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北上港人」:淘金讓位淘空間 (寧冉遠)

  最新統計數據,香港每十個工作人口中就有一個在內地長期工作,但「不是所有人都是來內地淘金的」。   五十六歲的謝吉伯二○○六年定居北京,他憑一己之力在內地推行「全科家庭醫生」理念。這件很多人認為是「吃飽了撐着」的事,他已經做到了第八個年頭。   「越來越多港人選擇來內地發展,為的不僅僅是『淘金』,更多是為了發揮自己的才能,實現自己的價值。」中山大學教授林江表示,大約五年前開始,這種趨勢越來越明顯。   從淘金的角度看,港人北上的「黃金時期」似乎已經過去。而今,一些港人包括剛畢業的大學生,願意拿低於香港的工資到內地工作。在他們看來,「淘金」已不是目的,重要的是內地有發揮自己的空間。 事業的終點和起點  「很多香港人在內地創業或工作,根本上是希望這個國家越來越好。」謝吉伯說,幾個與他年齡相仿、經歷相近的香港朋友在內地或開餐館,或辦企業,初衷都是希望給內地帶來優質的服務業和優質的管理。   謝吉伯選擇留在內地的原因是內地的「醫改」。自上世紀八十年代謝吉伯在劍橋大學學醫時起,幾乎每年都會來內地交流學習。多年來對內地醫療體系的了解,謝吉伯發現近年來內地看病貴、看病難、醫患關係緊張等問題趨於嚴重。「而我在英國看到『全科家庭醫生體系』很好地解決了這些問題。我定居北京,是希望能夠幫助內地建立類似的體系。」謝吉伯說,自己會盡餘生之力來做這件事,不會退休。   謝吉伯把內地作為事業的終點,Teddy和Eric兩位年輕人卻將內地作為自己事業的起點。   十三年前,還是初中生的Teddy隨母親北上定居北京。二○一○年,他從北京一所著名大學經濟學專業畢業。   是留在北京還是回香港發展?由於離開太久,Teddy決定到香港感受一下「就業市場和幸福程度」再做選擇。他一邊在香港中文大學念金融學課程,一邊兼職做保險理財銷售工作。在賣保險的過程中,Teddy發現,內地人簽單數量雖少,但金額一般都比較大。於是他到內地人集中街區「掃街」,業績不錯。這一經歷讓他看到內地巨大的市場潛力,於是下決心回到北京,協助母親打理醫療器械公司。   「香港本地的市場非常成熟,自己要做出業績只能瞄準內地這塊大蛋糕,很多行業都是這樣。」Teddy說。   Teddy的大學同學,同是港生的Eric認為,香港已「固化」的,除了市場,還有職場。「港人的職業路徑比較固定,每個人都要讀大學,出來就進入金融業或者做律師。」二十六歲的他不喜歡這樣的生活,於是留在北京創業。   Eric大學畢業後,和一位朋友合夥開了一家公關公司。「北京務虛,適合做創意文化產業;廣州務實,適合做產品生產加工等等;上海則是成熟的商業社會,未來會成為又一個金融中心。」Eric學的是傳媒專業,他認為,在北京創業會有更大的發展空間。「香港作為經濟體來說很發達,但另一方面,太過依賴金融業,發展模式單一,其他行業幾乎沒有發展空間,最終還是要倚賴內地的廣闊市場。」 學會「關係」是做事前提  「在內地做事,學會『關係』非常重要。」這一點謝吉伯深有體會。   不是政協委員,不是人大代表,完全游離於政府體系之外的謝吉伯,一心想着改變內地的醫療體系。     謝吉伯告訴記者,在內地醫療體系中提出倡議並不像香港那樣可以自下而上進行,而是先要從頂層開始,自上而下。為了讓自己「全科家庭醫生」的想法和內地固有社區醫院體系接軌,謝吉伯開始學習如何和政府打交道。「直接找社區醫院是不行的,要先找一個衛生局的局長,然後再聯繫社區醫院的院長。有時候,花在這上面的精力比做事還多。」如今,他已在多家社區醫院兼職做全科醫生培訓,並在全國各地演講推廣全科醫生理念,這讓他感到事情已經在一步步推進,更加有信心。   同樣的道理,Teddy發現在商業上也適用。「在內地,市場營銷就是關係營銷,時間要花在最值得的人身上。」   與在港澳推介醫療器械產品不同,Teddy在內地推介產品很難預約到客戶,只能見縫插針。有時候等上一整天,只為能在客戶出門上車的時候和他說上一句話。相比之下,花時間打聽他們的個人愛好,「投其所好」比推介產品更重要。他覺得,很多時候,在內地的營銷技巧與產品的相關知識並沒有任何關係。   「香港重法制,按程序走,而在內地,靠的是『關係』,有『關係』很多事情好辦了許多。」這是Teddy對兩地商業社會的體會。 新「北上港人」須防「水土不服」   其實,「港人北上」是老話題。上世紀八十年代,不少善於捕捉機會的香港人開始到內地做生意,是改革開放後第一批北上港人。九十年代,隨着跨國公司業務在內地的發展,能與國際接軌的管理人才成為內地的「急需」。跨國公司利用高於市場水平的薪水吸引港人北上,大批香港人到內地做「開荒牛」。於是,香港向內地輸送的「人才流」逐漸替代了以往的「資金流」。   二○○一年中國入世後,又掀起一次「港人北上」浪潮。到了二○○二年初,整個香港幾乎都在談北上就業。而此時,香港人才在內地的待遇基本上已經與香港接軌,不再享有曾經高於市場百分之十五到二十的「特殊津貼」。五年以前,香港人才比內地人才「貴」兩至三倍。現在只比內地「貴」一點五至兩倍,整個市場的價格降了一半。   薪酬不如從前,人數卻沒有因此而減少。去年九月,香港特首梁振英在一次講話中透露,在廣州、上海、北京長期工作的香港人,大約有三十七萬,而香港工作人口的總數是三百八十多萬。   「目前,內地大多數行業的薪酬都不如香港。」據中山大學教授林江介紹,可以在中環找一份月薪三四萬港幣工作的年輕人,在內地頂多領一萬多元人民幣。林江認為,薪酬差異是北上港人能否適應的「水土不服」第一條。降薪北上,是潛心發展,還是作為跳板,職業規劃須做考量。   其次是溝通習慣和價值觀不同。例如Teddy表示自己特別不理解為什麼賣東西還要「返點」(如果分銷商成功將東西賣出,供應商要多付一筆錢給分銷商),他認為,當第一個賣家因為激烈競爭這麼做的時候,整個行業環境都被破壞了。此外,Teddy認為,公司應該做百年老店,慢慢來,而內地很多人的想法是,希望能夠盡可能賺「快錢」。   醫療、教育、置業、購車等在內地與戶籍制度掛鈎的福利與政策,也成為港人在內地定居發展的阻礙。如內地一些城市購房政策的調整,讓許多港人在內地置業受阻。購車限號,也讓一些北上港人感到出行不便。曾有在內地發展的香港女演員接受採訪時表示:「我沒有搖號(意指抽籤買車。由於北京車多,從二○一○年十二月二十四日開始,對符合條件的企業、社會團體法人和個人,將以搖號方式,無償分配小客車配置指標)的資格,只好天天坐地鐵。戴着墨鏡擠地鐵真的很不方便,特別是需要穿高跟鞋的時候。」   林江建議:「港人北上之前,要充分了解『國情』,接受差異,也許和而不同,但還是要做好與當地融合的準備。」  (作者是本刊特約記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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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境媽媽 (徐渭芝)

  一談到「雙非子女」、「跨境媽媽」,香港人首先會想到「衝關」急症室、分薄香港資源和福利等。二○一三年底,終審法院裁定在香港居留不足七年的香港永久居民不能申請綜援是違反《基本法》時,內地與香港的矛盾更趨激烈。本文寫於終審法院判決前,有關部分跨境媽媽的心聲,值得我們一讀。也許發出反對聲音的同時,也應該了解一下他們,從中或許找到辦法,既幫助他們,也幫助自己。——編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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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 must outlive them all(外一章) (卷首語-潘耀明)

  教學自由以及書報上的言論自由,是任何民族的健全和自然發展的基礎。  ──(美國)愛因斯坦  瑞典學院院士馬悅然、陳文芬伉儷應香港中文大學邀請而來,日前我與同事去探望他們。  馬教授惠贈由他翻譯成英文和中文的《托馬斯.特朗斯特羅默俳句》。每首俳句都並列瑞典原文和中英文的對照。  一書三文,很罕見。我偶爾打開書,映入眼簾的三行俳句恰好是:  逃犯給逮住  他兜兜兒裏裝滿了  金色的蘑菇。①  那天香港報紙的頭條是襲擊《明報》前總編輯劉進圖的疑犯從內地被押解到香港。「金色的蘑菇」更像是銅鈿。給逮住的逃犯是有黑社會背景的,相信是被銅鈿買起的兇手。  托馬斯.特朗斯特羅默(Tomas Transtromer)是二○一一年諾貝爾文學獎的得主。  在此之前,馬教授把托馬斯的代表作《悲傷的鳳尾船》、《巨大的謎語》翻譯成中文,我曾推薦給一家香港出版社出版。  當劉進圖兄遇襲受重傷的當兒,我的腦海倏地浮現托馬斯那首《不安全的國度》中的兩句詩:  正如一個伏在地上的花蝴蝶幾乎看不見,  魔鬼和打開的報紙混在一起。②  詩句的意思與現實的香港也許是風馬牛不相及,但牽強中又那麼若合節拍。  溫文爾雅的報人劉進圖與伏在地上溫馴的蝴蝶的處境相同,在不安全的國度,同樣是危機四伏,令人有一種大禍臨頭的預兆:人心叵測的巨足不知什麼時候大石砸死蟹。  時人打開香港報紙,與魔鬼相關的新聞無日無之,魔鬼與講真話的報紙水火不相容,卻頻頻出現報端。  我們大有侷促在「悲傷的鳳尾船」、風雨飄搖之歎!  我本來不想曲解詩人的旨意,但現代詩的解讀正是因人因地而異,因它提供聯翩的想像空間。  套一句行話﹕如有雷同,純屬巧合。 * * * * * *  倏地想起,今年是中國著名報人和記者蕭乾(一九一○—一九九九)逝世十五周年。  在蕭乾青年時代,與同輩人一樣,追求光明、進步,但「天生的自由主義者」的他,最害怕那些抽象的理論和框框條條,所以自稱是「未帶地圖的旅人」,因為他覺得生活比主義更重要。  他寫道:「理論,理論,充其量只不過是張地圖,它代替不了旅行。可我要的是體驗這個光怪陸離的大千世界。隨你這個書呆子念地圖去吧!我嘛,我要採訪人生。」③  自由主義也許是記者的天性,唯其不黨不私,才能以超越的態度,深入採訪人生、體驗真正的人生,才能講出真話。  當「自由主義者」遇到泯滅人性的專制社會,蕭乾只有退而思其次。他表示,他在有生之年不再違心說話,即使不能說真話,但也可以沉默,而不說假話了。  這個自由主義者在文革曾觸電自殺不遂,死不了的他從而省悟到:自殺不能制止暴行的繼續。他的夫人文潔若悄悄在耳畔勸喻險死還生的丈夫:「We must outlive them all!」蕭乾聽罷心裏豁然亮堂,暗下決心:「我們一定要比他們都活得更長!」④  對仍然躺在醫院的劉進圖及那些在魔鬼陰影下奮鬥的新聞工作者,我們不禁要大聲疾呼:We must outlive them all!注:①馬悅然:《托馬 斯.特朗斯特羅默俳句》,ScandBook, Falun,二○一三年②托馬斯.特朗斯特羅默:《悲傷的鳳尾船》,大山文化出版社,二○一三年③蕭乾:《未帶地圖的旅人——蕭乾回憶錄》,香江出版公司,一九八八年④蕭乾:《我只敢在勉強允許的範圍內說真話》,共識網,二○一○年十二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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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報月刊》聲明

  網上有一則所謂「明報月刊就章立凡先生一稿多投的聲明」,指章立凡先生未經本刊同意將刊於本刊二月號的文章《作繭自縛的「歷史虛無主義」》在德國之聲中文網站刊出。本刊謹此聲明:本刊從未作出任何關於章立凡先生的聲明,亦沒有「今後將拒絕使用章立凡先生的稿件,或者是對德國之聲中文網提出起訴」的說法。有關冒認本刊發聲明一事,本刊保留追究權利。《明報月刊》編輯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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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仲謀--人生小語

待人以誠,互相包容今日社會,國與國之間滿布戰爭疑雲,全球恐怖襲擊的氣氛正逐步升級。不禁要問:在大力提高物質生活的同時,我們的文化是否欠缺了什麼?過去十年,我在學校推廣中華文化,深感孔子所主張的「仁」,實在深中肯綮。何謂「仁」?簡單來說,即是「愛人」的意思。曾子說得明確一點:「忠」和「恕」是 「仁」的具體表現。朱熹進一步解釋:「盡己之謂忠,推己之謂恕。」盡力做好自己的本分,如教師傳道授業,學生努力學習,公務員一心為民,雇員盡忠職守,兄弟友愛,兒女孝順……大家做好自己的分內事就是「忠」。什麼是「恕」呢?將心比己,「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就是恕。讓我們由個人的修養做起,待人以誠,互相包容,以達至人與人之間的和諧共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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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Sixth Extinction: An Unnatural History

  海外地球第六次滅絕,跟我有關係嗎?  第六次滅絕(The Sixth Extinction)或稱全新世滅絕(Holocene extinction),是指地球物種在一萬一千五百年前至現在可能出現持續和大規模消失死亡的情况。「第六次」,是因為地球過去已出現過五次物種滅絕事件,物種多樣性大幅收窄。科學家相信,五次滅絕事件皆由自然環境急劇變化引發,而造成第六次滅絕的元兇,有可能是人類,滅亡的物種,也可能包括人類。本書作者追蹤各範疇科學家──地質學家、植物學家和海洋生物學家的研究成果,以及參與實地考察,整理了一份在人類發展過程中滅絕了或瀕臨滅絕的物種名單。藉着介紹第六次滅絕概念的演變,以及記錄物種並不自然的滅絕速度,本書為讀者展開了新的環保視角,逼使讀者重新思考人類自己造成的問題。  (紐約 燕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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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民主轉型中的西藏問題》

  香港探索「西藏問題」的出路  西藏問題是中國民主轉型繞不開的重大課題,此書旨在讓讀者短時間內把握「西藏問題」的整體,了解最重要的史實,最關鍵的環節和「西藏問題」演變的來龍去脈。此書明確地指出,首先,「西藏問題」是人權問題。中共的馬列主義無神論意識形態和崇尚「階級鬥爭」的社會政策,曾給藏區僧俗人民帶來深重的災難;其次,「西藏問題」又是制度問題,中共的一黨專權制度造成了少數民族自治權利的被侵害;第三,「西藏問題」還有着深刻的歷史背景,它不僅限於一九五一年中共全面控制西藏、一黨專權制度造成的衝突,而且帶有傳統意義上民族衝突的性質,實際上是這兩種不同性質的衝突在特定時空背景和歷史演進中的混合;第四,「西藏問題」不僅反映當下,而且和中國未來相關。在中國民主轉型成功的條件下,西藏問題的解決將有助於未來中國憲政民主制度和人權制度的建構,也有助於未來中國作為多民族統一國家民族關係的整合和國家結構的重構;而如果中國民主轉型失敗,西藏問題則可能意味着大麻煩的到來。  (香港 孟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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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珍惜每個生命  陳尹瑩編劇導演專訪 (澂 郴)

  陳尹瑩修女是出色的編劇和導演,一月十七日的訪談,如同聽親切和藹的老奶奶說故事。不知不覺,大家都入迷了,幾乎沒察覺接近三小時悄悄流逝。最動聽的故事並非神話,而是因為陳尹瑩珍惜並尊重每個生命,致力戲劇工作和服務犯人。一般資料如此介紹陳尹瑩:一九九三年獲紐約市府表揚,與貝聿銘、馬友友等三十五位人士共列為美國華裔文化先驅;一九九四年獲哥倫比亞大學頒贈傑出校友殊榮,為該校逾百年歷史上首位獲此榮銜之香港華人。看了訪稿,讀者會同意杜甫《佳人》詩句恰好描畫她的精神氣質:「摘花不插髮,採柏動盈掬。天寒翠袖薄,日暮倚修竹。」——編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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