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放正,眼睛朝下 (潘耀明)

據統計,美國傳媒最興旺的年代,共有一千七百多種日報,一萬一千多種雜誌,九千多家廣播電台,一千多家電視等新聞機構,時至今天,還有世界最強大的網絡系統。 如此龐大的傳媒力量,其信息無遠弗屆,兩億五千萬美國人的生活,包括政治取向、觀點,無不受其影響。可以說,傳媒幾乎主宰了美國人的神經樞紐。 早年由美國著名記者赫伯斯坦(David Halberstam)撰寫的The Powers That Be,指出美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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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的五十歲 (潘耀明)

我沒有去過異邦,卻喜歡它們,對自己的國家也常有怨言,我曾經自問:在我的祖國, 何處有天才,何處有真知灼見? 何處有心靈高尚的公民, 崇高而熱烈地追求自由?何處有美女,並不冷若冰霜, 卻熱情、活潑、可愛、嬌柔? 何處有言談,絕非言不由衷? 而是精闢、風趣、知識淵博? 對誰毋須冷淡和敷衍? 我幾乎憎恨自己的祖國──可是昨天我見到戈里岑娜, 從此便不再埋怨我的國家。 去年杪,於世界華文旅遊文學聯會十周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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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巴金未竟的遺願 (潘耀明)

  巴金先生已走了十年。  月前到上海參加一個文化研討會,其間特地去參觀「巴金故居」。  巴金故居,其實就是巴金的家,坐落在武康路梧桐樹的掩映處。  過去探望巴金,老人家都是在樓下的客廳接待的。至於巴金的家中底蘊,卻是這次在周立民副館長引領下才窺得周全。  巴金故居幾乎收藏着巴金的大半生。自一九五六年搬進來,直到二○○五年逝世,巴金半世紀衣食住行的痕迹,都在這裏一一呈現。  他晚年心力交瘁完成的《隨想錄》,是在一張舊書桌一筆一劃完成的。書桌恆對着綠茵鬱鬱的庭院。這個原先是溫馨平和的家,給文革搗碎了:與巴金相濡以沫的妻子蕭珊被「北京來的紅衛兵」的銅頭皮帶打傷左眼,並與巴金被關在馬桶間;蕭珊後來患直腸癌,巴金求告無門,最終眼睜睜看着心愛的妻子因失醫而撒手人寰……。  這個世紀老人內心有多傷痛啊!開放後,抱病的他,只有靠手中唯一的禿筆來傾訴。  他晚年的嘔心瀝血之作《隨想錄》,一直強調「講真話」。為了提醒自己和世人,他不惜挖自己的瘡疤,把自己在文革講的違心話和做的違心事,一古腦兒傾倒出來,暴露於光天化日之下,以便痛定思痛,用心良苦。相信,從文革走過來的人──就是時下的文化人,也不容易正視自己過去的歷史,更不要說本着自己的良知,不做隨風搖擺的牆頭草,不講假話、妄話,做一個講真話的諤諤之士了。  巴金逝世後,坊間有論者調侃巴金提倡「講真話」不過是做人基本原則,道理太顯淺,可謂乏善足陳云云。殊不知今時今日,口稱「講真話」者大都只是屬於紙上談兵而已,真正做到「講真話」的人,可謂鳳毛麟角,反而哄上瞞下、口蜜腹劍、媚上壓下、跟紅頂白、欺善怕惡的馬屁精比比皆是。  金庸讀了巴金的《隨想錄》後自忖:「如果我遇到巴金那樣重大的壓力,也難免寫些違心之論,但後來卻決不能像他那樣慷慨正直地自我檢討,痛自譴責。」① 他說,巴金在文革時飽受磨難,但意志堅毅,不僅活了下來,而且寫出了「這部擲地作金聲、驚天動地的《隨想錄》,實在是中國文化界的大幸事。」②  在參觀巴金故居中,周館長說這裏還保存巴金晚年寫的兩大心願手稿:一是建立中國現代文學館;二是建立文革博物館。第一個心願已實現了,中國現代文學館早於一九八五年建立。另一個更重要的心願——文革博物館的創建,久久未能實現。  巴金之所以為建立文革博物館而奔走、疾呼,是因為要讓下一代牢記文革十年大劫難的慘痛教訓,不要讓歷史重演。除此之外,巴金此舉還有另一重深層的意義,就是要那些文革的過來人,通過這些實物或圖片資料,可以作自我反思:「只有牢牢記住文革的人才能制止歷史的重演,阻止文革的再來。」③  文革過去近半個世紀,巴金生前念念於茲的文革博物館,仍未獲官方認可。文革的陰魂仍在神州大地徘徊不去,君不見由薄熙來主導的唱紅(文革紅歌)曾席捲全中國,連毗鄰的香港也不例外,其間香港曾有十四個文化團體聯合邀請重慶「唱紅歌舞團」④ 來港作盛大演出,可見此時此地也不乏搖旗吶喊者。  文革博物館一日不落成,對逆天而行的文革不作全面反省和批判,人們不知道它什麼時候還要借屍還魂、讓千萬人頭落地!  正如雪萊說:「要是『未來』不敢遺忘『過去』,他的命運和名聲必是一絲光明,一種回音,增添到永恆裏。」⑤ 相反地,一個不敢直面過去的民族或政府,她的命運和名聲如何可想而知。  注:  ①②金庸:《正直醇雅 永為激勵──悼巴金先生》,本刊,二○○五年十一月號  ③ 巴金:《無題集》  ④ 二○一二年,「文化經典現代紅歌耀香江──重慶唱讀講傳香港行」首次走進香港,在香港中環大會堂音樂廳、香港理工大學綜藝館和駐港部隊昂船洲軍營,進行了三場演出  ⑤ 雪萊:《阿童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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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民間歷史 (潘耀明)

  最近走了一趟四川,主要目的之一是踏勘抗戰時故宮文物南遷樂山安谷和峨嵋的路線。後來又聽說安谷有一個「戰時故宮文物南遷史料陳列館」,特地跑去參觀。  這個館是由一位農民企業家王春聯自發投資三千多萬人民幣建成的。  這是屬於民間的,也因為屬於民間,反而可以還原歷史的真正面貌。  組織故宮文物南遷是國民政府。因為政治原因,這段歷史在內地一直被埋藏在地下,直到近年才浮出水面。  故宮文物南遷,始於一九三三年一月三十一日山海關失陷後,故宮博物院理事會決定將故宮部分文物分批運往上海,暫存上海法租界。後來又由上海運往故宮博物院南京分院。  一九三七年「七七」事變後,南京分院的文物又分三路運往四川,巴縣存八十箱,峨嵋縣存七千二百八十七箱,樂山縣存九千三百三十一箱。一九四六年三處文物先集中於重慶,於一九四七年運回南京。  這批珍貴文物,共達一萬三千多件,經過漫長而崎嶇的跋涉,途經湖北、湖南,再輾轉到貴州的貴陽、安順,然後運抵四川樂山、峨嵋秘密保藏,其間走過千山萬水,歷經整整十年。這批文物運回南京,幾無缺失,其保安之嚴密,運輸之周全,可謂人類歷史上的奇迹!  為了和白蟻、鼠患、霉濕作鬥爭,文物需要定期晾曬,每一次晾曬都要有專家在場,有衛兵把守,有幾個人簽字。   隨故宮文物南遷,共有二十位故宮人員日夜伴隨,其中包括馬衡、莊尚嚴、那志良等十位故宮專家。他們為了保存文物的完整,把全部生命都擱上去了。  建樂山南遷紀念館的王春聯,為表彰這十位故宮專家的功績,特為他們塑立銅像。  故宮文物承載了中華五千年的文明,正如有識之士所指出的:「國家滅亡後,有復國之日;中華文化一斷,則無補救之舉。」①世界最古老的瑪雅文明之湮滅便是一例。  然而這段歷史,卻是由一位樸實而吶吶的農民保存下來。  這個紀念館與政府斥建的其他紀念館不一樣,是免費公開的。王春聯一介農民,保存了人類文明史上極珍貴的一頁。  說起民間的歷史,年前我還參觀過四川建川博物館。這個最具規模的博物館(共有十五個大型博物館,還在擴建中),是由一位叫樊建川的退伍軍人興建的。博物館除了有配合官方口徑的抗日戰爭館外,還有一個「國民軍正面戰場館」,肯定了國民政府軍在抗日戰爭中的正面戰場所建立的功勳。  博物館還樹立了一百位抗日戰爭將領的銅像,除了中共將領,還包括蔣介石等國民軍的將領,為世人展現了抗日戰爭歷史真實的一面。  巴爾扎克說:「歷史有兩部:一部是官方的,騙人的歷史,做教科書用的,給王太子念的;另一部是秘密的歷史,可以看出國家大事的真正原因。」②歷史真相之所以沒被湮沒,因為除了官方的歷史,還有「秘密的歷史」。「秘密的歷史」存在民間,古有司馬遷的春秋之筆,今有像王春聯、樊建川等民間人士對歷史真相的堅持和執着,真正的歷史才沒被抹殺。  注:  ①章劍華:《承載》,人民文學出版社,二○一○年十月  ②巴爾扎克:《幻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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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新安保法」 (潘耀明)

  日本通過「新安保法案」,似乎來自日本民間的抗議和譴責多於國際的詬病。  安倍晉三敢於在千夫所指下,強行通過法案,是挾其強勢政治力量的本錢——在國會執政聯盟的多數派。  在這個骨節眼上,安倍晉三是得逞遂願了,但在日本的民間,相信未來抗議之聲將不絕於耳。  至於將來歷史如何描繪這不光彩的一頁,已是後話了。  令人錯愕的是,在二次大戰受害的國家,對日本解除自衛權,軍國主義萌生的危機陰影下,除了中國和南韓,大多數國家都予以默認。  遠在彼岸作壁上觀的西方領袖,紛紛認同日本做法。這也許是受到美國的影響——以為日本恢復軍力,可以在遠東牽制中國的擴張。  近年中國綜合國力無疑是大大的提高了,加上不斷展示強大的軍事實力,外交上也是硬橋硬馬,儼然以第一世界國家姿態出現,與過去謙和的睦鄰政策大相逕庭,東亞諸國,如芒在背,坐立不安。這一態勢,令日本有機可乘,與東亞諸國結成無形的「反中聯盟」。  我們不知道西方及東南亞國家對日本的姑息,是否有好結果。  第二次世界大戰前,英法兩大領袖張伯倫(Arthur Neville Chamberlain)、達拉第(Édouard Daladier),對德、意、日軸心國的侵略行為,採取appeasement(退讓、妥協)以求換取對方高抬貴手、不被侵略的回報。他們不顧天下生靈塗炭,於一九三八年簽訂《慕尼黑協定》,殊不知反而助長侵略者的氣焰,引爆二次大戰,英法最終身受其害,在自食惡果之下,被迫對德法日宣戰。  反觀美國,最初也是希望與英法一樣,採取隔岸觀火,做騎牆派,發戰爭財,坐收左右逢源之利。  一九三一年,日本初試牛刀,先挑起「九一八」事變,美英竟然默不作聲,翌年美國政府才假惺惺地公開表示反對日本破壞門戶和《九國公約》,宣布「不承認主義」。與此同時,美國卻向日本售賣大量戰略物資,與英法沆瀣一氣,操縱國際聯盟,處處對日本採取偏袒態度,拒絕對日本進行經濟制裁。  另一方面,英法則聽任納粹德意聯軍侵略埃塞俄比亞,德國併吞奧地利、西班牙……。  在德國納粹咄咄進迫下,英法仍然抱持僥倖之心,希望德國對其網開一面,公然與德國簽下所謂互不侵犯的《英德宣言》和《法德宣言》,其愚蠢懦弱可笑至此,可謂無以復加。  至於美國也是待到日本偷襲珍珠港後,才如夢初醒,匆忙對日宣戰,從而付出了慘重代價。  英法美的姑息養奸之舉,就是二戰時期臭名彰著的「綏靖政策」(Policy of Appeasement)。  時下西方國家所以包庇日本,釋放日本軍力,是為了壓抑中國的勢力,企圖以日制中,其成效如何,仍屬未知之數。  走筆至此,我想起歌德一句話:「我把一切馬虎敷衍的作風,特別是政治方面的,當作罪孽來痛恨。因為政治方面的馬虎敷衍會造成千百萬人的災難。」①  注:  ①歌德:《歌德談話錄》,頁二五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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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抗戰 (潘耀明)

  抗戰七十周年,海內外紀念活動排山倒海而來。特別在內地,各省級、地方機構,乃至文化團體,紛紛響應中央號召,舉行各種展覽、講座、研討會。綜觀這些活動,大都是流於形式主義,大而化之,反正活動經費有着落,經辦者出師有名,為了表態,一呼百應,就是缺乏文化內涵。  以抗日戰爭為文學題材而聞世的,更是罕見。蘇聯在衛國戰爭中,作家法捷耶夫寫的長篇紀實小說《青年近衛軍》,被譽為史詩式的作品,彰顯蘇聯人民抵抗納粹德國同仇敵愾的英雄氣概。遺憾的是,類似作品在兩岸四地迄未出現。  七十年以還,對抗戰進行深刻反思的文章及言論,可謂鳳毛麟角。近來反響較大的文章,是劉亞洲的長文《精神——紀念抗日戰爭勝利七十周年》。①  這篇文章談到抗日戰爭煥發的「死士精神」,特別令人動容。文章舉東北抗日聯軍總指揮楊靖宇為例,當他身陷絕境,對勸降的日軍派來的人說:「我們中國人都投降了,還有中國嗎?」②當他從容就義後,日軍解剖了他的屍體,胃納只有草根和棉絮,沒有一點糧食,在場的日本人無不受到莫大震撼。日軍通化省警務廳長岸谷隆一郎也為之感佩:「雖為敵人,睹其壯烈亦為之感歎﹕大大的英雄!」③並特意為楊靖宇舉行「慰靈祭」。  據說,岸谷隆一郎在他後來自戕的遺囑寫道:「天皇陛下發動這次侵華戰爭或許是不合適的。中國擁有楊靖宇這樣的鐵血軍人,一定不會亡。」④  中華民族精神不死,中國人從來沒有當過亡國奴。  劉亞洲指出:「中華文明有一個特點:中華民族一旦遭遇外悔,就會迸射出自強之光。中國總是在接近谷底時獲得重生。」⑤  劉亞洲的論點,與金庸的中國歷史觀相埒。金庸曾指出:「我們中華民族遇到外族入侵時,常常能把外族打退,打不退的情況也很多,但卻很難被征服。……」⑥  這是中國民族的一大特性:置諸死地而後生。  因為日本鐵蹄長驅直入的逼迫,促成了國共合作,在中華民族生死存亡危險時刻,國共兩黨摒棄前嫌,團結一致、槍口對外,成為克敵制勝的契機。  歷史證明,抗日戰爭之取得勝利,國共合作是起了關鍵的作用。  劉亞洲在文章揭櫫了中華民族的精神氣概的大格局。  相反,日軍就缺乏這種精神。劉亞洲寫道:「抗日戰爭過去七十年了,日本仍有些人對戰勝了他們的中國人民耿耿在念,這是日本民族精神矮化的一個重要標誌。哪有一個戰敗國,對徹底的戰勝國——原諒並寬恕了自己的戰勝國,這個戰勝國還放棄了戰爭賠款和對日本的佔領——過了七十年,還充滿了怨婦般的憤恨?」⑦  日本是缺乏反省的民族,官方的歷史一葉障目,民間三緘其口,難怪日本著名學者福澤諭吉在他的《文明之概略》指出:「沒有日本國的歷史,只有日本政府的歷史,應該說是由於學者的疏忽而造成的國家的一大欠缺。」  七十年後,日本首相安倍晉三對七十年前祖輩犯下的纍纍侵略罪行,仍然閃爍其詞。「華盛頓說:如果一個民族長久地仇恨和崇拜另一個民族而無法自拔,這個民族心理上就是奴隸之邦。日本不對戰爭罪行道歉,繼續仇恨中國人民,它在精神上就永遠是侏儒,永遠是心理上的弱者。」⑧  這正是日本政府心虛的表現。  注:  ①②④⑤⑦⑧劉亞洲:《精神──紀念抗日戰爭勝利七十周年》,本刊二○一五年八月號  ③《聽馬繼民訴說爺爺楊靖宇將軍的抗日傳奇》,《解放軍報》,二○一五年七月二十三日  ⑥潘耀明:《從「金庸的中國歷史觀」談起》,本刊二○一四年三月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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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上帝與魔鬼 (潘耀明)

  大馬二○一五年國際書展,彼埠的《星洲日報》讓我提供了十八位華人作家的手迹展覽。  我檢視這些作家的手迹,其中有一位特別令我激動。他就是被譽為「人民的詩人」的艾青。  艾青是一個對國家民族愛得最徹骨的詩人,且看他的《我愛這土地》①:  假如我是一隻鳥,  我也應該用嘶啞的喉嚨歌唱:  這被暴風雨所打擊着的土地,  這永遠洶湧着我們的悲憤的河流,  這無止息地吹刮着的激怒的風,  和那來自林間的無比溫柔的黎明……  ——然後我死了,  連羽毛也腐爛在土地裏面。  為什麼我的眼裏常含淚水?  因為我對這土地愛得深沉……  一九三八年十一月十七日   原詩作於一九三八年,這是艾青一九八三年杪寫給我的。我在大馬書展的講座說過,我每次讀到艾青這首詩,都會熱淚盈眶,也許不光我,相信每一個華人讀後,也會感同身受。  日本中國文學學者稻田孝稱艾青為「民族的詩人、人民的詩人、時代的詩人。」②  艾青是一個時代的歌手,他嚮往光明,所以在一九四一年急不及待地投向光明、理想的懷抱,遠赴延安,寫出謳歌延安、謳歌太陽、謳歌毛澤東的詩。  然而,當他深入體驗「時代」生活後和身涉無休止的政治運動後,他再也不願閉着眼睛講瞎話,所以他嚴正地疾呼:「詩人必須說真話!」此後,他很快便被劃成「右派」,被遣送到北大荒勞動改造。  一九八○年,時值中國剛開放不久,已屆七十歲、剛從北大荒返京的艾青,仍然豪氣干雲,特地寫了一幀條幅送給我:「若火輪飛旋於沙丘之上,/太陽向我滾來。」③這二句詩是摘錄自艾青寫於四十年代長詩《向太陽》,年輕的艾青懷着滿腔熱血的激情,追求進步,嚮往革命,激情地寫道:「從遠古的墓塋/從黑暗的年代/從人類死亡之流的那邊/震驚沉睡的山脈/若火輪飛旋於沙丘之上/太陽向我滾來……。」④   這幾句詩關鍵詞是「太陽向我滾來」,「滾」字是詩眼,展現讀者面前的是恢宏的畫面,氣勢磅礴。前面幾句,都是為「太陽向我滾來」做伏筆。暗喻「太陽」是從歷史的遠處滾來,不管這漫長的歷史多麼黑暗,又多麼艱難,「太陽」以它不可阻擋的氣勢,光亮亮地滾來了。詩人用意很明白:歷史是不可阻擋的,光明的到來是必然的。  日月嬗變,時移勢易。我沒有問詩人寫這兩句詩時,是否還是當年的心態,還是有新的感受、新的解讀,我喜歡「太陽向我滾來」的意念,因「我」是民眾的代詞。  去年五月杪,艾青夫人高瑛大姐把她珍藏多年的艾青的另一幀條幅鄭重其事地轉贈給我。條幅的內容是:「上帝與魔鬼/都是人的化身」,出自艾青的《花與刺》,這兩句詩意喻最崇高的與最醜陋的,都是人類製造出來。  艾青自己便深受造神運動之害。他是無神論者,他既否定上帝的存在,也反對神權、反對人間造神運動。他曾吶喊道:「要用科學代替迷信」,「不依靠神明的憐憫,/不等待上帝的恩賜。」 (《在浪尖上》)並直接對「上帝」的存在表示質疑和否定。  艾青後期給別人題字,多用上這句話,也可視作他晚年的心聲。  人一旦被一眾馬屁精刻意推上神壇,便無限自我膨脹,自以為可肆意呼風喚雨、指鹿為馬,甚至作奸犯科、魚肉百姓,也成了真理。剝開神祇外衣,與魔鬼並沒有二樣,因其可以假神的絕對權威為所欲為,像和尚打傘一樣——無法無天(毛澤東)。  猶如日本天皇裕仁,在一九三七年八月五日便公然違反國際戰爭法規,命令軍隊對待中國俘虜不必遵守國際法。同年十二月發生南京大屠殺。  一般認為侵華元兇是東條英機,其實他的任期只有三年,日軍侵華卻達十四年。他不過是馬前卒而已。  大日本帝國憲法,憲法第一條規定:「大日本帝國由萬世一系的天皇統治之。」明治憲法係基於天皇主權的原理,由天皇總攬立 法、司法、行政之統治權。此外,行政各部的官制、陸海軍的統帥、宣戰的公布、條約的締結等,都屬於天皇的大權。  可見無法無天的魔鬼──不管是以革命者的名義冠之,或自以為「上帝」或「天皇」自居,「都是人的化身」!  注:  ①③④《艾青詩選》,北京商務印書館,二○一五年一月  ②《像艾青一樣,擔當時代賦予詩人的責任》,新華網,二○一五年六月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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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民主鬥士 (潘耀明)

  在當代的中國社會,幾乎產生不了獨立知識分子。  獨立知識分子是與偽知識分子相對立的,語言學家喬姆斯基(Avram Noam Chomsky)說:「知識分子的責任是說出真理,暴露謊言。」  可以說,在政治巨手無處不在的掩蓋下,中國產生獨立知識分子的土壤是極為貧瘠的,因此,是不可思議的。  顧準卻是極少數的一個。  著名歷史學家朱學勤說:「顧準是在黑暗如磐,一燈如豆,在思想的隧道中單兵掘進到與當代自由主義思想可以對話的程 度。」①  一士諤諤的顧準,身陷政治大醬缸中不甘沉淪,奮力掙扎求存,體現了獨立知識分子的高尚情操。  有人對顧準同年代的國人作出以下的詰問:「我們的父一輩、祖一輩在想什麼、做什麼?用顧準作標準,可以很不敬地說:我們什麼都沒有想、什麼都沒有做,或者是想了也沒有做──像顧準那樣在血汗裏、飢餓中和棍棒下把所思所想記錄下來,給中國留下一點非物質遺產,給中國留下一點人的尊嚴,給中國讀書人留下一點可憐的體面。而且,還有最壞的,就是我們做了,做了無數侮辱同類同時也侮辱自己之舉,卻什麼都沒有去想。」②  以上所指的父祖輩,與顧準處境相同,卻欠缺「說出真理」的勇氣。  顧準的好友、著名經濟學家孫冶方說,顧準生前曾正色對他道:「你們手上都有血,而我沒有!」③  說此話時,顧準正是第二次被打成右派。套革命群眾的話,他已是身敗名裂,「臭不可聞的大右派」。  難怪朱學勤深有感慨地說:「以顧準與孫私誼之深,以顧準當時已是有罪待誅身份,顧準竟然有勇氣直面此言,孫冶方至死都覺震撼。」  朱學勤在《愧對顧準》一文,慨然寫道:「五十年代以後的大陸學術與思想,恐怕稱不上一部真正的學術史與思想史,時而虛假繁榮,一哄而起;時而萬馬齊喑,遍野寒蟬,由此造成士人內心之畸形殘破,大概只有起龔自珍於地下,重寫一篇《病梅館記》,方能描述。『斫其正,養其旁條;刪其密,夭其稚枝;鋤其直,遏其生氣』,今天讀來,都寒徹五內。」  然而,顧準於無聲處、暗無天日的黑暗中,仍然敢於排眾而出,發出痛心疾首的吶喊。  難怪,我們今天重新閱讀顧準,「無不熱淚盈眶」。(林毓生)  較早聲名鵲起的原中央電視台主播柴靜撰文指出:「中國的知識分子,在歷盡劫難之後的八十年代開始沉痛的反思,回到的是巴金式的常識『沒有神,也就沒有獸,大家都是人』,而顧準卻在文革沒有結束的年代,不僅要做一個人,而且已經對神進行了深刻的批判。」④  顧準無疑是一個先知者,他走在時代之前!  時間是最好的證人,「遭冤獄,受迫害,無損於一個人的名望,你不能使真理和正直受到任何損傷。」⑤  顧準的名字,隨着歲月的嬗變而越顯其光輝!  顧準離開我們已四十一年了。他逝世前肺癌已進入末期,氣息奄奄之際,仍然勉力寫道:「學術自由和思想自由是民主的基礎,而不是依賴於民主才能存在的東西,因為,說到底,民主不過是方法,根本的前提是進步,唯有看到權威主義會扼殺進步,權威主義是與科學精神水火不相容的。民主才是必須採用的方法。唯有科學精神才足以保證人類的進步,也唯有科學精神足以打破權威主義和權威主義下面恩賜的民主。」⑥  唉!四十一年過去了,國人仍在為民主激辯得面紅耳赤。  值茲顧準誕辰一百年,草草為文,向中國這位永不言休的民主鬥士,致以無限的敬意!注:① 朱學勤:《顧準悲劇的另一面──顧準逝世三十五周年祭》② 王曉林:《顧準和他的時代.自序》,大山文化出版社,二○一五年六月③ 朱學勤:《愧對顧準》④ 柴靜:《顧準逝世三十五年祭》,共識網,二○一五年四月三日⑤ 笛福:《枷刑頌》⑥ 顧準:《科學與民主》,福建教育出版社,二○一○年五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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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貪婪 (潘耀明)

  我在世界上認識到的唯一的罪過是貪婪,其他的一切罪過,不管叫什麼名字,都無非是這種罪過的不同方式、不同程度的表現而已。①  最近內地軍區揪出幾隻大老虎,頗為轟動一時。  閱了本刊本期的《徐才厚傳》,具體而微,吃驚之餘,不禁有今世何世之歎。  文章提到軍隊的腐敗,其中有一節說到一位軍隊部長級人物谷俊山,為了籠絡徐才厚,拍馬屁用盡美人計,先是送上妖艷的按摩少女,繼而「把湯燦等女演員獻給徐才厚消受」②,最後連只有二十歲的親生女兒也押上,「據說徐才厚和他女兒在裏屋雲雨的當兒,他就在外屋坐着,臉色平靜如常。」③  知情者罵谷俊山為畜牲,「用畜牲罵他,是污辱了畜牲。」④  拍馬屁無所不用其極,自古有之,有文字記載的,包括易牙蒸兒子給主子吃、呂不韋用妻妾施美人計,彌子瑕、董賢化男為女,以妾婦之道事君……。  至於近代,刻畫官場醜陋的芸芸眾生相的代表作《二十年目睹之怪現狀》,裏面記載有一位苟觀察,聽聞制台大人的寵妾去世了,他家中剛有一個絕色寡媳,兩老夫婦為討好制台大人,雙雙跪在地上勸媳婦改嫁給制台作如夫人。寡媳婦執意不肯,老夫婦乃暗中施詐,讓她吃進春藥,使她心癢難搔,不得不就範。  以美人計拍馬屁最管用,自古有之,但是以親女兒做押注,則匪夷所思,可見今日道德之淪落。  谷俊山除了用美人計,還有財物行賄:「他曾經送給徐才厚一輛十二缸的賓士轎車,車上裝了一百多公斤黃金。徐思寧(編按:徐才厚的女兒)結婚,谷俊山的彩禮是一張銀行卡,卡上有兩千萬人民幣。」⑤  一個挖空心思行賄,一個來者不拒,多多益善。  一個十足十的大貪官、大淫官,接受記者訪問,且看他是如何回答的:  記者:「請問您認為自己有什麼缺點?」徐才厚:「我最大的缺點就是清廉。」記者:「您從來不想個人的事情嗎?」徐才厚:「像我們這樣的人,已經沒有任何個人利益了。」⑥  世間恬不知恥竟至於此!  揭開所謂清廉的烟幕,從徐才厚被抄家,可見他洋洋大觀的贓物:「珍稀物品到處都是。字畫價值連城。四處堆放着現金,有美元、歐元、人民幣。辦案人員一時點不過來,只好拿秤稱了一下,再貼上封條。現金居然足足有一噸多重。徐才厚家裏的財物,用了十輛軍用卡車才搬光。」⑦  難怪文章指出:「中國人說真話的最高境界,就是把謊話說成真話。」⑧  徐才厚自己曾說:「幾十年了,我沒講過一句真話。」⑨  徐才厚從一個「沉默寡言」、「資質平平」、「謙恭有禮的學生」,一步一步地爬上軍委副主席,也一步一步地陷足於名利的大醬缸而不能自拔,徐才厚這隻惡貫滿盈、肥碩無朋的大蛆蟲,最終自取其亡,正若合了如古人所說:「蝸牛升壁,涎不乾不止;貪人求利,身不死不休。」⑩  韓非子老早便提出警誡:「貪愎喜利,則滅國殺身之本也。」11 眼下由長年累月發酵而釀成的大醬缸豢養出遍地蛆蟲,如不及時搗破,不國破人亡幾稀矣!   注:  ①摩萊:《自然法典》  ②③④⑤⑥⑦⑧⑨林若舟:《徐才厚傳》,本刊二○一五年六月號  ⑩申居鄖:《西岩贅語》  11韓非子:《十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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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文明 (潘耀明)

  檢驗一個國家是否真正文明,不是看它的人口有多少,也不是看它的城市有多大,更不是看它的收成有多好,而是看它造就出了什麼樣的人民。①  中國綜合國力之強盛,可謂近代之最。所謂「國富民強」,但是,國富是實,「民強」則頗有虛火成份。  因為這個「民強」是暴富,是貪腐,是目無法紀,是「人不為己,天誅地滅」的良知的泯滅。  國家富了,人口多了,城鄉發展了,老百姓收入多了,這社會就唯獨缺乏「文明」兩個字。  正如美國一位理論家指出:「文明的建立靠的不是機器是思想。」②當官的滿腦子是以權謀私、養小三、搜括民脂民膏,上行下效,文化素養江河日下,老百姓也不約而同地都在蹚貪婪與蒙昧攙合的這一池渾水,人類的文明都給狗吃掉了,這是怎樣的「民強」?!  國人丟掉了文明、丟掉了精神、丟掉了靈魂。  中國五千年積澱下來的一脈文明,蕩然無存。  然而,人心不死,良知並未泯滅,因為仍然有一些人默默地苦苦地傳承着中華文化──文明的薪火。  為什麼時下中國上至達官貴人,下至老百姓,靈魂都出了竅,因為漠視了精神食糧──文化。  魯迅說過:「文藝是國民精神所發的火光,同時也是引導國民精神的前途的燈火。」③  文藝是文化中的文化。  所以,我們特別欽敬那些在洶湧物欲橫流中仍高舉文藝火炬的鬥士。  眾所周知,崑曲作為「中華民族美學成就最高的表演藝術」④,在白先勇的大力提倡和積極推動下,在海內外煥發了新生命,成為中華文明的一個標幟。  在白先勇之前,也有一位文化鬥士——俞平伯先先生。  溯自一九三五年初,俞平伯為了傳承崑曲這奄奄一息的劇種,在清華大學的清華園成立了「谷音社」,自任社長。經過他與夫人許寶釧女士(崑曲專家)的大力挽救下,使崑曲得以倖存下來。  崑曲自晚明開始,只存活於宮廷及王府的小舞台上,此後逐漸走向衰落。  「谷音社」取其「空谷傳聲其音不絕」,可見俞平伯傳承崑曲的決心和抱負。後來抗日戰爭烽火起,清華大學遷往西南,谷音社無疾而終。  一九五六年,剛完成《紅樓夢八十回校本》的俞平伯,在這一年初秋,重作馮婦,再創辦了北京崑曲研習社。這時崑曲在新社會下已瀕臨絕迹。  俞平伯有見於崑曲劇目的冗長和繁複,在他的主持下,決定改編像《牡丹亭》等的名劇,並進行壓縮,以適應現代人的生活需要。  經過曲社草創後一年的努力,為紀念湯顯祖逝世三百四十周年,一九五八年十月二日在北京王府大街文聯大樓禮堂演過一場。開幕之前,俞平伯登台作了簡短講話,中間有這樣一句:「要紀念湯顯祖,最好就是演出他的代表作《牡丹亭》。」  那次與會者甚多,禮堂幾乎坐滿了人。周恩來、陳叔通、鄭振鐸、葉聖陶、張奚若等人也都蒞臨觀看,可見其盛況。  這是崑曲改革的第一波。可惜俞平伯關於崑曲的改革,於文化大革命前夕被迫擱置,北京崑曲研習社被迫解散。  經過漫長的文革,中華文化包括崑曲已被摧毀殆盡,還幸小說家白先勇力挽狂瀾,與先輩俞平伯先生等人一般,以愚公移山精神,以個人的力量取代了國家行為,窮十年的心血,進行崑曲第二次改革,把崑曲推向一個嶄新的境界。把只能在小眾舞台演出的崑劇,搬上大型舞台;把只囿限於本土舞台表演推向世界舞台。使崑曲這一朵中華文化的奇葩,在二十一世紀的大舞台燦爛地怒放。  我們謹向這一前一後的文化鬥士致以崇高的敬意!  注:  ① 愛默生:《社交與孤獨》  ② 諾曼.卡萊斯:《人的選擇》.  ③ 魯迅:《論睜了眼看》  ④ 白先勇﹕《十年辛苦不尋常——我的崑曲之旅》,本刊二○一五年五月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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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涵養」 (潘耀明)

  時下社會,「涵養」似乎已是遙遠的字眼。涵養是我們老祖先遺留下的德行,在《辭海》,「涵養」有兩個詞義:一是恩澤沾溉,使物受養,是曰涵養;二是沉潛道德,修煉內心,戒矜躁,去嗜欲,亦曰涵養。  今天所說的「涵養」大抵是第二層意思,與戒驕戒躁戒欲(物欲)有關,與個人修養有關。  習近平去年二月在主持政治局集體學習時,提出一個新思維:使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成為涵養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主要源泉。  這個「涵養」已不限於個人的德行,而是關乎社會制度的頭等大事,也就是「涵養」第一層意義:「恩澤沾溉,使物受養。」  更具體地理解,中華優秀文化的恩澤,要使社會主義制度這個「物」受到滋養。  這個觀點雖然有點玄,其志可嘉。習近平以六句話對優秀傳統文化進行了概括:「講仁愛、重民本、守誠信、崇正義、尚和合、求大同。」①  解讀者說,這是涵蓋了儒家文化的核心價值。  習近平重提中華文化的核心價值是好事。因為儒家文化早已被國人丟到爪哇國了!也正是過去的政治制度把儒家思想顛覆殆盡,遺下的僅僅是「人不為己,天誅地滅」的反儒家思想的思想。  官方網提到儒家文化在經過歷史的劫難,「……在文化大革命批林批孔運動中,又遭前所未有浩劫,但依然不息綿延至今,其原因是因為儒學植根於中國固有的價值系統而又能隨時自我調整,適應了時代和社會的變化。而且相當大的程度上是由於它是東方最有價值的知識系統。」②  文章說儒家思想「又遭前所未有浩劫,但依然不息綿延至今」,可以說是對錯參半。  經過多年的洗劫,儒家思想在本國已蕩然無存,是有目共睹的事,試問「講仁愛、重民本、守誠信、崇正義、尚和合、求大同」,有哪一項仍然「綿延至今」?答案是徹底否定的。官方報章也直認不諱:「當下,中國社會存在着道德失範、禮儀缺位、誠信缺失的現象。」③  但是,儒家思想沒有絕滅是事實,她不在母國承傳,卻在我們的周邊國家仍然「綿延至今」,說明「它是東方最有價值的知識系統」。剛逝世的政壇巨人——李光耀的成功,體現了「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④的奮進精神!他是活學活用(不是照搬)儒家思想的最大得益者。  就說個人「涵養」——即德行,我們看到生活在這些國家的人,與乎一味表現出「暴發戶」心態的輕浮兼惡俗的國人的舉止,來得更有儒者風範。  月前有機會拜訪泰國前看守總理陳景鎮先生,他出示一張用漢字書法寫的「涵養」過膠卡片給我看,背後以英文、泰文寫了六條「涵養」的解讀:「一、學問(Wisdom and knowledge):學識,運用;二、忍耐(Sufferance):痛都不反抗;三、耐性(Patience):容忍,耐心;四、堅韌(Tolerance):不屈不撓;五、寬恕(Forgive and forget):廣闊的襟懷;六:正義(Morality):不做傷天害理、不正當的事。」⑤  他把這張卡片送給他企業的管理層和職工,作為企業的守則,結果令他的企業不斷發展壯大,成為行業內的翹楚。  他不否認是用儒家思想來管理企業,與此同時,也是他做人處事的座右銘。  「涵養」在國人早已成為天方奇譚的字眼,竟然在泰國煥發了生命力,並且開花結果,令人感慨繫之。  「涵養」跟個人品行息息相關,簡而言之,就是儒家思想提倡的君子風度,與這種人交往,頗有「望之儼然,即之也溫」之感,子夏曰:「君子有三變:望之儼然,即之也溫,聽其言也厲。」⑥意喻君子的容貌,從外表看起來好像有三種變化,起初遠遠望見他,覺得很莊重,接近之後又覺得很溫和,等到聽他說話之後,又覺得他義正辭嚴,一絲苟且也沒有。  我在與陳景鎮先生交往中,便有這種感覺,這也是涵養。  產生涵養的國度失掉了涵養,卻在異域的泰國找到了涵養,這才是值得反思的事!  注:  ①《光明日報》:《講仁愛、重民本、守誠信》,二○一四年七月二十二日  ②《儒家》:國學網  ③《光明日報》:《以儒家元典思想涵養核心價值觀》,二○一四年十月二日  ④《周易》  ⑤ 潘耀明:《一個熱愛中華文化的泰國政要──專訪前看守總理陳景鎮》,本刊二○一五年四月號  ⑥《論語.子張第十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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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出世事的真相 (潘耀明)

  讀了本期《知識分子在政治大潮中的宿命——記父親舒蕪》①,令人喟歎。  在中國大陸歷次的運動中,知識分子往往首當其衝,其中發生在五十年代的「胡風反革命集團」,便是一起株連廣泛的所謂「偏離毛澤東文藝思想」的整治知識分子大案。  胡風案平反後,成為千夫所指的、牽涉到當年「告密」的個別知識分子,其中「七月詩人」、文藝評論家舒蕪是其中一位。  「告密」是中國文化生態衍生出來的怪胎。  因為「告密」在極端的社會,是一個生存之道,甚至是一個表忠的行徑。  在泛政治化的社會,知識分子已被塑造成「黨的馴服工具」,連具有睿智的獨立知識分子李慎之也不得不承認,「經過那個時代的人都知道,事無不可對黨言嘛!我們當年還不都是一樣?」②  知識分子往往是天真的,國民黨的腐化、顢頇,革命的延安窰洞成為其嚮往的明燈,此後八路軍嚴明的軍紀、共產黨的政治宣傳,都使到包括知識分子在內的老百姓心悅誠服,正如舒蕪所說的:「……最明顯的,解放只幾年,土匪肅清了,烟館取締了,妓女沒有了,這一社會頑疾只有共產黨能治,那個巨大的變化,我們都是真心擁護。」③  毛澤東取得政權後,改變初衷,並沒有善待知識分子,對《明史》及朱元璋素有研究的他,與朱元璋一樣,對知識分子採取一貫的敵視態度。  從延安的整風運動開始,以至解放後的反右、文革……,知識分子是最大的受害者。  當年朱元璋對文化人深痛惡絕,誅殺了不少大儒,對「文生」——國子監的學生,更立下嚴厲的禁例,第一條便是「若非大事,含情忍性,毋輕至於公門。」④  換言之,知識分子離官府越遠越好,更不得干政:「軍民一切利病,並不許生員建言。」⑤更有甚之,把知識分子貶為下三濫人物:「有志壯士、質樸農夫、商賈技藝」⑥,都可以上書議論朝政得失,各級官府不得阻攔,惟生員不許。  在內地過去歷次運動中,知識分子一直被冷遇,被視為「臭老九」。最後連帶曾被毛澤東一度目為明朝敢言直諫的「左派海瑞」與「現代海瑞」——彭德懷及《海瑞罷官》新編歷史劇作者吳晗,一塊被打落十八層地獄。  想起翻譯家馮亦代一篇文章,如實地寫他在文革中的遭遇,令人欷歔:  十年動亂中,我被謫放到南荒的勞改農場,每天做着我力所不及的勞役,心情慘淡得自己也害怕。有天我推着糞車,走過一家農民的茅屋,從籬笆裏探出頭來的是幾朵嫩黃的向日葵,襯托在一抹碧藍的天色裏。我突然想起了上海寓所那面墨綠色牆上掛着的梵高的《向日葵》。我憶起那時家庭的歡欣,三歲的女兒在學着大人腔說話,接着她也發覺自己學得不像,便嘻嘻笑了起來,爬上桌子指着我在念的書,說「等我大了,我也要念這個」。而如今眼前只有幾朵向日葵招呼着我,我的心不住沉落又飄浮,沒個去處。以後每天拾糞,即使要多走不少路,也寧願到這裏來兜個圈。……我又想到了梵高那幅《向日葵》,他在畫這畫時,心頭也許遠比我嘗到人世更大的孤淒,要不他為什麼畫出行將衰敗的花朵呢?但他也夢想歡欣,要不他又為什麼要用這耀眼的黃色作底呢?⑦  中國知識分子的天真和苦難是那個時代政治生態所造成的,梵高則是缺乏伯樂年代的產物。他們的共同命運是沒有好下場,梵高死後名聲大噪,彰顯他的藝術造詣和價值,中國知識分子熬過浩劫後的今天,除了恢復名譽外,真正的價值在哪裏?「左派的海瑞」變成「右派的海瑞」不過是人為的戲法,歷史上海瑞的真貌才重要,正如魯迅推許曹雪芹的《紅樓夢》說的:「敢於實寫,說出世事的真相。」⑧到底在極端的社會,有多少人能「說出世事的真相」?!  注:  ①②③方竹,本刊二○一五年三月號  ④⑤《大明會典卷.七十八》  ⑥《經世文編卷.三百七十二》  ⑦馮亦代:《向日葵》  ⑧魯迅:《看中國小說中的「大團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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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是新春感言 (潘耀明)

  新春前夕,文友聚會,有人說,眼下的世界變得混沌、浮躁、蓬頭垢面,是非不分,令人坐立不安,與會者無不頷首。  說者是一位學人,學識淵博,不免讓人憶起大儒王國維先生的兩句話:「人生過處唯存悔,知識增時只益疑。」① 這是他發自肺腑的感喟。異口同聲的,還有外國詩人拜倫:「知識是悲苦,知道得最多的人必定最深地悲歎一條不祥的真理——知識的樹不是生命之樹。」②  大抵因識見廣,思考多,環顧眼下濁溷的社會,更難以自處,不免發出「知識累人」這一千古之歎!  王國維學高九斗,著述甚豐,連郭沫若也不得不承認,他「留給我們的是他知識產物,那好像一座崖巍的樓閣,在幾千年的舊學的城壘上,燦然放出了一段異樣的光輝。」③  王國維在亂世中「穩坐高齋讀古書」(魯迅語),還研究康德、叔本華、尼采思想,允稱學貫中西。  他先是沉迷哲學,繼而轉入文學,提出重估《紅樓夢》的美學價值,他的扛鼎之作——《紅樓夢評述》,開了比較文學的先河,以西方現代美學觀來評析《紅樓夢》的美學價值,並鄭重其事地提出歌德的《浮士德》與乎曹雪芹的《紅樓夢》,才是「宇宙之大著述」,震爍古今。  王國維早年也曾追求新學,從哲學到文學,無一不精,晚年他把心血傾注於史學研究,旨在追求「心靈的寧靜」。結果是適得其反,他那一套超凡出俗的想法,與現社會格格不入。當國人千方百計向西方尋求救國良方時,作為史學家的他,卻排眾而出:「世界新潮澒洞澎湃,恐遂至天傾地折。然西方數百年功利之弊非是不足一掃蕩,東方道德政治或將大行於天下,此不足為淺見者道也。」④  王國維這一預見性的論斷,超前了一百年,在他身處西化高唱入雲的彼時彼地,肯定被視為反動透頂,而遭大加撻伐。  王國維這位先知者的孤絕苦悶可想而知。與其說當年王國維自沉於昆明湖是殉清王朝,不如說王國維是為中國傳統文化而殉。   更正確的說,王國維是一個殉道者。  記得當年寫《女神》長詩而聲名大噪的郭沫若曾有以下的詰問:「那破了的天體怎麼處置?/再去煉些五色彩石來補好他罷?」⑤結果是一陣狂飆式的破四舊運動,把中國原來的「天體」戳得稀巴爛,面目全非,我們卻恁地找不到補洞的「五色彩石」,不管是「西體中用」或「中體西用」都不管事,因為「中體」已遭人為破壞而壽終正寢了。  反而那些沒有自毀長城的國家,既借鑑西方的民主法治,又堅守中國傳統文化倫理觀的東亞國家,如日本、韓國、新加坡,脫穎而出,傲據一方。我們反而把自己的五千年歷史文化弄得支離破碎,炎黃子孫能不同聲一哭!  當我們置身紛紛攘攘、是非顛倒的功利社會,頭腦稍為清醒的人,不也有當年王國維的悲觀和絕望心態,奄奄一歎:「我倦矣!」  大抵人心是不死的。  ——所以英國作家D.H勞倫斯要振臂疾呼:「為了生存,我們需要同心協力,將人類所有的認知融會貫通為一個整體:我們必須努力將各種各樣的知識糅合在一起;必須將各種各樣的語言匯聚成一種巨大而清新的交響;必須將各種各樣的人性投入熔爐以澆鑄出一種新的人性。」⑥  ——所以余英時先生要埋頭「中國史研究的反思」,「希望從『古今之變』中了解我們所處『世變』究竟是怎樣?」⑦  今年是羊年,傳說神羊從天庭口含五穀下凡到人間,讓人們得以豐衣足食。「美」正是「羊與大」的結合。羊,美之大哉也!祝大家羊年豐收,美善康樂!  注:  ① 王國維:《人間詞話》  ② 拜倫:《西方哲學史》  ③ 《王國維家事﹕解讀一代國學大師生前身後之謎》,《湖南日報》,二○一三年七月十七日  ④ 一九二○年,王國維致日本著名漢學家狩野直喜的信中預言    ⑤郭沫若:《女神之再生》  ⑥勞倫斯:《澆鑄一種新的人性》  ⑦余英時:《中國史研究的自我反思》,本刊二○一五年一月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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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國情懷 (潘耀明)

  藍公──藍真逝世後,原美國愛荷華「國際寫作計劃」主任、著名作家聶華苓女士寫了以下一段輓文:  一九七八年,我和安格爾、女兒王曉薇、王曉藍,全家第一次去北京,那時中美還沒建交。我們經香港去廣州,抵達香港,我勉強接受藍真先生晚宴的邀請,以為那是共產黨拉攏海外人士的姿態。以後我去香港多次,對他比較認識,發現他是位誠懇厚道人。一九七九年中美建交,我和安格爾在愛荷華大學舉辦「中國周末」,兩岸三地中文作家首次在愛荷華相聚,轟動中美。《紐約時報》專文報道,藍真先生也是嘉賓。①  聶女士身處國際文化中心,閱人無數,對藍公這位旗幟鮮明的中共出版要人,接觸下來,不僅沒有抗拒感,反而惺惺相惜,還邀請他參加自一九四九年以來,兩岸三地作家首次在美國愛荷華相聚的盛會,可見聶女士的慧眼和藍公的魅力。  藍公雖然是左派出版界的頭頭,從不擺官架子,不打官腔,他深諳在香港及海外做文化出版工作,只有對文化人和顏悅色,求同存異,才能得人心。  這就是聶華苓所指的「誠懇厚道人」。  他在文革曾迷失過,即使這樣,他也是屬於上一代、少有能反躬自省的共產黨人。  如果談到「統戰工作」,藍公是箇中的佼佼者,海內外文化人提起藍公,無不肅然起敬。  他謹記前港澳辦主任廖承志廖公的名言:「馬馬虎虎的愛國主義也是愛國主義,我們要善於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人。」②  他還把廖公的指示,一再傳達給下屬:「在香港做出版工作,要搞大合唱」,「紅花也要綠葉扶持,三聯書店不能包打天下。」③  藍公以此為座右銘,放下身段,虛懷若谷,廣交天下有識之士,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力量,與香港出版同道一起,把香港及海外華文出版業做得有聲有色。  與藍公交往的人,從不會令人感到「黨官」咄咄逼人的氣焰,也沒有半點時下「假大空」的虛張聲勢,而是一個腳踏實地的出版家、讀書人,對下屬和朋友無不關懷備至。  與藍公同一代人、曾任香港新華社統戰部部長、在「六四」辭職的何銘思先生,把他們那一代人的獻身精神,稱之謂「家國情懷」,他們情繫故國,把「家與國」視為一體,與時下把家置於國之上、把個人權力凌駕於國法之巔,貪天之功,撒下彌天大謊,罔顧法紀的那些大大小小黨官,如夏蟲不可以語冰──不可同日而語也!  何銘思在《家國情懷》一書中,對「真正獨立知識分子」④千家駒先生的錚錚風骨,備極讚賞。千老當年在反右批錯羅隆基,事後公開認錯,胸懷磊落。他因「六四」遠走美國,皈依佛門,仍存大是大非之心,對毛澤東的謬誤作出尖銳批評,對倒行逆施的江青恨之入骨,比喻為中國歷史上最淫亂、最殘忍、野心最大的賈后。⑤  晚年千老一腔熱血,無處寄放,最後得以告老故土,與家鄉的青山綠水永伴。  這也是家國情懷!  古人說:「日月逝矣,歲不我與」⑥,在新年鐘聲中,我們迎來二○一五年。莎士比亞說:「在時間的大鐘上,只有兩字——現在」。⑦在新一年,讓我們珍惜今天,善用「現在」。祝讀者、作者新年康樂、大展鴻圖!    注:  ①出版家藍真於二○一四年十一月二十六日因病逝世,聶華苓為此撰寫輓文,本刊二○一五年一月號  ②③楊奇:《哀思》,本刊二○一五年一月號  ④⑤何銘思:《家國情懷.真正的知識分子──千家駒》,明報出版社,二○○五年十月  ⑥《論語.陽貨》  ⑦莎士比亞:《亨利四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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歡迎莫言蒞港 (卷首語-潘耀明)

  小說家……的目的不是講故事來娛樂我們或打動我們,而是迫使我們去思索、理解那更深的、隱藏在事件中的意義。  ──法國.莫泊桑  母親說:「這十幾年裏,上官家的人,像韭菜一樣,一茬茬的死,一茬茬的發,有生就有死,死容易,活難,愈難愈要活。愈不怕死愈要掙扎着活。我看到我的後代兒孫浮上水來的那一天,你們都要給我爭氣。」①  莫言長篇小說《豐乳肥臀》的書名,是有象徵意義的,「豐乳」指的是母親,「肥臀」是大地,暗喻哺育中華兒女的祖國大地。換言之,莫言終於沒有辜負他的母親──祖國的期望,終於「浮上水來」,給他的母親、他的祖國着着實實地爭一口氣!  綜觀莫言的作品,毫不例外是他的親身經歷和個人的體驗,在他筆下延伸的是中國近百年歷史的一幕幕血淋淋畫面,和國人在歷次政治運動的犧牲、呻吟、無助和掙扎,他為所有這些壓在政治大山下的弱質的一群發出椎心之呼喊。  莫言在獲獎後,曾向外界鄭重推薦他的長篇小說《豐乳肥臀》。  小說中的主角母親──上官魯氏在之前生活相對安定,「乳房也恢復了青春」。一旦革命來了後,這位母親開始了她的苦日子。上官魯氏在後來的歷次運動中,都受到「革命女婿」的衝擊。  這部小說從題材到內容可以說是懾人心魄,著名作家聶華苓曾對我說,這是莫言的最好作品,因為是厚重的。  莫言夫子自道:「……在這本書的卷前語上,我寫下了『獻給母親在天之靈』的話,但這本書,實際上是獻給天下母親的,這是我狂妄的野心,就像我希望把小小的『高密東北鄉』寫成中國乃至世界的縮影一樣。」②    在小說《豐乳肥臀》裏母親的形象,有更大的象徵意義,那是指「中國乃至世界的縮影」大寫的母親——那是祖國大地和她的子民,甚至芸芸眾生的善良老百姓,面對一切苦難,他們的淳樸、包容、慈愛,足以滌蕩人世間一切污穢和卑劣。  另一部震撼人心的小說《酒國》,是莫言花費最多時間,共三年多去寫的小說,莫言其他長篇,寫作需時也不過是二三個月的時間而已。  莫言一九九九年七月在北京接受法國漢學家諾埃爾.杜特萊③ 訪問時,談到《酒國》的創作:「這部小說包含着很強的社會批判意味。自一九八九年以來,我深深感到社會中的腐敗已經非常嚴重。如今,腐敗已經達到了令人難以忍受的程度。」④  《酒國》揭露了當下中國全民皆貪嚴重的腐敗現象,對中國自古以來「人吃人」的社會形態的針砭不遺餘力,讀者閱後無不感到憤慨和痛心。   莫言曾莊容地說:「我想,時至二十一世紀,一個有良心有抱負的作家,不會再去為某個階級或是政黨充當吹鼓手,他應該站得更高一些,看得更遠一些。……」⑤ 他進一步強調,一個作家不能過多地咀嚼自己的痛苦,「應把嘴巴和牙齒伸向更為深廣的人民痛苦;跳出個人感情的泥淖,把愛普及人類。任何一個大作家都是這樣的。不是大作家甚至不是作家也要這樣要求自己。」⑥  他要求包括作家和每一個現代的人,從個人感情的桎梏解放出來,關注人類社會的前途,和體察「深廣的人民痛苦」,並為此而發聲、吶喊。  由此可見,莫言是具獨立思考的作家,是一位高瞻遠矚、大氣磅礡的作家,不愧是「文學滄海中的一條鯨魚」! ⑦  此文值莫言獲二○一二年諾貝爾文學獎後首次訪港有感而撰。⑧  注:  ①莫言:《豐乳肥臀》  ②莫言:《講故事的人》,《二○一二年諾貝爾文學獎獲獎演說》  ③杜特萊:莫言《酒國》法文版譯者  ④⑥許覺民:《當代中國作家百人傳》,求實出版社,一九八九年  ⑤莫言:《我的〈豐乳肥臀〉:一個餓怕了的孩子的自述(四)》,本刊二○○○年十月號  ⑦劉再復:《再說黃土地上的奇迹》,本刊二○一二年十一月號  ⑧莫言於二○一四年十二月一日至五日訪問香港,在香港公開大學作專題演講,並接受香港中文大學頒授榮譽博士學位名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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