對紀弦詩藝詩學的弱點,瞭若指掌,不時拼命厲聲指責,對其優點,卻也心知肚明,常常暗中自歎弗如。  另一種,是「忌恨敵人」,這類人,多半是對詩一知半解的「廢材」,到處打着愛詩的幌子,其實只是好名若命,而下筆卻總是囉嗦愚蠢,畫虎類犬,困頓哀怨,無計可施,遂興起忌妒大詩人的歪念。這樣的角色,雖說是連妒恨都恨不到重點的三腳貓,但狠毒起來,卻也十分勇於無中生有,多所發明,於是造謠、誣告、政治陷害,無所不用其極,讓人看了可氣又可笑。把事情亂攪一團後,他反倒無事人般,在旁邊吹着口哨,裝無辜,看熱鬧。由這些人來寫「以前沒敢寫」的紀念文章,虛虛實實,機關處處,內幕八卦,恩怨情仇,有如一場盛宴,最有大快朵頤的娛樂價值,錯過可惜,然這樣的作品,惜不多見。可見,人活過百歲,也是一樁意想不到的優勢,常讓提早離席的敵友,都無機可乘,無話可說,無計可施。  紀弦先生在台時,生活十分清苦,毫無以詩文謀高官厚祿的本領。下文可證:  上樓入室,小坐未定,他又引我出來,弄得我一肚子疑惑,又不便質問。他開始介紹在通往樓頂陽台樓梯間,所安置的小書房,「家裏實在太擠,我的書房,只好安排在這裏,可以更接近天堂些!」他爽朗的笑着解釋,在不見天日的樓梯間裏。  日後,我在「路門五傑」之一紀老大弟子楊允達的文章中,豁然解惑:「吾師紀弦是漢代大儒路溫叔之後,書香世家。他避難台灣時期,一直在成功中學教書,憑藉的薪俸,養活他的母親、妻子、四個兒子和一個女兒,全家八口,還有一隻貓,住在台北濟南路成功中學大雜院式的教職員宿舍,真是擁擠不堪。六十年前,成功中學宿舍建造簡陋,他分的一房一廳,面積約十二坪,紀弦師和師母、珊珊,以及太師母,四個人加一隻貓,擠在一處;他的四個兒子……,另在一處大統艙式的木造屋內,睡上下鋪,艱苦備嘗。」現在想想,當時能受邀入室一坐,已屬不易,若要久留,一定會為他全家人帶來諸多不便。  紀弦退休後,匆匆離台,能夠在美安享晚年,也是一種合情合理的選擇。至於有關紀弦在新詩史上的功過得失,厚達四百餘頁的《台灣現當代作家研究資料彙編:紀弦卷》(台灣文學館,二○一一),已有扎實的確論,值得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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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張志新譜《紀念曲》 (阿鏜)

  一九八二至八三年初,當我寫完《紀念曲》,有如卸下重負。  那是一般人不大容易了解的重負:一個當年的紅衛兵,雖然沒有直接做過傷天害理的事,可是,「文革」初期卻曾跟着毛、江造反,是那股摧殘人性,毀滅文化惡流中的一滴水。當遠離是非之地,靜靜地閱讀一篇篇記敘無數文化人以至共產黨功臣,在文革中遭到慘無人道對待的文章時,我深深地反省、自責、懺悔,想做點什麼事來補過、贖罪。我是個音樂工作者,唯一能做的事,就是寫一首曲子。  眾多「文革」冤魂與英雄,張志新讓我最震撼、感動。那是一位集良知、大勇、大愛、大智於一身,卻遭到人類歷史上以最野蠻、最殘酷方式被奪去生命的女性。  我醞釀數年,以上萬顆音符,為她堆砌了一座無形紀念碑。  一九八三年秋,帶着《紀念曲》手稿,我移居台灣,在剛成立不久的國立藝術學院(現台北藝術大學)任教。非常幸運,第二年,就與上揚唱片公司簽定了出版《鄉夢》小提琴作品專輯的合約。於是,有了《紀念曲》第一個正式錄音。後來,該曲的管弦樂伴奏版,也幸運地在一九九九年底由深圳交響樂團首演。  本來,我一直想等此曲有更理想的演奏版本與錄影,才放上網路。可是等了多年,都苦無機會。一轉眼,我已經退休,不能再等了。於是,把這兩個舊錄音找出來,重新製作,加上中英文解說字幕,公之於世。在YouTube網上分別有《紀念曲》管弦樂版和鋼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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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小魯--人生小語

有希望,就有未來潘朵拉魔盒是詮釋人性的古希臘神話。當潘朵拉魔盒開啓之時,貪婪、殺戮、恐懼、痛苦、疾病、欲望諸惡皆出,但人性保留了最後的救贖——希望,向善的希望。不論民族危亡,還是個人困頓,有希望,就有奮鬥,就有未來。願馬年是希望之年,百廢能舉,萬象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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語文教育不可誤人子弟 (蔣 泥)

  中小學教育中,最核心的目標不是介紹知識,培養技能,而是涵養健美的人文情懷,其基本載體是語文。語文承載着一個民族文化的全部精神、靈魂與品性,多年以來我們卻極少顧及。何以識之?還是翻開我們的語文教科書吧。  問題較多的是小學課本,流於說教和矯情。單看篇目,我們可以想像一下裏面的內容,譬如:升國旗、我叫「神舟號」、他得的紅圈圈最多、陳毅探母、「二○○八,北京!」、孔繁森、歌唱、二小放牛郎、臥薪嘗膽、軍神、孫中山破陋習、虎門銷咽、宋慶齡故居的樟樹、在大海中永生、愛滋病小鬥士、林沖棒打洪教頭、長征、彭德懷和他的大黑騾子、大江保衛戰、聶將軍與日本小姑娘、把我的心臟帶回祖國。(排序:從低年級到高年級。江蘇教育出版社出版的教材選目。簡稱「蘇教版」。)  鄧爺爺植樹、「紅領巾」真好、「雷鋒叔叔,你在哪裏」、一面五星紅旗、「中國國際救援隊,真棒!」、為中華之崛起而讀書、小英雄雨來、黃繼光、圓明園的毀滅、狼牙山五壯士、開國大典、青山處處埋忠骨、毛主席在花山、把鐵路修到拉薩去、詹天佑、軍神、我們的方陣、十六年前的回憶、燈光、為人民服務、一夜的工作。(排序:從低年級到高年級。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的教材選目。簡稱「人教版」。「人教版」、「蘇教版」是目前使用最廣的兩套教材。)  可能編書人總想着強化小學生「修身養性」的教育吧?不過這樣的教材只會繼續誤導一代又一代,要說編者愚頑不化,恐怕言重了,他們都很盡心,有時也無奈。「中間人」與「童子功」  欲新一國文化、精神之氣象,必先優化教科書選文,其所傳達的理念、精神、氣節,影響到一個人的終生,因為這正是長身體、長知識、長經驗,形成自我品性、意識的黃金年代,潛移默化是融在血液裏的,長大所學,無論如何去用功,都進不了血液。俗謂「童子功」。  記得錢理群老師曾說,他只能做魯迅所說的那種「中間人」角色,因為自己沒有多少「童子功」。他一九三九年在重慶出生,後隨父母到南京讀小學,在南京師範大學附屬中學讀中學。父親錢天鶴先生,是農業學家,曾任金陵大學教授,抗戰時期擔任國民政府農林部次長,一九四九年丟下妻子和孩子,去了台灣。一九五三年,錢理群由於申請加入青年團員被拒,深受打擊。「我的入團介紹人,也是我的好友,一臉嚴肅地告訴我:必須從思想、政治與行動上與『反革命』的父親劃清界限」。一九五六年,錢理群考上北京大學中文系,後轉中國人民大學新聞系,一九六○年畢業,流放貴州安順教書,一待十八年。一九七八年重回北京,考取北大中文系讀研。其讀書過程是分裂的,所學教科書自然存在重大缺憾。  可資對比的是國學大師陳寅恪先生,長錢理群五十歲,同樣是名門之後,十歲時遷南京,讀於家塾,學四書五經、英文、音樂、繪畫等,先後延聘國學大師王伯沆、柳翼謀、周大烈為教師。自小打下深厚的國學根基,熟背十三經。成年後遊學日本、歐洲、美國等長達十三年,終成一代宗師。  這是兩代最優秀的天才人物,早年受教差異——「童子功」不一樣,帶來的治學路徑、成就大小不同的例子。錢理群的《新語文讀本》  錢理群對自己所長所短有着清醒的認識,痛定思痛,他一直想從事中小學教育,讓後來的孩子少走彎路。便親自操刀,主編《新語文讀本》,被譽為一九四九年以後最好的教科書。可是,這套書一般只作為「學生課外讀物」,而非指定的語文教材。屬「民間」自發行為。《新語文讀本》選到了其他教材裏少有的梁實秋、林語堂、陳寅恪、錢鍾書、陳獨秀、蔡元培、聶紺弩、楊憲益、林賢治、李長之、傅雷、顧隨、龍應台、羅曼·羅蘭、惠特曼、威廉·福克納、赫爾岑、卡夫卡、盧梭、愛默生、蒙田、福克納、索爾仁尼琴、梭羅等人的文章。以銳氣、美文見長。足見人教版、蘇教版所缺。  《新語文讀本》小學版在選文上確實費去不少心力,不過它和中學版一樣,偏厚,一個學期怎麼能學好學透學精?民國時期的課本不然,雖然它一般分為啟蒙、常識、歌謠、修身、故事、童趣等幾大類,但每類教材都很精簡,指向和目的也有所分別。李慎之先生在世時,就曾對我說,他最懷念的還是小時候自己所學的公民課讀本,最想編一本類似的書,做一個公民課教師,給孩子們講解什麼是國家,什麼是憲政,什麼是民主,什麼是自由,什麼是法治,什麼是選舉等等,其內容可見一斑。  今天,我們能夠看到的民國時期完整的中小學教材,都各有特色。譬如一九一六年,中華書局編輯出版中華初等小學「新式修身教科書」,主張「若要兒童有堅定的信仰,就應當追求傳統的道德」。  一九一七年,商務版《國語教科書》由莊俞、張元濟等人編成,封面介紹說「小學初級學生用」,只有上下兩冊,每冊二百零八課。從兒童居家、處世、讀書、見聞等取材,多數編成以孩子為主角的故事,圖文結合,介紹自然、農商、歷史、生活小常識,全面、深入、精微、純樸,成為民國年間影響最大的語文教科書。內容包括:清潔、起居、節飲食、惜物、惜時、孝親、睦鄰、好學、去爭、愛同類、濟貧、勇敢、鎮定、戒惰、蝙蝠、鸚鵡、蟋蟀、灑掃、文彥博、陪客、打麥、插秧、乘涼、烹飪、職業、擊球、兵器、西瓜、鏡、車、象、筆、草帽、楊柳、蠶、絲、黃帝、嫘祖、太湖、虎丘、嵩山、傳書鴿等。這些文章,比較成體系,近取其身,生趣盎然。連介紹到的那些人物,也都是歷史上的,幾百年以外的,每個人都是截其一點,風格樸素,親切自然。文字更考究。亦文亦白,盡量用白描,深具漢字之簡潔美、意境美、音韻美、含蓄美。融入了多麼深闊的傳統文化的因數在內。  讀這些美文,我們既能吸取知識,了解社會,又能熱愛生活,懂得禮儀,學會基本的交往、處世、為人、修身之道,沉醉於優雅乾淨的文字意境中。  (作者是內地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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