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敦義的國民黨能東山再起?國家論述與三條出路分析 (林泉忠)

經歷了二○一六年一月十六日總統大選與立委選舉的歷史性挫敗後,國民黨先後迎來了深藍的洪秀柱與本土派的吳敦義兩任路線南轅北轍的黨主席。然而,即使蔡英文主政後的支持率每況愈下,卻也未能清晰看出國民黨得以有效擺脫後太陽花時代一蹶不振的頹勢。究竟國民黨重生的關鍵點在哪裏?不僅是所有國民黨的支持者,相信也是所有心繫台灣前途與兩岸關係走向的朋友們的關心所在。 被捨棄的過渡人物洪秀柱洪秀柱與吳敦義先後當選國民黨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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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政體的威權主義化 (林泉忠)

香港回歸後政治體制的發展方向,在《基本法》早已有相關規定。自一九九七年回歸中國至今,特區政府理應遵照《基本法》的規定而實施。然而,在香港迎來回歸二十周年的今年,卻引爆一場香港的政體究竟是「行政主導」,還是「三權分立」的爭論。諷刺的是,捲入該場爭議的主要當事人,全都是中國《憲法》及香港《基本法》定義中的為政者,凸顯了回歸二十年來的中港政治菁英在香港政治發展方向上,存在着嚴重的思想分歧,暗喻當下及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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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正在構築現代版「朝貢體系」? (林泉忠)

一個在經濟與軍事領域快速崛起的中國,不僅改變了自己,也正在透過其不斷膨脹的國力影響周邊地區乃至世界。究竟重新「崛起」後的中國,將如何構築與周邊乃至世界的關係、型塑一個全新的國際秩序?一直是進入二十一世紀以來,國際關係研究的一個熱門話題,尤其是在二○○八年金融海嘯爆發,人們開始普遍意識到「西方走向衰弱」之後。 馬蒂斯的「朝貢體系」批判近期引發相關討論的,「意外的」並不是來自於一般意義上的學者,而是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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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朗普時代中美台關係前瞻 (林泉忠)

基於涉及中共統治合法性的根本問題,「台灣問題」自從一九四九年中共建政以來,即成為北京對外關係的「重中之重」。冷戰時期的七十年代,基於應對蘇聯等共同利益,「北京─華盛頓」戰略性靠攏,世界格局為之一變。除了美台斷交的必要措施,奠定影響至今的中美關係不可或缺的重要基礎,則是基辛格時期確立的「一個中國」原則。此一美國恪守數十年的基本對華政策,並不因冷戰的結束而有所改變。然而,這個「沉睡」已久的「一中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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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邊陲地帶傳承中華文化 (林泉忠)

本文所涉及的是中華文化的深和廣、時間和空間的相關問題,尤其側重在廣度與空間部分,並聚焦在兩大議題上。其一,在漫長的歷史長河中,究竟中華文化是透過什麼樣的機制、途徑,對周邊的國家與地區進行文化傳播與擴散?其二,在中國政治動盪、傳統文化遭遇摧殘的特定歷史時期,「邊陲」地區又是如何承擔傳承中華文化的歷史使命?中華文化博大精深、包羅萬象,幾乎涵蓋所有社會發展與人民生活的領域。在哲學思想上有儒、釋、道,在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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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月五十 天高月明:《明報月刊》半世紀的豐碑歷程(林泉忠、洪鑫誠)

當提筆要寫這篇講述「明月五十年」的文章時,壓力甚大,一來自是視為一份值得珍視的榮譽,二來自覺才疏學淺,並無足夠的信心將這橫跨半個世紀、在現代華人文化史上佔有一席之地的「明報月刊史」說得清、道得盡。而在綜覽月刊五十年總目錄之後,筆者彷彿當即被捲入一條歷史長河,面對這包羅萬象而充滿厚重之人、事痕跡的歷史畫卷,更覺肩挑重擔,亦不知從何說起,故遲遲未能落筆,只得暫且依時間序列做些歸納與整理的基礎作業,嘗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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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土六子的政治光譜:當自決、港獨進入立法會之後 (林泉忠)

香港「九七」後的政治安排,早在回歸前已經確定在《基本法》的框架下運作,因此理應不會出現連中央政府都無法預測的歷史性政治事件。然而,二○一四年因「普選」問題無法軟着陸,其後北京又未能推出使香港社會趨於穩定的有效政策,令香港的政治運作一直處在高度不確定的危機中。在此時空下,北京在回歸前早已寫好的「劇本」中並不存在的戲碼一個接一個上演,讓人目不暇給。短短兩年,除了二○一四年香港史上最大規模的反政府「雨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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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海仲裁與脆弱的兩岸關係 (林泉忠)

舉世矚目的南海仲裁案結果於七月十二日出爐,被視為「全面敗訴」的中國政府不僅發出早已寫好的「不接受、不承認、不執行」的聲明,更動用所有媒體,進行舉國口徑一致的口誅筆伐,怒斥裁決內容是「一張廢紙」。究竟海牙常設仲裁法院的裁決,對中國未來在南海的經營產生多大的制約、對中國外交戰略的推進帶來多大挑戰、中國此次的應對方式對成為引領世界的責任大國造成多大的傷害,是在飆怒之餘需要冷靜思考的課題。此一部分,因篇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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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本土主義」的起源 (林泉忠)

二○一五年十二月十三日,美國康乃爾大學榮休教授班納迪克.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突然離世,再度引發全球學術界對他的名著《想像的共同體—民族主義的起源與散布》如何對人類世界產生深遠影響的討論。《想像的共同體》出版於一九八三年,該書將現代民族主義的出現,解釋為人們透過「想像」的力量,將「印刷資本主義」(print capitalism)在區域內的廣泛傳播而帶來的社會共通性、集體紐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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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能不「愈走愈遠」嗎?——解讀二○一六年台灣大選的歷史意義 (林泉忠)

舉世矚目的台灣第十四任總統選舉及第九屆立法委員選舉在「已知結果」的狀況下塵埃落定。就選舉結果而言,本次大選有三大亮點。其一,儘管早在前一年十一月的「九合一選舉」後,蔡英文已被幾乎所有民調篤定為唯一的熱門人選,結果是:不僅是蔡英文狂贏國民黨候選人朱立倫三百多萬票,順利入主總統府,更在立院選舉中成功帶領民進黨首度橫掃過半席次,名副其實實現了首次「完全執政」。只是蔡英文從馬英九手中接過來的卻是一堆燙手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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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析「天然獨」現象——「中國崛起」下台港社會的離心力 (林泉忠)

二○一五年十一月十七日在香港旺角大球場舉行的中國隊對香港隊的世界盃足球外圍賽,被香港媒體稱為「中港大戰」或「港中大戰」,場內一批香港年輕球迷仿效巴塞隆拿球迷的做法,合力展示出幾幅「Hong Kong is not China」的斗大標語。此一畫面經路透社駐港記者的報道,躍然登上了《華爾街日報》等國際媒體,也使此一極富「港獨」意涵的訴求,首度傳播到全世界。 這一幕的震撼,結合近期香港幾所大學的刊物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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誰是「習馬會」的最大贏家? (林泉忠)

  隨着舉世矚目的「習馬會」(台灣稱「馬習會」)的落幕,從事兩岸政策分析的專家學者們也在馬不停蹄地忙於如何評估這場突如其來的歷史性會晤可能引發的多重效應,包括對兩岸社會的衝擊及兩岸關係未來走向的影響。  馬英九所主政的台灣,經過二十多年的錘煉,如今已是一個相當成熟的民主社會,加上去年「反服貿運動」後社會對政府運作的透明度有更高的要求,在此氛圍下,要掌握「習馬會」對台灣社會的即時影響相對容易。  「習馬會」結束一周前後,台灣各大民意調查機構所進行的相關民調一一出爐。綜合兩岸協會、TVBS、《聯合報》、三立、指標民調、美麗島、競爭力論壇,以及新台灣國策智庫等機構發表的調查結果,得出兩個耐人尋味的有趣特徵:其一,台灣主流社會普遍對兩岸領導人的會晤持肯定態度,然而卻對「習馬會」本身以及馬英九的整體表現出現明顯的分歧。如兩岸協會的調查結果顯示,百分之五十七的受訪者支持兩岸領導人的會面(反對有百分之二十四),指標民調的數據則高達百分之七十三(反對有百分之十五)。此一結果表明大部分的台灣民眾重視兩岸關係的穩定,傾向認為兩岸領導人的會面有助進一步緩和雙方關係。同時,該組數據也暗示台灣民眾歡迎兩岸領導人會晤的制度化,隱含了即使明年總統府的主人換上蔡英文,也歡迎兩岸新領導人繼續舉行會談。《聯合報》和美麗島的民調還直接包含了民眾對未來「蔡習會」的態度,前者有百分之六十七支持(百分之九反對),後者也有百分之五十六支持(百分之二十七反對)。既期許和平,又憂心主權  然而有趣的是,同樣的台灣受訪者卻對「習馬會」態度有所不同。TVBS的民調數據顯示,支持「習馬會」的有百分之四十七,反對的有百分之二十八;競爭力論壇則是百分之四十二點六支持,百分之三十七點五反對。不過,其他幾份民調則相反,反對的比支持的多,其中兩岸協會的調查所得出的結果是:支持「習馬會」的佔百分之四十,反對的佔百分之四十九;美麗島的民調,則是支持的有百分之三十五,反對的有百分之四十二。  至於是否支持馬英九政府就「習馬會」所做的溝通、安排、應對,以及表現,TVBS和《聯合報》的民調雖然顯示有百分之三十七的支持度,比反對的(TVBS百分之三十六,《聯合報》百分之三十四)略多,但兩組數據不相伯仲;其他幾個機構所做的調查,則不約而同顯示馬英九的作為僅獲兩成多至三成民意支持,反對的則是三成多至五成多。  其二,台灣民意一方面期許「習馬會」對兩岸「和平」所帶來的正面意義,卻同時擔心台灣的「主權」會因此而進一步受到侵蝕。TVBS和美麗島的民調分別有百分之五十五和五十八的受訪者贊同「習馬會」有助於「兩岸和平」的說法,反對的僅有百分之二十九和三十一。但是,在「習馬會」是否有助於「主權的維護」方面,問及該問題的三家民調包括兩岸協會、指標民調及美麗島則顯示僅三成表示肯定,反對的則高達四至五成。  整體而言,台灣主流民意歡迎兩岸領導人會面,認為有助台海局勢的穩定及兩岸和平的維繫,同時也傾向認為「習馬會」可能對台灣維護主體性、自主性造成傷害,對台灣主權的流失有所擔憂。而存在這種疑慮的原因之一是對馬英九兩岸政策的質疑。台灣社會所擔憂的是馬英九政府所推動的「兩岸經濟一體化」政策,將使北京在影響台灣政治方面獲得更多的着力空間。這種憂慮也削弱了「習馬會」對台灣總統大選的影響力。  事實上,相關民調也顯示「習馬會」對總統大選及立委選情的影響相當有限。根據競爭力論壇的調查結果,百分之五十四點六的人認為不會衝擊選情,幾乎是認為會的百分之二十九點六的兩倍。新台灣國策智庫的民調則顯示「習馬會」之後,民進黨總統參選人蔡英文的支持度達百分之四十八點四,是該智庫歷來調查的新高;國民黨總統參選人朱立倫有百分之二十點四;親民黨總統參選人宋楚瑜則跌至百分之九點三。  至於不分區立委的政黨票意向上,民進黨的支持度為百分之三十五點七、國民黨百分之二十三點一、時代力量百分之六點二、親民黨百分之四點二,台聯百分之三點三,意味着「習馬會」對國民黨的選情並沒有產生「翻盤」的效應。習與馬的歷史地位  雖然「習馬會」並沒有為一年前的「九合一選舉」後日落西山的國民黨的頹勢帶來逆轉的效果,然而卻也鞏固了馬英九的歷史地位——開啟兩岸和平新局,提升台海和平指數。  與馬英九相比,習近平因「習馬會」而得分的態勢則顯而易見。經過兩年對權力集中的部署及對薄熙來、周永康、徐才厚等對手異己的清除,習近平的權力日趨鞏固,到了二○一五年尤其下半年開始積極以宏大敍述來塑造「創造歷史」的形象。史上最大規模的「九三大閱兵」彰顯習在全面掌握權力後的自信與動員能力。  儘管「九三大閱兵」興師動眾、擾民傷財,然而如此的面子工程在極權體制下,也不過是「一件比較重要的事」而已。相比之下,「習馬會」就沒那麼簡單了,否則就不需要等足了六十六年。之所以棘手,是因為台灣並沒有在大陸政府的掌控之下。在兩岸領導人會面的議題上,台灣方面也有自己的想法,包括地點、稱呼、參與會談人員的「對等」安排等,而每一個環節都可能觸及北京的底線,挑戰大陸對台灣地位慣有的思維。  簡言之,「習馬會」在馬英九冀望的二〇一四年十一月APEC會上實現的構想破局後,各方專家都一致認為在馬任內不會有其他的可能性。而「習馬會」之所以最後能死灰復燃,毋庸置疑,取決於習近平個人的積極態度與果斷決定。  習近平在「習馬會」的決策過程中,自然避免不了對自己歷史地位的思考。所謂「台灣問題」已經延續了六十六年,無論「解放台灣」時期,還是「和平統一」時期,北京對此問題至今仍不得其門而入,眼睜睜地看着台灣「越走越遠」而手足無措。因此,如何在「中國崛起」的新時代,對「解決台灣問題」上有所突破,成了習近平任內不得不思考的問題。儘管「習馬會」並不直接對「和平統一」帶來任何實質性的進展,卻至少在資訊嚴控下的中國大陸仍能產生「邁向統一的重要一步」的社會氛圍。  換言之,習近平力排眾議,以其過人的魄力,寫下了歷屆領導人所寫不出的「歷史篇章」。從這點而言,習在中共歷史上的「豐功偉績」又增添了不可多得的重要一筆。  誠然,在拍板「習馬會」的決策過程中,即使排除了保守的國台辦方面的阻力,還需要有合理的理由在政治局會議上說服其他委員。因此,如何布局應對已無懸念的明年「五二〇」後「蔡英文時代」的兩岸關係,並對民進黨新政府帶來可預期的牽制作用,就成了「習馬會」這盤絕棋能夠成局的關鍵。  誠然,北京深知在大選只剩下兩個多月的短期閒內,即使「習馬會」的震撼力也未必能有效扭轉「蔡強朱弱」的大選趨勢。然而,中南海對棋局的思考不僅早已跨越了一月十六日的投票日,更放遠到「五二〇」新總統就任之後。  「習馬會」的兩步絕棋中,第一步是以現任兩岸領導人共同謳歌的「九二共識」來「框住」蔡英文的兩岸政策。以「九二共識」為基礎的馬英九的兩岸政策在過去兩次大選都成為馬英九成功入主總統府的最重要因素。然而,歷經「反服貿運動」一役,馬英九兩岸政策的正面效應逐漸消失,甚至在二〇一六年這場大選中淪為負面因素。因此,無論是習還是馬都希望利用此次舉世矚目、象徵着兩岸和平指數達到最高峰的「習馬會」來為「九二共識」配上新的樂譜,雖然難免被貼上「國共共舞」的標籤,卻也着實為選後的蔡英文帶來如何處理兩岸關係、如何維持兩岸和平的巨大壓力。「五二〇」後馬英九的橋梁角色  中南海所部署的「習馬會」棋局中的另一步棋,則是在思索明年「五二〇」後,取代連戰作為兩岸的新橋梁、並有效牽制蔡英文的合適人選。  連戰是二〇〇五年國共破冰之旅的重要推手,即使在二〇〇八年馬英九主政後仍穿梭兩岸,成為中南海最信任的國民黨大老。然而,連戰年近八十,去年連氏家族在「九合一選舉」中潰敗,連本人還因出席北京「九三大閱兵」而備受馬英九總統及國民黨高層不留情的批評,並在台灣社會一度成為眾矢之的,不難想像其影響力日後將無可避免地日趨低下。因此,北京急於尋找合適的替代人選。  另一方面,馬英九因去年APEC「習馬會」破局,內心失望不難想像。根據馬的性格,在現役情況下「習馬會」不能如願,斷不會接受在「五二〇」後以卸任領導人的身份穿梭兩岸。然而,如今「習馬會」成局,馬在二〇一六年後擔當兩岸之間積極角色的可能性大增。  誠然,即使馬有可能在二〇一六年開始的「蔡英文時代」在兩岸擔當舉足輕重的重要橋梁,然而由於性格、信念、對中共的理解與連戰各異,是否會就這樣成為中南海意屬的「連戰第二」,則是另一回事。事實上,由於堅定的反共立場及對中華民國史觀的執着,都使中南海對馬英九充滿戒心。不過話說回來,馬英九在這次「習馬會」中,避開在公眾場合言及「一中各表」甚至「中華民國」,也展示了馬英九已懂得調整身段。  儘管「五二〇」後中南海的具體應對還有待觀察,然而至少在現階段,習近平成為「習馬會」的最大贏家,已是不爭的事實。  (作者是台灣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副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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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換柱」看國民黨的兩大課題 (林泉忠)

  陣前換將,乃兵家大忌,選前強行廢止透過黨內初選機制提名的總統參選人,更是前所未聞。國民黨的「換柱」風暴,過程粗糙,疑點瑕疵頗多,對挽救選情效力如何另當別論,國民黨為此付出的代價不容低估。如何重建誠信?黨內路線之爭會否導致國民黨進一步的「本土化」?選後的國民黨的兩大課題已呼之欲出。——編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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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新安保法」面面觀 (林泉忠)

  在主流民意不背書、大多數憲法學者認定「違憲」、連日來大學生帶領民眾包圍國會的激烈反彈下,安倍政府還是下令在參議院強行通過備受爭議的「新安保法」。為何安倍敢逆民意,其政治算盤是如何敲打的?「新安保法」的出爐對亞太區域安全情勢意味着什麼?數十年來對社會失去熱情的日本大學生此次站了出來對今後日本社會走向帶來如何的改變?  此次在參議院通過的「安保相關法案」(本文簡稱「新安保法」)是因應去年七月一日安倍內閣通過「集體自衛權」決議而制訂的。此一「新安保法」的出爐,使日本的安保體制正式告別戰後行之多年的「專守防衛」性質,進入配合美國「重返亞洲」與「再平衡」戰略的新時代。  日本「新安保法」通過後與通過前之間的相異之處可歸納為四大範疇。一、過去日本歷代政府視為「違憲」的「集體自衛權」正式獲得解禁,行使條件設定在當發生涉及「國家存亡的事態」。此舉標誌着戰後日本安保政策的重大改變。二、修改「周邊事態法」,引進新概念「重要影響事態」。此項變更不僅廢除對自衛隊活動的地理限制,且對他國的支援不再限於同盟國的美國。三、新成立的「國際和平支援法」,賦予日本自衛隊隨時可以啟動對他國的後方支援機制。四、解除對日本參與聯合國維和活動時不得持武器救助他國維和夥伴的禁令;也使日本自衛隊即使在平時也可展開對美國船艦的護衛行動。SEALDs與「反安保法運動」  此一新法的修訂,將使日本自衛隊今後容易捲入各地的戰事。加上安倍在不修憲的狀況下,只憑本屆內閣的新解釋就對過去歷屆政府視為「違憲」的「集體自衛權」進行解禁,因而引發日本社會和平勢力的激烈反彈。  這波「反安保法運動」的一個重要特徵是大學生站了出來。五十多年前的六七十年代是世界都盛行學運的年代,也是日本轟轟烈烈反安保學運的年代。當年中國的文化大革命也對日本學運產生影響。翻查東京大學的老照片,就曾赫然發現一張在東大門口貼着「造反有理」四個大字的醒目標語。然而,隨着毛澤東的去世及後來冷戰的結束,雖然許多大學的學生會仍由左派學生把持,但是日本學運也無可避免地逐漸走向式微。筆者就讀大學的九十年代及在日本大學任教的千禧年代,更因經濟走向低迷,日本學生出現極盡消極的「三向」:即「內向」、「後向」、「下向」的精神面貌,「宅男」現象也是在此時空下應運而生的。  因此,當新時代的學生運動組織SEALDs(Students Emergency Action for Liberty and Democracys-s,「為了自由民主的學生緊急行動」)的出現,着實讓人眼前一亮。SEALDs標榜「跨黨派」、「和平」的形象,與傳統學運的左派色彩、暴力抗爭模式區隔。他們透過二十六人設計小組,製作符合新時代年輕人口味的標語、傳單及短片,吸引眾多學生入會。該團體是因前年受到安倍政府強行通過《特定秘密保護法》的刺激而誕生的,並在這波「反安保法運動」中成為主導力量,所動員的人數最高峰達到十萬人,刷新了一九七〇年最後一波「安保鬥爭」以來的紀錄。  除了SEALDs之外,還值得一提的是中學生也動員起來,新團體「T-ns SOWL」在八月初利用社交網絡,號召中學生到東京閙市澀谷上街反對安保法案,獲得多達五千人的響應。  近年來,東亞地區包括香港和台灣也出現以大學生為號召主體的公民抗爭運動,並且呈現許多相似的特徵包括非左派、年輕化、善用網絡動員等,彼此互相影響着。相信日本這波反安保法案的運動形式等也受到香港「雨傘運動」與台灣「太陽花學運」的啟發。安倍敢逆民意的算盤  儘管日本出現數十年來罕見的大規模抗爭運動,而且在所有民調都顯示過半國民持反對意見的狀況下,安倍政府之所以仍一意孤行憑執政聯盟在國會所佔席次的優勢而強行通過「安保法案」,其中隱含安倍精準的盤算。  五十五年前安倍的外祖父岸信介也是在國會強行批准「美日新安保條約」,不過卻因受到社會的強大壓力而在條約批准後隨即下台。然而,如今的安倍無需害怕重蹈覆轍,因為無論黨內外,安倍皆無對手——本月初,安倍在無競爭對手的狀況下,以無需投票形式成功連任自民黨總裁;這次安保法案通過後公布的一份由《每日新聞》所進行的民調顯示自民黨的支持率為百分之二十七,但是最大在野黨民主黨的支持率仍只停留在百分之十二。在野勢力一盤散沙,三成支持安倍內閣的受訪者中表示支持安倍的理由是:「別無選擇」。  其實,安倍首相最大的政治夢想是「修憲」,通過「新安保法」不過是為邁向修憲之路奠定基礎。然而,執政聯盟目前面臨的最大障礙是在參議院所佔議席未能達到三分之二的門檻。因此,明年七月的參議院選舉將是左右日本戰後首次修憲成功與否的重要戰場。  那麼,什麼是左右明年參議院選情的最重要因素?無他,經濟是也。而經濟因素也正是安倍敢逆民意而強行通過「新安保法」的護身符。  其實,修憲也好,安保議題也好,向來不是日本選民熱衷的話題,他們最在意的是如何能「恢復景氣」。經歷了「失去的三十年」,日本社會好不容易盼來在經濟上帶給日本一絲希望的「安倍時代」,自然樂意給安倍一個機會。  經過近三年實踐,「安倍經濟學」已有一定成效,日本經濟市場日漸活躍。首先是股票,今年八月的日經平均指數越過二萬零七百點,是十五年來的最高值,股票的上漲也帶動地產交易量的大幅度增加,今年初日本的商業用地價更是七年來首度回升。而與一般國民更直接的民生部分,通縮終於停止,失業率顯著降低,最新的大學生就業率達到百分之九十七。  換言之,在此經濟數據大致唱好的形勢下,儘管國民對安倍在安保政策上的疑慮不減,但是安倍仍有信心憑藉經濟因素,繼續維持不低於三成的支持率,並在明年的參議院選舉中獲勝。「新安保法」影響亞太格局  在日本通過「新安保法」後,美國隨即表態「歡迎」,因為該法案賦予日本在美日同盟中發揮更大的作用,能較有效地配合美國近年來積極構築的「重返亞洲」與「再平衡」戰略。另一邊廂,中國則難隱不安的神情,因為日本「新安保法」將對中國的安保環境尤其是涉及「核心利益」的台海、東海、南海的情勢帶來不可低估的挑戰。  首先,在台海方面,維持中國在台海軍事戰略上的主導地位,同時避免外國勢力介入台海安全問題,向來是北京最為重視的「核心利益」。一直以來,北京最為忌憚的是美國對兩岸安全事務的介入,包括美國根據《台灣關係法》而實施的對台軍售。然而對台灣而言,美國卻是維持台海安全的最重要支柱。重點是,未來兩岸一旦發生軍事衝突,而美國介入其中,過去不便捲入的日本是可以根據已解禁的「集體自衛權」,以支援美國的形式而介入台海紛爭的。  在東海方面,東海是中日台美利益所在的重疊區域,其中釣魚台列嶼更是巨大的火藥庫。在日本的角度,即使中國與日本在釣魚台十二海浬爆發生軍事衝突,由於「尖閣諸島」是在「日本領土」範圍之內,日本僅使用「個別自衛權」即可應付。重點是,在十二海浬以外的海域,如發生中美船艦衝突事件,日本就可以行使「集體自衛權」,加入支援美軍的行動。對中國維護「三海」利益的挑戰  與台海、東海相比,環境更為複雜的是南海。過去一年來,中國加速在南海的造島工程,強化了華盛頓的危機感。事實上,美國已於今年五月開始以實力介入南海爭端。由於南海海域較廣,美國無法獨立維持其在南海牽制中國的監控能力,故唆使其盟國包括不涉南海主權爭議的國家加入共同行動。日前美國已明確表示希望日本加入在南海的巡航,如今日本「新安保法案」已經通過,日本在南海的巡弋已非只停留在只聞樓梯響的階段。  日本有四成的商船通過馬六甲海峽,日本視在此一海域發生的衝突為涉及「國家存亡的事態」並不奇怪。屆時日本以支持美國或相關重要友好國家為由,直接介入南海紛爭,就不再是天方夜譚了。   儘管中美兩國在台海、東海、南海海域過去均未發生與中國船艦衝突的事態。然而,中美近期在南海高調的競逐態勢,確實為該區域的安保環境投下新的變數。而日本「新安保法」的出爐,無疑將增加中國在維護「三海」利益上的壓力,也意味着中國無可選擇地必須探討應對日本介入「三海」的可能性。  日本通過具歷史性意義的「新安保法」,對國內外所帶來的影響既深且遠。對國內而言,「新安保法」衝擊戰後日本社會根深柢固的「非戰」敏感神經,引發四十多年來罕見的社會運動,也提供年輕世代對社會責任重新認識的契機;對國際關係而言,「新安保法」一方面迎合了新安保時代美國對日本的期許,卻對中國的安保環境帶來不能掉以輕心的挑戰。隨着日本「新安保法」的通過,中美日三國在「三海」全新的競逐關係也揭開了序幕。 (作者是台灣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副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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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加害者」與「受害者」以外  ——日本九州行省思「戰後七十年」 (林泉忠)

  今年既是甲午戰爭結束後中日兩國所簽署的《馬關條約》一百二十年,又是二戰結束七十周年。筆者於七月上旬帶同香港沙田呂明才中學的學生前往日本九州福岡、小倉、長崎、熊本等地,展開了一場別開生面的「歷史與文化之旅」。日本九州與中國的歷史糾結  九州位於日本之西南,東南臨太平洋,西北隔對馬海峽(大韓海峽)、與韓國為鄰,西隔黃海、東海與中國遙遙相望。正因為其有利的地理位置,使九州成為歷史上日本與中國交流最頻繁的地區。作為古代中國與日本友好交流象徵的秦朝徐福與唐代鑒真法師遠赴東瀛的上岸地就在九州;而印證中國與日本建立冊封—朝貢關係的漢光武帝所賜「漢倭奴國王金印」也在九州出土;日本江戶鎖國時代唯一的貿易港長崎設有華人聚居的「唐人屋敷」也位於九州。  九州還是近代日本兩次對外戰爭的重要地區。一八九五年甲午戰爭正式結束前清朝全權代表李鴻章、李經方與日本內閣總理大臣伊藤博文、外務大臣陸奥宗光等於北九州下關(舊時別稱「馬關」)舉行媾和會議,雙方並於同年四月十七日簽署了影響東亞各國其後百年歷史的《馬關條約》。  到了半個世紀後的太平洋戰爭末期,美國於八月九日在長崎投下原子彈,致使日本最終被迫投降,也結束了對華長達十五年的侵略戰爭。下關與長崎正是此次九州旅程的主要參訪地。  一般人論戰爭,聚焦的是誰勝誰負。在甲午戰爭中大獲全勝是日本,筆者好奇的是今天日本的紀念館究竟是如何去敍述兩甲子之前的這場戰爭。回到《馬關條約》簽署現場  首站正是下關,一行人下車後隨即直奔日清講和紀念館。紀念館展示了當年雙方談判會場的場景、座位排序等原貌、條約模樣,以及李鴻章留下的真迹墨寶等,並沒有太多新加的模擬展品。離會場原址約三百公尺的引接寺則是李鴻章一行人當年的下榻之處。  李鴻章是以戰敗國代表身份忍辱負重抵達下關並於此短住,其間還遭遇刺客小山豐太郎行刺,日方因而為李開闢一條蜿蜒的山腰小道往返春帆樓與引接寺,後人稱之為「李鴻章道」。當年陸奥宗光之所以選擇下關口作為兩國媾和談判之地,其用意正是故意要讓李鴻章目睹戰勝後日本的運輸船一艘艘經過眼前的馬關海峽駛向朝鮮,勝利者的威風神態不言而喻。  日清講和紀念館可能是日本紀念這場戰爭唯一的紀念館。然而,今日看來,其展示風格並沒有刻意突顯戰勝國的尊榮傲慢與戰敗國的卑微恥辱,而是淡淡地敍述着百多年前終結戰爭的歷史一幕。去年九月,筆者到訪遼東半島,並在最後的激戰地劉公島參觀了「中國甲午戰爭博物館」。從偏重宏大敍述風格的博物館走出來,感受到的更多是藉兩甲子前的民族恥辱來凝聚今日國民向心力的用心。「終戰」與「敗戰」之間  在一八九五年嘗到勝利者的甜頭後,日本從此一步步走向軍國主義的道路。在經歷了三四十年代對華侵略戰爭,日本最後在飽嘗美國原子彈威力而宣告無條件投降。長久以來,在中國坊間存在一種論述,指日本並不認輸,故稱「終戰」以替代「敗戰」。其實,儘管戰後的日本政府的確將八月十五日設定為「終戰紀念日」,不過在學術界與坊間,「敗戰」、「敗戰國日本」的表述也是司空見慣。  圍繞在七十年前的那一場戰爭,長久以來日本與鄰國一直存在揮之不去的「歷史問題」。今年適逢「戰後七十周年」,除了備受國內外關注的八月十五日日本首相安倍晉三即將發表「安倍談話」之外,日本學術界與部分民間人士也藉此機會,從反思戰爭的視角,重新審視當年那一場戰爭究竟如何發生,並探討「加害者」與「受害者」的關係。長崎的「加害者」「受害者」身份  長崎之旅的重點,一是和平公園,二是原爆資料館。兩者皆彰顯反思戰爭、呼籲和平的意涵,然功能並不相同。空曠莊嚴的公園廣場主要是提供人們對原爆死難者祈禱、憑弔、集會之用途,資料館則透過豐富的展品,訴說原子彈爆炸的危害、兼具教育後人珍惜和平的功能。  一顆原子彈投下,只不過是一瞬間,長崎旋即被夷為平地,人們從人間走向地獄,多達二十萬人死亡。在原爆資料館內,長崎人民的戰爭受害者形象呼之欲出,一幅幅慘狀、一具具屍體,無不令人慨歎,戰爭的罪惡在原爆資料館內得到如實地呈現。然而,或許也有人質疑:長崎似乎也並非只有「受害者」形象。美國之所以選擇長崎作為投下原子彈的兩個地點之一,主要原因是長崎設有三菱重工等重要的兵工廠,這些兵工廠所製造的武器被使用在包括中國等戰場上,其中自然也雇用了大量長崎當地的工人與技術人員。  再者,在一九四五年「終戰」前,日本對中國等鄰國的侵略、對韓國及台灣等地所實施的殖民地統治,使日本成為如假包換的「加害者」。當時舉國動員,所有日本人也都捲入其中,即使沒有遠赴戰場的日本人,也都背負着「侵略者的原罪」,當然也包括後來成為「原爆受害者」的長崎市民在內。  換言之,長崎人民在那場戰爭中身兼「加害者」與「受害者」的兩重身份,只是如此的「戰爭加害者/受害者的雙重身份」並非長崎及另一個原爆地廣島獨有,還有九州以南的沖繩。戰爭烙印與沖繩的「雙重身份」  一九四五年的沖繩戰役是美日在日本最大的激戰地,沖繩淪為焦土,一場戰爭奪去四分之一人口的生命,在沖繩社會留下深深的戰爭烙印。到了戰後,沖繩淪為美國的佔領區,一九七二年復歸日本,然而至今仍飽受龐大美軍基地的壓力。  沖繩坎坷的「受害者」命運常獲得世人的同情,同時沖繩社會在戰後漫長的反思戰爭過程中,也時有一些有識之士提出別忘了沖繩也有「加害者」的身份。那是因為戰前台灣長達半個世紀的日本殖民地期間,不少沖繩人也作為「統治者」的一部分,以低級官員的身份參與了日本對台灣的統治,在日本統治台灣的權力架構中擔當一定角色。有沒有所謂正義的戰爭?  倘若將對戰爭的反思提升到尋求和解的層面,既考驗「加害者」的懺悔與反省能力,也考驗「受害者」的寬恕與度量。今年三月,造訪日本的德國總理默克爾在一則講話中,在指出「正視歷史是和解前提」的同時,也強調「如果沒有鄰國的大度姿態,和解不可能實現」。  早在抗戰勝利的一九四五年,帶領全國軍民浴血奮戰,而最終取得勝利的蔣介石面對全國人民發表演說時,也提到了「勝利者」與「受害者」應有的謙卑與寬容:「今天我們勝利了,敵軍已被我們盟邦共同打倒了,我們當然要嚴密責成他忠實執行所有的投降條款,但是我們並不要報復,更不可對敵國無辜人民加以污辱……,要知道如果以暴行答覆敵人從前的暴行,以奴辱來答覆他們從前錯誤的優越感,則冤冤相報,永無終止……。」  抗戰勝利後蔣介石秉持此寬恕的精神,放棄了對日戰爭賠償的要求,如此「以德報怨」的度量曾經在戰後的日本社會廣為流傳。一九七二年,日本與北京「關係正常化」,毛澤東也放棄對日索賠,周恩來還更進一步指出「日本人民也是軍國主義的受害者」。   人類對戰爭的省思,在二戰結束至今有了更廣更深的討論。伊拉克戰爭爆發後,筆者的導師藤原歸一教授於二〇〇三年的著作《有「正確的戰爭」嗎?》對美國以戰爭推翻薩達姆政權的正當性提出了質疑,並留給讀者進一步省思:究竟有沒有所謂正義的戰爭?有沒有所謂必要的戰爭?戰爭有真正的勝利者嗎?  二〇〇九年龍應台也在其暢銷之作《大江大海——一九四九》提出了發人深省的詰問:「究竟戰爭有沒有真正的勝利者」。誠然,龍應台在書中所論述的主要是國共內戰,然而其問題意識也適用於所有導致生靈塗炭、造成民族之間難以彌合傷痛的戰爭,相信這也是世界無數反戰和平者共通的疑問。  「戰後七十年」在東亞地區因不同的國度、不同的際遇,而有不同的語境、不同的意涵:在中國是「抗戰勝利七十年」,在韓國是「民族獨立解放七十年」,在日本是「終戰/敗戰七十年」,在廣島、長崎是「原爆七十年」,在沖繩則是「沖繩戰七十年」……。遺憾的是戰爭結束七十年的今天,當年的「加害者」與「受害者」已日漸凋零,然而東亞在戰後,和解之路似乎仍杳無蹤影,或許有待努力的是展開一場跨越國界,既有「加害者」後人又有「受害者」子孫的傾聽與訴說的和解運動,讓傷痛與仇恨不再殘留,讓和平與互信延續下去。  (作者是台灣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副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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